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观宋朝和明朝，一部分国家权力掌握在文官的手里，皇帝去世以后国家就不会出现权力真空期。这时候有人想篡位，会受到官僚系统的阻挠。拜“儒表法里”所赐，这些官员起码表面上要信奉儒家道德，遵守嫡长子继承制，尊重先皇的遗嘱，而且其中还有一些人是发自内心地信仰儒家礼制，真心认为继承制度无比崇高，愿意为了维护它而牺牲自己、抵抗强权。
全国所有的权力都集中在皇帝一个人身上，在皇帝去世的一瞬间，这个权力也就随之烟消云散，出现了权力的真空期。这个时候的皇位就跟待宰的羔羊一样，谁有能耐谁就能抢上。
这些大臣手中又有着相当大的权力，所以有了他们，就可以保证嫡长子继承制的顺利进行。不单单是其他皇子夺权，什么皇后啊、外戚啊、宦官夺权，一样都没有办法成功。
更要命的是，高度集中的皇权有一个无法克服的弱点：皇帝总会死的。
比如明朝的泰昌帝驾崩后，有一个后妃挟持着年幼的皇太子躲在皇宫里不出来，试图利用皇太子谋取好处。结果是一群大臣冲进皇宫，把太子拽了出来，让新皇帝顺利继位。后来魏忠贤权势熏天，也是因为有文官系统的制衡，在皇帝病危的时候，魏忠贤空有谋反之心却没有能力谋反，最后被新皇帝灭掉了。
在清朝之前，皇子内斗的事时有发生，但由于各个权力机构之间的制衡，内斗的情况不算太严重，还在国家能承受的范围之内。清朝的情况不一样了，皇帝的权力变得史无前例的大。清朝的皇权最大，拼命抢皇位的人也就越多，皇子的争斗形势要比前朝更加激烈。
清朝皇帝大权独揽后，就没有文官系统再帮他执行嫡长子继承制了。相反，文官都成了皇子们的附庸，他们知道只要跟对了主子，将来就可以飞黄腾达。所以康熙时，太子和其他皇子身边早早就围上了一圈大臣。他们就等着康熙去世，一拥而上抢皇位。
二是在老皇帝去世的时候直接篡改皇帝的遗诏。因为大多数皇帝在下遗诏的时候已经病得没有能力写字了。他都是朝身边人口述遗诏，由身边人替他写下来，最后再盖个章就行。所以理论上，老皇帝死的时候谁守在身边，谁就有机会篡改遗诏。当然，如果老皇帝之前已经明确青睐太子了，要靠这招来改变继承人那就太勉强了。但如果老皇帝之前的态度很暧昧，太子的竞争者也有相当的势力，甚至还没确定谁是太子，改遗诏就很有用了。
另外，因为清朝对皇帝个人能力要求极高，老皇帝在太子登基之前就要让他积极参与政治，帮他培植势力。否则像唐朝的李治那样，搞了一个没有势力的软弱皇帝上台，大权就可能落到武则天那样的人手里了。可这么一来，也就增加了太子的政治实力，一则容易让太子骄傲自满，二则过大的实力反倒会威胁父皇的地位。
一是干掉太子。嫡长子继承制虽然强制规定了谁当皇帝，但不是绝对不能改变的。只要把太子干掉，就有后面的人顺序继承了。干掉太子的办法又有很多，除了极端的肉体消灭外，最常用的手段是政治攻击，诬陷太子吃喝嫖赌试图谋反之类，等着老皇帝废掉他。消灭肉体和诬陷都有很多成功的先例：李世民用的是第一招，杨广用的是第二招。
康熙晚年就面临着这样的困境：太子势力太大威胁到了康熙，皇子之间的斗争又让他恼恨。为此，康熙两次废掉太子，把晚年的政局搞得一塌糊涂。直到最后康熙一直没有确定太子是谁，只是到临终时才下遗诏传位给四子，也就是后来的雍正。
中国人之所以坚持嫡长子继承制，就是宁可以“让笨蛋当皇帝”的巨大代价，来尽可能减少这些内斗。可即便在嫡长子继承制的约束下，皇子竞争还是无法彻底禁止，具体有两种办法：
因为康熙传位仓促，当时就出现了各种市井传说，说康熙其实不想传位给雍正。其中最著名的说法，是说康熙原本的遗诏写的是“传位十四子”，结果被人把“十”字改成了“于”字，变成了“传位于四子”。
皇位竞争是中国古代王朝最大的隐患之一。无论是皇子之间的竞争，还是皇帝死后旁人的篡位，在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英明如汉武帝、唐太宗，晚年都遇到了皇子竞争引发的血案。开国雄主如秦始皇、赵匡胤、朱元璋，死后都遇到了旁人篡夺王位的政变事件。
这个说法是不成立的，因为当时的遗诏是用汉、满、蒙三种语言写成，汉文改了，满文和蒙文怎么办？而且那时的汉字是繁体字，在用作介词的时候，“于”字的繁体写作“於”，不可能从“十”字改过来。再加上其他证据，现在的历史学家普遍认为，雍正并不是篡位。
到了康熙这里，康熙觉得不行，他觉得还是汉人的传统制度好，还是得恢复嫡长子继承制，于是康熙指定了嫡长子为太子。但是康熙忽视了一点：清朝皇权的过度增长，已经让皇子们的竞争发生了质的改变。
