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东印度公司几十年来一直关注锡兰的肉桂和次宝石出口，并且早在1760年就派使者出访康提国王，建议成立联盟一起对抗尼德兰人。1782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马德拉斯政府试图占据僧伽罗人的贸易海港，垄断肉桂贸易，但是由于法国海军的干预而失败了。
然而，关于拿破仑的所有谣言都刺激英国人加强他们环印度洋堡垒的力量。这些谣言成为他们夺取垂涎已久的锡兰岛的理想借口。岛上混杂的非僧伽罗人也接受融入大英帝国的命运，因为在印度发生的事件的阴影笼罩着这座岛屿。即将破产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在锡兰经营困难，但仍将之视为“傻瓜、浪子和破产者”的最后一根稻草。
过去几年在锡兰的统治使尼德兰人看到了经济复兴的希望，因为棉花和蔗糖生长得十分旺盛。然而，英国的束缚正在加紧，陷入绝望的荷兰东印度公司接受了一位瑞士贵族的建议，这个人是德·默龙伯爵夏尔，他建议花重金雇佣一支军队，并用船将他们运到锡兰。早些时候，他建议将雇佣军运到好望角，并且他说到做到，带着将近1000名雇佣兵按时到达科伦坡。将他们安顿好之后，他让他的兄弟皮埃尔指挥这支雇佣军，然后他返回了家乡瑞士。维滕贝格公爵也自封为雇佣军的“所有者”，他派遣一支更为谦虚低调的雇佣军小分队到达科伦坡。德意志的雇佣军也听从皮埃尔·德·默龙的指挥。
在很大程度上，丢掉这样一位重要的盟友，法国人应当自责。蒂普原先希望尽量秘密行事，但是法国岛的总督却以礼炮欢迎他们，还在他们到访期间大肆宴请。所以，他们到访的消息很快就传回了印度。
当这个消息传到马德拉斯的英国人耳中时，他们感到十分不快。众所周知，之前尼德兰的锡兰总督范·安杰尔比克手底下的白人士兵不到800人，另外他还有一群不可靠的僧伽罗士兵。雇佣军明显地改变了之前的平衡状态，加大了英国占领重重防卫的科伦坡的难度。即便进攻成功，英方也要付出高昂的人员伤亡代价。所以，马德拉斯的英国人派人前往伦敦，询问是否可以通过行贿的方式收买德·默龙伯爵。
就印度本身来说，它的新任总督，即未来的惠灵顿公爵的哥哥韦尔斯利勋爵，没有抓住任何机会。当知道蒂普曾派遣两名假扮成商人的大使前往法国岛，意图与拿破仑结盟时，东印度公司立刻制订了彻底征服迈索尔的计划。迈索尔的首都塞林伽巴丹最后在1799年5月被攻克，而蒂普战死沙场。他的财富被掠夺送往英国，其中包括一只机械老虎，它能在攻击一个发声的英国士兵模型时发出咆哮声。
就在这个时候，研究文明史的苏格兰教授休·克莱格霍恩步入了印度洋的历史进程，他在其中扮演了一个引人注目却长期以来被人们遗忘的短暂角色。休从22岁起就在圣安德鲁斯大学担任教职，此时他40多岁。但是，自从法国大革命爆发后，他就很少走上讲台了。他转而游历大陆，有时候作为学者，有时候又假扮成商人，但都持续将报告发回伦敦。简单来说，休是一名间谍。圣安德鲁斯大学的资深学者抱怨，他的缺席时间越来越长，但是他们的抱怨被漠视。从他的画像来看，他神采奕奕、长相英俊，给人一种冷静而自信的感觉。
这些信件后来很快落入敌人之手，拿破仑的通信路线的弱点也随之暴露出来：它们在穆哈——红海南端的阿拉伯“咖啡海港”——被英国间谍截获，然后被快速送往印度。即便邮件安全抵达阿曼，也不能确定苏丹会将信件递交给印度南部的蒂普，因为苏丹刚签订了一份条约，与东印度公司结盟一致反对法国。
