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樟柯从第一部电影《小武》到《站台》、《天注定》，我的故乡山西汾阳一直是我电影中重要的美学场景。每一次选择回到故乡拍摄都有不同的理由：拍《小武》时，我把汾阳作为经历变革的内陆小城来看待，它是中国所有待发展、待开放城市的缩影。大多数中国人聚居在这样的地方，虽然处于中国最核心的文明区黄河流域，但在近期的电影中被摄影机所忽略。
汤尼就像电影《天注定》的开篇和结尾一样，本片带观众回到了山西，尤其是汾阳您的故乡。除了您对这个地方的个人情感，您是把汾阳当成21世纪中国的一个缩影吗？
拍《天注定》时，除了前面的理由，还因为山西拥有大量的古代建筑，当代人还穿梭生活在这些古代建筑中。《天注定》的四个当代故事非常像中国古代武侠小说《水浒传》中的故事，《天注定》中的现代人物穿梭在古代的建筑中，恰好能帮我来描绘这样的一个主题：暴力问题是一个伴随人类的老问题。汾阳的环境能够让《天注定》的叙事和中国经典的叙事发生重叠，产生微妙的关联。
我也曾经想过把电影的未来部分放到北美，比如说温哥华、多伦多、纽约，这些拥有大量中国移民的城市。后来我决定把故事设置在澳大利亚，是因为澳大利亚地处于南半球，虽然从上海飞到澳大利亚西岸的珀斯只需要七个多小时，但是它跨越了南北半球。当南半球是炎热的夏季时，北半球的中国正好是冰天雪地。气候的巨大反差，带给我一种遥远的感觉。电影中的人物似乎自我放逐到一个无法回归的、遥远的天边。
《山河故人》再次选择汾阳，首先是带有一种深刻的乡愁，因为我离开山西在北京生活已经很多年，每年只有很短的时间回到故乡。当我想拍摄一部发端于1999年的电影的时候，回望上个世纪，我会想起我的老家的那些朋友，想象他们生活的情况。我一开始就设定《山河故人》为一部关于“情义”的电影。在中国我们往往笼统说“情义”这个词，但在我家乡山西的文化里面，有时候会把“情”和“义”分开。“情”是基础，让我们能够在一起用爱来相处。而“义”是一种承诺、一种责任。当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与人变得陌生，情感也趋于淡漠后，还会有“义”的精神处理人际关系。《山河故人》中，矿工梁子生病之后又回到故乡，去向涛借钱治病。涛去看望他，给予他资助。两个人彼此的爱慕关系没有了，但仍然有对过去友谊、岁月的一种尊敬。中国文化中，“义”的精神来源于我故乡山西的一个历史人物“关公”，他是中国经典小说《三国演义》里的重要角色。在中国人际关系越来越实用主义、人与人关系越来越淡泊的现实氛围中，我非常怀念我过去在山西的生活中，所能感受到的情义。
贾樟柯2025年很远吗？其实不远，十年以后就到达了。所以一开始我就告诉自己，这不是一部科幻电影，而是用电影去想象未来人们的情感生活。和今天一样，未来人们的生活可能仍然依赖于网络。这样就涉及了平板电脑、手机这些媒介。我的美术指导是一个电子产品迷，他给我搜集了很多未来的概念手机和电脑的设计，我们在这个基础上想象到了未来的透明电子产品。而黑胶唱片，对我来说是一个历史的遗产，它今天似乎退出了人们的生活，年轻人基本上是通过手机、电脑在网络上下载音乐，实体的唱片似乎在消亡。但我相信，就像纸质的图书一样，黑胶唱片的生命力会一直持续到未来。就像《山河故人》中的对白，并不是所有的东西都能够被时间摧毁。
汤尼如您经常采用的手法，本片有一些反复出现的元素，值得注意的是那些引起道乐似曾相识感觉的部分。您是否能解释一下您是如何将这些元素编织进您的故事线中的呢？
汤尼在2025年的这一篇章中并没有真正很科幻的部分，但却有一些有意思的预测，比如透明平板设备，还比如黑胶唱片超越CD。在未来趋势和技术方面你想了多少？另外您为什么会选择澳大利亚？
贾樟柯1999年涛在她的街道上看到一个十岁左右的孩子拿着一把关公大刀穿街而过。她不知道梁子会在2014年的河北邯郸也看到同样的一幕：那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拿着关公刀在矿区穿行。人们各自拥有不同的记忆，但其实我们拥有非常相似的生活。对我来说，这种重复也在描绘一种神秘的关联关系。澳大利亚部分重复了那首广东歌，叶倩文的《珍重》，道乐的母亲在火车上曾经放给他听过。他或许忘了，但是他在中文课堂上被这首歌吸引，或许这种记忆以另一种形态存在，仍然在他的身体里发挥着作用。就像当Mia开车带他去旅行的时候，他觉得似曾相识。因为2014年，当他的母亲涛儿从飞机场把他接回家的时候，也是开了一辆车，母亲戴着墨镜，道乐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
