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别人道歉并不容易。它可能会让人觉得很难堪、很煎熬,不过这正是道歉的意义所在。当我们道歉时,对方能看到我们的挣扎,发觉我们内心的不安,于是就动了恻隐之心不再责难我们。真诚的道歉是帮助双方达成和解的强力纽带。
我们常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交谈很难进行下去,越来越剑拔弩张、逐渐失控——觉得自己的本意或话语被曲解了,每个人都觉得愤怒,感觉自己受到了伤害。这时候,如果想让谈话继续下去,只有一个办法:必须有人道歉。
我发现在谈话中发自内心地去表达歉意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奇迹。我就曾经试过几次,向别人道歉。哪怕那不是我的过失。有时候,我甚至很想来一次环球道歉之旅。不是贝拉克·奥巴马那种迫不得已的“道歉之旅”,而是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告诉那里的人们,我为他们经历过的苦难感到难过。
如果我们都能学会一些进行困难谈话的技巧,学会发现彼此的共识,学会求同,就有可能做到尊重对方不能动摇的底线,做到存异。我希望大家能开放心态,不要怕开口,要向不同的人询问他们对不同问题的看法。一次没有隔阂的真心交谈能让你学会理解他人,也更明白自己和外面的广阔世界。
下面这件事就是一个例子。有一次我在机场候机时正在读一本叫作《血红的根》(Blood at the Root)的书,为采访作者做功课。这本书写的是1912年,非洲裔美国人在佐治亚州的福赛斯县如何遭到驱逐的故事。白人们全副武装,对县里的黑人们实施威吓、暴力,甚至不惜纵火,把所有黑人公民都赶了出去。而此后。这个县只有白人的历史至少维持了75年。[10]
如果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你说了不该说的话,别强撑,立刻道歉吧。承认自己刚才的话很伤人,是错的,不要再硬给自己找台阶下。只有坦诚地表达歉意,才能化解自己的错误,才有可能将谈话继续下去。
坐在我对面的一位金发女士问我在看的书讲的是什么,然后我们聊了起来。她告诉我,她就在一个全是白人的镇子里长大。她还记得,曾经有一家人从墨西哥移民过来,那时候当地人对他们非常糟,连杂货店的收银员都不看他们一眼,也不会跟他们说话。他们就像木头人一样给东西扫码,然后一言不发,等着那家人付钱。
当然,你不可能每次都遵循这些建议。没有关系,我并不奢望你们变成完美的交谈者,因为我自己也做不到。有一次,我因为警察枪击事件和爱人发生了争论,事态有点失控,导致我们分房睡了好几天。记住,拥有情绪不是性格缺陷——人类本来就是情感动物。有时候,人为了逞一时的口舌之快,一不小心就会把自己好的出发点抛到九霄云外。
那位女士还告诉我,她的父母也对那家人说过极其难听的话,现在她回想起来觉得那些是非常种族主义的、充满憎恨的言论,并且完全没有根据。可是她说,她不懂为什么别人要因为她父母做的错事而责难她。“把我认定为种族主义者也一样是种族歧视。”她说。
还有,记得花一点时间感谢别人与你分享自己的想法。要知道跟其他人谈论政治和信仰这样的话题是让人提心吊胆的事,所以如果有人愿意花时间和你开诚布公地谈这些,你应该表达自己的感谢之情。如果你能以友好亲切的方式结束谈话,那就等于给未来的沟通打下了基础。
