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在这个时候，吉姆想到了那个主意，听他说出来之后，包括他自己在内的每个人都惊讶极了。
“你觉得他现在的想法还能有理性和逻辑可言吗？他承受的压力很大，也许会以为警察送电话来是在给他下套。”杰克说。
“我们可以把电话放在比萨盒子里！”他建议道。
“他为什么不拿？”
杰克震惊地盯着父亲看了好几秒，然后他点点头，对着手机重复道：“我们可以把电话放在比萨盒子里。”
“怎么确保他把电话拿进公寓里？”杰克问。
“没错，是个好主意。”谈判专家表示赞同。
“那就把比萨和电话放在楼梯平台上。”
“我爸想出来的。”杰克自豪地说。
“要是他不开门怎么办？”杰克问。
吉姆转过身去，这样儿子就看不到他有多尴尬了。他在谷歌上查到当地比萨店的联系方式，给他们打电话，说他有一份特殊的订单：八份比萨和一套送比萨的外卖员制服。然而吉姆犯了个错误——承认自己是警察，比萨店的老板消息灵通，早就看过社交媒体上的本地新闻，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于是趁机敲起竹杠，说可以给比萨打折，但制服的租赁费要按平时的两倍来收。吉姆愤怒地问，店主本人是不是19世纪中期的某个英文圣诞故事里的某个人物，店主则冷静地反问吉姆，是否熟悉“供求关系”的概念……最后，比萨和制服总算是送来了，杰克伸手去夺，吉姆却死活不愿意给他。
“等他们吃完比萨，我再给劫匪打电话，吃饱了的人比较好说话。”谈判专家一本正经地说，可能如今的谈判课上教的全是这种不着调的策略。
“别闹了，应该上去送比萨的是我！”杰克坚决地说。
“我有一部合适的电话。”杰克说。他确实有一部特别的电话，吉姆叫它“在没有该死的信号时找到该死的信号的电话一样的玩意儿”。
吉姆摇了摇头。
因为这个时候谈判专家依旧被堵在高速公路上，远在许多英里之外，发生连环追尾事故的那个路段连警车都开不过去，所以他最后同意了杰克的计划，但也要求杰克想办法往那套公寓里送一部电话，这样谈判专家本人就能打电话联系银行劫匪，劝说对方释放人质。本以为可以顺利甩开前来添乱的斯德哥尔摩人的杰克闷闷不乐地陷入了沉思。
“不，我始终担心楼梯间里可能有炸弹，所以还是让我去吧。”他说。
“别的住户家里都没有人。”杰克向他保证。
“为什么怀疑有炸弹就得让你去？看在上帝的分儿上，让我……”杰克说，但他父亲拒绝让步。
“你跟所有邻居谈过吗？”谈判专家问。
“你确定那箱东西不是炸弹吗，儿子？”吉姆问。
“因为假如他真的很危险，要是他真的知道自己在干什么的话，就不会给所有人质点比萨了，更何况还用了朝我们扔柠檬这种白痴方式！我去跟他谈谈，我能……”说到这儿，杰克顿了顿，他本来想说“我能救下所有人”，不过还是咽下这句已经跑到嘴边的话，改口道：“我能解决，我能解决这件事。”
“当然！”杰克说。
“你怎么知道的？”
“好，既然如此，我去也没什么危险。”老警察说。
“怎么发誓都行，内容你来选。告诉你吧，我妈教过我很多赌咒发誓的话。这个罪犯没那么危险，他只是吓坏了。”杰克说。
“你是十一岁小孩吗？”杰克问。
“你敢发誓吗？”斯德哥尔摩人问。
“你是吗？”吉姆反问。
“那不是炸弹！”杰克自信地说。
杰克拼命找话反驳父亲。
“是的，没错，送比萨可能是沟通的机会，当然可以。那楼梯间的炸弹呢？”他问。
“我不能让你……”他开口道。