休已对德·默龙伯爵了解得很清楚，1795年2月，他从英国陆军大臣亨利·邓达斯那里收到一封标有“机密”记号的信件，信中邓达斯要求他尽快前往那位年迈伯爵的居住地——纳沙泰尔。“如果有可能，谈判应立刻达成结果”，然后休要陪同伯爵前往印度，以确保雇佣军即刻转变立场。如果伯爵不愿参与这项计划，休要给他提供一笔额度最高可达2000英镑的“可观贿赂”（后来最高额度涨到5000英镑），“以诱导他默许这项计划”，并且确保雇佣军为英国“服务7年”。
本来十分有可能期望获得蒂普的合作和阿曼的部分支持，而且在1795年法国于马斯喀特建立领事馆之后，一位法国医生成为苏丹的机密顾问。但是，这些前奏都只是虚张声势，因为6个月前被纳尔逊在尼罗河河口海战中摧毁了舰队之后，拿破仑被迫进入防守状态。发出上述两封信之后，过了两周，拿破仑动身前往叙利亚。1799年6月，他短暂逗留埃及，接着返回法国。
当然，德·默龙伯爵可能会辩称，这有损他的个人荣誉，但是休已经准备好应对之策：他可以说，被巴达维亚革命政府驱逐、在邱园流亡的奥兰治亲王才是伯爵真正效忠的人，所以不存在“背弃”的问题。奥兰治亲王已经给所有的尼德兰总督发送消息，敦促他们与英国合作。而且，休已获得允许进一步劝诱伯爵，这个劝诱条件将为他至高无上的君主增光添彩。
你一定知道我已到达红海岸边，还率领着一支规模庞大的雄师。面对英国铜墙铁壁般的严密封锁，我仍渴望将消息传递给你，我急切地要求你通过马斯喀特或者穆哈，将你目前的政治处境通知我。我还希望你有自信一些，派一个有能力的人到苏伊士或者大开罗，我将与他协商相关事宜。
邓达斯的信函表露出他充分信任休的才能。他的活动经费几乎不受限制，他被告知，皇家海军的船会在来航港等他和伯爵，会带他们穿过地中海，到达“你能想象到的最便利的港口，以协助你们前往印度”。（他们判断取道埃及和红海会更快，虽然也有危险，但是绕行好望角更加危险，更有可能被敌人截获。）他们向休承诺，如果在计划的执行过程中他不幸遇难，他们会好好照顾他的妻子和七个孩子。
拿破仑迫切希望与印度和阿拉伯的统治者形成同盟。1799年1月25日，他向阿曼的苏丹提议：“我写这封信给你，是为了告诉你法国军队已抵达埃及。由于你一直很友善，你肯定相信我们的愿望是保护你可能派往苏伊士的所有商船。我还请求你一有机会就将所附信件送给蒂普苏丹。”给蒂普（拿破仑称他为“公民苏丹”）的信更为直白：
在收到指示后的几个小时内，他离开伦敦前往雅茅斯，在那里乘坐一艘小船前往德意志。他以安德鲁·约翰斯顿的名字游历，通过一位朋友——英国议会的苏格兰议员安德鲁·斯图亚特——将密信送回国。虽然易北河结了冰，但是冰正在融化，即便如此，休和两名德意志向导也都成功地渡过了易北河。不过，后来他听说这两名德意志向导在返回途中溺水身亡，他写道，“可能他们喝了太多的白兰地酒”。
那座远在大海之中不屈服的“堡垒”，被恰如其分地称作法国岛，它正等待荣耀的一刻。这座岛屿特别为拿破仑所珍视，因为它是法国人钟爱的浪漫主义小说《保罗与维尔日妮》（Paul et Virginie）故事的发生地。拿破仑为这部小说的作者雅克-亨利·贝尔纳丹·德·圣皮埃尔授勋，奖励他一笔津贴，还宣称这部作品说出了“灵魂之言”。此时，法国岛将在拿破仑的伟大计划中发挥作用。
德·默龙伯爵被休的一封善辩的信所打动，因为休在信中暗示“可以这样来安排，在追求个人利益的同时也能满足个人服兵役的热烈要求”。休也因此受到了德·默龙伯爵的隆重接待。他正对尼德兰人心怀不满，因为他们一直拖欠雇佣军的报酬。所以，在几天之内，双方就颇具风度地达成了几项条款：伯爵被立即任命为英国陆军少将，他的兄弟成为一名准将（在尼德兰军队服役时，他们只是陆军上校）。而雇佣军若转而忠诚于英国，就会以优厚条件受到雇佣。尼德兰人拖欠他的所有款项都将得到补偿，而伯爵也能立刻从将来的军队薪资中预先提取4000英镑，所以他在前往印度之前就能将事情都解决好。在旅途中，他会“保持与其军衔相符的举止”。