“仅仅因为我希望移民到美国来的人能通过合法渠道进入,并不能说明我是种族主义者。”她继续向我倾诉,“我不在意别人的肤色或来自什么地方,我只是认为大家都应该遵守法律。人们对我说了很多极其可怕的话。”
我的最后一条建议其实适用于所有谈话,不过对困难的谈话尤其有效:妥善收尾。你不需要在交谈中压过别人。如果你想跟别人保持友善的关系,就要克制自己想占上风的欲望。
在那一刻,我坐到她身旁的座位上,看着她的眼睛,对她说:“对不起。真的。我很抱歉让你感觉表达自己的意见就会挨骂,那些人对你说了难听的话,我很抱歉。”
如果你实在不知道该说什么,那就别说了,听别人说。如果你不同意别人的观点,那就接受这个事实,观点不一致并没有什么。并不是每次或大部分交谈都会以拥抱和顿悟结尾。有时候,交谈只是为了了解别人的想法,不一定要分出是非对错,彼此倾听、了解就已经足够。我们享受的是交流思想带来的愉悦感,哪怕没有,至少还可以获得一点满足感。
我一直在注意她的表情,她听完后肩膀放松了下来。我看到她眼睛周围紧绷的肌肉也放松了,嘴角也有了一丝不易觉察的微笑。“谢谢你。”她说,“谢谢你能这么说。我之前真的感觉糟透了。我感觉自己什么都不能说。”
要驾驭一场困难的谈话,我的下一条建议是:坚持下去。如果你正在和某人交谈,突然一个禁忌的话题冒了出来——可能是关于死亡、离婚或种族的话题——不要试图转移它,更不要随便开个玩笑或者希望打个马虎眼就能一带而过。谈论一些棘手的问题,肯定会让人感觉不舒服,尤其是当你不知道该说什么的时候。不过,请尽量不要表现出很难堪的样子,也不要走开。哪怕保持沉默都比逃跑要好。
后来,我们又聊了二十分钟左右,直到达美航空的飞机开始播音让乘客登机我们才道别。我起身准备离开的时候,她又再次感谢我听她说话,并且告诉我她现在有点懂了,也许她的观点对一些人来说确实是种冒犯。“我从没想过自己的说法合不合适,只是不假思索地说出自己的心里话。”她说,“我没有想过别人听了会怎么想。”
要跟自己并不尊重的人进行一场富有成效的谈话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你对他们的观感、对他们所说的话的认知,都可能并不准确。
我觉得她离开的时候,对如何看待这个问题有了更加开放的视角。虽然不能断言,但我知道自己离开时对她和跟她一样想法的人多了些感同身受。而且,我为自己能真诚地表达歉意并且亲眼见证了道歉具有如此大的能量而感到由衷的高兴。
我自己想象的剧情是不是与真实情况相符其实一点都不重要,可能那个人就是车开得很烂。这件事的重点在于训练我的大脑去体谅别人,去感同身受地理解他们。因为作为普通人,他们和我一样每天都需要面对各种各样的生存烦恼。而训练的目的是培养一种思维习惯,要把别人看作是努力生活但难免犯错的普通人。这个训练的受益人是我,而不是其他人。
任何人真心诚意的道歉,都能产生这样的效果。澳大利亚原住民对政府过往残忍对待他们的暴行年复一年地进行血泪控诉并要求政府道歉,终于澳大利亚政府将每年的5月26日定为“国家道歉日”。这听上去似乎远远不能作为政府对自己长期以来有组织地戕害原住民行为的回应,但这个纪念日迫使政府每年都必须再次承认自己的罪行并为之道歉。
开车也是一个很好的训练共情的时机,我就经常在开车时锻炼自己的神经。如果有人突然超了我的车或者闯了红灯,我的第一反应是这个人真是个智障、真没教养,有时候可能会直接大声骂出来。但我试着做了点改变,让自己去想一想为什么他们会这么着急、为什么他们的心情这么糟。我忍住那些想说出口的话,转念去想:她可能今天过得很糟,也许赶着回家看孩子。作为一个当妈的人,至少这点我能理解。
