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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蒋介石和他的美国盟友

[18].Stilwell.Papers,p.82.

[17].Chiang Diaries,Hoover, March 20,1942,box 42,folder 8.

[19].同上注。

[16].Romanus and Sunderland,Stilwell's Mission,p.100.

[20].Romanus and Sunderland,Stilwell's Mission,pp.106-109.

[15].Frank Dorn,Walkout with Stilwell(New York:Thomas Y. Crowell,1971),pp.71-72.

[21].Stilwell,Papers,p.93.

[14].Romanus and Sunderland,Stilwell's Mission,p.97.

[22].Chiang Diaries,Hoover,April 1,1942,box 42,folder 9.

[13].给宋子文之电报,有提到蒋介石、史迪威3月10日谈话誊本,T.V. Soong Papers,box 61.folder 11.

[23].2003年7月26日,王冀在华盛顿受访。

[12].Field Marshall Viscount Slim,Defeat into Victory:Battling Japan in Burma and India,1942-1945(New York:Cooper Square Press,2000),p.17;Zhang Ruide(张瑞德),“The Central Army from Whampoa to 1949,”in A Military History of China,ed.David Graff(葛德威)and Robin Hiphem(Boulder,Colo.:Westview,2002),pp.201-210.

[24].Stilwell,Papers,pp.93,94;1942年4月2日,秦孝仪,《大事长编》,p.1891。

[11].Stilwell,Papers,pp.94-95.

[25].Stilwell,Papers,p.97.

[10].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五,p.1872。

[26].同上注,pp.97,99;蒋1942年4月15日给罗仲英的指示。T. V. Soong Papers,box 61,folder 2.据史迪威说,蒋建议犒赏每一班士兵一个西瓜,以示激励。

[9].蒋1942年3月5日和史迪威会谈的中文摘要,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五,p.1872。

[27].Lathrop,“Employment of Chinese Nationalist Troops,”pp.417-418.

[8].Joseph W,Stilwell,The Stilwell Papers,ed.Theodore H.White(白修德)(London:Mac-Donald,1949),pp.69,70.

[28].同上注,pp.418-419。引用U.S.Senate Committee on the Judiciary,Internal Security Subcommittee,The Amerasia Papers:A Clue to the Catastrophe of Chind,2 vols.(Washington,D.C.: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70),vol.1,p.187.

[7].Chiang telegram to Soong,March 15,1942,T. V. Soong Papers,box 36,folder 5.

[29].Claire Lee Chennault,The Way of a Fighter(1949;Tucson,Ariz.:James Thorvaardson and Sons,1991),pp.158-159.

[6].甘地给蒋的信,在蒋1942年6月22日给宋子文的电报可见文摘,T. V. Soong Papers,box 36,folder 5;Chiang Diaries,Hoover,February 18,1942,box 42,folder 7.

[30].Dorn,Walkout with Stilwell,p.93.

[5].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五,p.1857。

[31].Lathrop,“Employment of Chinese Nationalist Troops.”p.418.

[4].Alan K.Lathrop,“The Employment of Chinese Nationalist Troops in the First Burma Campaign,”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 Studies 12,no.2(September 1981):409-410.

[32].Stilwell,Papers,p.109.

[3].1942年2月4日,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五,p.1857。

[33].Chennault,Way of a Fighter,p.160.

[2].Romanus and Sunderland,Stilwell's Mission,p.45.

[34].Romanus and Sunderland,Stilwell's Mission,pp.138-139.

[1].据报道,每一卡车出发时所载的货,由于管理及维修失当加上非法盗窃,等到送达目的地往往只剩下三分之一。见Zhang Baijia(章百家),“China's Experience in Seeking Foreign Military Aid and Cooperation for Resisting Japanese Aggression,”paper presented at Harvard University Conference on Wartime China,Maui,January 2004,p.46;Charles F. Romanus and Riley Sunderland,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1952;Washington,D.C.:U.S.Army Center of Military History,2002),p.45.

[35].蒋1942年5月6日给宋之电报,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五,p.1915。

史迪威比蒋氏夫妇先抵达开罗,和马歇尔碰面。马建议,既然史在中国没受到尊重,应该离开中国。史表示希望留下来,马歇尔命令他:“那就别再胡说八道!”他立刻明白马的意思,抗议说他从来没公开喊蒋“花生米”。马歇尔立刻顶回去:“你从来没说过谎。别从现在开始说谎……别再对你的部属讲这些事。”[201]但是,史迪威并没停止。

[36].Barbara Tuchman(杜希曼),Sand against the Wind:Stilwell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London:Macmillan,1971),p.372.

宋蔼龄向“酸醋乔”说,蒋对即将出席开罗会议“心情非常愉快”。从蒋介石这段时候的日记明显看得出来,他在与史迪威的关系上,已开始积极的新篇章。可是,他并没得到善意回报。蒋展现他对这位美国参谋长的新信赖,要史代表中国在开罗会议作报告。可是,史听完之后,回到房里写下:“我听见他摇尾巴了!”[199]史迪威的日记事实上用词遣字变得越来越恶毒。例如,在起程前往开罗、预期会见到罗斯福之前,史在日记中称呼美国总统是“橡皮腿”。[200]

[37].Romanus and Sunderland,Stilwell's Mission,pp.138-139;Stilwell,Papers,p.109.

蒋在准备自己到开罗开会的报告资料时,于日记中强调采取“淡泊自得”,以不要求物质援助为实际作为。[196]起程之前,他批准了史迪威起草的计划,预备在开罗提出来;它包括:盟国一九四四年初使用海、陆、空力量“全力”抢通经缅甸往中国的卡车路线;美国提供武器和设备装备中国九十个师的兵力;每月一万吨物资飞越驼峰,以支持在中国的空中作战。基本上,这是蒋在过去十八个月对发动缅甸战役的一向主张——强势兵力。可是,史迪威在他当天的日记上标出大大的“胜利”两个字,仿佛他好不容易争取到蒋的同意。[197]马歇尔从史迪威的报告得到错误印象,说出相当不正确的一句话:“这是战争开始以来,委员长第一次积极表示有意改善及使用他的部队。”[198]其实,打从一开始,蒋就试图拯救香港,主动派出精锐国军入缅作战,支持史迪威在印度集训X部队,在云南整训Y部队,在长沙和宜昌进行战事,在杜立德空袭东京之后日军的惩罚战之中损失三万兵力——现在他已准备好,甚至可以说是渴望,投入总共十八个师的兵力参与第二次缅甸战役,只要盟国有空中与海上的优势。这时候,蒋也同意史迪威另一项建议:若是麦克阿瑟率军登陆华南,他愿派一位美国指挥官统率中、美联军。不过,这个概念和史迪威所想的,由他本人指挥前敌所有中国部队,大不相同。

[38].Romanus and Sunderland,Stilwell's Mission,pp.138-139.

八月十二日起,赫尔利和委员长会谈了三天。蒋先就罗斯福书面问题作答;蒋承认他不愿意和斯大林碰面,但是在抗日作战上他会和苏联军事合作。赫尔利说,美国战后政策是反对任何形式的帝国主义,包括英国的帝国主义,并且支持以自由、强大、民主的中国作为亚洲最主要的、稳定的力量。蒋告诉赫尔利,他很感谢罗斯福总统的“最高尚道义”。[195]

[39].同上注,pp.135-136。

六十一岁的赫尔利,个头高大、爱热闹、个性固执,俄克拉何马人。从小在乔克托族印第安人保护区附近长大。从印第安学院和法学院毕业后,他担任乔克托族的律师。赫尔利学会乔克托人作战时的尖锐呼号,在阿尔贡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其他战役中因英勇作战获颁勋章;后来担任胡佛总统的战争部长。赫尔利是个坚贞的共和党人,对于罗斯福的内政政策无一不反,但是乐于替总统到海外执行艰巨任务;譬如,他主持将补给运入被围的巴丹半岛(Bataan),只是并未成功。[193]一到中国,他就告诉史迪威,在美国国内史迪威被看做是“中国的救主”。[194]

[40].Ray Huang(黄仁宇),Chiang Kai-shek and His Diary as a Historical Source(Armonk,N.Y:M.E.Sharpe,1996),#ch41">[41].Chiang Diaries,Hoover,May 7,1942,box 42,folder 10.

斯大林担心日本和中共的反应,表示若是蒋介石出席下一次的盟国高峰会议,他就拒绝参加。蒋也不想跟斯大林碰面,因此盟国安排了两项会议:开罗会议由美、英、中领袖参加;德黑兰会议,斯大林和罗斯福、丘吉尔碰头。开罗会议预定十一月中旬举行。会议召开的十天前,罗斯福派前任战争部长赫尔利(Patrick Hurley)向蒋介石做简报。蒋对此一“善意、真诚”的姿态大为感动。他写下:罗斯福总统的“侠义、高尚”已达到“极致境界”。[192]

[42].Stilwell,Papers,pp.110,111.

九月十三日,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发表十八页的小册子声讨中共罪行,如攻击国军部队,非法扩张其武装力量,发行自己的货币,以及走私鸦片等等。[191]五天之后,尽管双方严词交锋,中共代表董必武到重庆出席包罗各党派人士的国民参政会。同时,毛的信息非正式地由周及其他人传给美国人,表示尽管口水战上升,国民党又有进攻中共边区的可能,但是中共依然信守抗日统一阵线和“民主的”政治过程。大约这时候,周恩来和斯诺在重庆会面,表示希望美国军事及记者团近期内可以访问延安。斯诺立刻把话传给美国人。同时,史迪威的手下戴维斯也开始正式向华盛顿推动让史迪威到中共边区正式访问的主意。

[43].Ray Huang(黄仁宇),Chiang Kai-shek,#ch44">[44].Romanus and Sunderland,Stilwell's Mission,pp.14l,143-146;ChennauIl,Way of a Fighter,p.161.

九月间,蒋还在踌躇是否让史迪威解职时,他对中共一再挑衅、攻打国军,越来越按捺不住怒火。他认为,史迪威推销国共联合行动,已使中共“悖乱挑战,倒行逆施,日甚一日”。[187]他在日记里反省,表示对中共问题最好是有个“军事办法”,并且“必须于德俄战争未了这前……从事”。[188]他告诉此时还在华盛顿的宋子文,他过去没打算用武力对付中共,但这次“不得不用纪律处治,以明功罪,而整纪纲”。[189]然而,就军事、政治后果考虑了一整夜之后,蒋在次日又告诉宋子文,“不加以法纪之制裁”。[190]

[45].Jack Belden,Retreat with Stilwell(New York:Alfred A.Knopf, 1949).

毛的党内运动告一段落时,并未如蒋的期待出现党内大分裂。根据高东对季米特洛夫的报告,以及弗拉迪米洛夫对GRU(苏军总参谋部情报部)的报告,周被解除中央政治局书记处的职位,承认在宽容国民党这上面犯了错误,再次宣示接受毛的路线。[185]事实上,蒋很快就接到情报,周以中共南方局书记的身份下令加强吸收国民党干部做中共地下党员的运动。蒋认为这是毛在替抗战之后的斗争预作准备的一个迹象。[186]

[46].Stilwell,Papers,p.109.

斯大林并不反对此一违反抗日统一战线原则的行动。在库尔茨克(Kursk)坦克大战之后,德军已全面撤退,斯大林已开始思考战后的中国局势,以及应对蒋增加压力的必要性。莫斯科的报纸抓住这个主题,指控蒋曾对中共下达最后通牒,要他们投降。听到莫斯科指控国民党即将进攻的消息,史迪威和美国驻华大使高斯(Clarence Gauss)向华盛顿示警,马歇尔急电宋子文表示极为关切。[183]蒋认为这些指控是“俄国之阴谋”的一部分。[184]

[47].Lathrop,“Employment of Chinese Nationalist Troops,”pp.421-423.

一九四三年夏天,蒋曾在日记写下,他不需要强迫中共解散;他认为他的主要策略应是运用政治和宣传手段,促使共产党产生“内部裂痕”;他觉得此时共产党内部裂痕正在扩大。[181]事实上,此时也有证据显示毛泽东和党内的“国际派”已有分裂。根据苏联档案文件,季米特洛夫派一个 NKVD(即克格勃前身)的特务前往重庆,和周恩来主持的驻重庆联络处接触,并就中共内部情势提出报告。这个华人特务高东(Gao Dong,音译)俄文名字为戈杜诺夫(Godunov),与周恩来和其他人数度在周的重庆办公处会面。高东从这些人那里取得消息,并通过苏联大使馆武官处拍发电文:延安正在加强反蒋运动,它的主题是警告大家提防国民党大肆进攻中共的边区基地。高东报告:共产党报刊和大字报上的漫画,把蒋和希特勒、东条英机、墨索里尼并列。延安的新口号是抗战之前的老调:“抗日、反蒋”。[182]

[48].Romanus and Sunderland,Stilwell's Mission,p.139.

宋子文卑屈地写了一封信向委员长道歉,但蒋觉得宋拿他和非洲酋长相比,简直欺人太甚,把他置于软禁状态。那年冬天,宋子文经常和艾尔索普相偕在寒冷、空旷的稻田间散步。同时,史迪威趾高气扬,在日记和信函里也不掩饰一下,全无认真承诺改变作风的样子。他告诉太太渡过“这难关”,他觉得“像空气一般自由……伟大、光荣”。他形容“花生米”十月十七日的说教“全是胡说八道”。[180]相形之下,蒋的日记和行动却显示他真心和史迪威修好。蒋介石不是那种记仇的人。

[49].Chiang Diaries,Hoover,May 4,1942,box 42,folder 10.

委员长一进来,蒙巴顿立刻觉得他“是最引人注目的……是他所见过最有威仪的中国人”。虽然私底下蒋很生气联合参谋长团要把泰国和中南半岛划出他的战区,置于蒙巴顿的新战区辖下,但接下来两天的正式会议“顺利得不得了”。蒋、蒙两人达成协议,这两个国家仍归属中国战区,但两个司令部都可进入作战。蒙巴顿告辞时,对东道主有了“真实的情感和敬重”。[179]

[50].Lathrop,“Employment of Chinese Nationalist Troops,”pp.431,432.

蒙巴顿来到重庆召开盟国正式军事会议,借以讨论缅甸战役。会议在黄山官邸举行,这是首次在中国召开的这一类正式会议。会议头一天,宋子文以外交部长身份陪同贵宾进入小妹所处的接待室。颇善于在女人圈周旋的这位英国勋爵,觉得她“有最动人的容貌、格外妩媚……有一双优雅的腿”。她低声与哥哥快速交谈,蒙巴顿认为她要他出去;因为宋子文摸摸眉心表示他不舒服,然后就告退了;此后一连数月重要外宾或访客都没见过他。[178]

[51].Carrol V. Clines,Doolittle's Tokyo Raiders(Princeton,N.J.:D.Van Nostrand,1964),p.6.

