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尼德兰人沿着非洲海岸跌跌撞撞地来回航行时，一个更加精明的奴隶贩子正在努力影响印度洋的历史进程。1776年12月14日，基尔瓦的苏丹签署了一份由某个叫作让-文森特·莫里斯的人起草的条约。条约内容如下：
最后，他们抵达了桌湾，当时由于风向相反，船只不得不在罗本岛等候，直到他们可以驶入海港。罗本岛上监狱的监狱长给船员们提供了10只羊，船员们对此很高兴，因为他们已经很长时间没吃过新鲜的肉了。但是，他们在东非费力获得的328名奴隶，几乎有三分之一死在了返航途中。
基尔瓦国王哈桑苏丹，即基尔瓦设拉子王朝苏丹易卜拉欣与苏丹优素福的后裔，在此向法国的莫里斯先生保证，我们将每年提供1000名奴隶，每个奴隶的价格是20皮阿斯特，而他每获得一个奴隶，就要向国王交纳2皮阿斯特。除他之外，无论法国人、英国人、尼德兰人、葡萄牙人还是其他国家的人，都不能从事奴隶贸易，除非他已得到足够的奴隶并且不再需要。这份合约的有效时限是100年。为了保证我们的承诺，我们给他一座堡垒，他可以在其中安置他所需要的大炮和旗帜。法国人、摩尔人和基尔瓦国王，从今以后将团结一致。
对于非洲奴隶而言，捉拿他们的人不把他们当人看。他们唯一感兴趣的是将非洲奴隶活着带回开普敦。第二艘船的船舱里挤了三百多个男人、女人和孩子，这是一笔赔本买卖。一路上奴隶的死亡几乎没有间断过。当船只向南航行穿过莫桑比克海峡时，船员每天都会从甲板上往下扔尸体。这段时间的叙述变成了简洁的航海日志：“两个男人，一个女人”“一个男人”“两个女人，一个男孩”。只有少数情况才登记细致一些的信息：“星期五，11月14日。快要入夜时，两个成年男子死了。他们可能是我们船上最好的两个奴隶……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死得如此突然，因此医生建议解剖他们的尸体。他被允许这样做了，但是在解剖和仔细检查之后，他报告说他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无论谁攻击我们中的任何一方，我们双方都要一起攻击他。
穿插在这两段叙述之间的是18世纪晚期关于东非的小片段，但是这些记述带有很强烈的欧洲人的偏见。阿拉伯人非常专横：“因为他们普遍拥有很多奴隶，所以他们目中无人并且懒惰异常，以致于他们宁愿饿死也绝不下地干活。”康斯坦特·范·努尔德·昂克鲁伊特尝试为沿海的各种穆斯林划分等级，他将斯瓦希里人放在最低等级，将“摩尔人”放在“中间等级”，将阿拉伯人列为最高等级：“但是，他们所有人都最惧怕马斯喀特政府。”
12月14日，我们签字并盖章。
他们希望在别处找到更便宜并且更强壮的奴隶。其中一艘船向北航行，经过有历史意义的城市马林迪，那里此时被“不友好的当地居民”控制，之后他们到访布拉瓦港：“我们选了一个男性奴隶和一个女性奴隶，但是拒绝了两个年长的女性奴隶和三个小男孩，因为那个商人不同意降低价格。”当然，这两个职员很关心价格：当时一个健康的非洲男性的价格是二十五银币，或者一百二十磅火药（一头奶牛的价值是三十磅火药）。但是，经过一年的努力，在此期间好几个船员死了，一艘船只运载六十八名奴隶；另一艘成功一些，总计装载三百二十八名奴隶。