道歉具有神奇的魔力,我自己是这么看的,尽管科学家们早就发现并证实了人脑存在真实的、并不神奇的和解机制效应。迈阿密大学的心理学教授迈克尔·麦卡洛在人类的道歉和宽恕心理机制研究方面取得了开创性的新成果。他说,认为人类生来就是自私和邪恶的这种观点是非常错误的。“人类需要合作伙伴。”麦卡洛说,“所以物竞天择的自然法则在人们在生存对抗中破坏重要关系后,同时赋予了人类一些修复重要关系的工具。”[11]
你可以用观看自己不认同的公众人物的视频来练习自己的共情能力。播放一段他们公开演讲或者接受采访的视频,把那个人看作一个努力去追求他心目中善果的人。从他们的立场来说,他们的目标可能是正面的、有建设性的。试着去想象他们的终极目标是什么,尤其要从积极的层面去思考。很难做到,对吗?但如果你想让自己尊重对方,这一点是必不可少的。也许他们跟你做出的决定不一样,也许他们从生活中学到的教训跟你也不一样,但在他们自己看来,他们也在拼尽全力追求美好。
当人被冤枉的时候,大脑会经历一种化学诱导型情绪混乱状态。处于这种状态的人可能需要花上很多年才能圆满解决一直没有得到解决的甚至是潜意识里的情感冲突。迈克尔·麦卡洛在位于科勒尔盖布尔斯的迈阿密大学主持进化与人类行为实验室,在那里他的主要研究项目是人类的复仇、自控和感激行为。他对道歉行为的目的性有比我更好的解释。在这里,我摘录一段他在美国国家公共电台接受《关于存在》(On Being)节目采访时和主持人克里斯塔·蒂贝特的对话:
为了表示对对方的尊重,你首先必须将对方当作一个真实的、值得尊重的人来看待。即便你不同意他们的观点,也要设身处地地去理解他们。要做到这一点,方法之一就是你必须相信所有人都抱着追求善果的意愿。当你遇见一个自己不喜欢或无法理解的人时,试着去发现他们的诉求是什么。
麦卡洛:如果你去看一个刚刚被别人伤害了的人的大脑——比如一些被嘲笑或被骚扰了的人的大脑——也就是说,我们能用一些科技手段观察到这些人大脑的内部反应。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想要复仇的人的大脑内部是怎样的情形,它看起来跟一个想要喝点甜饮或是肚子饿想吃块巧克力的人的大脑反应完全一样。
我的第三个建议是,任何时候都要尊重对方。在我的脑海中,尊重是所有有意义的思想交流的基石。一次投票[9]结果表明,很多人都同意我的看法。几乎所有参与投票的人都认为,在交谈中尊重对方甚至比达成共识更重要。
蒂贝特:像一种极度需要被满足的渴望?
记住,造成人与人之间分歧的原因可能就是我们太习惯于把所有跟自己意见相左的人都划分为“异类”。而当我们认为自己跟别人不一样时,就会为找不到合适的方式让别人理解自己而挣扎。有时候,我们直接放弃了。《纽约客》专栏作家文森·坎宁安在2016年写了一篇文章,他写道:“分化造成的危险令人难以置信。我认为,实际上最近几个月以来这种恶果已经变得越来越清晰,越来越让人无法忽视:旧的公共的英语语言已经消失,完全蒸发了,甚至可能永远灭绝了……我们现在说的语言已经不是同一种语言(很难彼此理解,尽管尚有可能),而且由此造成的分化正在日益加剧,每天都在加深。”[8]而认识自己的偏见有助于填平彼此间的鸿沟。
麦卡洛:完全一模一样。复仇就是一种渴望。你可以看到大脑的奖赏系统被激活了,而且非常活跃……所以,复仇的欲望并非来自大脑的一种病态或阴暗的反应模式,而是一种简单的希望解决问题和达成目的的极度渴望。[12]
