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阿甘本看来，人类生活的政治化，只有通过和统治权力产生关联才能够实现，即“只有通过完全听凭一种掌控生死的绝对权力”[18]。赤裸的、随时面对死亡威胁的生命和至高权力总是相互依存：“在现代社会，我们习惯于通过公民权利、自由意志以及社会契约等概念来理解政治空间，与此相反，从至高权力的角度看，只有赤裸的生命才是真正的、政治的存在。”[19]那“暴露在死亡面前的生命”是“最初的政治存在”。“政治的原始形式”是一种禁令、绝罚，它产生了“神圣人的赤裸的生命”。至高权力和神圣人的赤裸生命，二者存在于同一秩序的两个极端。相对于至高权力，所有人都是潜在意义上的神圣人。
神圣人最初指由于犯下罪行被逐出社会的人。人们可以杀害神圣人，而不会因此受到惩罚。独裁者拥有绝对的权力，他能够推翻现行的法律制度。他代表了立法权，他处于法外之地，同时和法律产生关联。独裁者无须被赋予权力，他享有制定法律的特权。在特殊的情况下，他能够取消现行的法律制度，从而产生一个法律真空地带，在这里他对其他人拥有绝对的支配权。神圣人的产生便是君权的最初产物。他的生命是赤裸的，由于他处于法律之外并随时面对被杀害的危险。
阿甘本关于神圣人的理论依然坚持否定的模式。施暴者和受害者，绝对君权和神圣人，是彼此明确区分的对立概念。在阿甘本看来，绝对君权和神圣人的赤裸生命，“位于一个秩序的两个极端”。阿甘本所论述的特殊状态是一种否定的状态。与之相反，功绩社会中的神圣人则处于一种绝对的正常状态，即一种积极的状态。阿甘本忽视了在权威社会向功绩社会转化过程中发生的权力转变。
在理想自我面前，真实的自我是一个失败者，他被淹没在自怨自艾中。自我同自身发动战争。在这场战争中没有胜利者，因为胜利意味着胜利者的死亡。功绩主体在胜利的同时走向毁灭。积极社会摆脱了一切来自他者的约束，却陷入了毁灭性的自我束缚。因此，精力枯竭、抑郁症等精神疾病成为21世纪的流行病，它们都带有自我攻击的特征。病人对自身施加暴力、剥削自我。自我形成的暴力取代了他者的暴力，前者的破坏力更大，由于受害者生活在一种虚假的自由感之中。
功绩主体脱离了一切外在统治机构，这些外在机制剥削他，迫使他劳动。功绩主体只听命于自身。外在统治机构的消亡并没有取消强制结构。如今，自由和束缚融为一体。功绩主体投身于一种自由的约束之中，即追求效率最大化。他进行自我剥削。剥削者同时是受剥削者，也是施暴者和受害者、主人和奴隶。为了提供效率，资本主义制度把他者剥削转化为自我剥削。功绩主体把自己视作自由人（homo liber）、拥有绝对主权的个体，实质上却是神圣人。功绩主体既拥有绝对主权，同时也是神圣人。自由人和神圣人合为一体。通过这种悖论的方式，至高权力和神圣人在功绩社会中仍然相互依存。
现代晚期的功绩主体不屈服于任何人。事实上，他已经不再是一个主体，因为主体的根本属性即是屈从（subject to）。他把自我积极化，解放自我，使其成为一个建设项目。从主体转化为项目却没有消除束缚。曾经来自他者的约束如今变为自我约束，后者却伪装成自由。这一发展变化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存在密切关联。当生产力达到一定程度时，自我剥削比他者剥削更有效率，功能更加强大，因为自我剥削伴随着一种自由的感觉。功绩社会是自我剥削的社会。功绩主体不断剥削自我，直至精力枯竭。他发展出一种自我攻击，并往往以自我毁灭为终结。建构自我的项目（Projekt）如同一枚子弹（Projektil），功绩主体开枪瞄准自身。
阿甘本声称，所有人都是潜在的神圣人，由于我们全部处于至高权力的统治下，因此都面对绝对的死亡威胁。阿甘本的诊断不符合当今社会的特征，现代社会已经不再是绝对君权的社会。如今，把我们变为神圣人的绝罚并非来自至高权力，而是来自对效率的追求。功绩主体幻想自己是自由人，拥有绝对主权，却处于效率的禁令之下，使自身成为神圣人。