这句话说得非常恰当，拿破仑在亚历山大里亚登陆，这座城市是由他的英雄——亚历山大大帝——建立的，这样一种使命感使他对出征的将士们发表了如下演讲：“将士们，你们将开始一场征服，这场征服对文明和商业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你们即将给予英国最沉重的打击，到那个时刻，英国的感受将会很深切。”他在开罗司令部的地板上展开地图，研究他如何率领3万名法国将士前往幼发拉底河，之后向波斯和印度挺进，而与此同时他的船只从苏伊士沿红海南下，穿过印度洋。
休很高兴向伦敦秘密汇报伯爵已接受上述所有条款。毫无疑问，在暮年成为英国将军，这样一个突如其来的前景对伯爵而言是十分诱人的，但是离开纳沙泰尔时，他仍然有一些担忧。尽管年轻时他曾在西印度群岛为法国人作战，还为此负过三次伤，但是此时德·默龙似乎失掉了勇气，他在一封信中对休说，“在一次愉悦的短暂休整之后”，又要从瑞士开始这样一场冒险，“在他这个年纪，真是愚蠢”。之后，伯爵意外地从尼德兰人那里听说他们已经升任他为准将，他不禁感到一阵恐惧，担心这是尼德兰人知道他与英国人达成的秘密交易后做出的一种妥协。
拿破仑的出现，以及1798年他率领3.5万名士兵攻克埃及，使得东方上空再度被法国军队突袭的阴影笼罩。毫无疑问，拿破仑企图将冒险通过地中海作为征服印度的第一步：3年前，法国驻开罗领事满怀激情地写信给巴黎，他说在苏伊士建造的船只能够在6周多一点的时间里将一支军队运到马拉巴尔海岸。总是渴望赶上亚历山大大帝的拿破仑说：“只有在东方，一个人才能做出伟大的事业。”
休又写信给伦敦，他急切需要预付给伯爵4000英镑，并且需要更多的资金以负担接下来的旅程。他安排他们在维也纳接收这些资金，维也纳是他们离开纳沙泰尔后的第一个目的地。最后，他们悄悄地开始了这场旅行。伯爵带着他的贴身黑人男仆尤利乌斯，并且坚持带上上尉博勒作为他的副官。而休只带了他的私人仆从迈克尔·米罗斯基。
1797年占据好望角之后两年，马嘎尔尼勋爵被任命为好望角的军政长官。他提出警告，如果诸如法国那样的坚韧之敌控制了“印度洋的直布罗陀海峡”，它们就有可能“颠覆和摧毁我们在东方的富饶领地，直至撼动我们在东方的统治根基”。伦敦的许多政客对此表示同意，的确，如果法国将领叙弗朗没有阻碍英国的计划，好望角也许会提早几年落入英国人的手中。
有时候，休的信件和日记暗示他对这位沉闷且自大的同伴感到恼怒，但重要的是将伯爵活着运到锡兰去劝说他的兄弟叛变。正如休对英国驻威尼斯大使理查德·沃斯利先生和海军上将威廉·霍瑟姆所说：“我所从事的这项事业对我们国家的利益至关重要。”5月8日，即他们离开威尼斯之前几天，他收到一封邓达斯的祝贺信，承诺一旦他返回伦敦，他就会收到“大方的报酬”。休忠诚地回答：“在锡兰的问题上，我可能没有起到太多积极的作用，但让我感到欣慰的是此时已经少不了我，我将分担困难，亲临每一场险境，直到那座岛屿属于我们。”在一封写给他的朋友英国议员安德鲁·斯图亚特的信中，他承认他离开时没有写字条将这次旅行告诉他的妻子和其他家人，他说：“我对这次任务有点担心，坦白说，我没有勇气。”
在与法国人的最后一轮战斗中，这种沙文主义精神得到了加强。在1789年法国大革命之后，人们可以预见战争即将到来。不久，战火在欧洲重燃，但是很快其影响在遥远的地方也可以感受得到。当尼德兰被占据，并且在“巴达维亚共和国”（巴达维亚人曾是生活在莱茵河畔的一个古代部落）的名义下成为法国的附庸国时，英国认为这是占据好望角的一个理想借口。此外，好望角的尼德兰定居者与革命的法国的关系并不融洽，后者颁布法令要求他们立刻释放所有的奴隶。