显然,今天人们在审美上的刻板印象恰恰与之相反。虽然用婴儿毯的颜色来说明刻板印象的滑稽有点可笑,但正是这种滑稽让我们意识到刻板印象实在不足为信。当我们与人交谈时,一切先入为主的概念——大多都没有事实基础——都会影响谈话的结果。不管你的感觉告诉你它多么正确、多么真实,你都要考虑一下这是成见使然,还是事实。我们要努力发现自己存在的偏见,并在交谈过程中把它们暂时搁置一边,尽可能认真地去聆听而不要妄下任何评判,试着让自己不要每时每刻都在考虑自己是否同意别人的话。
即使你不认为这些人有理由感到委屈,也不会改变他们脑中这种情感的强烈程度——他们极度渴望解决问题并得到解脱——至少可以在这方面给他们一点点安慰。
人们很容易相信所有的刻板印象都是源于人类发展历史和曾经的愚昧,但有些刻板印象却源于现代,是新兴的,而且还在不断地产生。实际上,科学家已经能够在实验室重现刻板印象形成的过程,这意味着我们能够随时制造出新的刻板印象,并且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已经被创造出来的刻板印象也不会消失。[7] 刻板印象会随着时间变化、升级,这也凸显了一个关于它的事实:刻板印象不用基于事实,而是来源于假设。举个例子,在不算久远的过去,粉红色还被认为是具有男子气概的颜色,《妇女家庭杂志》1918年6月刊上刊登了一则广告,它给家长们的建议是:“一般公认男孩宜用粉色,女孩宜用蓝色。因为粉色看起来更果敢、坚强,更适合男孩;而蓝色显得秀气、雅致,比较漂亮,更适合女孩。”
当你真诚道歉的时候,其实发生了三件事。第一件事是,你意识到了别人的愤怒或悲伤。也就是说,你认可了他们有理由感到愤怒,或者知道他们确实是生气了。这一举动通常能缓和他们的怒气。研究表明,在你道歉以后,他们不会再把你当作威胁或者可能会伤害他们的人。他们会就此放下防御姿态。最后,如果你成功了,他们的大脑就会准备原谅你。他们的创伤会愈合,他们甚至会完全忘了受伤的原因。贝弗利·恩格尔是一位知名心理医生、心理创伤治疗专家,她在《道歉的力量》(The Power of Apology)一书中写道:“道歉不能将过去的错误言行一笔勾销,但真诚而有效的道歉能消除那些错误言行的消极影响。”[13]
团队意识对人类来说非常重要,也正因这种意识,我们倾向于把任何非我同类的人都往坏处想。我们根据刻板印象对持异见者进行各种分类。根据在耶鲁大学担任“认知、动机、评价”自动化(ACME)实验室总监的心理学教授约翰·巴奇博士[6]的理论:“刻板印象是过度应用分类的结果。当我们使用刻板印象对人进行判断时,性别、年龄、肤色这些人的外在条件会先入为主,让我们的大脑自动产生对人的印象,比如:不友好、愚蠢、迟钝、软弱。但这些品质并不是展露在外面的,所以这些印象反映的不是事物的真正本质。”
道歉也能给道歉的人带来极大的正面影响。一个人要向别人道歉,必须先弄明白别人难过的原因。这就需要我们能站在别人的立场上去思考问题,因为我们都知道,设身处地能增强我们的同理心。
几十年前,一些心理学家认为是父母的不良教育造成了偏见的存在。我们现在的发现是,这其实是一种深植于求生本能和应对复杂世界需要的自然反应。[5] 当然,种族主义是永远不被接受的,但如果我们希望彻底消灭它,就必须深刻理解这种思想的根源。而且我们得明白,有些思想的种子,虽然不是全部,都具有可追溯的历史根源。针对某个种族的偏见起源于我们对某个种族一开始产生的刻板印象:这个人很坏,所以,所有跟他同种族的人都是坏人。
为了向机场的那位女士道歉,我就必须从她的角度去感受一下被别人当成种族主义者是什么感觉。很明显,她被这个词伤得很深。受到这种不公正的羞辱是什么感觉?我一边听她讲,一边鼓励她更多地解释她的观点,试着从她的眼神去理解她的心情。这样做以后,我变了,对她道歉变得一点都不难,我发自内心地说:“我很抱歉。我能理解那种感觉,你一定很受伤。我真的很抱歉。”