宋子文失望透了。他好不容易争取到美国总统同意召回自从到任就让委员长芒刺在背的人,结果全是徒劳。宋力主蒋不应错过这次让史解职的机会。他一度抗议说:“难道你是非洲部落的酋长,可以这么反复无常?”蒋怒不可遏,一拳捶到小餐桌上,盘子碎了一地。[175]回到家后,宋子文向艾尔索普透露对话经过,不禁潸然落泪。[176]但是,事情似乎告一段落。次日,史迪威、陈纳德和萨默维尔来到官邸和蒋氏夫妇喝茶,彼此闲聊,仿佛一直都是朋友似的。[177]

[52].Haruo Tohmatsu,“The Strategic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Sino-Japanese and Pacific Wars,”paper presented at Harvard University Conference on Wartime China,Maui,January 2004,p.6.

蒋夫人冲出委员长书房,宣布史迪威同意遵从最高统帅调遣时,陈纳德正在接待室等候晋见委员长。蒋单独召见宋子文一起早餐会谈。宋激昂地报告说,他终于取得美国政府让史迪威去职的无条件支持和谅解。蒋答说,他一直很在意史迪威不肯服从命令,可现在史已保证今后将会“听话”、更加合作。因此,他决定再给史迪威一次机会。[174]

[53].Stilwell,Papers,p.121.

史迪威在宋氏姊妹陪同下,于十月十七日夜里去见委员长。根据中方的记载,史迪威表示他真诚希望帮助中国,若有任何误解“皆出无心”。他保证必不再犯。蒋对史说教,大谈最高统帅和参谋长的职责,并建议史迪威克制他的“优越情结”。史迪威保证,蒋是主官,他会扮好顾问的角色。[173]

[54].Romanus and Sunderland,Stilwell's Mission,pp.153-154.

十月十六日,新任盟军东南亚战区总司令蒙巴顿勋爵(Louis Lord Mountbatten)飞抵重庆。蒋问起来时,蒙巴顿坚持史迪威应该留任;因为,他才刚刚批示让史迪威在本兼各职之外,再加上一个职衔,出任他的副手。[170]蒋被这些声音说服了,又怕不论宋子文被告知了什么,此举恐怕会得罪马歇尔甚至罗斯福;他要蒋夫人去告诉史迪威,倘若被召回国,恐怕有损他将军的名誉,但是如果他肯道歉并改变作风,委员长或许会原谅他。[171]宋氏姊妹劝史迪威要谦让、承认犯错、道歉并保证改正。史迪威说,他犹豫许久,但在两姊妹坚持下,他终于答应。[172]

[55].Stilwell,Papers,p.121.

宋子文回到重庆,赫然发觉他的大姊、小妹联手力促蒋让史迪威留任;她们认为,逼史去职会对中国不利。在蒋氏官邸里,一场非同小可的家庭战争爆发,艾尔索普每晚都听到宋子文向他诉苦。史迪威和宋美龄都瞧不起的何应钦,也参加进来辩论,支持宋氏姊妹的主张。[169]他可能觉得,史迪威留在中国,委员长的力量会削弱,甚至可能在日本投降之前就引退或被推翻,届时他或许有机会掌握权柄。

[56].Romanus and Sunderland,Stilwell's Mission,p.154.

萨默维尔用尽一切办法,设法劝说委员长再给史迪威一次机会。[166]他私底下也告诉史迪威,委员长坚持要把他解职,罗斯福曾经两度考虑要召他回国。史迪威在日记写下:“我猜就到此为止了。”[167]但是,蒋的心意未决。蒋在日记中也说,他和美国的关系、即将展开的缅甸战役,还有中国军方的态度,都应该比这件事更重要。[168]毫无疑问,他也是担心如果争端造成对美关系危机,他的内部敌人会试图逼他下台。

[57].同上注,p.152。

宋子文和美国陆军供应司令萨默维尔(Brehon Somervell)将军飞回重庆。十月十三日,宋从重庆发电报给霍普金斯说搞定了——委员长会提出更换史迪威的要求,萨默维尔会正式把请求呈报给华盛顿。[165]孰料,这时候萨默维尔接到战争部的信息,要他留在重庆静候进一步指示;他以为自己会被派接替史迪威的职务,而他根本不想蹚这趟浑水。

[58].蒋1942年6月18日给宋之电报,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五,pp.1952-1953。

就在这时候,宋子文还在华盛顿,终于进入让史迪威下台的尾声。八月二十一日,宋子文谒见罗斯福,表示若是史迪威不解职,“中、美合作堪忧”。罗斯福答说,他也很关心这件事。宋向蒋报告这段对话。(蒋夫人可能读到这些来往函电,然后邀史迪威参加了一个令他觉得突兀的会谈。)九月十六日,宋子文向罗斯福辞行,罗同意更换史迪威;宋离开华盛顿之前,也被告知(可能是霍普金斯告诉他)马歇尔不再那么器重史迪威。[164]

[59].Romanus and Sunderland,Stilwell's Mission,p.157.

宋氏姊妹并没向史迪威说明她们的动机,但凡他说的,她们全都同意,于是三人“签署了攻守同盟”。史迪威写下:“她们很认真。”从十月十三日至十八日,史迪威记载和宋氏姊妺有过十次会议。她们痛骂何应钦(“非常自负的小猴子”),抱怨委员长很难相处,并且自夸最近促使蒋在宜昌附近认真和日军交战。[162]据说,宋美龄“透露跟委员长的生活糟透了”,并宣称她是唯一可以跟他说实话的人。[163]

[60].同上注,p.171;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五,pp.1957-1959;Ray Huang(黄仁宇),Chiang Kai-shek,#ch61">[61].Stilwell,Papers,p.128.

九月十三日,史迪威奉召到委员长于重庆城里的寓邸。他见到了宋美龄和宋蔼龄。根据史迪威的日记记载,宋氏姊妹告诉他,她们很担心国军的军事准备不足。史迪威同意她们的关切,指出哪些人应该对这些问题负责,其中最重要的是参谋总长何应钦。会中某人(史迪威日记没讲明是谁)建议,有一个补救之计就是让宋美龄出任军政部长,换下何应钦。宋美龄在华盛顿期间大力游说反史迪威,为什么现在又突然愿意与他结盟,我们并不清楚。她和哥哥的竞争必然是因素之一。她毫无疑问气愤宋子文和委员长斥责她在华盛顿干预国政,想要恢复她作为委员长处理对美事务重要助手的地位。

[62].见Theodore White(白修德)1942年3月2日发表在《生活》(Life)杂志上的文章,收在Edward T. Thompson,ed.,Theodore H. White at Large(New York:Pantheon,1992),p.36.

同一段期间,陈纳德、艾尔索普和宋子文也忙着拜访媒体和国会人士,提供他们不同的看法。一九四三年五月,陈纳德在华盛顿期间,曾经三度蒙罗斯福私下召见,私下交谈。罗斯福嘱咐他可以直接上书,让他知道中国的状况。现役将领和总统办公室直接联络的做法,十分不合常规,令史迪威、史汀生和马歇尔都很不爽。马歇尔甚至当面告诉陈纳德自己不信任他。[161]

[63].Stilwell,Papers,pp.131-132.

史迪威晓得,华盛顿对中国战略的政治角力,会受到新闻界的重大影响。三叉戟会议之后要离开华盛顿之前,他到国会山庄拜访若干议员,提供他的看法。戴维斯也在华盛顿协助,并安排《华盛顿邮报》发行人尤金·梅耶(Eugene Meyer)设宴,找了六至八名大牌记者和史迪威交换意见。另有二十人在晚宴后参加进来,听取史迪威“非正式”的说明。和他与罗斯福开会时的情况截然不同,史迪威这次相当有说服力,《纽约时报》根据汉森·鲍德文(Hanson Baldwin)的报道,发表标题“对中国抱太多一相情愿想法”的批评文章。[160]戴维斯在接下来的一年里,分别对驻在重庆和美国的许多西方记者、外交官和其他人士,提供这份资料。一个美国外交官凭着自己的职权就在美国国内策划媒体抹黑战时盟国,而且这个盟国还是美国总统所支持的,这真是不寻常。但是,戴维斯的观点和史迪威完全相同。

[64].蒋1942年7月6日给宋子文之电报,传递史迪威呈交之备忘录全文,T. V. Soong Papers,box 61,folder 2.

史迪威的副手“小指”窦恩上校和一些“认真考虑过的中国军官”联手密谋史迪威计划的细节,这些人希望“在高层有决定性的改变”,他们告诉窦恩,蒋的权力已“动摇”。[158]中国政府会把这类讨论视为叛国。史迪威打算在即将召开的开罗会议,非正式地把这个大胆计划推销给马歇尔,如果可能的话,也向罗斯福总统进言。八月间,作为他构想中的前敌总指挥的热身,他向委员长上备忘录提议调共军参加联合攻势,并且把中国所有的武装部队重组成为国防部队和地方守备部队。蒋认为,这种备忘录等同对中国内政的“不逊之言”,不予理会。[159]

[65].同上注。

虽然史迪威五月间在华盛顿的表现不佳,他一回到重庆就开始在一本“黑色记事本”中自言自语,做起在前线指挥中国全体军队(包含共军部队)的春秋大梦。想要这么做,他必须在中国军中取得“前敌总指挥”的头衔。有了这个头衔,他就对前线所有的中国部队拥有“绝对权力”,而蒋介石将只是“表面上”全盘负责,陈诚只是“表面上”前敌总指挥。史迪威认为,如果蒋不同意,可以“滚一边去”,因为美国会停止对华一切援助。[157]这个六十一岁的洋基佬,四年前还只是个任官多年、没有实战经验的上校,现在却幻想自己成为四亿人口大国实质上最有权力的人,僭取领导这个广土众民、历史悠久国家及其军队几近二十年的首席人物之大位。

[66].蒋1942年7月5日给宋之电报,T. V. Soong Papers,box 61,folder 2;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五,pp.1969-1972。

不料隔了几星期,承诺又生变。英、美高峰会议八月十九日在魁北克揭幕,讨论意大利(可望)投降后的盟国战略。蒋很生气又没被邀出席。他在日记里责备“国际”这种“势力与强权……不平”运作,也迅速发出电报抱怨。盟国因此决定邀宋子文赴会。宋子文匆匆赶到加拿大,却在第一天向委员长报告:他“还未见到任何人”。[154]这很不寻常,因为在这个所谓的四强会议里,盟国联合参谋长团一致同意,中国将是攻击日本航运、轰炸日本,甚至最后攻进日本本土最好的基地。根据这项计划,盟军将在中国沿海登陆,同时,经过整编、训练的国军则由西东进。两翼会师后,就挥兵北上。同时,美国空军将利用全新、威力强大的B-29轰炸机(航程两千六百公里,可携五吨炸弹)从中国轰炸日本。[155]新任印缅战区英军总司令奥钦列克(Claude Auchinleck)元帅向军事首长们报告,他认为在缅甸的任何作战都是“徒劳无益”,丘吉尔也一再发牢骚,认为这全然浪费力气。[156]即令如此,联合参谋长团还是确认攻占缅北之役将在一九四四年二月展开。然而,他们没有提到攻占仰光,也没有提到三叉戟会议中承诺的大批海上武力之支持。

[67].Stilwell,Papers,p.132.

史迪威回到重庆,向蒋简报三叉戟会议的内容,他以一种不寻常的方式冒犯中国战区最高统帅;他拒绝让蒋知道缅甸战役海军的计划详情,声称内容太敏感——在蒋坚持之下,后来他只提供翻译版本。里面提到盟国将派三艘战斗舰、八艘航空母舰参加缅甸战役,这是蒋很高兴能得到的另一项承诺。七月十二日,他建议再加强原定的空中力量,但他也正式同意三叉戟作战计划——它符合他自己一开始就主张的构想:确保海、空优势。[153]

[68].Lauchlin Currie,“Report on Visit to China,August 24,1942,”in Currie Papers,box 4,folder“Currie 2nd trip to China,Interviews with Chiang Kai-shek.”

蒋介石收到宋子文报告的次日,打电报给太太,指示她和罗斯福辞行谈话的重点。他也建议她提起史迪威的问题,但别把它说成“太严重的事”。他又描述史迪威的“傲慢性格”,像“殖民主义者”一般轻蔑国军,以及尽管“军事失败”,仍“自大地认为自己永远不会错”。蒋夫人迅速回复,犹豫在这个时机向罗斯福提起这个敏感话题,是否明智。蒋说,由她决定;显然她并没向罗斯福提起这个议题。[152]

[69].Washington Post,July 22,1942,p.1.引述美国战时新闻局(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的报道,大部分失踪者后来证明都成了战俘。

同时,罗斯福对于最终中国而非太平洋诸岛将是对日反攻的最佳战场这个构想越来越有兴趣。美军在太平洋各岛伤亡人数迭创新高,美国军方首长也开始转向这个构想。霍普金斯告诉宋子文,“几位美国最优秀的战略家”相信中国应该是“(对日)作战的主要基地”。[150]只要国军和陈纳德得到可以对付日本强力反攻所必需的大量物资和器械,蒋介石一定赞同这个构想。六月,宋子文致电蒋介石报告,美国已决定给予中国三百架全新的P-40战斗机。蒋对于这个“令人兴奋的新闻”高兴极了。他认为,最近的“鄂西之胜利”对于提升美国十四航空队的声誉起了非常重大的作用。[151]

[70].Chiang Diaries,Hoover,September 12,1942,box 42,folder 14.

罗斯福在三叉戟会议中已对史迪威存下不良印象,在总统寝室和霍普金斯谈话时又表对“家丑外扬”的强烈不满。他说,史迪威仇恨中国人,送回来的报告“尖酸刻薄”。[147]宋子文可能提供给霍普金斯一封备忘录,列举近来史迪威判断不当的一些事例(大部分涉及他对派送到中国的租借法案物资之分配)。宋子文备忘录的结语以史迪威式的侮蔑词语说:“史迪威烟酒不沾,在任何国家都会是个备受尊敬的童子军领袖……但是毫无疑问……他完全不适合作为重要军事领袖……他想当“中国戈登”的想法,相当与时代脱节。”[148]霍普金斯其实也不需要别人多怂恿或说服,他本人早已对史迪威“强烈的不妥协”厌烦透了。[149]

[71].Yang Kuisong(杨奎松),“The Form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s' Guerrilla Warfare Strategy in the Enemy's Rear during the Sino-Japanese War,”paper presented at Harvard University Conference on Wartime China,Maui,January 2004,pp.32-36.杨奎松引用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抗日根据地军事建设的指示》,1941年11月7日。

罗斯福也提议用另一个方法解决史迪威和陈纳德的争执:新的战机不用来增益陈纳德的部队,而是用来直接加强中国空军的实力。中国空军是独立的,陈纳德本人和所有人都认为它实在无可救药、太差了。蒋夫人立刻冲到位于V街的中国防务供应署办公室,向她哥哥宣布她已争取到委员长所要的一切东西。不料,宋子文大怒,致电委员长要求他照会罗斯福:蒋夫人无权代表他交涉。[146]没有记录显示蒋是如何反应的,但显然他支持宋子文的立场,因为宋美龄突然决定回重庆,带着对她哥哥一肚子的恼火回国。

[72].Chiang Diaries,Hoover,July 26,1942,box 42,folder 12.

