扩张领土。
大兴土木修建宫殿、兴修水利、开凿运河这些大工程，自然是要做的。在全国四处巡游，看看风景题题字，也是一定要搞的。但这些事情都加在一起，也不如一件事更让独裁者着迷：
汉武帝在位的时候，发动了一系列对外战争，进一步扩大了中国的领土。西南打到了今天的云南和四川，南方打到了海南岛和越南北部，东北打到了朝鲜半岛，西北打到了今天内蒙古的中部。
如果说汉武帝只是削弱诸侯、统一言论，那他还称不上是一位有野心的帝王。有野心的帝王，总惦记着干一些能千古留名的大事。
更令人瞩目的是，他北伐匈奴的远征。
这就是“儒表法里”在古代基层的表现。在高层还有另一种玩法，我们后面再说。
前面说过，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一直都是中原王朝的威胁，给北方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破坏。为此，中原王朝宁愿花费巨资建立夸张的万里长城。到了汉武帝的时候，武帝决定一改防守姿态，主动出击，一劳永逸地解决匈奴的问题。
中国古代的百姓，出生以后首先要受到儒家的道德教育，周围的长辈朋友都要求你做一个有道德的人（比如要遵纪守法，要听长辈和君王的话）。如果你拒不服从呢？那就有家法、宗法来收拾你，再不行了还有官府来揍你、关押你。这些人在揍你的时候，还要先讲一番儒家道德，讲一讲你到底违反了哪些道德，所以你是错的，所以要收拾你。等收拾完了，还要告诉你，收拾你是为了提高你和全社会百姓的道德修养。
汉武帝派出庞大的远征军深入大漠，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把匈奴赶进了大漠深处。
汉武帝上台以后，听从大学者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儒学一直都是中国官方的理论学说 ①。不过在儒家的道德大义之下，中国还一直隐藏着法家的监狱镣铐。这就叫作“儒表法里”，“王霸杂之”。“儒表”，就是“外表是儒家”；“法里”，就是“内里是法家”。“王霸”，就是“王道和霸道”，这是孟子提出的说法：“王道”是“道德教化”，“霸道”是“武力征服”。“王霸杂之”，就是道德感化和武力征服双管齐下。
此时的汉武帝，可以说普天之下已经没有敌手，唯一的敌手只有死亡。于是他像很多帝王一样，开始追求长生不死之术。他晚年把很多时间用在寻访仙人和不死药上。当然，他这一回除了浪费金钱和感情，什么都没有得到。
为了贯彻礼制，儒家提供了一整套解决方案，比如通过规范每个家族祭祖、祭祀的礼仪，来强化百姓心目中长幼尊卑的概念。儒家道德包括勤奋工作、生活简朴、安分守己等主张，这些主张既符合朝廷的需要，又容易被百姓接受。虽然刘邦鄙视儒生，虽然汉初的皇帝信奉的是老子的治国方针，但是皇帝们很快发现，推广儒家道德才是统治国家最好的办法。
历史上，我们常把“秦皇汉武”并称。回顾汉武帝的一生，他干的事的确和秦始皇大致相同：这两位都热衷于统一国内思想、滥用酷刑苛政、修建宫殿陵墓运河等大型工程、经常全国巡游、大肆开拓疆土以及寻访不老药。
但是，中华帝国对儒家的依赖是不以皇帝的个人意志为转移的。
在结果上，他们两个也犯了同样的错误：野心太大，损伤民力。修宫殿、巡游全国、开凿运河、发动战争都是非常耗费民力的事。汉武帝因为花钱太多，到了晚年的时候国库已经被挥霍一空，民乱四起。文景之治的鼎盛国力到了他的手里，开始走下坡路了。
汉帝国的开国皇帝刘邦在起事之前是个“任侠”——这是好听的说法，其实他就是个小混混。出身草根的刘邦最瞧不起卖弄斯文的读书人，他起兵后，曾经当众在儒生的帽子里小便，以示对读书人的蔑视。
司马光说汉武帝“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汉武帝和秦始皇其实是一类人，之所以汉朝没有亡在汉武帝的手里，一则文景二帝留下了充实的国库，二则汉武帝的晚年有所悔悟，在国力快要崩溃的时候扭转了政策方向，算是悬崖勒马了。