不过这类说法在当时很流行，给雍正带来了很大的苦恼。雍正本人也的确是经过残酷的斗争才得到的皇位，对皇子内斗深有体会。有了这些教训，经过谨慎的考虑，雍正设计了“秘密立储制度”。
一开始，满清沿袭原本的部落制度，没有嫡长子继承制，继承人靠各部落贵族商议。后来皇权变大，权力集中在皇帝手里。继承制就变成了皇帝个人指定，让谁继承谁就继承。
具体的做法是，皇位继承不再遵守嫡长子继承制度，只凭皇帝个人选择。这个选择在皇帝生前是不公开的。皇帝当着王公大臣的面，把写有传位人名字的圣旨放到密封的盒子里，把盒子放到乾清宫“正大光明”匾的后面。等到皇帝去世以后再当众打开宣读。为了防止圣旨被篡改或者意外丢失，还写了一封一模一样的圣旨，藏到圆明园内（乾隆是随身携带）。
那满清是怎么解决皇子内斗的问题呢？
在传统的继承制下，太子早早被确立，他也就成了其他皇子的众矢之的，是各种污蔑、阴谋的中心。太子为了自保，也要想办法培植势力，甚至抢先出手去干掉下一个顺序继承人。皇子之间的敌对关系是十分明显的。
在皇位继承这件事上，什么叫“择优录取”？择优录取就是“立贤不立长”，必须破坏嫡长子继承制。可是我们说过嫡长子继承制的好处是防止皇子内斗，一旦破坏就会导致政局混乱。
在秘密立储制度下呢，一个皇帝有数个乃至数十个皇子，到底谁是继承人大家只能猜。皇子之间互相攻击也就缺少了明确目标，你也不知道谁是自己的竞争者，陷害所有的兄弟、到处树敌也不是办法。所以皇子最好的竞争方式是老老实实做好自己那点事，讨父皇的喜欢而不是攻击别人。这样就把皇子之间的内斗减少到最低限度。
再严格的教育也不能保证每一个学生都百分之百合格。每个人的天分、性格是天生的，教育不能完全弥补。就像在全国最好的重点中学里，最好的师资力量下，也会冒出几个差生来。满清国运好坏全指着皇帝一个人的水平，要是用一差生来当皇帝，这怎么可以呢？所以在这一班学生里，你不能说随便选一个人当皇帝，还必须有一个选拔过程，必须择优录取。
其他的好处还有很多：
光严格教育还不够。
太子本人不知道自己被选中了，所以不会骄傲自大，去威胁父皇，更没有理由去谋杀父皇及早夺位。群臣也不会过早地攀附在太子身边钻营巴结。
四
老皇帝本人也自由了很多，发现接班人不妥可以随时撤换，反正群臣只知道皇帝换了道圣旨，也不知道具体是谁换成谁了，对朝政不会有影响。
常年严酷的教育，导致清朝的皇帝都十分勤政。比如雍正登基后的作息是：每天早晨四点多起床，读书到七点吃早饭。吃完早饭见大臣到中午，下午开始批海量的奏折直到深夜。而且当了皇帝就更没有假期了，一年到头天天如此，每天都累得吐血。再想想登基前的玩命学习，皇帝当到清朝这个份上，除了对权力的疯狂迷恋外，实在是没什么乐趣了。
这套制度还能防止伪造遗诏。过去的遗诏是皇帝临终时委托身边人写的，想要伪造遗诏太容易了。在秘密立储制度下，两份诏书都是皇帝亲笔写成，就没法伪造了。
学习的内容包括各种初高级儒学课本、前辈皇帝编写的教材。语言方面要学满、蒙、汉三语（乾隆除了通晓满、蒙、汉语外，还懂得维吾尔语和藏语），艺术方面要学习书画写字，体育方面要学习骑马射箭（康熙时还有游泳课），绝对的德智体全面发展。
更重要的是，秘密立储制打破了嫡长子继承制，改成了“立贤不立长”，这对于看重皇帝个人能力的清朝极为重要。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清朝拥有中国历史上最为严酷的皇家教育制度，尤其是康熙以后。清朝的皇子从六岁就要开始读书（康熙的皇子四五岁就开始读书）。幼年时每天上半天课，年长后每天要学习近十二小时。每天从凌晨五点就要起床读书，一直学到下午四点。除了在特别热的日子里可以休息半天外，平时全天只能休息一两次，每次不能超过一刻钟。一年的休息日只有五天，什么五一十一中秋端午大小长假大礼拜统统没有，寒暑假更是痴人说梦，甚至连除夕那天只是提前放学，还不能全天休息。这样的学习节奏要一直保持到结婚，一般是十五岁到二十岁。皇子一结婚就要搬出皇宫，到外面去住了。但还是得每天回来学习，只是稍微松懈一些，只上半天课。
总而言之，秘密立储制是一个在“立贤不立长”的原则下，把皇子内斗降低到最小程度的聪明制度。从雍正以后，清朝一直使用这套制度。只是到了后来满清的皇子要么只有独子，要么连皇子都没有，这套制度也就没有意义了。
权力都在皇帝一个人的手里，皇帝要是昏庸无能怎么办？皇帝大权独揽也就意味着事必躬亲，皇帝要是懒得管理朝政怎么办？当年朱元璋处心积虑地把大权都集中在皇帝的手里，结果就是因为他的子孙懒，又搞出了内阁、司礼监，朱元璋这不是白费劲了吗？尤其是雍正大规模使用秘密奏折制度以后，全国那么多官员都要给皇帝上奏折，皇帝每天要批阅海量的文件。最惨的是为了保密，连文件回复都得自己亲自写，皇帝天天都要累疯了，万一有皇帝把笔一扔不想干了怎么办？
