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绕开了紫禁城，把接待地点放到了他西郊的畅春园中。俄罗斯使团的随团医生约翰·贝尔大概也觉得奇怪，为何康熙没有在皇宫中接待他们，只是在他郊外的“乡村别墅”（country house）中接待了使团。58接待中，康熙完全放弃了中国传统方式，而改用满人的待客之道。约翰·贝尔说，他们被带到接见的院子后，看见各官员在通向接见大堂的道路两旁，露天席地盘腿坐在皮垫子上。当天是11月28日，北京已经是冬天，约翰·贝尔感叹好冷。当时在场的翻译是三名传教士，约翰·贝尔专门记录说他们当时穿着大清的衣服，也就是说他们是代表大清出席这次会见。根据康熙派人和俄罗斯大使在接见之前的交涉，双方各自退让一步，俄罗斯大使在见到康熙以后，把信放在一个小桌子上，再由康熙的人把信拿着，在大使看着的情况下，转交给康熙。这样做应该是出于安全考虑。
俄罗斯使团是带了彼得大帝信函来华的正规使团，同时也提前通知了礼部和理藩院。本来是要这两个朝廷部门负责接待使团，但使团到了北京后，和礼部以及理藩院主管在接待的具体礼仪上不能达成一致。俄罗斯大使要求亲自把彼得大帝的信送交到康熙手中，同时要求免除三跪九叩的仪式。这两条礼部都不能答应，说这不符合规矩。57 1676年来华的俄罗斯使团就在礼仪问题上和礼部谈崩了，以至于最后什么实质条款都没有达成。有了前车之鉴，在两国又因礼节问题陷入僵局以后，康熙决定绕开礼部等朝廷部门，让内务府通过满人传统的私人方式来接待俄罗斯使团。这样一来，整个接待又变成了康熙的私人行动。所以这次俄罗斯访华使团也和之前章节中的多罗使团一样，在《清实录》以及后来各种官修史书中都没有记载。
在实际会见时，俄罗斯大使也确实按事先约定，看到盘腿而坐的康熙后，就把信放到预先摆好的桌上。但康熙看到这个步骤后，示意大使亲自把信送到他的跟前。在接信的同时，康熙询问大使：“你国君的身体还好吧？”59整个递送环节，最后完全按照俄罗斯大使希望的程序进行了。康熙又让翻译跟大使讲，他为了和彼得大帝表示友好，这样接信是把朝廷的规矩都破坏了。他希望大使把他的话带回去。接见使臣时，康熙盘腿坐在龙椅上，其他臣工席地盘腿坐在地上，随后摆宴吃喝，席间音乐伴奏，这都是按北方游牧民族的待客传统在接待外交使节。宴会上，康熙还询问了俄罗斯大使一些欧洲君主的情况，同时他还专门提到，听说彼得大帝经常出海，说大海太危险了，让彼得大帝要多加小心。康熙让使节把他的话给彼得大帝带回去。康熙还提到了瑞典，说一个瑞典小国，怎么让俄罗斯如此头疼。康熙提到出海和瑞典，是话中有话，一是显示他有渠道知道俄罗斯在欧洲最西面的战况；二是和瑞典的战争在当时是俄罗斯和彼得大帝的痛点。彼得大帝跟瑞典打了二十年，在两国战争历史上称为“大北方战争”（1700-1721）。瑞典国王查理七世（Charles XII）亲率大军几次以少胜多，战胜了彼得大帝率领的部队。查理七世也是欧洲的传奇人物，一生几次大起大落，直到他1718年去世，俄罗斯才终于在与瑞典的战争中取得控制权。1720年，俄罗斯已经签订了几个条约来结束战争。尽管俄罗斯获得了最后的胜利，但也是苦战后的胜利。所以康熙问为什么和瑞典一个小国，俄罗斯打了那么多年的仗。这个问题一出，康熙就等于告诉使团他知道俄罗斯西线吃紧。使节是如何回复康熙的，约翰，贝尔没有记录。不过贝尔听到康熙谈论欧洲战事很惊讶，没有想到这个远东的君主知道那么多。
从圣彼得堡到北京，整个使团两百多人，停停走走，走了十六个月才到达北京。随团医生约翰·贝尔在游记中说，他估计速度快的话，应该半年时间可以从圣彼得堡到北京打个来回。56使团到了北京，受到了康熙的热情接待。康熙一向重视与俄罗斯的关系，从国家战略层面讲，他一直认为大清最大的敌人是西北还没有归顺的蒙古部落。1720年，西北依然不太平。康熙派出他最得力的皇十四子前往处理甘肃、新疆、西藏这些地区的边务。所以，康熙对俄罗斯使团来访的举动也很欢迎。对康熙来说，能通过贸易稳住俄罗斯，把俄罗斯变成自己的盟友，是代价最小的解决大清北方地缘政治问题的方式。
宴会结束，使团退出殿外，跟着外面席地而坐的人一起，对康熙皇帝行了三拜九叩的大礼。使团跟着大清的人一起给皇帝下拜，算是入乡随俗行礼。这跟单独拜还是有区别的。单独拜，是代表了彼得大帝。约翰·贝尔记录里说，当时有一个人大声用满语指挥着大家，什么时候跪下，什么时候站起来。60
当时俄罗斯卖来的皮毛制品价格太高，无法和欧洲国家从海路卖过来的皮毛制品相竞争。除了价格高以外，俄罗斯产品质量也没有南方海运过来的东西好。跟俄罗斯做生意的中国商贩，赊了俄罗斯的货款，最后还不上了，俄罗斯商人又在北京告官。为了两国和睦，如果中国商贩实在没钱还给俄罗斯商人，最后是康熙从内库拿钱出来赔付给俄罗斯商人。理藩院写了一大堆理由来告诉俄罗斯，贸易减少不可避免，“归根到底是因为俄罗斯的商品在中国没有市场竞争力。当时俄罗斯正在欧洲一侧和瑞典等国打仗，争夺出海口，彼得大帝需要大清的贸易来支持他在欧洲的军事行动。1719年，彼得大帝派伊兹麦伊洛夫率团出使大清，目的就是来找大清谈贸易。出行前，俄罗斯知道大清对书写用词这些细节很在意，专门在称谓上做了特别安排。彼得大帝让使节带给康熙的国书，最后的落款是：“大皇帝的好友，彼得。”55这样通过朋友相称，避免了称谓上出现高低之分。
康熙就这样用满人的接待方式，绕开了朝廷的礼仪。第二次会见，康熙让俄罗斯人直接到内廷谈，据约翰·贝尔说，这次会见只有俄罗斯人和康熙内务府的人，没有官员。这一次康熙和俄罗斯使节应该谈了一些正事，约翰，贝尔对谈话内容没有记录。“俄罗斯使团一直在北京待到来年3月才离开。这期间他们在康熙的关照下，见识了北京的方方面面。传教士是他们的翻译，以及在北京的向导，带他们参观了康熙的动物园，里面养了大象。俄罗斯没有大象，这让俄罗斯人大开眼界。康熙爱好广泛，对各种动物也有兴趣。早年葡萄牙人还给康熙送来一头狮子。不过没养多久，狮子就死了。传教士也私下宴请过俄罗斯使团，席间还有内务府里的杂技演员表演杂技。俄罗斯人还去参观了北京的天文台，看了康熙的玻璃厂。玻璃制作是传教士把技术从欧洲带到中国的。约翰·贝尔说玻璃制品最初到达中国时，被当成宝石，卖得很贵。这个厂开起来后，价格就迅速降下来了。而且约翰·贝尔说里面产的玻璃制品已经是世界一流了，康熙送给彼得大帝的礼物里面就有两件这家玻璃厂的作品。62
（大清）各种皮货甚为丰足。况广东、福建等沿海地方，每年又有西洋等国商船前来贸易，诸凡物品甚足，无人购买尔之商货。皮贾乃寒冷季节需用之物，内地暑热，而且所来皮货又甚多。小康人家购买貂、鼠皮张缝制衣服，一件衣服将穿多年。富有之人虽然愿买，而尔属之人又高抬物价，因此不能卖出。遇有内库购买各种皮货时，尔商人不但不肯出售好皮货，反而高抬物价，暗中私自赊给无名商贩，此等商贩皆为贫穷之人，一旦无力偿还，则又再三求告监督催收。⋯⋯53
12月有很多西方的节日。俄罗斯人先是在北京一个东正教小教堂过了节。雅克萨之战后，俄罗斯投降的俘虏被押解到北京。康熙把这些俘虏编人了满人八旗中的镶黄旗下面。康熙善待这些俘虏，让他们建立自己的教堂，保持自己的习俗。63这一点让约翰·贝尔很敬佩。
在教皇使团到来前，彼得大帝的来华使团在1720年11月18日抵达了北京。两个使团差不多时间先后抵京纯属巧合。彼得大帝使团到北京来是谈判贸易的。自从1689年签订了《尼布楚条约》后，俄罗斯与大清贸易往来频繁，尝到了与大清和平往来的好处。但1710年代以来，俄罗斯对华贸易日渐衰落。衰落的根源，按照今天的说法是市场经济竞争的结果。当时大清理藩院给俄罗斯的公函是这样解释的：
圣诞节前后，俄罗斯人又接受了京城中传教士的邀请，到耶稣会神父在北京的教堂中做客。他们也见到了教皇派到北京的使节。约翰·贝尔特别注意到，在圣诞节期间，康熙还派了他的一个太监，代表他参加教堂里举行的活动。康熙通过这种方式，让传教士感受到他对他们的关心和支持。64
