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被刊登出来的机密文件日后成为了五角大楼文件案的主要证据，也是截至目前新闻历史上最重要的一大事件。《华盛顿邮报》对水门事件的报道激怒了尼克松政府，改写了美国历史，把一届政权打垮下台。邮报还因此赢得了一项普利策新闻奖。那位劝格雷厄姆买下股份的激进投资人不是别人，原来正是年轻的沃伦·巴菲特[2]，格雷厄姆的商业指导、拥护者和公司的财产管理人（他在格雷厄姆家族企业中的小额投资随后暴涨至上亿美元）。格雷厄姆和工会谈判了好几轮，最后把罢工抗议压了下去。她在华盛顿的最大竞争者，曾拒绝向她提供帮助的《华盛顿星报》忽然破产，并由邮报收购。而她回购股票的行为——不仅违背了商场惯例，还完全逆市场判断而行——给公司赚了几十亿美元。
这些事儿光是读读就够让人头疼了，可格雷厄姆还要硬着头皮一一处理。不过幸好她没有放弃，邮报内部重组的结果比任何人预期的都要好。
原来，这段日子里坚忍渡过的磨难，犯下的错误，反复的失败、痛哭、挣扎，都会在最后带她走到一个正确的终点。如果你在1971年买入1美元的《华盛顿邮报》股票，那么在1993年格雷厄姆退休时，这1美元就上涨了89倍——新闻行业的平均股价是1971年的14倍，标准普尔指数只有5美元而已。她不仅成为同辈人里最成功的女性CEO，还成为首位管理财富500强公司的女性，史上最成功的企业家。
祸不单行。公司的主要投资人开始抛卖股权，显然是对前景不抱任何信心。格雷厄姆受之前遇到的一位激进投资人的怂恿，动用公司的一大笔钱把这些股份全部收买回来。此举异常冒险，因为当时几乎没有人会这样做。
对于含着金汤匙出生的格雷厄姆来说，丈夫去世后的前十五年简直像一场残酷的洗礼。问题一个接一个冒头，完全不知该怎么应付。甚至都不如直接把这烫手的山芋扔出去，换笔钱的同时也图个清净。
这还不算什么。公司股价持续走低，股票市场异常萧条。1974年，某投资人开始恶意大量购入公司股份，董事会人人自危——这也许代表了一次充满敌意的收购行为。无奈，只好由格雷厄姆出马对付这个投资人。第二年，报纸印刷工会开始长时间罢工抗议。公会成员的T恤上印着 “求菲尔（菲利普昵称）用枪射死这个假格雷厄姆”。凯瑟琳开始着手摆平这次罢工，但工人们依旧不依不饶。一天早上四点钟，一通让人抓狂的电话打进来：工会把报厂的机器全砸了，还狠揍了一个无辜的职员，烧了一台印刷机。一般情况下，当报厂遭遇职员罢工时，同行企业会借出自己的印刷设备帮忙救急。但这次，其他报厂却巴不得离格雷厄姆的烂摊子远远的，导致一天时间里《华盛顿邮报》就损失了30万美元广告费。
丈夫的自杀不是她的错，但她却要因此承担孤身奋斗的代价。水门事件和五角大楼文件案与她无关，但这种爆炸性新闻却在她手里发挥出了最大价值。其他生意人在20世纪80年代沉迷于收购兼并之乐，但她没有。即使华尔街将《华盛顿邮报》视作软柿子，她依然双倍投资，毫不手软。明明有几百次的机会可以选择一个简单些的模式，但她都放弃了。
可接下来发生的事却让人慌了阵脚。就在《华盛顿邮报》紧锣密鼓准备上市之际，却收到了一系列窃取自政府的文件。尽管法院禁止发布这些文件，编辑却请示格雷厄姆是否仍然要在报上刊登出来。她咨询了公司法务，咨询了董事会。所有人都投出反对票，担心此举会影响首次公开募股，甚至因此惹上官司。左右为难之中，格雷厄姆还是决定刊登文件——这一决定也是史无前例的。见报没多久，美国民主党委员会总部失窃文件的调查组织根据一份来源不详的情报，威胁要将《华盛顿邮报》推到白宫政府及华盛顿其他权力官员的敌对位置上（还要收回必需的电视台相关的官方执照）。一时间，尼克松总统的拥趸和美国司法部长约翰·米切尔纷纷指责格雷厄姆有点不自量力，后者气急败坏地咒骂“非把她的奶子给拧下来不可”。另外有人透露，白宫此刻也正琢磨该怎么狠狠打击这家报纸。我们不妨切身想想：世界上权力最大的政府此刻正在策划：怎么才能让《华盛顿邮报》吃不了兜着走？
