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报纸的社论不单是少数知识分子阶层的心声。东京街头及僻远寒村的一般民众也同样在发生转变。美国占领军简直不相信如此友好的国民与曾经发誓要用竹枪死战到底的是同一群人。日本人的伦理中包含了许多美国人所排斥的东西，但美国在占领日本期间的经验很好地证明，陌生的伦理也包含有许多令人满意的方面。
西方人认为这是原则性的转变，因而心怀疑虑。但这却是日本人完整处世原则的组成部分，在人际关系上是这样，在国际关系上也是这样。日本人采取某种行动方针而未能达到其目标时，便认为是犯了“错误”。如果失败，他们就把它作为失败的方针而予以抛弃，因为，他们没有必要固守失败的方针。日本人常说：“打别人的肚脐也没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军国主义作为争取全世界尊敬的手段而被普遍接受——一种建立在武力上的崇拜。他们为了这一纲领牺牲一切。1945年8月14日，日本最神圣的发言者天皇向他们宣布日本已经失败。他们接受了战败所包括的一切。这意味着美军要占领日本，于是他们欢迎美军；这意味着帝国侵略企图的失败，于是他们主动考虑制定一部摒弃战争的宪法。日本投降后的第十天，《读卖报知》以《新艺术与新文化的起步》为题发表社论，其中写道：“我们必须坚定相信，军事的失败与一个民族的文化价值是两回事，应当将军事失败视作一种动力……因为，只有这种全民族失败的惨重牺牲，才能使日本国民提高自己的思想，放眼世界，客观而如实地观察事物。过去一切歪曲日本人思想的非理性因素都应通过坦率的分析而予以消除……这需要我们拿出勇气来正视战败的残酷现实。但我们必须对日本文化的明天具有信心。”这就是说，他们曾试行一种行动方针而失败了，现在，他们将试行一种和平的处世艺术。各家报纸的社论都反复强调：“日本必须获得世界民族的尊重。”日本国民的责任就是要在新的基础上赢得别人的尊重。
以麦克阿瑟将军为首的美国军官司令部，已经认识到日本人重新起航的可能。它没有采取令日本人受辱的手段来阻碍这一进程。按照西方的伦理，这么做在文化上也许是可以接受的。因为在西方伦理中，羞辱和刑罚是使犯罪者认识其罪孽的有效的社会手段。自我认罪是重新做人的第一步。如前所述，日本人对此并不认同。按照他们的伦理，一个人必须对自己行为所产生的一切影响负责，而且过错所产生的自然后果会使他认识到不能再这样去做。这些自然后果也可能包括总体战的失败。但这些情况并不被日本人视为屈辱并憎恶。按照日本人的说法，某人或某国对他人或他国进行侮辱，就采用诽谤、嘲笑、鄙视、侮蔑以及揭露其不名誉等手段。日本人如果认为受到侮辱，那么复仇就是一种道德。尽管无论西方伦理如何强烈谴责日本这种信条，美军对日本的高效占领却取决于在这一点上的自制。因为，日本人非常憎恶嘲笑，认为这与投降而带来的必然后果，包括解除军备，甚至是负担苛刻的赔偿义务等等是截然不同的。
▲ 1946年10月29日，日本枢密院会议通过《日本国宪法》，居中者为天皇
在日本战胜另一个强权时，当敌国最终投降，且日本认为它未嘲笑过日本时，日本作为战胜者，也曾谨慎地避免侮辱失败的敌人。1905年，俄军在旅顺港投降时，有一张日本人尽皆知的著名照片。照片上，战胜者和战败者只是军服不同，俄国军人并没有解除武器，依然佩戴军刀。有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说，当俄军司令官斯提塞尔将军表示愿意接受日方提出的投降条件时，一位日本大佐和一名翻译带着食品来到俄军司令部。当时，“除了斯提塞尔将军的坐骑以外，所有战马已全被宰杀吃掉。因此，日本人带来的五十只鸡和一百个生鸡蛋受到了由衷的欢迎”。次日，斯提塞尔将军和乃木将军如约会见。“两位将军握手，斯提塞尔将军赞扬日本军队的英勇……乃木将军则称颂俄军长期的坚强防御。斯提塞尔将军对乃木将军在这次战役中失去两个儿子表示同情……斯提塞尔将军把自己心爱的阿拉伯白马送给了乃木将军。乃木将军说，虽然极其希望从阁下手中得到这匹马，却必须首先献给天皇陛下。他相信这匹马一定会下赐给他。但他许诺，如果这匹马回到他手中，他一定要会精心照料，就像这匹马本来就是自己的一样。”[4]日本人都知道，乃木将军为斯提塞尔将军的爱马在住宅前院建了一所马厩。据描述，它比乃木将军自己的住房还要讲究，将军死后，马厩成为乃木神社的一部分。
