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认为，希特勒的主要动机已经不再是外交方面而是内政方面的，他实际上是在针对着自己的民族，那么希特勒的想法就不那么复杂了。因为在1944年秋季，德国民众与希特勒之间已经发生了分裂。德国民众不愿意进行希特勒所要的绝望的最后战斗；他们希望有一个结局，而且是一个损失尽量小的结局，也就是在西线结束战争。把俄国人挡在国门之外，而把西方国家放进来；这已经成为1944年底绝大多数德国人心中的战争目标。而对于这个目标，希特勒用他的阿登进攻摧毁了。他不能把所有持这种想法的人砍头，因为人太多了，绝大多数人三缄其口，不说出自己的想法。但是他可以做到，他们如果不愿意与他一起赴汤蹈火，那么就把他们交给复仇心切的苏联人。他还可以消灭他们希望得到解脱般的美国人与英国人占领的愿望，他就此下定了决心。如此看来，阿登进攻战——在军事上是纯粹的疯狂，外交上最多是一个异想天开的空想——突然获得了一个明确的意义；因此这样看应该是正确的。但这就意味着，希特勒已经开始对德国与德国人动手了。
相反，我们有理由猜测他有外交方面的动机。在西线的进攻，哪怕是失败的，尽管（恰恰因为这一点）希特勒为此削弱了他的东线，把德国的东部向苏联的进攻开放，可以作为对西方国家的一个信号，希特勒现在已经把它们而不是把苏联看成主要敌人；他愿意将他的全部剩余力量投向西线，哪怕整个德国因此成为苏联占领区。或许可以说，希特勒要西方国家在一个纳粹主义的德国与布尔什维克化的德国之间选择，向他们提问：“你们愿意谁站在莱茵河边——斯大林还是我？”他可能还在相信，他们宁愿选择他。如果他相信这一点的话，那么他当然错了。罗斯福在1945年深信可以与斯大林顺利合作。丘吉尔不这么看；但是如果让他选择的话，他也一定会选择斯大林，不会选择希特勒。希特勒因他的大屠杀在西方成为了一个完全不可接受的人物。但可以设想的是，他自己不这样看，就像希姆莱不这样想一样，后者在4月份还向西方国家提出了单纯的建议：德国在西线投降，在东线与西方国家一起（向苏联）继续战争。即便他这样看，有证据证明，如果他必须选择的话，他宁愿在东线而不在西线战败。这与他的德国人相反，他们十分恐惧俄国人的进攻，许多人已经开始像盼望解脱那样盼望着美军与英军的占领。在战争中，希特勒对斯大林的尊重增长了，而他对罗斯福与丘吉尔则产生了深深的仇恨。可以设想希特勒有着以下的双重思路：或许在西线出乎意料的极高昂斗志的表现，同时坐视东线的失败会震惊西方国家，使它们愿意作出妥协；如果不能，那也很好，就在东线真正失败，西方国家自己看会有什么好结果。当然，这是一个复杂的思路。
希特勒的阿登进攻战明显偏离了他1944年8月的防卫方案，这也说明了上述观点。原有防卫方案的目标是一个没有结局的恐怖：在所有战线上僵硬地、招架性地抵抗，而在军队必须后退的即将失去的地区，实行全面的人民战争。而阿登进攻战的目标则是一个恐怖的结局，在一场毫无希望的进攻战役中消耗最后的军事力量。如果我们提问，为什么希特勒突然改变了主意，那么答案便会扑面而来；因为他看到，全面的人民战争没有可能了，德国民众不愿进行人民战争。他们不再像希特勒那样思想与感受。好吧，那么他们就应该因此受到惩罚，而且是判以死刑：这是希特勒的最后决策。
为什么？直到今天人们都在猜测。军事方面的原因可以排除。希特勒不像今天常被描述的那样，是一个军事上的绝对外行。就他的军事知识水准，他不能就其行动的成功希望抱有幻想。他向参战的军官们吹嘘这些幻想，这不能证明他自己也相信这些幻想。
