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对“静”的需求最为迫切的领域或许莫过于当代诗坛。美国诗人苏珊·豪（Susan Howe）的诗集《嬉笑建筑》（Frolic Architecture）得名于爱默生对暴风雪肆虐的情景的描述。当时，豪的丈夫突然离世，悲痛之际，她读到汉娜·爱德华兹·韦特莫尔（Hannah Edwards Wetmore）于18世纪写下的文字，从中感受到了与己相同的丧失之痛。于是，豪从中选取部分文字与句子，对它们进行了二次加工：其中一些文字被“看不见的”透明胶带粘住，胶带的黏性将其从页面上剥离；另一些地方，文字彼此交叠。有的文字位于页面正中央，有的又被切成几段，散落于页面边缘。不同轴线上发展出各类线条，但所有线条均是碎片化、试探性的，看上去似乎将静默分层堆积在一起。美国诗人、艺术家简·柏尔文（Jen Bervin）在其著作《网》（Nets）中以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文体创作出富有个人特色的一系列诗歌。原始的文字内敛而微弱地浮于页面，但柏尔文用深色墨水将其中一些文字提炼出来，这是对原始文字的过滤，也是一种重新塑造。
2004年，美国视觉艺术家安·汉密尔顿（Ann Hamilton）在麻省当代艺术博物馆展出了一件引人注目的艺术装置。在一间偌大的空屋子里，她借助某种安装于天花板上的机械装置，以某种看似无序、实则有序的方式，使无数张半透明的白色薄纸一张一张地散落在地板上。它们会积落成一个又一个的纸堆，之后，她再用同一个装置将这些纸从地上吸回。这个过程每天、每周、每月循环往复。“你可以看到这些纸上空空如也，却充斥了整个房间……这些空白的纸张，就像张开的嘴巴，代表着口述或书写的可能性。”汉密尔顿对自己的艺术装置这样描述道。但就在某个下午，我穿过这间屋子，方形的白纸缓缓地飘向地板，我从中看到了无声事物的客观存在。我可以感受到，有的时候，这些事物能够填满的不仅是一个房间，还有一段人生。
美国诗人玛丽·鲁夫尔（Mary Ruefle）创作了一系列书籍作品，以文字的刻意缺失昭示出古旧文字的意义改变。古籍手册、被遗忘的小说、老旧的历书和讲述古人智慧的古训书均是鲁夫尔的改造对象。她用修正液和一点胶带将字迹抹去，每页仅留下一小部分单词，再将它们重新排列后就会产生全新的、毫不相同的、令人难以捉摸的含义。这一系列作品旨在向人们传达，文字、短语甚至整篇文本都有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记忆的流逝重新排列组合，经验本身或许只用一支软铅笔就能记录下来，也可以用一块橡皮擦轻易地涂抹掉。我自己就收藏了这个系列中的一本，这是一本出版于1870年的小手册，教人如何玩一种耐心游戏。在名为《正统派》的章节中，有一页纸上的所有文字都被人故意用修正液弄得模糊不堪，只因“当你心不在焉时，必须看得很仔细才行”。诸如此类的文字处理一页接着一页，被略去的文字一段接着一段，它们记录着思绪、知识与认知在过去数十年间被人忽略的方式。但或许创作者最想传递给我们的信息是，耐心与等待，本身就是将时间抹去的过程。
日本艺术家河原温（On Kawara）创作了许多幅以日期为主题的单色作品。这些作品的底色均为红、蓝或灰，每幅画作只以无衬线罗马字体呈现出一个具体日期。画作下方被巧妙地设计成一个盒子，里面收纳着当天的报纸。河原儿时亲历广岛、长崎的原子弹事件，深受影响，从此便一发不可收拾地执迷于记录日期以纪念流逝的时光，并由此证明人类在飞逝的时光中所获得的体验可以被以保留与封存的形式勾勒出来。丝毫不出人意料的是，这位艺术家基本不接受媒体采访，就连他本人的照片也很少为人所见。