正因如此，劫持人质事件发生后，洋溢着新年前两天的独特气氛的街道上，依照上级的指示，杰克和吉姆站在公寓楼外，等待斯德哥尔摩人前来支援的时候，心里想的却始终是她，想象着她会怎么处理这样的情况。一颗青柠檬从天而降，砸中杰克的额头，他们发现青柠檬外面包着一张比萨订单，父子俩得出同一个结论：尽管此前看来希望渺茫，然而在这一刻，与银行劫匪取得联系的大好机会终于出现了。于是杰克给谈判专家打了电话，虽然谈判专家是个斯德哥尔摩人，但他也认同两个警察的看法。
然而吉姆已经当街换起了衣服，哪怕温度早就降到了零下。父子俩谁也没看谁。
跟这么一个固执的女人吵架是不可能的。杰克有多么爱她，有时就会多么恨她。与之相比，吉姆却始终爱她爱得几乎无法呼吸。无论如何，自此之后，她不再那么频繁地出差了，也没再去到那么遥远的地方。后来她生了病，他们失去了她，世界也因此失去了一点点的保护。
“要是知道我让你去了，你妈永远都不会原谅我的。”吉姆低着头说。
虽然她当时坐在远在另一个半球的某个医院里，但仍然能感受到他深不见底的恐惧，因此，当她回应的时候，声音被抽泣和哽咽吞掉了一半：“上帝不会保护人类免受刀子的伤害，亲爱的，但是上帝给了我们其他人，所以我们可以互相保护。”
“那么，如果我同意你去，你觉得她会原谅我吗？”杰克也低着头说。
杰克说了一句刚开口就让他后悔得想要收回来的话：“因为你是牧师，所以你就觉得上帝会保护你不受刀子的伤害吗？”
吉姆抬头望向天空。
当然，妈妈明白儿子是因为害怕和担心才大喊大叫的，于是她像往常那样回答：“留在港口的小船最安全，亲爱的，但这不是造船的目的。”
“可她是你的妈妈。”他说。
有时她会到国外出差，奔赴发生灾难的地方，去缺少人手的救援组织做志愿者，始终和她一路相伴的，是来自教会内外、四面八方的批评和责难——按照指责她的那些人的意思，她要么根本不该出手帮忙，要么就该滚到别的地方帮忙。对从来不曾亲自做过任何事的人而言，没有什么要比批评真正努力做事的人更容易的了。有一回，她跑到地球另一面的某个地方，那儿发生了骚乱，她试图帮助一个受伤流血的女人脱身，混乱之中，她的胳膊被刺伤了，被人送进了医院。在医院里，她设法借来一部手机，给家里打电话。吉姆一直坐在电视机前看新闻，等待她的消息。接到电话，他耐心地听她讲述事情的经过，像往常一样，得知她平安无事，吉姆如释重负。然而，当杰克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之后，他抓过电话，用很大的嗓门——震得线路里传来尖啸般的回声——对着话筒吼道：“你为什么非得去那样的地方？你不要命了吗？你为什么从来都不为自己的家人着想呢？”
有些时候，你是争不过这个老浑蛋的。
杰克一开始什么关键问题——比如银行劫匪究竟是谁——都没意识到，确实愚不可及，因为事后回想起来，他觉得一切简直太显而易见了。也许这要怪他的妈妈，她像胶水那样把父子俩粘在一起，这个事实偶尔会让他分心，例如在今天这个倒霉的日子，不知怎么，他总是不由自主地想起她来。这充分证明，那个女人死了和活着的时候一样麻烦，也许世界上确实存在着比她还要难缠的牧师，但这种人的数量很难超过两个。活着的时候，她跟谁都能吵起来，但和儿子吵架的次数可能是最多的，母子俩的冲突甚至一直延续到她的葬礼之后，因为一般说来，跟我们吵得最凶的，往往并非那些和我们完全不一样的人，而是几乎跟我们没什么两样的家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