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葡萄牙人而言，一个明显的事实是阿拉伯商人和船主在这个繁荣的印度洋商业中心扮演支配性的角色。他们拥有巨大的房屋，其中有些人还拥有多达50艘能够穿过印度洋抵达红海、运载货物和去麦加的朝圣者的船只。据说穆斯林已经控制了从印度向西和向东的航线，因为印度教教规禁止其信徒进行长途海上航行。一些很有权力的阿拉伯人从遥远的地方而来，有的甚至是从埃及过来的。他们在卡利卡特定居，虽然他们是穆斯林，但是尊重当地人的宗教信仰，他们也信奉母牛，从不吃牛肉。相反，有很多印度人为了逃离种姓制度而改信伊斯兰教。
葡萄牙人被卡利卡特的富饶深深吸引。那里有一条人潮拥挤的林荫大道，直通王宫。地面上落满了从道旁的树上掉落的白色花朵。宫殿占地1平方英里，四周环绕有刷了明亮颜色的高墙。大人物们在城中行动时乘坐轿子，轿子前面会有吹喇叭的人清道开路。轿子里人的身份地位不同，轿子前面的人吹的喇叭也有区别，有的是黄金的，有的则是黄铜的。
尽管自从离开里斯本，达·伽马总是拒绝上岸拜访当地的统治者，但是他知道在卡利卡特他不能再保持这种姿态。向这里的统治者表示他的尊重是十分重要的。他有足够的时间做准备，因为努涅斯向他汇报，王侯扎莫林——海洋之王——正在外旅行。一收到扎莫林返回并且在等候他的消息，达·伽马就换上了一件深红色的及地斗篷、一件蓝色缎袍、一双白色中筒靴，以及一顶装饰着羽毛的蓝色天鹅绒帽子。为了安全起见，扎莫林派来了一队出身高级种姓的战士，他们作为保证达·伽马安全返回的人质，留在了葡萄牙人的船上。
这个人的身份在关于这个事件的多个版本的记录中有不同说法。根据其中一份记述，他是塞维利亚人，名叫阿隆索·佩雷斯，他在西班牙作战期间被阿拉伯人俘虏，之后以俘虏的身份被带到各种地方，在皈依伊斯兰教之后被释放。而根据另一个版本的记录，向努涅斯粗鲁地打招呼的人是一名突尼斯商人，他叫作邦泰博。之后，他把努涅斯带到自己家里，用面包和蜂蜜款待了他。无论哪一种说法是真的，它们都表明在伊斯兰世界内部旅行的自由度非常高。努涅斯回报达·伽马，当被问及为什么葡萄牙人来到印度的问题时，他的回答是：“我们是来寻找基督徒和香料的。”作为一个被迫改信基督教的犹太教徒，如果努涅斯的回答让狂热的基督教徒达·伽马不满意，他会因为冒犯被判有罪而被吊死，所以努涅斯回答时聪明地将基督徒放在了香料的前面。
当达·伽马在随从的陪同下第一次踏上印度的土地时，一顶轿子在岸上等候他，拥挤的人群排在道路两旁，看着行进的队伍从他们面前经过。在路上，一座印度教寺庙映入眼帘，葡萄牙人都十分高兴，因为他们错把它当作“异国的基督徒”修建的教堂了。达·伽马步出轿撵，进入寺庙，在一个母亲抱着一个孩子的塑像前——提婆吉照顾克利须那神——跪下祈祷。一个随从提醒他，他可能在向一个“异教的神”鞠躬行礼。
和以往一样，第一个被派上岸的人还是罪犯之中的一个。他名叫若昂·努涅斯，是一个能讲希伯来语、阿拉伯语、葡萄牙语和西班牙语的“新基督徒”，是“一个有敏锐理解力的人”。当他正准备呈递国王曼努埃尔的信时，他震惊地听到一个旁观者用西班牙语对他说：“愿魔鬼将你带走！是什么带你来到这里？”
在他们抵达宫门时，扎莫林从阳台上向下望，此时达·伽马正在一个穿红色缎子衣服的男仆的帮助下从轿子里出来。葡萄牙的船队总指挥在陪同者的带领下缓慢前行。印度洋历史的转折点在这个场景里变得具体化。许多个世纪以来的生活和商业模式即将被打破。