然而秘密立储制度也有缺点。在这个制度下，立谁为太子只凭皇帝一己喜好，皇子们只需要讨好父皇就行。因为这个原因，清朝的皇帝大多拘谨、保守，只知道一味顺从父辈的指示，不知道开创新的局面。典型的如乾隆的儿子嘉庆。乾隆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高寿皇帝，活了89岁，所以嘉庆的考察期就特别长，35岁才当上皇帝。在三十多年的漫长时间里，嘉靖一直以皇子的身份默默讨好父皇。漫长的考察期，最后塑造了嘉庆保守、不敢变革的性格。
可是我们说过，皇帝大权独揽是有风险的。
从王朝的稳定性而言，皇帝保守并非是坏事，历史上很多王朝都亡在了胡乱变革上。问题是到了乾隆晚年，清朝已经由盛转衰，社会问题层出不穷，又赶上西方资本主义崛起，中西矛盾加剧。嘉庆正处在一个不变不行的关键时代。但嘉庆以及之后各位满清皇帝的保守性格，葬送了大清王朝最后的机会。
到了清朝呢，采取了秘密政治制度，也就根本不存在“舆论监督”了，皇权变得史无前例的大。南书房也好，军机处也好，都绝对服从于皇帝。皇帝说什么就是什么，谁都不敢违背皇帝的意志。
五
到了明朝的时候，皇帝不尊重知识分子了，可以随便打官员的屁股，可以撤换内阁官员，基本上皇帝想干点什么内阁都得顺着他。但是因为所有的命令都是公开的，所以皇帝还要承受官员的舆论压力。如果皇帝的命令过于违反儒家道德，那会受到百官铺天盖地地声讨，集体辞职的威胁。所以明朝皇帝还是有不顺心的时候。
作为中国最后一个王朝，清朝集历代统治经验之大成，建立了一套有史以来最为完善的独裁制度。清朝皇帝的权力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清朝的统治也是有史以来最稳定的。
我们来比较一下宋、明、清三朝的政治制度。在这三朝里，宋朝因为极为尊重知识分子，皇权是最小的，皇帝想做点什么都要和大臣商量。
古代的学者，包括现代的很多历史学家，都把人口数量当成古代经济水平的标志。在清朝之前，中国历代王朝的人口上限是一亿左右，到了乾隆末期，人口达到了三个亿。以这个标准来看，清朝的文治是中国历史上最成功的。
换句话说，雍正以后的清朝皇帝，实行的是“秘密政治”。皇帝想做什么可以完全隐秘，任何人都不知道。
谈到汉唐盛世的时候，我们对唐宗汉武开疆拓土的事迹津津乐道。殊不知，清朝的疆域是中国历史上除了元朝外最大的。我国的东三省、西藏地区、台湾地区、以及蒙古都囊括在清朝的疆域之内。曾经骁勇一时、入侵过中原的周边各民族都被清政府一一打服。一些之前王朝控制得不稳的地区，被清朝牢牢掌握。从这个角度上来看，清朝的武功也是很成功的。
明朝的皇帝要下一条命令，必须通过内阁票拟，也就是说，要先经过内阁的商议，这个过程是公开的。皇帝的命令发出后，还要交给六部一级一级地传达下去，这个过程也是公开的。但是利用奏折制度，清朝的皇帝直接在奏折上写上自己的批示、命令，发还给官员，过程是完全秘密的，除了皇帝和执行官员两个人外，连中间的部门都懵然不知。
那我们能不能说，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成功的王朝呢？
和奏折配套的，还有“朱批谕旨”。
对于统治者来说，是的。对于老百姓来说，可就不是了。
明朝的皇帝为了扩张自己的权力，建立了锦衣卫、东厂这样特务机关来监督和惩治大臣。清朝的皇帝权力更大，他们却用不着养特务机关，因为靠着奏折制度，他们把全国大臣都变成提供情报的特务了。
中国历朝历代的政治家不断地尝试和努力，他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最为稳定的政治制度。到了清朝这里，可算是努力成功了。但普通的老百姓可不懂什么国家大事，他们想要的就是能吃饱饭，能有人身安全，如果再少干点活，多赚点钱，生活多一些娱乐，那就更好了。
奏折制度非常有利于皇帝控制群臣。通过奏折，皇帝可以向不同大臣询问同一件事情。比如各地的灾情、粮价、某些官员的行径。被询问的大臣不知道其他人在奏折里是怎么跟皇帝说的，所以谁也不敢撒谎，这样皇帝就把群臣牢牢地掌握在了自己的手里。雍正时，连地方的中层官员都可以给皇帝上奏折，这就是等于全国中层以上的官员都接受皇帝的直接领导，这皇帝的权力能不稳吗？
可统治者不在乎。
雍正的时候，除了继续使用公开的奏章，还广泛使用秘密的“奏折”。奏折是清朝特有东西，它是官员跟皇帝之间交流的私人文件，文件内容是不公开的。
