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条公路要修是真的，公路要从村中经过也是真的。X老家的那幢老屋在路段上，非拆不可，还是真的。公路是由外地的某施工单位从搬迁到修筑承包了的。搬迁是要给搬迁费的。X老家那幢老屋，按合同应得两万余元的搬迁费，而不是拆了就算了……
他们又是一阵面面相觑，最后都将目光集中在县委书记脸上。县委书记干咳了好几声，情知滑是滑不过去了，也就只得字斟句酌地讲了以下的事：
“两万余元？可我的一个‘堂弟’，不，是村里的一个乡亲，给我写的信中根本没提这一节啊！”
X老明白了他们都在企图对他隐瞒什么，于是表情严肃地，郑重地要求他们据实说来。
X老不禁感到被欺骗了。两万余元，这不同于仅仅价值三百多元的一堆朽木料哇！自己还没大方到将两万余元白送给一个非亲非故的人而毫不在乎的程度哇！两万余元，能保自己安度晚年，而不至于一听物价上涨就心惊肉跳哇！他由于感到被欺骗进而感到愤怒了……
县长和县里的一干领导，便都七言八语地说哪里哪里，添麻烦是谈不上的。不过我们呢，都希望您就在县里参观参观，指导指导，听听我们的汇报算了，何必还非得再往下边去呢？家乡的概念可以是广义的嘛！踏上了家乡的地界，就等于回到了家乡嘛！
“是啊是啊，X老，您等于被欺骗了，情况我们已经十分清楚了。这么大数目的一笔钱，当时您的许多乡亲都瞪大了眼睛盯着哪。村里的干部们当然不愿这么大数目的一笔钱，落在哪一个与您非亲非故的人手里。所以村里专为此事召开了党支部会。统一了意见，打算以党支部的名义通告您。如果您很需要这一笔钱呢，完全可以寄给您。如果您不那么很需要呢，就希望您能写封回信，声明将钱捐给村里将来盖小学校。可是，一名支委，将支部会议的决定，别有用心地透露给了自己的堂弟，而且提供了您的通讯地址。于是那一名别有用心的支委的堂弟，就冒充您本人的堂弟，暗中给您去了一封信。又拿着您的回信，向村干部们要那两万余元钱……”
X老看出了他们有难言之隐，就说如果你们觉得会给你们添麻烦，就不必为我费什么心了。我又不是一个小孩子，又不聋不哑的，不会走失在家乡的地界嘛！
“可我信上只写着，关于老屋的一切事宜，责成那家伙代办！”
于是县长和县里的一干领导面面相觑。
X老不再称曾给他写信的人为“乡亲”、“堂弟”，而斥之为“家伙”了。
X老被问得不禁一怔。怔过了说——我当然是想回我的出生地看看啦！千里迢迢的，我到了县里就打住，不回村，怎么能算是真正地回家乡了呢？乡亲们过后知道了，也是会挑我的理的呀！
“是啊是啊，您信上是那么写的，您的信我们也都看过。但根据您信上的‘一切事宜’和‘代办’这些字，人家是有理由向村干部们要钱的啊！”
酒过三巡，县长试探地说：“X老啊，您这次回家乡，是打算就在县里参观参观，指导指导，还是非回您的出生地不可呢？”
“浑蛋！简直他妈的……是浑蛋！”
原因是这样的——X老寻根，县里的领导们自然出面。尽管X老在位时的级别不算很高，但革命的资格毕竟在那儿摆着。而且是来自北京哇，而且曾做过的是“京官”哇。“京官”到了地方，仿佛级别便大了三级似的，何况到的是县里。“县官”们的诚惶诚恐毕恭毕敬，自是不必细说了，也自是顺理成章的了，免不了的，是要设宴接风的。
“是啊是啊，这事做得是够浑蛋的。当时村干部们可真为难呀！不给吧，对您的亲笔信显得不够尊重。就给了吧，那家伙明明是乘虚而入嘛！也太便宜他了。村干部们正不知如何对待，有一户人家就急了。十几年前，村里还有人给您写过信吧？”