葡萄牙人的船只不同于之前在印度见过的任何船只，因此他们的到来引起了当地人的兴趣。小船里坐满了瞧热闹的人，他们带着自己的孩子，“兴高采烈地去看葡萄牙人的船”。其他小船“用鱼、椰子和家禽换取葡萄牙人的饼干和钱”。尽管达·伽马一行人的这次远航是距离他们家乡最远的一次，但他们的精神很振奋：“在葡萄牙他们几乎没想过，他们能在这里受到如此热烈的欢迎。”
经过复杂的仪式，达·伽马被引领着穿过几个有巨大的金色大门的厅堂，最后他到达了皇家会客室。扎莫林马纳·维克拉玛躺在丝绸华盖下的绿色沙发上。他的腰部以上是赤裸的，他正在嚼槟榔。他的左臂手肘以上的位置，戴着一个闪闪发光的手镯，上边悬挂着一颗巨大的钻石，他的脖子上戴着几串珍珠。他还戴了一个心形绿宝石，它的周围镶嵌着红宝石，在马拉巴尔这是王室的徽章。
领航员在离卡利卡特北部很近的地方登陆。此处水深45英寻。之后，他们向南航行，经历雷电交加的暴风雨。当他们在卡利卡特抛锚的时候，他们眼前的景象与佩罗·德·科维良和尼科洛·德·孔蒂的记述一模一样：一个开放的港口，里边有各式船只，海岸上分布着商店和货栈，一个巨大的城市坐落其后。海港的侧方有一些入口，船只可以在里边躲避大的风浪。
扎莫林时不时地向一个男仆端着的黄金杯里吐口水。他的身后还有一个男仆，手中握着一柄出鞘的宝剑，以及一个镶嵌着黄金和珠宝的红色盾牌。在通过译者进行对话前，有仆人端着成碗的水果在他们身边走来走去。这场会面是许多巨变的序幕，期间达·伽马跪着向扎莫林呈交了一封国王曼努埃尔写的信。他发誓说，如果他没有到达卡利卡特就返回了葡萄牙，他的国王会将他处死。他唯一的愿望就是购买香料，装载上船，然后平和地离开。扎莫林说他已经做好了用“肉桂、丁香、胡椒和宝石”交换黄金、白银，以及达·伽马所穿的那种布料的准备。但是，当葡萄牙人呈递上他们的礼物的时候，气氛改变了：洗手盆、珊瑚项链、帽子、深红色头巾和数坛蜂蜜。扎莫林没有表现出任何愉悦的神情。当晚，达·伽马的随从寄住在一个阿拉伯人的家中，他嘲笑他们：“从麦加来的最贫穷的商人奉上的礼物也比你们体面。”毕竟，扎莫林是山地与海洋的领主，马拉巴尔周边的许多港口都顺从于他的统治。亚洲所有国家最精美的货物，只要他张口就都是他的。像洗手盆和蜂蜜这类东西在他眼里一文不值。这位阿拉伯人对他们暗含轻蔑之意。
又航行了23天，这些天恰好都是晴好天气，瞭望员喊了起来，因为印度海岸出现在他的视野中。在经历了史上最漫长的航程之后，达·伽马终于完成了他的使命。那一天是1498年5月18日。他必须准备好去觐见他所知晓的印度海岸最强有力的统治者，也就是国王曼努埃尔在给他的信中所说的“卡利卡特的王侯”。对达·伽马来说，乘着3艘饱经风雨的小船，还要表现得体面而有尊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打开防水的箱子之后，达·伽马也必然意识到，他们给王侯的礼物似乎显得既廉价又俗丽。但是他仍保有双重信念——上帝和枪炮。
达·伽马的其中一位陪同者就是那位记日记的士兵阿尔瓦罗·维利乌，他对自己和同伴们第二天一早等着返回宫殿的表现进行了生动的描述。尽管天气很热，“我们还是愉快地伴着喇叭的声音载歌载舞”，但是这样的欢乐没有持续下去。当达·伽马坐进轿子里，打算返回他的船只的时候，他及其陪同者没能离开，而是被俘虏了。因为这些登岸的随从没有携带武器，只是拿着树枝，以表示他们没有敌意，所以他们根本没有抵抗的机会。