彼得大帝来华使团
春节期间，俄罗斯人还看了很多次北京的焰火表演。在一次焰火表演后，他们和康熙聊到了中国发明的火药。交谈中，康熙还说到了《圣经》中的洪水和诺亚方舟，他说那时候中国记录中也是洪水滔天（可能说的是大禹治水时代）。康熙这样天南地北、古今中外的和俄罗斯使节闲聊，展示了他的才学。最后聊天结束时，康熙还很客气地抱歉说天气这么冷，把你们留久了。当然俄罗斯使团忙表示这是他们的荣幸。这时候，康熙幽默地说，也是，你们俄罗斯人都是不怕冷的。
康熙从接见多罗以后，无论是派遣使节还是期待使节回归，处处都显示他有很强的意愿与欧洲进一步联系。他发给欧洲的红票更是说明了这一点。教皇在收到康熙红票以前，已经在欧洲公布了他禁止中国礼仪的谕令，洋洋洒洒写了一大堆理由。而对比来看，康熙的红票全篇没有一句话在阐述他的想法和观点，他只写了一个内容，就是昭告欧洲：我派了两批使节到欧洲，人都没有回来。这样的公开信发到欧洲，很明显，目的就是要求回复，要求继续谈。理解到这一点，以及看到康熙在接待第二个教皇使团前的漫长等待，我们才能够真正理解康熙在和教皇使节谈判中的各种说辞。
说完后，双方相视开怀大笑。这让在场的约翰·贝尔很感慨，说康熙不仅是有知识、有思想的君主，还非常地平易近人（affability）。“5
如果说学术兴趣是抽象的，那么康熙当时正在进行的国家项目则是实打实急需有技术的西洋人。1710年前后，在张诚、徐日升等老一辈传教士相继去世后，康熙在进行中的一些大项目急需西洋人，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勘测疆域，绘制地图。康熙由于缺人手，不得不把白晋派到一线去勘测。当时白晋醉心于《易经》研究，不愿意去。他到西安以后不久，康熙收到奏报，说白晋从马上摔下，需要回京调养。康熙对此朱批第一句就是“白晋原先即不愿去”，他看出这是白晋逃避工作的借口，接着写道：“理当痊愈之日即以自力追上去。”意指他要真是坠马，就应该等病好了自己追上勘测的队伍。然而白晋竟然回京了。康熙不仅生白晋的气，连转奏的奴才赫世亨也一起骂了，因为他的说辞感觉是在帮白晋掩饰，康熙写道：“尔如此含混转奏，理应即行革职。50从康熙对白晋坠马一事发火来看，1710年前后，康熙确实缺人手。但做西方式的勘测，画地图，只能用西洋人。康熙越到晚年，与西方各方面接触越多，也越需要更多的西洋人。1718年，康熙吩咐两广总督：“西洋来人，内若有各样学问或行医者，必着速送至京中。”1721年，康熙去世前一年过寿时，当时在北京的葡萄牙耶稣会穆经远神父（1681-1726）建议葡萄牙国王选送西餐厨师给康熙作为寿礼。穆经远说他自己的厨师被康熙征调到御膳房去了。52
约翰·贝尔在北京这段时间，还实地到北京各个市场去逛了。除了赞美北京的治安和整洁以外，他提到了他发现香烟（tobacco，非鸦片）在北京已经是日用品，男女都有抽。他观察到茶馆里人们在一边喝茶一边抽烟，也就是说抽烟不局限于有钱人或者特权阶层。他去北京郊外，还看到那里有烟叶种植。根据他抽中国香烟的经验，他认为中国烟比西方烟的烟味稍微要淡一些。他说草原人蒙古人只喜欢抽中国内地烤制的香烟的味道，只从中国内地购买香烟。“约翰·贝尔对香烟味道的评价，基本跟现在人的评价是一样的。
在有些领域，康熙和他儿子已经学得很深入了，他们在等欧洲的学术突破。比如1717年，得知在欧洲大学做过数学教授的戴进贤神父（Ignatius Kgler，1680-1746）到达了北京，康熙让他的三儿子去试探对方是否有真才实学，同时让三皇子特别问问欧洲有没有找出新的简洁的数学方法来获取平方根和立方根。懂数学的人都知道，平方根和立方根求解是有一定难度的。特别是立方根求解，涉及跟虚数相关的问题，欧洲在18世纪中期以后才完全解决。康熙有这样的数学兴趣，就注定了他需要和欧洲保持良好的关系。48
香烟是欧洲人发现美洲新大陆后，伴随全球贸易传播到世界各地的一件重要商品，也是早期全球化中的标志性商品。约翰·贝尔特别提到香烟在中国的普及，是要说明当时的中国和世界紧密相连。最早的香烟大概是明万历年间从南方沿海传入中国的，后来烟叶开始在福建沿海地区种植，而这时已经在北京种植了。近年来，对香烟历史的研究发现，不同文明和地区对欧洲国家运送来的香烟有不同的反应。比如最早欧洲天主教国家对美洲来的香烟是很排斥的，认为这是蛮荒之地的产品；当时强大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也对香烟很排斥。67而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古国，对香烟以及当时很多美洲来的物品（包括很多农作物）反而很容易就接受了。约翰·贝尔记录这一点是有原因的，因为当时欧洲对中国文化是否排外，是否有包容性等有疑问，约翰，贝尔用香烟这个例子是想说明中国有包容性，跟当时的世界紧密相连。同时，约翰·贝尔还去考察了另外一个将中国同世界紧密相连的物品——茶叶。当时茶叶在欧洲卖得很贵，是有钱人喝的饮料。他看了北京市场上卖的各种茶叶以后，直呼暴利，说商人赚了几十倍的差价。68说完茶叶，约翰·贝尔又提到，咖啡当时没有能进入中国，大约是中国人对咖啡没有兴趣。69
德里格1711年入京后再没有回欧洲（马国贤1723年回去了），活到乾隆年间。他在中国谱的曲子流传至今，网上可以找到欣赏。
最让约翰·贝尔难忘的经历是打猎。70过完春节以后，康熙邀请俄罗斯使团去打猎，因为知道他们也有这个爱好。俄罗斯使团来的时候带着狗。一到中国，接待他们的满人官员，就对他们的狗很有兴趣，因为那是猎犬中有名的品种（具体什么品种没有说）。这次打猎安排，从时间上看有点早，安排在2月末，正常开春以后才是打猎的最佳时节，康熙要通过打猎向俄罗斯使节显示自己的军威，这跟现代通过军演来展示实力有相通之处。在打猎中，康熙让俄罗斯使节骑马跟在他旁边。1720年的康熙已经66岁，但他在骑马打猎中对进退节奏的掌控，对马的速度的控制，以及指挥周围士兵在打猎中保持的阵形，都让俄罗斯人叹为观止。约翰·贝尔说有一天连续骑行了六个小时，他都受不了了。最后一天，他们还一起狩猎了老虎。而对老虎，康熙当时用的是枪（Musket，现代步枪的前身），打了两枪都没有打中。于是他把枪递给了俄罗斯大使，让他试试。俄罗斯大使装弹以后，向老虎靠近。约翰·贝尔说，有十名卫士拿着长矛跟在大使后面，以防出现意外。大使最后也显示了他的水准，一枪把老虎打死了。打猎就这样欢快地结束了。晚上康熙命人把制作好的虎皮送到大使的帐中，还让人转达大便，根据打猎的“江湖规矩”，谁打死老虎，虎皮就应该归谁。大使很开心地接受了虎皮。
德里格和马国贤二人其实是由软禁在澳门的多罗推荐给康熙的，但康熙明显不在乎这些传教士的派系，只要有真才实学，他都求贤若渴。在后来的相处中，康熙并不喜欢德里格的个性，但康熙还是优容了他。
这次接待俄罗斯使团，康熙恰到好处地展示了他的文韬武略。约翰·贝尔这个走遍世界的苏格兰人，给予了康熙极高的评价，他回欧洲后就出版了他的游记，成为当时欧洲的畅销书。但可惜的是，这次使团入华在大清的正史中一个字也没有记载。20世纪70年代，在总结中俄历史关系的时候，国内学者终于在理藩院的档案库存中发现了两封关于这个使团的历史文件。一是前文提到彼得大帝自称为康熙“好友”递交给大清的俄文国书。另外一封就是俄罗斯使团离开大清的时候，康熙让理藩院给俄罗斯的回文。俄罗斯大使出使，需要拿到对方国家给出的公函，确认大使把礼物送到了。1676年俄罗斯来华使团就向大清要过确认函。当时俄罗斯大使因为各种朝廷礼仪问题跟清廷不能达成一致，所以大清朝廷也就没给俄罗斯大使开具确认函。作为翻译的传教士南怀仁记录下了当时的矛盾，最后是他给俄罗斯大使写了封信，作为大使入京的证据带回了俄罗斯。有了这个背景才能理解，为什么康熙用自己的内务府接待完俄罗斯使团，在最后时刻，又把朝廷中的理藩院牵扯进来。这是因为正式文书必须要用到理藩院这个朝廷部门。这封文书内容极其简单，一看就是用来走过场的，全文如下：