我们可以争论，这一决定是否在阿登进攻战中已经默默地表现出来了。在1945年3月18日与19日的元首命令中，它反正得到了明确而不可否定的形式，希特勒以此判处了德意志民族的死刑。
两种情况也都出现了。阿登进攻失败了，而苏联人发动了进攻。尽管起初得到了雾天的帮助，它使得同盟国的空军不能起飞，圣诞节前几天的进攻只取得了不很理想的战果。然后，天空就晴朗了，在圣诞节的几天里，充当进攻主力的两路德国坦克军团被同盟国空军摧毁，1月的第一周内，他们的残余被推回到出发地点；1月12日，俄国人冲破了德国东线所剩余下来的单薄防线，一鼓作气地从维克萨河一直冲到奥德河边。所有这些都是可以预见的，古德里安一而再、再而三地绝望而急迫地给希特勒推算过，但是希特勒什么也不想听。阿登进攻是他最个人化的主意，是他的最后第二个主意（最后一个我们还将认识）；他顽固地将其付诸实施。
此时，苏联人站在奥德河的东岸，美国人已经跨过了莱茵河。想要顶住已经不再可能，西方与东方同盟国在德国中部的会师只是几个星期的事情。但是，民众在东线与西线的战斗与后退地区的行为却截然不同：在东线，他们大批逃逸，在西线他们却原地不动，把桌布与床单作为投降的标志挂在窗口，并且哀求德国军官不要再保卫他们的村庄或城市，以避免在最后一刻遭到毁灭。
阿登进攻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任何行动相比，是希特勒最个人化的行动。从军事上看，它是一个疯狂的行动。要想获得成功，一场进攻战，在当时的技术作战条件下，进攻一方至少需要具有三比一的优势。而1944年12月在西线，德国陆军与同盟国陆军的对比还不到一比一，更不用说同盟国还有空中的压倒性优势。为了在具体的进攻前线建立微弱的暂时优势，希特勒还把东方的防线抽调一空，尽管他当时的参谋总长古德里安绝望地警告他，苏军正在组织一场巨大的进攻。这就是说，希特勒在玩双重的孤注一掷：如果在西线的进攻失败（这就力量对比而言可以预见到），它消耗了为后来保卫德国西部所需要的力量；同时这一进攻使得（如果苏联人进攻，而这也可以预见）东方的防卫毫无希望。
对西线民众的这种行为，希特勒在其第一个3月18日的元首命令中给予了答复。他命令，德国西部的被进犯区，“从主要战场后面开始，立刻撤出全部居民”。这一命令是在当天的局势会议作出的，有人一反常态地提出异议。阿尔伯特·施佩尔，希特勒以前的建筑师和当时的军火部长，今天是（1978年）希特勒最后阶段的最后一个证人，就此报道：
与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其他所有军事细节不同，我们现在必须较为仔细地叙述阿登攻势。因为它不仅仅是一个插曲，他决定了战后德国的占领区且最后成为分裂的界线；而且希特勒随之开始将其矛头转向自己的国家。
在场将领中的一位对希特勒说，无法实行几十万人的转移。已经没有火车可供使用，交通早已完全瘫痪了。希特勒无动于衷。他回答道：“那么他们就应该徒步行军！”这也无法办到，那位将军插话道，为了行军必须有供养，人群必须经过人烟稀少的地区，人们也没有必要的鞋具。他未能说完。希特勒不为所动地转过身去。
但是，希特勒本人使得局势未能发展到那一步，他把为这场防卫战所积蓄的、刚刚集聚起来的力量很快就浪费了。在1944年11月，他决定再一次进入攻势，而且是在西线。1944年12月16日，德国人在阿登最后一次发动进攻。
如果说，那个让德国西部的全部居民在没有供养的前提下进行无目标的行军（我们只能称之为死亡行军），近乎于一个试图进行的针对德国人的大屠杀的话，那么第二个3月19日的元首命令，即所谓的“尼禄命令”，就完全暴露了要剥夺德国人的、而且现在是所有德国人的任何生存可能性。其关键的段落是：