一个月之后，X老回到了家乡。确切地说，他其实并没回到家乡，也就是说并没回到他出生的那个小村，也没见到魂牵梦萦的那幢老屋，只在县里住了一夜，第二天便匆匆地打道回府了。
“对，也自称是‘堂弟’……”
寄了二百元后，他内心里才安泰了许多。然而思乡之情，竟由这一个“堂弟”的这一封信，引发得空前之强烈，以至于夜里常梦见给自己的童年留下过许多温馨回忆的家乡的那幢老屋……
“那么就是那一户人家了。那户人家拿出了你十几年前的一封亲笔回信。那封信我们也都看了。比第二封信用词还亲切是不？”
他瞒着老伴儿，从存折上取出三百元钱有意寄给这一个“堂弟”。可到了邮局，却犹豫起来。犹豫再三，填了二百元的汇款单。倒不是又犯了小气症。这年月，物价涨“毛”。一百元对城市人早已不算多少钱了，对穷苦的农村人可依然有“雪中送炭”的意义啊！他担心的是——若对这一个“堂弟”显得太大方太慷慨了，又白送木料又寄钱的，其他的“堂弟”们心里会不平衡。在自己和“堂弟”们也就是乡亲们之间，造成什么厚薄远近的关系，岂不是反为不美了吗？
“是……”
第二天他的心情仍受此封信影响，不禁联想到了范仲淹的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怎么也高兴不起来。他在心里对“堂弟”也是对自己说——乡亲们啊乡亲们啊，在你们急需之际，我仅仅给你们一些陈朽的木料是不够的啊！
“那一封信，开头写的是‘亲爱的堂弟’，是不？”
X老看罢信，当即就用毛笔写了一份“声明”，还郑重其事地盖上了自己的图章，并亲自到邮局去寄了。从老家的旧屋拆下的一点儿木料，乡亲写信来要了去，为因盖不起房子而娶不上媳妇的小儿子盖房子用，能不急乡亲之所急吗？如果不，如果反而要求村里将那些木料代卖了，将钱寄到城里他的名下，那自己还有半点儿人味吗？
“是……”
但此信却又不是封要钱的信，而是说“堂弟”的小儿子早已到了结婚成家的年龄，之所以还迟迟地没娶媳妇，乃因盖不起房子。他家那老屋，拆下的旧木料不是能值三百多元钱吗？希望他写个字据寄给“堂弟”，“声明”那笔钱或那些木料，自己愿主动放弃所有权，无条件地给予“堂弟”……
“而这一封信，开头写的是‘亲爱的乡亲’。”
此信也写了许多家里的生活如何如何困难的情形。其实不写他也想象得到。未脱贫的一个农村，乡亲们的日子还会好过吗？
“都是乡亲！都不是什么‘堂弟’！只不过当年……”
那么这一个“堂弟”，也必是乡亲无疑了，姑且不论是不是那一个“堂弟”……
“理解。完全理解。人家称您‘堂兄’，自称是您‘堂弟’，您怎么好意思偏称人家‘亲爱的乡亲’呢，那样会伤人家的感情。可这第二封信为什么又不称‘亲爱的堂弟’了呢？”
尽管如此，当年他还是给那“堂弟”寄去了三百元钱。三百元钱，在当年是不小的一笔数目了。不是“堂弟”也是乡亲啊，革命干部岂能在乡亲写信求助时无动于衷呢？
“‘堂弟’也罢，‘乡亲’也罢，和那两万元钱有什么直接的关系？”
当年他也曾对“堂弟”二字犯过疑惑，并问过老父亲，自己是否有一位“堂弟”在家乡。——对了对了，老父亲当年就明明白白地告诉他，三代单传之家，哪能有堂弟？
X老此时更关心的，倒是那两万余元钱的去向了。
那一封信写了许多家里生活如何如何困难的情况，希望他这位当了官的“堂兄”，能寄回些钱接济接济。
