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烦恼的是，被安置在那里的尼德兰工匠和农民很快就失去了价值，相应地对于将锡兰变为“白人”殖民地的期待开始衰减。即将就任的总督里克洛夫·范·戈恩在1663年派往阿姆斯特丹的时候抱怨说：“我们的殖民者大部分原来是士兵或水手，没受过什么教育，不懂贸易，只擅长开酒馆卖亚力酒……我们应该使锡兰能够自立。”
尼德兰人严肃又极有效率，两年内他们就完全控制了这个岛屿，将出口到阿姆斯特丹的肉桂产量翻了一倍，达到51.5万磅，4年后又提高到150多万磅。由于肉桂可以有效祛除肠风，它在欧洲十分流行，随之而带来的利润也大幅提高。1654—1664年，阿姆斯特丹的肉桂市场价格几乎翻了一倍，从每磅1.9荷兰盾涨到了每磅3.6荷兰盾，因而锡兰的肉桂出口价值在那段时间涨了4倍。
情况不像计划的那样进行。没有人愿意种地，或者投入到任何其他一种诚实劳动中。而且到18世纪初，他们变得越来越不像尼德兰人，而是更多地受到他们生活于其间的奴隶社会的影响。有一些流行的舞蹈，如“卡菲里纳”“奇科蒂”“拜拉”，是依据非洲的节奏舞动的。有一支舞蹈就叫作“莫桑比克”。新来的定居者还需要适应葡萄牙人娶僧伽罗新娘的做法。要不然，他们就娶混血妻子，她们抚养长大的孩子会讲葡萄牙方言。尽管尼德兰加尔文教派的牧师对此感到沮丧，但是那里确实没有其他选择，极少有白人妇女从尼德兰来到这个遥远的热带岛屿。
继任的总督努力复兴贸易和农业，希望将锡兰打造成国家事业的一个象征，要比英国人在印度取得的成效更加出色。最重要的是收集和出口在欧洲有巨大利益前景的肉桂皮。由于要完成大量的体力劳动，他们从印度南部的科罗曼德尔海岸输入泰米尔奴隶，给他们打上东印度公司的烙印，然后让他们工作，直至他们因死亡或者受伤而倒下。
锡兰的异族婚姻导致它与好望角的社会结构存在显著差异，尼德兰人出海去往印度，到达好望角时差不多跑完了全程的三分之二，但所花费的时间却不到全部时间的一半。这两个殖民地都采用罗马-荷兰法，但是所处的环境形成对比。尽管东印度公司需要桌湾为航行去往东印度和从东印度归来的船只提供“补给”，但是好望角的居民从来不觉得他们属于东方。甚至那些没有机会或者希望返回欧洲的人，仍保留了大量的本国文化，到18世纪中叶，开普敦成为一个相当国际化的地方。
尼德兰人继承的是一个在精神上和经济上都被毁坏了的岛屿。稻田被遗弃，古代堤坝和水库被破坏，灌溉系统夷为废墟，村庄里没有村民，道路上杂草丛生，野生大象四处出没。葡萄牙人还留下了宗教遗产：海岸地带许多之前的佛教徒认为他们自己已转化成为天主教徒（他们知道如何制作十字架，还可以说上一两句祷告词）。之后，尼德兰改革宗教会试图宣称他们在锡兰的宗教权威，却不断遭到一批来自果阿的混血天主教传教士的阻挠。此外，尼德兰人发现他们还陷入了与僧侣的冲突。
相反，极少有人拜访锡兰的首都科伦坡，那些去了的人也不喜欢它。那里的学校贫穷破败，人们很少去教堂，而准欧洲社群又似乎沉溺于喝酒和卖淫。法令规定与“异教徒”在一起的女性基督徒会被鞭打直至流血，她们会被打上烙印，带上镣铐，她们的孩子还会沦为奴隶，但是根据种族和宗教将居民隔离开来的尝试并不成功。
锡兰的实际命运是在2000名尼德兰士兵围攻7个月之后，科伦坡陷落。被困的葡萄牙人用狂热的勇气回应围攻者的无情，围攻者施以暴行，希望能够彻底击垮他们的抵抗。饥饿的妇女和儿童试图逃离围城，不幸失败，被迫退回，这加剧了堡垒中最后的食物储备的供应压力。最后，几个人蹒跚地走出来投降。但是，胜利者无法平息怒火。他们发现一个被视作叛徒的尼德兰人已经死了，很不甘心，他们找到他的坟墓，挖出尸体，把他挂在绞刑架上。