前面说过“礼制”对于维护国家统治的重要性。礼制可以降低国家的统治成本。最善于做到这一点的，是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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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首先要制订朝廷的官方学说。
①“独尊儒术”并不是说全社会只允许儒家一个声音，只是把儒家学说放到了最高的地位上，其他学派还是允许存在的。
中国古代朝廷控制读书人，基本是两个办法一起用：打击和拉拢。朝廷指定一套官方学说，凡是这套学说学得好的，都给你一个官做，给你钱花，这叫“拉拢一批”。凡是讲话不符合这个学说的，就灭你，这叫“打击一批”。这一打一拉、利诱威逼的办法非常好用，在中国历史上每次都能收到很好的效果。
三
汉武帝打击完了诸侯，还要打击读书人。
汉武帝以后的历史，我们只挑西汉和东汉的灭亡这两件事简单说说。
聪明的地方在于，虽然长子会对此不满，但其他儿子从中获得了好处，会全力支持这条政策。所以这条政策等于朝廷以诸侯国的国土为诱饵，引诸侯的子孙们互斗，朝廷坐收渔利。
在讲秦始皇的时候我们说过，中国后期的朝代，中央大都有一个由文人组成的、非常强大的官僚机构，它们分担走了一大部分皇权，甚至有时比皇帝的权力还大。这样做的好处是，当皇帝犯糊涂、被蛊惑或者出现其他意外时，政府能够大致正常地运行下去。
有人或许会问，这个规定等于直接伤害了诸侯国长子的权力，那不会引起长子的不满，留下造反的隐患吗？这条规定聪明在哪儿了？这和直接削减诸侯国的土地有什么区别呢？
但是秦汉的时候，古人治理国家的经验还不足，政治架构的设计很不完善，皇帝个人的权力过大。碰到皇帝年幼弱小的时候，就会出现政治内乱了。
到了汉武帝的时候，他想出一个非常聪明的办法：他颁布了一个名叫“推恩令”的政策，让诸侯王把自己的领土分封给好几个儿子，而不是只分封给大儿子。这样，诸侯国越分越小，各国之间互相牵制。不久之后，诸侯国自己就被削弱了。
西汉就是这么灭亡的。西汉亡于外戚。
我们不难猜到，这些亲戚一旦分封为王后，时日一长就成了帝国的隐患。在刘邦死后，继任的几位皇帝一直采取削弱诸侯的政策，手段包括冤狱、战争和强行拆分。到了汉武帝的时候，朝廷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优势，削平诸侯已经是大势所趋。
所谓“外戚”，就是皇帝老婆家的亲戚，皇后的叔叔侄子、兄弟姐妹什么的。独裁政治有个很大的缺陷：皇位继承的时候，如果新皇帝年纪太小，就会造成皇权旁落。在汉朝，皇帝太小，遇见事情都要听妈妈的，皇太后就借此掌权。皇太后借着皇帝的名义，不断在朝廷里安插自己家的亲戚，这些亲戚就是外戚势力。当外戚强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会威胁皇权了。
前面说刘邦建立的汉朝采用了郡县制，这其实不太准确。我们说过，秦始皇在统一中国时，曾经就全国是采用分封制还是郡县制进行过一次大讨论，因为当时的古人并没有足够的历史经验，对于历史的走向还看不清楚。汉朝统一天下的时候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从汉初的历史往前看，分封制是绝对的历史主流。秦始皇拒绝封诸侯王，结果秦朝只持续了短短十四年就灭亡了，而且消灭秦国的也是各地的旧诸侯。这就让汉初的政治家们很纠结，他们既看出了郡县制的各种好处，也不能忽视分封制的历史地位。最终，刘邦选择了折中的方案：全国有一半最好的国土采用郡县制，被朝廷直接管理。另一半的国土分封给自己的亲戚，让他们保卫王室（一开始分封了一些异姓王，后来被刘邦都杀掉了）。所以汉朝在刚建立的时候，实际上是一半郡县制，一半分封制。