中国的皇帝们天天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说的好像很看重百姓一样。可他们真正在乎的其实只是“舟”，水在他们眼里不过是载舟的工具。水只要老老实实的不掀起大浪就好，谁又会去在乎水高兴不高兴？
清朝之前，官员给皇帝的报告啊、意见啊，称为“奏章”，大部分奏章都对官员公开。比如明朝，奏章先要提交内阁，然后由内阁再上奏给皇帝。所以奏章里写了什么内阁都知道。
清朝的人口达到了历史顶峰，可是粮食产量没有等比例的上升。人口多了，人均粮食却少了，老百姓更穷了。在乾隆末年，英国使者在中国见到的是触目惊心的饥馑和贫困。“康乾盛世下”的老百姓，过的是饥饿、野蛮、如乞丐一般的生活。这样的王朝纵然有着辽阔的疆土和堆积如山的金银，却和老百姓没有半点关系。
更可怕的是从雍正开始，清廷还使用了“秘密奏折制度”。
清朝的皇帝有着近乎无限的权力，可他们只把这些权力用来强化自己的统治。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文字狱”。
清朝的最高权力结构同明朝最大的不同，在于权力进一步集中在了皇帝的手里。明朝的最高权力机构是内阁，内阁首辅相当于宰相。虽然权力比过去的宰相要小，但好歹也是宰相。在理论上，内阁还有拒绝执行皇帝命令的权力（称为“封驳”）。而满清呢，虽然也有内阁，但内阁的权力很小，只负责执行命令。权力比内阁更大的南书房和军机处也只是皇帝的私人秘书处。他们是贯彻皇帝个人意志的工具，没有以天下为己任来对抗皇帝的权力。
所谓“文字狱”，就是因言定罪，因为读书人写了不该写的字，就把他抓起来。这种事，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巴不得干——要是全天下人都说皇帝的好话，这王朝多容易统治呀。可是大部分王朝都搞不出大规模的文字狱。因为皇帝身边的官员也是读书人，哪个读书人会同意这种人人自危的政治迫害呢！只有在皇权特别特别强大，皇帝可以随便碾压官员的时代，才可能冒出大型文字狱。譬如秦始皇的时候，譬如朱元璋时候，再就是清代。
三
秦始皇有著名的“焚书坑儒”，但前面说了，规模其实不大。朱元璋时文字狱牵连极广，但好在只有他一帝。大规模的、长期的、成系统的文字狱，只发生在清朝。
军机处，是雍正当权时清军为了征讨准噶尔在宫内临时设立的军需办事处。后来雍正觉得这个机构挺好的，把它变成一个常设的军事部门。到了乾隆的时候，军机处权力越来越大，把国家的一切事务都管起来了。这时军机处就取代了南书房，成为了清朝的最高权力机关。我们在乾隆以后的清宫剧里，见到谁有“军机处行走”，“军机大臣”的头衔，那他就是最高级别的大官了。
清军刚打下中国的时候，就开始对文人开刀，其中一件是顺治时的“科场案”。
除了“南书房”，还有“军机处”。
有一次，有人在江南地区的科举考试中作弊被清廷抓住。因为江南文人势力最大，最不顺从满清的统治。因此清廷抓住了这个由头，狠查严打。最终把涉事的考官、中举的学子几十人全部问斩，牵涉其中的数百人流放黑龙江。
南书房原本是皇帝和大臣吟诗作画的地方，康熙选中它是因为它的位置靠近内廷，便于和皇帝随时交流。有了南书房这套班子，康熙开始削弱议政王大臣会议的地位，有什么国家大事都拿到南书房商议。因此南书房的地位就有点像明朝的内阁，在那里任职的大臣都是国家重臣。我们看清宫剧，如果讲的是康熙雍正两朝，说赐某个大臣“南书房行走”，那说明他的地位是非常高了。
这什么意思呢？这相当于全国高考的时候，你们省的主考老师有舞弊行为被查出来了。结果主考老师、监考老师、巡考老师，反正是和这事有点牵连的，再加上考生本人，一律拉到刑场上枪毙，家产全部没收，所有人的亲戚都流放到边疆干苦役。剩下那些沾点儿边的老师、学生，也一律没收家产，全家去干苦役。
可是在杀了鳌拜后，又出现了贵族索额图、明珠等人专权。康熙意识到，皇权真正不稳的原因是议政王大臣会议的存在。为此，康熙在皇宫的“南书房”另外建立了一套秘书班子，来协助自己的工作。
文字狱真正的高潮，发生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这三朝文字狱的特点是：捕风捉影、处罚极重、牵连极广。先说捕风捉影。
顺治的儿子康熙也是这样一个皇帝。康熙继位的时候年纪也很小，只有八岁。顺治交接权力时，延续了贵族政治的传统，让鳌（áo）拜等满清贵族辅佐康熙。康熙虽然年纪小，但是却知道大权不能旁落的道理。他在十六岁的时候经过精心策划逮捕了鳌拜，巩固了自己的权力。