但是，每年锡兰都是准备返回家乡的尼德兰东印度商船的聚集地。当开始吹起东北季风时，来自遥远港口，满载香料、棉布和丝绸的货船聚集在加勒港。他们的习俗是在圣诞节这天，等待船长们在加勒的加尔文宗教堂祈祷完毕后，开启这场返回家乡的长途航行。他们畏惧的不仅是暴风雨。在战争时期（大多数时候都是），他们在马达加斯加岛的周边海域遭遇私掠船的袭击，马达加斯加岛正好处于锡兰和好望角之间的航线上。
这位昔日的盟友所取得的成绩已经引起英国人的警醒。当尼德兰人占领了马拉巴尔的几座葡萄牙堡垒时，他们也深度侵入了英国人在印度南部的商业。苏拉特的主要贸易站向伦敦报告称“到处都是张狂的尼德兰占领者，他们在印度海域已俨然一副国王的姿态”，至于葡萄牙人，他们正处于“最悲惨的困境”。
尼德兰人总是对其他欧洲强国在马达加斯加的活动保持警惕，因为这座大岛具有明显的战略价值。然而，实际上，在阿尔布开克和其他葡萄牙人对不怀戒心的岛民发动了第一轮袭击之后，马达加斯加被忽略了。那里没有黄金，没有香料，没有大象，也就没有象牙，而这座岛屿作为奴隶的一个来源的潜力也才刚刚有所显露。
葡萄牙和尼德兰打了几场极为惨烈的战役。葡萄牙人用黑人奴隶填补他们的军队，在一场对抗中，至少有300名“卡菲尔人”涉战。尼德兰人将僧伽罗人作为补充人员。1640年3月，双方为争夺加勒港在该岛南部进行了一场决定性的战役。300年前，中国舰队曾访问过历史悠久的加勒港。尼德兰指挥官投入了700名士兵参与这场战役：在葡萄牙人举白旗投降之前，有400名士兵受伤，100名士兵阵亡。数百名葡萄牙人，以及他们的家人和奴隶，都沦为俘虏。他们的命运是被运往2000英里之外的巴达维亚，但是很多人死在路上。
然而，在范·里贝克到达好望角之前九年，法国人已经在马达加斯加的南端建立了一个定居点。1642年，路易十三的首席大臣红衣主教黎塞留在临终前下达了一个命令，开启领土扩张的冒险。黎塞留强烈地认为法国必须立刻在东方展现它的力量，而马达加斯加似乎是通往印度的一块非常适合的垫脚石。为了向当时还是一个婴儿的路易十四致意，这个定居点取名多凡堡，后来路易十四正式将马达加斯加（面积比法国还要大）吞并到他的帝国里。此时有四个欧洲国家争夺好望角以东地区：葡萄牙、尼德兰、英国和法国。
获取锡兰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因为尼德兰人发现他们不仅要与葡萄牙定居者为敌，还要对付真正的本土居民。僧伽罗人捕获了300多个尼德兰士兵，将他们带到康提作为人质；指挥官阿德里安·范·德施特尔被杀死，僧伽罗人将他的头送给他在海岸的同胞。档案表明，尼德兰人曾经想要占领整座岛屿，尽管1646年总督扬·马特瑟伊克告诉康提国王拉贾·辛哈：“我们的军队第一次来到这个岛屿，不是期望获得很大的利益，而仅仅是为陛下您服务。”7年前，东印度公司的董事派遣到总督安东尼奥·范·戴曼那里的人反映，实际上，僧伽罗人只是两大帝国主义势力之间的小卒：“是时候将葡萄牙人从他们的战略要地赶出去了，剥夺他们在印度地区的最高权力，取而代之。现在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最好时机。”在写下这份报告之前不久，范·戴曼已经在拉贾·辛哈的鼓舞下开始大举入侵锡兰，拉贾·辛哈后来认为，比较这两个恶魔，被驱逐出去的葡萄牙人的恶劣程度还轻一些。