代替西汉当皇帝的，是外戚王莽。王莽是个很有意思的人。
汉武帝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加强国内的统治。
王莽的私德很好。白居易有一句诗说：“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文景二帝都是比较保守，不愿意折腾的皇帝。汉武帝正好相反，他是那种野心特别大，总想要建立一番伟业的皇帝。正好之前的文景二帝给他留下了数不尽的钱粮，汉武帝的野心借此可以变成现实。
周公是西周时周成王的臣子，也是周成王的叔叔。周成王继位的时候还是一个小孩，周公作为皇亲国戚以及辅政大臣，身份非常敏感。当时有很多人传言说他要取代周成王，甚至连周成王都不相信他。这些传言搞得周公非常痛苦，但他最终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的忠诚。
二
周公是古人公认的大贤，王莽身为臣子，夺取了汉朝的政权，是古人公认的坏人。白居易这句诗的意思是，当年周公被流言缠身的时候，王莽还没有代汉的时候，如果这时候他们就死了，那世人都以为周公是个奸臣，王莽是个大好人，他们真正的内心又有谁能知道呢？
汉文帝和汉景帝之所以开创了“文景之治”，就是这个原因。秦末的中国发生了旷日持久的战争，先是反秦战争，又是楚汉之争，人口大量减少，旧的权贵被重新洗牌，这给汉初经济崛起创造了条件。而且汉初的几位皇帝都信奉老子的治国主张，采取“无为而治”的政策。国家少管百姓的事，这节约了管理成本，也就能减少赋税。再加上汉文帝和汉景帝为人比较宽厚，爱惜民力，不喜欢搞奢侈的大工程，国家经济的增长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事了。
这句诗本是在骂王莽，但也从侧面说明了王莽在代汉之前是个公认的大好人。王莽这个人从小就勤奋学习，恪守儒家道德。西汉末年贵族流行奢侈之风，可是王莽多次把财产捐给穷人。他自己生活十分俭朴，穿着粗糙，以至于到他家的客人把王莽和他的夫人当成了仆役。一次，王莽的儿子杀死了奴仆。以当时的社会环境，这根本不算多大的事，但是王莽严厉斥责自己的儿子，竟然勒令他自杀。因为作风正派，在当上皇帝之前，宫廷内外没有人不说王莽的好话。
新的政权上台以后，由于之前的灾害和战乱消灭了大量人口，人口对国家经济的负担不再存在。又因为政权更替，前一个朝代的权贵被成批消灭，土地兼并也得到了改善。这时只要新政权采取低赋税，百姓自然会努力生产、开垦土地，国家财富和人口便会稳定增长。过了一段时间，就形成了史书中所说的“四海升平”、百姓“安居乐业”的盛世王朝。等国家经济再发展，就不可避免地又走向衰落了。
有人批评说，王莽这么做全是虚伪，是为了笼络人心故作姿态。——其实这是一个伪问题，“装了一辈子好人、没做坏事的坏人”和“真正的好人”有什么区别？区别只在于当事人内心的想法，可内心的想法又是外人无法洞察的。所以王莽内心到底是怎么想的并不重要。从他外在的行为上来看，他的私德是要超过古代皇帝的平均水平。
因为这个规律，中国历史上的人口数量和经济规模总是处于周期性的波动中：在和平年代，人口数量稳定上升。当上升到一定程度以后，人口的增加开始拖累经济，国家的经济走向下坡。再加上土地兼并日益严重，贫困百姓越来越多，国家的收入越来越少，朝廷逐渐入不敷出。这时如果又遇到了大规模的灾荒或者战乱，朝廷拿不出钱赈灾或者打仗，灭亡也就指日可待了。
如果王莽真是一个沽名钓誉的家伙，当上皇帝后只是空喊爱民的口号，实际上享清福混日子。只要他别把国家搞得太烂，那在历史上他很可能就成了开创新王朝的一代明君。