苏丹和葡萄牙人告别。葡萄牙人的领航员指挥船队向东北方向进发，始终在能见到海岸的范围内航行。很快，大陆开始改变，苍翠的棕榈树林和红树林变成了干燥荒芜的沙滩。但是达·伽马的船员们从天象判断出他们又回到了北半球，为此他们欢喜不已：“下个礼拜日，我们的人看到了北半球，他们也能看到南半球，他们感谢上帝赐予的好运。”5天后，船队抵达一片长长的沙滩，领航员称之为赛义夫·塔维勒（Saif al-Tawil），就是在那里，他转换方向，远离非洲，朝着几乎正东的方向前进。葡萄牙水手对他使用的航海仪器以及他全身透出的愉悦和自信印象深刻。他们知道，他们的命运就掌握在他的手中。
葡萄牙人被关在一个屋子里囚禁了好几天，屋子既炎热又不舒适，四周还有拿着战斧、刀剑和弓箭的士兵把守。在这次远航中随行的一个西非奴隶被秘密地派了出去，以发出警告。他溜了出去，成功地雇到一艘小船，在夜色的掩护下回到了舰队那里。保罗·达·伽马在他兄弟不在的时候管理船队，此时他与扎莫林开始了一场错综复杂的谈判。对于一个有与达·伽马一样坏脾气的人而言，软弱是不能忍受的羞辱。
在离开马林迪之前，达·伽马又派了一个罪犯上岸，给了他一些钱，还给了他一张授权书，说明他代表的是葡萄牙。我们不知道这个人的姓名，他可能受过一些教育，可以被视为东非最早的欧洲定居者。他被告知要尽一切可能探索这片大陆（毫无疑问，当然是打听祭司王约翰的消息）。达·伽马向他承诺，只要他能活着回到里斯本，他就能恢复名誉，成为“一名皇家绅士”。关于他之后的命运，没有相关记录。
很快他们就发现，这次事件的幕后黑手是卡利卡特的阿拉伯大商人，因为葡萄牙人在东非的所作所为早就传到了他们的耳中。对于葡萄牙人在摩洛哥发动的战争，穆斯林在这几乎一百年中一定也听说过。他们知道，目前这些新来的基督徒人数太少，不足以发起一场战斗，但是他们既然已经知道去往印度的线路，他们一定会以更大的力量返回这里。一些捉拿者还想趁达·伽马在他们手中的时候杀死他，但是这不能解决问题。三艘停在卡利卡特的船意欲返回葡萄牙，把这里的实情告诉国人，而报复则是一定的。
在马林迪，他们的命运发生了转变。苏丹提供给他们一位阿拉伯远航船长，维利乌将他的名字写为马莱马·卡纳或者卡纳夸。这位年长的“古吉拉特摩尔人”对于前往卡利卡特的路线很熟悉，他愿意为这批基督徒新来者担当向导。他展现了在海上找到方位的航海技能，他有一张印度西侧海域的航海图，并且在看到葡萄牙人向他展示的星盘时毫不惊讶。
如果葡萄牙的这一整支远航队在此刻被彻底消灭，留下一个谜一样的传说，印度洋各民族的悲剧可能还会迟一点儿到来。但是扎莫林否决了任何试图消灭这些不速之客的建议，因为这种行为违背了使卡利卡特繁荣的准则：自由贸易，以及对外国船只的尊重。还有一个实际的限制因素：葡萄牙船队的加农炮指向海岸这边。他们必须登上葡萄牙的那三条船，他们比较擅长肉搏战，可是卡利卡特没有加农炮，虽然他们熟知火药的配方，但是它们主要用于制作烟火。
尽管这里的竞争都是出于好意，但达·伽马还是渴望抓住机会离开。虽然他曾向他的国王发誓他会抵达卡利卡特，但是他的船员们思念家乡，而且了解到去往印度还需航行几个星期。因此，当招募到一个自愿为他们领航又有穿越印度洋经验的人时，他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因为之前他曾努力劝说过的所有斯瓦希里水手，都直接拒绝给他的小船队当领航员，要么是出于害怕要么是出于蔑视，“即便让他们受尽折磨”也不起作用。