黎塞留要求尽快占领这座大岛的紧迫感是对的，因为1645年3月，就在多凡堡建设完成之前，一支由一百四十个英国清教徒组成的连队在岛屿南部的圣奥古斯丁湾登陆。他们想要建立一个像二十五年前首批清教徒在弗吉尼亚创建的那样的殖民地。这个想法受到一位为英国东印度公司服务的医生沃尔特·哈蒙德的鼓励，他曾多次停留该岛。他宣称岛上的居民是全世界“在世俗事务方面”最幸福的人，他们会欢迎殖民者。在1640年出版的一本书中，哈蒙德认为，“由于那里物产丰盛，居民亲切，我们英国的船只可以得到很好的放松，那里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地方，适合开拓种植园”。
如果不在乎东印度公司最初的意图，好望角将发展成为一个殖民地，而锡兰则是他们长久以来都志在必得的一个目标。这座盛产肉桂和次宝石的岛屿像是从印度次大陆悬垂下来的一颗珍珠。17位董事非常高兴，他们仔细考虑之后，决定称它为“新尼德兰”（它原先是一块美洲殖民地的名字，1664年尼德兰将那块殖民地割让给英国）。
在黎塞留提出倡议之前两年，哈蒙德认为，“没有一个基督徒国王”可以宣称对马达加斯加岛拥有所有权：“西班牙国王要办的事已经很多了，以至无法腾出空来反对我们在那里的活动，我们的人可能会享受到那里最丰硕的一次收获的首批成果，那比在美洲拾人牙慧要好得多。”这个说法反映出，那个时代的英国人普遍认为牢牢控制新世界的西班牙（还统治着葡萄牙）将会一直在那里统治下去。这也是梦想在全世界开始建立殖民地的英国商人冒险家的全盛期：例如威廉·库尔唐爵士，1627年他在巴巴多斯岛登陆，带去了一千八百五十个定居者，要不是他去世了，他一定会在马达加斯加岛干出一番相似的事业。莫尔的《乌托邦》（Utopia）和弗朗西斯·培根子爵的《新大西岛》（New Atlantis），鼓舞人们建立理想社会，远离贪婪和纷争不断的欧洲。
1685年，在定居者中出现了一些新的成分：180名在祖国受到迫害的法国胡格诺派教徒抵达那里，很快来了更多人。他们的宗教信仰与加尔文派相符。而且他们是勤劳的农民，种植葡萄园，愿意用自己的双手谋生。在总督西蒙·范·德施特尔管辖的20年里（1679—1699年），好望角定居点逐渐成形，而远不只是一个补给食物和淡水的停泊点。到1720年，那里已有白人定居者2000人，还有相同数量的黑人奴隶。
1646年，商人理查德·布思比出版了一本口吻要比哈蒙德更加恭维、对马达加斯加岛简介的小册子。那个时候清教徒已经到达该岛，但是要想了解他们将会遭遇什么还为时太早。布思比预测，马达加斯加岛上的种植园数量会超过“美洲或者其他地方”。但是，定居者不快乐，因为他们已经知道了完全不同的情况。他们登陆的地方土壤贫瘠，当地人也不友好，他们把欧洲人视为奴隶。这些想要成为定居者的人受到当地人的围攻，他们被困在栅栏圈里直至饿死。
然而，在尼德兰联省共和国的鼎盛期，对好望角过于苛刻也比较困难，那个年代伦勃朗和其他不那么知名的艺术家，以描画踌躇满志的阿姆斯特丹商人的肖像画为生，他们通过售卖香料、丝绸和中国瓷器发了大财。东印度公司蒸蒸日上，而好望角的定居点也不断扩张。当地居民感到很安全，不担心受到其他国家的进攻，甚至包括英国，在17世纪下半叶尼德兰人与英国人进行了三次海战。这个地方防御完备，因为总是有一两艘船只全副武装，停泊在这个通往东方或者从东方返回之路上的海湾里。那里还有一座由火枪手守卫的堡垒，尽管这些火枪手收入微薄，训练不精。
最初的一百四十个定居者中只有十二个人返回了英国；还有几个人得救，被带到了印度；1647年“太阳”号船搭载三位妇女和一位牧师前往毛里求斯。一位叫作波尔·沃尔德格雷夫的幸存者，苦涩地回应那本将马达加斯加描述为“真正的人间天堂”的书，他说如果坚持从事医生这个老本行，哈蒙德应该会做得更好。