农业生产粮食的多少受制于土地面积。当人口很少，土地种不过来的时候，人口越多，生产力就越高。古代没有避孕的概念，在和平年代人口的增加的速度很快。当人口增加到一定程度时，土地不够种了。这时新增加的人口没地可以种，没法生产更多的粮食，却多消耗了一个人的口粮。到了这个时候，人口增长反倒成了国家经济的负担。随着人口的继续增加，会有越来越多的百姓处于贫困境地。一旦出现自然灾害的时候，他们还有可能犯罪或造反，进一步破坏经济。
可是王莽不光要当皇帝，他还有理想，他真想拯救这个国家。
第二个要说的是人口数量对农业经济的影响。
王莽的学问很大，学习很用功，在他那个时代，主流风气是学习“经学”。“经学”就是研究儒家经典，在里面寻章摘句挖掘内涵的学问。这件事还是要怪汉武帝，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国家的学术机构只搞“经学”，到了王莽的时候，读书人们已经很少谈论“经学”之外的学问了。
以上说的是土地兼并对农业经济的影响。
汉武帝之后，汉朝的政治越来越差。到王莽上台时，国家已经千疮百孔，出了很多问题。当时朝野上下都希望给国家来一个彻底的改革，一扫弊政，让政局焕然一新。
土地兼并的另一个恶果是贫富差距加大。贫富差距越大的社会越不容易抵挡灾害、战乱的冲击。打个比方，在土地兼并不严重的时候，假设来了一场不太严重的自然灾害，每户人家损失了一些粮食，由于家家都储备了一些余粮，结果没有人因此挨饿，灾后还可以恢复生产。要是在土地兼并严重的时代呢，来了一场灾害，富人受到的损失可以忽略不计，可大量贫苦百姓因为平时缺少储蓄，都陷入了破产和饥荒。破产的农户无法开始农业生产，这破坏了经济；饥民导致犯罪或造反的事件增多，这也破坏了经济。
在这个大环境里，改革是众望所归的事。王莽也有这个志向，他希望通过改革消除社会的贫富差距、消除奢靡之风、消除不公正的现象，他甚至还想取消奴役制度，解放所有奴婢、奴隶，建立一个人人富足的理想社会。
土地兼并导致很多百姓成为失去土地和住房的无产者。这些人的名下没有固定资产，很容易逃脱户籍官员的搜索。他们中的很多人投靠了占有大片土地的权贵，他们给权贵打工干活，权贵帮助他们隐瞒身份，不登记在户籍里，也就不用再交“人头税”。这种行为，相当于权贵和老百姓合谋逃税。老百姓把本应该交给国家的赋税交给了地主。这虽然没有直接伤害经济生产，但让国有资产流失到了地方豪强的手里。日积月累，朝廷手里的钱越发不够用，迫不得已只能加税，这就加重了百姓的负担，又进一步刺激了百姓脱离户籍。我们看各个王朝的末代，朝廷总是疯狂加税，税赋层层叠叠还是不够用，土地兼并和百姓脱离户籍就是原因之一。
但好的目的未必会出现好的结果，王莽的问题在于，他是一个大书呆子。
中国不少朝代都施行“人头税”，按照人口来征税。官府拿着一本户籍，对着上面的记录去找老百姓要钱、拉他们参加徭役。
前面说过，中国古代的治国原则是“儒表法里”。对于治国来说，“儒表法里”的意思是表面有儒家道德，内里还有政策法律。
土地兼并的第一个恶果是减少国家税收。
儒家道德用礼制代替法制，能降低维持社会秩序的成本。但是，当社会出现经济、政治问题的时候，儒家的道德口号就没有用了。比如说，当全国土地兼并严重时，你光主张免税、节约政府开支之类的“爱民”措施，根本不解决问题。真正有用的是经济学、政治学知识。其实古人的文章不光是道德文章，还有《过秦论》这样的政治学论文，还有《盐铁论》这样的经济学论文。这些学说才是真正解决问题的。
当土地过度集中的时候，国家经济就会出现问题了：
问题是，王莽是个大书呆子。王莽学习成绩特别好，可是“儒表法里”啊，法是藏着不说的，在书本上明面写的都是儒。王莽认认真真把书本上的儒家知识都学了，却没有看到书本背后的法家现实，结果就坏菜了。
你要说老百姓爱惜自己的土地，拒绝卖给权贵行不行？还真不行。平时你不想卖没关系，一旦遇到大灾荒的时候就麻烦了。灾荒时，虽然所有的田地都有损失，可是大户因田粮多，基数大，很容易就能凑出点粮食度过荒年。田少的农户抗灾能力差，稍微有点损失就到了生死边缘。这个时候，大户人家就可以趁机用低廉的价格吞并土地。再者，中国古代也不讲究保护百姓的私有财产，权贵很容易利用特权霸占土地。久而久之，土地也就集中在了少数人手里，很多百姓失去了土地，变成雇农或者流民。