在亚历山大里亚，他有足够的时间密谋，以获取从阿姆斯特丹送往尼德兰领事并让他转交给锡兰的文件。他通知英国领事安排人攻击那个信使（“但是不要杀死他”），夺走信件，然后“以你能想到的最快的方法将信送给我”。之后，休催促伯爵赶路，他们匆匆经过开罗，穿过沙漠到达红海，一路上胆战心惊，唯恐被敌人发现。
尽管内部争执不断，但是不列颠人（英格兰人、苏格兰人、威尔士人，甚至爱尔兰人）此时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统治其他种族，即使他们的数量要远远多于不列颠人，肤色也深得多，还是异教徒。因此，“大英帝国”这个词获得了一种新的内涵。“英国”这个词也一样。它主要反映的不是地理含义，而是一种精神状态，它是一种内在的自信和民族自豪感。纳尔逊在特拉法尔加参加对法海战前的动员就是激发士兵产生这种情感：“英国期望每个人各尽其责。”
在苏伊士，他们登上一艘船，船上拥挤不堪，也十分肮脏。休描述了这个场景：“女人在咒骂，孩子在哭泣，有些男人也在啜泣，还有一些人在唱赞美诗，也有许多人在祈祷并且将额头不断撞向甲板。那里的气味令人窒息，我感到十分恶心，只能马上退到我下面的房间里。”这艘船以令人痛苦的缓慢速度载着他们沿红海南下，在吉达休沮丧地听说从印度开始一年一度环球航行的英国船队已经离开，它们在返航时将倚仗西南季风。当吉达的官员囚禁了他8天，以敲诈他的钱财时，他变得更加焦虑，他甚至失去了一块价值不菲的手表，他们拿走他的手表，然后又把手表还给他，之后又拿走他的手表。但是，这些损失对他而言不算什么，“国家利益不可估量，因而真正重要的是时间，以及确保我的使命能够顺利和尽快完成的方法”。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小威廉·皮特在英国议会操纵一项“双控”法案，给予国王对东印度公司的最高控制权。英国帝国主义的矛头从美洲转向了东方，英国统治印度的时候到了。与此同时，工业革命的资源使得英国可以取得更加完整、更加商业化的回报，要比过去任何东方或者欧洲力量所取得的成就更大，它成为印度次大陆的主人。
伯爵的糟糕状态也增加了休的焦虑。伯爵坐船渡海有困难，并且在灼人的高温天气中他的体力也开始下降（休在日记里写道，“他吃东西太随意了”），所以当他们到达穆哈，遇到两个英国的咖啡买家时，他们都松了一口气，这两个咖啡买家是东印度公司的代理人。休向他们吐露了他的使命，并且充分利用了他们的慷慨，事后他在给马德拉斯管辖区的总督霍巴特的信中大加赞扬了他们。但是，他们剩下的时间不多了。在一艘雇来的单桅帆船上，这群人告别了红海，感到一阵松快，接着他们驶过亚丁湾，开始了此行的最后一程——穿越印度洋。
法国人在海上的运气要好一些。在印度近海的一系列血战中，才华卓越的法国将领皮埃尔-安德烈·德·叙弗朗·圣特罗佩兹大胜因为坏血病爆发而软弱无力的英国海员，甚至在陆战中英国人也开始陷入无序状态。之后，在1783年6月，消息传到印度，而5个月之前巴黎就已开启和平洽谈。叙弗朗的舰队返航，他们取得的胜利失去了价值。英国签署文件，放弃了它的美洲殖民地，以暂时中止敌对状态，消除法国在印度洋的威胁。
伯爵想到他和他的兄弟皮埃尔将很快成为英国的将军，不禁得意洋洋。当他们向锡兰行进时，他希望能够上岸侦察一下。在一番争论之后，休否决了这个想法：“现在，这个话题已经放下，并且我希望在看到锡兰之后它也不会复活。”最后，从瑞士出发经历了6个月的旅行后，他们抵达了印度南部，他们在英国控制的一个小港口登陆，之所以选择那里是因为休认为他们不会引起多少关注。