他（康熙）把翻译叫到宝座附近，再把我叫过去，就开始“考试”了。他先问我是否带来跟音乐相关的新东西。我回答说我有自己创作的新曲子。然后，他又问我创作中是否用了一些新方法，问我是否使用哆、来、咪、发、唆、拉音符来谱曲。我回答说我使用了。他问我是否会在“拉”之后添加“西”（这是法国教授音乐的方式），或者说有没有不用“西”这个音符的其他方法。他说的这个其他方法指的是意大利方法，在“来”这个音中有上升突变，在“拉”中有下降突变。我回答说使用哪个方法对我来说都是一样的，我用意大利的方式举例讲解了其中的变化。他问我是否会用哆、来、咪、发、唆、拉音符唱曲。我说我嗓子不好，唱起来不好听。尽管如此，他还是让我试一试。他开始唱起来，我跟着他唱，他很满意。然后他问我是否知道缩短的音符，像八分音符、十六分音符、三十二分音符。翻译遇到了一些困难，他们只好用手来比划。我其实已经明白了问题，但还是等他们解释。然后我回答说，我不仅知道这些音符，而且还知道它们的用处，知道没有它们很难写出好的曲子。他问我是否知道升音符（sharp）和降音符（flat），在这里我没有等翻译，因为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我看着皇帝，问他是不是这些······然后我开始用升调来唱出音符。他高兴地说：“是，是，好，好，好。”47
敕谕俄罗斯使臣伊兹麦伊洛夫：
那么到底又是什么原因使康熙能不厌其烦，耐着性子和欧洲保持联系呢？这正反映了康熙是个世故圆滑的皇帝。因为那时的康熙急需欧洲人和他们的技术。这种需求在当时是很现实的，无法以其他方式替代。耶稣会神父在康熙年轻时给他介绍了欧洲的文化技术，康熙知道的越多，对欧洲文化技术的兴趣就越浓，需求也越大。康熙在1700年以后，不止一次通知南方口岸的官员，注意发现欧洲过来的有真本事的洋人。后来，遇到有技术的西洋人，广东的官员自己就摸索出了一套方法，来鉴定这些人是否有真本事。擅长绘画的马国贤神父和擅长音律的德里格神父，都是广东官员先面试过一轮后，再奏报给康熙的。德里格神父还记录了他第一次见到康熙，康熙面试他音乐知识的场景：
尔国君主恭请朕安，愿益敦两国之睦谊，祝中国愈加繁荣昌盛，诸事成功等情之奏书，朕已收阅，贡物皆已收下，凡事皆已当面降旨。着尔恭记朕旨，转告尔君主，事竣妥为返回。特此敕谕。”1
尽管这段满文谕旨说的是让传教士小心，但这最直接地反映了康熙的真实想法。康熙知道也明白中西不调和之处有很多。从历史的角度看，康熙是一位很务实的君主，他一生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坚持。作为一个国土同时横跨中亚、东亚的君主，他当然清楚各个文化有不同之处。佛教、藏传佛教、道教等哪一个宗教都和儒家传统学说有冲突矛盾的地方。康熙也不会天真地以为儒家和天主教教义是相通的。所以耶稣会神父笔下那个要捍卫文化传统的君主只是他们理想中的康熙，真实的康熙是一位现实的、没有文化偏执的皇帝。
全文其实就两句话。第一句确认大使入京带来的礼物和问候都收到了。第二句可以说是一句空话，没有任何具体内容。康熙把交待的事都省略了，用了一句“凡事皆已当面降旨”带过了。这说明康熙不想朝廷部门和官员知道他和俄罗斯大臣商谈的具体内容。但同时他又需要朝廷部门出具公函，因而不得不用他们。这份文书档案的下面还有备注，是康熙要求理藩院选用特别纸张来写这两句话。从备注上看，第一次用的龙笺纸，康熙不满意，让他们换成“香笺纸”来重写。72这也是为什么说这份文书是形式大过内容的操作。最后，理藩院尚书亲自把这份大清出具的文书在紫禁城午门前交给俄罗斯大使，送他离开，算是完整地为俄罗斯使团走完了整个程序。约翰·贝尔也特别记录了1721年2月26日这天最后送交文书的过程。他说理藩院尚书反复对俄罗斯大使讲，这又是康熙破例，以前从没出具过这样的文书。73
《易经》尽管是儒家六经之一，可以看作是哲学书，但说到底，这是一本传统占卜的经典。特别是里面的卦象卦图，这些和天主教教义是有根本冲突的。康熙很明白这一点，因此很着急，告诉北京传教士，要是你们写的这些《易经》的书落到了颜珰、刘应手中，这还怎么解释天主教和中国传统文化不矛盾？所以康熙对传教士说，如果你们这样写书，“朕亦无法解释或说明”。康熙说这句话，并不是他过于小心，而是他已经有过切身体会，要论述天主教和中国传统文化互通是不容易的。当年他和多罗会见的时候，多罗举出儒家主张为父报仇，而天主教不允许的例子，康熙就已经觉得不容易辩驳了。康熙明白，要是对方再把《易经》中的东西翻出来，那就更没有办法继续了。这也是康熙为什么要把北京全部传教士召集到一起，亲口警告他们的原因，而且还叮嘱他们“不可轻忽”。
教皇第二个入华使团
颜珰就是反对天主教徒继续参与中国礼仪活动的核心人物，康熙和他的会面上一章已经讲到过。刘应（Claude de Visdelou，1656-1737）是法国耶稣会神父，他是法国国王选派，当年和白晋、张诚一起最早入华的五位法国传教士之一。康熙接见过他，也知道他。刘应在中国待过一段时间，学习了中文以后，强烈反对天主教徒参与传统中国礼仪活动。他是持反对意见中很有名的一位，也是对中国文化比较了解的一位。所以康熙这里特别提到了他。
1720年12月17日，也就是俄罗斯使团入京差不多一个月后，康熙得知教皇特使嘉乐（Carlo Ambrogio Mezzabarba）一行离北京只有差不多七天的行程了。康熙把北京所有传教士召集到一起，开了一个通气会。康熙知道艰难的谈判即将开始，他必须在嘉乐到来之前，给所有他身边的传教士统一思想，在北京这边建立统一战线。这时距离上次1706年康熙与教皇来使多罗会晤已经过去十四年了。在这十四年中，康熙私下和北京传教士多次谈到过中国礼仪的问题，他也知道这些传教士各有各的观点。他身边的德里格神父和马国贤神父就是著名的支持教皇禁约的传教士。康熙知道他们的观点，但并不妨碍他和二人的交往。前面提到过，尽管康熙知道德里格神父赞成教皇的命令，但并没有为难过他，还把他介绍给皇子。德里格和皇四子也就是后来的雍正有很好的私交。
览白晋所写一文，其中引语多为繁杂。日后若有颜珰、刘应一类人物出来，则必款款皆难解释。若不从今日起有所谨慎，朕亦无法解释或说明。所有西洋人应当共同商议为妥，决不可轻忽。46
教皇特使没有来的时候，康熙对这些传教士的各持己见是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去深究的。因为在康熙看来，禁止中国礼仪也好，允许也好，是他们教内之事。但眼看教皇特使马上就要入京了，康熙不得不给出一个明确的态度和观点。康熙在会上，向传教士指出了三点：首先他明确表示他对中国礼仪问题的观点没有变，跟十四年前一样，认为天主教教义和儒家的礼仪是相通的，所以天主教应该允许中国传统风俗礼仪活动；其次，他要求所有传教士跟教皇特使嘉乐表态他们是遵守利玛窦规矩的；第三，如果传教士们在之后的谈判中有什么疑问和想法，要先向他报告，不允许私下发表意见。康熙临时提出这三点要求，其实正好说明康熙这些年并没有表示出很强的姿态来强调利玛窦规矩。74所以他才觉得有必要在与教皇使节会面前，特别亮明他的态度。
最能反映康熙真实想法的是他私下的谈话。康熙虽然表面上坚持天主教和中国传统文化互通，不矛盾，因而天主教应该允许中国礼仪相关的活动。但私下康熙很清楚天主教教义和中国传统儒家有很多不相通之处。他表面上坚持的观点，并不是他内心的真实想法，不过是为了在天主教世界继续中国礼仪活动而硬着头皮坚持的。1711年6月，康熙还在翘首等待他的出访使节回复的时候，耶稣会神父白晋把他新写的《易经》注解拿给康熙过目。康熙看后很着急，下旨让他身边的奴才把所有在京的耶稣会神父叫到一起，告诉他们：