从某个层面上说,偏见是一项必备的生存技能。假设你是生活在旧石器时代初期的早期人类,比如直立人。你正在树林里游荡,这时发现有动物正向你靠近。你必须快速根据它的外形做出判断,那是否是只凶猛的动物。是否有危险,在对其他人的判断上也是一样。你必须瞬间对潜在的危险做出判读,以便在需要时能及时逃生。这可能是我们现代人很喜欢根据外貌和穿着来给人分类、贴标签的源头。
在这里,我想强调一下,我们讨论的不是极端情况下发生的对话,而是基于日常生活场景的交谈。我并不是在鼓励大家向杀人犯或者犯下残忍罪行的罪犯道歉。我所说的交谈对象不是指那些极端主义者,而是在咖啡店偶遇的陌生人或者在餐厅遇见的同事。
事实显而易见:我们都有偏见。每个人都会受无意识偏见的影响,会对其他人做出错误的假设。[4] 每个人都如此。
最后,我是否同意那个我在机场偶遇的女士所说的话其实一点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体谅她的痛苦,并且允许她向我倾诉。她卸下了防御盔甲,毫无顾忌地倾诉心中所想。这是她人生中第一次有这样的体验,所以她离开时心情不再愤怒,而是感到终于有人理解了自己。也许在未来的交谈中,她也会因此用一种更开放的心态面对类似的话题。
研究表明,当我们意识到偏见确实存在时,大部分人都认为自己不会那么容易受偏见的影响。也就是说,我们承认无意识偏见确实存在而且无处不在,但我们却对自己持有的偏见视而不见。
而这一切都是因为她跟一个陌生人攀谈起来,而这个陌生人向她表示了歉意,那正是她寻找了几十年的东西。恕我冒昧,虽然我对科学充满敬意——但我觉得这对我来说确实有点神奇。
反之亦然:如果我们不认可一个人的外表、观点、职位或者其他某一项个人品质,就更倾向于否认他身上的其他方面。我在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中就总是看到这样的情况:听说某人因为私藏毒品坐过一段时间牢,你心里立刻断定他很危险或者不可靠;听说一个朋友的丈夫背叛了她,于是你感觉自己没办法在他的职业推荐信上说些好话了。
道歉的力量
这种武断地把人简单分组的做法就是所谓的“光环效应”,心理学家又把它称为认知偏见或“偏见盲点”。基本上,如果我们认可一个人某一方面的品质,会在对他的整体印象或其他方面也更倾向于给他们较高评价。只要双方在一项共同的涉及重要利益的问题上达成共识,我们就会认为自己找到了一个可信赖的、诚实可靠的、让人喜欢的人。
1970年12月7日,联邦德国总理维利·勃兰特正在对波兰进行国事访问。当时,联邦德国跟东北部这个邻国的关系正处于紧张状态。勃兰特将华沙起义纪念碑也作为其访问行程计划中的一站。这个行程安排很官方,甚至有点程式化,总之跟其他国事访问中参观纪念碑的行程没什么不同,除了勃兰特的身份是联邦德国领导人,而他参观的纪念碑是为了纪念死于德国人之手的1.3万多无辜的犹太人。
试想一下,如果你的孩子想去朋友家留宿,于是你打电话给他朋友的母亲聊一些安排细节。你的目的是想确保这位女士值得信任,能保证你的孩子去过夜是安全的。可能你们聊得很愉快,本地的大小事、天气、新闻什么都聊得来。但你有没有问她她家的家规,孩子怎么管教。话说回来,即便你跟她对于气候变化的意见一致,并不代表你们在教养孩子方面也能达成共识。把别人的政治或社交价值观作为判断家庭价值观的依据,可能会造成意想不到甚至危险的后果。