保罗·达·伽马精于算计，他释放了四个之前作为人质的印度战士，扎莫林也因此释放了瓦斯科·达·伽马。站在他们的统治者面前，这些战士自杀未果，于是请求扎莫林处决他们，因为他们此前“以项上人头”向葡萄牙人担保扎莫林的善意。所以，在葡萄牙舰队总指挥回到他的旗舰之前，从王宫送来的大量礼物和致歉信已经送到了葡萄牙人的船上。他受邀给自己的船只装满香料。
在节日期间，当地人和他们的客人都参与进来，年迈、半盲的前任苏丹被人用小轿子抬到海边来。当地的青年骑着马，沿着海滩飞快地奔驰。夜幕降临，葡萄牙人和印度人的船向天空发射烟火。
扎莫林所有和解的尝试都是无效的：达·伽马决不是一个宽容的人。他的胸中燃烧着为他所受羞辱复仇的火焰。在“圣加百列”号的甲板上，在船员的注视和释怀的哭泣声中，达·伽马拥抱了他的哥哥。香料被运上船，船只准备离开卡利卡特，开启回家的长途航行，“每个人都非常高兴，”维利乌写道，“他们幸运地完成了一次伟大的探险。”就在船锚升起之际，以“什么把你们带到这里”问候努涅斯的那个卡斯蒂利亚人前往王宫，他对扎莫林说，葡萄牙人一定会回来报复卡利卡特。扎莫林也产生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马林迪的大多数居民是黑人，他们之中也有来自阿拉伯和印度的商人。由于印度是葡萄牙人的目的地，他们努力说服自己印度的大多数人是基督徒，他们还研究邻近船只的水手：“这些印度人的皮肤是黄褐色的。他们穿得很少，留着长胡子和编成辫子的长头发。他们告诉我们，他们不吃牛肉。他们的语言不同于阿拉伯人所讲的语言，但是他们中的一些人懂一点阿拉伯语。”
他派人给达·伽马送了一封信，请他再多待些时日，以便装载更多的香料，而那些把他当作人质抓起来的人会受到惩罚。回应他的是不吉利的预兆：达·伽马命令炮手从船的侧舷向城市开炮，然后他们展开了带有红色十字架的白色船帆。达·伽马离开的时候说，那个时刻迟早会到来，而扎莫林会“更加后悔”。
斯瓦希里海岸流传一种说法：“蒙巴萨有骑马的战士，而马林迪的女人妙不可言。”这是说一个城市夸口有更好的战士，另一个城市则有更漂亮的女人。葡萄牙人在马林迪停留了9天，期间没有足够的机会了解马林迪的女人，但是他们至少能够欣赏这座城市生活的文明程度。根据一个编年史家的记载，那里的花园有“各种药草和水果”，特别是那里的大桔子“清甜可口”。用石灰和石头建成的房子沿着整齐的街道排列。
印度这边对于这个具有重要意义的访问，唯一保留下来且切合实际的记载是：“三艘葡萄牙人的船只到达奎隆（卡利卡特附近）……这次他们没有进行贸易，而是直接返回了他们的国家。”
这番说辞给苏丹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的第一个举措是派遣一只载着羊、桔子和甘蔗的船去慰问他们。达·伽马派了一个罪犯带着一件黄色短外套、一顶帽子、一些项链、黄铜杯子和各种小装饰品上岸。这个试探的过程持续了几天，直到苏丹乘坐一艘装饰着挂毯的礼仪船出海，这艘船停靠在“圣加百列”号旁边。达·伽马穿着他华丽的深红色斗篷欢迎他，带他参观整条船，他们还鸣响加农炮以示敬意。苏丹穿着颜色明亮的丝绸衣服，他的银鞘宝剑放在一个古老的架子上，巨大的红色遮阳伞高举在他的头顶上方，他的宝座上装饰着铜制品，而他的乐队正在奏响喇叭和象牙号角，对于这一切，葡萄牙人艳羡不已。由于害怕对方耍花招，达·伽马拒绝了上岸的邀请，只允许他的几个人拜访苏丹的宫殿，并交出人质作为他们安全返回的保证。维利乌在日记中感慨地写道，马林迪使他想起塔霍河畔的小镇阿克契特。
