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蒋1932年4月12日演讲，收在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二，p.552。
[18].Chiang Diaries，Hoover,June 1，1933，box 36，folder 18.
[20].四届四中全会附录，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三，p.652。
[17].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二,pp.515-553、583、585。
[21].蒋1934年3月18日演讲，收在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二，p.670。
[16].Chiang Diaries，Hoover,June 1，1933，box 36，folder 13.
[22].Chiang Diaries，Hoover,August 21，1935，box 38，folder 4.
[15].Jonathan D.Spence(史景迁)，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New York：W.W.Norton，1990)，p.400.
[23].Zhang Xueliang(张学良)，Columbia interviews，vol.86，p.52-4289：Boorman,Biographical Dictionary,vol.1，p.65.
[14].F. F.Liu(刘馥)，A Milit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1924-1949(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6)，p.102.
[24].2003年7月26日王冀在华盛顿受访。王冀父亲王树常将军长期在张学良麾下担任高级指挥官，也是蒋介石在日本军校的同学。
[13].蒋1932年7月2日的《清剿共匪与整饬部队之要道》演讲稿，收在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二,p.465。
[25].蒋1932年1月10日在溪口武岭学校的演讲，收在秦孝仪， 《大事长编》卷二，p.465。
[12].Edward L.Dreyer,China at War(New York：Longman，1995)，pp.186-187.
[26].蒋1933年8月21日给汪精卫的电报，收在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二，p.610。
[11].Boorman，Biographical Dictionary,vol.3，p.150.
[27].蒋1932年12月15日有关土地改革的谈话，收在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二，pp.500-503。
[10].Furuya(古屋奎二)，Chiang Kai-shek,pp.356-357.
[28].11月18日，共产国际说它将分批汇钱，每5万美元为一批。RGASPI，collection 514，inventory 1，file 759，sheet 105；collection 495，inventory 184，file 54,sheet 69；collection 495，inventory 184,file 36，sheet 263；and collection 495,inventory 184，file 54，sheet 57.
[9].Parks M.Coble(柯博文)，“CKS and the Anti-Japanese Movement in China：Zou Taofen and the National Salvation Association,1931-1937，”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44，no.2(February 1985)：296.
[29].William C.Kirby(柯伟林),Germany and Republican China(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4)，p.147；1996年6月5日蒋纬国在台北受访。
[8].Keiji Furuya(古屋奎二)，Chiang Kai-shek：His Life and Times(New York：St.John's University,1981)，pp.351-355.
[30].Joseph J.Heinlein Jr.，“Political Warfare：The Chinese Nationalist Model,”Ph.D.thesis，American University,1973,pp.303-312.
[7].《一二八抗战期间国民党内的和与战之争》，《民国档案》1，no.27(1992)：111。电报目前收藏在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31].2003年4月和10月，访问了蒋氏的多位助理和秘书，有些人自大陆时期就追随他。他的黄埔学生称他为“校长”，军人称他为“先生”或“总司令”。
[6].美国驻南京总领事馆佩克(Peck)电函美国驻北平使馆。January 24，1932，FRUS(1932)，vol.3：The Far East，p.79.
[32].Lloyd E.Eastman(易劳逸)， “Fascism in Kuomintang China：The Blue Shirts,”China Quarterly(January-March 1972)：1-31.据说这份材料出现在“东洋文库”上。同一段引述文字也列出由岩井英一执笔的一份日本外务省文件。我们不禁忖想岩井的资料来源会不会也是此一“特辑”。值得重视的是，易劳逸教授十五年后发表一篇评论文章——“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Blue Shirts：A Review Article，”Republican China 13，no.1(November 1987)——指出新材料已经更正他原先对此一主题的若干观点，他也没再重提所谓蒋当年有此一说法。
[5].Chen Lifu(陈立夫)，The Storm Clouds Clear over China(Stanford，Calif.：Hoover Institution Press，1994)，pp.111-112.
[33].Wilbur Burton,“Chiang's Secret Blood Brothers，”Asia(May 1936)：309.我在国会图书馆和其他地方都找不到材料来核对柏顿(Burton)自身的引述。我们有理由合理地怀疑。柏顿的引句又被Frederick Wakeman Jr.(魏斐德)教授引用，纳入“A Revisionist View of the Nanking Decade：Confucian Fascism，”in Reappraising Republican China，ed.Frederick Wakeman Jr.and Richard Louis Edmonds(Oxford，Eng.：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p.141.
[4].《申报》（上海），1932年1月15日；蒋1932年1月11日的演讲收在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二，p.421。
[34].Eastman(易劳逸)，“Rise and Fall of the Blue Shirts，”pp.34-35，40.
[3].Robert C.North，Moscow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s，2d ed.(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3)，p.161;O.Edmund Clubb(柯乐博)，China and Russia(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1)，p.269.
[35].2004年10月16日，许倬云在台北受访。
[2].Coble(柯博文)，Shanghai Capitalists,pp.88-96.
[36].中共中央1930年10月20日自上海发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RGASPI，collection 495，inventory 19，file 117，sheets 35-37a.
[1].Marius B.Jansen.Japan and China：From War to Peace,1894-1972(Chicago：Rand McNally,1975)，p.384；Parks M.Coble(柯博文),The Shanghai Capitalists and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1927-1937(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6),pp.88-96.
[37].2004年6月10日，许倬云的电子邮件。
若是没被劫持，蒋又推动剿共，毛可能被迫躲入西伯利亚或外蒙古；而鉴于苏联遭受的严峻威胁，斯大林可能也会提供给蒋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军侵华时他给的同样的军事援助。在这种情况下，蒋在战后和共产党交战时就会更强而有力。但是，如果没发生西安事变，毛泽东被斯大林催促，可能也会同意陈立夫、张群、周恩来、潘汉年所谈妥的抗日统一战线方案。如果斯大林接下来又与中国建立秘密军事同盟，蒋可能会取消“最后五分钟”的攻势，抗日统一战线还是会开始。因此我们可以说劫持事件本身并没改变历史，影响事件发展的是蒋的决定。十二月二十六日，从西安平安回到南京后，他有另一个大好机会可选择以全面军事手段解决共产党问题。
[38].Wakeman(魏斐德)、“Revisionist View,”p.149.
蒋回到南京后，召见陈立夫。陈立夫问：“周恩来在西安的态度如何？”蒋答说：“很好。”接下来，陈建议大批中央军既已部署在陕西附近，何不趁势收拾共产党，但蒋低头不语。他已经作了承诺。消灭共产党，或是把他们赶出中国的机会已经错失。陈觉得蒋已经累了，就告退了。[165]
[39].Kirby(柯伟林)，Germany and Republican China，p.176.
委员长认为在政治场域上，他确实忠于自己对个人德性的信仰。在西安，蒋遭受尤其严重的背叛与折磨，类似周这样的忠诚宣誓，对他而言是外人所能展现最真情流露的请吁。每当面对严重挫败，蒋强烈但内向忧郁的个性倾向将自己视作注定要受苦的烈士。两个月后，蒋在日记中拿西安考验与耶稣的屈辱和审判作比较。[164]他对周说如果中共将领听命于他，便会对待他们如同对待他最忠心的部属，此处所言应不假，因为起码这能展现他高尚的姿态。然而他心里深处对中共的不信任，其实并未消散。
[40].Eastman(易劳逸)，“Rise and Fall of the Blue Shirts，”pp.31-32.
西安事变凸显出蒋、周之间的个人关系。如果蒋要归功任何人帮他脱险，毫无疑问，周要居首功。一九四一年，蒋告诉拉铁摩尔，他认为“虽然周受的是延安的控制，却是个可以信赖的人”[162]。多年之后，蒋写说，在西安时，他认为共产党（当然指的是周恩来）“真心后悔”。[163]虽然周有时候也跟毛泽东同一调子，嘲讽蒋相信他的真心，但是事后的事件展现，周的确相信也在中共党内力主，如果蒋遵守他在西安的承诺，共产党应该奉蒋介石的实质领导优先抗日。
[41].Frederick Wakeman Jr.(魏斐德)，Spymaster：Dai Li and the Chinese Secret Service(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3)，pp.279-280.
一伙人挤进几辆汽车，驶经已经覆盖了雪的马路，前往机场。委员长夫妇搭乘少帅的波音专机离开，委员长坐在副机师的位子。[161]当天他们抵达南京时，从机场到城里，数千民众夹道欢呼，沿路鞭炮有如机关枪响个不停。蒋前往西安时是个孚民望的领袖，现在则以民族英雄之姿归来。
[42].同上注，p.177。
次日下午两点，美龄看见一名苦力推着行李，穿过他们的庭院，张学良则跟在他后头。几天前还阴谋推翻蒋介石、预备取而代之为中国主要领导人的少帅，现在表示他要陪他们回南京，向国人展现他用心坦荡。突然，宋子文出现，说掌控西安的人同意他们可以走了。委员长说，他要先和张、杨说点话。杨虎城赶到后，蒋告诉这两位军阀，他不记个人恩怨，他的重点是救国。[158]他说，如果他们无保留地服膺中央政府命令，国家即可因祸得福、化险为夷。[159]根据宋子文的日记，蒋明确地原谅了他们的行为。[160]
[43].共产国际档案文件显示，共产国际至少有一次秘密付给伊罗生的刊物500美元，见1932年4月19日莫斯科共产国际的备忘录，RGASPI，collection 495，inventory 4，file 182，sheets 8-9，and collection 514，inventory 1，file 707，sheets 56-59，63-66.
后来，宋子文和宋美龄要周恩来指定一个人在上海负责联络。令他们惊讶的是，周告诉他们，可以通过他们的二姊宋庆龄和他联系；而且又说，宋庆龄最近才给了毛泽东五万美元。日后，宋子文质问二姊是否送钱给毛，使得她通过共产国际在上海的代表抱怨周太不小心了，怎能对人提起这种事。很显然，宋美龄和宋子文都没向蒋介石提到他们二姊是中共的联络人。[157]对于宋家人来讲，血浓于政治。
[44].Boorman，Biographical Dictionary,vol.3，p.274.
当天早上，周恩来告诉宋氏兄妹，他希望和委员长见面。上午八点钟，周在宋子文陪同下进入房间，举手敬礼——象征着红军服从抗日统一战线总司令。周以浙江方言向这位身份特殊的囚徒报告，共产党一年来避免作战，为国家保存实力，又说共产党没有从西安事变得渔翁之利。他们对此次事变提议的解决方案和“几个月前”（在上海和南京）提出的方案一样。周表示中共希望蒋个人担保将会停止剿共，把共军纳入抗战队伍，并允许他们派代表到南京向他说明他们的立场。[154]蒋回答，如果共产党愿意服从他作为他们的领袖，他会把他们和其自己的部队一视同仁。他说，中共多数领导人过去都是他的部属，他可以像对待最近作乱的桂系一样，宽大为怀。[155]周接下来告诉蒋，蒋经国不久将回到中国，他是个爱国青年，毫无疑问会“希望他父亲抵御外侮”。[156]
[45].Wakeman(魏斐德)引述了大陆和台湾许多的文章和传记，但我们应仔细评估这些作品的资料来源。
当天夜里，张学良告诉宋子文，他和杨虎城出现激烈争执，因为杨不想在没得到具体让步前放人。张、宋讨论带委员长夫妇逃到机场，但觉得太危险而作罢。[152]圣诞节大清早，唐纳德进入蒋的房间，把他的一双高尔夫球袜挂在壁炉边。一只袜子底下是一台新式手提打字机，要送给蒋夫人；另一只袜子底下则是送给委员长的一张电毯。委员长还穿着睡衣，笑了，这是事变发生以来他第一次笑了。[153]
[46].Wakeman(魏斐德)，Spymaster,pp.178-179.