古人写字的规矩很多，有一条规矩是要避讳长辈、皇帝的名字。比如康熙名叫“玄烨”，“玄”和“烨”两个字就不能写出来。真需要这两个字的时候怎么办呢？可以用代替法，比如把“玄”字写成“元”字。乾隆的时候，有个书生编了一本字典。在这本字典里，他要教读者怎么用代替法来避讳君主的名字，其中就列举了“玄”、“烨”等字该用什么字来替换。他所介绍这些方法，都是清政府官方的规定，是完全合法的。可是，他在举例子的时候不还是得写上“玄”、“烨”等字吗，这不也犯忌讳吗？于是作者用了另一种避讳方法，“缺笔法”，也就是写“玄”、“烨”等字的时候少写一划，这也是当时惯用的避讳方式。
清朝很幸运的是，前期的几个统治者都非常有才干。皇太极和多尔衮都是在军事上雄才大略，政治上力主汉化的雄主。皇太极的儿子顺治皇帝也不差，他虽然继位时年纪很小，可是不甘于受多尔衮的控制，在多尔衮死后立刻打击多尔衮的残余势力，把权力抓到自己的手里。
结果乾隆说什么呢，他说这个作者太可恨了，避讳“玄”、“烨”等字的时候应该用“拆字法”，把一个字拆成好几个字写，用“缺笔法”不够尊敬！就因为这点小事，以及书里其他一些类似的格式小错误，这本书的作者被“从宽”处罚，斩首（不从宽就是凌迟），子孙七人斩首，妻子幼孙等家人发配为奴。更惨的是一开始负责查办此案官员，被乾隆认为查办不力，“从宽”斩首。之前见过这本书的官员因为没有举报，革职交刑部查办。还有上上下下牵扯到的地方官什么的，一律受到处罚。
在讲春秋战国的时候，我们就说过贵族政治的危害。这种制度在满清的汉化过程中当然要被抛弃。
那你说，行，这些避讳的字我一辈子都不碰了，可不可以？
清朝得天下太快，很多制度还没有来得及彻底汉化。在刚入关的时候，清朝正处在从部落制到集权制的过度阶段，权力还不能完全集中在皇帝的手上，其他清朝贵族也有相当的权力。在顺治的时候，皇帝之下还有一个“议政王大臣会议”，由满洲的王公贵族组成，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等于说有什么国家大事，皇帝要和贵族们商量着来。
你的想法是很好的，可不单单是清廷规定的那些避讳字眼，其他一些敏感字最好也不要碰。比如“清”字和“明”字。
明朝的旧规矩好改，满清自己的旧规矩就不好办了。
有人写诗“一把心肠论浊清”，对不起，有罪。乾隆批示说，此人敢把“浊”字放到大清的国号前面，“是何肺腑”？小朋友你猪油蒙了心呀！
再比如明朝末年皇室宗亲越生越多，遍布全国，给国家财政带来巨大负担。清朝就把爵位的世袭制度改了，改成“降袭”，子孙在继承父辈爵位的时候，每一辈都降一等，越到后来等级越低。也有少数皇帝特别青睐的家族可以例外，称为“铁帽子王”。“铁帽子”，就是说他们家的爵位可以永远传下去，不贬值。
光避开“清”字和“明”字，也不够安全。
比如明朝由于司礼监有批红的权力，出现了一批扰乱朝政的大太监。清朝就严厉打击宦官，取消了司礼监，极力贬低宦官的地位。清朝末年出现的大太监李莲英、小德张之流，权势和魏忠贤根本没法比。
“千秋臣子心，一朝日月天”，有罪，因为“日”和“月”加在一起就是“明”。这首诗是在怀念前朝，其心可诛。
在国家制度上，清朝也基本延续了明朝的制度，同时也吸取了明朝灭亡的教训，进行了一些改革。
给自己的诗集起名《忆鸣诗集》，有罪，因为“鸣”与“明”谐音，“忆鸣”谐音“忆明”。
在入关前，皇太极就要求满汉官员子弟都学习儒家知识。统治中国以后，满清对皇家子弟的汉学教育更加严格，皇帝的汉学水平一个比一个高。
就连私下里的文字也不能幸免。
因此不妨说，满清的国家政策是“满表汉里”。也就是说，在表面上处处维护满族的地位，剃发也好，使用满人的礼节也好，旗人拥有种种特权也好，都是在清除汉人的自大。但是在内里，清朝其实是一个完全汉化、采取儒家制度的社会，和汉、唐、宋、明没有本质的区别。
有人给朋友写了篇祝寿文，内有“创大业于河南”的字句。这是一句很常见的吉祥话，类似于“财源茂盛达三江”之类，结果被官府认为有谋反之心。因为这事，这人的住宅被官府搜查，又被发现了一本被查禁的禁书，又发现这人在《后汉书》的“文籍虽满腹，不如一囊钱”的牢骚话上多加圈点。这全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哪个文人平时不说句牢骚话呢？清廷禁书目录那么长，谁没看过其中的一两本呢？结果就因为这些罪名，当事人判凌迟，弟弟斩首，妻子儿女给功臣为奴。
