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常听人叹息：“中国为什么出不了大思想家？什么时候我们才有自己的世界级大思想家？”我答道：难道这很重要吗？凡是大思想家，例如康德、海德格尔等等，既然是世界级的，就是属于全世界的，也是属于你的。思想无国别。按照国别选择思想家的人，真正看重的不是思想，而是民族的虚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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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确信人性和人生基本境况是不变的，人类不分古今东西都面临着某些永恒的根本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构成了一切精神文化的核心。当然，对于每个人来说，如何融会贯通却是要他独立完成的事情，并且必定显出文化背景和价值取向的差别。
百年中国的主题是富强。为求富强，人们到西方寻找真理。在这个出发点中蕴涵着中国文化的一个悠久传统，便是把真理仅仅当作了工具，对于任何精神事物唯求其功用而忽视其本身的价值。这一思路在整体上未脱中体西用的大框架。因此，百年来，无论怎样引进西学和检讨传统，国人对于作为西学核心的精神之神圣价值和学术之独立品格的观念依然陌生，中国文化的实用传统依然根深蒂固。在我看来，如果在这方面不能醒悟，中国人的精神素质便永远不会有根本的改观，中国也就永远出不了世界级的文化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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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基本的真理始终是相同的，变化的只是对它们的表达以及那些次要的真理。
作为英国人，毛姆生下来便是基督徒，而基督徒是把天主教视为异教的。有一天，他忽然想到，他完全可能生在德国南方，成为一个天主教徒，那样他就要因为并非自己的过错而作为异教徒受惩罚了。这未免太荒谬。这样一想，他从此不信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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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在这个最简单的思路中，包含了国际主义的最深刻的理由。
智慧无国籍。无论东西方，都有过一些彻悟人生底蕴的智者，他们的思想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在这方面，谈不上东西方优劣的比较。为了疗治现代文明的弊病而求诸东方文化，乃断章取义之论。正确的提法是，全人类共同继承各民族历史上的优秀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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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中庸。西方人走极端，古罗马疯狂享乐，中世纪严格禁欲，这种彻底性往往会出大师。他们也讲中庸，然而是结合了两极的中庸。
一切关于东西方文化之优劣的谈论都是非文化、伪文化性质的。民族文化与其说是一个文化概念，不如说是一个政治概念。在我眼里，只存在一个统一的世界文化宝库，凡是进入这个宝库的文化财富在本质上是没有国籍的。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文化中最有价值的东西必定是共通的，是属于全人类的。那些仅仅属于东方或者仅仅属于西方的东西，哪怕是好东西，至多也只有次要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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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未知生，焉知死；道家齐生死，都不肯正视死。儒家入世，道家出世，都躲开了世界的可怕边缘。
东方和西方的关系问题也是一个说不完的老话题了。我的直觉是，在这个问题上的一切极端之论都是可疑的。需要的是一种平常心，一种不假思索就喜欢和接纳一切好东西的健康本能。在此前提下，才能用一种开阔的人类眼光来看待东西方文化之异同。我在这里发现了一个常识与智慧、矫情与狭隘心理相结合的具体例证。
儒教其实是处世术，道教其实是养身术，儒道释合流其实是统治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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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文化之优劣成了一个持久的热门话题，我始终不觉得这个问题有多么复杂。在我看来，一切民族的文化传统中都有优秀的成分，它们同属于全人类的文化遗产。无论东西方，自古以来都有圣哲及后继者思考着人类某些具有永久性的根本问题，他们的思想对于一切民族一切时代的人都会有启示意义。西方不但有科学传统，同样也有人文传统，而首先对现代文明进行反思的恰恰是西方人自己，这些先觉者在反省中注意到了东方传统的长处，正表明了他们的立足点不是狭隘的民族性，而是人类性。我们的论者不去注意他们的这种立场，却挑出他们赞扬东方文化的片言只语沾沾自喜，则恰好暴露了自己的狭隘性。
在西方精神史上，斯多噶派建立了两个重要传统，一是在上帝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二是个人关注内在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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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否缺少了一个斯多噶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