在规训社会向功绩社会的转型过程中，超我被积极化为理想的自我。超我是压抑性的。它的主要功能是发布禁令。超我具有“严厉、残酷、压倒性的约束力”，以及“严酷的限制和无情的禁令”，并以此控制自我。有别于压抑性的超我，理想的自我富有魅惑性。功绩主体按照理想的自我形象构造自身，而规训主体则屈从于超我。构造和屈从是两种不同的存在状态。超我产生了一种否定的约束。与之相反，理想的自我对个体形成一种积极的压力。超我的否定性限制了自我的自由。按照理想自我去建构自身则被视作一种自由之举。自我被困在一个永远无法达到的理想自我之中，因此变得日益消沉疲惫。由于真实自我和理想自我之间存在鸿沟，从而产生了一种自我攻击。
埃亨伯格关于抑郁症的理论也忽视了功绩社会内部的系统暴力。他在很大程度上把暴力置于心理层面，而忽视了经济、政治因素。因此，埃亨伯格注意到功绩主体患有心理疾病，却没有从中发现新自由主义的统治关系，即雇主变成了自身的奴隶。
如今，对抗不存在于不同的群体、意识形态或阶级之间，而存在于个体之间，埃亨伯格认为，这一转变是导致功绩主体危机的主要原因，但事实并非如此。[17]个体之间的竞争并不是问题所在，而是个体的自我指涉，即和自我的竞争激化成为一种绝对的竞争。功绩主体同自我抗争，从而陷入一种毁灭性的压力之中，他必须不断超越自身。这种自我剥削，伪装成自由的形式，并以死亡为终结。精力枯竭便是这种绝对化竞争的后果。
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把生存绝对化。人们生活在一种幻觉中，即更多的资本能够创造更长久的生命。生命和死亡被严格、僵硬地区分开来，生命也因此被蒙上了恐怖、僵化的阴影。为了生存，人们患上了歇斯底里症，而不再关心如何更好地生活。[20]生命被简化成一种生物机能过程，生命变得赤裸，褪去了一切装饰和叙事。然而，生命远比生物机能和健康要复杂、丰富，简化的生命失去了活力。当生命变得赤裸，如同一枚钱币，并且空洞无物，缺乏任何叙事性内容，这时便产生了健康狂热症。由于社会的原子化和公共事业的退化，个体仅剩下自我的身体，因此要不惜代价地维护它的健康。为了保持健康，赤裸的生命取消了一切目的论、一切企图。这种健康是自我指涉的，其内在是空洞的，一种无目的的目的论。
埃亨伯格认为，冲突的缺失导致了抑郁症：“抑郁症盛行的原因在于冲突的缺失，主体概念以冲突为基础，这种主体概念是19世纪末期留给我们的遗产。”[15]这种冲突模型主导了经典的精神分析学。病人如果能够意识到，他的内在心理中存在冲突，换言之，如果他将自身提升到意识层面，那么他便痊愈了。冲突模型以压抑、否定为前提。因此，它不再适用于当今的抑郁症，因为其中全然不存在否定性。尽管埃亨伯格注意到，冲突的缺失导致了抑郁症，然而在解读抑郁症时他却继续沿用了冲突模型。在他看来，抑郁症以一种隐蔽的冲突为基础，由于抗抑郁药的出现，这种冲突变得更加隐秘，“一方面是实现自我的神圣信条，另一方面是对功绩的崇拜，二者使冲突变得越来越不明确，并失去了其稳定的主导地位，然而冲突却没有消失”[16]。不同于埃亨伯格的观点，功绩主体不允许负面情绪出现，因此也不会累积形成冲突。功绩主体不断追求提高效率，这种压力剥夺了他的语言能力。他同时也失去了处理冲突的能力，因为这项工作需要耗费大量时间。相比之下，服用抗抑郁药则简便得多，可以使他快速地恢复功能和效率。
在功绩社会中，神圣人的生命同样是神圣、赤裸的，但是基于完全不同的原因。他的生命是赤裸的，由于褪去了一切超验维度，仅剩下此在的、裸露的生命，只能用尽一切办法试图将之延长。健康被奉为新的神明。[21]因此赤裸的生命变得神圣。有别于极权社会中的神圣人，功绩社会中的神圣人还拥有一个特点，即他是无法被杀死的。他的生命如同僵尸一般。他过度活跃，以至于他既不能死去，也毫无生气。
埃亨伯格仅仅从个体的心理和病理学角度考察抑郁症，而忽视了其经济背景。并非自主的人为了“成为自己的主人”耗尽力量，从而导致了抑郁症。过度劳累作为一种病理现象，更多地是由心甘情愿的自我剥削所导致。个体面对扩展、转化、创造个人的命令，这一命令的背面便是抑郁症，它同时需要一定数量的身份选项。人们越频繁地更换身份，便需要开发越多的选项。在工业时代的规训社会中，个体拥有固定不变的身份，而后工业时代的功绩社会则需要灵活的个体身份，以便不断提高生产效率。
[1] Sigmund Freud, »Das Ich und das Es«, in: ders., Das Ich und das Es. Metapsychologische Schriften, Frankfurt a. M. 1992, S. 294.