有人认为，从俄国投降到占领菲律宾，期间的几十年中，日本人大为改变，比如，他们占领菲律宾期间肆意破坏和残暴是世界周知的。不过，对于像日本这样极易随着情况而改变道德标准的民族而言，这并不是必然的结果。首先，敌军在巴丹战役之后并没有战败，只是局部地区投降。反过来，菲律宾的日军虽然投降，日本仍在战斗。其次，日本人从未认为俄国人在本世纪初曾经“羞辱”过他们。然而，在二十世纪的二三十年代长大的日本人几乎都认为美国的政策是“蔑视日本”，或者用他们的话说是“根本瞧不起日本”。这是他们对《移民法案》、对美国在《朴茨茅斯和约》及《第二次裁军条约》中扮演的角色的反应。美国在远东经济地位的上升以及对有色人种的种族歧视态度也促使日本人采取了同样的反应。因此，日本对俄国的胜利和日本在菲律宾对美国的胜利，显示了日本人行为的明显对立的两面性格：受过侮辱时是一面，否则是另一面。
日本赖以重新建设一个和平国家的真正力量在于日本人敢于正确认识他们过去政策的“错误”，从而把精力转向另一方面。日本有一种变通的伦理。他们曾试图通过战争赢得它在世界上的“适当地位”，结果失败了。现在，他们应当抛弃这种方针。而他们以往所接受的训练使他们能够改变方向。怀抱更加绝对性伦理观的民族总是相信自己是在为原则而战，他们在向胜利者投降时会说：“我们失败了，正义也就不存在了。”他们的自尊心要求继续努力使“正义”在下次获胜。或者，他们承认自己犯了罪，进行忏悔。日本人则不是这样。投降后的第五天，当时美军尚无一兵一卒登陆，东京的一家大报社《每日新闻》即已著文评论战败及其所带来的政治变化。它说：“然而，这对最终解救日本是大有好处的。”这篇社论强调说，每个人每时每刻都不要忘记日本彻底地失败了。既然企图单凭武力来建设日本的努力已彻底失败，自此之后就必须走和平国家的道路。另一家东京大报社《朝日新闻》也在同一星期发表文章，认为近年来“过分相信军事力量”是日本国内外政策中的“严重错误”，“旧的态度使我们几乎一无所获而遭受巨大苦难，我们必须抛弃它，采取扎根于国际合作与爱好和平的新态度”。
美国取得最后胜利再次改变了日本人所处的形势。如同日本人生活中常出现的情况，他们的最终失败使他们放弃了前此所追求的事业。日本人这种独特的伦理观，使他们能够自行涤除积垢。美国的政策和麦克阿瑟将军的管理避免了增添需要清洗的新屈辱，他们只坚持那些在日本人看来是战败的“当然结果”，这种做法显然奏了效。
在更近的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选举中，村民投票之前总是说：“我已洗净脖子，引颈就戮。”这句话把选举战比做过去有特权的武士对平民的攻击。直至今日，日本选举所包含的意义与美国仍然不同，不论日本是否推行危险的侵略政策，情况都是如此。
保留天皇非常重要，而这一政策处理得很好。天皇主动访问麦克阿瑟将军，而不是麦克阿瑟将军主动访问天皇，这件事给日本人上了一次生动的课，其意义是西方人难以估计的。据说，当建议天皇否认自己的神性时，天皇提出异议，认为让他除去本来就没有的东西，非常为难。他真诚地说，日本人并未把他视作西方意义上的神。但是麦克阿瑟司令部力促他，西方人认为天皇仍在坚持神性将影响日本的国际声誉。于是天皇接受了这种为难，同意发表否认神格的声明。天皇在元旦发表了声明，并要求把世界各媒体对这项声明的评论全部译给他看。读了这些论评后，天皇致函麦克阿瑟司令部表示满意。外国人在此以前显然不理解天皇神性，天皇对发表声明一事感到高兴。