这时候,宋美龄显然是应埃莉诺之邀,又到白宫住了几天。同时,她哥哥宋子文已经出任外交部长,也来华盛顿出席三叉戟会议的一个场次,表达中国的立场。美国陆军历史学家没有使用引文,直指“宋说,除非有诚意开始进行救济,并履行卡萨布兰卡后的承诺,否则中国将单独与日本媾和”。中国外交部长若真的有这么石破天惊的声明,史学家应该要完整引述全文予以记载。再者,依照中方的记录,宋只说,蒋介石是中国战区最高统帅,我们“不应怀疑他的决定。否则,我们将重新考虑,我们是否能继续执行中国战区的指挥权责”。这当然是警告,但却是比美国陆军史学家所报道的更加细致、更加外交辞令的警告。[143]总之,联合参谋长团决定不理睬蒋的强烈希望,决定还是把缅甸战役局限在缅北地区。但是,次日宋子文在白宫抗议之后,罗斯福又答应这项计划会包含“缅甸全境作战”。[144]宋美龄和宋子文兄妹并没协调两人的游说工作。宋美龄单独运作,试图说服霍普金斯,罗斯福应该通过她而不是她哥哥,与重庆方面沟通。蒋夫人事实上非常有说服力,在一次会谈中,她得到罗斯福原则同意,中国政府可以使用一九四二年承诺的五亿美元信用融资当中的两亿美元去购买美国的黄金,再出售给中国民众以对抗通货膨胀。[145]

[73].Chiang Diaries,Hoover,July 30,1942,box 42,folder 12;Romanus and Sunderland,Stilwell's Mission,pp.153-154.

三叉戟会议进行期间,日军在长江中游的攻势——或者史迪威所说的“劫掠”——转向西北山区,扑向扼三峡出口的石牌天险。蒋介石飞到湖北指挥作战。在陈纳德所剩不多的P-40 和解放者轰炸机支援下,石牌天险守住了,日军开始撤退;陈纳德形容那是“溃不成军”。[141]但是,蒋、陈这边宣告大捷,史迪威的幕僚却向媒体放话反驳。放话者说,日军因为已达成其有限的目标,因而照计划退兵罢了。这个结论纵使是对的,故意让盟友(就算过分夸大)的胜利出丑,显示史迪威对蒋的个人恩怨,已蒙蔽了他的判断。[142]

[74].Currie Papers,box 4,folder“Report.”

三叉戟会议五月十四日在白宫正式举行,继续讨论陈纳德和史迪威对中国战区立场相对的战略。依马歇尔的描述,史迪威再次“像个闭口的蛤蜊,因此让人印象不好”。[139]不过,史迪威倒是提出他的基本论点:陈纳德计划会招惹日军进击,而要制止他们,会需要动用国军五十个师的兵力;他怀疑驼峰空运作业有能力每个月提供美国十四航空队五千吨的物资。这时候,罗斯福问史、陈两人对蒋介石有什么看法。史迪威对这个问题可一点也不缄默,他说:“他是个优柔寡断、奸诈、靠不住的无赖,说话从来不算话。”陈纳德予以反驳:“长官,我认为委员长是今天世界上两三位最伟大的军政领袖之一。他对我的承诺,从来没有失信过。”[140]

[75].Chiang Diaries,Hoover,August 4,1942,box 42,folder 12.

稍后不久,史迪威得以在没有陈纳德在场的情况下见到罗斯福,口头报告蒋介石的口信。史迪威可能自由编造用词,指蒋提出警告:若无已答应的五百架飞机,日本人可能溯长江而上,而国军可能会弃械降敌。可是,史迪威又表现得不够沉着,让罗斯福印象很差,他又陷入“缄默的本性”。[137]他替罗斯福准备了一份备忘录,列举他的观点,强调包括空运物资吨数等方面应优先重视缅甸战役(“安纳吉姆”),而且必须要求英军、国军都坚守承诺——但是他没讲明,他指的是原先的“安纳吉姆”计划,还是已被大幅修正的“安纳吉姆”计划。[138]然而,罗斯福告诉马歇尔,他希望优先供应在中国发动空中攻势,并且尽可能提供蒋介石所要的。

[76].Stilwell,Papers,p.137.

粗犷的陈纳德给予罗斯福很好的印象,罗早已从威尔基、居里和艾尔索普那里听到对他的好评。陈纳德手下飞行员与日本人的近距离格斗之战绩,虽然有可能被夸大(比起其他战区的敌我损失对比率高出许多),使他成为迄今盟国最成功的空军指挥官。相形之下,史迪威在此次会议的表现,却令支持他的人吓了一跳。他反对陈纳德计划最具说服力的一点即是:它会刺激日本大肆攻击,而国军和第十四航空队不可能围堵住;可是,他却没有好好发挥。他的好朋友马歇尔后来描述,史迪威“弓身、低头坐着,嘴里喃喃叼絮中国作战不力”。[134]史迪威的传记作者日后解释说,史“没有机智或能力对付他瞧不起的意见,但他又极易瞧不起人”。[135]但是,我们很难相信这位伶牙利齿、说话直率且强势作为的将军会在他军事生涯中最重要的会议上,由于出席人士如罗斯福、陈纳德的批评,就变得说不出话来了。当史迪威碰到他最瞧不起的蒋介石,他言语上可从没不知所措过。罗斯福就猜,史迪威可能生病了,而问马歇尔:“病人不该解职吗?”[136]

[77].Currie Papers,box 4,folder“Report.”

三叉戟会议正式开始前的另一次会谈中,丘吉尔明白表述,他依然没兴趣攻打缅甸,而倾向进击苏门答腊。然而,他终于同意针对缅北发动小规模战役,这个决定和罗、丘在卡萨布兰卡会议对蒋所作的承诺,以及“幸运儿”阿诺德前往重庆所做的简报方案有所矛盾。[133]史迪威和陈纳德也在三叉戟会议开始之前,于一九四三年四月三十日晋谒罗斯福,呈报他们互异的中国战区战略。陈纳德在回美国途中改写计划书,其内容和他在去年十月间交给威尔基的那套过分有野心的方案,略有不同。他现在说明,他要求两百五十五架战斗机和轰炸机,以及每月七千一百二十九吨的补给。有了这些,美国十四航空队可在华东夺得空中优势,并在更广泛地区摧毁日本航运。陈纳德承认,受到这种空中攻击后,日本人有可能发动大规模地面攻势,企图摧毁相关的机场。但是,他和蒋介石一样,认为国军和他的十四航空队可以击败来犯之敌。

[78].Stilwell,Papers,pp.131,132.

在马歇尔建议下,史迪威和陈纳德都被邀回华盛顿参加讨论未来战争方向的研讨会——三叉戟会议(Trident Conference)。两人搭乘同一架改装的解放者轰炸机回国。史迪威很明显厌恶和他的敌手同享光彩,一个预备军官出身、一九三七年即退伍的陆军航空队上尉![131]但是,媒体却把两人一起捧为国家英雄。《纽约时报》社论宣称史迪威是个受重庆敬爱的外交官:“从委员长以下,人人都喜欢他。”[132]

[79].蒋和威尔基1942年10月5日会谈的中文记录,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五,p.2045。

尽管白宫下达指令,答应给中国的五百架战斗机依然没有动静。马歇尔和史汀生依然反对空权战略,战争部或许是刻意慢动作去执行总统的命令。在宋子文力促下,蒋致函罗斯福呼吁在未来几个月集中资源到中国战区,目标即发动陈纳德的空中攻势。[129]蒋说,任何日本人对空军基地的反攻,都“会被国军阻止”。[130]有鉴于日本人前阵子对杜立德率队空袭东京的反应,以及蒋当时说守不住、现在又有信心未免太奇怪,美方的反应也就可想而知。

[80].关于“愚蠢”,见Chiang Diaries,Hoover,September 25,1942,box 42,folder 14.

在这个戏剧性的开端之后,美龄展开全美巡回演说。有意思的是,这时候原本在蒋、史之争中强烈支持蒋介石的居里,却开始试图破坏华盛顿对蒋氏夫妇的支持。他向国务院抱怨,宋美龄巡回演说时批评罗斯福总统的“先击败希特勒”之政策——这个立场对中国第一夫人来讲,并不算不寻常,也不是特别有挑衅的意味。[125]他也安排暂时回到华盛顿的谢伟思和皮尔森(Drew Pearson)会面;皮尔森评论中国的专栏批蒋越来越凶。[126]居里也开始搜集美龄被控贪污以救灾为名募集来的捐款之罪状——联邦调查局报告引用“可靠性不明”消息来源,另外日本从占领的香港之电台发出的宣传,也说孔宋家族涉嫌贪渎。[127]一九四五年,联邦调查局获悉,居里此时涉嫌提供信息给伊丽莎白·本特利(Elizabeth Bentley)——克格勃在纽约的情报信差。[128]

[81].Chiang Kai-shek(蒋介石),Resistance and Reconstruction:Messages during China's Six Years of War,1937-1943(New York:Harper,1943),pp.320-322.

国会议员和美国民众都为她倾倒。[123]罗斯福夫人说,在白宫会议和晚宴中和宋美龄谈过话的男士,都觉得她“娇媚、聪明和迷人”。但是,纤柔的手、低沉温和的嗓音掩盖的是如铁一般的决心。餐桌上有人问到,她会如何应付像约翰·路易斯(John L. Lewis)这样兴风作浪的工会领袖,埃莉诺日后回想起来,“她那美丽的小手举了起来,作势切过喉头”。[124]

[82].Romanus and Sunderland,Stilwell's Mission,pp.224-225.

一九四三年二月初,宋美龄和她的随从(包括侄子孔令侃、侄女孔令伟)离开长老会医院,搭乘轿车前往罗斯福总统在纽约上州的寓邸海德公园。宋美龄住院三个月,病情讳莫如深,如今出院,又与埃莉诺住在一块儿,引起美国公众和媒体的称羡。她在海德公园作客六天,然后搬进白宫。自从青少年起就喜做男生装扮的孔二小姐,把罗斯福搞糊涂了,一直喊她“小男孩”。宋美龄和罗斯福一见面,就拜托务必把已答应的军事援助,尤其是战斗机,快快送到中国。二月十八日,她出现在国会山庄,先在参议院即席演讲,又到众议院以预先准备的文稿发表谈话。她是在美国国会演讲的第一位民间人士,也是第一位女性。她穿着有东方高领的简朴的黑色旗袍,及膝的开岔露出红色衬里,胸前佩戴中国空军的银翼标记。[121]得州众议员雷伯恩(Sam Rayburn)介绍她是“全世界最杰出的女性之一”,是“全世界最杰出的男性之一的好帮手、好伙伴”。她告诉参议院,中国人为和美国人相同的理想作战——也就是罗斯福总统宣示的四大自由,“它好似自由之钟响彻我们广阔的国土,它是联合国的自由之钟,也是侵略者的丧钟”。她驳斥击败日本没有击败德国来得重要的说法,但她没有明确提到美国援助中国的问题。[122]

[83].Brian Crozier(柯如齐),The Man Who Lost China(New York:Charles Scribner's Sons,1976),p.253.

[84].Gardner Cowles,Mike Looks Back:The Memoirs of Gardner Cowles,Founder of“Look”Magazine(New York:Gardner Cowles,1985).

四月中旬,日军集中一支大型作战部队溯长江而上,进攻湖北、湖南。其目标明显是要劫取华中的粮食供应,但是这一攻势也会对中方施加压力,可能扰乱国军的整训,以及下一次缅甸作战的计划。[119]蒋担心此一攻势意在攻占重庆,而且是因史迪威为了缅甸行动,力主从长江中游抽调国军好几个军的兵力到云南参加Y部队受训,才提早出现的。蒋命令Y部队司令官陈诚,从云南回防第六战区,并从Y部队调派七万部队去增援长江的守军。史迪威对抽调部队增援、扰及其练兵计划的此一做法非常不满。四月十六日,他声称和蒋“大吵一番”。史迪威坚称日军此一攻势只是意在抢夺中国内河邮轮的“劫掠”而已。[120]

[85].同上注。

霍普金斯此时通过私人通信得知蒋、史之争,它们也刺激罗斯福对史迪威的批评。这些幕后的报告来自陈纳德新聘的文职助理艾尔索普(Joseph W. Alsop)。这位年轻的美国记者是罗斯福的远房亲戚,也是霍普金斯的家族朋友。艾尔索普在他的密函中形容史迪威“霸道傲慢”,他对中国人一般的态度有如“坦率但不太和善的大叔,对待无可救药的、任性的侄子”。[118]艾尔索普也支持陈纳德的战略,推动从中国对日展开空战。

[86].Drew Pearson,Drew Pearson's Diaries:1949-1959,ed.Tyler Abell(New York:Holt,Rinehart,and Winston,1974).有关皮尔森日记的法律折冲,见20世纪70年代台湾地区新闻局驻纽约官员陆以正的回忆录,《微臣无力可回天:陆以正的外交生涯》,(台北:天下文化,2002)pp.246-255。

罗斯福也指出,史迪威的信完全略掉中国一九四三年的空中行动。这不是史迪威首次在其战略建议中完全不提此一现代战争的关键面相。罗斯福指示,美国政策要着重陈纳德提议的空军战略;战争部因而从计划登陆西西里的兵力中抽调三十架运输机到中国战区。一队四引擎的解放者轰炸机群很快也到了印度,预备部署在中国。飞虎队改编为美国十四航空队,陈纳德被擢升为少将,担任其指挥官,并且掌管驼峰机队的行动作业,两者皆不受史迪威指挥调度。为示安慰,马歇尔颁予史迪威司令官级的功勋勋章。[117]

[87].Gardner Cowles,Mike Cowles Looks Back(New York:Gardner Cowles,1985),pp.87-91.

罗斯福读了史迪威给马歇尔的这封信,觉得史“与蒋介石打交道的方式完全不对”。他一定也不免忖思,为什么蒋和阿诺德的会谈那么顺利,史迪威却给予负面的评价。一九四三年三月八日,罗斯福给马歇尔一封信,实际上责难史迪威和委员长来往的态度。罗斯福说,我们必须记得:“委员长历经千辛万苦才成为四亿人无可争议的领袖,在一大群各色各样的领导人当中,获致任何的团结都是非常困难的事;军人(还有其他人),不论地方或中央,人人都在争权夺利,更何况他要在中国以非常短的时间去建立我们一两百年才能完成的统一。”罗斯福甚至从中国的情势脉络去替蒋的威权做法找解释。他告诉马歇尔,委员长“觉得必须维持他的崇高地位。你我在同样情境下也会这么做。他是行政首长,也是最高统帅,我们不能对这样一个人用严厉态度讲话,也不能像可能对待摩洛哥苏丹的方式去要求他给承诺”。罗斯福明白表示史迪威逼蒋做交换的想法是不对的、不会奏效。[116]

[88].1943年1月16日,居里向罗斯福夫人报告,Currie Papers,box 1,folder“Eleanor Roosevelt.”