抑郁和歇斯底里或悲伤一样，是否定的现象，而抑郁症则是和过度的积极性相关联。在埃亨伯格看来，抑郁症是抑郁的民主化形式，这一观点忽视了二者的根本性差异。应当从别处寻找抑郁症和民主制的关联。按照卡尔·施密特的理论，抑郁症是民主制的典型症状，由于民主制失去了决定的力量，缺少能够产生决议的强权。
[2] Immanuel Kant, Die Metaphysik der Sitten, hrsg. von W.Weischedel, Darmstadt 1983, S. 573.
然而，尼采的文化批判存在一个问题，他完全忽视了经济发展的影响。他提出的终极形式，即自我拥有一个固定的“内涵”，对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来说过于僵化。换言之，终极形式阻碍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加速发展。当功绩主体保持开放、灵活的状态时，他能够最有效地进行自我剥削，因此他成了“末人”。
[3] Ebd.
患有抑郁症的功绩主体不是自主的“超人”，而更多地是“末人”。与埃亨伯格的观点相反，尼采的超人恰恰是疲倦的功绩主体的对立面。超人是悠闲的。尼采反对过度活跃。“强大的灵魂”拥有“宁静”，他“行动迟缓”并“对一切过于活跃之物感到厌恶”。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尼采写道：“你们所有热爱苦工的人，你们热爱快速、新颖和陌生之物。你们无法承受自身，你们的辛劳是一种逃避，是意图忘却自我。如果你们更加相信人生，你们便不会拜倒在瞬间面前。然而你们的内在缺少足够充实的内容去等待——甚至也不能偷懒。”[14]缺少了牵引自我的万有引力，便会产生疾病。每个人都有义务“必须成为他自身”，“只属于他自身”，这一绝对命令取消了联结彼此的引力。
[4] Ebd.，S. 574.
阿兰·埃亨伯格认为，抑郁和抑郁症之间仅仅存在量的差别。抑郁曾经只属于少数精英，被民主化为如今的抑郁症：“如果说抑郁曾经是一个独特群体的属性，那么抑郁症则显示这种独特性已然变得大众化。”[12]抑郁症是一种“平等化的抑郁，是民主社会的典型疾病”。埃亨伯格认为，在这样一个时代中，尼采曾预言过的自主的人（der souveräne Mensch）大量出现，抑郁症便是这一时代的产物。按照这种观点，抑郁症患者因为其自主性而精疲力竭，他没有力量做自己的主人。由于持续不断地追求主动性，他变得疲惫不堪。埃亨伯格提出的抑郁症病原学理论陷入了一个悖论，因为抑郁概念形成于古代，当时尚不存在疲倦的功绩主体。一个古代的抑郁者完全不同于抑郁症患者，后者没有能力“做自己的主人”，亦缺少“成为自己的激情”[13]。
[5] Immanuel Kant, Kritik der praktischen Vernunft, hrsg. von W.Weischedel, Darmstadt 1983, S. 239.
当一个承载大量力比多的客体消失时，便产生了悲伤。悲伤者完全沉浸于对他者的爱恋中。现代晚期的自我却将大部分的力比多能量投注到自身之上。剩余的力比多被分配到不断增多的交流和短暂、肤浅的关系之中。这种关联是薄弱的，因此很容易把力比多从一个对象转移至新的对象。漫长、痛苦的“哀悼期”也便没有必要了。社交网络中的“朋友”承担的主要功能在于，提升个体的自恋式自我感受。他们构成了一群鼓掌喝彩的观众，为自我提供关注，而自我则如同商品一样展示自身。
[6] Richard Sennett, Verfall und Ende des öffentlichen Lebens. Die Tyrannei der Intimität, Berlin 2008, S. 563.