由于在毛里求斯岛花费过多，东印度公司的态度受到影响。早在1598年，他们就占据了这个印度洋的前哨站，因为它有一个优良海港，可以为前往马达加斯加以东荒凉海域的船只提供一个避难所，而且爪哇岛的甘蔗在那里生长得非常好，渡渡鸟（在17世纪80年代灭绝）也提供了很好的肉食来源。尽管如此，但是东印度公司的董事考虑到花费，对这座岛屿并不很感兴趣。它不出产任何可供销售的东西。一个多世纪之后，毛里求斯被抛弃。
法国人在多凡堡坚守的时间比清教徒的定居点长多了，为此也付出了更大的伤亡代价。在1674年最终放弃马达加斯加岛之前，法国至少派出了四千名定居者和士兵，几乎无人生还。许多人死于疾病，其他人死于和当地社群的冲突。凭借母国的稳定支援，他们定居点的情况会好很多，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没有一艘法国船到来提供援助。守备部队的残余部分撤退到留尼汪岛（后来叫作波旁岛）和法国在印度的主贸易站本地治里。二十年后，一位尼德兰船长到访多凡堡，发现统治它的是一个来自西印度群岛（马提尼克岛）的海盗“塞缪尔国王”。塞缪尔率领二十个白人罪犯、三百个当地民兵，以及一支由有舷外托架小船组成的舰队，在马达加斯加南部海岸的广阔区域内作威作福。
范·里贝克当时还是一艘船上的医生，他花费了10年的时间创造了后来成为开普敦这个地方的核心部分。几个与东印度公司合同到期的人选择留下来作为“自由市民”，他们的女人从尼德兰出海到达那里加入他们。东印度公司的“17”个董事对这一切感觉很复杂，因为他们仍然只将桌湾视为一个停靠站，以便让船队补充淡水和食物，或者能够提供紧急维修。他们从未想过在好望角建立一个殖民地，因为它能提供的贸易前景和利益都非常有限。首任总督还被告知要阻止民众定居好望角。
尼德兰人没有在马达加斯加建立殖民地，但是他们在那里购买奴隶，以便为他们在毛里求斯的蔗糖种植园提供人力，这座岛后来成为好望角劳动力的一个来源地。尼德兰人还首先意识到该岛与印度尼西亚有民族联系，因为马达加斯加的精英所讲的语言与他们在印度洋东部的殖民地当地民众所说的语言相似。岛屿中部高度超过6000英尺的山被印度尼西亚人称作霍瓦山，他们坚信这座山对较小的社群有重要影响。
按照那个时代的标准衡量，东印度公司的行动十分迅速。1652年4月，90个工匠在扬·范·里贝克的带领下登岸，他们的任务是建立一座坚固的堡垒，并且开始种植作物。他们用杏树作篱笆，划分出6000英亩的土地，以防止好奇的当地人进入。这个长长的岬角的一个不利之处是它与大陆——险恶而广袤的非洲大地——的联系。正如葡萄牙人所知悉的，岛屿更加安全。所以，他们甚至想过从桌湾到更南边的福尔斯湾开凿一条8英里长的运河，将这座半岛变为一座岛屿。但是，这个计划因为耗资巨大很快就被舍弃了。
几个世纪以来，由于与非洲的联系，岛上的大多数人口都是有色人种，特别是距离莫桑比克两天航程的西海岸地区。早先时候，“佤克佤克人”将奴隶运过来为他们工作。后来，阿拉伯商人从非洲运来人口到他们在岛屿北端的定居点。在低地，还有很多逃出来的黑人的殖民地聚居地，他们被称作“逃亡黑奴”。到17世纪晚期，马达加斯加已经被认为是一个为美洲种植园提供奴隶来源的地方。有些奴隶乘坐小船，从莫桑比克被运到马达加斯加的待贩运奴隶临时禁闭处，其他奴隶是在突袭附近的科摩罗群岛时被抓获的。他们用枪炮、手镯、布料、铁棒和白兰地从奴隶贩子手中购买奴隶，然后用船将奴隶运过好望角。英国船只在奴隶贸易中表现得非常积极，以至于有时候8艘英国船会在同一个地方抛锚，因为马达加斯加的奴隶远比几内亚的奴隶便宜，那里的激烈竞争抬高了价格。巴巴多斯岛和邻近的加勒比群岛的种植园劳力中，一小部分重要的奴隶来自马达加斯加岛，其他奴隶乘船被运往牙买加。