返回葡萄牙的航行受到相反风向的困扰，因为葡萄牙人不了解季风，而且那位从马林迪将他们带到这里的领航员也不在。在沿着曲折的路线离开印度海岸的航行过程中，他们在拉克代夫群岛躲避风暴。在那里，他们遇到了一个意料之外的来访者，他是一名使者，说意大利语，来自大陆国家果阿。这个人十分高大、蓄着白胡子，他很快就被怀疑是一个间谍，接着就被他们俘虏了。在备受折磨的情况下，他告诉葡萄牙人，有四十艘小战舰正在全力沿着他们的路线赶过来，他们正等待他的命令发起进攻。至于他自己则是一名波兰犹太人，他取道亚历山大里亚和麦加来到东方。他轻而易举地就背叛了他的印度主人，因为说到底他“内心深处一直是一个基督教徒”，这个新朋友向达·伽马透露了果阿的船只确切的藏身之处。
达·伽马立刻意识到，马林迪港无法和蒙巴萨港相比，但是它足够安全，可以为船只提供庇护，躲避坏天气。海岸的景色让人印象深刻：“这座城市坐落在一片宽阔的海滨地带，周边环绕着许多棕榈树和其他种类的树木，它们整年都是绿油油的，这里还有许多花园和果园。”为了使马林迪人相信他们的善意，葡萄牙人释放了他们的俘虏，将他放在海岸边的沙洲上。他被告知要向他的同胞们保证，这些陌生人平和安静，他们花了两年的时间才抵达东非（这两点都被夸大了）。之后，达·伽马向岸上传递消息，强调他的国王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基督徒统治者”，并且说到达马林迪的这三条船是一支由一百艘船组成的舰队的一部分，这支舰队正从事一次伟大的航海探险。
葡萄牙人乘着夜色悄悄地航行，在密集排列的敌人舰队中投放填满了火药的炮弹，而敌船上的水手这时候还在睡觉。葡萄牙人突然冲进敌人船队的场面，令对方十分恐慌：那些印度人跳进水里，有的朝附近的小岛游去。在破晓的微光中，达·伽马让他的人进行屠杀。他们使用舰船上的小船，他们“在海面上到处划行，将对方全部杀死，他们还尽可能多地杀死逃到小岛上的那些人，因为他们一个也不想放过”。他们把敌人弃船上的大米、干鱼和椰子都搬到自己的船上，还把原来划桨的奴隶集合起来。他们从这些奴隶中选出最强壮的人填补到他们的船上，然后把其他人都杀死。
犹豫再三，马林迪的苏丹和当地贵族足够精明，表现出对这些稀奇的陌生人的欢迎姿态。考虑到已经很快在海岸地带传开的、关于葡萄牙人好战且作战勇猛的消息，马林迪人采取的态度也有自保的动机。除了这个因素之外，苏丹总想寻找新的盟友一起对付蒙巴萨。尽管马林迪分布有十几座清真寺，但是长久以来它都是一座世界化的城市，它与印度、孟加拉和波斯联系密切（与波斯人一样，马林迪人也是什叶派穆斯林）。80年前使中国人惊讶不已的长颈鹿就来自这里。
达·伽马对当地的渔夫很在意，因为他们可能会传播法兰克人复仇的消息。之后，他对那位变节者表示感谢，因为是他将胜利送到了他的手中。僭越了圣父的名义，他命令他的教士授予这位波兰人加斯帕尔的教名。所谓的“加斯帕尔·达·伽马”或者“印度人的加斯帕尔”即将成为葡萄牙传奇中的一个著名人物。