1943年,波兰一度被德国占领。1939年秋天,当纳粹入侵波兰时,这个国家生活着超过300万犹太人。德国人把大部分波兰犹太人都赶到了贫民窟,大量的人在那里被活活饿死、病死。而当时最大的贫民窟就在华沙。纳粹把40多万人赶到了这个仅有两平方英里(约5.2平方千米)的区域内。
对于自己是否同意别人的意见,我们总是太快下论断。只要听到几个特定的词,其中可能包含了一些政治倾向或宗教信仰的线索,我们就据此把一些人分组。我们把与自己想法类似的人归于第一组;第二组,则是与我们持不同意见的人。可问题是,这样的分组好像并不准确。
1942年夏天,德国人又开始逼迫成千上万的犹太人“东迁”。当犹太人理事会的领袖发现“东迁”的真相后,他结束了自己的生命。那年年底,贫民窟的人们终于发现他们的朋友和亲人不是被带去了劳工营,而是被送上了死路。他们决定奋起反抗。
她也谈到了如何消除自己的偏见。设身处地从别人的角度思考问题是消除偏见的一种方法。另外一种方法是克制自己那种强烈的冲动——别人每说一句话时都去想自己是否同意他的说法。聆听别人并不意味着同意对方的见解。聆听的目的是理解对方,而非表示赞同。
1943年年初,这些被困在华沙贫民窟的犹太人拿起枪支和手榴弹跟德国党卫军展开了战斗。当年4月,德军发出最后通牒,命令他们必须投降。他们拒绝了。于是,德军走进贫民窟的街道,用火焰喷射器把犹太人的房子和商铺全部付之一炬。一位幸存者向BBC(英国广播公司)描述了当时的情形:“房子、院子全部变成一片火海……没有空气,只有黑色呛人的浓烟,通红炽热的墙壁、烧得发光的石阶都在反射着滚烫的热浪。”[14]
福克斯并不是说你必须相信跟你持有异见的人是个“好人”。她提供的观点是了解那个人如何看待自己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别人。她在说文化、事件、关系如何造就了这个人的思想和兴趣,从而去反思如果我们也有同样的经历,自己的思想会受到怎样的冲击和影响。
最后,共有约1.3万名犹太人死去。而这里面有一半人是被火烧死,或被浓烟呛死的。剩下的死于爆炸、枪击,或其他暴力手段。德国纳粹党卫军少将约尔根·斯特普鲁多年后在一座波兰监狱里跟他的狱友形容说:“那真是太壮观了!精彩的一幕。我和我的人站得远远的。我手里拿着一个电子遥控器,只要一按下去就能同时引爆所有机关。耶稣的门徒无声地叫喊着。我瞥了一眼我那些勇敢的军官和士兵,他们又脏又累,在熊熊烈火前映出黑色的轮廓。为了延长悬念,我还稍稍等了一会,然后大喊一声‘希特勒万岁’,按下了遥控器按钮。”[15]
福克斯在节目中解释了为什么她能与恐怖分子和极端分子对话的原因。“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好人。”她说,“唯一真正能让敌人放下武器的办法就是去听聆听他们。如果你认真去听他们的讲述,有足够的勇气听完他们的故事,你多半能理解他们;如果你跟他们一样生活在那样的背景下,可能会做出跟他们同样的选择。”
我给大家说这段历史是为了让大家理解,联邦德国领导人当时能去这座无数犹太人被活活烧死的城市参观那座纪念碑有多么重大的意义。顺便再说一句,这位联邦德国总理并没有参与制造这场华沙惨案。勃兰特在20世纪30年代还因为逃避纳粹审判而逃离德国。他曾经跟希特勒政府对抗了很多年,还被撤销了德国国籍。勃兰特在二战期间没有伤害过任何犹太人。
2016年,中央情报局前卧底特工艾米丽丝·福克斯(Amaryllis Fox)在接受半岛电视台采访时发表了一段有争议的言论。有些人质疑她所描述的反恐战争,但我认为,对想学习如何交谈的人来说,她提出的那些观点非常有学习价值。