1647年，尼德兰船只“哈勒姆”号遭遇暴风雨，在桌湾沉没，60个幸存者在那里滞留了将近一年。到另一艘东印度公司的船只将他们接走时，他们已经在那里建立起具有一定防御功能的住所，并且开始喜欢上那个地方。“霍屯督人”似乎很友好，那里庄稼容易种植，气候也宜人。东印度公司的董事在阿姆斯特丹仔细听取了水手们的描述，因为他们也开始将好望角视作一个战略要地，他们的敌人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可能会占领好望角，以便袭击经过那里的尼德兰船只。实际上，好望角是通向印度洋的锁钥。
一艘形单影只的商船经过马达加斯加，一个机会自动降临了：一些奴隶贸易商想在外海劫掠。他们竞相捕捉“猎物”，割断从更加拥挤的加勒比海地区向印度洋移民的人的喉咙。很快，马达加斯加就因为新近出没的海盗而臭名昭著。对这些海盗奢华生活的夸大报告立刻传到欧洲，使得原来由哈蒙德提出的那个谬误——这座岛是一个亚热带伊甸园——重新流行起来。该岛被珊瑚礁环绕的海岸线为许多国家的海盗提供了隐匿处，而其中一个离岛圣玛丽是他们集结的理想场所。
17世纪伊始，他们对殖民好望角的可能性更感兴趣。船长约里斯·范·斯贝尔伯根说那里“气候宜人，适于疗养”，可以种植各种作物，鹿在美丽的河谷中吃草。1611年，英国商人托马斯·奥德沃思在前往印度的途中经过那里，评价道“他一生从未见过比这更好的地方”。他敦促在那里建立一个定居点：每年应该派100名犯人上岸，建立一座堡垒，给守卫堡垒的人配发枪炮。但是，东印度公司没有留意这个建议。
马达加斯加的海盗开始去往北部远至红海的地方冒险，去劫掠那里的商船，尽管他们的问题是在何处才能将他们劫掠到的东西在不被捕的情况下出售。通常，他们能够期盼到的最好结果是有一群大胆帮凶来访，他们假扮成诚实的商人，载着武器、军需、衣服和酒，用来交换劫掠的财宝。有些偷偷摸摸从新英格兰来的补给船可能是进入印度洋的第一批美洲船只。
17世纪早期，船只开始在一年中的大多数季节绕过好望角。特别是尼德兰人，他们不太依赖季风，因为他们的贸易公司最盈利的地方在东南亚。为了抵达那里，他们的东印度大商船利用赤道以南的信风，直接穿过海洋。因而，尼德兰的船长开始习惯于在桌湾停泊。他们将信件放在玻璃瓶子里，将它们系在木桩上，留给他们的同胞。那里除了肤色浅一些的科伊科伊牧民（荷兰人模仿他们咔哒咔哒的发音，将他们戏称为“霍屯督人”）外，荒无人烟。
18世纪的编年史作者是这样写海盗的，有些不只是海上的流浪者：围绕来自普罗旺斯的船长米松发展出了一段令人震惊的传奇，据说他的衣着十分优雅，言语也很热情。人们普遍认为他加入了多明我会的叛徒卡拉乔利修士的军队，他们想在马达加斯加岛北端的安采拉纳纳湾建立“自由之国”。来自普利茅斯的英国海盗汤姆·图也加入了他们。
虽然一些葡萄牙人已经注意到好望角的气候与风景和欧洲相近，但是他们春天从里斯本出发，在仲冬到达南半球，总是看到桌山高达3500英尺的顶峰。在接下来的1000英里要沿着裸露的海岸，面临逆向海流和多岩石的海岸线，许多大帆船在那里遭遇厄运。所以，他们总是乐于快速绕过好望角，及时抵达莫桑比克，赶上西南季风前往印度。而在返程时，他们唯一的希望就是回到大西洋，向北航行最后一段距离，回到家乡。有时，葡萄牙船只也会在桌湾港抛锚，在岸上建立一些小屋，但是里斯本从未对那里严肃宣称过主权。