早在入关之前，满清统治者就酷爱阅读中国历史，皇太极曾经下令所有满洲官员都要学习辽、金、元的历史，从这些入主中原的游牧民族身上学到了大量经验。清廷深知，汉化和儒化是统治中国的不二法则。可是自从元朝之后，汉地人民“汉夷之分”的情绪特别强烈。满清要想用儒家制度统治中国，就得先把汉人对“夷狄”的歧视去掉，要汉人对满人保持足够的尊敬。这就是满清宁可激起百姓起义也要严格推广“剃头令”的原因。但在骨子里，满清又在全方位地采取汉化政策，各种政策都沿袭、改编自明朝的旧制度。
再说文字狱的牵连之广，刑法之重。
同样是北方民族入主中原，蒙元维持一百年，满清将近三百年，清朝之所以统治得如此成功，因为他们手中有个最强有力的武器：历史。
这一点，单看康熙初年由鳌拜主审的“明史案”就可以了。清朝初年浙江有一个叫做庄廷鑨（lóng）的富商，他想写本史书青史留名，但是水平不够，于是他购买了一本《明史》手稿，又聘请十几名学者进行润色增补，书写成后署上自己的名字出版。这是一本仓促拼凑出来的书，史学价值并不高，但是其中有些内容犯了清廷的忌讳。处理结果是出钱资助者、作序者（其实是他人代序，他只是署名）、参与修订者凌迟。已死的开棺戮尸。这些人的子嗣斩首，家人、弟子一部分斩首，其余流放。
二
还有初审此案的官员，地方官，教育部门官员，以“知情不报”的罪名，要么斩首要么绞刑。更恐怖的是，给这本书刻字的工人，卖这书的书店老板，甚至买了这本书的顾客，竟然也都被判处斩首。
不难预料，剃发令一出，激起了汉人的强烈反对，尤其是在南方，那里是知识分子的大本营，是东林书院的所在地，原本已经顺服的汉人，又有不少人站出来反抗满清的统治。可是形势不同以往，这一次满清的铁骑足以碾压零星的反抗者，而且“惩戒”起来更加无所顾忌，血腥惨案层出不穷。在江阴、嘉定等多个地区制造了大屠杀。因为嘉定在清军和起义军的手里反复易手了三次，清军便在嘉定进行了三次屠城，被称为“嘉定三屠”。
其余的文字狱也是类似，虽然不至于把老板、顾客都杀掉，但牵连范围也很广，基本上给书作序的人，看过书的人，地方官员都会安个“知情不报”的罪名。处罚太轻的官员也都会背上“为犯人开脱”的罪名。
这剃发，就相当于是知识分子降清的投名状。你先把自己的尊严摧毁，清廷再用你就方便多了。
清廷为什么要如此疯狂呢？清朝的皇帝们真以为文人没有避讳几个字，私下里发发牢骚不会动摇大清的根本吗？
实行剃发令，第一是把那些拒绝迎合政府的顽固知识分子挑出来，把他们肉体消灭。第二是要让那些嘴上说投降心里面却瞧不起满清的知识分子遭受一次肉体和精神上的双重羞辱：你不是觉得你们汉人高人一头吗？你不是瞧不起满人吗？我现在让你留我满人的头，我看你还骄傲不骄傲呢？你不是号称是儒家的道德模范吗？你不也剃头发了吗，你不也没以身殉节吗，那你还能以道德模范自居吗？你顶着这么一个满族的发型，你还好意思将来再鼓动旁人讲什么汉夷之分，民族大义吗？
不是的，清朝前期的皇帝一个比一个精，他们不会有这么单纯的想法。
可问题是，明朝末年的那些知识分子太硬了，他们认为自己坚持的价值观比皇帝还大，比死亡还大，所以他们能以死抗争魏忠贤，也能在朝堂上逼着崇祯一次次更改决定。这样一群知识分子，现在你要他们来管理满清夷狄的天下？就算他们答应了，你用着能放心吗？
清朝的皇帝们并不是要惩治所有在文字上犯错的人，真要这么干，天下的读书人早就被杀光了。清廷是要造成这样的效果：让天下的读书人都知道，只要皇帝愿意，可以随时找个罪名让你家破人亡。至于这罪名找不找，什么时候找，就全凭皇帝一个人的喜好了。
多尔衮知道，要想长期统治中国必须汉化，必须采取儒家制度，使用儒家官员。满清得天下太快，儒家知识分子现培养来不及，只能从明朝现有的读书人里选拔。
换句话说，清廷是要全天下的读书人随时生活在恐惧之中，不敢乱写乱动。只有他们打心眼里害怕了，这江山才真的稳固。大兴文字狱后，清朝的读书人失去了独立思考的勇气，纷纷转向翻旧书堆、考据字音字义的“小学”。
这个心理学效应，正好可以帮助多尔衮解决一个重大的问题。
还有更狠的。
羞辱新人的意义就在于，每一个人在加入集体之前，他都是拥有独立人格的自由人。这种状态下的人是不能真正服从集体的。羞辱新人，是为了先摧毁他的自尊，让他认识到自己的尊严、人格一文不值。等到这个人的自我认同全都崩溃了，再让他经历和队友同吃同住、同享受同患难的集体生活。让他重新建立完全依赖于集体的人格，变成一个集体观念极强，能完全服从集体的人。
宋代以后，很多王朝都会组织巨大的人力物力编纂“类书”。所谓“类书”，有点像是“图书资料汇编”。就是从当时能见到的各种图书中筛选篇章，把它们按照一定的分类编在一起。
凡是在特别强调团结的集体里，都会有羞辱新人的现象。