当天稍晚，蒋和宋子文、宋美龄会商时又表达若干口头上的让步，表示他会停止中央军向西安推进，政府军不进驻陕西和甘肃，当中日战争开始，他会“支持”（现金补助和补给供应）所有的部队。宋子文把这几点转告周、张、杨时，他们都很满意。次日，张、杨底下大多数军官坚持在蒋离开西安之前，至少部分条件应先兑现时，宋子文告诉他们，蒋宁死也不肯在获释前作出任何让步。但是，这些军官也坚持不让。于是乎，戴笠匆匆带着蒋给何应钦的命令离开，要何停止向西安推进。[151]
[47].Mary Wright(芮玛丽)，The Last Stand of Chinese Conservatism(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57).
周重申中共将接受中央政府的领导抗日，但也要维持独立于中央军之外的军事体系。他说：“这应该不困难，因为有许多军事体系都独立于委员长本身的部队之外”，这指的是各路军阀部队。周要求宋子文向蒋强调，共产党很难向自己人解释他们接受了这些条件。此外，周又一再向宋子文警告，南京的亲日派此时“以为委员长回不来，正在设宴缔结派系，想要夺权”。[150]
[48].Stephen C.Averill(韦思谛)，“The New Life Action：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in South Jiangxi，1934-1937，”China Quarterly 88(December 1981)：595.
这些要求和周恩来、张群秘密协商完成的抗日统一战线共同声明稿内容相似。但蒋也要宋子文告诉周，“他无时无刻不忘重组国民党的必要”，他预备在三个月之内召开各党各派国民大会，结束“训政”，“还政于民”。蒋重申，关键是共产党必须遵守他这位领袖的命令。周告诉宋子文、宋美龄兄妹，中共本来就接受所有这些条件，立场丝毫不因西安事变有所改变。[149]
[49].同上注，pp.606-607。
张学良实际上已经十分沮丧。他告诉宋美龄，他知道自己闯了大祸，预备立刻释放委员长，可是杨虎城一伙人不肯。[146]这时候宋美龄才说，如果委员长平安回到南京，她保证张不会受到惩罚。[147]蒋同时也决定，没有必要和张、杨谈判。针对他的释放，他必须交涉的对象是，他的黄埔军校旧部属周恩来。如果一九二七年四月上海清党时，蒋下令放了周的传说属实，两人都可以察觉其中的讽刺意味。十二月二十二日晚间，委员长要宋子文向周传达他对中共有四点要求：（一）取消中国境内的苏维埃政府；（二）取消“红军”的名号；（三）停止阶级斗争；（四）遵奉委员长为总司令。[148]
[50].同上注，pp.626-628。
一进到城里，宋美龄单独去见她丈夫，发觉他又病又倦。他眼眶又红了，责备她怎么涉险而来。他说，当天上午他翻阅《圣经》，正好读到一段：“耶和华今要做一件新事，即以女子来护卫男子。”蒋说他预备为国家而死，他太太告诉他为了救国，他必须活下去。夫人前脚离开，戴笠冲进房里，扑通一声跪下，抱住委员长双腿，自责没有善尽保护领袖的责任。[145]
[51].同上注。
南京方面，宋美龄和戴笠急着要和宋子文一起到西安。宋美龄仍然设法阻止何应钦发动攻击，何终于同意轰炸暂停三天。[143]她一到西安机场，和张学良、杨虎城握了手，就向少帅要求，别让他的手下搜查她的行李，因为她“不喜欢我的东西被弄乱”。张学良一脸尴尬答说：“夫人，我绝不会这么做。”[144]
[52].蒋1934年2月17日的演讲，收在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二，pp.660-662。
张、杨和宋子文交涉时，似乎不愿退让。宋子文似乎也不了解两个军阀处境疲弱，只要保证赦免其罪，他们很可能就会放了委员长。他决定，他妺妺宋美龄及代表黄埔系的情报头子戴笠应该来西安劝说委员长要妥协。
[53].Eastman(易劳逸)，“Fascism，”pp.1-31.
重新控制住情绪后，蒋重申他绝不在胁迫下接受任何东西。他告诉宋子文，他对张学良说过，他可以率领东北军进入内蒙古，这样可以稍微取得对日本人作战的优势；杨虎城可以改组陕西省政府，换上他属意的人选。他说，另外一个办法，就是中央军攻打西安。宋子文说，如果中央军进攻，张、杨部队可能退入共产党地区，“内战会到处爆发”。蒋的大舅子又对他说，蒋的性命已和国家的命运绑在一起。[142]
[54].简生簧编，《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26》，1934年5月4日，（新店：国史馆，2006)。
中国的经济，甚至蒋的支持度，终于开始有了起色。他认为，再过两年，他的军队就可完全准备好对抗日本。甚且，反共公约使得日本很可能卷入希特勒的对苏战争。新时代眼看即将到来。哪晓得两个军阀——在蒋的眼里，一个是急躁、无能，一个是贪腐、无知——却坏了大事。宋子文交给蒋一封宋美龄的信。她写说：“如子文三日内不回来，则必来与君共生死。”[141]蒋又潸然落泪。
[55].Mrs.Chas.E.Cowman，Streams in the Desert(Los Angeles：Oriental Missionary Society,1931).
十二月二十日，张学良在西安机场接了宋子文，带他去见委员长。宋子文单独走进房间，蒋抬头一看，大为意外，不禁痛哭流涕，浑身涌上挫折感和极端的无助。十年作战，努力制服军阀、剿灭共军，眼看已到“最后关头”，眼前不是军事胜利，就是还算令人满意、以实力地位谈判、得到斯大林保证的政治交换。岂知全都功亏一篑，现在全无地位可跟苏联谈判；如果他同意了组成抗日统一战线，不就显得是被恫吓而接受了吗？[140]
[56].Emily Hahn(项美丽)，Chiang Kai-shek：An Unauthorized Biography(New York：Doubleday,1955)，p.72.
同一时间欧洲方面，汪精卫却作出惊人之举——在回到中国之前先飞往柏林，与希特勒会晤。两人讨论中国加入反共轴心的可能性；如果如此，德国愿意大量扩大它对华援助。然后汪才赶回南京，盼望终于能够取代蒋介石成为国民党及中国无可争议的领袖。汪精卫和希特勒会晤的新闻必然使斯大林及苏联领导人大为震撼。《真理报》社论指控汪精卫和张学良代表日本军阀策划西安事变。[139]
[57].美国驻北平使馆给国务卿的无线电报，August 6，1934，FRUS(1934)，vol.3：The Far East，p.217.
↑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主要政敌汪精卫（国民党党史馆提供）
[58].季鹏(Ji Peng,音译），《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五年国民政府禁烟评述》，《民国档案》1(2000)：77-81。
[59].RGASPI，collection 495，inventory 184，file 47，sheets 81，130.
少帅晓得这下子纰漏捅大了。他现在的目标是尽可能争取释放蒋的功绩，可是他不能一个人做主，因为西安是由杨虎城控制；而杨表示他可不想当“断头将军”，深怕没得到坚实保证就纵虎归山。[137]同时，中央军已朝西安推进，飞机已经朝通向此一古都的铁路线投掷炸弹。根据宋美龄的说法，何应钦已经决定不再多费唇舌，要攻打西安。她担心这个做法会害死她丈夫，因此痛责“这些军人的脑袋”。次年她发表西安事变时期的日记，明白暗示何应钦利用危机为自己私心安排。十二月十五日，唐纳德从洛阳打电话给她，报告说委员长没有受到虐待，原本拒绝但现已同意搬到比较舒适的住处，而且不再由杨虎城看管，改由张学良看管。此外，他说，少帅私底下承认自己虽然动机纯正，却做错了。[138]
[60].North，Moscow,p.164.
危机升高之际，两天前才离开西安的周恩来，又从中共根据地坐驴子前往延安（仍由杨虎城部队占领），再搭飞机回到西安。据说，他一见到少帅，就告诉他“不能动（委员长）一根汗毛”。[133]和张学良交涉反蒋密约的周恩来，现在反过来告诉他，中国迫切需要蒋介石领导。[134]他说，斯大林和共产国际要求委员长继续领导中国。[135]周告诉少帅，他应设法说服蒋，在原则上同意成立抗日统一战线，然后就只能释放蒋，期待他信守承诺。[136]从一开始，周就明白，蒋不会签任何文件或采取任何行动以换取获释，但是有可能原则上同意成立抗日统一战线，尤其是周和张群前几天才讲好的条件，蒋、毛必定都已暂时同意了。
[61].Michael M.Sheng(盛慕真)，Battling Western Imperialism:Mao,Stalin,and the United States(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7)，p.23.
斯大林认为，如果他和毛能被外界看做斡旋有功、促成蒋介石获释，可能有助于促成国共及共产国际的抗日统一战线。斯大林晓得他手上还有一张王牌——蒋介石的儿子经国，与他的苏联太太及男婴住在斯维尔德洛夫斯科，供职于一家大型工厂，而且凑巧再过几天就要正式成为苏联共产党党员。可能是斯大林本人下令立刻停止蒋经国入党程序，并召令小蒋立刻到莫斯科报到。[131]斯大林旋即致电周恩来，要他在和蒋介石谈话时，应该提到接受联合抗日政府还有一个好处：他那任性的儿子可能可以回到中国。[132]
[62].毛泽东1956年3月31日与苏联大使尤金(P.E.Yudin)谈话时，提到这个数字。见尤金1956年4月5日日记，no.289，Woodrow Wilson Center International Cold War History website.毛泽东对斯诺则说“估计有9万人”参加长征，这还不包括数以千计的红色农民。我选择采用他告诉尤金的数字。
蒋被劫持的消息几个小时后就传到莫斯科，但斯大林不像毛泽东，他笑不出来，反而立刻看出来此事会给苏联招惹灾祸。次日，共产国际收到陈立夫来电，很可能也获悉何应钦下令中央军精锐部队往西安移动及促请汪精卫兼程回国。委员长被杀，何、汪共组亲日政府的可能性突然大增。斯大林急电毛泽东，以明确口吻表示苏联不赞成这桩“阴谋”——暗示这是日本人幕后策动的。他命令毛和蒋友好谈话，找出和平解决方法，并释放这位国民党领袖。[129]接到斯大林如此命令之后，毛、周、朱于十二月十五日通电全国宣布中共主张“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任何草率动作“只会如日本人的意”。[130]
[63]. Ross Terrill(谭若思)，A Biography:Mao(New York：Random House，1980),p.121.
张学良派兵到临潼之前，发电通报毛泽东他即将行动。毛告诉他的秘书：“早上就会有好消息了。”次日中午，报务员冲进毛泽东的窑洞，递交来自张学良的急电。中共领导人鱼贯进入毛原始的总部聆听消息。毛向大家宣读电文，现场欢声雷动。朱德、张国焘等人主张立刻把蒋及同行的国民党将领处死。毛大笑，也有同感。即使如此，他立刻征询莫斯科的指示，提议把蒋交给“人民”公审。然后，毛拍发贺电给少帅，恭维他是“国家抗日领袖”，赞扬他“惊天动地的举动”，表示和蒋已无法达成妥协，暗示他应“坚决”处理蒋。[128]
[64].中共上海局致共产国际电报，RGASPI，collection 495，inventory 184，file 61，sheet 58.9月4日，共产国际通知共江西的中共，它已派一名外国人建立组织，采购、运送武器弹药给江西苏区。collection 495，inventory 184，file 48，sheets 9-10.