王莽熟读儒家经典，极为崇拜《周礼》。儒家认为，《周礼》的作者周公是个大圣人，《周礼》是本神圣的著作。只要能按照《周礼》里的方法治国，国家就能治理好。
在古代，占有土地是最保险、最稳定的投资方式。古人想要积累财富，最好（而且几乎是唯一）的办法是买地当地主，因此古代权贵都想尽办法多占土地。
王莽还真就这么做了。
一是土地兼并。
据后人考证，《周礼》其实不是周公写的，而是战国人伪造的作品，是一部对理想社会的意淫之作，充满了很多不切实际的幻想。就像西方的那些乌托邦作品一样，《周礼》也幻想着国家把全国的大事小情都管起来，各种经济产业都由国家控制，商品由国家专卖，田地由国家统一分配给百姓。
以上是几个比较明显的因素。下面再说两个稍微复杂一点儿的：
总之，想搞极端的计划经济。
一个是赋税。政府税率高，动不动就把百姓拉出去干徭役，自然会严重打击生产。反之，低税率和低劳役，可以刺激生产。
我们说过市场经济的好处：市场经济利用每个人的自私自利，让资源在全社会进行最优分配，达到全国生产效率最大化。如果采用国家统一安排的计划经济模式，不仅管理成本极高，而且不可能有效地分配资源，社会的生产力会出现极大浪费。
一个是战乱。要是战火烧到了自己的家园，那也不可能生产了。
事实上，还轮不到浪费生产力，多年以来的社会惯性决定了王莽的改革政策根本没有办法执行下去。什么计划经济，不准买卖，老百姓根本不吃这一套。我们说过，自由市场里的交易对于交易双方都是有利的。一件全国人民都愿意去做的事，朝廷又怎么能靠行政力量来阻止呢？
一个是自然灾害。天灾会严重破坏农业生产。
王莽的书呆子气还不止如此。
有那么几条，很容易想到：
《周礼》中还对古代理想社会里的官员名称、货币名称、城市地名有详细的记录。王莽竟然认为，按照《周礼》修改这些名称也是改革必需的一部分。王莽多次下令修改官名、地名，多次更改货币样式。一处地名三番五次地修改，百姓记都记不住。货币几次三番变更，规则复杂，换算麻烦，老百姓根本没法用。这些充满书呆子气的改革，给百姓生活带来了巨大的混乱。更天真的是，王莽把“长安”改为“常安”，把“匈奴单（chán）于”改为“降奴单于”，把“高句（gōu）丽”改为“下句丽”，甚至在外交文书中都这么改。这种行径近乎于小孩子故意叫人家外号来获得精神胜利，幼稚可笑。他还用威逼利诱的方式，花费重金从羌人手里得到一块土地，建立“西海郡”，为的只是和国内已有的北海郡、南海郡和东海郡凑成“四海”。为了建立此郡，他还往这片荒凉的土地上强制大规模移民，给百姓带来很大的苦难。
那么，有哪些因素能影响到农业生产呢？
王莽改制之前，汉帝国属于“混得不行但起码还能凑合混下去”的水平。王莽折腾了几年以后，全国经济彻底崩溃，把百姓逼向了绝境。很快，各地百姓纷纷造反，造反军打着兴复刘家汉室的旗号，把王莽推翻了。
可是古代的农民就不会遇见这种事，因为他们很少买卖东西，那他管你市场价格是多少呢，国家怎么调整经济政策也不会影响他的生活。
我们今天谈起王莽，大多会笑话他的愚昧不堪，把他看成是一个情商大有问题的笨蛋。不少通俗史书倾向于把王莽写成一个小丑，列举一些他的可笑政策，让读者嘻嘻哈哈笑一番就算了。
举个例子，我们今天是商业社会，农业生产受经济政策的影响就很大。比如国家一上调油价，这就意味着运输肥料、农药、农产品的成本提高了。农民会发现化肥、农药比过去贵了，生产出的农产品却卖不出原来的好价钱了。
这么看王莽是不对的，古人不是笨蛋。
这种经济模式的特点是，农业生产受国家经济政策的影响很小。
我们今天之所以能笑话王莽，是因为我们拥有一大堆后见之明。我们翻看史书，提前知道了王莽改制失败的下场。我们手里掌握着中国学者两千年训诂考据的结论，知道《周礼》不过是战国人的意淫之作。我们还学习过人类积累了两千多年的政治、经济理论，我们把这些理论当作常识，以此认为违反了这些常识的王莽是个无知的小丑。