不管怎样，希特勒在1944年夏末秋初，又焕发出一种让人回忆起他最佳时期的精力与能力。在8月末，在西线几乎没有一道防线，在东线也没有，用希特勒的话来说，“与其说是一条防线不如说是一个破洞”。10月底，两条防线被再次建立，同盟国的进攻被顶住了，在后方希特勒发动了“人民风暴”，所有十六岁到六十岁的男子都被动员参加人民战争。希特勒通过竭力传播关于一种他后备的神奇武器的谣言来维持斗志。实际上，当时不是德国而是美国，拥有了原子弹这一1945年的神奇武器。想起来很使人感到诧异，如果那场希特勒所希望的、惨重与血腥的、为此在1944年再次把德国振奋起来的防卫战成为现实的话，那么第一枚原子弹将会落在德国，而不是落在日本。
所有帝国区域内的军事交通、通讯、工业与供给设施，以及敌人可以立刻或在可预见的时段内用来继续其战斗的物资，都必须被摧毁。
不可以被完全忽视的是，他在1918年强烈的，而此时又复活的对德国“十一月罪犯”及其同胞的仇恨。在《我的奋斗》中，希特勒以十分赞赏的语气引用了据说是一位英国记者1918年以后所说的话：“每三个德国人中就有一个叛徒。”现在，如果有个德国人说出那个可想到的与正确的想法，即认为战争失败了，而且透露出他想活下来的话，他就会把那个德国人绞死或斩首。希特勒从来就是一个大仇恨者，对于杀人，他内心充满乐趣。希特勒的仇恨力，他那多年来发泄在犹太人、波兰人与苏联人身上的屠杀欲，现在公开转向了德国人。
按施佩尔的证词，希特勒对提出抗议的施佩尔用“冷冰冰的语调”解释道：
腓特烈大帝的先例，在战争最后一年的德国宣传中被大肆渲染，但这是否在希特勒的动机中真的扮演着重要角色，还值得怀疑。一场现代的民族战争，在根本上与18世纪的内阁战争有所不同。把希特勒动机中决定性的角色归根于1918年的反面例子，则更为确切。我们还记得，1918年是希特勒的觉醒经历，对于（那场在他看来过早结束的）战争失败的激愤，是他不可遗忘的青年时代的经历，而他的决心——决不允许一个“1918年11月（革命）”再次发生——是他决定当政治家的主要动机。而现在这一时刻就要到了，现在希特勒可以说已经到达目标了：一个类似1918年11月的局势又在眼前，希特勒这一次能够阻止它，就此他下定了决心。
如果战争失败了，那么民族也就完了，不必顾及德意志民族为最基本的继续生存所需的基础。相反，最好自己摧毁这些东西。因为民族证明自己是弱小的，未来将完全属于更为强大的东方民族。这场战斗遗留下来的，已经是低劣的，因为优秀的已经阵亡了。
关于这一时刻的这一决定，可以有不同的想法。在所有历史上，在战败时有两个思维方向与行为方式，我们可以称之为务实的与英勇的。第一种的目标是，尽可能多地拯救老本；另一行为的目标是，在历史上留下一个激动人心的传奇。关于这两个目标在一定条件下都可以有个说法，对于第二种行为方式甚至还可以说，未来从来不能完全预见到，似乎不可逆转的事情有时还可以得到逆转。在德国历史上有腓特烈大帝的著名例子，1760年他的处境，与1918年鲁登道夫以及1944年希特勒的处境一样，但是通过“勃兰登堡奇迹”（即出乎意料的俄国皇位更迭与同盟的改变）得救了。如果他放弃的话，那个挽救他的偶然机会就来得太晚了。但是，奇迹在历史上是例外，而不是常规，有谁把希望寄托在奇迹之上，那就等于在玩中奖率极低的彩票。
我们会想起前面已经引用的，希特勒于1941年11月27日当失败的可能性第一次出现时所说的那句话。让我们再次回忆这句话。希特勒当时说：“我在这里也是冷酷无情的。如果德意志民族有一天不够强大与愿意牺牲，为它自己的生存而流血，那么它就应该灭亡，让一个更为强大的力量消灭掉……我不会为德意志民族流泪。”现在是时候了，现在他将其付诸实施了。