最后，法国决定派出三支独立的护航队，它们运载了数千名士兵，这些士兵将与印度王公的军队一起作战。如果这些战船能够早到一年或者这三支护航队都能够安全绕过好望角，次大陆的历史可能会沿着不同的方向发展。但是，其中两支护航队在清扫欧洲海域之前被英国战船阻截，而印度的王公联盟在英国火枪手、炮兵和骑兵的一系列攻击下土崩瓦解。
这群人得知，倚仗瑞士雇佣兵的尼德兰人仍然在科伦坡坚守。尽管英国人已经掌握了这座岛的大部分海岸线，但是总督范·安杰尔比克发誓要战斗到最后一刻。休没有浪费时间。见过霍巴特勋爵之后，他带着伯爵的一封信，匆忙南下锡兰。伯爵在信里告诉他的兄弟他是如何到达印度的，并且敦促他舍弃他的士兵，等待成为将军。但是，将这封信安全地送到陆军上校皮埃尔的手中则是一个挑战，因为范·安杰尔比克肯定会怀疑雇佣兵和外部世界的任何接触。休不会就这样被挫败：他将这封信藏在一块尼德兰奶酪中，这块奶酪作为一位祝福者送给皮埃尔上校的一份私人礼物，穿过重重障碍进入科伦坡。
起初，重启的冲突就发生在家门口，但是当西班牙和尼德兰也对英国宣战时，法国人觉得有足够的勇气可以再次派遣一支舰队前往印度洋，以便帮助印度王公联盟作战，将英国人驱赶到海上。这些王公中最果断和能力最出众的是迈索尔的统治者蒂普苏丹。蒂普热衷于艺术和科学发明，同时他也是一名狂热的穆斯林：在迈索尔战胜它的邻国古尔格之后，他对7万名印度教徒强制实施割礼并且奴役他们，相似地，当他抓到任何一名英国异教徒时，他也强迫他们实行割礼。对于蒂普，东印度公司是既恐惧又憎恨，而蒂普曾派遣大使前往法国，要求路易十六给予军事支持。但是，路易十六拖拖拉拉，结果这对于蒂普来说是致命的。
就像他的兄弟着迷于成为英国的将军一样，皮埃尔上校在将范·安杰尔比克身边的一个威胁清除并把他们都关进监狱之后，把他的士兵派出科伦坡。雇佣军制定了一个附加条件：如果有人攻击这座城市，他们不应被要求参与其中，因为他们的家人和朋友都在城里。此刻，所有人都拥护尼德兰人。但是，由于损失了皮埃尔的军团，他们都士气低落，以至于东印度公司的军队在1795年末从马德拉斯出发登陆科伦坡时，几乎没遇到什么抵抗。
尽管莫里斯不断催促，但是法国人仍然不太想参与东非海岸的殖民冒险，这并不让人感到意外，因为与英国交战消耗了它更多的力量。1778年3月，法国与为独立而战的美洲殖民地形成同盟，法国这样做主要不是出于对美洲殖民地的同情，而是将之视为一个复仇的好机会。15年前，法国在与英国的七年战争中失败，在和平条约中屈辱性地失去在印度的很多权益。让法国人感到苦涩的是，许多最有才能的管理者和士兵在印度丢掉了性命，可是那个巨大的“奖赏”却被夺走了。
休沿原路成功返回伦敦，政府很感谢他，给予他5000英镑的奖励。然而，他与锡兰的事还没有结束。1798年，这座岛屿被宣告成为英国皇室的殖民地，因为东印度公司管理层的暴行和腐败引发了一场叛乱。休前往锡兰担任殖民地大臣。他开始做得很好，但是之后与任性善变的总督弗雷德里克·诺思（后来的吉尔福德勋爵）发生纠纷。1800年，他辞去职位，返回家乡法夫。
——希梅内斯侯爵奥古斯丁《法国人的时代》，1793年（Augustin, Marquis de Ximénèz, L’Ére des Français）
在圣安德鲁斯墓地，休的碑文用人们可原谅的夸张赞颂了他的功绩，例如，“正是倚靠这位间谍的聪明才智，锡兰岛才归属大英帝国”。至于夏尔和皮埃尔，他们很高兴为新主人带兵，之后他们退役，回到了瑞士，过着比他们希望的更舒适的生活。他们在委托定制的肖像画中的形象都穿着英国将军的制服。“德·默龙兵团”的雇佣兵在印度的表现十分优秀，很多人死在那场围攻塞林伽巴丹的战役中，而他们墓碑上的碑文只将他们描述为“策反过来的军队士兵”。
背信弃义的阿尔比恩人在海上采取积极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