史迪威也参加代表团和蒋的最后一次会谈;依据他的说法,他“逼着花生米决定,如果得不到设定的海上支持,下个秋季他是否会进攻”。中方的会谈记录显示,史迪威追问:“这是否代表:除非你要的东西都要到了,否则中国不会参战?你是这个意思吗?”蒋回答:“中国抗日已经打了六年。即使没有英、美协助,中国还是自己会打下去。”史迪威又逼着问:“如果你出的条件没有被兑现,你就不和日本人打了。你是这个意思吗?”蒋又回答:“它们不是条件。身为战区统帅,这是我为确保胜利的最低要求。”[114]蒋在日记写下,他在会谈中不去计较史迪威的言行,但是他派宋子文去责备史怎可如此不敬、咄咄逼人。史迪威不改恶习,还写信给马歇尔说,蒋才是在会中“动辄生气、耍大牌……,不论给他什么,都不断要求更多”。史迪威再次警告说,除非被“严词以对”,蒋的态度将会持续下去。[115]

[89].Laura Tyson Li,Madame Chiang Kai-shek(New York:Atlantic Monthly Press,2006),p.194.

蒋对会议内容十分满意,在黄山官邸设宴款待贵宾。次日,蒋和阿诺德辟室密谈,蒋抱怨他的要求、美方的承诺,在过去一年大部分都用种种“借口”推拖了。阿诺德告诉蒋,已在采取措施满足他的要求,包括会给他更多飞机。阿诺德说,最主要的问题是:中国是否会配合加入光复缅甸之役。蒋毫不含糊地说“是”,后来他又以一封信向罗斯福重申,国军将准备就绪“必能履行其所负之任务”。[113]

[90].同上注,pp.194-195。

代表团来到重庆,盟国高级代表向蒋说明:“安纳吉姆”的目标是打开仰光港、缅甸铁路以及滇缅公路,以便替中国集结点和机场取得补给和器材,可用于对付日本航运,以及最终极的日本本土空中攻击。这正是蒋所要的,立刻就同意了“安纳吉姆”作战计划;他又重申必须要掌握孟加拉湾。盟国简报代表说,将在一九四四年一月前夺下仰光。阿诺德也递交给蒋一封罗斯福的亲笔信,再次保证会有更多美国飞机送到中国战场。

[91].Chennault,Way of a Fighter,pp.39,41.

史迪威早先支持蒋对战役所定的条件和目标,现在却责怪攻势延迟是因为蒋拒绝让国军涉险。他写信给马歇尔说:“花生米说他不肯参战。”史因此提议:除非蒋投入国军打新的缅甸战役,否则美国应该威胁他我们要打包走人、退出中国。[111]这实在不是一个对蒋的立场的正确描述。而是,不论如何,英、美皆无法抽调所需的船舰、飞机及早来支持在缅甸发动作战。所以,盟国联合参谋长团在卡萨布兰卡会议确认,缅甸之役的目标是攻占仰光,但攻势必须延到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中旬。[112]缅甸战役现在起代号“安纳吉姆”(Anakim);此一新日期和作战要素正符合蒋在过去五个月的建议:确实做到充足的海、空支持,要有优势的地面部队,目标是攻略仰光。为了弥补没邀中国领导人参加卡萨布兰卡会议,罗斯福和丘吉尔派了一个高级军事代表团到重庆,向他简报有关“安纳吉姆”的决定。代表团成员有美国陆军航空兵司令“幸运儿”阿诺德(Henry “Hap” Arnold)将军,以及英国在联合参谋长团的代表狄尔(John Dill)元帅。

[92].Tuchman,Sand,pp.335-339;Chennault,Way of a Fighter,p.216.

罗斯福这封信可能让蒋初次察觉,美方有可能同意大幅更动作战范围,他在回信中重申他偏向以两翼进攻光复仰光。此时,魏菲尔已修正自己的意见,也建议说:雨季来临将使守住缅北变得无法掌握,唯有占领仰光才可能打通前往中国的供应线,而此一战役不应在秋季前开动。[109]这也正是蒋的想法。丘吉尔则更进一步,他相信缅甸是全世界最难和日本人作战的地方,要从雷多穿越山区开一条八百多公里长公路的艰巨工程,恐怕缓不济急,等到需要都过了,也建不好(这个观察日后证实颇有先见之明)。[110]

[93].Tuchman,Sand,pp.339-340.

一九四三年一月二日,罗斯福致函蒋,表示过几天他将到卡萨布兰卡和丘吉尔以及联合参谋长团开会,会把蒋对缅甸战役的意见提出来。然而,罗斯福也说——信函的一部分显然是由战争部拟稿——缅甸北部是比缅甸南部更重要的目标。马歇尔在战争部的僚属跟史迪威一样,决心在春天发动缅甸战役,即使攻击只限于缅北,且少有英军支持,而且不确定是否享有空中或海上优势。

[94].同上注。

蒋想要利用全球大战已转为对盟国有利的势头。苏联朱可夫(Georgy Zhukov)将军已在被战火毁灭的斯大林格勒包围了整个德国第六军的二十五万部队;英国亚历山大元帅也在阿拉曼(El Alamein)决定性地击败“沙漠之狐”。盟国的反潜艇船舰和飞机开始赢得大西洋战争;太平洋方面,日军自从中途岛战役突然失败以来,已损失一千八百架飞机和两千三百六十二名训练最精良、最有经验的飞行员和机组人员。

[95].FRUS(1942):China,pp.99-102;FRUS(1943):China,pp.193-199.

十二月二日,蒋致函罗斯福痛批英国竟然从反攻缅甸战役的承诺中退缩。他说,英国这一年承诺投入八艘战斗舰、三艘航空母舰、英印军七师,现在已减到没有任何主力舰,只有三个步兵师——而且这些兵力只能用在缅甸北部和靠海的阿恰布(Akyab)的有限战役。蒋要求罗斯福促请英国兑现承诺,以便夺回仰光,打开通往腊戍的缅甸铁路和旧有的滇缅公路。他再次明确宣布中国的十九个师会准备好参加春季攻势,但必须有足够的空中掩护和空中运输(空投)能力。他说,如果这些要求都做到,盟国不仅可以光复整个缅甸,还可对日本发动全面攻势,不必再等一年。[108]蒋很明显决心执行原先讲好的大规模缅甸战役,由国军负责绝大部分的地面兵力。

[96].John Stewart Service,Lost Chance in China(New York:Random House,1974),p.169.

然而史迪威冷静下来后,采纳了魏菲尔的计划:只在缅北作战。他原本反对此一计划,但现在觉得总比没有好。魏菲尔的目标和蒋在一九四二年初访问印度时提议的方案雷同——打造一条从印度雷多(Ledo)通往缅甸密支那的公路,再从密支那联通到滇缅公路的起点腊戍。罗斯福批准联合参谋本部的建议,要史迪威调配充足的补给和器材以攻占目标地区,打造北方此一联通道路。

[97].Harold Isaacs(伊罗生),The Traged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1938;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51);Edgar Snow(斯诺),Red Star over China(1938;New York:Random House,1944).Graham Peck,Two Kinds of Time(Boston:Houghton Mifflin,1950).也是重要的作品。

十一月,蒋告诉史迪威,中国十五个师已准备好可在一九四三年春天发动攻势、光复缅甸。他也答应再空运国军一个师到印度,使当地的X部队达到三个师的兵力。[104]史迪威飞往印度,通知还是缅甸盟军总司令的魏菲尔,“假设委员长要求的盟军海、空优势,在孟加拉湾能够实现”,预备要发动攻势了。[105]但是,英国人对进攻缅甸却一点也不热衷。魏菲尔和蒋介石一样,强调盟国“不能冒在缅甸二次失利的风险”。同时,美国战争部通知蒋——信息和罗斯福上个月才承诺要给飞机和其他援助完全相反——由于其他“紧急需求”,他不必期待会有其他重大新援助到来。史迪威和蒋都气坏了。史迪威气冲冲向战争部抱怨:如果这就是美国的态度,“要说服蒋投入缅甸战役将极其困难”。[106]他写信给太太说:“我和花生米坐在同一艘救生艇上,只剩下一个三明治,而救援船只却掉头驶离现场。他们太忙了,没空管我们这些小鱼。”[107]

[98].Lucian W. Pye(白鲁恂),The Spirit of Chinese Politics(Cambridge:MIT Press,1968),p.15.

固然很容易就听到批评和抱怨,大部分中国人继续展现出他们传统的积极人生观。在许多美国人看来,这就是中国人与若干邻国人民截然不同的特点。史迪威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写给太太的家书就作了有趣的比较:“每次从印度到中国,我感到震惊。在印度,当地人垂头丧气、骨瘦如柴、生病、病恹恹、面无笑容、冷漠。在中国,人们抬头挺胸、正面、愉快、笑呵呵地开玩笑、吃得好、比较干净、独立、干活赚钱,显然生活有目标。印度是无可救药了!”[103]

[99].Arthur N.Young,China's Wartime Finance and Inflation(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5),pp.286-298.

过去几世纪以来,天灾人祸不时给一部分中国人口带来悲剧。自从一九三七年以来,似乎在任何时候都有些村庄莫名其妙就陷入战火,或在日军惩罚性的作战中被摧毁。但是,这个广大国家多数人民逃过类似直接灾祸,即使遇到其他的麻烦,他们往往也可靠家庭、宗族和村社给予的协助,熬过难关。

[100].Robert A.Kapp(柯白),“The Kuomintang and Rural China in the War of Resistance,1937-1945,”in F. Gilbert Chan,ed.,China at the Crossroads:Nationalists and Communists,1927-1949(Boulder,Colo.:Westview,1980),p.169.

尽管问题十分严峻,中国人民依然勉可糊口,生活与过去差异不大。据驻重庆的美国财务顾问阿瑟·扬(Arthur N.Young)的观察,中国民众在这段期间甚至还“对货币维持相当大程度的信心”。[102]

[101].同上注。

一九四一年秋天,为了对付预算赤字和部队、城市粮食需求,政府宣布土地税由中央征收,并规定将以实物缴纳,也就是以谷物缴税。这项变动使重庆必须设立复杂的谷物管理机关,好向数百万农家以实物征税。绝大多数的农村人口——占中国八九成以上——除了儿子被征兵入伍外,平常跟中央政府根本罕有往来。[100]现在蒋下令中央政府组织一群“清廉的公务员”,从普受鄙视的地方税吏手中接管收税工作。他认为借由降低弊端会改善农民的福祉,以及对政府的态度。这项计划成功地收到大量的谷物,虽然运送过程难免有时遭人动手脚或损毁,它们大多能安全抵达城市、部队和难民营。从组织上看,这也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可是,从政治上看,蒋付出的代价恐怕太大。虽然没有好方法查证一些指控,不过有传闻表示,很多时候中央的谷物收缴官员“掩护旧日勒索成性的税务员的掩护”,这恐怕也不假。[101]

[102].Young,China's Wartime Finance and Inflation,pp.263,299-308,348-349;Hsi-Hseng Ch'i(齐锡山),Nationalist China at War:Military Defeats and Political Collapse,1937-1945(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82),p.173.

同时,经济问题越来越严峻。孔祥熙报告:一九四二年的通货膨胀率将高达百分之二百三十五;这是从前一年的百分之一百七十三,再往上暴升。蒋不用问为什么物价一再攀高,因为主要的问题就是军费屡创新高。国军部队伤亡极为惨重,部队人数已从一九三七年的两百二十七万人,折损到一九三八年底只剩一百万人!重庆政府在一九四○年开始扩大部队规模。美国大批军事、民事机构人员来到自由中国工作,到了一九四二年底也替中国经济注入数千万元法币(以美元向中国政府购入法币),这一来刺激到印钞机,也带动物价,并加速黑市汇率的扬升。此外,滇缅公路在一九四○年春天封闭,日军增加对自由中国工业设施的轰炸,都使得原本已稀少的日常消费用品,如纺织、布料、厨房用具等的供应益发困难,也就变得更加昂贵。[99]

[103].Stilwell,Papers,p.179.

蒋本人继续试图建立榜样。他过的是非常舒适和安全的生活,官邸里仆从、卫士环绕,可是在这个保护罩里,他的生活方式一直很俭朴。他希望国民党的文武百官内外均秉持高职业标准、高个人道德,不过我们已看到,在中国大陆蒋从来未能有效实行这样基本的改革,集中管理军饷即为一例。他认为贪腐问题最好等恢复安定、统一,再以根本方式一次解决。对蒋来说,忠诚是其部属最重要的美德,也就是说他认为诚意、可靠和坚定,是“这些价值确立了人际关系层次网络的断定”。[98]这个价值的次第不仅有助于保持他的权力,而且导致对贪腐、无能的容忍。不过蒋认为,这是维持军队团结,保持实力最重要的根本,唯有如此,才能在战争里求生存,并终至重回为一个伟大的主权国家。

[104].Chiang Diaries,Hoover,November 3,1942,box 42,folder 16.

在西方人的观点里,国民党有个特质就是越来越贪腐。蒋打从掌权领导开始,私底下就一直烦恼贪污的问题,大小会议中都抨击这个现象。军事院校以及庐山的高级军官讲习班都宣扬清廉,多年下来蒋也枪决了若干贪官污吏。有些将官,如陈诚,被普遍认为“清廉”,即使共产党也同意这个评价。可是,中央军的多数高级将领,甚至许多最优秀的将领,大概多多少少利用职权涉及不道德或不法滥用公款。其他军官当然上行下效、有样学样。至于大小军阀及其部属如何用钱,就更加无从限制或查核了。抗战期间,通货膨胀肆虐,军人的薪饷全都下降,加上新进官兵品质和教育水平也下降,明显的结果是大家都搞贪污。

[105].Romanus and Sunderland,Stilwell's Mission,pp.131-132.