军事行动令莫斯科更加迫切盯住危机的发展，但蒋夫人担心调兵会太过挑衅，力主节制。接下来的会议，意见纷杂，吵成一团。蒋夫人决定自己找出“迅速、平静、不流血”的解决办法，甚至表示西安事变策划者说不定有“合理的诉求”。她派唐纳德飞往西安，宣布她本人稍后也会赶到。[127]同一天，陈立夫利用中共特务（共产国际代表）潘汉年的密码，直接发电给共产国际，警告说若是委员长有了三长两短，“中国抗日将群龙无首，这将对苏联不利”。
[65].1903年，1块钱墨西哥银元据说约值0.38美元(New York Times,March 11，1903)。假设1934年其价值仍不变，经通货膨胀调整后，当时的300万墨西哥银元约值2005年的700万美元，但是就它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相对份额而言，今天的倍数就更大了。不论怎么计算，这是一笔极大的数目。
全国民众听到西安事变的消息，普遍同情蒋。一般人认为，两个有野心、专制的军阀粉碎了国家的希望，恐将再掀起新一波的血腥内战。据说全国军民为此抱头哭泣，而文盲急托识字的人告诉他们最新的消息。[126]各地军阀的反应不一。有些人，如冯玉祥，呼吁张、杨快快释放委员长；也有些人，如李宗仁、白崇禧，则暗示支持张学良。
[66].程思远，《白崇禧传》，（香港：南华出版，1989)pp.195-180。
这八点救国方案包括：成立“救国政府”、立刻停止内战、赦免及释放所有的政治犯、保障政治自由等。国民党中执会和中政会推孔祥熙代理行政院长，何应钦代理总司令。何下令立刻准备出兵讨伐西安，并且派了一团陕西部队去占领潼关。何亦发电报给人在意大利的汪精卫，要求他尽快回国。中央军开始向西安前进。[125]
[67].Chiang Diaries，Hoover,November 26，1934，box 37，folder 13.
兵变消息当天上午就传到上海，但没人晓得委员长是生是死。孔祥熙告诉宋美龄，她立刻派人去找张学良和孙中山的老朋友、曾任《纽约先驱报》记者的唐纳德。三人一起飞往南京。南京政府已经收到张、杨电报，证实委员长已被他们挟持。张、杨表示他们“含泪”向委员长说明他们被迫这么做的苦衷，但“一再被他责骂”。他们俩旋即提出八点“救国主张”，希望南京政府采纳，“为未来开启生机”。[124]
[68].Dreyer，China at War,p.194；Stuart R.Schram，Political Thought(Baltimore：Penguin Books，1966)，pp.80-181.
士兵们把蒋送到西安的省政府办公室，杨虎城部队负责监管他。过了一会儿，张学良进入房间，立正，称他为总司令。蒋质问：“你还喊我总司令？如果你还承认我是你的长官，你就应该送我到洛阳，否则你就是叛徒。既然我落到叛徒手中，你最好枪毙我。我们没什么好说的！”[122]张学良回答说：“你就是被坏脾气害了。”[123]
[69].Te-kong Tong(唐德刚)and Li Tsung-jen（Li Congren,李宗仁),The Memoirs of Li Tsung-jen(Boulder,Colo.：Westview,1979)，pp.295-296.李宗仁说，桂军使共军伤亡万人，另又俘虏七千人。
眼前是一堵高墙。三人爬了过去，沿着一条宽敞的干沟跑。突然间蒋失足跌了一跤，伤了背，假牙也掉了。此时他们遇上几个同伴，大伙跑到已经积雪的山顶一个洞穴里。次日早晨，张学良部队找到一名又冷又饿、赤脚，睡衣之外只披了一件长袍的逃犯。他对追兵表示：“我是委员长。杀了我，别侮辱我。”[120]带队的军官说：“我们不会杀你，我们只要求你领导抗日。”[121]
[70].Chen Lifu(陈立夫)，Storm Clouds,pp.114-115.陈立夫说凶手当场被打死。
蒋预定十二月十二日离开西安。当天黎明，张学良的护卫队冲进蒋落脚处。蒋在房里听到枪声大作，一名军官冲进来报告：戴毛皮帽的士兵——东北军的标准配备——正在进攻这里。这位军官敦促委员长逃到后头山上。蒋穿着睡衣、爬出窗户，在一名卫士、一名副官陪同下朝荒山奔逃。
[71].Wakeman(魏斐德)，Spymaster,pp.182-186.
十二月九日，西安开始飘雪。当天上午，一群学生要到临潼围堵蒋委员长，警察开枪，造成若干人死伤。张学良赶到现场，告诉学生他可代表大家与总司令对质。当他到了临潼向蒋报告时，蒋大发脾气，质问他：“你究竟站在哪一边？”根据少帅的说法，蒋表示他不怕学生，“让他们来，我可以用机关枪杀了他们”。这番话——若是属实——使张十分烦恼，他因计划劫持领袖，压力已经十分大。他躲进洗手间克制自己的情绪。[119]
[72].陈敏中(Chen Minzhong,音译），《试论一九三五至一九三六年中日会谈》，《民国档案》（南京)2,no.16(1989)：105-118。
飞机降落西安机场后，蒋住到城外十六公里的温泉胜地临潼。临潼是个小城，附近有许多温泉屋。蒋在此个别召见东北军和陕西部队的高级将领，告诉他们（和对张学良讲话一样），长久的剿灭共军作战已到“最后五分钟”。
[73].同上注。
如果蒋告诉张学良这个十分重要的消息，张可能就会放弃劫持计划。可是，蒋是个守口如瓶的人，对部属只要求其服从，不会对其说明解释。因此很可能他决定，除非毛泽东签字的正式同意已到手，相关的中苏军事协议最后条件也揭明，他不会告诉张学良国共已有此一“共识”。双方正式同意结束内战之前，蒋也不希望与共军殊死作战的意志已够消沉的陕西部队，士气再进一步低落。蒋也有可能，不管毛对草约作出何种决定，都无意停止军事攻势。但是，鉴于短期内苏联军援对中国而言十分重要，斯大林派代表出席协调草约的签订，加上毛若遇到全面攻击可能逃入苏联，很可能蒋对联合抗日十分认真。
[74].陈敏中(Chen Minzhong，音译)，《试论一九三五至一九三六年中日会谈》,pp.105-118；《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到一九三七年二月中国与日本的重要关键谈判》，《民国档案》2,no.12(1988)：19-44。
根据这些模糊且易操纵的条件，双方起草正式组成抗日统一战线的共同声明，等候蒋、毛核可。但是，即使尚待最后核可，若无双方首脑事先的同意，谈判代表也不会同意这些条件。周恩来在回去向毛报告途中短暂逗留西安，但他显然没见到张学良，告诉他有此一草约的事。或许双方协议好要保密到经由领导人正式核可之后才得公开。张群陪着周恩来到西安，毫无疑问他向蒋报告了此事，蒋显然也原则同意这些最终条件。[117]多年之后，蒋说协议只待他回到南京“正式批示”就可完成。[118]
[75].参见Marius B.Jansen，Japan and China：From War to Peace，1894-1972(Chicago：Rand McNally,1975)，p.390.
同时，周恩来和斯大林的代表潘汉年秘密由上海到南京，继续谈判抗日统一战线事宜。[114]委员长前往西安后不久，周恩来告诉张群和陈立夫，中共已同意国民党对抗日统一战线所要求的大部分条件，譬如废除红军的名号和徽章，部队接受政府军事委员会的调遣，停止没收地主财产，允许成立民主政府。唯一的歧异在于共军的人数；此时，国民党谈判代表同意共军在新名号下，等候纳入中央军之前，可以有三万兵员，不是先前的三千人。周立刻接受这个比较符合现实的数字。[115]这时不再提到毛、周等必须出国的要求。根据陈立夫的回忆录和蒋介石一九五七年的书，双方“实际上就所有问题”达成共识。[116]
[76].陈敏中(Chen Minzhong,音译)，《试论一九三五至一九三六年中日会谈》，pp.105-118；《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到一九三七年二月中国与日本的重要关键谈判》，《民国档案》2，no.12(1988)：19-44。
孔祥熙提醒蒋，西安之行太危险，但委员长反而更执意要去。他过去深入敌营总能化险为夷，更因无惧无畏而声望日增。因此，他在大批高级官员及奉化子弟兵卫队及二十名士兵的陪同下，飞往西安。
[77].Jansen，Japan and China,pp.390-391.
三
[78].Chiang Diaries，Hoover，October 8，1935，box 38，folder 6.
张主张蒋到西安，亲自向东北军、西北部队官兵讲话。蒋同意。张学良一回到西安，就发电报向毛泽东说明谈话经过。根据张国焘的说法，张学良没有提到计划劫持蒋委员长，但是十一月初，少帅在西安曾告诉毛的密使叶剑英说：他打算“发动兵变”。毛只简单回答：“好极了。”[113]
[79].Sheng(盛慕真)，Battling Western Imperialism，p.25.
十一月二十四日，蒋又回到洛阳，接到张学良报告说，陕西局势吃紧，请准向他亲作报告。蒋在日记中写下：“汉卿要求带兵抗日，而不愿剿共，是其无最后五分钟之坚定力也。”[111]十二月初，张到了洛阳，向领袖报告驻防陕西的部队军心不稳，陷入叛变心境。尽管蒋最近才警告不得主张联合阵线，少帅还是直接主张，两人吵了一个多小时。蒋警告说，如果国民党在这个关头停止内战，改为抗日，势必使得全国领导权落到中共手中。[112]
[80].Chen Lifu(陈立夫)，Storm Clouds，pp.116-119.陈出示周恩来手写信之影印本。Chiang Kai-shek(蒋介石)，Soviet Russia in China(New York：Farrar,Strauss and Cudahay,1957)，p.72.蒋介石在《苏俄在中国》中指说，周恩来1935年秋、冬，先接触国民党在香港的代表，宣称中共只希望停止和国民党作战、联合抗日，没有别的条件。后来周直接写信给陈氏兄弟。另可参见Wu T'ien-wei(吴天威)，The Sian Incident(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1976)，pp.21-22.
当月，日本、德国和意大利签署反共公约，日、德联手攻击苏联的可能性突然大增——这是斯大林寝食难安的最大噩梦。许多人猜疑何应钦和不在国内的汪精卫私底下赞同中国加入此一反共同盟。日本军国主义者希望尽速收服中国，他们才能依计划攻打苏联。日本特使川越茂悄悄搭日本军舰来到南京，带来新要求：中国赋予日本权利可派部队到中国政府军和共军正在作战的任何地方。蒋接见川越茂，但拒绝和他谈判。川越茂和外交部长张群的谈话没有进展。[110]对于斯大林而言，听到日中接触，使他觉得益发迫切，要赶快成立国共抗日统一战线。
[81].June Chang(张戎)and Jon Hdlliday,Mao(New York：Knopf,2005)，p.167，引用苏联外交部档案文件。
生日派对后，蒋悄悄和来到洛阳的张学良会面。蒋因张最近给他一封信要求成立抗日统一战线而生气。委员长以严厉、说教的口吻警告说，任何人在收拾完毕中共之前主张抗日，就是“国贼”。后来蒋都怀疑自己怎么会用词如此强烈。[108]根据张学良日后的说法，委员长的态度增强了他劫持领袖的决心，他回到西安向杨虎城谈到会谈经过，杨引述了一句古谚：必须“挟天子以令诸侯”。[109]
[82].Chen Lifu(陈立夫)，Storm Clouds,pp.116-119.