希特勒在1944年8月22日，做了与鲁登道夫1918年9月29日的行为截然相反的事情：在一次“雷雨行动”中，他命令立刻逮捕与监禁约五千名魏玛共和国的前部长、市长、议员、政党骨干以及政治官员，其中包括后来联邦德国建国时期的领导人康拉德·阿登纳与库尔特·舒马赫。这正是当年鲁登道夫在相应的局势下，把政府交接给他们，让他们结束战争的那群人，可以说是德国的政治后备力量。鲁登道夫在战败不可避免的情况下让他们来掌舵；而希特勒在相同的处境下却把他们监禁了。这一行动，在当时没有公开，很奇怪，在以后的历史书籍中也没有被提到；一般情况下，它被与对1944年7月20日密谋者的迫害联系在一起，实际上它与后者没有关系。它是希特勒要预防任何可能再次发生1918年那样的在他们看来过早中断战争的第一个征兆：他决意在没有可预见机会的前提下也要继续战斗到底，用他的话来说：“直到十二点零五分”，而且不受任何人的干扰。
希特勒1945年3月18日与19日的两个命令没有被完全执行。否则，德国人就会像戈培尔两年前就犹太人所说的那样，确实不会遗留多少了。施佩尔尽其可能地阻碍了摧毁命令的执行。还有一些纳粹党干部，不敢作出最极端的事情；经常也有直接相关的人员（他们或多或少达到了目的），拒绝摧毁他们的生存基础；最后，同盟国快速的、很少被认真抵抗阻碍的进军，也使德国人免于落入希特勒为他们设计的悲惨命运。
众所周知，鲁登道夫在这一局势中得出了如下结论：“战争该结束了。”他促成了停战请求，而且把他的政敌推进了政府，让德国的停战要求显得更为可信，给予了德国一个负担较少的、有谈判能力的代表。他后来控告这些他自己委任的破产管理者（“让他们来收拾残局”），从后面给了未被打败的军队背后一刀，这使他1918年9月的行为失去了原有的光泽。但就其本身而言，这一行为方式是一个负责任的爱国者的行为，他在战败的情况下确立了一个目标，即为自己的国家避免最严重的损失，挽救一切可以挽救的东西。
但是，我们不能以为希特勒的最后命令毫无影响。1945年3月中旬，德国还有部分领土未被占领。在那里，元首命令仍是最高法律，而在纳粹党与党卫队干部中仍有狂热分子，他们与其领袖一样思考与感受。在长达六个星期的时段内，他们与敌对的空军与炮兵在竞赛进行对德国的最终摧毁。许多报道表明，在战争的最后几周，德国绝大部分城市与乡村的民众陷入了敌我双方的炮火之中，他们更害怕自己的摧毁突击队与党卫军巡逻队。
1944年8月的战局，在军事上与1918年9月颇为相似，当年的德国军事独裁者鲁登道夫撒手不干了。这就是说，战败按正常人的估计已经不可避免，结局可以预见到。但是结局还没有到来，败局还没有被确定，前后两次都没有。敌军还没有踏上德国的领土；与1944年与1945年所发生的一样，1918年也同样可以把战争拖到下一年。
他们执行的希特勒的计划，实际上比敌方的计划更为残酷。敌方军队的目的不在于“摧毁德意志民族赖以继续最原始生存的基础”，起码西方国家的军队不是这样。结果是，快速向前挺进的敌军的占领，至少在西部被当作一种解脱而受到欢迎，美国人、英国人与法国人本以为会遇到一个全是纳粹分子的民族，但他们看到的是一个完全失去幻想的、不愿与希特勒有什么关系的民族。他们当时常认为这是一种假装的屈从，但这只是极少数。人们真的感到被他们的元首出卖了，而且他们的感觉是正确的。在其最后的几个星期内，希特勒自己以极端方式进行了同盟国打算进行的“再教育”。在这几周里，德国人的经历犹如一个女人，其情人突然变为其谋杀者，她不得不向她的邻居呼救，来对付那个与她交往的男人。