“人生绝不仅仅只是活着。”鲁夫尔在谈及个人作品时说道，“人生也比我们任何一个人所能承受的都要沉重。所以，要么是人生被时间渐渐擦除，要么是时间随着人生的展开渐渐流逝。我们自身会消除许多东西，这些东西，有的被我们遗忘了，有的超出了我们的认知范围，还有的尚未被我们经历过。行将就木时，即便过去那有限但‘圆满’的一生，也将变得愈加遥远。幸运的话，你可能还会记得某个地方或某个人，其他东西都已在你的人生中变得了无痕迹。没有人会在临终前一字不落地回忆完过往的整段人生（33）。”尽管鲁夫尔的作品堪称人生苦短的宣言，却仍然富有触感。它们是实实在在的书，可以被读者捧在手里，是文字会被时间逐渐侵蚀的确凿证据。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她会说：“当我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并不觉得自己在擦除什么——我是在从无到有地创造某个东西，将它变成现实。这一系列作品并不完全旨在表现‘隐形’的意象，反而更多地指向‘有形’（34）。”不可避免地，这种缺席不可思议地明显，甚至是一种实质性的体现。其他一些“擦除”的方法则更为概念化。美国诗人乔舒亚·班尼特（Joshua Bennett）曾发表过一首诗，名为《用武力捍卫家园：死亡推论》（Home Force: Presumption of Death）。他从佛罗里达州颁布的所谓《捍卫家园法》（Stand Your Ground Law）[6]的正文中提取素材，先是将其中一些文字刻意隐去，再对剩下的文字进行改装，最后形成的文字强有力地控诉着那些对毫无防备者施加的暴力行径。美国作家、诗人尼克·弗林（Nick Flynn）在其诗歌《七证（节选修订版）》［Seven Testimonies (Redacted)］中重构了伊拉克阿布格莱布监狱中被关押者的证词，用犀利而不失新颖的方式向公众展示出虐待行为如何消磨人的斗志。出于对被关押者的尊重，弗林还在书的封底处附上了口供的原始抄本。美国设计师乔纳森·萨福兰·弗尔（Jonathan Safran Foer）的创意书籍《树木编码》（Tree of Codes）脱胎于波兰籍犹太作家布鲁诺·舒尔茨（Bruno Schulz）的短篇小说集《鳄鱼街》（The Street of Crocodiles）。后者讲述了一系列有关某座神秘之城的故事。在这座城市的地图上，这条被称为“鳄鱼街”的街道被蒙蒙的雾盖住，呈现出如未经探索的无人之境般的景象。但在《树木编码》中，作者弗尔对《鳄鱼街》的内容进行剪裁，“擦除”的结果最终成了一本触手可及的书。一小块一小块的文字以近乎暴力的方式被剜掉，剩下的只言片语反而让人对其周围突起的尖锐毛边更加在意，引发出对“不存在的事物”的无限遐想。弗尔将这个过程比喻成“在墓碑上拓印”，或是“抄写这本书中可能蕴含的一个梦境”。他说：“我从未记住过如此多的短语，随着文字剪裁工作的推进，我也从未遗忘过如此多的短语（35）。”与看得见的文字一样，消失的文字也传达着相同的意义。
美国画家赛·托姆布雷（Cy Twombly）在油画布上创作的书法绘画看上去像是被人随意涂抹在一块黑板上的涂鸦，以转瞬即逝的姿态被快速地即兴创作出来，再被随意地抹除下去。在瑞士艺术家布鲁诺·雅各布（Bruno Jakob）创作的“隐形”系列画作中，只存在光线、空气和水，以展示出这些“无形之物”不可磨灭的印记。中国艺术家张洹从佛教寺庙中收集香灰，再用这些本体消弭的产物誊写《圣经》选段。为了使作品不那么一目了然，他故意将通俗易懂的文字转化成布莱叶盲文。美国艺术家珍妮·霍尔泽（Jenny Holzer）通过改编已解密的战争记录，创作出一系列艺术作品。她用爆炸性的展示方式，使观众聚焦于诸如虐待战俘、政府密谋及隐瞒军事信息等种种行径。她将这些原本被隐藏的信息重塑，提供了另一种展示的方式，使它们暴露于众目睽睽之下。