十月三十一日是蒋五十大寿之日，他回到河南洛阳的剿共总部。宋美龄带着两个大蛋糕由上海飞来，两人牵手在西式、点了蜡烛的蛋糕后合照——他手持软呢帽、身穿布披肩，她则穿毛皮披肩。上午，两万名民众在洛阳中央军校集合向他致敬。二十一响礼炮之后，群众欢呼、行三鞠躬礼。次日，蒋发表一篇乐观的长文，宣称国内局势“化险为夷……十月乃为外交转弱为强之期”。他说，最鲜明的是日本要求在华北联合反共。他指示张群准备一份声明，宣布中国决心恢复领土主权。[107]
[83].蒋介石1936年1月15日对学生、学者的演讲，收在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三，pp.912-917。
↑1936年10月31日，蒋介石与宋美龄在洛阳庆祝50岁生日（国民党党史馆提供）
[84].Akira Iriye(入江昭)，The Origin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in Asia and the Pacific(London：Longman，1987)，pp.32-33.
[85].Warren I.Cohen(孔华润)，America's Response to China(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9)，pp.112-113.
如果粉碎中共会失掉在未来抗日作战唯一可能的武器来源，蒋必须重新评估这样做是否值得尤其是考量到若共军战败，毛泽东大可躲进苏联或蒙古。毛泽东则秘密地继续与张学良讨论联合反蒋事宜，让张觉得事情顺利发展中（也因此间接地促成了即将爆发的西安事变）。
[86].Zhang Guotao(张国焘)，Ris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pp.449-450.
五月，在蒋担保安全无虞下，周恩来偕同共产国际（亦即斯大林）的代表潘汉年在上海和陈立夫、张群秘会，继续交涉抗日统一战线事宜。潘汉年参与讨论，还带着与共产国际通讯的密码本，代表斯大林盼望谈判成功，如果谈成，他会提供苏联军援给国军部队。[105]国民党方面向周提出一份强硬的要求清单，最重要的是要求中共把红军裁到三千人，废止“红军”名号，接受中央政府军事委员会的控制。中共亦必须取消所有的苏区，允许在他们的地区成立民主政府。最后，中共高级领导人应该离职，并出国半年——蒋对战败军阀典型的惩处就是遣其出国。这些要求根本不符现实——毛泽东必然宁可退入苏联，也不会接受它们。周当下就拒绝这些条件，坚持中共必须保持对红军的指挥权。但是他也让步说，共军可以纳入为中国军队的一部分，遵守联合统帅部（以蒋为首的军事委员会）的调度。会谈暂时告停。[106]
[87].同上注，pp.638-640；Jonathan D.Spence(史景迁)，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New York：W. W. Norton，1990)，p.421.
一九三六年秋天，毛泽东的状况也有改善。他只有三万名步枪部队士兵，但苏联援助已定期送到。他业已收到共产国际二十万美元；九月，斯大林批准再给他一万五千至二万支枪、八门加农炮、十门臼炮和“足够数量的弹药”。次年，共产国际答应再送给毛一百六十万美元。[103]十月，宋庆龄在上海应毛的请求，自掏腰包给他五万美元，以二○○五年币值来算，相当于七十万四千美元。[104]
[88].Yu M.Ovichinnikov,Stanovlenie I razvitie edunogo nationalnogo fronta sopreotvileniya Yaponii v Kitae(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United National Front of the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in China)(Moscow：Nauka，1985)，pp.44-45.
毛泽东既已推崇蒋介石，自由派的报纸有的住嘴，有的也表现出乐观态度。学生的怒气很快也消退。平常批评政府的《大公报》宣称：“人民的信心犹如死而复生。”专门研究民国史的重要学者易劳逸（Lloyd E.Eastman）说，蒋原本被认为是不学无术、图谋个人权力的武夫，可是到了一九三六年双十国庆，已被称誉为“高瞻远瞩的领袖，在国家陷于内部斗争时，明智地避免和日本冲突”。他成为“民望很高无可取代的领导人”。[102]
[89].Zhang Xueliang(张学良)，Columbia interviews，vol.84，pp.51-4192.
此时令人振奋的成绩也不少。政府部队中的文盲率由七成降至三成。[99]法律条文已经修订，并在全国施行。最近中央财政权延伸到被击败的华南省份，有助于国家货币（即法币）的通行。南京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把农民应纳的年税赋降低了五千万法币，秋季农作物收成是二十年来最大的一年。中国已稍为自世界大萧条的困境中熬过来。现在，更多的中国农民有更多的钱可花，轻型制造业和工业生产稳定上升。[100]即使在这段艰苦的岁月，中国人的勤奋和创业精神已开始展现可观性。固然仍有许多失败、普遍亦贫穷，但杰出的中国问题专家迈可尔（Franz Michael）仍肯定蒋介石南京政府头十年政绩斐然，“在经济开发、社会及教育改革、政治统一，以及提升中国国际地位等等许多方面，都有极大进步”[101]。
[90].Alexander Dallin and F. I.Firsov,Dimitrov and Stalin，1934-1943；Letters from the Soviet Archives(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0)，pp.98-99.
尽管内战不断、世界经济大萧条、日本侵夺并且全面备战，中央政府的权力却是自太平军起义以来的最高点。春天，蒋展现他的军事、政治和地下工作的技巧，很快又敉平两广一场作乱。乱党再次指控蒋姑息、独裁，但基本上它反映出军阀和中央政府之间持续的权力斗争。这些军阀在各自省份里，独裁的程度比蒋介石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两年之内，他们属意的国家领导人汪精卫（此时仍在欧洲）就会投靠日本。蒋对这些积习难改的华南军阀宽大为怀，甚至送给他们三百万元法币作为急难救助，可谓开明的自利行为，展现出国家领导人的气度。
[91].同上注,pp.101-105。
蒋一九三六年双十国庆节在南京向群众宣布：“共党余孽已被围在少数边区，要歼灭并不困难。现在，共产主义对中国已不再具有威胁性。”[97]蒋演讲后，进行阅兵典礼，穿着讲究整齐的部队踢正步，一排又一排的德国武器亦接受检阅。受惠于德国机械工具，中国兵工厂现在可制造若干高质量的精准武器。即使如此，新任德国顾问法肯豪森（Alexander von Falkenhausen）认为，中国仍需两年时间才能达成他培训六十个现代化师团的目标。新的德国岸炮、十二艘潜水艇、一艘德制巡洋舰、鱼雷快艇等武器，在一九三八年以前还不会交货。德国空军已接管培训中国空军的任务，如果按照计划发展，中国空军飞行员到了一九三九年就可飞现代化的“梅塞施密特”（Messerschmitts）战斗机和斯图卡（Stukas）式轰炸机，代表中、日势力均衡的大转变。[98]
[92].蒋1932年8月25日的公开声明，收在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三，p.966。
蒋的某些核心干部劝他再与日本反共的领导人接触。陈立夫强烈主张——但没有成功——领袖应派戴笠到东京游说日本人，中日若是爆发战争将会增强苏联和共产主义威胁亚洲的力量。但是蒋明白日本帝国的野心无法制止——日本“鹰派”已经胜出，他们决心逼中国成为其属国。中国若要达成和平，就必须正式接受东北以及淮河以北中国的独立。他说：“决不能避免战争。”[96]
[93].Chiang Kai-shek(蒋介石)，Soviet Russia in China，p.68.
毛泽东立刻遵命行事。八月底，他撤销中共反蒋口号，发信给国民党中执会，恭喜蒋的“进步”，表示认同他的对日政策。蒋把毛的恭维解读为共军首脑已走投无路。[92]他准备在年底以前再全力发动另一波围剿作战。张群扮演蒋的密使，春天起即与鲍格莫洛夫多次讨论如何共同维护和平——意即协助中国抗日。[93]可是，因为日本在内蒙、外蒙都搞颠覆动作，斯大林与傀儡蒙古人民共和国签订共同防卫条约。中国从来不承认外蒙古的独立，蒋遂搁置中苏谈判。[94]于是斯大林就安排《真理报》（Pravda）刊登蒋经国写给母亲毛福梅的信，再次谴责他的父亲是“人民公敌，是他儿子势不两立的敌人”。[95]
[94].Chen Lifu(陈立夫)，Storm Clouds,pp.116-121；Clubb(柯乐博)，China and Russia，pp.297-298.
斯大林读到毛泽东这份报告大吃一惊，认为蒋若受到此一共产党主导的军阀同盟严重威胁，他会怀疑是苏联躲在背后支持它。这种遭到出卖的感觉，会为日本打开种种的可能性，如与国民党内保守、强烈反共分子结成同盟。这种发展也会刺激日本的反布尔什维克、反苏情绪。斯大林八月十三日回信，全面拒绝毛泽东的做法。他直截了当地指示毛泽东“立刻正式向国民党及蒋介石提议展开停火谈判，并就共同抗日签署具体协议”，包括成立“统一指挥本部及共同的军事计划”。斯大林又说：“不能把张学良当做可靠的盟友”——即使他可能“直接叛逃过来”。中共及军阀联合反蒋阵线的构想自此消沉。[91]
[95].New York Times,February 12，1936，p.12.
一九三六年六月，无线电通讯恢复了，毛泽东才首度通知共产国际，已经成功地和张学良有了秘密协议。毛报告说，此一反蒋同盟将亮出“西北国防政府”的旗号，推举张学良为“政府主席”以及“抗日联军”总司令。毛又指出，东北军每月俸银大多仰赖南京政府拨付两百万元（应该是指中央政府发行的纸钞“法币”），但是少帅一旦与蒋介石决裂，这一大笔钱当然就没了。因此，毛问共产国际是否每个月能拨三百万元支付红军和东北军的饷银。他说，当然红军的饷银“必须和东北军一样”。毛在同一封函电中也要求重炮、飞机和其他武器，并保证两个月内发动攻势，成功“歼灭蒋介石西北部队”。[90]
[96].Chiang Diaries，Hoover,September 24，October 1，October 7，1936，box 39，folders 2，3；Chen Lifu(陈立夫)，Storm Clouds,pp.114-115，121-125.
春天时，张学良秘密穿过陕北共产党地区，来到延安某个已荒废的天主教教堂和周恩来碰头；延安此时仍在杨虎城部队控制下。周夸赞充满理想主义、天真的少帅，张则告诉温文儒雅、饱读群书的周，当代中国最受他尊敬的几个人物当中，周是其中之一。[89]虽然与南京当局已展开秘密会谈，中共此时仍起草一份和张、杨合作的反蒋同盟详细协议。大约同一时间，中共通电全国要求停火、与国民党和谈。
[97].董显光，《蒋介石》第一册,（上海：中华书局，1938)p.427。
蒋介石的特使并不知道张学良和中共暗通款曲，经过陕西前往中共在保安的总部与敌人展开谈判。保安是位于陕北的一个贫困市集城镇，以窑洞出名。中共在这次会谈中建议国共成立联合政府，致力国防并建立抗日联军——国民党先要停止内战，承认苏区的合法地位。双方同意南京政府将在下一次于上海会谈时作回答。[88]
[98].Liu(刘馥)，Military History,pp.101-102.
张学良和中共接触后，已不需要更多的说服。他反而主动提出，不可能与蒋介石联合抗日；他说，蒋的姑息政策已摧毁了他领导国家的道德权威。在周恩来鼓励下，张建议成立西北反日政府，含纳中共及其他爱国（军阀）势力，打出“联张、反蒋、抗日”的口号。野心和爱国精神使少帅决定和蒋总司令反目。他建议由他本人领导这个反蒋联合政府，周立刻就同意。此时，毛已经被正式告知共产国际的新政策是联蒋抗日的统一战线，并不是反蒋抗日。即令如此，毛还是认可了少帅此一（与共产国际）相抵触的策略，认为可以好好利用他的“英雄主义”，莫斯科终究会同意这个决定。他搁了四个月，没告诉共产国际有此一新计划。
[99].同上注，p.143。
蒋再次下令张、杨进攻陕北共军部队。战绩再次相当难看：又有数千名士卒阵亡或失踪，虽然数字仍可能被夸大。通过一名被俘军官，周传话给张学良，表示希望和他谈谈抗日统一阵线。[86]二月间，无疑是得到杨虎城的同意，张在西安与周派来的中共代表秘密碰面。经过这次会谈，周和毛通过联络人与张学良持续接触；张甚至准许他们在东北军里成立左翼的“抗日同志会”。[87]
[100].Lloyd E.Eastman(易劳逸)，The Nationalist Era in China,1927-1949,paperback ed.(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p.46.