在这次访问的视频里,你能看到时任总理勃兰特的脸色十分肃穆,身着黑色西装和外套,在站得笔直的军官和士兵们的簇拥下,缓缓地走向纪念碑。当走到有雕塑的纪念碑前,他献上了一个花圈,接着,令所有人吃惊的事情发生了,他弯下双膝跪了下来。他在冰冷的石阶上跪了好一会儿,默默无语,双手交合放在身前。所有媒体都认为他下跪完全是下意识的,是在情感感召下做出的举动。当天,他签署了《华沙条约》,正式约定了联邦德国和波兰的新领土边界线。
第一关键策略:保持好奇心,抱着真诚向别人学习的意愿来交谈。泽诺娜·克莱顿跟克雷格交谈时,并没有一心想要教育他或者驳倒他,让他承认自己错了。她只是很好奇他的信仰从何而来,想要了解他,哪怕这个人的观点甚至已经威胁到她的生存。
这个简单的举动——在纪念碑前沉痛地跪拜——被公认为德国和波兰紧张关系的破冰之举,不只是波兰,德国与东欧其他国家也都有了重归于好的可能。勃兰特在第二年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而波兰也在纪念碑他垂首下跪的地方不远处,又立了一座雕像来纪念他的惊世之举。
通过亲身经历和深入研究,我找到了让对话富有成效的5个关键策略。这5个策略分别是:保持好奇心、消除偏见、尊重别人、坚持到最后,还有妥善收尾。
[1] 三K党是美国一个奉行白人至上和歧视有色族裔主义运动的民间排外团体,也是美国种族主义的代表性组织。——编者注
与此同时,我想说有些谈话确实难度更大。有些话题相对来说比较危险,比较容易得罪别人或是伤害别人的感情。所以,我想给出一些经实践证明有效的方法来帮你们进行困难的谈话,让你们的谈话避免以吵架收场。
[2] Maria Saporta,“Xernona Clayton,” Atlanta,May 1,2011.
如果一个非洲裔美国女人能跟三K党的头目开诚布公、友好地交谈,那么跟咖啡店里穿印着特朗普头像T恤的男人或者跟办公室里总是说自己是绝对素食主义者的女同事交谈应该不算是难事。
[3] Robert Mcg. Thomas Jr,“Calvin F. Craig,64,Enigma in Klan and Civil Rights Work,” New York Times,April 24,1998.
我很喜欢这个故事,因为它证明了交谈对于两个愿意彼此倾听并希望互相学习的人来说具有强大的力量,让我们看到交谈的意义如此重大。对于所有声称自己“就是无法”跟意见相左的人交谈的那些人来说,这无疑是一个有力的反驳。
[4] Carolyn Y. Johnson,"Everyone Is Biased:Harvard Professor's Work Reveals We Barely K now Our Own Minds,"Boston.com,February 5,2013.
传奇的故事总难免有曲折反复,这个故事的发展也很复杂。克雷格后来重新加入三K党,不过几年后又退出了。但要说是泽诺娜让他放弃了种族主义的思想并不言过其实,克雷格自己也将这归功于她和他的那些谈话。而他的女儿,在父亲召开记者发布会的43年后,还曾打电话给泽诺娜恳求与她见面。“我是特地赶来感谢您的。”她在两人终于见面时说,“因为您拯救了我的父亲,净化了我们的家庭。”泽诺娜曾经解释说她并没有刻意去改变克雷格。不过,马丁·路德·金博士曾经跟她说过:“如果你想改变一个人的行为,必须先改变他的想法。”
[5] Annie Murphy Paul,“Where Bias Begins:The Truth About Stereotypes,” Psychology Today,May I,1998.