这一目标开始还不能被清楚地看出，但到了最后清楚无疑。希特勒在最后时期的政策可分为三个明显不同的阶段。在第一阶段（1944年8月至10月），他成功地阻碍了中止输掉的战争，让最后决战成为可能。在第二阶段（1944年11月至1945年1月），他作出了出乎意料的最后出击——向西方的出击。在第三阶段（1945年2月至4月），他以在1941年以前用来征服、自1942年至1944年用来消灭犹太人的精力来全面摧毁德国。为了看到希特勒这一最后目标是如何逐渐显现的，我们必须更仔细地观察希特勒在战争最后九个月的行为。
让我们彻底明确事实：希特勒1945年3月18日至19日的命令的目的，已经不再是像在1944年秋天，是为了进行一场英勇的决战。要进行一场英勇的决战，就不能让几十万德国人向内地进行死亡行军，而又在那里摧毁他们继续最基本生存所需的一切。相反，希特勒的这些最后的针对德国的大屠杀行为的目的，只可能是惩罚德国人，因为他们没有全身心地投入一场英勇的决战，也就是拒绝了希特勒为他们决定的角色。这在希特勒眼里是一个应该判以死刑的罪行（以前也一直是如此）。不愿意接受命令的角色，它的人民就必须死去：希特勒一直是这样想的，由此看来，希特勒在战争末期针对德国的屠杀行动，与其在战争初期针对波兰的屠杀行为形成了耐人寻味的对应。
这一图像无关宏旨。当然，希特勒1945年的身体已经不是最佳状态；当然他老了，而且在五年的战争以后，他的神经大受创伤（丘吉尔与罗斯福也一样）。当然，他越来越阴沉，越来越经常地大发雷霆，让身边的人感到恐惧。但这种把一切描画得黑上加黑，在末日的场景中陶醉的诱惑，常常使人们忽视了一点：恰恰在最后几个月的希特勒，就果断与意志而言，再次达到了他的顶峰。意志的相对瘫痪，固守无想象力的常规，可以在此之前的一个阶段里看到。如在1943年，戈培尔在其日记中担忧地确认了一个“元首危机”，又如在1944年上半年也是如此。但是，面对战败，希特勒又回来了，就像被电击了一样。他的手现在虽然在颤抖，但是它抓起来仍然（或者说又是）迅猛且致命。1944年8月至1945年4月间，身体上衰落的希特勒，表现出来的咬牙切齿的坚忍不拔与急促行动是惊人的，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是令人佩服的；但是，这些行动越来越清楚地（直到最后毫无疑问地）指向今天听起来对某些人难以置信的目标：全面摧毁德国。
希特勒本来并不打算像对犹太人与苏联人那样，对波兰人进行大屠杀。他对他们设想的角色与罗马尼亚相似，即在一场早已计划好的针对苏联的征服战争中充当一个服从的盟友与协助民族。他们对这一角色的拒绝，而不是但泽问题，才是希特勒发动侵波战争的真正原因。多年来，但泽已经在波兰的完全同意下，由一个纳粹市政府按照希特勒的愿望执政；但泽只是一个借口。耐人寻味的是，希特勒在取得侵波战争的军事胜利后，并没有用它来实现他原先的目的，即把被波兰人拒绝的盟友关系强加给他们。这样做在政治上符合逻辑，就当时的局面而言也不是不可能做到；相反，他现在把波兰人当作了一场毫无意义的、愤怒的、长达五年的疯狂惩罚与报复行动的对象。在这场行动中，他的灭绝欲望第一次在放弃其政治理智的前提下得到了发泄。希特勒既是一位天赋很高的政治家，又是一位大屠杀者。尽管他的屠杀欲望最初只是把犹太人与苏联人当作牺牲品，但当他的意志被拒绝的时候，他的屠杀欲望就占了政治谋略的上风。战争初期在波兰是这样，战争末期在德国也是这样。