如今，一些平淡无奇的商业活动也喜欢拿消失的文字来做文章。诸如《男人除了性还在想些什么》（What Every Man Thinks about Apart from Sex）、《老去的快乐》（The Joys of Getting Older）和《萨拉·佩林的智慧箴言》（The Wisdom & Wit of Sarah Palin）等口水书，都用了整本空白页以示对有关主题的讽刺。2006年，克罗地亚广告公司Bruketa & Zinic为欧洲食品生产商波德拉夫卡（Podravka）设计了题为《干得漂亮》（Well Done）的年度财报。厚厚的财报中夹着一本小册子，乍看之下一片空白，实则用热敏墨水印刷着各种食谱及插图。只有用锡纸将它裹住放进烤箱里烘烤25分钟后，才能使其中的内容显形。
尽管新兴技术层出不穷且各具独创性，但在隐晦表达方面，最有说服力的或许仍然莫过于艺术家和作家。1953年，艺术家罗伯特·劳森伯格（Robert Rauschenberg）手拿一瓶杰克·丹尼威士忌前去拜访画家威廉·德·库宁（Willem de Kooning）。劳森伯格想请德·库宁为他作一幅画，只是未来他可能会将这幅画擦掉。德·库宁用墨水、蜡笔、铅笔、炭笔和油性颜料不情愿地满足了劳森伯格的请求。后来，劳森伯格费了几十块橡皮，花了数月时间，才将画中的内容全部擦除。后人对成品《被擦掉的德·库宁的素描》（Erased de Kooning drawing，以下简称《素描》）的寓意解读不一。有人认为它是劳森伯格对抽象表现主义、艺术丑化与破坏行为的抗议，也有人认为它是劳森伯格在艺术上的“弑父”行为（只有把“父亲”杀掉才能凸显自身才华），还有人认为这只是一种对虚无主义的致敬。但劳森伯格自己将这种行为描述成“纯粹的诗意”。《素描》中那些被涂抹、擦除的内容，最终不过是脱胎于原作的游魂。它们仿佛在说，绘画创作的实际过程也能被颠覆、反转，而且，这种行为可以是优雅、有针对性且技巧精湛的。
美国图书出版商Wave Books的官方网站提供了一个链接，点击之后，访客即可对弗吉尼亚·伍尔芙（Virginia Woolf）、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赫尔曼·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及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等文学巨匠的作品进行改编，形成自己的“原创”诗作。根据该网站的介绍，“‘擦除’这一过程能使我们以任何文字为样板，创作出属于我们自己的诗歌”。访客选取一位文学巨匠后，其作品原文将出现在屏幕上。接下来，只需点击任意一个词，即可使它消失或重现。访客将看见文字重组后形成的诗句，甚至还能对这些诗句进行二次重组。此外，网站还带有随机创作功能：访客只需点击按钮，就能使页面上50%的文字同时消失，但这无法确保剩下的文字能够具有任何显而易见的逻辑、顺序或关联性。看哪，这难道不也是一首妙手偶得的诗吗？