“那关系可就大了，区别也大了。拿出您第一封亲笔回信的人家，说论亲戚，那该是他们。因为他们和您的亲戚关系，白纸黑字，是您承认了的，而对方不过和您是一般的乡亲关系，白纸黑字，也是涂不了改不了的。那两万余元，更应归亲戚，而不应归乡亲。因为是‘乡亲’不是‘堂弟’的那一家，显然对您采取的是欺骗手段嘛！于是呢，两家就吵起来了，越吵越凶，村干部们劝解也不顶用。两万余元啊！您也知道的，村里穷，那一笔钱，对农村人，好比天上掉下来的，一百辈子不见得再能遇到的事儿。谁家得到了，谁家就脱了贫啊！结果呢，两家打了起来。您和他们都非亲非故，他们两家可都各有三亲六戚啊！三亲六戚也相帮着打。结果村里就打开了罗圈儿架。结果……结果……给您写第二封信那家人的儿子，被给您写第一封信那家人的儿子，一叉子叉死了。现在是死了一个，判了一个。判的那个也活不多久了，杀人偿命嘛，几天后就该执行了……”
噢，对了对了，他终于想起，十几年前，也曾收到过一封家乡来信，也是一个自称“堂弟”的写来的。他记得，那一封信和这一封信的字迹一样，都很稚嫩，且都是用铅笔写的。显然都是孩子写的。那一封信没保留着，所以他也就无法判断，两封信是否是同一个“堂弟”家写来的。
X老听到后来，直听得面色大变，魂飞魄散，目瞪口呆，石人似的。
父亲生前的话，不也证明自己根本不可能有什么“堂弟”吗？
那为他接风洗尘的宴席，还吃得下去吗？
可老父亲每次都这么回答：“哎，老了，又病病恹恹的，颠簸不起了呀。再者，老家一个亲戚都没有了。同辈的乡亲们都不在了，回去看谁呀？”
他推说胃疼，昏头晕脑地离去了……
进而又回忆给他写信的“堂弟”，却怎么也回忆不起来。革命胜利后，他入了城，当了干部，就将老父老母和弟弟妹妹一干亲人及亲人们的亲人，先后分批接到城里，都力所能及地一一安排了工作。父亲是独子，也没有堂兄弟。连父亲都没有堂兄弟，他想又从哪儿冒出个“堂弟”来了呢？记得他的父亲在世时，他曾数次问父亲，想不想回老家看看。如果想，他是很愿意陪伴父亲回老家一趟的。
第二天，X老接受了“县官”们的建议，不坚持回村了。当然，没有参观，也没有指导，也没有再听“县官”们的什么汇报。
于是X老持着信，就动了思乡之情。他自从少小离乡，参加了革命，就再没回过老家。于是他回忆起了那幢老屋，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早没人住更没人修缮过，想必早已破败不堪了……
他执意乘当天晚上的火车回北京。
有一天X老收到了一封从家乡寄给他的信。他的家乡是一个至今仍很穷的村子。信是他的一个“堂弟”写给他的。信上说地方政府要修公路。“要想富，先修路”嘛！公路必从村中修过——他家的老屋子，正在路段上，是非拆不可的。村里的干部估计了一下，大概能拆下价值三百多元的旧木料。那些木料或卖了木料的钱，当然应该归X老……
县委书记送他上火车时，塞给他一个沉甸甸的大信封。他明白信封里装的是什么，他本不想接的，可自己的心没拗过自己的手……
如今他是从正厅级的职位上离休了，赋闲在家了。养养花，学学书法，偶尔被邀请参加什么社会活动，倒也渐渐习惯了赋闲的日子。
列车开动后，他双手拿着大信封，意识到自己将是一个虽有家乡却这辈子再也没勇气回的人了。
X老应该算得上是一位不太老的老革命了。如今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许多革命者，都曾担任过省部级甚至更高的领导了，一九三七年参加革命的他，难道还不该算得上是一位老革命吗？说他不算老，乃因他参加革命那一年实际年龄小，才十三岁，属于“红小鬼”之列。
他悲怆得欲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