近年的世界经济大萧条、美国与法西斯主义的生死斗,以及苏联英勇抗德,全都助长时代精神,使得具有理想主义的美国人倾向于相信鼓吹没有剥削或贫穷的人人平等运动之主张。此外,派驻重庆和美国人打交道的少量中共官员,如周恩来等人,不仅本身是理想主义者,也很擅长以亲切、讨喜的方法进行周旋。

[106].同上注,p.245。

他们看待中国政治非黑即白,不知其中细微精妙,以今天观之,十分奇怪,但却是当时的时代产物。美国军界和外交界老一派的中国通,以及在华美国记者,钦佩中国人民的文化和历史。他们眼看着周围的悲惨、贪渎和贫富悬殊,心生不忍;这些情况在中国已存在好几个世代,但战事让它更形加剧,然而华人社会表露出来的既自在又律己的特质,在重庆保留了某些部分。共产党的边区直到一九四四年中期,仍罕被西方人看到,它不是已有数百年历史、拥挤不堪的城市,而是在农村地区由军事基地打造起来的社区——有严格管制、秩序井然、观点同质性很高的社区。美国人抢读以英雄与恶棍之别来解释国共差异的各种书籍。我们曾经提到伊罗生那本颇有影响力的早期作品《中国革命的悲剧》,出版于一九三八年,由当时流亡在国外的托洛茨基写了一篇长序。那时候,伊罗生本身是托派,但是在西方世界,他的书多年来被誉为讨论一九二七年国共分裂以及蒋介石早年事业的最佳著作。另一位法国作家马尔罗,写了一本以一九二七年国民党血腥清共的上海为背景的小说《人的命运》。两位作者都把蒋介石和宋氏家族描写成无可救赎、毫无国家意识和原则的人。或许最有影响力的应推斯诺那本《西行漫记》(Red Star over China)。斯诺在书中正面地形容蒋在西安事变之后的行动。《西行漫记》是本重要、迷人的书,但基本上它是对毛泽东毫无批评的一本传记,也是以毛泽东及其同僚的角度写成的中国共产党党史、国共斗争史。[97]

[107].Stilwell,Papers,p.245.

温文儒雅、讨人喜欢的周恩来,在重庆的西方记者和外交官圈子当中是颇受欢迎的人物,许多人接受他所描绘的中国共产党形象,认为他们是良性的改革派政党,甚至还是民主政党。周恩来经常出入美国大使馆,提供他对事件的看法,推动他主张有助于战后中国民主、和平、友善的政策。他的影响力相当大,特别是在史迪威的幕僚群当中。[95]戴维斯(John Paton Davis)是个年轻的外交官,派在史迪威底下担任高级政治顾问,他形容中共是“农村民主派”。另一位重要官员谢伟思(John Stewart Service)则认为中共的方案是“单纯的民主”——“在形式和精神上,美国味大过俄国味”。[96]这些是聪明、爱国并相当投入的美国人,认为抗日及早成功是最高优先,如果共产党能有助抗日,最好不过。

[108].蒋1942年12月2日致罗斯福之电报,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五,p.2082。

[109].Romanus and Sunderland,Stilwell's Mission,p.249.

马歇尔认为陈纳德的方案是胡来。他给史迪威一封私函,表明一定支持他,但也温和地建议史“应该学会比常人更有耐心、更懂宽容”。[93]史汀生也请宋子文告诉蒋,“辣椒(史迪威)比糖蜜(陈纳德)更有需要”。[94]

[110].Winston Churchill,The Second World War(London:Cassell,1952),p.650.

应威尔基的要求,陈纳德给他一封信,很简单地描绘他将结合中国空军,赢得中国乃至太平洋战争的策略。整个策略出奇的容易,只需要一百零五架战斗机,以及三十架中型、十二架重型轰炸机,每个月替换率约二至三成。回到华盛顿,威尔基把这封信交给罗斯福总统和战争部(War De#ch92-back">[92]

[111].Stilwell,Papers,pp.179-180.

威尔基访华期间,曾和陈纳德有过长谈,对他印象良好。五十二岁的陈纳德,和史迪威一样,是个作风强悍、直言不讳的脱缰野马——他担任战斗机飞行员时,经常和上司为空中战术吵得不可开交。陈纳德丧失听力时,官拜上尉,因病提早退役,离开美国陆军航空队。一九三七年抗战爆发时,他正在中国,与挂名中国空军秘书长的蒋夫人面谈之后,奉派为飞行员高级训练班班主任。[91]陈纳德是路易斯安纳州农民之后,本身则坚决相信空中武力;史迪威是纽约州某公共事业公司副总裁之后,他则认为军机只是次要的支持武器。史迪威还没到任,就瞧不起蒋介石;陈纳德却尊敬蒋,而且把蒋夫人当做他的“公主”。他和史迪威无可避免地变成了敌人。

[112].Romanus and Sunderland,Stilwell's Mission,p.259.

蒋夫人住进长老会医院的哈克纳斯医疗所,占了十二楼整层楼。居里担任白宫和她的联络窗口。居里档案中的文字载明她接受“通常与某些精神状况有关的……症状”之诊疗。[88]她的医生在给蒋委员长的一封信中,报告她有“持久的晕眩和沉重的情绪压力”。她被诊断出来有肠寄生虫、严重的瘘管问题、依赖镇定剂、需要好好治牙等。[89]访客前来探望,发现她指甲修长,绘了指甲油,“化妆整齐,还做了发式”。罗斯福夫人埃莉诺(Eleanor)觉得她似乎很紧张,不能让任何东西碰触到她的身体。[90]

[113].蒋与阿诺德会谈之中文记录,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五,p.2112。

十一月十七日,蒋夫人在拉铁摩尔、随身医生和护士陪同下,搭乘美国空军巨型运输机回到美国——自从她一九一七年自卫斯理学院毕业后睽违迄今的第二家乡。霍普金斯前往长岛米切尔机场接机;在进纽约市的路上,她滔滔不绝大谈在全球大战之中应该把亚洲摆在优先位置上。她忘了自己早先对史迪威的支持,主动提到史迪威曾经迫蒋放弃自己对缅甸更佳的判断。

[114].同上注。

有一个可能性是,威尔基在几杯黄汤下肚之后,口没遮拦大侃一番,误导好朋友认为他和中国美丽的第一夫人关系匪浅,其他的部分则是考尔斯想象出来的。但是,她和考尔斯本人两次见面的行为和言辞,究竟怎么一回事,就无法解释了。

[115].Chiang Diaries,Hoover,February 7,1942,box 43,folder 1;Romanus and Sunderland,Stilwell's Mission,p.276.

这则故事的摘要版一九七四年出现在《皮尔森日记》(Pearson Dairies)这本书当中。台北政府代表蒋夫人提出民事诉讼。考尔斯在录供证词中说,表示威、宋“不可能”有一段情。出版社道歉,并支付台北政府因案发生的相关费用支出。[86]出版社当然有可能只是不想因此事对簿公堂而息事宁人,而消息来源考尔斯 也有可能觉得应该替已故的老朋友之令誉做掩饰。可是,十二年之后,考尔斯在写给自己后人看的回忆录中却又详尽重述这件故事。[87]

[116].Romanus and Sunderland,Stilwell's Mission,pp.279-280.

考尔斯是个保守派,政治立场支持蒋氏夫妇,绝不是扒粪者。可是,他对威、宋重庆一段情的记述却是有问题的。如果美龄和威尔基孤男寡女辟室幽会,一定会有数十人知道,如果蒋介石冲到宋子文家捉奸,一定也有数十人会晓得。在八卦当道的重庆谣诼一定满天飞。可是,当时在华的美国人或其他外国人,包括外交官、记者和美国战略情报处的特务,却都没有人报道、谈论这件耸动的新闻。

[117].同上注,pp.282,287;Chennault,Way of a Fighter,p.217.

威尔基对考尔斯“一幕又一幕”细述他在美龄香闺的艳遇,又说他已邀她跟他一起回美国。考尔斯承认,美龄是他生平仅见“最美丽、聪慧、性感的女性之一”,但是他认为这段关系会毁了威尔基的政治前途,更不用说他的婚姻也会破裂。考尔斯在回忆录中说,次晨,威尔基清醒过来,要考尔斯去告诉蒋夫人,她不能跟他们一起回美国。根据考尔斯的说法,当他到蒋夫人的公寓找她,告诉她这个消息,她怒不可遏,以长长的指甲抓他的脸。考尔斯又写说,事隔几个星期,他在纽约有一次和宋美龄用餐,她提议支持威尔基再次竞选总统,那么他们就可以“统治全世界”——指的应该是如诗般的情节。[85]

[118].Joseph W. Alsop,I've Seen The Best(New York:W. W. Norton,1992),p.212.杜希曼形容艾尔索普“冲动”、“善变”、“固执己见”,其实这些性格在史迪威身上也全都看得见。Tuchman,Sand,p.358.

如果传说属实,威尔基访华的最高潮竟是他和宋美龄的一夜情。《展望》(Look)杂志发行人考尔斯(Gardner Cowles)陪同威尔基全球访问。他在一九八二年写回忆录,一九八五年自行出版。书中叙述,在酒会中威尔基和宋美龄一起消失,是夜稍晚,蒋闯进考尔斯和威尔基下榻的宋子文寓邸,追问威尔基在哪里。考尔斯说他不知道,委员长和卫士搜索全宅不果,又怒冲冲地离开了。据考尔斯的说法,凌晨四点钟威尔基出现,得意扬扬地夸耀他和宋美龄在妇幼医院顶楼的公寓过了一晚。[84]

[119].James C.Hsiung(熊玠)and Steven I.Levine,eds.,China's Bitter Victory(Armonk,N.Y.:M.E.Sharpe,1992),p.161.

打从她在机场迎接那一刻起,这位活力旺盛的美国政客就对宋美龄一见钟情。威尔基面交罗斯福致蒋介石的一封信,罗在信中表示欢迎蒋夫人能在近期内访问美国。他告诉蒋氏夫妇,以夫人的“聪明才智、说服力和道德力量”,将是最完美的大使。[83]事实上蒋夫人正在考虑要到美国治疗她的皮肤病和越来越严重的忧郁症。

[120].Tuchman(杜希曼),Sand,p.366;Romanus and Sunderland,Stilwell's Mission,p.335.

同一个月,以罗斯福总统特使身份环游全球友善访问的威尔基(Wendell Willkie)抵达中国。威尔基身材粗壮、衣着随便、笑容可掬、喜爱醇酒和女色,跟严肃、沉默的史迪威一比,更符合中国人印象中的典型美国人。威尔基抵达前,蒋夫人就力促重庆欢迎外宾。街上乞丐都被打发走了,又安排民众挥舞旗子、夹道欢迎美国贵宾。

[121].Li,Madame Chiang,p.201.

↑1942年11月,特使威尔基与蒋介石夫妇会面(国民党党史馆提供)

[122].New York Times, February 18,1943.

[123].同上注。

同样在十月,史迪威把罗斯福针对六月底蒋提出的三项要求之正式答复递交给委员长。虽然史迪威说,答复内容“跟我建议的一模一样”,不过其语气尊重、和谐,承诺蒋所要求的五百架飞机,另外还加派一百架飞机空运物资飞越驼峰,都将在一九四三年初就位。罗斯福保证飞越驼峰的物资吨数一定增加,但当前首要之务是打开滇缅公路,也就是攻占仰光,或者是从印度到腊戍打通另一条全新的供应路线。蒋的要求唯一遭罗斯福拒绝的,就是派遣美军作战部队进驻印度这一项。[82]毫无疑问,蒋觉得他打不下去了这招威胁之计又奏效了。

[124].Eleanor Roosevelt,The Autobiography of Eleanor Roosevelt(1961;New York:Da Capo Press,1992),pp.249-250.

尽管蒋、史不睦,他和罗斯福的关系则是日益亲密。两人都有一个目标:大战结束后要废弃所有的殖民结构。[79]自从珍珠港事件之后,蒋有时会提到“英方的愚蠢”,继续催促美国和英国放弃恶名昭彰的“治外法权”——美、英在华公民即使犯了杀人罪,也不受中国法令管辖。[80]终于在一九四二年十月十日国庆节,蒋宣布华盛顿和伦敦已同意放弃“治外法权”。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讲,这是一大胜利。蒋后来在演讲中告诉国人,旧条约过去“造成积弱投降的风气,却几乎无人感到蒙羞”。而今而后,他说:“若我们软弱,若我们缺乏自信,那么就都是自己的错了。”[81]

[125].Currie Papers,box 1,folder“John Carter Vincent.”

居里八月底回到华盛顿,分别向罗斯福、马歇尔建议换掉史迪威。居里说,不论大家对蒋有什么意见,他还会是中国的领导人,在可预见的未来也会坚决抗日,而史迪威公然对干的作风只会坏了大事。美中同盟岌岌可危,美国必须和蒋合作。[77]听完居里的报告,马歇尔急电史迪威,史答说他“不了解”居里为什么说他和蒋之间存在“强烈的敌对感”。可是近来,史迪威日记典型的内容,仍形容蒋“顽固、有偏见、自负、专制”,而且当着自己美国幕僚的面,史一再称蒋“小笨蛋”、“花生米”。[78]可是,马歇尔接受了史的回应,转告居里和罗斯福:难觅适当人选取代“酸醋乔”。

[126].John S.Service and Caroline Service,“Man across the Street,”Georgetown University Foreign Affairs Oral History Project,vol.1,pp.180-182,转引自Li,Madame Chiang,p.217.

↑蒋介石与宋氏三姐妹在重庆,从左到右依次为:宋美龄、宋霭龄,宋庆龄(国民党党史馆提供)

[127].依据《资讯自由法》提供给罗拉李(Laura Tyson Li)的材料;见Li,Madame Chiang,p.218.

[128].Jerrold Schecter and Leona Schecter,Sacred Secrets(Washington,D.C.:Brassey's,2002),pp.115,125,128,138.居里战后受到调查,从来未遭到间谍罪起诉,但本特利公开指控他是她的联络人之一。居里否认曾替苏联当间谍。

八月初那天夜里,两名美国高级将领和居里,加上宋氏三姐妹,在黄山官邸聚会享用愉快的晚宴。包括史迪威在内,每个人心情都很不错。史迪威并不晓得居里已经决定要建议当局调走他。史迪威觉得宋庆龄是“三姐妹中最和蔼可亲,也是最让人摸不透的……可爱、安静而且思绪缜密”。他和蒋夫人对过去几个礼拜的事情,有些争锋之语,不过史对宋家最年轻的三妹,仍保有正面印象:“敏锐、有才智……精通管理……若是个男人就好了。想法不够深入,但理解迅速。很直接、开明。”他对她唯一的批评是“传闻和报告……还有待证实……都听信”。[76]

[129].Romanus and Sunderland,Stilwell's Mission,pp.318-320.

史迪威此时设计一套新的作战计划,先光复缅甸,再进取中南半岛,而且为了示好,提议此一计划挂上“蒋介石计划”名号。事实上,除了史迪威整个略掉空中兵力问题之外,该计划和蒋在珍珠港事件后不久递交给罗斯福的蓝图,差异不大。根据此一计划,早先退出缅甸、现在印度接受训练、整编的中国部队,称为X部队;在云南接受训练、整编的二十个师,则称为Y部队。X、Y部队的十二个师,加上美军一个师,以及英、印军三个师,在英国强大海军舰队支持下,将重取缅甸,再借道泰国进军中南半岛海岸。蒋重申他对执行此一战略的条件是:明显的海、空优势,而且承诺给中国的五百架飞机和每个月五千吨作战物资,必须到位。居里表示,他会把计划呈报给罗斯福。[75]

[130].同上注,p.320。蒋坚称中国部队可以抵挡住日军的进攻,绝不是如Romanus和Sunderland所说的,他已经很满意其部队的表现,不再需要提供给他新武器或改善其战斗力。

居里的主要任务当然是处理蒋、史关系。蒋把压抑在心中对史的不满宣泄出来,指责史迪威“鲁莽……犯上……轻蔑和傲慢”;又说,美国派给他的不是参谋长,而是“中国战区的太上皇”。[72]史迪威这边也有话说,向居里历数针对他的种种“阴谋和谎言”,并且建议说:“我们要么就别在这里瞎搞,完全退出,要么就应该订出某些条件……蒋非遵守不可。”[73]居里对于史迪威对局势僵硬、简单化、几近轻率的评估,以及美国只加入战局七个月就大咧咧地坚持该怎么做,颇为不安。[74]

[131].Chennault,Way of a Fighter,p.220.