编纂类书是一个巨大的工程，也就成了皇帝治世有方、文化昌明的标志。乾隆特别好大喜功，他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标榜自己的机会。类书是书籍摘抄，只抄录书籍的片段。乾隆觉得这么干不过瘾，要干就干大的，干脆把每本书的全文都保存下来，做成一本“天下图书大全”。这就是后来的《四库全书》。这种收录全文的书就不是类书了，称为“丛书”。
清朝的剃发令，其实不只是发型好看不好看的问题，甚至也不光是汉人忠诚度的问题。它能解决清初统治的一个重要难题。
一开始，乾隆摆出一副求知若渴的姿态，他以编纂《四库全书》的名义要求全国各地，尤其是江南的读书人、藏书人把所有的图书都交出来供编辑人员参阅。而且是“借抄”，不是收缴，原书还是要还回去的。还特别声明就算是违禁书籍也没有关系，献出来的人一律无罪。
多尔衮为什么要冒着叛乱的风险，非要和一个发型过不去呢？
过了一段时间，乾隆检查收上来的书籍，发现其中违禁的内容太少了。这时他有点不耐烦了，三令五申训斥地方官员怎么禁书这么少？还公开惩办查书不力的官员。官员们这才明白过来皇上是什么意思：哦，感情您不是想要好书，您是想要查禁书啊，您倒是早说啊。各地官员立刻马力全开，到处搜刮书籍，借着征收书籍的名目，查到了大量禁书。其中一些押送到首都由皇帝和他的参谋们亲自审阅，其余的就地销毁。在编纂《四库全书》的过程中，毁书高达一万多卷，给中华文明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等到第二年，满清打败了大顺和南明政权，大势已定，又开始下令剃发留辫。而且严厉地声称，谁不剃发留辫，就杀了谁。这就是有名的“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经过上一次的汉人反抗，多尔衮这一次是深思熟虑，有备而来。他宁可汉人造反，他也要把这件事办了。
更可怕的是，清廷在《四库全书》里任意修改文字。过去人们编的类书，都尽量忠于原文，保持书籍原貌，这是最基本的学术道德。但清廷为了“正人心”的需要，把《四库全书》觉得“悖逆”的文字随意修改。而且这些修改还不标明出处，让不明就里的人读了，还以为原著就是这么写的。这是极无廉耻又极阴狠的招数，你毁书禁书，后人根据历史的只言片语还可以大致猜出你禁的是什么。而悄无声息的改书，是要让后世学者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接受被篡改的历史，对文明的损害不可估量。
所以多尔衮的剃头令非常不得人心，原本服服帖帖的汉人一下子都愤怒起来。多尔衮一看不行，赶紧收回命令。
话说一百多年后，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创作了著名的反乌托邦小说《一九八四》。小说主人公在一个名为“真理部”的机构里工作，工作内容是通过删改报刊、书籍和文献来更改历史。小说中还有一句名言：谁控制了历史，谁就控制了未来。小说出版后在西方引起了巨大轰动，大家都盛赞小说作者的创意了不起——其实你看，这都是我们老祖宗玩剩下的啦。
对于普通老百姓，这事也不能忍。在有的朝代里，剃发是犯人特有的标志。《孝经》里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就是说，头发是父母给我的，剃掉我的头发就是不孝。孝又是儒家最基本的道德要求，在当时人看来，不孝连做人的资格都没有。那是个女子被人非议都会被逼跳井的时代，你说我不孝？你还不如直接弄死我算了。
《四库全书》一共抄写了七部，其中四部放在沈阳故宫、北京故宫、承德避暑山庄和圆明园，这几个地方都是满清皇帝的住处，是皇帝常待的地方。书得先紧着皇帝看，这是自然而然的。当然，这四套书老百姓是看不到的。那剩下的三套《四库全书》在哪呢？全都放在文人最多、抗清意识最浓厚的江南地区，而且向全社会公开，欢迎各界学者免费阅读。
所以多尔衮刚攻陷北京的时候，下令汉人要剃头留辫，结果这道命令受到汉族官民的激烈反对。因为在汉人看来，被异族统治还是可以容忍的——蒙古先不说，南北朝、五代十国、辽和金，汉人被统治的时候多了去了。你要是心里想开了，这日子也能过下去。但是很多中国人觉得，皇帝可以换，文明不能丢。换了主子我还可以为了延续中华文明忍辱负重地活下去，这衣服发型一换，我就不是人了。
乾隆的用意，不言而喻。
前面说过，中国古人非常看重衣服和发型的样式，认为这是区别文明人和野蛮人的标志。满人的发型在明人看来极为丑陋可笑，因此剃头成了汉人全心投靠满清的证据——汉人剃了这头肯定没法再叛逃回去了，回去不是被砍死也得被嘲笑死。
六