现代晚期的功绩主体拥有过量的选择，因此没有能力建立一种密切的联结。抑郁症患者身上，一切关联被解除，包括同自身的联系。悲伤和抑郁症的区别体现在，前者和客体之间存在强烈的力比多关联（starke libidinöse Bindung）。抑郁症则没有客体，因此没有明确的方向。抑郁症和抑郁也应当被区分开来。抑郁以一种缺失的经验为前提，因此它尚且处于一种关系之中，即和缺席之物的一种否定性关联。与之相反，抑郁症则切断了一切关系和联结。
[7] Ebd.，S. 581.
新媒体和信息交流技术也逐渐消除了自我同他者的关联。数码世界缺少他者和反抗力量。在虚拟空间中，自我甚至能够摆脱“现实原则”任意移动，现实原则即一种他者的、对抗的原则。自恋式自我在虚拟空间中主要面对自身。虚拟化和数字化进程将导致对抗的现实世界逐渐消失。
[8] Freud, »Das Ich und das Es«, S. 268.
弗洛伊德认为，他者内化为自我的一部分，自我和被内化的他者之间的毁灭性关系便是抑郁症。通过这种方式，原本个体和他者之间的矛盾被内化了，转化成和自我的冲突关系，从而导致自我的困窘和自我攻击。当今的功绩主体患有抑郁症，患病的前提条件却不是消失的个体和他者间的冲突关系。其中并不存在他者的层面。导致抑郁症和最终精力枯竭的原因在于，过度紧张的、过量的、自恋式自我指涉，这种自我关注带有自我毁灭的性质。疲惫的、抑郁的功绩主体在不断地消耗自我。在同自身的战斗中，他因为自身而困苦不堪。现代功绩主体没有能力从自身中抽离，无法抵达外在和他者，无法进入世界，只能沉湎于自身之中，却导致了矛盾的结果——自我的瓦解和空虚。他将自己困在一架不断加速、围绕自身旋转的疯狂竞争（Hamsterrad）之中。
[9] Alain Ehrenberg, Das erschöpfte Selbst. Depression und Gesellschaft in der Gegenwart, Frankfurt a. M. 2004, S. 273.
然而在抑郁症中，则没有无意识的参与。阿兰·埃亨伯格却断定：“正是抑郁症的发展历史，帮助我们理解了社会和精神领域的重要转向。抑郁症势不可当地增多，从而迫使20世纪上半叶的主体进行了两个层面的调整：心理的解放和身份认同的不确定性，个人的主动性以及行动能力的缺失。以上两个层面清楚地显示出一些人类危机，即精神病学中的神经冲突转变为抑郁症式的匮乏感。由此形成的人类个体将面临来自未知事物的信号，人类无法掌控这些未知物。这一不可化约的部分，在西方世界被称作无意识……”[9]在埃亨伯格看来，抑郁症象征了“不可控”和“不可化约之物”[10]。它产生于“无限可能性和不可控性之间的碰撞”[11]。按照这一观点，个体追求自主性，在不可控之物面前遭遇失败，由此产生了抑郁症。然而，不可控、不可化约或陌生之物如同无意识一样，是否定性形象，在积极性过剩的功绩社会中，它们并不是决定性要素。
[10] Ebd.，S. 277：“在拥有无限可能的时代里，抑郁症代表了不可控的因素。我们能够操控我们的精神和身体属性，我们能够通过各种方式解除我们的限制，然而这些操作不能带给我们自由。限制和自由改变了自身的形态，然而‘不可化约之物’却并未减少。”
当今的功绩社会充满了自由观念和去管制化，大规模地解除了规训社会下的种种限制和禁令。其后果是彻底的去界限化和普遍的混乱无序。如今丹尼尔·保罗·施雷柏尔（Daniel Paul Schreber）一般的偏执型妄想症已经不存在了，弗洛伊德将施雷柏尔的疾病归因于受到压抑的同性恋倾向。“施雷柏尔病例”是19世纪规训社会的典型案例，针对同性恋的严格禁令在其中占据统治地位，乃至于一切享乐、快感都遭到禁止。
[11] Ebd.，S. 275.
弗洛伊德强调，无意识和压抑机制“在很大程度上是相互关联的”。然而当今的心理疾病，如抑郁症、过劳症或注意力缺乏多动症之中并不存在压抑和否定机制。它们更多地指向过度的积极性，不是否定性，而是缺乏拒绝的能力；不是“不允许”，而是“能做任何事情”。因此精神分析学不适用于这些病症。抑郁症不是压抑的后果，不是由超我一般的统治机制所导致。在抑郁症患者身上，没有发生“转化”过程，没有关于受压抑心理内容的暗示。
[12] Ebd.，S. 262.