莫里斯的船“阿比西尼亚”号停泊在基尔瓦海港，船上的3名军官——皮夏德、皮格内和布鲁瓦德——联名签署了这份文件，这份文件被视为一个更具野心的计划的前身。莫里斯梦想将基尔瓦变成法国沿东非海岸第一个定居点的中心，因为基尔瓦的战略位置非常重要，可以使法国对非洲大陆产生持久影响。
这是一场缓慢曲折的商业之旅。他们不得不将他们购买到的第一批非洲人隔离在甲板下面闷热且臭气熏天的船舱里，直到船上载满货物。这些人很快开始生病。有些还只是婴儿，她们在记录本上被列为“未断奶的女孩们”。康斯坦特·范·努尔德·昂克鲁伊特抱怨在桑给巴尔买的奴隶虚弱不堪，他将这归咎于大陆上的饥荒，以及使情况变得更加糟糕的蝗灾。按照霍尔茨埃佩尔的说法，奴隶购买者不得不“更加深入内陆”，他们带着贸易货物以便购买奴隶。他听说，某一次有两百人因为饥饿而从灌木丛里主动走出来，要求将自己卖掉。
对于莫里斯，我们知之甚少，只知道他可能在布列斯特港出生并接受教育，在之后的20年里，他在东印度公司的一艘船上担任医生，去过世界上的很多地方。在东印度公司于1769年解体之后，他转而从事奴隶贸易，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他很快就拥有了一支小船队，船只的名字诸如“希望”号、“优雅”号、“晨星”号之类。起初，他在莫桑比克海岸购买奴隶，然后销往马提尼克岛，在穿越大西洋之前，他在开普敦停靠以便治疗那些生病的奴隶。尽管运奴船的许多船长是粗野的“暴君”，他们对待船员和奴隶都一样残忍，但是奴隶贸易本身却不受指责，并且莫里斯在信件中也没有流露出任何他对这种贸易感到厌烦的迹象：尽管出现天花威胁时，他的医学背景使他为奴隶种痘，但那只是出于商业的审慎考虑。
不过，桑给巴尔的总督暗示，如果他们借给他五百个墨西哥银币，他可以给他们提供一些奴隶。尼德兰人天真地交付了那笔钱，但是他们什么也没有得到。一个年轻人提议秘密为他们提供一些奴隶，他被离奇地描述为一个牧师，午夜，一艘独木舟载着十九个男人、女人和孩子划了出来。其中一个职员忧郁地写道，“月光太亮了，不利于奴隶们登船”。
这位由医生转化而来的奴隶贩子从一位受人尊重的科学家和学者那里得到了支持，这个人是约瑟夫-弗朗索瓦·夏庞蒂埃·德·科西尼，他定居在法国岛，即之前的毛里求斯岛。（尼德兰人遗弃了这座岛，法国人重新占领了这座岛，并对它重新命名。）莫里斯和夏庞蒂埃一起游说凡尔赛的法国海军大臣，使之明白他们领土扩张计划的合理性和急迫性。夏庞蒂埃认为基尔瓦可以用来传播基督教：“最有力、最迅速、最有效地教化当地民众的方法是使他们服从法律的约束，改变他们的想法，使他们习惯工作，并且教授他们农业技术。”
这些职员还了解到马斯喀特的阿曼苏丹的深远影响力。他选择的总督统治着桑给巴尔岛，另一位出身于强大的马兹鲁伊家族的被指定者正占据位于蒙巴萨的耶稣堡。（8年前从葡萄牙人的手中夺得耶稣堡的事件，在整个海岸地区流传的诗歌中都是一个为人称颂的传奇。）桑给巴尔的总督告诉尼德兰人，他接到严格的命令，禁止向基督徒出售奴隶，因为“整个海岸的贸易必须掌握在阿拉伯人手中”。苏丹此举既有宗教原因也有商业考虑：穆斯林拥有的奴隶必须皈依真主。