七天之后，也就是12月24日，嘉乐一行到达距离京城大约五十公里的窦店。康熙派他的奴才去见了嘉乐，询问嘉乐一行的真实目的，让他们如实禀报。嘉乐刚进入中国时，禀报说他们是来感谢康熙这么多年优容传教士的。康熙当然知道这并非事实，所以派人再去问。康熙还让他的奴才告知嘉乐，现在彼得大帝的使团就在北京，要是你一个教皇使团到了北京，遮遮掩掩连出使目的都不实说，传到俄罗斯使团那里不好听。这其实是康熙的惯用招数。康熙知道天主教的教皇这边，一般不愿意落下什么口实到东正教的俄罗斯那边。听说俄罗斯人也在京城，嘉乐也觉得隐瞒他的出使目的有点上不了台面。他本来准备把有争议的问题留到和康熙会面的时候谈，现在他在康熙奴才的催问下，交代了他出使的两个目的：一是恳请康熙允许他号令所有在华的天主教神父；二是希望康熙能够同意在华天主教徒遵守教皇对中国礼仪的禁约。75
除了封锁欧洲的消息以外，德里格还说耶稣会神父打着康熙的名义警告欧洲不要乱发消息入华。其中一封邮寄到欧洲的信，耶稣会神父是让康熙身边的奴才赵昌签字的，让欧洲不要把有关禁约的内容发到中国来。赵昌其实在欧洲的教廷那边已经小有名气，因为一直是他在替康熙打理所有跟西洋人有关的事务。当然，可以想象，康熙对德里格反映的事情应该是半信半疑的。一方面，德里格所言部分地解开了康熙长期的疑惑，为什么他的使节出发近十年，一点信息都没有发回来。另一方面，康熙也知道德里格和耶稣会神父是有矛盾的。康熙看完德里格的折子，并没有大的举动，只是吩咐把折子转给他的两个儿子看。
康熙看了嘉乐的呈报之后，首先取消了原定于27日的会见，同时命令嘉乐一行不得进入北京城。然后，康熙嘲讽地回复说两个请求他都准了，条件是嘉乐把他的神父们都带回欧洲去遵守教皇的禁约。同时，康熙补充道，要是有技术的传教士愿意留在大清继续效力，那么他们可以私下遵守教皇的各种规矩。康熙虽然没有直接挑明，但道理上是要嘉乐明白，教皇的权力仅限于传教士，这里的其他臣民还是他康熙说了算。嘉乐随后又向康熙提交了教皇让他带来的各种正式信件，以及教皇禁约的全文。27日，康熙再次回复说，他可以安排所有的在华传教士和嘉乐在北京会见，然后嘉乐可以把他们一起带回欧洲去。嘉乐看到康熙的这个回复很慌乱。因为他不远万里出使大清，到了北京城外，却迎来了最差的结果：一方面连皇帝的面都没有见到，同时又毁掉了天主教在华上百年来打下的基业，使所有传教士被逐出中国。76
尽管德里格的奏折中很多事的真假无法查证，但他所说的罗若德一事是有据可查的。1712年10月11日，广东巡抚满丕上了一封满文折子，转交了罗若德的信。满丕在折子中还说，他收到罗若德的信后，专门去找广州的神父们鉴定过，广州的神父说信确实是教皇发出的。45
在嘉乐新的回复中，就没有和康熙谈正事了，而是和康熙谈人情，希望康熙念在他万水千山，一路舟车劳顿的分儿上，开恩让他先休息一段时间，不要赶他离开。长途跋涉是实情，同时这也是嘉乐争取时间的策略。”康熙看到这个回奏，也没有继续逼嘉乐，而是谈了一下他对中国礼仪之争的看法。康熙指出整个争论是他们天主教内部派系之争。为了支持耶稣会神父，康熙指出教皇在处理整个教内纷争时有失公允。因为上一回的来使多罗就是传信部派出的成员，现在嘉乐又是这个会派出的，康熙反问嘉乐，教皇这样安排，“公道何在？”康熙行文看似是抱怨，实则在为耶稣会神父出头，鸣不平。78这一通抱怨是在还没有开始具体谈判礼仪问题之前，就给嘉乐扣上了不能公平处理纷争的帽子。这样，嘉乐还没有开始谈，就已经被康熙怀疑其公正性了。
但一些新出现的汉文、满文奏折，说明康熙确实如德里格、多罗所言，是有可能在中国礼仪问题上接受不同意见的。1715年，德里格给康熙上过一封汉文密折，折子开头就希望康熙保密，不要把折子内容透露给他身边的奴才，因为那些奴才都是站在耶稣会神父一边的。“3德里格的折子的核心是向康熙说明为什么那么多年都没有他两个使团的消息。按德里格的说法，是耶稣会神父有意屏蔽了欧洲过来的消息。德里格在这封折子中向康熙讲了教皇禁约的大概内容，同时告诉康熙欧洲所有天主教修会都表示遵守教皇禁约，而且特别点出在罗马的耶稣会总会长都已经明确表示了要遵守教皇禁约。德里格告诉康熙，中国地方上的耶稣会神父早就收到了罗马发来的教皇禁约，但是以纪理安为首的北京耶稣会神父阻止教皇禁约在中国流传。这就是为什么所有在华西洋人都知道了新传来的禁约，而没人禀报给康熙的原因。为了说明耶稣会神父的霸道，德里格还提到了西洋人罗若德。44 1712年罗若德在澳门上交给广东巡抚一封教皇寄给多罗的信件，那时多罗已经去世，他就转给大清朝廷。德里格说，在澳门的耶稣会神父知道罗若德把信给广东巡抚后的当天晚上，就逼着罗若德登上了一艘离开澳门的船。
嘉乐看完康熙对争论的理解以后，开始反过来探康熙的底，希望知道康熙到底对教皇禁约中哪些条款有异议。嘉乐给康熙的回奏中，请求康熙明示到底哪些条款可行，哪些不可行。嘉乐明言，如果康熙指出不满意的条款，在他职权范围内能修改的，就按康熙说的修改。如果条款是他无权修改的，他会把康熙的意见带回欧洲，让教皇决定。同时，嘉乐提到恳请康熙理解他作为使节的角色和责任。79
流行的说法是康熙是要捍卫中国文化，要从道理上说服西方。前人有这样的看法也不奇怪，因为一直以来，北京耶稣会神父就有意要把康熙塑造成文化捍卫者的形象。他们希望这样罗马教廷可以看在康熙皇帝的权威上有所让步。在欧洲的文化传统中，耶稣会神父把康熙描绘成文化捍卫者，完全吻合欧洲对东方开明皇帝的想象。他们自己心中的伟大皇帝就应该这样。3因此，耶稣会神父对康熙这样的人设塑造在欧洲很成功。康熙身边的乐师、遣史会派到中国的德里格神父（Teodorico Pedrini，1671-1746）就反复说过康熙不像耶稣会神父说的那样，他是可以接受不同意见的君主，而且完全有可能接受教皇对中国礼仪的禁约。在德里格之前，多罗根据自己和康熙的接触也说过相同的话，认为康熙是有可能接受禁约的。多罗认为，之所以康熙不能接受，是耶稣会神父从中作梗，误导康熙。多罗写过信直接点明这一点。“但是，历史是后人根据自己的理解书写的。无论是多罗还是德里格，他们留下的资料、信件，在后人看来，都有很多偏见，不够客观。最主要的是，他们的文字完全没法和耶稣会神父留下的记录做比较。耶稣会神父对事件做的记录，都是丝丝入扣，各种材料互相印证，让人无从反驳。“2这也是为什么后世基本都相信耶稣会神父们的记录的原因。
康熙毕竟是南征北战的君主。他收到嘉乐的回复后，马上很自信地让属下传话给嘉乐：“尔教王必交与尔两样表章条约，命尔到中国见景呈奏。”80康熙从嘉乐回奏的口吻中一眼看出，他那里准备了多个方案，会根据不同的情况来调整方案。这也就是康熙所谓的“见景呈奏”。康熙在嘉乐表示可以变通，也就是有谈判空间以后，就不具体参与谈判了，而是让北京传教士去和嘉乐谈细节。同时，康熙准备打感情牌，让嘉乐感受到他的善意。两天以后，也就是12月31日，他在畅春园接见了嘉乐。在这次会面中，康熙和嘉乐没有谈论有争议的问题，整个会谈气氛很融洽。1721年1月的前两周，康熙和嘉乐主要是在互赠礼物。康熙说北京天冷，送了一件貂皮袄子给嘉乐，同时他还让御膳房给嘉乐派吃喝，这是满人君主传统中把对方当贵客，表示亲近和关心的一个表达方式。
史景迁认为康熙的参与不同寻常，他完全可以简单粗暴地处理这个问题，但他没有。那为什么康熙会耐着性子参与到这场耗时耗力的争论中去呢？
可惜的是北京传教士并不能和嘉乐在礼仪问题上达成共识。北京传教士内部其实都没有共识。传信部派到中国的德里格和马国贤神父认为教皇禁约可以在中国施行，嘉乐不需要做任何修改。但北京耶稣会神父不同意教皇禁约，认为在华没法执行。让康熙没有想到的是，他选择作壁上观和不干涉被有些北京传教士认为是默许了教皇禁约。德里格和马国贤在私下竟然恭贺嘉乐，说他完成了教皇的任务。康熙发现北京传教士内部都无法统一意见后，在1月17日通知嘉乐，让嘉乐不要听任何一方观点了，以后以他说的为准。81而且康熙发现，传教士作为翻译各怀私心，把自己的意思加到了翻译中。康熙告诉嘉乐说：