为什么我们不能试着欣赏空白页呢？固然，当今的人在沟通过程中已经习惯创建文本与图像，但对删除它们也已同样习以为常，这就是视频播放器存在“快进”功能以及广告拦截软件出现的动因。当然，我的手机带有“隐形墨水”功能，允许我将短信中的文本隐藏在模糊的动画像素后面。当我想还原文字时，只需轻划屏幕，杂乱的像素点就会瞬间组合成可供识别的文字或图像。现在还有一款名为“Signal”的短信服务应用程序，可删除用户数据，并对电子信息进行加密，这样除了收信人之外，谁都无法解读这些信息（据称，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后，这款应用程序的用户量激增了400%）。当然，现在还有一款程序，专门用于阻止新闻的传播，防止实时新闻推送得过于频繁，偷偷吞噬掉个人时间。我家附近的史泰博（Staples）办公用品连锁店的过道里摆满了高性能、防卡纸的电子碎纸机。文本和图像的删除功能无疑是应对嘈杂环境的救星。人们如今谈论着“看不见”和“说不出”的各种事情，就像这些真的是人类力所能及的一样。
正如烘烤后才能显形的文字一样，这种写诗的过程乍看之下未免略显仓促肤浅，仿佛是在文学爱好者面前班门弄斧，就像是一种油嘴滑舌的练习，一个在晚餐上表演的新奇宴会游戏，或是拼字游戏的某种变体。然而，人们此时把玩的不仅是文字，还有文字周围的空间。话说回来，如果说拼凑文字这一行为带有仓促、快速和即兴的色彩，那么使文字消失的行为亦是如此。我曾不止一次访问那个网站链接，发现这种令人着迷的作诗过程与平时常玩的拼字游戏恰好相反，我为自己的这项发现感到喜悦。拼字游戏是让人填满空格，而改编诗句则是要人刻意在文字间创造空白。尽管我无意以这种方式创作一首诗歌，却在不起眼的地方发现了“此时无声胜有声”的力量，沉默是语言的一部分，同一页纸上的文字以不同的方式消失也能传递出不同的信息。
在当今这个信息过载的时代，消失的文字对于人类沟通的价值有增无减。出乎意料的是，空白的纸张、褪去的文字和删掉的句子好像都在告诉我们，转瞬即逝的表达既能满足人类对时效性的要求，又能进一步发挥我们的想象力。这些都是有意义的。我们不是想要向外界传递信息的囚犯，而是信息时代的“俘虏”。在沟通过程中产生的信息量在这个时代里以不可估量的速度递增。Twitter、Facebook、Instagram、Tumblr（汤博乐）及Pinterest（拼趣）等社交平台上永不停歇地进行着数据交换，我们却早已对此习以为常，甚至已经将其当作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人们无须再像以前那样蹲守晚间新闻，因为现在新闻会被24小时不间断地推送。当我在本地天气预报网站上查看冬季天气情况时，电脑屏幕上会显示出每场风暴的名字，还会时不时地弹出动物救援机构的组织标语、果汁广告或者本地某银行的实时汇率。我的一个演员朋友告诉我，单纯地播放电影已经不足以满足现在的观众的需求，他们还要求拥有环绕式的影院体验；导演不能只产出一部电影作品，还得向观众展示整部电影的筹划过程花絮，并拍摄好几个备用结局。曾几何时，一本杂志只有一个封面，但我前些日子收到的一本邮寄来的杂志，竟然同时带有三个封面。
在人们的印象中，抹去内容的行为通常是“审查”所引起的。尤其在战时，常常需要删去或改编通信与报告中的大量文字内容。但在1973年，故事的空白变成了故事本身，一时间登上各大报纸头条的正是一桩涉及“抹去内容”的丑闻。时任美国总统的尼克松及其幕僚长霍尔德曼（H. R. Haldeman）曾有一段讨论“水门事件”如何善后的长达18分钟的对话，可这段对话的录音却不知如何已经被人销毁。正是这一行为促使有关方面对尼克松展开了刑事调查，并最终迫使尼克松下台。时至今日，尽管关于谁销毁了这段录音以及使用了怎样的销毁方式仍无定论，但这个行为本身无疑加速了尼克松政府的倒台。无论是这18分钟的时间，抑或在此期间发生的对话本身都悄无声息地蒸发了，反而将“水门事件”的公众关注度推向高潮。录音带上的空白不仅代表着政治上的越轨行为，从更广义的人类交流范畴上讲，它还与20年前劳森伯格擦掉德·库宁的素描一样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即便到了今天，“18分半”这个词不仅会使美国人立刻联想到一位目无法纪的前总统，也仍然能让人感受到“抹去内容”这一行为本身的力量。这种力量恒久不变，神秘如一个无法参透的谜。