在牺牲了许多生命的激烈选举战中，确实丝毫不存在个人的仇恨。议会中的激烈论战，甚至使用了暴力，这令外人惊愕不已，但它很少属于个人之间的对抗。政争并非真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斗争，而是藩阀之间、党派之间利害的斗争。而且，每一个藩阀或党派的狂热追随者对新的政治理解为新的战争——为领袖利益与个人忠诚而战。[3]
美国的政策还令日本人得到了某种满足。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联合指令上明确写道：“对于在民主基础上组织起来的劳动、工业、农业诸团体，应鼓励其发展并提供便利。”日本工人在许多产业中组织起来。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积极活动的农民组织也重新抬头。对许多日本人来说，能够主动改善自己的条件，这就是日本在这次战争后果中有所收获的证明。美国一位记者告诉我，东京一位参加罢工者盯着美国士兵喜气洋洋地说：“日本赢了！是吗？”今天日本的罢工与古代日本农民起义很相似，那时农民常因年贡、赋役过重，妨碍正常生产而请愿。它们不是西方意义的阶级斗争，并不企图变革制度本身。当前，贯穿日本的罢工并没有降低产量。罢工者最常采取的办法是“占领工厂，继续工作，以增加产量以使经营者丢脸。在三井集团的一家煤矿中，罢工的工人把管理人员全部赶出矿井，把日产量从250吨提高到620吨。足尾铜矿的工人在‘罢工’中也增加了生产，并把工资提高了两倍”。[5]
当然，日本愿意试行西方民主政治体制。但西方的制度并不能成为改善世界的值得信赖的工具，正像在美国那样。普选和由选举产生的立法机关虽能解决许多问题，但同时也会产生许多困难。当这些困难持续下去时，日本人就会修改我们所赖以实现民主的方式。那时，美国人将愤然宣称这场战争白打了。我们相信我们的办法是最好的。但即使是最乐观地，普选在日本重建和平国家的过程中至多只能占次要地位。自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年代试行第一次选举以来，日本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小泉八云[2]当时所记述的那些传统困难今后还会出现：
当然，不论被接受的政策具有这样的好意，管理战败国总是困难的。在日本，食品和住宅问题，以及其他战后恢复问题必然很尖锐。假如不利用日本政府的官员，问题势必会更棘手。军队复员是美国当局在战争结束前非常担忧的一个大问题，但由于保留了日本官员，这个问题的威胁显然减轻了。但这也并不容易解决。日本人已经意识到这种困难。去年秋天，日本报纸以同情的语气说，对于那些历尽艰辛而战败的日本士兵，战败这杯酒该是多么苦涩。报纸请求他们不要因此而影响自己的“判断”。总体而言，遣返军人表现了相当正确的“判断”，但失业和战败也使其中一些人参加了追逐国家主义目标的旧式秘密结社。他们动辄抱怨自己现在的地位。日本人已不再赋予他们昔日的特权地位。以前，伤残军人身穿白色衣服，街上行人遇见时都要向他行礼。甚至在和平时期，士兵参军前村子要开欢送会，退伍后要开欢迎会，士兵坐在首席，款以美酒佳肴，伴以美女歌舞。如今复员军人根本得不到那种重视。只有家里人会留个位置给他，如此而已。在许多城镇，他们受到冷遇。了解了日本人采取这种骤然变化是多么苦痛，你就不难想象，这些军人多么喜欢与旧日同伴相聚，缅怀过去那种将日本名誉寄托给军人的时代了。而且，他的某些战友会告诉他，那些曾在爪哇、山西、“满洲”与盟军作战的军人是多么幸运。他为什么要绝望？他将再度作战！国家主义的秘密结社在日本很有历史。这些团体为“日本洗刷污名”。那些因复仇夙愿未了，而感到“世界不平衡”的人极可能参加这种秘密团体。这类团体如黑龙会、玄洋社等使用的暴力，在日本的道德中是允许的，即“对名声的义理”。今后若干年内，日本政府还必须长期强调“义务”，而贬抑“对名声的义理”，由此才能灭绝此类暴力。