在任何给定的时刻里，失败和挫折都可能找上门来。比尔·沃尔什说过，“通往胜利的道路几乎总要穿过一段叫做‘失败’的歧途”。为了再次品尝成功的滋味，我们必须知道是什么导致了失败，是哪里出了问题以及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要想早日克服难题，就必须尽早着手解决。接受现实，才能走出困境。
等她坐稳领导位置后，渐渐发现这家报纸公司的董事会太过保守，成了未来发展的一块恒久绊脚石。他们故步自封，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反感所有冒险的行为。凯瑟琳知道要想做成大事，就得确定自己的领导方向，绝不盲目跟从他人。她最终决定找一个新的执行主编。顶着董事会的大力反对，她辞掉原来那个“老好人”主编，聘请了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年轻编辑。手起刀落，简单粗暴。
格雷厄姆是一个人在战斗。她在一片黑暗中摸着石头过河，试图探明这从未预想过的困窘局面。有些人从来只做正确的事却仍然狠狠栽了个跟头？格雷厄姆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曾经呛声乔治·华盛顿总统的美国作家托马斯·潘恩写过：一些人的思想中有种天生的坚定意志，不会因烦琐小事而解锁。可一旦当它被打开，就会发现其中隐藏的坚强内核。格雷厄姆也许就拥有这样的坚强内核吧。
我们以为只有自负之人才会走向失败，就像尼克松必然要下台。但格雷厄姆却是无辜的。现实告诉我们，自负之人必自毙，此话不假，而谦虚善良的好人也同样会遇到麻烦。所谓屋漏偏逢连夜雨，生活从来就不公平。
同样的命运降临到凯瑟琳·格雷厄姆的身上。接管报业公司只是她未来二十年疲惫挣扎的开始。
自我喜欢这样的概念——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当我们把无关紧要或客观的问题个人化时，就患上了心理学家口中的“自恋性创伤”。一旦自我意识变得非常脆弱或寄希望于世间万事都能顺遂心意，自恋性创伤就发作了。何苦要追究失败是否是由自己造成的呢？是或不是，你都有义务为它负责。格雷厄姆没有盲信自我，所以挺过了这一劫，不然的话她也许就永远都无法振作了。失败总是不请自来，但自我常会让它长久驻足。
和一段从没走过的路。[1]
面对失败，格雷厄姆需要什么？不是炫耀，不是吹嘘，而是勇气。她需要坚持下去的信心和意念、判断是非的能力以及坚定不移的目标。事情并非关乎她一人，而是关系到整个家族的财产。她的任务就是保住《华盛顿邮报》，履行自己的责任。
他将面临一场毫无了解的战争，
那么你呢？问题逐渐现形的当下，自我是否背叛了你？还是你有能力逆流而上，逆自我而行？
人的命运从一开始就被写好了。我们是这样，五千年前的吉尔伽美什国王也是这样：
失败当头，尤其在遭遇质疑、丑闻加身、身败名裂的时候，自我的狐狸尾巴才会露出来。
我们用不同的名字来称呼失败：破坏、不公、逆境、打击。悲剧。不同的标签之下，其本质都是一场磨难，人人避之不及。有些因此而堕落，有些生来就有能力渡过难关。不管怎样，这都是一场必须经历的劫难。