东京发生政变之同时，西伯利亚和中国东北也爆发一场战事。苏联远东军仍由加仑将军率领，击退日军和满洲国傀儡部队的多师团联手进攻。此役战败使日本海军南进的主张大盛，压过陆军向西、向北发展的声音。华盛顿政府许多人不理解此一简单的动态。一九三六年，日本制服中国而称霸，似乎根本没引起罗斯福政府或大多数美国人的关心。美国驻华大使詹森（Nelson Johnson）认为，日本侵夺中国，与美国没有直接关联。他说，日本事实上“有效率地”经营东北和华北，可能替美国企业打开重要的经济机会。[85]
[101].Franz Michael， “The Role of Law in Traditional，Nationalist，and Communist China，”China Quarterly 9(January-March 1962)：124-148.
下一个月的东京，经过狂热军人流血政变失败之后，广田弘毅领导的文人新内阁宣布“积极外交”的新政策；简单地说，就是日本要主宰全亚洲。这些“理性的极端国家主义派”支持与太平洋列强开战的备战，不是只同苏联开战。他们也希望在真正的大战开始之前，先制服中国。广田内阁立刻向中国提出新一轮的要求，如“睦邻亲善、联防反共、经济合作”。蒋体会到他再也姑息不了日本，战争已即将爆发。[84]
[102].Eastman(易劳逸)，Nationalist Era，pp.46-47.
一九三六年一月，蒋再度向一群大学师生辩护他的外交政策，声称虽然他“不惧日”，中国仍不够强大到足以和日本帝国一战。[83]这个立场无论在情感上或意识形态上都不能让中国人民满意，但是很明显，中国按照进度在未来三四年继续整军经武，必可在对日抗战时发挥重大作用。此外，这时候的西方民主国家仍未把中国的领土完整，与欧洲或美国的命运视同一体，完全无意提供实质援助。
[103].VKP(b)，Komintern，I kitai Dokumenty(The AUCP［All Union Communist Party]［b］，Comintern，and China Documents)，vol.4(Moscow：AO Bulket，2003)，p.892；L.M.Kaganovich and V. M.Molotov to I.V.Stalin，telegram,September 8，1936，RGASPI Moscow,collection 495，inventory 184，file 36,sheet 263.
二
[104].宋庆龄1937年1月26日告诉王明：“不久前回复毛泽东要求资助之函，我设法在三个月前给了他一些钱(后来讲明是5万美元)。”RGASPI collection 495，inventory 74，file 281，sheets 34-35，and collection 514，inventory 1，file 1037，sheets 90-94.
很可能蒋只是要这两支军阀部队驻守陕南，骚扰毛泽东部队，等候大批中央军（但不是精锐部队）从南方调来。可是，把两支军阀部队投进和中共交战而失利，反而强化了毛，使他虏获不少武器和兵员，把许多被俘兵员编入共军部队。最重要的是，吞下败绩使得张学良更听进去中共的联合抗日的号召。周恩来的宣传部队已经在全国各城市及大学宣讲抗日统一战线，他们甚至渗透到蒋底下各路军队，尤其是东北军之中。
[105].Chiang Kai-shek(蒋介石)，Soviet Russia in China，p.73.
第一次交手，国民党又失利。张学良报告，他折损两个师，数千名部属投降过去。毛初期交战能得胜无疑是因为他的组织能力高明、战术运用灵敏，但对手的领导能力和军纪欠佳也是原因。东北军和陕西部队的官兵此时根本没有斗志。但是也有可能，即使在此一初期阶段，张学良和杨虎城就没像向南京报告的那样全力攻打共产党，也没有受到那么严重的损失。早先，蒋为了保存实力对付未来的抗日之需，何应钦提议派出手下精锐的德式训练部队北上剿共，被蒋否决。
[106].Chen Lifu(陈立夫)，Storm Clouds，p.120；Sheng(盛慕真)，Battling Western Imperialism，pp.28-29：Ovichinnikov,Stanovlenie I razvitie edunogo nationalnogo fronta sopreotvileniya Yaponii v Kitae,pp.44-45.
但是，蒋、毛都相信“谈谈打打”的策略。因此，蒋一方面试图和苏联、中共和解，一方面又指示张学良率领东北军进驻陕北，与陕西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会合。杨虎城不识字、土匪出身，是冯玉祥旧部。张、杨奉命准备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对毛泽东新根据地的杂牌军发动攻击。张学良两年前由欧洲回国后，他的反日民族意识益发强烈，蒋的这道命令使他起了疑心：它表示他的东北军将驻防西北，离老家越来越远，何况还要接受另一个效忠于蒋的区域指挥官的节制。张开始相信其他军阀指控蒋介石消灭了共产党之后，就要收拾各地区独立部队的说法（蒋有这个想法当然是真，只不过他希望以和平方式去达成）。张学良和杨虎城慢慢觉得蒋的用心就是让他们的部队在剿共作战中失血。
[107].Chiang Diaries，Hoover,October 19 and November 1，1936,box 39，folder 4.
蒋认为共产国际的新政策以及周恩来的信函，不仅反映出斯大林觉得来自东、西两翼的威胁日益严重，也反映出中共十分衰弱。他指示陈立夫给周恩来正面回复。蒋决心发动最后一次对毛全面进剿，但他也有诱因认真考虑以统一阵线的政治协议。一方面毛有可能率部逃入苏联或外蒙古；另一方面若是接受政治协议，或许可使苏联大规模提供军事援助，在即将来临的对日抗战中，可发挥跟北伐期间同样重大的作用。蒋获悉周恩来来信之后，于十月十八日召见苏联大使鲍格莫洛夫（Dimitri Bogomolov），提议与苏联签订秘密军事条约。莫斯科答说，蒋必须先“规制和中共的关系”。[81]蒋和鲍格莫洛夫接下来讲好，由张群和鲍氏就此一秘约的细节进行后续谈判，在中国政府和中共就统一阵线达成协议后即可生效。通过中间人，陈、周决定将在一九三六年初在上海首次秘密会谈。[82]
[108].Zhang Xueliang(张学良)，Columbia interviews，vol.38，pp.25-189.
毛泽东在陕北仍然无法和莫斯科通过无线电联系，但显然有信差带给他共产国际新的全球统一阵线政策的消息。毛、蒋都明白局势变了：由于战争快速接近，而中国唯一可恃的武器供应及直接军事援助来源是苏联，蒋剩下可以歼灭中共的时间正在快速流失。周恩来在抵达陕北新根据地之前，就在一九三五年九月一日写了一封“正式信件”给陈果夫、陈立夫兄弟。陈立夫此时负责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刚入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中执会此时终于拥蒋派占多数）。陈果夫担任江苏省主席。可是，两兄弟仍主管情报及地下工作。周的信函提到，报道指南京政府“计划联俄”，南京的气氛“已与过去相当不同”。周说，两党间的合作又再度可能。他宣称，中共红军在西北的唯一目的是防守该地区不受日本侵略。他要求陈氏兄弟向蒋进言，立刻停止军事行动，并与苏联、中共联合抗日，同时又要求国共尽早会面，开始“负责任的协商”。[80]
[109].同上注，vol.38，pp.25-1900.
这一年，墨索里尼入侵埃塞俄比亚，希特勒冲破《凡尔赛条约》禁止德国武装的条款。民主国家显得瘫痪无力，但是苏联和共产国际在八月一日号召全世界成立反法西斯的“人民统一阵线”，它似乎代表放弃全球共产主义革命，转而支持以共产党、基督教民主党、自由派、温和保守派和民主社会主义党派共组反法西斯同盟。共产国际对中国的新策略口号是“联蒋抗日”。
[110].Time( 《时代周刊》)，November 9，1936.
一九三五年十月，毛率领七八千名跟他一起长征的士兵抵达陕西北部的小村。他们走了二万五千里（约一万公里）。在村子四周的岩洞安置下来，毛泽东带领的队伍和本地的一支共军（刘志丹）会师，有约两万名士兵。毛告诉大家，目标是扩大控制区，和苏联、外蒙古联结起来。[79]
[111].Chiang Diaries，Hoover,November 28，1936，box 39，folder 4.
日本并不以最近的收获为满足，又有新计划要建立完全自治的华北，包含河北、山东、山西和内蒙的察哈尔、绥远共五个省，每一省分别册立一个愿和日本配合的中国将领。[77]阎锡山和冯玉祥拒绝合作，但其他人接受这个机会。有一天蒋在日记里激动地写下，现在“唯有自强与力抗，再无其他方策”。但是现实上，歼灭溃逃的红军、完成军事现代化，仍是他的最高优先。他消极地接受，但不承认“华北”在日本人挑选的中国“当局”之下组成“特区”。[78]实质上，淮河以北的中国已完全由日本人掌握，只差没正式从南京政府独立出去。愤怒的学生再次涌上街头，抗议中国遭到瓜分。
[112].Zhang Xueliang(张学良)，Columbia interviews，vol.38，pp.25-1892 to 25-1893.”关于“讲重话”，见蒋1936年12月10日日记，收在秦孝仪，《大事长编》，p.1010。
但是，日本关东军继续伺机进一步侵犯中国的主权。东京方面亦要求委员长停止对日本的双面政策——公开表示友好，秘密准备开战；同时中国的党、政、军及情报机关所有人员一律退出河北省及北平、天津。蒋觉得即使这个要求很可恶也得接受，他向深感屈辱的中国民众解释，中国接受了它，并不是正式“协议”，因为并没有任何文件是经由最高层批准的。次月，中日双方有一个“非协议”的协议，让南京政府全面退出内蒙古的察哈尔省。蒋在国人心目中的政治声望更往下坠，但他很欣慰毛泽东溃逃，德式训练的中央军也有了持续进步——不过他害怕会刺激日本更加侵略，不能炫耀建军成绩。
[113].Zhang Guotao(张国焘)，Ris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pp.478-479；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台北：东华图书公司，1995)，cited by Chang(张戎)and Halliday,Mao，pp.181-182.
记录显示得十分清楚：蒋不预备在主权问题上面妥协退让。[75]东京和南京之间这段期间的交涉记录突显出，蒋及其谈判代表坚定地坚持中国保有对东北的主权，即使他们有时候提议，只要日本完全尊重中国在东北之外的主权并且废除违反此一原则的所有不平等协议，可以暂时搁置东北主权问题。[76]
[114].Chen Lifu(陈立夫)，Storm Cbuds,pp.119-120.