这两个人起草了一份关于非洲海岸和内陆的长文件，在文件里莫里斯以回答夏庞蒂埃问题的方式展现了他丰富的学识。他说，奴隶从600英里之外的内陆来到海岸，一路上不断更换主人。每年商人们都要集合成一支商队，穿越大陆前往安哥拉，这总共需要花费两个月的时间。他们途经一条大湖，乘坐独木舟划行两天才渡过这条大湖：“进行一次相似的旅行是多么奇怪的经历啊。”莫里斯认为从基尔瓦出发只需两个月就能抵达安哥拉，这种想法是不切实际的，但是总体来说，他的陈述是对的。有足够多的证据表明，非洲两侧的混血葡萄牙商人已经在赞比西河源头附近的集市会面了。
在18世纪70年代早期，好望角荷兰东印度公司的管理人员决定派出他们的一些船只，前往2000英里之外的桑给巴尔购买奴隶。公司职员弗里德里希·霍尔茨埃佩尔和康斯坦特·范·努尔德·昂克鲁伊特写道，这些航行中有两次幸免于难。由于他们住在与非洲其他地方相隔离的前哨地带，当他们到达桑给巴尔时，两个人都不知道应该做何期待。他们一路沿非洲海岸北上的航行十分平静，一抵达桑给巴尔，他们两人就对岛上市集的繁盛场景感到惊奇：丝绸、中国瓷器、上好的地毯和黄金珠宝应有尽有。他们自己的货物无法引起当地商人的兴趣，唯一被需要的是墨西哥银币。
绕过马达加斯加岛的北端，然后转向东南，从基尔瓦到法国岛只需要航行14天。在过去的40年间，这座岛曾经是渡渡鸟的栖息地，后发展成为法国在印度洋野心的一种象征，弥补了之前多凡堡定居点的失败。在秩序感和使命感的支配下，在南行前往印度的道路上法国岛之于法国人，就如同好望角之于尼德兰人，是立足之处。
从马达加斯加买来运到好望角的奴隶是最反叛的。而且，购买他们也十分危险，因为在岛屿西岸有很多卑鄙的“地头蛇”，他们是令人生畏的黑白混血海盗的后裔。马达加斯加的奴隶还很贵，每个奴隶的价格高达35个墨西哥银币，有时它们也叫作西班牙里亚尔（玛丽亚·特蕾西亚泰勒，也称皮阿斯特，这是在印度洋通用的另一种货币）。但是，因为奴隶无法适应好望角的寒冷冬季，所以他们在好望角活不了多久，总是需要购买新的奴隶。
这座岛在1735年之后的10年得以兴旺，要归功于一位聪明的总督，这个人叫作伯特兰-弗朗索瓦·马埃·德·拉布尔多奈。在莫里斯时代，他是一位白人精英、一位蔗糖种植园主，管理着4000多个人。在那里有一个由“自由人”和克里奥尔人组成的小社群，还有买来的将近4万名充当蔗糖种植园劳力的非洲奴隶。在其姊妹岛留尼汪岛上，也有一个相似的小社群，他们主要种植咖啡和香料。
在杰迈玛·金德斯利夫人于开普敦停留期间，一个因为用刀捅人而获罪的疯狂奴隶被处死在刑架上。他受尽折磨而死，“他们将烧红的烙铁烫在他身上，那种方式太过恐怖以致于我无法在此复述具体情形”。几年前，18名逃跑的奴隶点燃了几所房屋，但是他们很快就被抓获，并且被投入城堡的地牢。其中3人成功地割断了自己的喉咙，因为他们知道等待他们的是什么，而其余的人或者被钉在尖桩上，或者被吊死，或者在被铁棒砸断手脚之后，又被活活捆在车轮上。女人则是被慢慢绞死，在此过程中刽子手的助手会在她们眼前晃动燃烧的成捆稻草。奥托·门采尔是一位高级军官的孩子的私人教师，他在日记中写道：“天气暖和时，被钉在尖桩上和绑在车轮上的奴隶通常能活两三天，但是天气寒冷时，他们在半夜都会被冻死。”人们认为，这些惩罚对于维持经历长途航行来到好望角的访客所喜爱的平静气氛，极其重要。