它听取了所有负面的反馈，再告诉我们：就知道你不行。早知今日，当初何必多余一试？它说：算了吧，不值得，不公平。这是别人的责任。干吗不借此机会拍拍屁股走人？它让我们不“委屈自己”，让我们相信“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如果说成功是一种自我的陶醉，那么失败就是自我的毁灭性打击——下滑从此变成坠落，再小的问题也可以导致庞大组织的解体。自我在成功的人眼里只是一点邪恶的小勾当，但对于失败者来说，它是致命的。
如此一来，在此时此刻遭受的所有伤害之上，又平添了一条：自我伤害。
古德曼形容的是经济危机来袭前的一派虚假繁荣，不过他描述的情景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中都不陌生：一切风平浪静，好一个太平盛世。有些人在追逐目标，有些人已经收获果实。论谁也想不到就在这时，命运之轮已经悄悄开始旋转。
借那个想住在“没有围墙的城市里”的自恋者伊壁鸠鲁的话说，脆弱的自我意识会让人一直生活在威胁之下。幻想和成就并不是避难所，尤其当你那过于敏感的天线只能接受（或创造）一再向如履薄冰的自己发出挑战的消极信号。
我们盛装出席华丽的舞会，香槟的气泡在玻璃杯里闪闪发亮，仲夏夜的空气中满是柔声浅笑。人人心里都清楚，黑骑士迟早会冲破大门残忍复仇，屠尽这里的每个幸存者。要想保命就得早早离场，但谁都不舍得离开这歌舞升平之地。大家都在不停地问：现在几点了？然而，这里的表盘上连指针都没有。
这种日子真是悲惨啊！
金融哲学家、经济学家乔治·古德曼曾经这样说过：
沃尔什接管的前一年，49人队2胜14负。他担任主教练和总经理的第一年，战绩仍然一塌糊涂。你能想象这种失败吗？经过所有改变，使上所有力气，最后竟然还是毫无起色。换作是我们，现在也许正是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的时候了。
尽管这是一出悲剧，但还远不算覆水难收的败局。格雷厄姆依然是那个富有、享有特权的白人女性。你以为故事到这就结束了？你错了。失败和逆境相生相伴，每一个悲惨的人生都各有各的悲惨之处。生活就是这样：把所有计划一毁而尽，撕成碎片。有时只来一次，有时还要如此重复好几次。
沃尔什意识到“必须从其他地方证明”情况正在往好的方向发展。对他来说，每场比赛的打法、队伍内部每个正确的决定和改变都是这样的证明。两个赛季之后，49人一举拿下超级碗冠军，之后又赢了好几次。胜利总在道路的最前方，因此才需要我们把目光放得长远一些。
这是1963年。养大了三个孩子，毫无工作经验的46岁的凯瑟琳·格雷厄姆忽然被命运推到《华盛顿邮报》公司董事的位置上，负责经营这家有几千名雇员的大企业。此时的她还没有做好准备，只感到万分恐惧与陌生。
歌德曾经说，惨痛的失败都是“高看自己，低估自己”。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凯瑟琳·格雷厄姆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回购公司股票的行为。股票回购一般都伴随争议而来——因为这些股票往往来自发展已停滞不前甚至有所后退的公司。通过回购，CEO可以用最后机会发表声明：这是市场犯的一个错误。我们公司的股价估值出了错，人们完全不了解我们的潜力。我准备拿公司的钱打个赌，证明是他们错了。
然而，几年之后她的命运忽然掉了个个儿。菲利普·格雷厄姆的行为开始不受控制。他酗酒成瘾，视公司决策为儿戏，买下很多无力偿付的东西。甚至关于他的桃色新闻也渐渐冒头，他在几乎所有的熟人面前公开羞辱自己的妻子。就像老话说的那样，男人有钱就变坏，对吧？其实不然，此时的菲利普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心理问题，而凯瑟琳希望通过精心照料来帮助丈夫康复。某天，她在隔壁房间小睡的时候，菲利普扣响步枪扳机，结束了自己的性命。