消失的文字没有什么可新鲜的。纵观人类历史，它曾服务于人类的想象力，提供了实用性，甚至有时还能满足一些可怕的需求。古罗马诗人奥维德（Ovid）强烈主张情侣们使用牛奶写信、互诉衷肠，收信者可以用碳粉使隐秘的文字显形。美国独立战争期间，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曾用从五倍子中提取的单宁酸记录机密信息。著名化学家莱纳斯·鲍林（Linus Pauling）曾试图利用细菌配制隐形墨水。近期，中情局解密了自1969年以来的93万份文件，其中不乏各式研制隐形墨水的朴素配方，而且许多出人意料地富有诗意。例如，其中一则写道：“取少量稀释的淀粉溶液，加入少许碘酒，用混合而成的蓝色液体写下的文字很快就会消失。”另一则配方的主原料是氯化钴，用这种溶液写出来的字在人体体温加热下即可显形，而温度下降后又会消失。还有的配方写道：“将洋葱、洋蓟、韭菜、卷心菜或柠檬等蔬菜水果榨汁，以此汁液写出来的字，（可能）会在经熨斗加热后显形。”在其他情况下，出于不同的动机，人们也会借助一些手段使文字隐形。例如，有时候尿液就是囚犯们会采用的材料。在被流放到劳改营期间，乌克兰诗人伊丽娜·瑞辛丝卡雅（Irina Ratushinskaya）曾用火柴棒的一端在肥皂上写诗。她写完，在心中记下诗句，就用水将肥皂表面的痕迹洗掉。
走在纽约市街头，你可能会看见一些“幽灵广告”。这其实是早期画在砖房侧面的一种广告宣传画，用来给油、纸和服装等商品打广告。如今，它们如同一种老古董式的印刷艺术品，渐渐成为城市的模糊印记，变得越来越难以寻觅。它们中的许多成了其所在社区内的地标，受到文物保护者们的喜爱。斑驳的文字处于被人遗忘的边缘，却仍能在人类的想象力中占据一席之地。在我经常活动的街区中，有家叫作Wolf Paper & Twine的美国公司，其所在楼房的表面就有这样一则“幽灵广告”。坚固的砖墙上，是正在消失的文字与它当初宣传的物品本身存在的痕迹。两者之间鲜明的对比，愈加凸显出事物的昙花一现。
俄罗斯的贝加尔斯克于2017年冬季修建了一座冰雕图书馆。这实际上是一系列排布得有如迷宫的墙，墙体由大块冰砖堆砌而成。图书馆中收藏了420本“书”，每本都是墙上的一块“砖”，每本都镌刻着全世界人民的愿望与憧憬。1月，艺术家在冰块表面完成雕刻，等到4月它们就会融化殆尽。中国艺术家董颂（音译）出身于一个贫困的家庭，父亲鼓励他用蘸着水的毛笔在石头上书写来练习书法，这样就可以省下墨水和纸的开支。若干年后，长大成人的他重新开始接触书法，这项沉默的艺术逐渐融入他的日常生活。石板、路面与人行道都是承载他创作的对象。2005年，他来到纽约时代广场，在混凝土路面上书写，可他的文字在地面散发出的热量下瞬间蒸发了。当我端详着他为这幅作品现场抓拍的照片时，仿佛正在见证文字消失的过程。它们之前在那里，后来又不在了。