除了他在担任总督期间取得的成就之外，拉布尔多奈还实现了法国人将英国人逐出印度的期望。这两个欧洲国家的雇佣兵都参与到印度次大陆敌对王公的相互征伐之中。1745—1747年，凭借一支经过改造适合进行海战的商船队，他成功地控制了孟加拉湾，占据了马德拉斯，并且在对方缴纳了巨额赎金之后才将之归还。18世纪下半叶伊始，这两大欧洲国家不断为他们与印度王公之间的友谊展开激烈竞争，他们将各自东印度公司的军队作为雇佣兵，参与到次大陆的战争中。
此外，关于西印度群岛频繁起义的报告令人担忧：1760年，牙买加的1000名奴隶起义，他们徒劳地希望杀死所有白人，并将这座岛屿变为一个黑人共和国。暴动持续了6个月。之后，一名曾经加冕为女王的女奴被处死。如果好望角发生任何一起相似的暴动，而且局面失控，这必定会威胁到殖民地的生存。欧洲太过遥远，无法在殖民地陷入麻烦时迅速派来援军。因此，他们一直严格执行一项预防措施：奴隶绝对不可以接触任何武器。
事实证明，在影响印度王公的外交竞赛中，法国人总体表现得更为机敏。他们的政府官员在训练印度王国的军队方面的表现也同样出色。但是，在英国取得七年战争（1756—1763年）的胜利之后，法国在美洲的殖民地被剥夺，而且紧随罗伯特·克莱武取得普拉西大捷后的是法国在印度的势力所剩无几。他们唯一还拥有的有点儿价值的占领地是东南部的本地治理港，但它所有的防御工事都已被英国人摧毁。
由于他们的主人是严格的加尔文信徒，好望角的奴隶一般待遇不错，很多人还密切融入到主人的家庭中。但是，他们的主人对任何反叛行为的惩罚都是极为严酷的。早些年，奴隶经常逃跑，人们还能清楚地记得夜晚他们在桌山斜坡上擎着灼热燃烧的火把。此时对奴隶施加的惩罚要根据东印度公司选择的总督制定的规范，他们对此极少展现仁慈。对犯错误的奴隶施加的惩罚表明，他们觉得有必要实行恐怖统治，他们感到恐惧，认为必须要向位于阿姆斯特丹的荷兰东印度公司的“17位”董事报告，混乱状况已经有所显露。
具有文学才华的杰迈玛·金德斯利在拜访好望角之后前往印度，她对本地治理被毁坏感到遗憾，但是看到英国守备军在阿拉哈巴德和其他城市得到加强，她又感到很骄傲。尽管对20年前“加尔各答的黑洞”感到恐惧，但加尔各答还是令她着迷：“如果总是寒冷的季节，谁会喜欢印度呢？这里真是让人愉快啊！雨季已经结束，天空没有一片云彩。”她的语气透出她对英国的坚定信念，那就是在克莱武取得大捷之后，英国在东方的力量已经超过它的欧洲对手，在印度建立了永久的帝国根基。
作为一个她那个时代的女性，杰迈玛·金德斯利在做出这个判断时当然没有将所有开普敦人包括在内。她来自一个从伊丽莎白时代起，大小海港依靠向西非派遣运奴船逐渐富足起来的国家，它的北美殖民地依靠黑人劳工。由于英国在大西洋贸易中享有至高权威，很少有英国人对好望角的环境持批判态度。在好望角，尼德兰人的数量远不及奴隶的数量，因为没有他们的劳动，殖民地就不会繁荣。唯一值得注意的是奴隶的多样性：有些奴隶来自西非，有些来自爪哇和中国，还有一些来自附近的马达加斯加。只有少数是科伊科伊人，尽管他们中有很多人在1713年死于天花，是被靠岸停泊的到访船只送上岸的待洗衣物感染的。此时，这些“褐色皮肤”的天花幸存者与更大的奴隶社群通婚。在市民与他们的奴隶之间的社会阶层是获释的奴隶：他们是黑白混血私生子或者受过洗礼的黑人基督徒。其他奴隶或是因为表现勇敢，或是由于报告了其他奴隶的逃跑计划，而被给予自由。人们很容易识别获释的奴隶，因为他们往往佩戴帽子和穿鞋。