通常情况下，虚伪或自负的CEO回购公司股票只是因为他们看不清现状，或企图虚张声势，借此抬高股价。而相反地，胆小或软弱的CEO甚至不敢拿下这个赌注。格雷厄姆两样都不是。她判断了公司的价值，在巴菲特的帮助下冷静地观察市场，发现公司的财产价值确实没有得到正确估算。之前的名誉受损和学习曲线导致股价减损，然而这除了使她本人的个人财产贬值之外，竟然给公司发展创造了极佳机会。短短时间内，她买下了邮报近40%的股份，购入价格仅仅是日后这些股票价值的冰山一角：入手时接近20美元一股，仅仅过了十年就涨到了300美元。
与霍华德·休斯那样任性挥霍家产不同，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凯瑟琳只想选择一条轻松一点的道路。鉴于她的人生经历一直都非常顺利，这样选择似乎也不成问题。用她自己的话说，她甘愿成为站在丈夫（和父母）背后的那个人。
格雷厄姆与沃尔什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有属于自己的评价指标。当旁观者被失败和软弱的迹象所干扰时，他们可以凭此来客观准确地评价、测量自己的工作进程。
1933年，父亲买下当时已奄奄一息但影响力不减的《华盛顿邮报》，试图重振这家企业。作为家族中唯一一个对新闻行业感兴趣的孩子，凯瑟琳几年后从父亲那儿接手公司，并将管理权转让给和自己同样优秀的丈夫菲利普·格雷厄姆。
正是它带我们渡过一劫啊！
她的父亲尤金·迈耶是在股票市场风生水起的天才金融家，母亲是才貌双全的社会名流。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她就拥有了一切最好的东西：上顶尖的学校，跟着名师学习，住豪宅，身边有一群佣人听候差遣。
你也许没有考进最理想的大学，也许没有加入心仪的项目或失去了升职加薪的机会。也许有人在职场上把你比下去，搬进了你梦想中的房子，赢得你梦寐以求的机会。这些挫败也许就发生在明天，也许发生在二十五年后；也许只持续两分钟，或整整十年都如影随形。每个人都逃不开遭遇失败和逆境的命运，就像任何一个苹果都会因为地心引力而掉到地上。这意味着什么？或早或晚，我们都要面对。
凯瑟琳·格雷厄姆的前半生近乎一帆风顺。
希腊作家普鲁塔克说得好，“未来裹挟所有未知的危险向我们快速逼近”。想躲开是不现实的，只能硬着头皮冲过去。
——亚当·斯密
自我主义者此时所焦虑的问题，对谦虚而坚强的人来说并不算什么。他们鲜少抱怨，不做愚蠢的自我牺牲。相反，在他们身上你能感受到一种坚忍甚至积极的妥协和适应。不必顾影自怜，也不必怀疑自己。他们不需要旁人的认可，却总是能化险为夷。
却没有一个人能感受到我们所经历的一半的苦痛。
这就是我们的目标：克服失败，而不只是收获成功。真正重要的是随遇而安，因时而变。
就算把悲惨遭遇鲜血淋淋地暴露在所有人面前，
找到一条路，跨越失败逃出去。
最羞于启齿的是向别人承认自己的窘迫困厄。
[1]选自《吉尔伽美什史诗》，作者不详。
我们才更倾向于炫耀财富，隐藏贫穷。
[2]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1930–），世界著名投资家，曾在福布斯发布的美国富豪排行榜中排名第三。
正因为人类更容易与喜悦而非悲伤的情绪产生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