这一点，对于年轻一代来说，不能像亲身经历的那代人那样容易感受得到。希特勒的最后几个月恰恰形成了一个传说——尽管不是一个光彩的传说，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为希特勒开脱，不必对1945年德国的垂死状态负责任。按照这一传说，战争末期的希特勒只是其本人的一个影子，已经病入膏肓，一个废人，失去了决策力，只能瘫痪似的坐视周围发生的灾难。按照关于1945年1月至4月所流行的叙述，他失去了对事态的任何控制，在他的地堡里指挥着已经不存在的军队，一会儿暴跳如雷，一会儿万念俱灰，直到最后一刻还在幻想在柏林的废墟中获得最后的胜利，简言之，他对现实如同一个盲人，可以说已经不正常了。
不过，希特勒赋予德国人的角色，要比当年给波兰人的角色更为重要：先是一个征服世界的“主子民族”的角色；然后至少是一个与整个世界相对抗的英雄民族的角色。但是，不管是出于软弱，还是出于（该受到惩罚的）抵抗，到最后德国人也不服从了。这样他们也得到希特勒的死亡判决：再引用他的话来说，他们应该“灭亡与被消灭”。
德国的地位不仅与所有其他西欧大国一样降低了，它还失去了以前国土（它的“生存空间”）的四分之一，其余部分分裂了，两个分裂的国家因被纳入两个对立的权力阵营而被迫处于不自然的敌对关系。至于至少在其中较大国家中的人们今天又可以舒心生活的事实，不是希特勒的功劳。1945年希特勒在德国留下了一片焦土，不仅是一片物质上的，而且（这很容易被忘记）也是一片政治的焦土：他不仅留下了死尸、废墟与残垣断壁，以及千百万饥饿的、流离失所的人们，而且留下了一个崩溃的管理机构与一个被消灭的国家。而且这两点——人们的惨状与国家的灭亡——是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内有意造成的。他甚至试图作出更为严重的事情：他针对德国的最后计划是民族的灭亡。最迟在他的最后阶段，希特勒成为了一个自觉的德国的叛国者。
希特勒与德国的关系从一开始就有些奇怪。在战争期间，一些英国历史学家试图证明，希特勒可以说是整个德国历史的必然产物：有一条从路德，经过腓特烈大帝与俾斯麦，直通希特勒的线索。相反的结论才是正确的。希特勒没有继承什么德意志传统，更不用说新教与普鲁士传统，后者是一种（包括腓特烈大帝与俾斯麦在内的）理智而无私的、为国家利益服务的传统。理智而无私地为国家服务，这是最难以承认给希特勒（哪怕是战前那个硕果累累的希特勒）的品德。为了实现其对民族力量的全面动员——而且不该忘记的是他的不可罢免性与不可替代性，他一开始就牺牲了德意志国家，不仅是其法制国家的部分，而且是其秩序国家的部分。这一点我们在前几章里早就讲到了。他有计划地用大众疯狂取代了理智；可以说，他在六年里把自己当作一种毒品灌输给了德国人（但在战争期间突然又中断了灌输）。至于无私精神，希特勒是一个政治家的极端例子，他把自己个人的使命意识凌驾于一切之上，他按照其个人生涯的标准来安排其政策；在这里，我们没有必要对这些一一重复。如果我们回忆起关于他的政治世界观的叙述，我们就可以发现，他完全不以国家的范畴，而是以民族与种族的范畴来思考，这附带解释了其政治行动的粗鲁性，也解释了他为什么不能将军事胜利转变为政治成就的原因：自民族大迁徙以来，欧洲的、当然也包括德国的政治文明的基础是，把战争与战争后果限制在国际制度之内，对民族与种族不加伤害。
完全客观地看，希特勒对德国造成了比其他国家更大的、可以说是最大的损失。德国人也因希特勒蒙受了可怕的人口损失，有七百多万人，比犹太人与波兰人还多，只有苏联人的损失更大；其他参战国的损失远远不能与上述四国相比。但是，苏联与波兰在付出可怕代价以后更为强大，以色列因犹太人的牺牲才得以存在，而德意志帝国则从地图上消失了。