如此表达民主制度，在美国读者看来，简直毫无意义。但在这种复古解说的基础上，日本无疑将比立足于西方意识形态更易于扩大国民的自由范围，增进国民的福利。
因此，不能仅仅诉诸“判断”，还必须重建日本的经济，为目前二三十岁的人提供生计，使之“各得其所”。必须改善农民的状况。每当经济不景气，日本人就返回农村。而很多地方土地狭小，债务和租金繁重，很难养活众多的人口，工业也必须加速发展。因为反对平分遗产的情绪十分强烈，只有长子能够继承遗产，其他幼子只能到城市去寻找生计。
新的日本政府具有尊重全体国民意愿的民主主义形态……我国自古以来，天皇就把国民意志为自己意志。这就是明治天皇宪法的精神。我所说的民主政治可以认为正是这种精神的真正体现。
毫无疑问，日本人今后还有漫长而困难的道路。但如果国家不再为重整军备列出开支，他们就有机会提高国民的生活水平。像日本这样的国家，珍珠港事件前大约十年间，曾将岁入的一半花在军备及维持军队上，一旦它停止这类支出并逐步减轻农民的租税，就有可能建立健康的经济基础。如前所述，日本农产品的分配是耕种者得60%，其余40%用于支付租税及地租。这与同是种稻国的缅甸、暹罗形成鲜明对比，那些国家传统的分配方式是90%留给耕种者。向耕种者征收的巨额税金才最终保证了国家战争机器的运转。
正由于日本人以这种方式看待他们的社会，他们能够反抗剥削和不义而不会掀起叛乱，更不会有革命。他们并不准备破坏他们的社会组织。他们可以发起最彻底的变革，就像明治时代那样，毫不触动其体系本身。他们把这种变革称之为“复古”，即回到过去。他们不是革命者。在西方的著述家中，有的寄希望于日本在意识形态方面掀起群众运动，有的夸大了战争期间的日本地下势力并指望他们能在投降前夕掌握领导权，还有的预言激进政策将在战后的大选中获胜，但他们都严重估计错了形势。保守派的首相币原男爵1945年10月组阁时发表的下述演讲最准确地表达了日本人的想法。
今后十年期间，欧洲或亚洲任何不扩充军备的国家，都将比扩充军备的国家获得更多潜在优势，因为这类国家可以把财富用来建设健康、繁荣的经济。在美国，我们在推行亚洲政策及欧洲政策时几乎未注意这种情况。因为我们知道，我国不会因国防计划的巨大开支而陷入贫困，我国没有遭受战争。我们不是农业国，我们最主要的问题是工业生产过剩。我们成功实现了大规模、机械化生产，若不着手扩大军备、奢侈品生产、增加福利设施及研究设施，我们的人就将失业。盈利投资的需求也十分迫切。其他国家情况则大相径庭，即便西欧也很不相同。尽管德国要负担巨额赔款，但因禁止重新武装，因此在今后十年左右，有可能为健康和繁荣的经济打下基础，而如果法国推行扩充军备政策，那么它则不可能做到这一点。日本也将利用同样的优势超过中国。军事化是中国当前的目标，而且得到美国的支持。日本的国家预算中如果不包含军事化，它将在不远的将来迎来繁荣，并成为东方贸易中的主角。它的经济基础是和平红利，并将提高国民的生活水平。和平的日本将在世界各国中获得有声誉的地位，如果美国能继续发挥自己的影响来支持这项计划，将对日本是很大的帮助。
儿童早期在同父亲接触中学到的这种态度成为贯穿整个日本社会的模式。位居等级制上层而受到最高崇敬的人，其自身并不掌握专断权力。在等级制中居于首脑地位的官员并不行使实权。上自天皇下至底层都有顾问和隐蔽势力在背后操作。黑龙会式的超国粹团体的一位领袖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对东京一家英文报纸记者的谈话，最确切地说明了日本社会的这一侧面。他说：“社会（当然是指日本）是一个三角，它被大头针固定住一角。”[1]换句话说，三角形在桌面上，是大家都看得见的。大头针则是看不见的。三角形有时往右偏，有时往左偏，但都是围绕着一个隐蔽的轴而摆动。就像西方人经常说的，凡事都要用“镜子”反映。所有努力都是为了隐匿专制权力，一切行动都显示对象征性地位的忠诚的姿态，这个象征性地位则经常不行使实权。日本人一旦发现那被剥掉假面具的权力的源泉时，他们就像看待高利贷者和暴发户一样，认为它是剥削，是与他们的制度不相称的。