就是在这种广泛竞争的背景之下，莫里斯与基尔瓦签订了条约。他的奴隶贸易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他给法国政府的高级官员寄去一份题为“在非洲东部海岸建立贸易中心的计划”的文件，他强调大陆可以为法国岛上的奴隶提供足够多的粮食，还可以成为岛上蔗糖的销售市场。基尔瓦的海港比他见过的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的海港都要好，只有里约热内卢可以与之匹敌。基尔瓦的位置使他们可以拦截出现在莫桑比克海峡并驶往印度的敌人船只。对基尔瓦的官员而言，他已经准备好随时应对那种情况。然而，1779年2月，巴黎方面的回复十分谨慎，他们在信中要求法国岛的政府对莫里斯予以一切支持，并与基尔瓦的苏丹保持友好关系，但是不要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1744年秋，好望角迎来了一位卓越的英国到访者，他是海军准将乔治·安森——“皇家海军之父”。他正处于一场环球远航的最后阶段。他的牧师理查德·沃尔特写道，乔治·安森看到好望角及其“文明的殖民地”感到“非常高兴”。这里的水果和其他食物是世上最美味的，这里的空气有益健康，这里的水源清澈，简而言之，“对于长途航行的水手来说，这个定居点是已知世界所能提供的最好的休憩之处”。1765年，杰迈玛·金德斯利夫人前往加尔各答，途中在开普敦做短暂停留，她以同样的热情给家里写信：“我从未见过别处的人像这里的人一样享受如此舒适美好的生活，这里没有非常富裕的人，也没有极度贫穷的人。”
与苏丹哈桑保持友好关系并不困难，因为他对法国人在条约中称他是国王，还追溯其祖先是波斯设拉子的贵族感到受宠若惊。事实上，一度强大的基尔瓦已是一片废墟，它的房屋与宏伟的清真寺也已被热带植物长久遮蔽，难以辨别出是那个在400年前伊本·白图泰拜访过，之后又令第一批葡萄牙人感到震惊的兴旺的城邦了。除了大肆宣称自己是1000年前建造这座城市的伟人的后裔，苏丹也没什么可以夸耀的了。基尔瓦曾一度控制索法拉的黄金出口，但此时它只是东非海岸收集内陆运送出来的奴隶的最好仓库。奴隶贸易是苏丹及其随从避免陷入贫困的唯一保障。
此时，开普敦是一座受欢迎的港口，吸引各个国家在印度洋做生意的船只来访。它得到一个绰号——“两海之间的旅馆”。在开普敦秩序井然的街区居住的市民，将房间租给停泊在海港里的船只上的水手，他们以此作为好的谋生之道。那里还有充斥着霍屯督人和混血女人的妓院。尼德兰海军少将扬·斯普林特·斯塔沃里纳斯写下他对好望角的印象，他说那里的人极度渴望从外国人手中榨取钱财。英国人总是很受欢迎，因为他们的水手似乎花钱最多。
除了答应给苏丹一笔固定的收入之外，莫里斯起草的条约还给予苏丹哈桑一些希望，让他可以脱离阿曼苏丹保持独立。阿曼苏丹从1750年开始宣称对整个东非海岸拥有主权，而且还将视线投向了科摩罗群岛、马达加斯加岛以及更远的地方。像那位被指派到桑给巴尔的官员一样，在莫里斯出现之前7年，一位阿曼总督来到基尔瓦，但是苏丹成功地摆脱了他。这位带着大炮的法国人可能震慑住了阿曼人，使他们不敢重返基尔瓦，这解释了条约中关于协同一致对抗进攻者的那部分虚张声势的内容。苏丹还不得不考虑他的两个兄弟可能带来的威胁，他剥夺了他们的权力：一个人成了酒鬼；另一个成了傻瓜。