然而,中共执行的策略却正是蒋被指控的策略。中共中央革命委员会在接近一九四一年底的时候,重申党对日“原则上”从事“政治攻势”,应该“保存(军民)实力,以待有利时机”。中共领导人事实上下令“全体军队应准备缩编半数”,果真中共的五十七万大军到了一九四二年底已缩减约十万人。[71]

[132].Tuchman(杜希曼),Sand,p.367.

蒋听了这席话大表惊讶,特别是三个月前中国才在盟国的缅甸战役牺牲惨重。从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至一九四二年七月二十二日,中国总共有八万多军人在作战中伤亡;而美军截至这一刻在全世界的伤亡才只有三万三千人左右。[69]蒋正色告诉居里,那些说中国不抗日的人,“要为中国对日抗战的不幸负责。”[70]

[133].Churchill,The Second World War and an Epilogue,1945-1957(London:Cassell,1959),p.664.、

那年夏天,成堆的灰色碎石依然散落在重庆街头,但飞虎队已经有效地终止日军的轰炸。罗斯福派一年前来过中国的居里再次来重庆,试图调停蒋、史之争。居里八月份抵达,发现委员长更瘦、更疲惫,似乎更虔诚、更严肃。但居里没感受到有“失败论或想放弃抗战的迹象”。[68]居里和委员长谈话时,提到有些美国人怀疑中国政府想避免和日本作战;他们认为中国政府可能囤积美国给的器材设备,保存实力,以便战后与中共打内战。这些美国人认为美国不应期待中国会合作抗日,他们主张美国切断对重庆的一切物资援助。

[134].Romanus and Sunderland,Stilwell's Mission,p.323.军事史家在形容史迪威不寻常的行为时,却替他开脱,说他太谦虚:“史迪威不太发言替自己说话,他变得沉默,倒也符合他的本性。”

为了澄清事态,宋子文亲访罗斯福。罗斯福说,未来租借法案若有争议,由宋子文和他的高级顾问哈利·霍普金斯(Harry Hopkins)在华盛顿交涉。罗又说明,史迪威只代表美国出席将来可能在中国举行的国际军事会议,而这种会议根本还未发生,因此他怎么说,“不具任何意义”。马歇尔要史迪威说明,史却称蒋的指控是“一派谎言”。他说:“有些混蛋老是试图斗臭我。”[67]

[135].Tuchman,Sand,pp.367-368.

这种措辞形同犯上、讥辱。史迪威只字不提军需局对移转所有权的新规定(蒋对于此一改变,毫无所悉),还宣称:器械设备一到达中国之后,他有权决定何时、何地移交给中国政府。同一份备忘录里,史迪威也借此机会通知蒋,“在中国举行的任何军事会议”,他作为美国代表的身份高过他兼任的一切职位——意即他虽是委员长的参谋长,却不一定要听蒋的命令。[65]蒋震怒,告诉宋子文,史迪威实际上就是要他这个中国战区最高统帅“必须向他乞求已经送到中国的物资”。[66]

[136].同上注,p.368。

这时候,委员长命令由政府控制的“中国航空公司”把它营运的两架飞机移交给宋美龄担任委员长的航空委员会。他这么做,有可能是要把飞机保留给夫人和自己使用,也有可能要交给中国空军使用。可是,史迪威以美国租借法案在华最高负责人的身份,要求中国航空公司里的美国职员拒绝交出飞机。蒋要求他说明原委,史迪威回复的备忘录开头就说明,两架飞机产权移转因法律技术问题暂时搁置。他又宣称:“真正的关键,绝对是如何对作战最有利。我将负起以下声明的责任,只要委员长认为飞机可最有效用于作战,随时都可使用它们。”[64]

[137].Romanus and Sunderland,Stilwell's Mission,p.323.

仰光失守,依据租借法案要给中国的美援物资堆积如山——十四万九千吨囤在美国、四万五千吨堆在印度。因此,美国的联邦军需分配局(U.S. Munitions Assignments Board)开始收回中国的储备物资,并把新的分配量减到近期内可望运到中国的水平。五月,飞越驼峰送来的物资只剩下三十吨。接下来,没跟中方商量,美方军需局就下令:今后送到中国的物资不再交付给中国政府机关,而是直接交给美国驻华军事代表团。换言之,史迪威垄断了在中国分配物资的权力。

[138].军事史家认为他可能也口头报告了这部分。见Romanus and Sunderland,Stilwell's Mission,pp.323-324.

然而,很清楚,蒋本人并无意主动向日本求和,也不准别人谋和。他已经努力了十一年,极力设法洗刷“倭寇”侵凌中国之耻。他想在历史留下的形象——同样重要地,也是他深铸的自我形象——建立在他以儒将的身份力挫中国强敌,恢复国家的光荣。白修德(Theodore White)批蒋不遗余力,也是史迪威的好朋友。他在一九四二年自重庆发出的报道中即说:“蒋只有一个感情:中国。”[62]此外,蒋彻头彻尾相信美国必会胜过日本,抛弃盟国是愚不可及的事。甚且,史迪威本人也表示,任何单独媾和之举,也就是背弃盟国,对蒋而言等同自杀;他好不容易拼凑组成的联合政府一定反对。[63]可是,史迪威根本没向华盛顿表示,蒋的威胁不可能是真的。

[139].Tuchman(杜希曼),Sand,p.371.

史迪威早先几乎支持所有的“要求”(他只要求派一个美军师团到印度)。但是,现在他呈给华盛顿的报告却把蒋的说法形容为“最后通牒”——除非所求援助到位,否则“中国将另有安排”。史迪威暗示,意即中国将与日本单独媾和。[61]蒋觉得已经失去一切的杠杆力量,再度祭出中国要崩盘的威胁故伎。

[140].Chennault,Way of a Fighter,p.220;Tuchman(杜希曼),Sand,p.371.

罗斯福很快就针对蒋的抱怨作出答复,保证未来一定支持重庆,也说明情势告急,不得已必须抽调这批轰炸机。蒋以一份备忘录回答华盛顿,标题是“维持中国战区的三项最低要求”。它们是:遵守一九四一年七月的承诺,派驻五百架飞机到中国;每个月飞越驼峰(喜马拉雅山)空运五千吨物资;美国派遣三个师团到印度。

[141].Chennault,Way of a Fighter,p.245.

蒋闻言大怒。他告诉史迪威,中国的战情和中东的战场一样吃紧。英国有数千架的飞机,而盟国还要从归他统辖的中国战区抽调轰炸机?他问,怎么根本没通知他,就作了决定呢!史迪威同意,由于华盛顿官员的“无知”,这个决定的确有欠妥当。蒋要他去问问罗斯福:“美国是否还有意维持中国战区?”蒋夫人更生气,出言挑衅:“中国还需要继续作战吗?”然后又意有所指地加了一句:“(国民党内的)亲日分子可是很活跃的。”蒋又说,宋子文曾经报告,华盛顿正在等候史迪威就应否运交已答应要给中国空军的五百架飞机一案,作出建议。蒋夫人气冲冲地问:“你为什么还不答复呢?”[60]

[142].Ray Huang(黄仁宇),Chiang Kai-shek,#ch143">[143].宋5月7日向联合参谋本部简报的中文记录,收在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五,p.2157;Romanus and Sunderland,Stilwell's Mission,p.326,则引用此一联合参谋会议的“摘要”。

那一个月,美国海军以仅剩的三艘主力航空母舰,在中途岛海战击败日本的主力作战舰队,击沉了四艘日本航母。日本势力的巅峰已过。可是,欧洲方面,德国国防军正包围苏联的席瓦斯特堡(Sevastopol)和罗斯托夫(Rostov);北非战场,隆美尔将军的坦克兵团在比尔哈肯(Bir Hacheim)击败英军,向托布鲁克(Tokbru)、开罗和苏伊士运河推进。六月二十六日,史迪威告诉蒋委员长,已经被派到中国战区的美国空军第十大队的 B-17重型轰炸机,要从印度调到埃及去,参加运河保卫战。

[144].宋子文和战争部助理部长麦考伊(McCoy)1943年5月5日谈话的备忘录,T.V.Soong Papers,box 61,folder 6.

蒋一再替史迪威证明,显然使得马歇尔、史汀生原本对史是否适合留任的忧虑消除。此后,他们俩坚定地和史迪威站在同一边反对蒋,甚至到了不顾中美盟谊也要支持“酸醋乔”的地步。蒋这边却似乎认为,他还是可以使得史迪威了解、接受他的行事方法。他再次告诉史迪威,要重视了解中国人的心态。他解释说:“你如果跟着我多几个月,就会了解中国军官的心理,我可以多告诉你他们的特性”——显然指的是忠诚、面子和荣誉等等的重要性。[59]

[145].Arthur N.Young,China and the Helping Hand,1937-1945(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3),p.318.

蒋立刻回答他的大舅子,列举一大堆对史的不满,如“战略之失败”,组织技巧欠佳,不熟悉参谋长的职责,以及未经上级准许就擅离职守前往印度。可是,他对宋子文说,“我为保全友邦荣誉计,不愿多言”。蒋一向重视“面子”,怕若要史迪威解职会使美国军官蒙羞,更会严重伤害蒋和罗斯福、马歇尔的关系。他表示,美国领导人总有一天会了解我们(对史迪威)的看法。[58]

[146].Alsop,I've Seen the Best,pp.218-223.

两星期后,宋子文从华盛顿向蒋报告,又有一位美国人想知道蒋对史迪威的表现有何评价。宋子文说,陆军部长史汀生告诉他,如果蒋认为史不适任,美国会考虑换人。两天前,史汀生和马歇尔曾发信给史迪威,重申对他的支持,又表示如果他在华工作的情况没有改进,他们可以派到他可以发挥长才的地方。[57]马歇尔和史汀生在当时和后来都没说出口,但是他们对缅甸失利以及史呈到华盛顿的报告中斥责其战区统帅,都有些吃惊。这些报告似乎是让史下台的好理由。

[147].Tuchman,Sand,p.489.

六月四日,蒋委员长和夫人接见史迪威,史因痢疾和黄疸病,十分虚弱,看起来格外憔悴。蒋氏夫妇“都很愉快”,邀请史迪威那个周末留在黄山官邸做客。不过,史婉拒了。根据史迪威自己的说法,他“向他们完整地报告”缅甸战役始末,“毫不手软、直接点名”某些将领应该送军法审判或枪毙。[53]然而,根据中方对此次会议的记录誊本,蒋一开头就问史,在缅甸是否接到他的信息,史没有直接作答。史迪威解释说,由于某些错误(大概指的是编码和解读),信息无法理解。他把缅甸失利归因是“敌军优于我方”,并列举从后勤、空中掩护和情报等缺失。蒋又问,史是否记得早先他曾经说过,中国入缅部队不容有伤损。史答说,是的,他记得,但是他认为“采取攻击的折损,比采取防守势来得小”,而且如果平蛮一役如他计划打赢,结局就会不一样。史迪威旋即向蒋氏夫妇递上他对国军彻底改组的建议书,例如淘汰无能的将校,统合战场权力,让一名指挥官针对所有军种全盘享有战术指挥权。[54]宋美龄说:“德国顾问就是这么向他建议的!”[55]可是后来她说,必须要实际,“头不能砍,否则就什么都不剩了。”[56]

[148].1943年8月20日有关史迪威的备忘录,T. V. Soong Papers,box 61,folder 2.

空袭东京之后,蒋拍发电报给马歇尔,愤怒地指出日军为了报复而攻打中国沿海地区,因为当地居民拯救美军飞行员,“日本人杀光了当地所有的男人、女人和孩童——我再重复一次——所有的男人、女人和孩童”。[51]接下来在浙江、江西的作战,蒋投入三十四个师的兵力对抗日军,有三万人伤亡。陈纳德在华东地区的机场也全部遭到摧毁。[52]杜立德率队空袭东京固然十分英勇,对东京却没造成重大伤害,可是如蒋所担心的对中国造成了严重伤害。然而,美国人心士气为之大振,罗斯福颁发荣誉勋章给杜立德。

[149].Robert E.Sherwood,Roosevelt and Hopkins(1948;New York:Bantam Books,1950),vol.2,p.352.

蒋获悉空袭东京任务即将展开,强烈反对,认为此举将会激怒日军攻打浙东这些机场。他吁请华盛顿至少暂时延搁空袭任务,让他的地面部队可以强化机场周遭防务。华盛顿方面告诉他,太迟了,但是也承诺出任务的这十六架轰炸机,将成为派到中国战区的美国空军之一个中队。这个承诺后来变得毫无意义。四月十八日,它们燃料耗尽,除了一架飞到海参崴之外,杜立德率领的轰炸机群不是遭到击落,就是在中国迫降。

[150].宋子文《一九四三年八月十六日与霍普金斯谈话纪要》,T. V. Soong Papers,box 61,folder 6.

盟军在缅甸溃败之际,中国的另一个灾祸也正在酝酿成形——美国航空母舰“大黄蜂号”乘载著名的杜立德轰炸机群,预备展开空袭东京的任务。基于安全理由,直到任务即将展开的前一个星期,华盛顿才告诉蒋介石。史迪威也只被告知要整备机场,以便多引擎飞机可能在浙江省国府控制地区降落。十六架B-25轰炸机在东京上空完成投弹任务后,将径自飞往中国,降落在这些机场。

[151].Chiang Diaries,Hoover,June 17,1943,box 43,folder 5.

[152].蒋1943年6月21日给蒋夫人的电报,收在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五,pp.2171-2172。

蒋最气不过的是,他认为史迪威弃他的部队于不顾,使大军无主帅;但在马歇尔、罗斯福以及美国新闻界一片赞扬声中,史迪威无意安抚,更不会向蒋道歉。国军部队由史迪威负责重新组训,即将在印度中部蓝伽的军事基地展开,但是,他在六月二日先飞回重庆。

[153].Chiang Diaries,Hoover,June 28,1943,box 43,folder 5;Romanus and Sunderland,Stilwell's Mission,p.341.