简单来讲，康熙完全可以把所有中国礼仪相关的争论都当成无稽之谈，那么这样我们也就不会在这里（开这个会）了。或者，他就坚持他自己的想法，无论想法是什么，他都可以坚持。他有权力这样做。他完全可以把一些传教士赶出中国。但他没有这样做，而是选择参与、争论、劝解，有时候还要发火。他真的很投入地在参与。38
尔前日在朕前亲见，众西洋人言语参差不成规矩。朕之旨意，通事之人不能尽传于尔。尔回奏之言，又加私意上奏，言语不同，事体不能明白。82
约翰·贝尔解释说中国礼仪问题的争论是天主教内部的耶稣会和多明我会两边的争论。他作为基督教新教徒都没有兴趣了解，因而很惊讶康熙会有兴趣掺和进去。西方研究康熙的权威、耶鲁大学的史景迁教授，在1990年代一次关于“中国礼仪之争”问题的研讨会上，也对康熙参与到争论里面表示很疑惑。史景迁这样评价道：
在这样的情况下，嘉乐再次呈上教皇禁约的全文，希望康熙直接指出哪些条款是可以在中国施行的，哪些是不可以的。嘉乐再次强调，他能做主的，就按康熙的意思改；不能改的，他把意思带回教皇那里，再行定夺。康熙当然明白这是嘉乐在探他的底线。如果康熙给出了逐条批复，那么嘉乐就知道到底具体应该怎么修改了。康熙没有逐条批注，只是在禁约后用红色御笔写了一段批注，全面地否定了禁约。（图6.1）
从任何角度来审视，一个异教的皇帝有兴趣参与到天主教内部的纷争中去都是一件很奇怪的事。37
该批注的最后一句，最有名，后来的学者引用很多。康熙写道：
康熙皇帝文韬武略，南征北战，是世界历史上都赫赫有名的君主。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康熙都完全可以按照他的想法决定传教士、天主教以及礼仪等众多问题。他完全有权力这样做，根本不需要和欧洲任何一方啰唆。但在与罗马的沟通上，康熙显示出了非同寻常的耐心。就连到京的俄罗斯使团也看出了这个问题，很惊讶为什么康熙大帝会有耐心跟天主教争辩这些理论问题。俄罗斯彼得大帝派使团1720年11月9日入京，比教皇使团早二十五天。两个使团到北京后都互相知道，康熙还一起接见过双方使团。双方也都用北京的传教士在做翻译，两边使团成员私下也有往来。俄罗斯的随团医生约翰·贝尔（John Bell）是苏格兰人，在他的旅行游记中就记录了康熙参与中国礼仪问题的争论，而且还评价道：
似此乱言者，莫过如此。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
康熙的耐心
后来的史家以这句话作为铁证，认为康熙有意禁止天主教。但看过康熙前前后后数十年不厌其烦的各种安排，都会知道，这句话是谈判中的常规技巧。康熙深知他作为皇帝的权力在哪里，也知道教皇那边的软肋。还没有见到嘉乐时，康熙已经威胁过嘉乐一轮，告诉他，你如果要坚持禁约就把传教士都带回去。现在威胁的话直接变成了禁止天主教。康熙的措辞也很有意思，禁止的理由是：“免得多事”。
对于康熙来说，红票达到了预期的效果。艾若瑟被允许回大清，同时教皇又派了第二个使团亲自来解释。不幸的是，艾若瑟病逝在回大清的船上。他的汉人弟子樊守义守着他的棺材一起抵达广州。广东巡抚向康熙报告了樊守义的回归。康熙看完报告很疑惑，命令巡抚详查樊守义，因为康熙怀疑艾若瑟是在路上被害死的。但是，巡抚严查以后，并没有发现艾若瑟之死有可疑之处。康熙还是不相信，后来见到教皇的使节，还当面发火说道：“中国所使之人，一字不回，都暗害杀死。”36
值得注意的是，康熙在1月18日这天让他的奴才把禁约批文递给嘉乐的同时，还附了一道御旨，上面写着以后就用文字方式沟通，不要再见面。同时，康熙再次提到俄罗斯使团，表示如果不能达成共识，他会像上次一样再印红票，把各种道理印出来，让俄罗斯人带到欧洲去。如果康熙真如其批文所说，想要禁教，“免得多事”，他就没有必要再附上这样一道御旨，威胁要印刷红票，通过俄罗斯把道理讲到欧洲去。这完全不是怕“多事”该有的样子。康熙为什么要这样？原因很简单，因为康熙先前已经断定嘉乐来的时候有备选方案，对他来说，最好的结果是直接看到嘉乐的底牌，到底教皇能够让步多少，然后在那个基础上再来和嘉乐谈。康熙对禁约的批注以及附带的御旨只有这一个目的。
红票传到欧洲以后，确实给教皇带来了很大的压力。艾若瑟回到欧洲，各国的教会内部早有耳闻。红票让欧洲知道原来艾若瑟是康熙皇帝的使节。这让教皇在道德层面很难堪。当时18世纪的欧洲已经很开明，拦着别国的使节不让回去是不可接受的。教皇在1717年收到红票后，赶紧召见了艾若瑟，让他回去复命，并让他用身体原因为借口解释为什么这么多年没有回去。34艾若瑟走后，教皇迅速筹备了第二个赴华使团。教皇准备了一封长信让使团带给康熙。这封长信除了官方问候文字，还用了很多笔墨向康熙解释四位使节的遭遇。35
嘉乐在葡萄牙里斯本等待去中国船的时候，教皇确实派人给嘉乐送去了备选方案。83这一点康熙应该事先不知道，不过他还是猜到了。
康熙红票中玩的这个计策，他早年就用过。在与噶尔丹汗交战时期，康熙从一个俘虏那里得知达赖喇嘛早已圆寂多年，统治西藏的桑杰嘉措却一直对大清隐瞒这个消息。康熙当时不愿意跟西藏方面把关系闹僵，这样很难收场。康熙在他的使节离开北京前，秘密跟使节交代，去了西藏不要质问达赖去世的消息，只需要坚持和达赖会面，看桑杰嘉措怎么说。33康熙红票就是这样，把四个人的名字都写出来，要教皇给一个交代。红票的内容是康熙用满语口述的，汉语是他身边的奴才翻译的。文字没有经过康熙的内阁大学士润色，完全是口语，而且细读还不通顺。这也说明康熙一直坚持他跟罗马的联系是他的私事，不把朝廷里面的人牵涉进来。
不出康熙所料，嘉乐收到康熙的批注和谕旨以后，很焦虑。第二天，他呈上了禁约的解说方案，写道“嘉乐来时，教王还付于臣条约解说一张”，请康熙过目。嘉乐给出的解说，就是对礼仪问题中一些活动给出了通融，总共有八条。84八条如下：
康熙红票的内容没有讲道理，也没有表明他任何观点，只是简单陈述一个事实，就是我派了人出去，但都没回来。康熙发出这封信的时候，其实已经知道派出去的四个人中有三个已经去世了。四个人的名字一起点出来，就是要教皇给个说法。
第一，中国基督徒在家中被允许使用上面仅仅刻着亡者名字的牌位，在这个牌位旁边必须附有一个基督徒对死亡的看法的恰切说明。立这块灵牌必须没有任何迷信的暗示，必须避免一切恶表。
武英殿等处监修书官伊都立、王道化、赵昌等，字寄与自西洋来的众人。我等谨遵旨于康熙四十五年已曾差西洋人龙安国、薄贤士，四十七年差西洋人艾若瑟、陆若瑟，奉旨往西洋去了。至今数年，不但没有信来，所以难辨真假。又有乱来之信，因此与鄂罗斯的人又带信去，想是到去了。必竟我等差去人回时，事情都明白之后，方可信得。若是我等差去之人不回，无真凭据，虽有什么书信，总信不得。因此，唯恐书信不通，写此字，兼上西洋字刊刻，用广东巡抚院印，书不封缄，凡来的众西洋人，多发与带去。康熙五十五年九月十七日。
第二，不是迷信的，也不会被怀疑为迷信的礼敬亡者的民间礼仪，可以得到准许。
红票的全文如下：
第三，对孔子的民间性礼拜是准许的，也准许用牌位敬拜他，牌位上必须没有迷信的刻字，并且需要伴随着对天主教信仰的声明。同样，在修订过的牌位前准许点燃蜡烛、焚香和供设食品。
康熙让内务府印刷的红票，是一封让往来的西洋船只带回欧洲的公开信。这封公开信上有汉文、满文、拉丁文三种文字。由于印刷的墨色为朱砂红色，历史上又称“红票”。红票交给广东官员，让他们分发给所有“有头面”的西洋人，让他们带回欧洲。同时，康熙也把红票交给俄罗斯的往来官商，让他们也帮忙传递给欧洲。
第四，允许在葬礼上使用蜡烛和香，但需张贴必要的声明。