我想她面临的更艰难的选择是在当代的部分，她和张晋生离婚的时候，她决定让孩子跟着前夫生活。这里面有非常现实的考虑。对于母亲来说，她一定希望孩子跟自己生活，但是她知道自己生活在一个资源和机遇都非常缺乏的内陆地区，而张晋生这时候已经去了中国的金融中心上海生活。涛儿认为自己是一个没有本事的人，无法为孩子提供更多生活的可能性。而这些生活的可能性，事实上是在物质的层面。比如说，因为拥有财富，道乐在上海可以上国际小学，他可以学英语，可以出国。这个选择更多是基于现实的考虑，但恰恰是这个选择，决定了她2025年的孤独。这也是今天我们应该反省的思维模式，钱是否可以成为所有东西的替代品？我相信到2025年的时候，当涛儿五十岁的时候，她一定会怀疑当初她自己的选择。因为这带来的是她和孩子长达十几年无法见面，同时也带给孩子在澳大利亚没有母爱的孤独感。《山河故人》的结尾没有交代母子是否相会，但观众可以想象：当道乐从澳大利亚回来，母子会有怎样一番交谈。
汤尼电影每个章节拍摄所用的画面比例都是不同的。这些画面比例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
贾樟柯涛这个人物应该面临了两次艰难的选择：一次是选择她的爱人，结婚的对象。一次是她放弃了孩子的抚养权，让孩子跟着前夫生活。对于第一次选择，我想对涛儿来说是一个感性的选择。很显然，张晋生这个人物在情感表达上更主动，也更有行动能力，也比煤矿工人梁子更浪漫一些。对青春期的女孩子来说，这都是能够被吸引的理由。涛儿对张晋生的选择，当然也包括张晋生的经济能力，他拥有一辆车，这辆车带给她看似更加自由、现代化的生活。他们可以开车去黄河边，一起去放烟火。我不排除爱情的因素中包含有物质的诱惑。
贾樟柯《山河故人》有三种画幅：1999年是1:1.33；2014年是1:1.85；2025年是1:1.39。这并不是一种主观的画幅设计。90年代，我拥有一台DV摄像机后，经常带着它和余力为一起出去漫无目的地拍摄，那时候这台摄像机的画幅是1:1.33，我们拍了大量的影像素材。最近几年，我们也偶尔会带着一台艾丽莎摄影机，在中国的内陆随心所欲地拍摄，我们使用的画幅是1:1.85。我偶尔会看这些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拍下的素材。时隔多年，我会被那里面的人吸引。他们现在在做什么？他们过得好吗？我想把一部分素材用到《山河故人》里面，它是文献，散发着无法再造的时代气味。在1999年的段落里，汾阳街头春节夜晚的狂欢，迪斯科里面跳舞的人，那辆险些翻倒的卡车，都是当时用1:1.33画幅拍下来的。2014年的部分，旷野中点火的无名的人，暮色中的矿区环境是我用1:1.85的摄影机拍下来的。这些影像已经存在了两种不同的画幅，我想这个电影或许应该用三个画幅表现三个不同的时代。
汤尼触发整个电影故事的其实是涛选择了张晋生而非梁子这样一个重大的决定。现实角度而言，这个选择是明智的。因为张晋生非常有野心，也有发展前景。而梁子则普通平庸。但事实却证明她的选择给她的情感带来了很大的创伤。您是怎样看待她的选择的？
汤尼选择Village People的《Go West》作为迪厅的主题曲您是否有特别的用意？那位在第一章和第二章拿长矛唱京剧的人又是谁？他是否与《天注定》中的大海有所联系？
贾樟柯（以下简称贾）我今年四十五岁，这意味着我对过去的生活拥有了比较多的记忆，而未来仍然需要想象。站在人生的中间点，观察今天的生活，回忆过去，想象未来，这是我自己的处境。这让我在拍完《天注定》后，急迫地想拍一部情感影片。今天中国社会仍处在快速的经济运动里面，这场经济运动形成了以钱为中心的单一价值观，伴随这场运动出现在当代生活中的新科技，比如网络、高速列车，也在改变着我们的情感方法。我们忽略、放弃了很多本来应该属于我们的情感。我经常会想，如果再过十年，当我更老一些的时候，会不会对今天的生活充满遗憾？生命的过程对我们来说只有一次，每个年龄段所面临的问题对个人而言都是崭新的。近几年，中国出现了大规模的移民潮。年轻的父母带着孩子出国，寻求更好的教育和生活。两年前我带着《天注定》去了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我接触了很多这样的中国家庭，特别是山西的移民家庭。更年轻一代在海外的生活状态，让我非常震惊。在这些家庭里面，很多年轻的孩子不仅不会说山西方言，有的甚至连中文都不会说。父母双方总有一个因为语言的问题和孩子无法沟通，这是我们需要的家庭关系吗？
贾樟柯我在拍摄之前曾经给赵涛写过一封信，我说你要从青春演到五十岁。对我来说，青春像爆炸一样浓烈，五十岁的时候逐渐像大海一样宁静。90年代末，正好是迪斯科在中国最流行的时刻，那时候年轻人在迪厅里面跳舞是周末重要的娱乐。迪斯科带给压抑、羞涩、内向的中国人一种打破性格局限的可能性。那时候我也经常在迪厅里面玩耍，《GO WEST》是最让我们激动的一首迪厅金曲。我的回忆非常依赖音乐，更重要的是音乐让我获得一种想象。
汤尼·雷恩（以下简称汤尼）您的关注点经常集中在中国快速的社会和经济变化上，电影《站台》就跟随你的主角们穿越了十年的岁月。那您现在对这些问题的看法有了怎样的改变？您又是如何为《山河故人》选择了“过去—现在—未来”这样一个三段式的结构？
拿关公刀的人，我们可以把他想象成一个学武术的少年，有可能是学戏的。他拿着刀，出门在外，讨口饭吃。我们也可以想象，他是穿过拥挤的街市的神明，他就是关公。
汤尼·雷恩、贾樟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