失去文字的方式究竟有多少种？日常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对某些文字丧失兴趣，有时又只是恰好不会再用到它们而已，还有的时候，我们有意无意地删去文字，或只不过是注意力被其他事物吸引。所有这些情况都可能导致文字的消失。英国作家罗伯特·麦克法伦出版了一本名为《地标》（Landmarks）的书，书名指的正是语言与地貌的相似性。书中，麦克法伦提到新版《牛津少儿词典》（Oxford Junior Dictionary）的编辑们决定在词典中删掉某些生僻词，并收录一些随着社会文化变迁出现的新常用词。被删掉的词如“橡子”（acorn）、“蝰蛇”（adder）、“白蜡树”（ash）、“山毛榉”（beech）、“风铃草”（bluebell）、“毛茛”（buttercup）、“柳絮”（catkin）、“演奏会”（concert）、“小天鹅”（cygnet）、“蒲公英”（dandelion）、“蕨类植物”（fern）、“榛子”（hazel）、“石南”（healther）、“常春藤”（ivy）、“鹭”（heron）、“翠鸟”（kingfisher）、“云雀”（lark）、“槲寄生”（mistletoe）、“花蜜”（nectar）、“蝾螈”（newt）、“水獭”（otter）、“饲料”（pature）和“柳树”（willow）。新收录的词则如“附件”（attachment）、“块图”（block-graph）、“博客”（blog）、“宽带”（broadband）、“要点”（bullet-point）、“名人”（celebrity）、“聊天室”（chatroom）、“剪切-粘贴”（cut-and-paste）、“MP3播放器”（MP3 player）和“语音信息”（voice-mail）等。
“你看不见它，但它就在那里。”荷兰书籍设计师伊尔玛·博姆（Irma Boom）说。她于2013年设计了一款图书，旨在向“香奈儿五号”香水致敬。这本书没有采用墨水打印，从版权页上的文字到插图上玫瑰与茉莉花瓣的轮廓，再到正文中可可·香奈儿女士与毕加索的名言语录，书中所有文字与插图一律以单色压刻在300页白纸上，每一页都是纯白的。这本书意在探索文字怎样才能以不那么显眼的方式呈现在人们面前。那一页页纸是如此模糊、脆弱，却又充满暗示，传递出一种难以言喻的主旨，这样的页面或许正适合作为一本香水传记的载体，但更重要的是，它们亦可谓21世纪的新型图书馆的一部分——这些馆藏的文字，正在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处于消失的过程之中。或许，在卡尔维诺用各色墨水标注的城市地图中，也包括了那些完全不可见的东西。
美国自然文学作家特丽·坦皮斯特·威廉姆斯（Terry Tempest Williams）在其著作《当女性成为鸟类》（When Women Were Birds）中讲述了一段亲身经历：她的母亲把自己的日记全部包好，叮嘱女儿在自己离世之后才能打开来看。母亲去世一个月后，威廉姆斯终于整理好心情，“走到三座放满了漂亮的精装书的大书架前，母亲的日记也被包好书衣，一本本地排列在上面。有的书衣图案是纷繁的花朵，有的是涡状花纹，还有的是朴素的单色”。结果，她一本本翻过去，发现这些日记里面竟然全是空白页。为了再现当时看到这些日记的震惊感，威廉姆斯也仿造母亲的做法，在《当女性成为鸟类》这本书中添加了12页空白。后来，威廉姆斯表示自己在这些空白页中发现了无数的意象：犯罪、白色丑闻、典藏的白手帕、静默的和谐、投影屏幕、炫目的光线、剪纸、伤口和舞台。