1715年3月19日，教皇重申了1704年他签署的关于禁止天主教徒参与中国礼仪活动的谕令。教皇知道他的谕令发出去了十年，相关的争论还在持续。他进一步确认之前的决定，希望这样能够平息争端。31一位英国船长在1716年8月来华贸易的时候，把教皇关于中国礼仪的决定全文带到了中国。32康熙从北京耶稣会神父那里看到了该决定的翻译。康熙很气愤，认为他派出去的人都没回来，而且他已经等了近十年，不能就这样接受一份随便抄来的教皇决定。于是康熙决定主动出击，既然等不回他的使节，他就昭告天下。本书所写的红票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第五，在修订好的牌位面前，以及棺木面前允许叩拜和匍伏敬拜。
康熙发给欧洲的公开信
第六，桌子上可以准备美味珍肴、水果、肉和其他按风俗习惯供给的食品，在灵柩前面或周围可以放置修订过的牌位。也必须作必要的声明，没有任何迷信的色彩。所有这些都是向亡者表示孝爱和尊敬。
1712年以后，现存的奏折中开始有不少沿海官员上报西洋人和物的折子。以前都不知道为什么沿海官员这时期突然开始定期报告西洋来船和物了，这都是因为康熙挂念他派出去的使节的缘故。29特别要注意的是1708至1712这几年，是康熙人生中比较艰难的几年。这一时期正是康熙被太子废立问题搞得焦头烂额的时候。1708年康熙废太子，1709年又复立太子，1712年再废太子。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康熙在百忙之中，被家庭内部问题搞得心烦意乱之际，还惦记着他派去欧洲的神父们。这些汇报西洋人事的奏折为后人提供了很多有用信息。比如著名的宫廷画师，后来一直活跃到乾隆中期的耶稣会士郎世宁，他的入华消息最早就是广东巡抚1715年汇报给康熙的。30
第七，可以准许在中国新年和其他节期向着修订过的牌位叩头。
康熙收到这些消息后，也算一块石头落地，好歹终于有使节到了罗马。这之后，康熙开始等待使节回归了。两年前，也就是1710年，广州巡抚范时崇奏报过，他从澳门人那里听说，康熙派出的龙安国和薄贤士已经沉船身亡。范还请旨康熙应该如何处理当时软禁在广州的几位神父。那几位神父是康熙交给范时崇，让他等龙安国和薄贤士回到中国以后再发落的。康熙告诉他，什么都不要变，继续照看那几位神父，等待他派出去的第二个使团回归。27不过，康熙对两位神父去世的信息持怀疑态度，他们的死讯当时也无法证实真假。康熙交代沿海官员继续查证。后来1718年另一位巡抚上的折子中提到他从西洋人那里得到信息，龙安国和薄贤士二位神父确实已死亡，验证了范时崇的报告。28
第八，在修订过的牌位前可以燃烛和焚香。在墓前也可以供设食品，只要采取上面提到过的预防措施即可。85
1712年8月，康熙终于等到了消息。距离使节离开北京已经六年。葡萄牙人苏霖神父（José de Suarez，1656-1736）上奏康熙，他从欧洲朋友的来信中得知艾若瑟见到了教皇，人现在还在罗马。同时苏霖神父还解释说，这是他刚刚得到的最新消息，这封信所在的葡萄牙大船在人华途中耽搁了。苏霖专门解释这个细节，是因为不久前康熙才派人问过北京传教士。尽管苏霖解释了，康熙还是不相信，认为这些神父有意隐瞒。24好在两天后，康熙收到一封沿海官员的奏报，奏报中也提到了苏霖神父说到的大船，也说这条船延误了。25这样康熙才相信了传教士的话。10月1日，苏霖神父再次上报，他又收到一封信，也提到艾若瑟已经到了罗马。信中还说，葡萄牙国王接见过艾若瑟，而且还派遣了使臣去罗马，劝说教皇不要听信多罗的话。금
康熙收到这八条通融条款以后，很满意。这变相同意了中国天主教徒参与很多之前被禁止参与的传统活动，要求是参与者自己发一个声明。尽管康熙还是让嘉乐把他关于中国礼仪的评论带回给教皇，但他马上全盘接受了通融条款。康熙早就看出天主教这个内部争议是扯不清楚的，同时也看出这八条通融条款确实做出了很大让步，教皇已经给足了他面子。他借着这个通融条款下了台阶，结束了这场争论，应该说对各方面都是最好的结果。
1710年3月，康熙通知两广总督，让他关注所有将要来华的西洋船只，一有消息，迅速奏闻。20 8月，两广总督禀报多罗去世。21康熙在回两广总督的折子上，让他继续关注西洋来船，有信件和消息都迅速奏报。22 1711年夏天，康熙还是没有收到任何消息。于是又几次派人去问北京传教士，仍然未果。23
尽管在嘉乐拿出通融条款之前，康熙在谈判中的文字，以及给教皇禁约下的批注，处处透着他的威严和愤怒。但有意思的是，他收到嘉乐通融条款三天后，态度又变得和蔼可亲，气全都消了。他把所有北京传教士和嘉乐召集到一起，对嘉乐说：
等了两年什么也没等到，康熙在1709年春决定增加信息收集的渠道。在4月份，也就是西洋船到来之前，他通过朝廷的官方渠道，下旨给江西、福建的巡抚，以及两广总督，让他们留意西洋过来的包裹和信件，有新的发现立刻上奏。下给这几位封疆大吏的谕旨都是中文写的，内容基本也是一样，分别发给了他们。”这几位封疆大吏收到谕旨的时候，应该都比较惊讶，不知道为什么康熙会突然让他们关注西洋来信来物，而且谕旨又没有明示到底要关注西洋来的什么，几人也不知道该怎么回奏。几位封疆大吏不知是否私下联系过，但他们的反应都是一样，猜康熙所谓的西洋物品是西洋红酒，于是都到自己管辖地区去找西洋人要洋酒，然后又把洋酒派人送到北京进献给康熙。18到这年8月的时候，康熙还是什么消息都没有。他又派人去问北京传教士，但他们也没有收到任何信息。19
今节（春节）近，尔于明岁再定回去日期。今事体具已明白；朕之旨意，尔亦全晓。尔系使臣，辩论道理之时，朕必直言无隐。尔既不复争辩，朕仍前优待。朕原视中外为一家，不分彼此。尔可少息一二日，京城内天主堂，随尔便居住，以副朕怀柔至意。86
艾若瑟一行在欧洲的行踪，康熙并不知道。不过康熙没有忘记他派出去的两个使团。在1708年8月的时候，康熙派人去问北京的神父们，怎么这么久他们都没有到康熙处报告和请安。正常情况下，7、8月份是西洋帆船乘着季风到来的时节，所以康熙这时候专门派人去问询。闵明我汇报说，他确实早就准备给皇帝请安了，但他在等消息，希望有了使团确实的消息以后，一并向康熙奏闻。闵明我还补充说，现在正是西洋船来华的时节，就算他不能收到两个使团的来信，也会多多少少从其他渠道得到一些关于两个使团的信息。15闵明我的回答说明康熙一直在期盼消息，而且这种期盼给了闵明我很大压力，以至于他都在回避向康熙请安了。一个月以后，1708年9月23日，闵明我不得不上报康熙，被他派出去测量长城、绘制地图的法国传教士白晋从马背上摔了下来。在汇报完这件事后，闵明我在末尾提到他还是没有收到两个使团的消息。16
康熙是在1721年1月21日向嘉乐说的这段话。从中可以看出，康熙已经完全不生气了，除了让嘉乐随便在京城教堂居住以外，还特别解释了为什么此前他的态度强硬，因为那是“辩论道理”，必须“直言无隐”。康熙大概觉得他之前话说得太重，把嘉乐给吓着了，所以有必要解释一下。87
艾若瑟一行于1708年9月抵达葡萄牙里斯本，葡萄牙国王接见了他们。1709年2月艾若瑟抵达罗马，并见到了教皇。教皇没有同意艾若瑟关于中国礼仪的意见，坚持他之前禁止中国天主教徒参与中国传统礼仪活动的决定。同时，教皇让艾若瑟留在欧洲，不要返回中国。14
还有一个细节，特别值得注意。在给嘉乐禁约批注，威胁要禁教的那一天，康照还命令隆科多去抓捕惜销潜人北京的利国安前之视官，主要责任是来督促北京耶稣会神父遵守教皇禁约的。他偷销语入北京，游说北京的耶稣会神父。康熙其实早就知道他的行踪，一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过在他决定亲自出面和嘉乐谈判时，就下令把利国安抓起来。隆科多当天在北京一座教堂的墓地抓到了利国安。廉熙让隆科多把利国安带到嘉乐面前，当着嘉乐的面审问他为什么偷偷摸摸藏在墓地里面。