清朝的发型服饰和明朝人不同，清朝习惯把前额的头发剃掉，在脑后留一个长辫子。具体的样式有数种，有的像我们在清宫戏里见到的那样，只剃一半的头发，后面有又长又亮的大辫子。也有的只在后脑留一小撮头发，辫成的辫子又细又短，称为“金钱鼠尾头”。
从集团统治的稳定性上说，满清的确是中国历史上最成功的朝代。它甚至做到了禁锢言论、禁锢思想，让全国读书人噤若寒蝉。然而，满清还是无法解决古代政治的那几样痼疾：人口增长、土地兼并、贪污腐化。
征服中国的时候，清军就像蒙古人一样，对于顽强抵抗的城市，在攻陷后往往进行残酷的屠城。著名的如大同屠城、广州屠城，以及“扬州十日”——对扬州百姓进行长达十日的屠杀、强奸和劫掠。
到了乾隆末年，人口达到了三个亿。这么高的人口数量，一部分要归功于一系列高产作物——玉米、甘薯、马铃薯、花生、向日葵——的传入。这些作物在明朝末年随着海外贸易进入中国，到了清朝时真正在中国普及。玉米、甘薯、马铃薯和花生都是耐旱的高产作物，可以种植在贫瘠的山地和沙地里，大大增加了粮食的产量，也就增加了中国大地可以承受的人口上限。
更可怕的是屠刀。
可即便有了这些耐寒作物，乾隆末年的人口增长也已经到了极限。百姓的生活水平不断降低，越来越多的人吃不饱饭，大量百姓变成流民。在乾隆晚年时，中国各地已经是造反不断。从此以后，清廷每年都要花费大量的金钱用来镇压民变，钱越花越多，民变却越镇压越厉害。这种乱局一直持续到清朝末年爆发的太平天国运动。这一次，清廷一度被太平军占领了半壁江山。虽然最后勉强平定战乱，但在国内留下了大量军阀，实际上已经失去了对中国南方的统治。按照历史规律，满清最后会像末年的唐朝那样，被遍地而起的军阀灭亡。
等到天下统一，大局已定，就用不着再去讨好汉人了。当初的许诺很快被抛到了脑后。早期的满清政府还残留了部落政治的痕迹，满人贵族在政治上有相当的影响力。为了笼络这些贵族，多尔衮允许他们在占领区随意圈占土地，称为“圈地”。有时“圈地”就是字面意思上的：满清官员骑马跑上一圈，所包围的土地就属于他的了。
但历史给它派来个更厉害的敌人：
满清以“为崇祯报仇”的名义入关，就是它撒的第一个弥天大谎。满清刚入关时，为了尽可能得到汉人的支持，多尔衮做出一副仁主的模样，保护百姓财产，维持社会秩序，笼络汉族官员。
乾隆一十七年，美国人富兰克林冒着生命危险，利用风筝捕捉到了电。
这些创业者全都是谎话连篇。
乾隆三十年，英国人发明了“珍妮纺织机”，开启了工业革命的序幕。
朱元璋……朱元璋的例子就不用讲了。他登基后，不光“扑哧”了为自己卖命的兄弟，还把人全家亲戚朋友几百口一起“扑哧”了——让你们知道当年为我卖命的下场就是家破人亡，全家死光光。后悔啦？后悔也来不及啦！
乾隆四十一年，英国人瓦特发明了蒸汽机。
——结果柴荣一死，赵匡胤就把他的孩子抓了起来，自己当上了皇帝。
同一年，美国人发表《独立宣言》，美国宣告独立。
后周皇帝柴荣害怕禁军将领夺他家的皇位，他瞧着赵匡胤这人没有背景最老实，临终前把他提升为禁军首领。赵匡胤指天发誓：我这人必须是忠心耿耿呀，那还能有错嘛！
乾隆五十四年，法国爆发资产阶级革命，巴黎市民攻占了巴士底狱。
——结果杨广下江南的时候，李渊打出反旗，把大隋的首都占了。
乾隆五十八年，英国使团访华，他们为乾隆带来了当时最先进的科技产品：天文机械，地球仪、秒表、凸透镜、气压计、望远镜、蒸气机、珍妮纺织机、印刷机、最先进的战舰模型、火车模型、榴弹炮、迫击炮、卡宾枪、步枪和连发手枪——就这么说吧，假如当时的清政府想派个间谍到英国窃取科技情报，他想要的东西基本上都在这里了。
杨广让李渊帮他防守匈奴，李渊拍着胸脯答应：表弟咱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有我在您就放心吧！
乾隆皇帝对此的批示是：“单内所载物件，俱不免张大其词，此盖由夷性见小，自为独得之秘，以夸炫其制造之精奇。”“至尔国所贡之物，天朝原亦有之。”——你们这些破玩意，我们国家有的是！
——结果等到刘邦当上皇帝以后，他“扑哧扑哧”把当年的兄弟们杀了个七七八八。
就在乾隆过着他辉煌的一生的时候，就在他得意扬扬地以为大清国天下第一的时候，西方国家接二连三地爆发工业革命、资产阶级革命，正以飞一般的速度赶超中国。
当年，刘邦向一起打天下的兄弟承诺：你们为我卖命，将来自然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
乾隆去世仅仅四十年后，鸦片战争的炮弹便炸醒了大清的美梦。一个中国历代帝王做梦都没有想过的新时代，到来了。
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