美国不能——其他国家也不能——以命令的方式创造一个自由民主的日本。不论在哪一个被统治国家，这种办法从未成功。任何外国都不能强迫一个不同习惯和观念的民族按照外国的模式去生活。法律不能使日本人承认选举出来的人们的权威，不能使他们无视其等级制中的“各得其所”。法律也不能使他们像我们美国人那样习惯随意的人际交往、要求自我独立，以及自行选择配偶、职业、住宅和热情承担各种义务。但是日本人已认识到向这个方向改变的需要。日本投降后，他们的政治家说，日本必须鼓励男女国民掌握自己的生活，尊重自己的良心。他们虽然没有这样说，但每个日本人心里都明白，他们已在怀疑“耻”在日本社会中的作用，而希望在同胞中发展新的自由，亦即从对“社会”谴责和追究的恐惧中解放出来。
日本文化中的问题并不是极端的权威主义。几乎所有西方的观察者都认为，日本的父亲对孩子的关怀和溺爱是西方文化中很难见到的。日本的孩子认为与父亲有某种真正的亲爱乃是当然的，而且以父亲为傲，父亲只要简单改变一下声调，孩子就会按父亲的意愿行事。但对幼儿来说，父亲绝不是严格执行纪律的人，青春期也绝不是反抗父母权力的时期。相反，孩子进入青春期就在世人判断面前成为一位家庭责任的驯服代表。日本人说，他们尊重父亲是“为了练习”，“为了训练”，也就是说，作为尊敬的对象，父亲乃是等级制和正确处世待人的超人格象征。
无论如何心甘情愿，日本的社会压力对个人要求太苛刻了。社会压力要求他隐蔽个人感情、抛弃个人欲望，而以家庭、团体或民族代表的身份面对社会。日本人已经证明他们能够忍耐这种生活方式所要求的一切自我训练。但负担实在太沉重，他们必须高度压抑自己以求得善遇。他们不敢要求那种心理压力较轻的生活，结果则被军国主义者引上一条牺牲累累、漫无止境的道路。在付出如此高昂代价以后，他们变得自以为是了，而且鄙视那种道德观宽容的民族。
在美国，我们曾不断争论媾和条件的宽严，但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宽严，而在于严如其分，不多不少，恰足以摧毁传统危险的侵略性模式，建立起新的目标。至于选择何种手段则应根据该国国民的性格和传统的社会秩序而定。普鲁士的权威主义不仅在家庭生活中，而且在市民日常生活中根深蒂固，这就需要对德国制定特定媾和条件。明智的媾和条款对日本应该不同于对德国。德国人不像日本人，他们不认为自己对社会和历史欠恩，他们努力奋斗，不是为了偿还无穷的债务或恩，而是避免沦为牺牲者。父亲是一个权威人物，如同其他居于高位的人一样，按德国俗语说，是“强迫别人尊敬他”，得不到尊敬就感到受威胁。在德国人的生活中，每一代儿子在青年时期都反对权威的父亲，然而他们长大成人后，与父母一样，最终还是要屈服于单调无味、没有激情的生活。一生的最高峰是青年叛逆的狂飙年代。
日本人已经迈出了社会改革的第一步，即承认侵略战争是“错误”，是失败。他们十分希望在和平国家中重新取得受尊重的地位，这就必须实现世界和平。今后数年间，如果俄国和美国继续扩充军备，准备战争，则日本将利用其军事知识参加那场战争。但是，承认这一点并不能怀疑日本会成为和平国家的内在可能性。日本的动机是随形势而改变的，如果情况允许，日本将在和平的世界中谋求其地位。如若不然，他们也会成为武装阵营的一员。
但当这一指令在华盛顿制定之时，许多美国人仍在担心日本人也许会采取敌对态度，一个怒目而视、伺机报复的民族将消极抵制一切和平计划。后来证明这些担忧并未成真。其原因主要在于日本的特殊文化，而不在于有关战败民族和战败国的政治、经济等一般真理。也许没有一个民族能够像日本这样顺利地接受这种信义的政策。在日本人看来，这种政策是将屈辱的象征从严酷的战败现实中移除，激发他们投身于实行新国策的努力中，而他们能够如此接受，恰在于特异文化所形成的特异性格。