在古代，中国的主要经济形式是“自然经济”。意思是，老百姓生产出来的大部分商品只供自己使用，人和人之间的交易行为很少。这是因为古代的交通水平太差，运输商品的成本太高，卖点东西还不够路费的呢。所以古时候的农民从种田到种树种菜、养猪养牛、种桑种麻、纺线织布、建屋搭桥，这些工作全都是自己一手包办。
但是，汉朝人还没有这些知识啊。
不是，主要是他俩运气好。我来讲讲其中的道理。
改制并不是王莽一个人的愿望，崇拜《周礼》、实现国家统筹的计划经济、追求绝对公平、抹杀社会贫富差距也不是王莽一个人的追求。《周礼》借着先贤的名义构建了一个看上去万分美好的幻想世界，在王莽之前从没有人尝试过，谁又知道它的结果一定是失败呢？
汉景两朝，能够出现如此繁荣的局面，是不是因为汉景二帝有什么过人之处呢？
王莽失败了，他对历史的价值在于，告诉后人这条路走不通。
“文景之治”指的是在汉文帝、汉景帝的时候，帝国四海升平，经济繁荣，钱多到都烂在了仓库里。这样的时期被历史学家称为“治世”或者“盛世”。
在王莽之后，中国历史上很少再见翻天覆地的改革。没有人再像王莽那样轻易大规模地改变政策，中国因此少了很多的折腾。
先说文景之治。
整个人类历史都是在试错中不断前进的。我们今天知道的各种“常识”，不少都是前人亲自试验、亲自碰壁过的。越往后的王朝，能吸收的前人教训越多。他们不再犯前人犯过的错误，往往又在另一个地方犯了新的错误，给后人留下新的教训。
我们来讲一讲其中的规律。
历史就是这么一点一点进步的。
这一章讲的是汉朝的政治史，更具体地说，我们要讲的是帝国的兴衰规律——为什么一个朝代有盛世又有乱世？当权者到底做错了什么导致了王朝的灭亡？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永远停留在盛世里，王朝永不灭亡呢？
回来继续说汉朝。打败王莽以后，新皇帝是和刘姓皇室八竿子稍微能打上一点关系的刘秀。长安和洛阳相距不算太远，在周代时都当过首都。王莽执政的时候就考虑过迁都洛阳。刘秀登基以后，出于政治、经济、个人喜好等多方面的考虑，也选择了洛阳作为首都。因为洛阳在长安的东边，所以刘秀建立的汉朝被后人称为“东汉”，之前的汉朝则称为“西汉”。
文景之治、武帝中兴、王莽代汉、刘秀建立东汉王朝、东汉衰败。
王莽末年战乱四起，人口大规模下降，战乱又让前一代兼并土地的权贵被洗牌。于是到了西汉的时候，政府休养生息，自然又出现了一段社会复兴的时期，被称为“光武中兴”。
汉朝这么长的时间，我们只有一章的篇幅来讲它，因此只能挑最重要的几件大事来说。这几件事是：
东汉亡于宦官和外戚之手。
汉朝是个寿命很长的朝代，持续了四百二十多年，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从我们现在往前算四百二十年，那还是明朝万历年间，把清朝都直接跨过去了。
西汉亡于外戚，东汉虽然有所防范，但效果并不好。东汉的皇帝集体短寿，好几代皇帝继位的时候年纪都太小，国家的权力又落到了外戚的手里。皇帝想和外戚抗衡，可是重要的官员都被外戚家族垄断，皇帝没有官员可以依靠，只好拉拢起身边唯一亲近的人——宦官。有的汉朝皇帝利用宦官发动政变，打败了外戚。但是宦官和外戚一样贪图私利，他们夺权后和外戚一样把持朝政，左右皇帝。于是新的皇帝又扶持外戚，打击宦官。东汉末年的局势，一直处在外戚和宦官之间的反复争斗中。一直到汉少帝的时候，外戚打不过宦官，于是诏地方军阀董卓进京。董卓带兵进入首都，这下官宦和外戚都消停了，改成了地方军阀——掌握一地军政大权的地方官——控制朝政。汉朝到了这个时候，已经名存实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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