这并不是说我们一家都是缺乏探索欲的人，我们对未知的事物也怀有一种接受甚至欣赏的态度。作为一名传记作家，我的父亲深谙揭露之道，了解收集、整理和剔除细枝末节以展示事物全貌的方法。他记得在东南亚驻守的那些年，自己见过谁，和谁一起喝过酒，又亲眼看见过什么。我想，他对中情局视为“机密”的信息仍然有些好奇，但我们都深知，每个家庭都有被“未知”及“不可知”事物绑架的时候。或许，那些所谓“机密”的信息其实平淡乏味、尽人皆知，却仍值得我们尊重。那份可笑的中情局文件让我联想到20世纪60年代末期的美国社会文化。当时，“静音”按钮出现在电视遥控器上也不过才短短数年时间。荒诞派戏剧与爱尔兰作家塞缪尔·贝克特（Samuel Beckett）的作品中充斥着大量让人难以捉摸的静默桥段，连续的画面也总是被不合时宜地打断，整部剧作却因此承载着更深重的内涵。它们都是现代文学的领航员，因为在今天，这些剧作中“消失的台词”与中情局文件中“消失的文字”遥相呼应，产生着深深的共鸣。
此外，她还将这些空白页视为纸制的墓碑，由此我不禁怀疑，消除文字的传统是否正是源起于墓地。刻着人名和生卒日期的墓碑，在雨、雪、沙、风及其他气候条件的作用下，承受长达数个世纪的侵蚀。但要说最能抹去事实的，恐怕还是时间这种东西。我的父母在30多年前双双去世，他们的名字和生卒年月却在花岗岩墓碑上依旧清晰如初。然而，安葬他们的是一块古老的墓地，每相隔仅仅几米远的地方就立有一块石灰岩墓碑。它们的表面被酸雨腐蚀得坑坑洼洼，而其他那些用沙石制成的墓碑如今也显得十分沧桑，上面蚀刻着的字母与数字已无从辨认。有时，我用手指触碰这些石块，反而能更好地感受到那些字母的轮廓，可这种情况并不会经常发生。
这份文件中的信息其实是非常难以辨认的。每页都有大段大段的字句被涂黑， 看上去就像文字与阴影的随机组合。印象中，父亲盯着这份文件无奈地挑起眉毛，最后他耸耸肩，对着这份报告不屑一顾地挥了挥手。母亲在一旁看着他笑得前仰后合。就这样，这份无法阅读的文件躺在客厅的桌子上，很快就成了我们家的笑料。当然，我们也曾好奇那些被涂黑的内容究竟是什么，却没人真的想对它们做些什么。
物体和文字，到底哪个会更早消亡？它们中的一个是否可以拯救另一个？这些正是在2016年一场名为《在被透支的环境中震怒》（Seeing Red...Overdrawn）的展览上所提出的问题。这场展览设在英国剑桥大卫·爱登堡大楼（David Attenborough Building），这是一家致力于探索生物多样性的研究中心。目前，大约有8万种动植物正在灭绝的边缘挣扎。为了唤起公众保护地球的意识，策展机构反其道而行之——他们设立了一堵宽22英尺、高9英尺的墙，上面用几乎让人难以察觉的文字分门别类地记录着4734个现存的濒危物种，长长的拉丁文几乎让人无法参透其语意：“Niceforonia adenobrachia”是一种在哥伦比亚发现的蛙类；“Partula guamensis”是一种小型的热带陆地蜗牛；“Murina tenebrosa”则是在日本发现的一种蝙蝠，有着短管一样的鼻子，生活在阴暗的角落。与简·柏尔文从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中挑出文字加以改编的过程正好相反，每位观展者都被邀请使用一支不可擦除的笔将原本暗淡的拉丁文重新描写，使平常几乎不为人所知的濒危物种重新进入公众视野，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正如许多孩子一样，小时候的我也在学校里用柠檬汁和电灯泡做过简易的化学实验，并由此接触到“隐形墨水”这种东西。只要遵守实验教程，就能让写下的字迹消失不见。此后，我用牙签蘸着自制的“隐形墨水”写下了许多信件、诗句、日记甚至忏悔。时至今日，我已记不清自己当初具体写了些什么，但在当时，小小年纪的我就已感受到，原来“字”也是客观存在的，它们来去自如，有时甚至还会完全消失。进入青春期后，某天早晨，我家邮箱收到一份寄给父亲的包裹，里面装着一份解密的中情局文件。正是经由这些文件，我才知道原来语言也有寿终正寝的一天。父亲曾是一名新闻工作者，也写过人物传记，他之前为《时代周刊》供稿，后来成为《生活》杂志的战地记者。50多岁时，他先后在日本和泰国居住过，并在曼谷设立了亚洲基金会的办公室。这个组织致力于协助美国与亚洲新兴经济体进行战后谈判，在推进双方建立友好关系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如今，父亲正酝酿撰写一部回忆录，因为对在泰国工作期间的局势信息感兴趣，他向中情局申请，获得了这份解密文件。