华盛顿此时终于愿意提供南京五千万美元的贷款，伦敦也提供一笔一千万美元的融资。但是，美、英都要求中国在东北问题上面要“务实”。九月，英国使节李斯-罗斯（Sir Frederick Leith-Ross）访问东京和南京，提议日本尊重中国在东北之外的主权，以交换中国“承认”伪满洲傀儡政府。在重庆经过长谈之后，李斯-罗斯向伦敦报告，蒋的政府绝不会放弃东北的主权。[74]
[115].T.V. Soong Papers，box 60，folder 3.20世纪50年代末期，宋子文把他在西安事变时期的日记及其他私人文件交给胡佛研究所档案馆,他要求这些文件必须等到宋美龄去世后才能公开。宋子文可能比起其他参与事变折冲、日后又撰文谈论它的人士，在文化上、政治上更倾向重视历史的客观性。1936年12月，周恩来和宋子文交涉释放蒋时，透露双方在南京谈判时协商好的部队人数。蒋在1957年发表的《苏俄在中国》（p.73)提到，国共协商好：中共要“废除红军”，不是只取消名义；但是共产国际档案显示双方交涉的是新的共军应有多少兵力。蒋在同书(p.81)又提到中共的四点要求，可是他旋即提到他在1937年2月的声明，欢迎中共的要求，但要求“废除”红军。蒋没有提到1936年秋天谈判时，要求毛泽东等人出国的条件。
蒋亦拍电报给中国驻日大使重申任何方案里，中国都不会承认满洲的傀儡政府，但是若传统主权得到尊重，中国可以同意不用军事手段处理此一问题。最令日本动心的是，蒋愿意探索两国合作“对付北方边境共产主义”的方法，但日本必须符合恢复中国主权此一基本条件。同时，蒋也设法展现如有必要，他预备和日本开战；他在南京城外进行大规模军事演习，沿陇海铁路部署军队，并在武汉增建防御工事。[73]
[116].Chen Lifu(陈立夫)，Storm Clouds,pp.119-120，Chiang Kai-shek(蒋介石)，Soviet Russia in China，p.73.
九月，日本外相广田弘毅交给蒋一项增进中日关系的三点方案：中国要接受对日关系优先于和西方的关系；承认“满洲国”；“和日本一起设法消灭共产主义”。蒋的回答避开第一、二点，但表示，只要日本尊重中国领土的完整，中国预备和东京讨论扑灭“中国北方边境共产主义”的有效方法。蒋也照会广田，如果“两国军方之间”所有的协议，包括一九三二年的《淞沪停战协定》、一九三四至一九三五年的《塘沽协定》，统统废除，东北问题可以暂时搁置，中国会停止反日活动。[72]
[117].Chen Lifu(陈立夫)，Storm Clouds，pp.119-120.
尽管中共撤退，中国政治依然不稳定。南京又发生一件事故。秋天某个清凉的上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党部门口集合拍团体照时，一名记者掏出手枪，朝汪精卫连开数枪，重伤了他。事有凑巧，蒋当天身体不适，没出席拍照，当然引人猜疑。汪精卫太太陈璧君公开要求国民党中央解释。蒋对自己被暗指涉及阴谋非常不痛快，下令戴笠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戴笠动用“最残酷的刑求”，亲自盘诘刺客，同时陈立夫奉蒋之命也另行调查。[70]陈立夫和戴笠一致的结论是，汪精卫自己的改组派内部有人心生不满，发动枪击事件。当特务人员杀了一名嫌犯又逮捕了若干人之后，陈璧君向委员长道歉，夫妻俩即搭船赴欧洲治伤。蒋可能并未涉及暗杀阴谋，但他因而接任行政院长，又掌控了南京政府。[71]
[118].Chiang Kai-shek(蒋介石)，Soviet Russia in China,pp.73，81.
一九三五年一月，红一方面军抵达贵州省遵义，与一九三三年撤出鄂豫皖边区的张国焘红四方面军会师。中共中央在此开会，推选毛泽东为中共政、军领导人。一月中旬，张国焘率部往西，毛则率领红一方面军先往南、再折西穿过云南。云南军阀龙云大概是收了中共的墨西哥大洋，允许共军和平过境。蒋又飞到四川省会成都亲自坐镇，他没办法追上张国焘或毛泽东，但是中央军的追剿在政治上的收获不小，他乘势掌握了四川、贵州两省（不过，此外也没有其他收获了）。这个经验也使得蒋开始认真思考以高踞三峡天险的四川为基地，将来抗日战争时可将政府及军队迁移此处。
[119].Zhang Xueliang(张学良)，Columbia interviews，vol.39，pp.25-1901.
共军没受到阻挠，从守在湖南、江西南部边境的广东部队的防线溜出重围。十一月底，毛部抵达湘江，蒋亲自赶到湖南指挥作战。经过一星期激战，双方损失都很惨重，红军趁火力稍弱，越过湘江进入贵州。[68]中央军追上来，蒋飞往省会贵阳，拉下省主席，换上效忠他的顾祝同为省主席。[69]
[120].蒋中正，《西安半月记》,（上海：中华书局，1937)pp.58-63。
这些军头不肯积极参加围剿，也不是全没道理。蒋此时的优先目标是歼灭共产党，但是和所有的中国现代化人士一样，他的长期目标是消除独立的军队和割据王国。当共产党进入贵州时，蒋在日记里写下，这个发展提供机会可从军阀省主席王家烈手中接管全省。[67]
[121].Brian Crozier(柯如齐)，The Man Who Lost China(New York:Charles Scribner's Sons，1976)，pp.182-183.
逃出包围圈竟然相当容易。当年稍早，蒋介石力促李宗仁、白崇禧和陈济棠（广东实际当权者）参加第五次围剿。可是，军阀们担心蒋要把红军赶入他们的省界，以便替自己的中央军打开一条路跟进，然后乘势占领他们的地盘。多年之后白崇禧接受访问时说，他向大伙儿建议表面上参加围堵共产党，但基本上还是保留实力固守地盘。[66]
[122].蒋中正，《西安半月记》,pp.54-55。
十月十六日，中共红一方面军八万名红军战士踏出他们的赣南基地，展开向北方撤退的行程。[62]其中只有三分之一的战士有步枪。这大批人马中，有三十五人是领导人的妻子，如毛的第二任妻子贺子珍。毛本人带着一袋书、一把伞，骑在一匹褐色马背上。他和大家一样，有一条毛毯和三天的口粮。[63]他们携带大量墨西哥银元，一路上用来买粮食和其他物资，甚至行贿军阀让他们通行无阻。早在突围之前，中共上海局就向共产国际报告，已把五万墨西哥银元送到江西苏区；在十月中旬它又表示还需要四十万元，“以后恐怕就没有机会”送交这些钱了。[64]去年十一月，它已收到三百万墨西哥银元，显然已送到江西苏区，现在又追加这些款项。[65]
[123].Earl Albert Selle，Donald of China(New York：Harper Brothers)，p.324.
与取缔鸦片相反的是，到了一九三四年，蒋介石明显已在围剿上取得相当进展，不仅江西苏区，就是城市里的中共势力都受到打击。根据毛泽东的说法，中国红军一九二九年高达三十万名战士，到了一九三四至一九三五年，只剩下两万五千人。有一度，中共中央代表江西苏区要求共产国际多拨点钱，莫斯科建议在赣南设立一个“驻地”以便运交补给品到被包围的苏区去。[59]中共在江西原本控制七十个县，现在全丢了，只剩下六个县。中共领导人开始辩论是否突围，长途撤退到靠近苏联的某个偏远地区。[60]终于斯大林借由短波无线电指示中共突围、寻找新的基地，或许接近外蒙古。[61]俄罗斯社会与政治历史国家档案馆［Russian State Archive of Socio-Political History（RGASPI）］收藏的各种资料表明，斯大林在共产党长征之前曾提供此类的物资援助。
[124].Furuya(古屋奎司)，Chiang Kai-shek，p.15.
根据中国大陆二○○○年出版的一篇未载明来源出处的文章，这段期间从鸦片生意课征到的规费和税款，每年高达二十亿（中国）银元以上，其中毫无疑问大部分被侵吞。文章认为固然成绩有限，新规定加重刑罚以及军事委员会的魄力，替下一阶段奠定“坚实基础”，可是新阶段却被战事打乱。总之，中国的吸毒恶习继续替政府、贪官污吏、军阀制造所得，但已有一些认真措施试图终结它或降低它。[58]
[125].Michael Gibson，“Chiang Kai-shek's Central Army，1924-1938，”Ph.D.diss.，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1985，pp.333-334.
早先，南京政府继续尝试各种办法以管制及逐步终止吸食鸦片，但是在国内混战那段动荡时期，对种植、配销和吸食鸦片所课的税，一直是中央政府及各地军阀的重要收入来源，对于禁绝鸦片就没有太大进展。一九二八年，政府颁布法令要改善执法、治疗和教育，但因为中央对各省没有实权，进展依然有限。一九三二年，军事委员会显然在蒋核可下负起责任，成立一个毒品管制委员会；加重刑罚（包括死刑）；两年之内在十七个省市正式全面禁绝鸦片。青帮头子杜月笙也成了委员会一员——非常诡异的一项任命案。但是杜月笙已经赚了许多合法钱，如果他真心合作，显然成绩将会大有可观。
[126].Crozier(柯如齐)，Man Who Lost China,pp.184-185.
陈立夫建议新生活运动也强调儒家的旧美德——礼、义、廉、耻。蒋又加上节俭、纪律和爱国精神。在蒋夫人发起下，美国传教士响应，加入推动此一符合基督教教义的运动。强调卫生和礼貌也切中美国人的礼貌和清洁习惯。不过南京的美国传教士也注意到，这项运动强调香烟的害处（美国的灾祸）大过对鸦片的挞伐。[57]
[127].T.V. Soong Papers，box 10，folder 3，pp.4-10.蒋夫人的回忆录强调也可能夸大了她的角色，可是我认为它精确地记下她的想法和行动。她说张学良或许有“合理的诉求”，又抨击何应钦，似乎证明她的坦率。
蒋夫人在新生活运动中扮演相当重要角色。根据一项记载，在谈到她受不了中国十分欠缺卫生条件时，她、澳洲顾问唐纳德和陈立夫三个人兴起这个念头。蒋夫人“忍受不了城市街道的肮脏，中国人厨房的零乱，以及人人用同一副筷子伸进菜盘去取菜”。她甚至随身带布巾铺座椅，在家里更坚持每道菜都得有一副公筷夹菜。但是她拿中国人的“干咳和吐痰一点办法都没有”。[56]
[128].Zhang Guotao(张国焘)，Ris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pp.479—482：周恩来1937年12月17日致毛泽东的电报，收在《中国共产党关于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p.213.
基督也越来越深入委员长的思想当中。他的日记经常提到《圣经》，通常是在忍辱负重的脉络下。譬如，一九三四年五月四日他写下：“基督信徒必须克己忍辱耐苦。（他们）日日背着十字架，跟从耶稣。”[54]蒋大约也在此时开始读一本基督教的文集《荒漠甘泉》（Streams in the Desert）。[55]它的主题是清贫自修，面对失败、灾害和牺牲关头要坚贞信念。蒋在每个鼓舞人心的信息和故事旁都做眉批。
[129].Zhang Guotao(张国焘)，Ris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pp.482-483.
新生活运动想要培养的价值观，大部分就是新儒家优点和传统的日本习惯——简朴、良知、单纯、诚实，甚至准时、卫生和整洁。在批评者眼里，新生活运动令人不安的是，它意图让“全国国民的生活彻底军事化”。可是，“完全军事化”的目的不是要征服其他民族，而是要培养“勇气和敏捷、吃苦耐劳、忍受辛苦工作，特别是有统一行动的习惯和能力”。它的目标是“告别昨天的野蛮生活方式、无秩序、倦怠和萎靡”。[53]这些根本不是什么好反对的目标，尤其是当它们摆在平凡的儒家和基督教框架中。
[130].Han Suyin(韩素音)，Eldest Son：Zhou En-lai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a(New York：Hill and Wang，1994)，p.152.