然而，一定有偏见屈服于眼前需求的时候，从蒙巴萨逃离后，在船队于马林迪港停留时就出现了这种情况。葡萄牙人发现，这两个斯瓦希里城市——蒙巴萨和马林迪——相互敌对，于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他们打算利用这一点。毫无疑问，马林迪是穆斯林的地盘，但是沿着东非海岸交朋友的愿望，使得远道而来的葡萄牙人对这一点视若无睹。“圣加百列”号上有一个来自马林迪的人质，他好像“有点儿身份”，当葡萄牙人抓捕并且抢掠一艘经过的单桅帆船时，这个人跳到海里想要逃跑，但是被船上的钩竿捞了上来。这个人怂恿达·伽马驶往他的母港，说在那里很容易找到熟悉去印度线路的领航员。
再度穿过印度洋的航行是悲惨的。用日记的作者维利乌的话说，就是“我们与死神面对面”。葡萄牙人对没有连续的海风感到困惑，而且他们似乎无法计算出自己所处的纬度，他们向东航行的时候所花费的时间不到3个星期，此时却花了3个月的时间。之前还兴高采烈的达·伽马的船员们此时都陷入了绝望。在1498年的圣诞节，他们没精打采、无心庆祝，直到年末他们都没有看到陆地。1499年1月2日，他们抵达非洲海岸。离开卡利卡特向家乡返航时还幸存有90个船员，此时死了三分之一，还有更多的人在生病，几乎已经没有足够的健康船员来处理船上的事务了。
葡萄牙的天主教徒和奥斯曼土耳其人将他们自己内部的持异议者视作异教徒，认为他们应该被残酷地对待；但是土耳其人受《古兰经》的影响，认为他们的基督徒敌人是信徒、“圣书的子民”，而葡萄牙的天主教徒对穆斯林和其他人做了更精确的区分，认为前者是在魔鬼掌控下的受到诅咒的灵魂，后者则是无信仰者，前者必须被摧毁以取悦上帝，而后者只需要等待他们皈依真正的信仰。这种前提支配笃信基督教的葡萄牙人如何对待刚果人和异教徒，就像影响他们之后如何对待印度人一样。
因为他的领航员死了，所以达·伽马对于他所处的方位只有模糊的概念，他认为他在莫桑比克附近。不久，他们看到一个大港，意识到那是摩加迪沙（莫桑比克以北1500多英里），葡萄牙人就朝它开炮。他们的侵犯行为可能是因为他们自身的虚弱，为的是打消当地船只出来攻击他们的可能性。再往南，在拉穆附近，他们被一支阿拉伯小舰队逼迫，他们再度轰响了加农炮。
达·伽马和他的船员们对信仰的依赖，以及他们对所有穆斯林萦绕于心的仇恨，与几个世纪以来，在伊比利亚半岛和摩洛哥发生的宗教冲突的背景有关。圣战是他们在精神上所接受的宗教布道的永恒主题，他们从布道中获得的信息是基督教的优越性不容置疑。而且，他们进入印度洋的时间，正是欧洲和近东这两大宗教力量的相互竞争达到顶点的时期。和哥伦布一样，达·伽马也相信全世界都皈依基督教是《圣经》安排好了的，他们的远航就是为了帮助上帝实现这个目标。同样，奥斯曼土耳其人相信安拉选择他们在全世界传播伊斯兰教，占领君士坦丁堡只是实现这个目标的其中一个步骤。
当马林迪映入眼帘的时候，他们终于得以喘息，当地的苏丹还是非常友好，但是达·伽马此时急切渴望绕过好望角，进入更加熟悉的大西洋海域。他的船员队伍不断缩小，他们消耗大量的鸡蛋、鸡和桔子，但是他们仍然以每星期超过7个人的速度死亡。苏丹送给他们一支巨大的象牙，它被雕刻成他的号手吹奏的其中一个号角的样子，作为送给曼努埃尔国王的礼物。他还提供了几个领航员，他们会将沿着非洲海岸向南航行的最佳路线指给葡萄牙人看，然后他们会陪伴葡萄牙人返回里斯本。
与祭司王约翰联手，从“航海者亨利”的时代起就是鼓舞他们远洋探险的动力，而自从他们绕过好望角之后，距离这个目标的实现似乎就更近了：每次一有机会他们就派遣间谍登岸，搜寻那位神圣又好战的统治者的消息，但是结果总是徒劳。对祭司王约翰的探寻，可能一度帮助达·伽马维持了船员的斗志，并且使他们相信，绕过下一个海岬就会有一个友善的基督徒港口欢迎他们。但是在他们绕过好望角，向北航行了将近3000英里之后，这些希望逐渐消退了，因为他们看到在斯瓦希里海岸阿拉伯人的影响在持续增强。这些人知道，他们正在向伊斯兰世界的中心地带航行。