每个人都有从未说出口，却早已在心里练习了千百遍的话。其中一些早已被我们忘却，另一些又使我们悔不当初。曾有一个没做课后阅读的学生直接向我交了随堂检测的白卷，卷子的最上方写着一行歪歪扭扭的小字：“我没做阅读，所以一题也答不上来。”这行字下面整页的空白仿佛都在宣示他的无知。看着这张白卷，我试着解读它背后的深意。在任何人的人生中都可能会有交白卷的时候，但“白卷”并不一定意味着空无一物。人类语言的力量源于我们知道该说什么，并发自内心地明白，不是什么都可以用语言表达出来的。“体会言外之意”（Read between the lines）指的就是这种经过人们普遍认同的心态。小说家雪莉·哈泽德（Shirley Hazzard）曾说：“文学中的表达也好，日常生活中的语言也罢，都旨在让我们明白什么东西没有被说出来，而这一点恰恰是至关重要的。”文豪海明威独创出一套完整的写作风格，其标志正是对事物描述中所做的刻意的省略。他解释说：“冰山移动的尊严，在于它只有八分之一露出了水面。”生活在信息时代，我们总有某种方法能够提醒自己：“我还活着”。它可能是内心的某个声音，好像模仿着母亲从前的语气，或是小学五年级时最好的朋友的话语；它有时带着怀疑或恐惧，有时又只是背景音乐或脑海中的噪声。不管我们是否愿意倾听，我们内心深处总有各种来自不同声源的回响，虽然模糊，却客观存在着。前文提到的那位荷兰书籍设计师伊尔玛·博姆说过：“你看不见它，但它就在那里。”当她说出这句话时就意在提醒我们，在这个人人竞相表现自己的时代，隐秘也有另一种美。伊尔玛的这句话不仅仅是在谈论法国香水的历史，还包含了我们想表达的一切：我们永远不会说出口的话、我们想说却没能说出口的话，抑或我们说出去却想收回的话。还有一切无法用语言表达的话、你对我说过但我已遗忘的话、我想在未来某天对你们某个人说的话，以及那些更适合蘸着水在石头上写出来的话。
——弗雷德·摩腾（Fred Moten）
未说出口的东西自有其精妙之处。我父亲的一生好比一本晦涩难懂的书，虽然内容隐晦，其框架却无比清晰。在这方面，恐怕任何一位活跃于当下的个人品牌策略师都没办法比这位半个世纪前的中情局工作人员做得更好。作为土生土长的新英格兰州人，父亲的性格既受到家族基因遗传的影响，又带有当地世代流传的气节，这是遗传学和地理学共同作用的结果。他这一辈子都对人类体验如何由记忆塑造的问题感兴趣，他明白，记忆里的东西必然与事实有出入，他也几乎不愿在读过普鲁斯特之后再读其他作家的小说。在成长过程中我不止一次听到他说，人类的脑子天生善忘，注定要根据自身利益筛选信息，过滤出那些于己而言更加重要的东西。但大脑在这方面的表现并不稳定，有时它筛选出的信息属实，有时却与事实存在颇多差异。
一切皆可擦除。
最近，我在读一份主张睡眠的功能之一在于过滤记忆的科研论文，这让我立马想到了父亲。论文中提及，睡眠时，人的大脑就像在充电。它会回顾脑神经元在白天建立的所有联系，然后对这些联系进行筛选，再去掉冗余的部分。用我父亲的话来说就是，大脑摒弃的东西比保留的要多得多。这使我又不禁想到了父亲通过申请获得的那份中情局解密文件。那些被涂黑的文字，既完美地验证了他的话，又像极了他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