卡尔·施密特指出，敌人宁可说是“内在分裂的标志”，而“并非一个唯一的、真实的敌人”。关于朋友也是同样的情形。在施密特看来，不存在一个唯一的朋友，而仅仅表明了个性和形态的匮乏。施密特认为，后现代个体在脸书上拥有众多好友，只体现了自身缺乏个性和形态。从积极的方面讲，无个性的人是灵活变通的，他能够呈现出任何一种形态，承担任何一种角色和任务。不定型和灵活性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
[13] Ebd.，S. 199.
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论，“个性”是一种否定性现象，因为如果没有心理审查机制，个性便无法形成。弗洛伊德将它定义为“客体侵占的痕迹”[8]。当自我意识到在本我之中发生了客体入侵时，他通过压抑机制试图抵抗入侵。个性之中便包含了压抑的经历。个性建构了一种自我和本我、超我之间的特殊关系。歇斯底里症患者表现出独特的性格形态，而抑郁症患者则是不定型的、无形态的。后者是没有个性的人。
[14] Friedrich Nietzsche, Also sprach Zarathustra. Ein Buch für alle und keinen （1883—1885）, in: Nietzsche Werke. Kritische Gesamtausgabe, hrsg. von Giorgio Colli und Mazzino Montinari,6. Abteilung, 1. Band, Berlin 1968, S. 52 f.
歇斯底里症是规训社会的典型心理疾病，精神分析学也建立在这种病症之上，它以否定性的驱逐为前提，无意识也由此产生。欲望被驱赶进入无意识，并“转化”为身体症状，显著地呈现在患者身上。歇斯底里症患者展示出一种独特的形态。因此，歇斯底里症同抑郁症明显地区分开来。
[15] Ehrenberg, Das erschöpfte Selbst, S. 11.
尽管塞尼特将现代个体的心理障碍同自恋情结（Narzissmus）联系在一起，但他却得出了错误的结论：“期望不断提升，任何一次经历都无法带来满足，相应地，没有能力去完成任何一件事情。完成某项任务的满足感被屏蔽了，因为这种感觉使个人的经历具象化，使其拥有了形态和外貌，从而脱离自我，获得独立的存在。”[7]然而，现实情况恰恰相反。完成某项任务的感觉并没有被有意地“屏蔽”，而是从未产生过这种大功告成的感觉。自恋的主体并非不渴望终结，而是无法抵达终点。效绩强迫症促使他不断地提升效能。因此永远无法达到获得奖赏的休止点。他永远生活在负罪感和匮乏感之中。由于他同自身竞争，不断试图超越自己，直到最终崩溃毁灭。他苦于精神瘫痪——过劳症——的折磨，功绩主体努力实现自我，直至死亡。自我实现和自我毁灭在这里合而为一。
[16] Ebd.，S. 248.
他者的缺席将首先导致一种奖赏危机。奖赏作为一种认同机制，需要他者或第三方为前提条件。理查德·塞尼特（Richard Sennett）也认为自恋型人格障碍和他者的缺失导致了奖赏危机：“自恋是一种人格障碍，它恰恰同自爱相反。沉浸于自我之中不会带来奖赏，而只会导致痛苦。自我和他者之间的界限消失了，这意味着自我再也不能遭遇‘新事物’或‘他者’。后者已经被吸收和改造，直到自我在其中发现了自身——然而他者也因此丧失了意义。……自恋者不从经验出发，他希望——在一切他遭遇的对象中——体验到自身。……自恋者沉溺于自身之中……”[6]人们在种种经验（Erfahrung）之中遭遇他者。经验是变化的，即被他者改变，而体验（Erlebnisse）则将自我延伸至他者和世界之中，是一种同化机制。在自爱形式下，自我和他者的界限是明晰的，而自恋则模糊了一切界限。自我无限扩张，因而变得混沌不清。
[17] 参见上书，第267页：“个体间的竞争取代了不同群体间的斗争。……我们正在经历一种双重的现象：一方面，不断扩张但却依然抽象的全球化进程；另一方面，同样不断增长的、切实可感受的个体化进程。人们能够同时对抗一位主管或一个敌对的阶级，然而人们如何去对抗全球化发展呢？”
现代晚期的功绩主体不再臣服于任何义务。他的信条不再是顺从、法规和履行义务，而是自由和自愿。他工作的首要目的在于获得乐趣。他并非遵从他人的指令行事，而是更多地听命于自己。他成了自身的雇主，从而摆脱了负面的、发号施令的他者。这种脱离他者的自由却并非一种单纯的释放和解脱。自由的辩证法不幸地将其自身转化为强制和束缚。
[18] Giorgio Agamben, Homo sacer. Die Souveränität der Macht und das nackte Leben, Frankfurt a. M. 2002, S. 100.