如果盟军在一九四二年打从一开始就采取蒋的防御战略,在缅甸全力守住瓦城或密支那,避免平蛮一役是可能的,后来就会有相当大的机会成功。甚且,即令防御战略失败,也可以有秩序地撤退,而中国本身,以及美中关系,在未来近四年的战争期间也会更加强壮些。可是,缅甸战役失利,蒋在全球同盟的地位,以及他在国内对政、军联合体的领导地位,全都大受伤害。滇缅公路一丢,现在中国的海上、陆地供应线全断,只剩下穿越苏联沙漠与草原的漫长路途。国人民心与军队的士气皆受到沉重打击。此役一败,增强了国军将领和蒋介石的防御观点。它也使蒋、史两人倔强的敌对关系从此没有挽回余地。

[154].Chiang Diaries,Hoover,August 22,1943,box 43,folder 7.

事实上,第一次缅甸战役是一场十足的大灾祸。英、印部队约有三千六百人阵亡、七千人负伤。中国军队整体折损约两万五千名精兵,其中八九千人阵亡。国军有些师团折损三分之一的兵员,中国部队仅存的几门加农炮、几辆卡车,多数报销了。相形之下,日军虽在陌生的国度展开攻势作战,却只有四千五百人伤亡。史迪威把平蛮之役战败的责任推卸给中国将领及最高统帅蒋介石。英国人则怪史迪威和国军。蒋则怪罪英国人和史迪威。[50]三方都不无道理,但之所以战败,主要是史迪威严重低估日军实力。

[155].Hauro Tohmatsu,“The Strategic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Sino-Japanese and Pacific Wars,”paper given at Harvard University Conference on Wartime China,Maui,January 2004,p.9.

史迪威到了印度,在记者会上说:“我承认我们被打得很惨……我们逃出缅甸,真是奇耻大辱。我觉得,我们必须找出原因,打回去、抢回来。”[47]马歇尔显然也不满意,但还是传令褒扬。罗斯福表示“非常满意史迪威对整个情况的处理”。就连蒋夫人也拍电报给罗斯福的代表居里,向罗斯福重申委员长对史迪威有“完全的信心”。[48]但是,蒋在日记中却说,史迪威“弃部队于不顾”显示他“缺乏为将之德与识”。[49]

[156].Romanus and Sunderland,Stilwell's Mission,pp.358-363.

这一趟行程走得很辛苦,但是没有重大伤亡,没跟敌军发生遭遇战,甚至也没和当地人发生冲突。事实上,这跟仍归他指挥的中国远征军大部分部队在跋涉更长、更迭有伤亡的撤退那种“炼狱”际遇一比,简直就是散步。史迪威除了几名中国卫士之外,没带任何部队脱险,却被美国媒体和民众当做英雄事迹吹捧。同样,亚历山大率领狼狈的败军,大约在同一时候出现在印度,伦敦电台也赞扬他“打了一场伟大的防御战役”。[46]

[157].史迪威1943年6月在他的“黑色记事本”里写下这个剧本。见Romanus and Sunderland,Stilwell's Mission,p.341.

拖泥带水的史迪威这一人在让人窒息的高温下走了三星期,先是溯江而上,再步行跨越陡峭的那加丘陵(Naga Hills)。史迪威戴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童军帽,身穿蓬松的衬衫和长裤,卷起袖子,通常一马当先,走在众人前头。这趟著名的“出走”留下许多记录。八十人队伍里就有美国陆军摄影师,底片多多。史迪威的友人贝尔登(Jack Belden)也在队伍中,后来把此次历险投稿给《时代周刊》,更写成一本书《与史迪威一起撤退》(Retreat with Stilwell)。[45]

[158].Tuchman(杜希曼),Sand,p.399.

同时,日军在腊戍稍做逗留后就直扑中国边境,一度攻进云南省。委员长高度关切日军动态,担心在缅甸大胜之后,皇军会试图摧毁国军力量。[43]马歇尔也紧张,深怕日军甚至会威胁到重庆。但是,国军在云南的六个师奉蒋之令发动强力反攻,昆明的驻云南飞虎队也加入反攻作战。不久,丛林恢复平静。日军参谋本部暂时满意战果:占领缅甸四分之三领土、确保未来通往中国的陆路补给线将无限期封闭。[44]

[159].Chiang Diaries,Hoover,September 21,1943,box 43,folder 8;史迪威的计划,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五,p.2239;Ray Huang(黄仁宇),Chiang Kai-shek,#ch160">[160].Tuchman(杜希曼),Sand,pp.372-373,476-477,493.

西翼方面,杜聿明率第二十二师抵达密支那,估计他无法依委员长之命,从密支那退到中国边境,因为萨尔温江(怒江)上的渡船已被日军控制住。于是蒋批准杜聿明和罗卓英退到印度,但是杜不久报告说,日军前锋部队沿着丛林小径伏击他的部队。更糟的是疟疾、痢疾肆虐,难以招架。同时,东翼方面,自负的第六军的两个师被打得落花流水;小股官兵退入山区。他们从当地缅甸人的夹击中杀出重围后零散地回到国内。飞虎队也被迫在撤守之前,在缅甸东北部把二十二架受损的P-40飞机付诸一炬。

[161].Chennault,Way of a Fighter,p.226;Tuchman(杜希曼),Sand,p.371.

孙立人和他纪律严明的新三十八师,既遵循委员长也遵循史迪威的命令,沿着史迪威路线稍南的一条路,直接前往印度。史迪威在日记里数度记述他往北撤退的经过;他自称“居于中国大军和……大洪流(指撤退的部队)之前不远”。[42]同时,第五军的第二十二师和第九十六师,以及数万名难民也走一条险恶的小径前往密支那。沿路日军飞机和有敌意的本地人截杀逃亡队伍。第九十六师脱队,靠美军空投粮食补给,竟然神奇地退回中国,只不过它沿路留下洗劫、掠夺的不良记录。精锐的第二百师,虽然师长阵亡,竟然也以一个师团的姿态成功回国。

[162].Ray Huang(黄仁宇),Chiang Kai-shek,#ch163">[163].Stilwell,Papers,pp.213-217.

五月六日,杜聿明向委员长报告,史迪威和罗卓英指示他率领部队退入印度。杜聿明报告送来,蒋才第一次听说,史迪威已下令大部分的缅境中国远征军躲到另一个国家去,而这与他“全军向密支那转进”的命令“相背也”。[39]他不免怀疑史迪威是不是“战争失改,神经不安所致欤”![40]蒋撤销史迪威的命令,指示杜聿明率部前往密支那,不得延误。当天稍后,他才收到史迪威的信息,通知他:史和僚属以及其他一些人将前往印度。蒋大吃一惊,他写下:史迪威“竟于脱离我军,擅赴印度之时,只来此电作为通报,不知军纪何在。”[41]

[164].宋1943年9月16日的电报,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五,p.2236;Romanus and Sunderland,Stilwell's Mission,pp.376-377.

这时候,史迪威决定,他和幕僚“不再有发挥的机会”。他的僚属都同意并认为“老板应该告诉中国人,去死吧,然后趁着还有机会赶紧走人”。[36]史迪威送出简短的报告,通知华盛顿和委员长他即将离开。他说,国军部队已经四散成多个小群队,会设法撤到印度,因此他的“后续指挥权已没必要”。[37](事实上,在他指挥下的国军各师此时大部分仍保持住团队行动。)史迪威拍发电报给杜聿明,命令他撤往印度。史迪威的僚属找来本地向导、挑夫和一队骡子;五月五日,一行约八十人(包括一些护士和英国难民)出发,沿钦敦江(Chindwin River)溯江而上,但不久即改走山路。印度边境城镇英帕尔(Imphal)在二百二十五公里之外。[38]

[165].1943年10月13日,宋子文通过中国国防物资供应公司拍电报给霍普金斯,T.V.Soong Papers,box 61,folder 2.

华盛顿方面,高级将领对盟军在缅甸溃败十分紧张。宋子文把美国陆军部的一项要求转达给蒋。这项要求毫无疑问经过马歇尔的核可,它请蒋评估史迪威的军事领导能力。蒋却信守他对太太的承诺,告诉宋子文重申他对史迪威“始终信任”。[35]事实上,他已经对美、英将领完全丧失信心和信任,直接略过史迪威或亚历山大,下达命令。

[166].Romanus and Sunderland,Stilwell's Mission,p.377.

日军在四月二十九日占领腊戍,大包围的危险益增。日军司令官下令以闪电般迅速的钳形攻势在瓦城地区包围、歼灭盟军,不让他们退入印度的阿萨姆省或中国。[31]史迪威在士威坡镇(Swebo)接到蒋的指示,要他“前往密支那(Myitkyina),不得延误(蒋本人强调)”[32]。史迪威告诉他的助理窦恩(Frank Dorn)上校,他“与部队同进退”;虽然陈纳德派了一架飞机来,他却选择搭车前往密支那。[33]这时,史迪威似乎认为自己仍发号施令,并不知道他所下达的一切命令现在都得经过蒋批可才算数。经过四天艰苦跋涉之后,史迪威和他的幕僚判断他们退到密支那的路已被阻绝。据军事史家记载,部分第五军仍在后方,也就是在史迪威的南方。孙立人的新三十八师也在南方不远之处,辛苦地打后卫掩护战。[34]

[167].Ray Huang(黄仁宇),Chiang Kai-shek,#ch168">[168].Chiang Diaries,Hoover,October 15,1943,box 43,folder 9.

四月二十五日,史迪威率领杜、罗,和英军司令亚历山大在瓦城南方四十公里的皎泽(Kyaukse)会面。他们同意必须全面撤退。谈话中,六架日本轰炸机出现在上空,一颗五百磅的炸弹就在这几位英、美、中将领一百米外爆炸。有些人急急找掩护,可是亚历山大镇定地在花园里,盯着火势抽烟。史迪威不甘示弱,也倚着阳台栏杆,用罗斯福的那种烟嘴点起一根香烟。[30]

[169].Alsop,I've Seen the Best,pp.224-225.

蒋认为史迪威抽调第二百师赴仁安羌救英军,致命地削弱了国军左翼兵力。这位美国将军自己呈给华盛顿的报告,怪罪英军以及国军五十五师作战不力,才有此失。[28]值得一提的,这一次他没怪到蒋介石头上。蒋介石命令他的将领,此后不得只因史迪威下令就调动部队,除非中国军政部核可。[29]他没有直接向史迪威表露他的不痛快,但是这位中国领导人的挫折感日益上升。东翼兵败,事隔一个星期,史迪威仍未向他的中国战区最高统帅报告事情经过。可是,杜聿明和罗卓英每天都有电报报告,几乎可以肯定地说,都把责任推给史迪威。

[170].同上注,p.224;Ray Huang(黄仁宇),Chiang Kai-shek,#ch171">[171].史迪威与宋美龄,以及蒋介石与史迪威的谈话,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五,1943年10月17日,p.2253。

杜聿明显然是反对驰援英军,故意拖延派出第二百师;直到四月二十一日晚间才赶到仁安羌,此时孙立人的三十八师(一一三团)已经协助缅甸第一师突破包围。但是,前一天,日军以超乎史迪威或英军所预期的强大兵力,冲出泰国丛林,以坦克、步兵猛扑东翼——国军负责的防区。第二百师奉命立刻急行军回到东翼迎战;疲累、满身尘土的士兵挤上卡车。可是,第二百师还未赶回东翼,日军已冲决国军防线,迅速地消灭了第六军暂编的第五十五师,其成员是一群没经验的招募士兵。第六军残部仓皇退往腊戍。[27]

[172].Stilwell,Papers,pp.220-221.

第五军已撤退到平蛮附近由史迪威指定的某地,日军果如史迪威想定,也往北追击。但是,英国人深怕他们的印度、缅甸部队会被包围,已经撤离国军右翼的阵地。四月十二日,由弗吉尼亚军校毕业生孙立人率领的国军最优秀的新三十八师,奉史迪威之命从瓦城向南移动。蒋获悉国军右翼暴露,急电史迪威:“绝对不允许”在平蛮逗留。史迪威形容他的统帅下达的这道命令“狗屁不通”,继续准备反攻作战。但是,四月十八日,由陆军元帅斯利姆(William Slim)率领的通晓数种语言的缅甸第一师,在仁安羌(Yenangyaung)油田遭到包围,国军防线西侧出现一百公里的空隙。史迪威在清晨三点钟被叫醒,急令部署在国军东侧的第二百师,以及新三十八师的一个团,急往驰援。史迪威明白他的反攻计划现在已完全不可能,下令九十六师往北边的平蛮撤退。[26]

[173].史迪威1943年10月17日与蒋面谈的中文记录,秦孝仪, 《大事长编》卷五,p.2253。

史迪威四月五日回到前线。跟他同机的有委员长、宋美龄和“时代生活公司”发行人亨利·鲁斯。到了腊戍,一行人获悉中、英部队已撤出同古,英军往伊洛瓦底江上游撤退,国军则穿越锡唐河流域后撤。史迪威提议在平蛮(Pyinmana)布下陷阱,把敌军诱入,他预备在当地发动反攻。如果计划失败,盟军就退守瓦城。蒋“明白地”告诉杜聿明,由史迪威当家,他有全权奖惩迁调远征军的任何一位军官。蒋、史、杜、罗等人开始规划史迪威所主张的“决战”。蒋把自己的作战计划交给史迪威——史迪威认为“还不就是那一套”、“但不算太坏”。史迪威也评估了国军部队,形容他们是“长相不错的一伙士兵”。[25]

[174].A1sop,I've Seen the Best,p.225.

次日,史迪威到重庆郊外蒋委员长的黄山寓邸见蒋。蒋告诉史迪威,要派罗卓英中将到缅甸,担任史的执行官。此后,史迪威把命令下达给罗,由罗再下达给国军指挥官。此外,委员长又说他要亲自前往缅甸,告诉各级将领,史迪威是他们的上司,具有完全权力。会后,史迪威恢复乐观。他喜欢罗卓英。虽然他认为蒋“精神不稳定”,被马屁精、寄生虫包围,不过他在日记写下,委员长“坚决有力,而且有心继续抗战”。[24]

[175].宋子文1943年向蒋介石写悔过书的备忘录,宋仲虎于2006年4月11日e-mail中提供副本。

蒋和太太商量如何处理史迪威。宋美龄依然认为史是个干练的军事领袖。在她看来,他的直率和粗俗正是典型的老美脾气,还蛮好的。她打从一开始就认知到她丈夫和这位老美之间性格差异极大。但是,她的最高优先是维持委员长和罗斯福关系良好,她认为不论史迪威是怎么样的个性,必须设法容忍让关系维持下去。他是罗斯福派在中国的人,而且中美关系对每件事都很重要。她告诉她丈夫,“与大局相比”,史迪威的问题是“就小得多了”。[23]她奉劝“介兄”要怀柔,他接受了这个建议。

[176].Alsop,I've Seen the Best,p.225.

同时,蒋也很惊讶,直到这一天,史迪威都没向他呈递有关缅甸军事行动的报告,“只因为有个师长不肯遵命攻打缅甸一个城镇”,就离开指挥所,回到重庆。蒋写下:国军在缅甸再怎么牺牲,也不可能有助战局,但既然中国是盟国一员,“唯有照预定方针进行,以待时局之转移而已”。[22]

[177].Romanus and Sunderland,Stilwell's Mission,pp.378-379.