在两位神父离开北京后的第二年秋天，也就是1707年的秋天，康熙就开始打听二人的消息了。根据现存的满文奏折，康熙派他身边的奴才去问了闵明我，闵明我回答他什么信息都没有收到。13因为1707年春天多罗宣布了谕令，又发生了许多事，加上还没有收到前次使节的消息，康熙决定再派两位使节去罗马，更完整地传达他的意思。这次康熙派出的是耶稣会艾若瑟和陆若瑟二位神父出使。二人于1707年10月27日离开北京去往澳门，他们在1708年1月14日登上了一艘葡萄牙的船，从印度洋线路前往欧洲。这次行程中艾若瑟还带上了他的中国弟子樊守义。樊守义在欧洲待了数十年，后来回到中国，一直到乾隆中期去世。身后留下了《身见录》，记载了他的欧洲行程。
我们可以站在嘉乐的角度来思考当时的情况。在收到康熙威胁禁止天主教的当天，又看到了隆科多带着军队搜捕罗马耶稣会派到中国的巡视员。嘉乐当时面临的压力可想而知。还有一点要注意，嘉乐本质上是个神父，他并不是一个政治人物。他的一生除了这次出使中国，都是在教堂里做神父。当康熙用上各种政治手段，嘉乐是完全没有招架能力的。这也是为什么他第二天就把带来的通融条款全部交上去了。从康熙命令隆科多缉拿利国安的时间选择上来看，康熙当时是在打组合拳，一方面文字上施压，一方面行动上施压。当然康熙本来也只是吓唬一下嘉乐，抓捕利国安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收到嘉乐的通融条款后两天，就把利国安给放了。88
多罗离开北京不久，1706年10月17日，康熙派出葡萄牙耶稣会神父龙安国和法国耶稣会神父薄贤士代表他出使罗马。1707年1月，薄贤士在广州登船后，给北京的闵明我神父写了一封信，说他们二人已经登上了一艘坚固的大船，船上的水手对他们很好。他让闵明我神父转达康熙，让康熙放心。这是二人留给康熙的最后信息。二人选择了穿越太平洋，从美洲返回欧洲的航线。他们抵达巴西后，在8月7日给罗马耶稣会总会长写了封信，告知二人即将返欧，并且通知会长二人将先分别回到自己的国家，然后再到罗马会合。”二人在巴西，为了分散旅途中沉船的风险，分别登上了两艘不同的船去欧洲。但不幸的是，在1708年1月，两艘船都在途中遇到海难沉没了。12
1721年1月28日是这一年的春节。嘉乐在北京过了春节，还参加了很多聚会。他也见到了当时在京的俄罗斯使团。整个1721年2月，嘉乐可以说都是在节日的气氛中吃喝玩乐度过的，收取各方礼物，同时也送出各种礼物。2月11日，嘉乐还参加了康熙举行的元宵节宴席，一直吃喝到晚上。2月18日，康熙把送给教皇和葡萄牙国王的礼物，交给了嘉乐。葡萄牙国王为了中国礼仪之争的事，几次派人到罗马规劝教皇。这些康熙是知道的，所以他专门准备了赠送葡萄牙国王的礼物。3月1日，康熙给嘉乐举行了高级别的告别仪式。”这些谈判后的各个细节都显示，康熙对嘉乐的表现和谈判的结果是满意的。
教皇的两个人京使团，当事人和后来的史家都有提及，从不同角度都有记录。但是康熙等待第二个使团来华的十四年却无人关注过。康熙在这十四年中，对他派出的使节有过无数次的关心和挂念。这些关心和挂念，单独看只是一句问询，一个小举动，但把他一次次询问汇集到一起，就是十数年的坚持。本书中出现的红票，就是康熙挂念他使节众多举动中的一个。教皇派出的第二个使团是对康熙十多年等待和挂念的一个正式回复。
嘉乐离开北京后，先到达广州，最后于1721年6月登船离开。嘉乐离开以后，康熙一直到1722年12月20日去世，还在继续盼望更多西洋人的到来。嘉乐走后不久，康熙让两广官员留意物色有技术的西洋人。1721年8月，广东巡抚就上报了来华西洋船，以及船上有技术的洋人。-同时，康熙也没有忘记他派出去的使臣，最后装在棺材里运回来的艾若瑟。康熙从内务府里派人到广东，为艾若瑟修墓地。内务府为艾若瑟购买了37亩土地（超过三个足球场大小），其中10亩用来修墓地，27亩用来耕作，所得之钱用来维护墓地。从墓地购买的规模能看出康熙对艾若瑟很重视。墓地现在已经没有了，但是在鸦片战争以后，有英国人来拜访过这个墓地，记录了当时周围的环境，并全文抄录了墓碑上的文字。从碑文上可以知道，康熙给的艾若瑟名头是“钦差”。”
十四年的等待
墓志铭记录了艾若瑟的生平，主要强调他作为钦差，排除万难，一心回到中国复命的事迹。全篇写法大概学的是《汉书·苏武传》。从墓碑上的日期来看，墓地完工于1722年12月11号，也就是康熙去世前九天。同时，墓碑上的文字也说明康熙没有再追究艾若瑟滞留欧洲的原因，而是接受了教皇的说法：艾若瑟是因为身体原因没能及时回来。墓碑的残件现存于广州博物馆（图6.2，图6.3）。
康熙不厌其烦地和欧洲沟通，表面上好像一波三折，但内里恰恰反映出康熙对欧洲的耐心和对北京神父们的关心。本书反复提到的红票，就是康熙在这等待中发往欧洲的寻人启事。康熙和所有人并没有不同，当一个人不厌其烦地干一件事的时候，往往是有原因的。我们需要了解的是其不厌其烦的动力。而且当我们细察康熙和教皇第二使团的交往以后，我们就会发现康熙对教皇第二使团很满意，根本就没有过禁止天主教的想法。雍正后来要禁教，并不是康熙的意思。10
小结
康熙和北京耶稣会神父大概都没有想到，他们派去欧洲的人，一去十多年都没有消息回来。一直要到1720年，才等来教皇的第二支赴华使团。从康熙1706年派葡萄牙耶稣会神父龙安国和法国耶稣会神父薄贤士去欧洲算起，康熙等了十四年。这期间康熙早年身边信任的传教士都先后去世了。除了前面提到的1707年去世的张诚神父，徐日升在1708年，安多在1709年，闵明我在1712年先后离世。被软禁在澳门的多罗也于1710年过世。
康熙从一开始就很清楚中国礼仪之争是罗马教会内部的争论，大清内部民族、宗教林立，康熙当然知道各种宗教内部的教义和规矩与传统中国的儒家文化有冲突。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和道教都有教规、戒律与儒家传统准则相违背。这并不是什么特别的事。在教皇的思维中，信仰是一个双向选择，信徒如果愿意遵从儒家的规则，那么他可以选择不信天主教。反过来，如果他们选择了相信天主教，就应该遵守天主教的教规。这一点是教皇给康熙写的信中最核心的一个观点。教皇反问“我们听说对其他宗教的信徒你们并不要求什么，也不过问他们是否遵守中国的礼仪习俗”，潜台词就是，您何必为难我们呢？这些道理康熙其实都明白，他参与天主教内部的争论并不是要坚持什么理论，而只是为了支持耶稣会神父，因为他们是他内务府的人，相当于自己的包衣奴才。按照满人传统，主子维护奴才，是不讲道理的。
面对多罗的谕令，几个月来一直称病不出的一位老神父出面了，他就是68岁的闵明我。闵明我也是耶稣会神父，他1671年人京后做南怀仁的助手，在钦天监里当差。由于闵明我有朝廷官衔，这在天主教内部是一个很有争议的问题，所以多罗入京以后，闵明我一直避免和多罗有任何接触。1707年3月底张诚死后，徐日升和安多也都病重，闵明我作为北京神父中的元老，4月不得不出来收拾残局。简单来说，闵明我神父处理多罗问题的策略就是把多罗和教皇区分开来，向康熙解释多罗有问题是他个人的问题，他的观点不能代表教皇。4月27日，康熙身边的奴才赫世亨和赵昌禀报康熙，他们给闵明我带去口谕，命他写信给多罗。闵明我告诉赫世亨和赵昌，他们传教士已经多次寄信给多罗，他都不听；而且多罗还警告说要向教皇告他们的状。闵明我还讲，他们每次写信都是好言相劝，但这样多罗反而以为他们怕他。闵明我的原话是：“以和语寄信，尔似乎以为我等惧怕于尔。”闵明我汇报给康熙，说不要再理会多罗了，应该直接联系教皇，康熙表示同意，这样康熙也就在多罗这个问题上翻篇了，不再继续和多罗纠缠，只是让广东官员运作，联系澳门的葡萄牙人把多罗软禁在了澳门。