蒋介石在江西进行第五次围剿作战时，也展开“新生活运动”。蒋一直在思索如何发展一套精神和文化架构以补足、加强民族主义和中国的现代化。蒋说：“革命即生活形态之改进也。”他认为国民党革命到现在仍失败的基本原因是，“全国国民生活态度始终无所改进”。新生活运动意在改变这一切。[52]
[131].Cheloviek meniyaet kozhu，ili zhizn I nieobichainiye prevrashchieniya giospodina Dzian Dzingo(The Man Changes the Skin，or the Life and Extraordinary Metamorphoses of Mr. Ching-kuo)，Russian Tele-Radio TV documentary produced by Samariy Zelikin，1994.
但是，红军一九三四年从江西撤离之后一年，国民党的草根运动也四分五裂了。或者换个较精确的说法，在江西推动政治、经济“新政”的希望，因为地方贪婪的乡绅重回台面而被粉碎。这些农村的上层人士不像受过更多教育、不在籍的地主以及其他优势阶级的文化精英，那些人一般住在商业、财政、专业更能快速发展的城里。这些人是较低层的地方人物和地主，把一部分土地出租给佃农耕作。[50]这些小地主除了略有几亩地出租作为收入来源，也别无太多财产，而共产党来之前和期间的多年动乱已使他们流离颠沛。共产党既已撤离，这些小乡绅又起来，借助地痞流氓抢回权力。不久，他们就主宰村子里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生活，强化权力。[51]
[132].Han Suyin(韩素音),Eldest Son.p.154.
不过，蒋的团队倒是尝试不同方法，实施非土地充公的土地所有权改革，譬如政府逐渐购买流入市场的土地，建立合作社，使地主的土地可出租给无地农民耕作。这些民间活动队中有些热忱、正直的官员认为，在家长制的架构中，从既有传统为根基去打造，他们可以进步到更公平、繁荣的社会。因此，恢复讲究团体责任的传统的保甲制，以它为关键的社会体制，不仅推动法律与秩序，还可作为新的小区模范。他们希望上述改革再搭配上水利灌溉渠道和公共卫生所，可产生全新的国民荣誉感和爱国精神。
[133].同上注，p.153。他是否确实用这样的字眼，并不确定；但是信息很清楚。
国、共在江西打得不可开交之际，蒋发动一项群众运动要改造中国的政治、学术和道德生活。有人认为以其提振经济生活、推动土地改革，以及争取全民尊敬的目标而言，这是蒋的政治伎俩，也是一大挫败。[47]可是，近年的评估则认为运动固然失败，却不是虚情假意。[48]当共产党在赣南节节后退之际，国民党的民间活动队深入到各县、乡、村去建立法律与秩序，并推动农业及教育的重大改革。早先的一次庐山会议中，某些官员主张共产党重新分配土地，给了国民党大规模改革土地所有权及租赁形态的机会。他们认为，进行会扰及社会经济秩序的彻底改革之最佳时机，就是与支持更激烈手段一方的拉锯结果还不确定的时候。但是，国民党采取比较保守的做法，把土地还给原来的主人，暂停重新分配，等候已经大伤元气的地方经济复苏再说。国民党官员在扑灭暴力的农村革命之火时，“并不想再去搅动余烬”。[49]
[134].Zhang Xueliang(张学良)，Columbia interviews，vol.39，pp.25-1928.
一
[135].同上注。
戴笠的手下倒是有一个罕见的突破，逮到中共“秘密勤务”（secret service）（显然与“特务部”有别）的负责人顾顺章。戴“说服”顾投向国民党，导致“（在上海）逮捕了不少人，也杀了一些人，中共总书记向忠发也落网”。
[136].Zhang Guotao(张国焘)，Ris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pp.479-487.
他们的目的当然是要进一步拉低中国——尤其是上海——的知识分子、文化精英对蒋及其政府的评价，助长大部分西方新闻记者、外交官和军事武官对政府的鄙视。我们还可从其他情况看出，蓝衣社根本不是残暴不仁、使命必达的模范。共产国际派在上海公共租界秘密活动的代表应该是国民党绑架、暗杀的主要目标。可是，国民党在上海的情报及地下组织挖出这些外国代表的成绩却相当有限。莫斯科收藏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档案文件透露，共产国际在上海有一个地下组织处理巨款转账，资助共产党青年和劳工运动以及记者和书店，负责与莫斯科及江西苏区的无线电通讯（它有“六到八个发报机”），经营一所报务员学校培训十一名学员，还有如前文所述，购买一架飞机。尽管它如此活跃，蒋的特务人员、英法租界警察、青帮，只抓到少许共产国际代表。
[137].Zhang Xueliang(张学良)，Columbia interviews，vol.73，pp.42-3643.
蒋有能力下令干出数以百计的暗杀和绑架，如果他认为这么做攸关他政府的成功或中国的生存的话，而他或许也果真如此做，但是，证据并不清晰。明显的是，发生的杀人事件还不足以大量减少中国大城市里对蒋及其政府的公开批评，更谈不上结束批评了。亲共作家茅盾和鲁迅持续发表文学作品，痛骂国民党的残暴、贪腐，以及蒋介石的对日姑息。就和这些大贪渎的指控一样，国民党从事政治暗杀的故事，管它是真是假，对中共而言都是好消息，[45]蒋的反共派政敌、乘机作乱的军阀，以及非共产党的自由派，也不问真假，努力散布这些谋杀的指控。
[138].宋美龄，《西安事变》，（上海：中华书局，1937)pp.15-17。
据说，戴笠手下在上海的外国租界搞绑架，有人指责他们“大规模”干这些勾当。据说大部分受害人是“无名”的学生和工人，因此无法估计人数。两个出名的案例是作家丁玲和左翼帮派刺客王亚樵。丁玲一九三三年初加入中共，但实际上是被租界警察逮捕，再交给南京，不是被戴笠手下绑架。她获得假释，在南京住了三年后逃跑——以严重的异议分子而言，这个待遇算不上严苛。[44]王亚樵则被判刑十年。
[139].陶德曼大使和柏林之间提到汪精卫、希特勒见面的电报，见German Foreign Office Archives 1928-1938：German Embassy Nanking radiogram October 1，1937，AA/DB Ⅷ 24/137442；and German Foreign Ministry radiogram.December 1，1937，Nanking/zu Pol.Ⅷ 24/137443.谢谢陈鹏仁教授提供给作者。德国外交部被托者问到时，只说有关汪、希会谈的报道“空穴来风”。另参见Clubb(柯乐博)，China and Russia，p.303.140.T.V. Soong Papers，box 60，folder 3；蒋中正，《西安半月记》,pp.54-55；宋美龄，《西安事变》，pp.54-55。
除了这些个案，某些历史学家指控蓝衣社涉及广泛杀人最戏剧化的证据，是《大美晚报》（Shanghai Evening Post and Mercury）一九三三年七月十九日刊出的一份“神秘文件”。据说，这份文件由蒋介石的“中国法西斯组织”发出，把五十五名“中国领导人”列入“暗杀对象名单”。伊罗生的杂志《中国论坛》（China Forum）把这份文件交给《大美晚报》。[42]伊罗生公开表态亲共，日后成为托洛茨基派，不是没有偏见，但是他并没向《大美晚报》隐瞒此一“神秘文件”是由中共中央印刷局交到他手中。[43]
[141].蒋中正，《西安半月记》，p.97。
暗杀是蓝衣社最受人诟病的活动。有两个著名的被害人是军阀将领，其中一人涉嫌和日本人有往来；还有两人是天津的亲日报人。这反映出蓝衣社强烈反日分子的心态，该社的一份出版品声称一九三三年春天，它在武汉杀了四十名勾结日本人的“叛徒”。[40]虽非亲日派，但批评蒋不遗余力的自由派人士也有遭到蓝衣社毒手的；中国保护人权联盟两名会员遇害，一是联盟副主席杨杏佛，一是上海最著名的中文报纸《申报》负责人史量才。[41]蒋有可能并没下令干掉这些人，蒋的情报头子戴笠或许未请示老板就自作主张（这样蒋就可否认涉及）。不论怎么说，报界把这笔账通通记在蓝衣社和蒋本人头上。更重要的是，蒋即使事先不知情，他也没在日记中显示关心它们，也没提到他试图制止这种行为，以免恶名昭著。
[142].宋子文日记在12月24日之前都没提到与周恩来会面。他说，他在12月20日晚间试图找出解决办法，但他没说和什么人见面商量。
由蓝衣社扶植的中国学生运动并不是“极端民族主义”的团体——这个名词立刻使多数读者联想到对其他国家和民族的侵略、恶毒的态度。[38]蓝衣社痛恨法西斯日本，也激烈反帝国主义——我们可以理解，绝大多数中国人无不如此。他们喜欢夸称通过恫吓他们对压制一九三三至一九三四年的反蒋、反政府民众（主要是学生）示威运动作出了贡献。但是他们的活动都没能停止中英文报纸及非正式印刷品对蒋及对蓝衣社本身不断出现的抗议和猛烈批评。[39]
[143].宋美龄，《西安事变》，pp.12-13。
反政府的评论也继续由军阀控制地区的媒体流出来，例如云南的《观察日报》。中国的八卦小报也难以管束。这些八卦小报固然专注歌伎名伶的社交绯闻、新闻动态，偶尔也挖掘国民党贪渎失政的新闻——有些真实，有些虚假。更没有管制的是传单，充满着各式各样政治言论。[37]在大部分城市里，中国读者从来不愁找不到反政府、反蒋的材料；在共产党地区则绝对见不到反共产党的作品。两者真是天差地别。
[144].同上注，p.28。
和共产党地区不同，在国民党辖区要对报章杂志实施新闻检查并不一定十拿九稳。想在外国租界或条约口岸查封一家中文报刊杂志更是十分困难。有一个鲜明的例子就是《生活》周刊不断抨击蒋姑息日本，它在一九三三年遭到查封，改名《新生》再出刊，直到一九三五年七月停刊，然后事隔数月又改名（刊名中还是有生活）出刊。其他批评政府的报纸，如《大公报》、《光明日报》在南京时期的国民党辖区都可买得到。[35]根据共产国际的文件，中共秘密利用莫斯科的钱资助上海、天津、香港甚至日本统治下东北某不知名城市的报纸。[36]
[145].Wakeman(魏斐德)，Spymaster，p.234.
蒋在大陆时期，不像他的法西斯主义和其他极权主义敌人，必须忍受报界和政治对手不断的批评。蓝衣社经常被报界谴责，不当行为也被揭发。蒋原本对蓝衣社的热衷，反映出他体认到国民党的贪渎、派系斗争和一事无成相当严重。起初，他希望在蓝衣社身上找到他的忠实、理想的追随者，类似毛泽东阵营的忠贞干部。蒋到了一九三二年一月才知道蓝衣社的存在，一连好几个月他喜爱拔擢其青年成员为助手。但是到了七月，他抱怨蓝衣社“不成熟”。到了一九三四年，他“对这个组织彻底失望”。[34]
[146].宋美龄，《西安事变》，pp.32-36。
蒋固然有时也无情无义、残暴不仁，但他缺乏一个极权主义独裁者病态的狂妄自大和绝对的意识形态。他不断对自己重申的善意目的，其实是自我妄想多过伪善，而且（诚如毛、周所相信）蒋对德性与伦理的宣扬，不是假意做作——他是一个诚恳的人。
[147].1995年12月9日，王冀在华盛顿受访，说这是张学良亲口告诉他的。
另一个可能不实的说法，指蒋说过“日本法西斯和意大利法西斯的成功是因为”两国恢复了民族精神，如果中国革命要成功，“我们必须打造党的独裁”。这段可疑的引用中，蒋也在赞扬了日、意两国的法西斯主义之后，接着强调说中国必须振兴的民族精神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礼、义、廉耻”。[33]这些可不是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日本法西斯，甚至中国共产党所想要恢复的精神美德。
[148].T.V. Soong Papers，box 60，folder 3，pp.6-7.