委员长不改旧习,在交战中不时直接下达命令或“建议”给师长。史迪威认为初期挫败就是因为蒋“干预”,飞回重庆。次日,他冲进蒋的办公室,开门见山地指责中国将领不服从他的命令。[20]他说,他对这些军官没有信心,不干了。蒋表现得十分震惊,答应矫正这个情况。史迪威在日记里记下,这些中国军官不尊重、不服从他,源自“最高层”。他也承认,“公道地说,要他们把重要地区的兵力交付给一个他们既不认识,也没太多信心的天杀的老外,着实不容易”。[21]他以后再也没有记录如此深入的观察。

[178].Louis Mountbatten,Personal Diary of Admiral the Lord Louis Mounbatten,1943-1946,ed.Philip Ziegler(London:Collins,1988),p.14.

三月十九日,日军在同古攻击国军第二百师;这是国军唯一一个可以全靠卡车移动的部队。双方鏖战十二天,所有的记录都显示中国人训练的这支部队英勇奋战。史迪威三月二十二日抵达前线,直接接管指挥权。[19]三月三十日,火力、兵员都明显不如人的第二百师,全军毫发无伤退出实际上已被包围的城市,同时右翼的英、印部队则退往伊洛瓦底江流域。第五军军长杜聿明一度用尽各种借口,不理史迪威要他以五个团兵力进攻日军的命令。后来,杜聿明提出的报告,解释有一次他不肯进攻某个城镇,是因为镇上有平民。

[179].同上注,pp.11-17;Romanus and Sunderland,Stilwell's Mission,p.380.

日子一天天过去,蒋越来越担心史迪威的欠缺经验及脾气,以致夜不成眠。他冒风险把精锐部队交付给他很快就不能信赖的这个人,而且此人从未实际带兵作战过,也没规划或执行过真正的多个师级部队的作战。[17]蒋觉得史迪威似乎浑然不知会有被敌军围困的危险。宋美龄不隐藏她对攻势作战的偏爱,私底下告诉史迪威“坚持下去”,反正一旦开战,蒋不愿意也不行,史迪威可以自由行动。[18]史迪威觉得他必须赌这一把,好向罗斯福展示他认真要在战争中扮演重要、合作的角色。

[180].Stilwell,Papers,p.221.

魏菲尔已经向亚历山大表示过,他非常怀疑他如何能够守住缅甸。蒋也担心日军兵力远胜过史迪威的想象。他认为,日军在缅甸南部及邻接的泰国,兵力已经增加一倍。日军在仰光地区有将近五百架军机,而飞虎队只剩下四十二架飞机堪用。甚且,日本海军已经控制了整个孟加拉湾。[16]鉴于日军明显享有海、空优势,而且英军仓皇撤退,此时此刻守势战略恐怕似乎很合理。但是史迪威仍坚持攻势作战。

[181].Chiang Diaries,Hoover,September 8,1943,box 43,folder 8.

同时,罗斯福也不太愿意就缅甸英军指挥权议题去劝说丘吉尔,毕竟缅甸还是英国的殖民地。英军亚历山大元帅(Harold Alexander)访问重庆之后,蒋也同意由亚历山大全盘指挥缅境作战。蒋夫人递信给史迪威,告诉他这个决定。如此传递攸关军国大事的机密信息,的确不寻常,但也反映出她强烈希望与史迪威建立特殊关系。[15]

[182].高东(Gao Dong,音译)一九四三年八月十四日自重庆向季米特洛夫报告,RGASPI,collection 595,inventory 74,file 333,pp.3-13.

史迪威要在仰光北方二百四十多公里的同古抗击日军,然后全面反攻夺回仰光。当他和蒋讨论战术、战略和部队相互关系时,两人之间的深刻差异很明显呈现出来。史迪威打从早年驻华就不喜欢蒋,开始在日记、在其他美国人面前公开称蒋“花生米”。蒋也不高兴这个老美趾高气扬的态度,以及越来越鲁莽的过分自信。史迪威才刚到任两个星期,就已经强力挑战委员长的判断,对如何部署中国最精锐的两个军团,坚持己见。

[183].Tuchman(杜希曼),Sand,pp.388-389.

史迪威尊敬地听完后,向蒋报告:“我非常感谢您如此坦诚的一席话。您可以放心,我会非常重视您所告诉我的话。我明白我需要认识、了解中国人的心理。您很大方把缅甸国军部队交给我指挥……我会尽我全力执行您的命令。”可是,会议一结束,史迪威在日记写下,一切计划照旧:“全力光复仰光;光复不成,才退守瓦城。”[14]

[184].Chiang Diaries,Hoover,August 11,1943,box 43,folder 7.

日军掌握了空中和海上优势,也拥有坦克和大炮,使得仰光很难光复。第五军、第六军是国军的精锐部队。他们的伤亡会有很严重的后果。因此,这些部队不能被打垮,是十分重要的……在缅甸的上上之策就是在瓦城坚守东西防线。国军应部署在瓦城郊外,等候日军进攻当地英国部队。然后,国军或许可猛扑敌军。但是,以目前缅甸的态势来讲,发动攻势应该不是指导方针。[13]

[185].同上注,p.133。

接下来,蒋把话题转到当前重要的作战问题——缅甸。蒋对前一天夜里的讨论已经动摇了。他回到最初的观点,觉得仰光已经失守,此时若要设法收复,风险很大,因为日本在海上、空中,甚至地面,可能都掌握优势兵力。这次谈话的完整誊本已送交至华盛顿的宋子文。底下是蒋对史就此一议题谈话的摘要版,史迪威礼貌地听蒋说:

[186].高东(音译)向季米特洛夫报告,他刚接获消息,中共代表团里有国民党潜伏进来的特务,已经泄漏出去解读电讯的密码册。1943年8月14日,RGASPI,collection 595,inventory 74,file 333,pp.7-8;1943年8月14日,RGASPI,collection 595,inventory 74,file 333,p.6.

史迪威第二天去见蒋时,委员长情绪依然十分高昂。他花了很长时间,从容地向新任参谋长讲述了解中国士卒的脾气和局限的重要性。一九四二年时,中国标准的一个师,兵员约在七千至九千人之间,但步枪火力最高罕有超过三千支,另外还有几百挺轻机关枪,三四十挺中型机关枪,以及少许三英寸的迫击炮。除了少数小口径反坦克炮之外,每个师并没有配属炮兵队。每个师只有少得可怜的信号兵,一两辆汽车,或许五六辆卡车,以及几百匹营养不良的骡马。器材、武器、弹药来自各个不同来源,零件完全无法互用。一般而言,半数兵员吃不饱饭,每数千人才有一名医生,许多人因病亡故。[12]

[187].蒋1943年9月9日给宋之电报,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五,pp.2213-2214。

这是两人密切关系的好的起点。宋美龄“兴致高昂、喋喋不休”。她挽着史迪威和陈纳德,走到庭园散步、谈话。她说,她很高兴中国终于“有两位美国军事领袖相助”。史迪威觉得宋美龄在盘算些什么,但是他喜欢她,认为她“直接、有力、精力充沛、爱好权力、喜欢出风头和被奉承……随时可以施展魅力……是个(潜在的)重要盟友,对她丈夫走在正确路线上颇有影响力”。蒋就寝前,拍电报给宋子文,要他尽速谒见罗斯福,要求他推动让史迪威统领缅甸全境英军和国军部队。[11]

[188].蒋1943年8月15日日记,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五,p.2201。

↑蒋介石夫妇与史迪威将军在缅甸第一次会面(国民党党史馆提供)

[189].蒋1943年9月9日给宋之电报,收在秦孝仪, 《大事长编》卷五,pp.2210,2213-2214。

[190].蒋1943年9月10日给宋之电报,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五,pp.2214-2215。

三月九日,委员长和夫人正式举行晚宴招待史迪威。出席贵宾有空军指挥官陈纳德,以及白崇禧、李宗仁这两位桂系将领;史迪威觉得李、白看来是“好人”。晚宴后,就缅甸全面战略进行了两小时的讨论。蒋提出撤守瓦城(Mandalay)为主轴的一项计划。史迪威同意必须守住瓦城,但强调“最重要的是,我们要仰光”。他建议在仰光北方的锡唐流域采取攻势,切断南方的日军,拆散敌军,然后重新拿下首都。蒋认为史的构想太危险,但壮志可嘉;他没有直接拒绝光复仰光,以开通滇缅公路仰赖的港口和铁路为目标。为了展现充分信赖史迪威,蒋说他当天夜里将发电报给罗斯福,请罗斯福转告丘吉尔:史迪威必须有全权指挥缅甸盟军,包括英国部队在内——否则中国部队就撤走。[10]

[191].蒋1943年9月19日给宋之电报,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五,p.2216。

蒋氏夫妇回到重庆之后,立刻和这位中国战区参谋长进行第一次正式讨论。一见面,蒋先请史迪威自述他的在华职责,但是蒋注意到史迪威并没提到参谋长这个职位。蒋问:“你是不是我的参谋长?”史迪威答说:“是的,我是阁下的参谋长,直接接受您的指挥。”谈到当前的缅甸问题,蒋说他受够了英国的无心作战,很怀疑他们的动机究竟是什么,但是在缅甸及边境的国军部队正在等候史迪威的指挥。史迪威非常惊讶,因为蒋竟然真的要把中国最精锐部队交给他指挥。[9]

[192].Chiang Diaries,Hoover,October 17,1943,box 43,folder 9;Ray Huang(黄仁宇),Chiang Kai-shek,#ch193">[193].Don Lohbeck,Patrick J. Hurley(Chicago:Henry Regnery Company,1956),pp.15-86,159-164.

二月二十七日,蒋委员长夫妇在经国陪同下,又飞到缅甸腊戍,会见赫顿将军。蒋觉得这位英国将领一副缅甸已失守的样子,而且已似乎准备撤退到印度。不到一个星期,仰光沦陷,这更加摧毁了蒋把国军投入缅甸保卫战构想的信心。次日,从加尔各答前往重庆的史迪威也在腊戍短暂停留,受到蒋“客气的欢迎”。当着他的面,蒋以他一向的“尖嗓子”向国军第五军、第六军高级将领宣布,今后他们只接受史迪威将军的命令。史迪威很高兴地继续飞往中国。[8]

[194].Tuchman(杜希曼),Sand,pp.397-398.

蒋回到重庆,又拍发电文给罗斯福,谈到英国和荷兰应该仿效美国对菲律宾的榜样,清清楚楚承诺允许所有的殖民地完全独立。蒋认为,这是确保殖民地人民真正效忠盟国大业唯一的方法。他在这封电文里,大量引述他和“一位印度朋友(甘地)”的谈话。[7]罗斯福把信息转给丘吉尔,丘吉尔不太高兴。

[195].Chiang Diaries,Hoover,November 13,1943,box 43,folder 10;Lohbeck,Hurley,p.206.

蒋告诉甘地,印度继续支持盟国作战非常紧要。这位形貌枯槁的领袖表示他同情中国,不会破坏抗日。几个月之后,甘地给蒋一封亲笔信说:“我认为我们俩在加尔各答那五小时坦率、真诚的讨论,是我一生最满意、最难忘的经验。”甘地表示,反英国的非暴力斗争将会继续下去,但是他“保证(他的)一切行动都将经过审慎盘算,避免有利于日本对中国之侵略”。[6]蒋对盟国大业作出极重要的外交贡献——虽然丘吉尔一点也不领情。

[196].蒋1943年11月17日日记,见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五,pp.2270-2272。

蒋在二月八日抵达新德里。食古不化的帝国主义者丘吉尔对于这个中国领导人在正式访问“英王的印度”时,竟敢提议会晤“近乎造反者”的甘地,大为生气。英国驻重庆大使克拉克-柯尔(Archibald Clark-Kerr)向丘吉尔报告,蒋真心相信他个人对两位印度国大党领导人的影响力,可有助盟国实现目标,并表示他(柯尔)“对蒋的用心和判断力都信心十足”。但是,丘吉尔坚决不准蒋到瓦达镇(Wardha)的甘地住所拜访,而甘地本人也不肯到殖民政府所在的首都新德里。最后,蒋介石和甘地于二月十八日在加尔各答市郊一处灵修中心碰面。两人都是领导反帝国主义的革命领袖,有许多共通点——在宋美龄翻译下,两个人足足谈了五个小时之久。[5]

[197].Tuchman(杜希曼),Sand,pp.399-400.

1942年1月,蒋介石夫妇拜访甘地(国民党党史馆提供)

[198].Romanus and Sunderland,Stilwell's Mission,vol.2,p.61.

[199].Stilwell,Papers,p.225.

二月四日,蒋委员长在夫人陪同下,先到了腊戍,与缅甸英军司令官赫顿(Hutton)将军进行午夜会谈。靠蒋夫人翻译,委员长重申他愿意把刚抵达缅北的中国部队,交给英国指挥。但是他听到赫顿表示缅甸英军已在“灾祸边缘”后,立刻改变主意。试图撤退到锡唐河(Sitang River)的第十七印度师团已被截断,兵员折损一半;现在通往仰光之路已经被日本人打通。委员长此时对英国人守住缅甸的能力失去信心。他决定不要让他最精锐的地面部队卷入“不必要的消耗战”。[4]

[200].杜希曼认为这些用词“令人惊骇”,但又解释说在史迪威的日记里“只出现一两次”。Tuchman,Sand,p.398.

蒋介石认为日军可能会封锁滇缅公路,因此他的注意力越来越转向印度。一旦失去滇缅公路,除了通过陷入战火的俄罗斯再转经外蒙古和新疆此一不确定的路径之外,中国与外界联通唯一的出路就是从印度飞越喜马拉雅山这条空中航道。[3]另外,也可设法从印度东北部开辟一条穿越缅北山区的公路。可是,甘地领导的国民大会党,虽然反对日本侵略,却不肯支持英国的作战,有些激进的印度民族主义者甚至欢迎印度被日本“解放”。蒋希望亲自出马,劝说甘地和另一位国大党领导人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在反法西斯的共同目标上合作,或至少不妨碍英国对日作战。因此,在太平洋战争关键的开打阶段,这位中国战区最高统帅飞往印度。盟国阵营里没人把它看做重要大事,也不认为反帝国主义的旗号可让此举变得可行。

[201].Forrest C.Pogue,George C. Marshall Interviews and Reminiscences for Forrest C.Pogue,ed.Larry I.Bland,3d ed.(Lexington,Va.:George C.Marshall Foundation,1996),p.605.马歇尔还说:“他写信给太太,用的词句更尖锐。”

一九四一年底,原本在珍珠港事件之前就承诺的一亿四千五百万美元租借法案的武器、补给和器材设备,只运交了两千六百万美元(送给飞虎队的一百架P-40飞机不计)。其中多数堆在仰光码头,等候火车北送到腊戍及滇缅公路的起点。[1]即使缅甸到云南的一千一百五十公里,一路上窃盗猖獗,在珍珠港事件爆发时,每个月仍有两万吨物资送达目的地。[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