规训主体不是享乐主体，而是义务主体。康德的主体也服务于一项职责，从而压抑他的“天性”。康德的上帝，“一个统治一切的道德存在”，不仅仅是一个惩罚和判决的机构，他还有另一个常被忽视的、十分重要的面向，即作为一种奖赏的机制。道德的主体作为义务主体尽管为了美德而压制了一切享乐的天性，然而为了奖励他在痛苦中完成工作，有德性的上帝将赐予他福祉。上帝的赐福将“完全按照和德性相称的比例”进行“分配”[5]。道德的成就将得到相应的报酬。道德主体为了美德而承担痛苦，同时也清楚即将获得的奖赏。他和作为奖赏机制的他者之间存在一种亲密关系。这里不存在奖赏危机，因为上帝是守信的、不会欺诈的。
[19] Ebd.，S. 116.
弗洛伊德式自我的主要成果在于完成一项义务。他在这一点上类似于康德的规训主体。在康德的理论中，道德良知取代了超我的位置。他的道德主体同时也臣服于一种“暴力”：“每个人都拥有良心，并且感到自己被一个内在的法官注视，此内在法官威吓他，使他充满敬畏（一种与恐惧相结合的尊敬）。而这种看守着他内心法则的力量，并不是某种他自己（随意）造成的东西，而是处于他本质之中、与生俱来的。”[2]康德的主体和弗洛伊德的一样是内在分裂的。一个他者发号施令，却同时也是他自身的一部分：“这种原始的知性、道德（由于它是一种义务的观念）能力，也被称为良心，它具有这种特性，即，虽然它的工作是一项针对自身的任务，却被它自己的理性所逼迫，好像是在另一个人的命令下去从事这一工作。”[3]康德将人的这一分裂状态称为“双重自我”（das doppelte Selbst）或“二重人格”（die zweifache Persönlichkeit）。[4]道德的自我同时是被告人和法官。
[20] 亚里士多德认为，单纯地追求资本是应受谴责的，由于人将仅仅关注生存，而不关心好的生活。“在一些人看来，这便是经营财产的目的。他们还进而捍卫如下观点，人们必须守护自己的财富，并试图无限地增加财富。这种观念的基础在于，辛勤地为生活操劳，然而却不是为了好的生活；由于这种欲求是无限的，因此人们寻找无限的可能性去实现欲求。”（Politik, 1257b.）
弗洛伊德理论中使用的情态动词是“应当”（Sollen），而适用于功绩社会的则是“能够”（Können）。社会的变迁导致了人类心理内部的转化。现代晚期的功绩主体和过去的规训主体拥有完全不同的心理，不再适用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理论。弗洛伊德的心理模型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是否定、压抑和对违规的恐惧感。自我成为一个“恐惧的场所”（Angststätte）。[1]现代晚期的功绩主体则完全不同。他是一个肯定的主体。如果说无意识（das Unbewusste）必须和否定性的排斥和压抑相连，那么这种全新的、解放的功绩主体则不再拥有无意识，而是后弗洛伊德式的“自我”。弗洛伊德的无意识概念不是一种超越时间的存在。它是压迫性规训社会的产物，如今我们已经逐渐与之告别。
[21] 尼采的“末人”将健康奉为神明：“他们崇拜健康。‘我们找到了幸福’——末人说着，眨眨眼睛。”（Also sprach Zarathustra,Kritische Gesamtausgabe, 5. Abteilung, 1. Band, S. 14.）
弗洛伊德构想的心理机制是一种充满了禁令和戒律的压抑性机制。它如同规训社会一样，主要由医院、疯人院、监狱、军营和工厂构成。因此，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只有在压抑性社会中才有效，其组织结构以否定性的禁令为基础。但如今的社会不再以规训为主要内容，而是一个功绩社会，它逐步消除了戒律和禁令，成为一个自由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