据传他在一九三二年曾经有一次被广泛引用“秘密演讲”，歌颂外国“法西斯”并宣称中国“必须建立独裁”。言外之意，就是建立法西斯领导。这段话据说引述三十年代的一卷日本政府材料“特辑”当中的说法，而这些材料辑录蓝衣社的种种反日活动，以及针对日本傀儡“满洲国”的地下工作。[32]很有可能这些话是印刷、发行这本特辑的日本宣传机构所编造的。可是，有些知名学者的确引述这些字句来证明蒋向往法西斯主义。
[149].同上注。
蓝衣社的任务是在全国各级学校灌输军事纪律和爱国精神，包括效忠“领袖”。种族主义和征服野心不是他们要教的科目。有些蓝衣社成员力主正式宣告蒋介石为绝对领袖，但并未成功。尽管时常自我批评检讨，蒋的确十分自大，但是在他的演讲或日记里从来没有他同意自己被像法西斯领导人那样崇拜的迹象。他不准外人替他立碑塑像。他在大陆的近身文职幕僚依然称呼他“委员长”或“校长”，不是充满崇敬之意的“领袖”；到了台湾，他只被称为“先生”或“总统”。[31]
[150].同上注，pp.8-9。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一个半秘密的政治势力——俗称“蓝衣社”的“力行社”，的确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扮演短暂但声名狼藉的角色。许多作家也以蒋支持这个组织作为他具有法西斯倾向的证明。蓝衣社和纳粹党的冲锋队以及意大利的对应组织一样，源自一小群充满理想主义却又颇有挫折感、全力效忠国家主义及最高领袖的军官。和日本法西斯一样，这群人的狂热使他们自以为可以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包括动用暗杀行刺）。但是，“褐衫队”（Brown Shirt）人数高达两百万人，担任希特勒的私人部队；蓝衣社门户森严，一九三八年解散时，成员只有三百人左右。附属于它的群众组织，人数或许有数十万人，但是他们没被派上街头担任冲锋队。[30]
[151].同上注，pp.10-12。
但是，钟情德国的成就并不就是要全盘抄袭纳粹主义。蒋和日本人不一样，没有兴趣复制纳粹思想的主要面向，如种族优越论、领土扩张和征服世界。他的日记中从来没提过，更不会有欢迎字句记述德国法西斯主义崛起的任何里程碑事迹，如希特勒出任总理，国会大厦纵火事件，德国成为一党专政国家，或是希特勒被封为国家元首。无论就目标和手段而言，蒋都不是法西斯分子。
[152].同上注，p.12。
普鲁士的典范令蒋介石大感兴趣，在他听说希特勒这号人物之前，就已通过阅读以及实事求是的德国顾问晓得，德国重纪律、守秩序。他特别敬佩德国、日本、土耳其近年提振其“国民精神”的做法。在送纬国赴慕尼黑军事学院就读之前，他告诉养子：“德国是唯一一个国家，我们可以从它那里学到东西。它可以给我们基础，进而发展出我们自己的坚实风格。”[29]
[153].Selle，Donald of China，pp.333-334.
和毛泽东不同，蒋介石根本没有外国的军事或经济援助，还得自掏腰包向德国买武器和支付训练。但是此时他相信他统一中国的整体战略是有效的：他可以暂时姑息日本，同时打造兵力扑灭有外国支持的共产党。
[154].同上注，p.13。
国军包围圈越收越紧，红军在江西的司令员朱德、政治部首脑周恩来，手下共有九万支步枪，几百挺轻、重机关枪，尝试各种方法突围。斯大林极力提供援助。一九三三年六月二日，共产国际驻上海代表报告，计划购买飞机，聘美国飞行员驾驶，“可轻易到达我们的地区”（显然指的是江西）。十一月二日，莫斯科指示上海购买“重型飞机、瓦斯面罩和药品”，并问需要以美金或墨西哥银元采购。十一月十四日，上海报告已收到三百万墨西哥银元，并要求再给二十五万美元。[28]但是，即使有此奥援，共军士兵逃亡者日益增加——悄悄溜过封锁线——对中共红军而言，前景越来越黯淡。
[155].同上注。宋子文在他日记的第十三页也提及蒋曾对周恩来说过：“他一直企图将共产党往北推，以对抗日本。”
委员长调派张学良还剩下的十三万东北军赴江西，参加下一次围剿。[24]蒋晓得军事行动必须伴随着“政治措施，才能争取民心效忠”。他告诉属下将领，反共斗争是“三分军事、七分政治”。[25]他说，如果“中共的宣传赢得人民支持”，特定的战役就不会有成果。[26]因此，除了展开军事作战，他还投入大量时间和资源训练公民行动及宣传团队，甚至在庐山设立一个训练营专司其事。蒋好几次到学校演讲，强调土地改革是国家的生死大事，中国的根本问题，必须在军事命令下执行。[27]可是就跟肃贪问题一样，主要的关键是如何不动摇军中及国民党内的稳定去执行土地改革。
[156].Han Suyin(韩素音)，Eldest Son，p.154.韩的消息来源是一名中共党员；她说，此人在外头偷听。可是，宋子文在日记里没提这一段话，可能认为它是私事。
日军占领热河，张学良辞去一切职务，进入上海一家教会医院勒戒鸦片烟瘾，用俗称的“冷火鸡法”成功戒毒。等到出院后，他舍政治、军事，纵情社交，出入皆有美女在侧。四月，少帅偕元配、爱妾赵一荻及大批扈从前往欧洲。同船的还有他另一位情妇席爱娜女伯爵（Countess Eddy Ciano）——墨索里尼的女儿，也是意大利大使的夫人。她后来要求张交还她写给他的情书。[23]
[157].宋庆龄写信给在莫斯科的王明抱怨，竟然如此不小心。见Soong Chingling to Wang Ming，January 26，1937，RSASPH，collection 495，inventory 4，file 143，sheet 7.
一九三四年三月，蒋对一群资深政治领导人说，“总共还不到一千一百天”就会开始对日抗战——这个估计只比实际爆发抗战多了四十三天！[21]他估计抗战要打十年，也算得上准确。他说，这段期间，列强最后会介入，世界大战将爆发；最后，日本国内将爆发革命。[22]
[158].Selle，Donald,pp.333-334；宋美龄，《西安事变》，pp.47-51。
日军继续南进，威胁到北平、天津。蒋在汪精卫支持下很难堪地同意华北局部停火（俗称《塘沽协定》），宣布河北省北部为非军事区，实质上又把中国一大块领土让给日本实质（但非法理）的管控。[17]蒋对一群军官解释，停火目的是“为缓和侵略”，争取时间以“保存华北，稍纡喘息”。[18]他又说，“若是能抵抗三年、五年，我预料国际上总有新的发展，敌人自己国内也一定有的变化”，可以缓解情势，给我们机会“死中求生的一线希望”。[19]同时，他禁止在沿海地区兴建新工厂，下令规划把重工业移到内陆省份。[20]
[159].蒋中正，《西安半月记》，pp.109-115。
同时，对日停火只适用于上海地区；一九三三年元旦，日军从东北出发，进占位于黄海边、长城最东端、扼东北进出门户的山海关。守山海关的东北军断断续续地抵抗，但他们不是日军的对手。一月间在军事会议上蒋说明他何以未能投入中央军抗日时，喊出“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16]未来四年，他一再以此为号召。
[160].T. V. Soong Papers，box 60，folder 3，p.15.
一九三二年六月，蒋在一项军事会议上讲话，宣称中共的根基就是国民政府机器的无能和贪腐……如果我们这次（围剿）不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将有大麻烦，因为政府不能既抗日而后方遭人攻击。[13]但是一九三二年和一九三三年初针对江西共军的围剿之役又失败，且损失惨重，数以千计的武器被共军抢走。一九三三年五月，蒋指挥第五次围剿战役，采纳对付鄂豫皖边区的战术，集中力量兴建碉堡网，逐步围拢。[14]这次他召集了八十万大军，大部分投入在扩建、补给和维护碉堡网，它们则受到机关枪交织火网的保护。双方损失皆以千计，但是到了一九三四年，作战区盖了一万四千座碉堡，修了近两千五百公里的新道路，提供对共军地盘的有效封锁。[15]
[161].T.V. Soong Papers，box 60，folder 3.
由于日本攻击上海中国管辖区使得政府不遑兼顾，中共分散各地的苏区乘机快速发展。毛泽东在江西的苏区规模最大，涵盖三十个县、三百万人口；其次是张国焘的鄂豫皖边区。国军针对鄂豫皖边区发动两次围剿都以惨败告终，在淞沪战事冷却下来之后，蒋于一九三二年四月集结约四十万部队再次进剿，这次包围着对方兴建同心圆的碉堡。张国焘发觉自己寡不敌众，且即将被彻底包围，遂率领鄂豫皖边区大部分部队突围，往西边的四川撤离，历时四年，其实比毛泽东的“长征”更壮观。[12]
[162].Owen Lattimore，China Memoirs(Tokyo:University of Tokyo Press，1990)，p.156.
根据蒋的说法，他警告蔡廷锴，敌军可能从长江南岸的浏河国军防线后方登陆。蔡未能派出部队守住此一地区。三月一日，一万名日军乘船溯长江抵达浏河。打从战事开始，中方部队就有四千人阵亡、七千七百人负伤，再也抵抗不了，全部退出上海。[10]中国报纸、学生团体、宗亲会、寺庙和商业团体，无不主张全面抗日，但蒋批准局部停火，在城的四周划出中立区，国军不准进入。这个协定，和其政府与日本的一切协议相同，不由汪精卫或他本人签署；在他们眼里，协议因此是非官方的文件。三月，蒋就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及总参谋长。[11]
[163].蒋在Soviet Russia in China,p.81列出这四点。
此时，和日本的危机已转移到上海，在上海每天都有暴力的反日事件发生。[6]一月底，日本一支陆战队以保护侨民的名义在上海登陆。当蔡廷锴的第十九路军向日军开火时，日本出动飞机轰炸上海，杀死许多平民。蒋亲自负责全面调度指挥军事行动，通电前线士卒誓死御敌。[7]同时，他下令在河南省洛阳设立临时首都，以示政府决心持久抗战。日本急派更多部队和军舰，使得全市日军高达五万人。[8]杜月笙也派出青帮狙击手在敌后攻击日本人。[9]
[164].1937年3月26日，“耶稣受难予余之教训”，秦孝仪，《大事长编》卷四，p.1073。
一九三二年一月蒋在溪口武岭学校的一篇演讲，经上海等地报纸刊载。他重申政府“坚持不屈服，不订损失国权之约”。但是，他也警告，鉴于当前国家实力和精神，不宜轻举妄动，否则“战败之国未有不失地，未有不丧权者”，结果势必“斲丧……中华民族之命脉”。[4]他的话引起当家负责的同志共鸣。固然南京政府当权派只有少数人喜欢蒋，而广州那一伙更没人喜欢他，他们不情愿地接受，在此一危机下，他毕竟是不可或缺的人物；一个月之内，他们投降了。一九三二年一月，蒋和汪精卫在杭州会面，协议由汪精卫取代孙科出任政府首脑，蒋回任军事总司令。[5]
[165].这一段抄自我另一本著作The Generalissimo's Son；Chiang Ching-kuo and the Revolutions in China and Taiwan(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0)，p.73，citing Chen Lifu(陈立夫)，Storm Clouds，p.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