如果你不了解克莱顿和克雷格常常在一起聊天这件事,那后来的事情一定会让你大跌眼镜。1968年,克雷格召集了一次记者发布会,正式宣布自己退出三K党。他宣布自己今后的志愿是为创建新的种族大融合奉献余生,那“是一个新的联合起来的美国,黑人和白人能肩并肩”。[3]
[6] 约翰·巴奇博士的《隐藏的意识——潜意识如何影响我们的思想与行为》一书于2018年12月由中信出版集团出版。——编者注
他们会坐下来聊天,一直都相处得非常友好并互相尊敬。她说他从未对她直呼其名。“我是说,他表现得非常绅士,而且我们在一起总是谈笑风生。”泽诺娜说,“我问他,‘你为什么总来我这?我俩好像没有对哪件事的看法是一致的’。他笑着说,‘哦,克莱顿女士,完全是因为和你谈话十分有趣’。”
[7] Lin Edwards,“Study Demonstrates the Evolution of Stereotypes,” Plys.org.hts:phys.org/news/2012-09-evolution-stereotypeshtml.
在接下来一年左右的时间里,泽诺娜和加尔文却逐渐发展成每天都要交谈不可,话题不仅限于种族,还涵盖各种各样的领域。不知道为什么,加尔文·克雷格总是跑去她位于亚特兰大市中心的办公室。
[8] Vinson Cunningham,"Obama and the Collapse of Our Common American Language,"New Yorker,July 13,2016.
作为亚特兰大“模范城市”项目的领头人,泽诺娜负责督管5个社区,而每个社区都有一位主席。她刚一接手这项工作,市长艾伦就警告她要当心这5位主席中的一位——加尔文·克雷格。而克雷格当时是美国三K党[1]州组织的头目。据泽诺娜多年后回忆,她第一次跟那些社区主席见面时,其中一个人跟她握手时只捏了捏她的指尖,当时她心想:“应该就是他了。”[2]
[9] Q,Leading in a Pluralistic Society,Q Research Brief,2016.
泽诺娜为了废除亚特兰大医院的种族隔离制度而努力地工作,好让伤病的黑人不必转院到几英里之外的黑人专属医疗机构。她的工作引起了当时亚特兰大市长伊凡·艾伦的注意,他任命她负责“模范城市”项目。这个项目是当时的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提出的“伟大社会”计划的一部分,目标是改善贫困社区,培养新一代黑人市民领袖。
[10] Patrick Phillips,Blood at the Root:A Racial Cleansing in America(New York:w.w.Norton,2016).
让我给你们讲一个关于一位非洲裔美国女孩的故事吧。80多年前,她出生在俄克拉何马州的马斯科吉,是一个牧师的女儿,名字叫泽诺娜·克莱顿(发音“zer-NO-nuh”)。她在1965年移居亚特兰大,为南方基督教领袖会议(简称SCLC)工作,这个民权组织的第一任主席是马丁·路德·金。泽诺娜不仅跟金博士合作无间,还与他的夫人科雷塔成了密友。
[11] Maric Guma-Diaz and Annette Gallagher,“Power of an Apology,” University of Miami press release,July 14,2014.
谈话容易进行并不意味着交谈很成功。有些话题本身就具有很高的敏感性或容易让人情绪激动,涉及这种话题必然会比较棘手,甚至会很危险。但是无论如何,这个世界不存在与你“毫无共同之处”的人,也不存在一个话题敏感到无法让人谈论的地步。
[12] Michael McCullough,“Getting Revenge and Forgiveness,” interview by Krista Tppett,On Being,May 24,2012.
最近几年,我听过很多次这样的话:有些人“你就是没法跟他谈下去”。一位女士告诉我,她没法跟任何不知道“制度化种族主义”的人交谈;一位男士则说,如果他知道自己认识的人支持某位总统候选人,那么“我们就没什么可说的了,因为立场完全不同”。好像现在的人们给自己的交谈对象设立了越来越多的门槛,有很多绝对不能接受的条件。而人们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进行困难的谈话。
[13] Beverly Engel,The Power of Apology(New York:J. Wiley,2001).
——塔姆辛·格雷格
[14] BBC News,“Warsaw Jews Mark Uprising,” April 20,2003.
我猜自己是喜欢深入虎穴的人。谈话越难进行下去,我越是感兴趣。
[15] Kazimicrz Moczarski,Conversations with an Executioner(Englewood Cliffs,N]:Prentice-Hall,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