达·伽马不想在任何地方停留，但是从马林迪向南航行几天之后，他的兄弟指挥的船只“圣拉斐尔”号开始严重漏水，因而不得不被丢弃。船员和他们的财物被分配到旗舰“圣加百列”号和尼科洛·科埃略指挥的小而坚固的轻快帆船“贝里奥”号上。空船被烧毁，他们继续向南航行。
1498年4月，瓦斯科·达·伽马的小船队沿着东非海岸继续向北，朝着赤道航行，这距离他们在大西洋向南航行已经过去了漫长的9个月。每向前一里格，孤独感就增加一分，距离他们的祖国葡萄牙和熟悉的海域就更远一分。尽管在蒙巴萨的停留使一些生病的船员恢复了健康，但是出发时的180多名船员，一直因为坏血病、逃亡，以及与敌对的穆斯林的小规模作战而不断减少。宗教隔离感对于这些强烈依靠对救世主信仰的人而言是最艰难的，因为无论肉体上的痛苦如何，他们对基督教的信仰都坚定不移。
这两艘船在当地领航员的带领下前行，始终在能看到陆地的范围内航行。这个时节正是东非经受暴风雨摧残的时候，但是达·伽马坚持在莫桑比克岛停留，为的是在这里竖起一块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立柱。维利乌在他的日记里悲伤地写道，“雨下得太大了，一刻都不停歇，以致于我们都不能点火熔化铅条来修补十字架”。
——卡蒙伊斯《卢济塔尼亚人之歌》，第二卷（由米克尔所译，1778年）
他们越过莫桑比克之后，在一个平静的海湾里又一次停了下来。他们猎杀海豹和鸟类，用盐将它们腌渍，然后把它们储藏在甲板下面，以备从南大西洋到里斯本这最后一段漫长路途所用。
因为你的公正法令遍及整个东方。
3月底绕过好望角，他们扬起船帆，朝向赤道和几内亚海岸前进。用了一个月多一点儿的时间，他们抵达了佛得角群岛，达·伽马知道他胜利了，因为这里几乎已经是葡萄牙的海域。然而，人员损失极为严重：那些与他一同出发、精挑细选出来的兼具适应力和勇气的船员，只有三分之一还活着。最后的受害者是他的兄弟保罗。当看到保罗越来越虚弱时，达·伽马命令“贝里奥”号带着他们成功的消息迅速返回葡萄牙。然后，两兄弟离开漏水、饱经风雨的“圣加百列”号，雇用了一艘小型快船，取道亚速尔群岛返回里斯本。保罗死于亚速尔群岛。
但在你强有力的君主的束缚之下也要弯腰，
既自豪又悲痛的达·伽马受到国王曼努埃尔的欢迎，国王称呼他为“亲爱的海军元帅”。他五体投地，抱着国王的大腿哭道：“陛下，我所有的苦难在这一刻都结束了，我心满意足，因为上帝让我在经历了这一切之后，如我热切期盼的那样回到您的面前。”他被授予大量的荣誉，并且获得了2万金克鲁扎多的奖赏。之后，达·伽马剪掉了他的胡子，作为完成一个伟大任务的象征，因为自从两年多前离开葡萄牙，他就再没修剪过胡子了。他的航程总计2.4万英里，比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航行距离长了4倍，比之前欧洲水手在未知海域航行距离的两倍还多。
此刻的印度君主，安全又自由，
至于国王曼努埃尔，他个人取走了胜利果实，立刻宣称自己是“几内亚之王，埃塞俄比亚、阿拉伯半岛、波斯和印度的航海和商业征服者”。
神情坚定的土耳其人要屈膝恳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