他们及其追随者宣称，一个凭借自己的勇气偷窃富人的人，要比在法律的保护下——通常是使用合法的权力——偷窃穷人光荣得多。“自由之国”的座右铭是“为了上帝和自由”，他们甚至有基本的议会，会上使用类似世界语的语言。米松建造了很多单桅帆船，其中一艘名为“童年”号。
尽管如此，欧洲人还是很早就来到印度洋沿岸地区，并且似乎永久性地占据了一些有利位置。除了果阿这块飞地，最早的定居点是赞比西河流域一系列大大小小的普拉佐种植园。但是，它与白人文化的联系很贫乏。尽管内陆最大的城市太特有一个主教座堂，但是“赞比西亚”受到从果阿移居于此的印度商人的影响，主要是非洲混血文化。它与周边土生土长的王国具有共生关系。相反，与它差异更大的欧洲人定居点很快就要在非洲大陆的南端建立起来。
“自由之国”存在的时间很短。尽管它向海一面的防御工事十分坚固，足以抵御一支葡萄牙舰队的攻击，但是它朝陆地的一侧没有任何防护，因为米松认为他们已经赢得了邻居马达加斯加人的友谊。某天夜里发生的事情证明他是错的：定居点被攻陷。只有45个人幸存了下来，海盗-修道士卡拉乔利也死了。“自由之国”随之终结。
更晚些，在工业革命之后，欧洲的力量超过了印度和亚洲的其他一些地方，以及几乎整个非洲。与在美洲发生的事情的一个关键区别是在印度没有永久殖民和一个文明覆盖在另一个文明之上的情况，而是普遍采取一种短暂的殖民形式。
在马达加斯加的所有海盗中，最著名的是苏格兰人威廉·基德船长，他在航行进入印度洋之前，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是在纽约度过的。当他带着大量奖赏返回美洲时，基德被捕并且被带到了伦敦。经历可疑的审讯后，他被绞死了，那时候他仍然宣称他只是一艘私掠船的船长，忠诚对抗法国。（一艘私掠船的船长从他的政府处得到一份委任，允许他追捕敌船，然后劫掠他们的货物。如果能将被俘获的船当作奖赏带回家，那才是真正的胜利，否则，他们获得首肯的惯例是炸沉那艘船。）
最后，欧洲人在整个印度洋地区的野心受制于他们与印度本身的关系。印度次大陆一直是关键，是权力的基石。就像寇松勋爵后来所讲的：“拥有印度是统治东半球不可或缺的一枚像章。”但是，欧洲人的能力还远远不够获得那枚像章。甚至在伊比利亚半岛上的国家角色发生转变的大航海时代，教皇将东半球划分给强有力的西班牙，它也无法像它对待美洲那样征服和殖民印度。莫卧儿王朝和印度统治者完全没有被吓倒，他们要比墨西哥的蒙特祖马或者秘鲁的阿塔瓦尔帕更加顽固。
尽管从笛福到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等作家大多颂扬英国的海盗，无论他们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但是法国的海盗数量更多。18世纪早期，莫卧儿帝国通过苏拉特的总督向路易十四抱怨，说这些强盗妨碍他的臣民到麦加朝圣。法国派驻印度的一位官员承认，他的国家的名字的确成了海盗的同义词。
——沃尔特·哈蒙德，1640年
最后，在欧洲国家齐心协力开展“清扫海洋”的活动时，法国海盗在马达加斯加留下了最后的印记。它使之带有一种高卢式的氛围（完全不是激发人的暴力倾向那一类的）。随海盗而来的是法国商人和冒险家，他们开拓了通往内陆的路线。尽管失败了，但多凡堡成为一个预示，它是通往殖民主义之路的指示牌。
他们知道过度渴望财富是一切祸害的根本缘由。一只狂暴又饥饿的野兽是无法被满足的，一个无底的海湾是无法被填满的，而若一个人得了水肿病，喝水的欲望会使他在解渴之前先将肚子撑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