现在日本人认识到军国主义已经失败。他们还将观察，军国主义在世界其他国家是否也在失败。如果没有失败，日本会再次燃起自己的好战热情并显示其对战争如何能作出贡献。如果军国主义在其他国家也失败了，日本则将证明：它怎样汲取了一项教训，即帝国主义的称霸企图绝不是荣誉之路。
利用日本国政府的占领方式所取得的好处是巨大的。如果没有日本国政府可资利用，我们势必要有直接管理一个七千万人口国家所必需的整套复杂机构。他们的语言、习惯、意向与我们都不同。通过净化并利用日本国政府，我们节省了时间、人力和物力。换言之，我们是要求日本人自己清扫自己的国家，但我们要提供具体指导。
[1]厄普顿·克洛斯：《幕后的日本》（Upton Close，Behind the Face of Japan），第136页。——原注。
这种管理方式是一种大胆的行动。但从美国的角度来看，这一政策的好处十分明显。正如当时希德林将军所说：
[2]小泉八云（1850-1904），原籍英国，原名Lafcardio Hearn（拉夫卡迪奥·赫恩）。1890年到日本，后与小泉节子结婚，加入日籍，在东京大学担任英国文学教授，是日本怪谈文学的鼻祖。
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向麦克阿瑟将军发出的指令，将上述诸事具化为一系列重大决定，该指令获得麦克阿瑟将军司令部的全面支持。日本人将负责本国的行政管理和重建工作。“只要能促进满足美利坚合众国之目标，最高司令官将通过日本国政府的机构及包括天皇在内的诸机关行使其权力。日本国政府将在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将军）的指令下，被允许就内政行使政府的正常职能。”因此，麦克阿瑟的对日管理与盟军对德或对意的管理有相当大的区别。它是最高司令部，自上而下地利用日本各级官僚机构。最高司令部的通告发给日本帝国政府，而不是发给日本国民，或某些县市的居民。它的任务是规定日本国政府的工作目标。如果某位日本内阁大臣认为不可能实施，则可提出辞职，但如果他的建议正确，也可以修改指令。
[3]小泉八云：《日本：一个解说》（Koizumi Yakumo，Japan，An Interpretation），第453页。——原注。
日本投降时的一个重大问题是占领的性质。战胜国是应该利用现存政府，甚至包括天皇，还是清算其政权组织？是否应在美国军政府官员指挥下管理每个县市的行政？对意大利和德国的占领方式是在每个地区设立A. M. G.（盟军军政府）总部，作为战斗部队的一部分，把地方行政权掌握在盟军行政官员手中。战胜日本时，太平洋区域的A. M. G. 官员仍然预计日本也将建立这种统治体制。日本人也不知道他们还能保留多少行政方面的职责。波茨坦公告上只是说“日本领土上经盟国指定之地点必须占领，以确保吾人于兹所示之根本目标”，以及必须永久排除“欺骗及错误领导日本人民使其妄欲征服世界之威权及势力”。
[4]厄普顿·克洛斯：《幕后的日本》（Upton Close，Behind the Face of Japan），第294页。这个俄军投降的场景未必完全真实，但并不影响它具有文化上的重要价值。——原注。
美国人有充足理由为其战后在管理日本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感到自豪。美国的政策是由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联合制定的，于8月29日通过电台发布，并由麦克阿瑟元帅卓越地付诸实施。但引以自豪的理由却因美国报刊、电台中的党派性赞扬或批评而弄得晦暗不明，几乎没有了解日本文化的人能明确某项既定政策的恰当与否。
[5]《时代》（Time），1946年2月18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