康熙最初没有想到这个礼仪问题会带来这么多麻烦。嘉乐拿出妥协的八条通融条款后，康熙借坡下驴，立刻就接受了，结束了这场漫长的争论。其实当时耶稣会神父对条款还不满意，但康熙这次没有继续听他们的了。根据马国贤神父记载，康熙对嘉乐说，他以后保证不会再介入他们宗教的内部事务了。”所幸的是，最后双方对结果都满意。1721年春节，双方都在欢乐的气氛中度过了。嘉乐离开时，康熙和嘉乐都对未来双方进一步沟通交流充满了希望。历史也确实是这样在演进。嘉乐走后一年，康熙收到了罗马新继位的教皇英诺森十三世（Innocent XIII）登基后专门发给康熙的通报。94
多罗是教皇特使，在教会内部级别又高过北京耶稣会的神父，所以他面对耶稣会神父时态度居高临下，说话也不客气。他在责骂徐日升神父的时候，法国、葡萄牙等多国神父都在场，平时说法文的多罗，直接用所有神父都能听懂的拉丁文对着徐日升神父开骂：“你，你，你，给我站起来，你有罪，没有资格坐下⋯⋯"这样的场景在耶稣会神父的《北京纪实》中被记录下来，用来反映多罗对北京传教士的傲慢。在北京，多罗唯一要给一些面子的耶稣会神父就是张诚。张诚在许多问题上也劝过多罗。多罗离开北京后，张诚也尽其所能地收拾多罗留在北京的烂摊子。颜珰觐见康熙后闯了祸，张诚拨出专款，给颜珰做路费，帮助他赶紧离开中国回欧洲。后来，一直很反感多罗使团、当时负责内务府的康熙大皇子，又发现多罗的翻译毕天祥神父在四川还有官司没解决，张诚又出面各方打理疏通。张诚在1706年12月给当时在南京的多罗写了封长信，告诉他离京后留下的各种麻烦事。也是在这封信中，张诚告诉多罗康熙将要实行领票。现在看这封长信，张诚最主要的目的，是要跟多罗说他留下的麻烦已经够多了，现在康熙皇帝又开始要求领票了。”潜台词是劝多罗赶紧离开中国。但张诚完全没有料到，多罗后来会公开反对传教士去康熙那里领票。这样一来，他就变成了给多罗通风报信的人。张诚受过康熙很多恩惠。康熙北出大漠，追击噶尔丹都带着张诚。张诚留下了详细的日记。从中可以看出，康熙随时都把他带在身边，他记录下了康熙接见塞外蒙古各部落的瞬间。很多接见现场，连跟出去的朝廷史官都没有机会参与。还有很多他和康熙的谈话，可以说都是朋友之间的对话。所以当多罗谕令发出来，他被划到多罗一边后，于公于私，张诚都很委屈，百口莫辩。当然，也没有直接证据证明张诚的死和多罗相关。但是康熙在张诚死后，对他这个鞍前马后十几年的老熟人，没有任何表示，就足以说明问题。张诚死前面临的压力可想而知。
那么为什么以前的历史，大多认为教皇的两个使团是失败的呢？这大概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欧美历史研究中一直存在的欧洲中心论。站在欧洲人的角度，两次出使都没有达到他们要达到的结果，而是做出了很大的让步。在欧洲研究者眼中，妥协就是失败。1940年代，最早研究两次出使的学者安东尼奥·西斯托·罗索（Antonio Sisto Rosso），欧洲史料、汉文史料都看到了，也知道最后康熙和嘉乐达成了一致，可还是坚持嘉乐的第二次使团是继多罗使团后的“再次失败”，因为嘉乐没能够让教皇禁约完全在中国施行。”5这个欧洲中心论应该也是欧洲工业革命以后才有的论调。起码嘉乐回到欧洲时，教皇对结果是满意的，葡萄牙、法国等国家也都是满意的。在葡萄牙的帮助下，嘉乐还把教廷一直觉得有亏欠的多罗的遗体从澳门带回罗马安葬。嘉乐回去不久，也得到了教皇的嘉奖。所以欧洲中心论其实是后来的产物。当时，起码面对康熙，欧洲没觉得自己是中心。
最早在是否要接待多罗这个问题上，北京耶稣会神父内部是有分歧的。作为法国耶稣会神父的负责人，张诚主张接待，反对的葡萄牙神父们后来让步了。”多罗入京后，和葡萄牙神父的负责人徐日升之间有很大矛盾。按照德国耶稣会神父的记载，多罗在众多神父在场的情况下，公开羞辱了徐日升神父。说他到中国后根本不是个神父，就是个艺人（artisan），还反问徐日升：你到中国是“用手传教”的吗？徐日升神父和康熙私交很深，他也确实让康熙喜欢上了西洋音乐。后来康熙的内务府中还有西洋交响乐队，彼得大帝的俄罗斯使团1720年到访北京时还听过这支乐队的演奏。康熙组织编撰的音乐著作《律吕正义》有一卷专门讲西方音乐知识，就是徐日升神父写的。站在徐日升神父的角度，他是希望用他掌握的音乐知识来接近康熙，从而换取康熙对天主教的优容。被多罗当着众多神父的面说成艺人，他是很委屈难过的。因为在天主教语境中，“艺人”类似于中文里的“戏子”。虽然当时欧洲整体并没有歧视艺人，但是在宗教环境中，把一个神父说成艺人有很大的羞辱意味。北京传教士大多同情徐日升神父，因为他们理解徐日升神父的不得已和委屈。”
第二个原因是对历史材料的误读。因为大清一方没有接待教皇使团的官方记载。1930年代发现的原始材料是没有背景的历史档案。如果对历史脉络没有完整了解，就只能看到字面意思。比如，本章提到关于康熙威胁要禁止天主教的话，这种在谈判中说的重话、狠话，不能只看表面意思，应该具体判断。
说来也巧，这年春天，资格最老、在康熙身边已有三十四年的葡萄牙神父徐日升（1673年入京）得了头痛病，病得很厉害，他在信中说，他的头痛病好不了就是和多罗有关。3在康熙身边二十几年的安多神父（1685年入京）这个时期也病了，说自己病重到信都写不了了。4如果说这两位神父可能是装病的话，那么假不了的是53岁的张诚神父突然在3月份去世了。张诚1688年入京后就一直跟在康熙身边。无论是奔袭塞外还是南巡，康熙都把张诚带在左右。由于张诚和多罗都是法国人，多罗在京的时候，他是接待多罗的主要负责人。多罗走后，他也就成了多罗问题的责任人。张诚在去世之前并没有什么基础疾病，直到头一年12月，他都还忙着处理多罗入华后的很多遗留问题。但他的死很可能与多罗有关。因为张诚死后有一点很不寻常，就是康熙没有任何表示，没有给他举行葬礼，一句慰问的话、一两银子都及给。翻看历史就很清楚，康熙对传教士很照顾，根据亲疏远近，摩熊多少都会对死去的传教士有抚恤。张诚做过康熙的老师，后来又能年跟在康熙身边。一直到他去世前几个月，他都还在康熙身边。他突然去世，而康熙没有任何表示的最大可能，就是康熙这段时间正在问费张诚，他很可能是处于极大的压力之下再加上得病才去世的。
另外，康熙当时能从容应对世界各地来的使团，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他有能力绕开整个朝廷制度。他1720年接待的彼得大帝使团和教皇使团在正史中都没有记载。为了谈判需要，康熙通过内务府把接待教皇使团的关键过程都记录下来。记录的方式类似于今天的会议摘要。康熙派传教士找到俄罗斯使团，让他们帮忙把会议记录带回了欧洲。“这份记录在民国时期整理故宫档案时由陈垣在康熙的书房懋勤殿中发现。尽管有这份记录，但是似乎大清的历代史官都没有看到过。雍正、乾隆朝编撰的各种官方史书都不知道教皇在康熙年间就派了两个使团到中国，而是一直以为教皇的第一个使团是雍正年间才入华的。”
1707年2月7日，多罗在南京发布了教皇特使谕令，公开反对康熙的领票要求，阻止在华传教士去领票。在华洋人没料到多罗会这样公然反对康熙，纷纷写信给北京的神父，希望他们从中调停，以免龙颜震怒。2
最后，有一点值得强调，尽管中国礼仪争论看似是关于中国礼仪问题，但这个问题的辩论场主要在欧洲。康熙多少给出了他的看法，算是参与到争论中，但他并没有把这个问题扩大。所以当时大清的儒学大师和高官基本没有参与争论。“中国礼仪之争”准确来说是欧洲教廷内部的一个问题，而不是中国的一个社会问题。如果说天主教的“中国礼仪之争”对中国完全没有影响这一说法有点绝对的话，那么说礼仪之争影响了天主教在中国的历史轨迹肯定就言重了。后来还有说礼仪之争引起了后来的雍正禁教，那就更是无稽之谈了。那么到底为什么雍正登位就要禁教呢？且看下章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