希特勒不是一个国家巨匠，仅此一点他就是德国历史的一个例外。我们实际上也不能把他称为一个类似于路德的人民领袖。他与路德只有一个共同点，即他们都是空前绝后的，既没有先驱，也没有后继。但是，路德在其许多方面几乎是德意志民族特性的化身，而希特勒的个性与德意志民族特性的关系，与他的纽伦堡党代会会场建筑与纽伦堡市容的关系一样，几乎是格格不入的。即便在他们对领袖最崇拜的时候，德国人也就此保留了这种感觉。在他们的崇拜中，总还有一点惊讶，惊讶于他们得到了希特勒这样一个意外的、另类的人物。对于他们来说，希特勒是一个“奇迹”，是“上帝的特使”，用富有诗意的话来说，这也意味着，他是一位外边漂来的不速之客。在这里，从外边来的不仅是指来自奥地利。对于德国人来说，希特勒来自更远的地方；先是从天上来的，后来是——上帝保佑——来自地狱的最底处。
希特勒给英国在客观上造成了更为巨大的损失，尽管他根本不愿意与英国打仗，而一直只是半心半力地与英国作战。英国因希特勒战争失去了其帝国，并且不再是世界大国；由于希特勒的战争，法国与其他绝大多数西欧国家与民族的地位都同样地降低了。
他爱德国人吗？在不了解德国的前提下，他选择了德国；实际上，他从没有认识德国。德国人是他所选择的民族，因为他天生的权力本能就像一根磁针一样指向了他们，指向了当时欧洲最大的权力潜能民族。他们只是作为权力工具使他真正感兴趣。他为德国抱有巨大的雄心，在这一点上，他与同代的德国人达成了一致；当时的德国人是一个雄心勃勃的民族，雄心勃勃但同时政治上无所适从；这两点给予了希特勒机会。但是，德国人的雄心与希特勒为德国抱有的雄心并不一致（哪个德国人想定居苏联？），希特勒缺乏辨别细微差别的听觉器官。总之，他一上台就不再听了。他为德国所抱的雄心，越来越像一个养马人与一个赛马场主对其马匹的雄心。最后，希特勒犹如一个恼羞成怒的、失望的赛马场主，他要打死他的最好的一匹马，因为它未能赢得比赛。
苏联因希特勒丧失了至少一千二百万人，苏联自己说丧失了两千万人口；但是希特勒迫使它作出的巨大努力，使它成为了超级大国。在波兰，希特勒屠杀了六百万人，如果不包括波兰犹太人，是三百万人；但是，希特勒战争的结果是一个比战前在地理上更健康、民族更为团结的波兰。希特勒企图消灭犹太人，在他的权力范围内，他几乎得逞；但是，希特勒吞噬了四百万至六百万犹太人的灭绝政策，赋予了他们建立国家所必需的拼搏力量。希特勒以后，犹太人自近两千年来第一次又拥有了自己的国家，一个自豪与光荣的国家。没有希特勒就没有以色列。
消灭德国，是希特勒的最后目标。与他的其他灭绝目标一样，他未能完全实现。他所达到的，只是德国最终向他告别了，这比他想象得更快，也更彻底。在拿破仑最后下台三十三年后的法国，又一位拿破仑被选为共和国的总统。在希特勒自杀三十三年后的德国，如果有人想以希特勒为先驱，继承希特勒的衣钵的话，那么他连哪怕是最小的边缘者机会都别想得到。也应该是这样。不应该的是，对希特勒的记忆在年长的德国人那里被压抑，而绝大多数年轻的德国人则对希特勒一无所知。更不应该的是，自希特勒以后，许多德国人不再敢当爱国者。因为，德国的历史没有随希特勒而终结。如果有谁相信相反的观点，而且或许因此感到高兴的话，那么他还不知道，他这样做，正好圆了希特勒的最后心愿。
有一个耐人寻味但很奇怪且很少被注意到的事实：希特勒并未给那些他对它们犯下最大罪行的民族带来最大的损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