在好望角，一场历史冲突的预兆基本未被人们注意到。这些居民经常向外眺望海洋，但很少回望身后的非洲内陆。尽管人口还是很少，但这是除美洲之外，欧洲人在移民文化方面有意识地维持得最好的一个海外殖民地。100年前，范·里贝克对自由市民“迟早会来到这个国家，将它作为他们的祖国”的憧憬，毫无疑问已经实现。
提供给莫里斯的那座堡垒是被废弃已久的胡苏尼·库布瓦大宫殿，它朝向基尔瓦岛的北端。他希望法国人在这里建立一个拥有军事要塞的定居点。据说，他为了这座宫殿向苏丹呈交了4000西班牙银币，在宫殿的城墙上他架设了8门大炮用以守卫海港。
到18世纪中期，在好望角定居的白人数量已经达到6000人。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董事们不情愿将一个“补给站”变成一个殖民地，但是此时他们不得不屈从于对建立殖民地满怀热情的继任总督们。好望角变得越来越自给自足，甚至种植小麦出口东印度群岛。一些布尔人（实际上是农民）这时候前往更内陆的地区定居。在那里，他们砍伐森林，耕种土地，开始饲养牛羊。如果遭遇布须曼人，他们就开枪射击。他们普遍奴役科伊科伊人（霍屯督人），但是有时候会娶他们的年轻妇女为妻。在鱼河附近，这些长途跋涉的布尔人首次接触到更加可怕的对手——科萨人，他们是占据广大内陆地区的班图人的先锋。
就像他在船只桅杆上做的一样，莫里斯骄傲地将法国的百合花三角旗插在宫殿之上。他的同胞们在印度洋的这片海域十分出名，以至于英国的运奴船经常伪装成法国船，以便使他们更容易被人们接受。与尼德兰人的拙笨尝试形成鲜明对比，1776年初，莫里斯成功地在桑给巴尔岛购买了925名奴隶（只有70人在航行去往法国岛的途中幸存下来），这激起了另一位法国船长的抱怨，使他在那年的晚些时候将视线从桑给巴尔转向基尔瓦。
——奥托·门采尔《18世纪中期的好望角生活》，1784年（Otto Mentzel, Life at the Cape in the Mid-Eighteenth Century）
一系列递交给回国前往凡尔赛的船只船长的建议突然终止。在损失“圣皮埃尔”号后不久，奴隶贩子兼爱国者莫里斯先生在胡苏尼·库布瓦的废墟里去世。他很可能死于疟疾。条约随着他的去世也失去了效用。尽管基尔瓦的苏丹很快就找到了购买奴隶的新客户，但是与之对抗的法国船长们航行前往里约热内卢和其他巴西港口，并且照旧来访法国岛。其中一个法国船长是约瑟夫·克拉松斯·德·梅杜尔，他将近期在基尔瓦载满奴隶的十多艘船列了出来，其中一艘船是“拉萨马里泰奈”号。
我的朋友，那些前往东方的人，每100人之中，只有不到30人能够活着回来，那些士兵更是如此……我的朋友，请记住这些，不要前往东方。
克拉松斯在基尔瓦被植物遮蔽的废墟中散步时，注意到它宏伟的清真寺结构精良的拱门，他推测“这曾经是一座非常重要的城市”。但基尔瓦的辉煌已成历史，甚至它独立的最后遗迹也将很快被夺走。1785年，一位更加坚定的阿曼新总督来到这座岛上。苏丹被剥夺了所有的权力，只被允许保留封号，作为其贵族血统的最后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