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宝玉，太让人腻歪了。他“脚踩两只船”的“爱情游戏”，丝毫没有打动我处。我的儿子将来若有半点儿像他，我一定用巴掌加皮鞭调教过来。
一部《红楼梦》，栩栩如生，细致入微的人物，自然首推宝玉、黛玉、宝钗。在我看来，宝钗是正常的，黛玉是病态的，体质上那样，心理上其实也那样。生理上的病恹恹令人怜悯，心理上的阴幽幽令人反感。作为少女当予体恤，作为成年女人需要批评。这人儿身上体现出“病态美”，中国传统文人们一向也喜欢这个。中国传统文人们对女性的赏悦心理，其实一向同样是有几分病态的。
我家墙上一份挂历，至今仍在一月没翻过。一位短发的西方女郎，着黑色晚礼服，满脸的羞涩，仿佛并不惯穿一袭那样的东西，仿佛时刻准备换另一套衣服。而一旦换上了，去到田野，握起镰就能割麦，挥起杈就能堆草，牵过匹马来就能飞身而上……
我的人际关系中，如果有林黛玉式的少女，我也愿呵护她。但我绝不会蠢到和这样的一位“林妹妹”谈情说爱。我不惯终日哄任何一个女性，哪怕她是维纳斯本人我也做不到。那会使我心烦意乱六神无主。“林妹妹”们是专供“宝哥哥”们去爱的，我没那资格和资本，就不爱。充充长兄知己，必要时挺身袒护则个，或许还能胜任愉快。
我本粗鄙男人，大约也只配喜欢那样的女性。
男人们的心理上，不但有“恋母情结”，还有“恋妹情结”。无妹可恋的男人也有此情结纠缠。男人疲惫了，就想变成孩子，于是从“恋母情结”那儿找安慰；男人自我感觉稍好，就想充当“护花使者”，于是“恋妹情结”满足男人的关怀心。曹氏之伟大，在于塑造了林黛玉这一男人们的尤其男文人们的“世纪妹”形象。她美、病，是孤儿，寄人篱下、有才华、多愁善感、任性、爱耍小脾气，但是本质不坏，高兴或不高兴时，谈锋永远机智尖酸却又不失俏皮……这一切都极符合男人们惜香怜玉的条件。曹氏伟大还伟大在，虽没读过弗洛伊德，却也堪称男人们的心理分析大师。
一部《红楼梦》，依我看来，另有四个人物是使我抱好感的：探春、史湘云、妙玉、晴雯。
一些文人偏爱林黛玉的另一说法是她“率真”。只顾自己“率真”，全不考虑别人的情绪，此类“率真”是不可取的。
《红楼梦》前几回，探春还是小女孩儿家。其生也大观园，长也大观园，眼见尽是人际纷争，身旁处处钩心斗角，长成大姑娘后竟没添什么臭毛病，也不参与倾轧，真有点“出淤泥而不染”。并且，还曾欲“治理整顿”大观园，此毕竟也算对“生存环境”的一份责任感，苦心难得。
林黛玉一向被说成是轻蔑功名的才女。这也是文人们的故意误导。文人们赞赏林黛玉，仿佛反证自己也就淡泊功名了似的。用陶渊明的诗画文人们言不由衷的像，便是“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但是林黛玉若真嫁了宝玉，年长几岁以后，谁知她会不会变得和宝钗一样，一心怂恿宝玉还是求取个什么功名好？如果依然不，那么不就是大观园里的一对儿“吃白食”了吗？大观园富贵着时，当然供得起他们。可大多数中国男人并不能像宝玉似的富贵地寄生着，所以必得进取。即使厌官，也总该做点儿什么足以养家糊口的事。所以林黛玉那一种“素心”，乃是特权。一般女人是不敢有的，一般男人也实在陪伴不起那样的女人。
云姑娘胸无城府，表里如一，既不争风，也不吃醋；无损人之念，亦无防人之心；从善如流，温良平和，自得其乐，自解其忧，奉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可引为红颜知己。比之黛玉，尤属真性真情。
中国封建文人们的骨气，大抵是当不成官以后的表现，之前便有的极少。宝玉身上有的根本不是什么骨气，只不过是自小在女人堆儿里被宠坏了的“女气”。宝玉不是“叛逆”的典型，是颓废的典型。富贵着而又颓废，颓废着而又不俗恶，于是就似乎美了起来。在艺术中叫“颓废美”。中国封建文人们，包括现今的文人们，所欣赏的根本不是“叛逆”，而是那一种用富贵滋润着的“颓废美”，并且都渴望自己的人生中也有那么“美”一阵子的造化。
妙玉的入庵，分明起源于对大观园腐化加腐败生活的厌倦。贾宝玉并不厌倦，林黛玉也不厌倦。他两个其实是很适应的，只不过还有不称心，还有不如意。比之他两个，妙玉多少有些深刻的思想。而那思想在偌大的大观园，并无一个可交流的对象。所以妙玉身上，体现出早期的觉悟，乃是一个内心孤独的，茫然迷惘的“思想苦闷者”。她对宝玉也是情有独钟的，但晓得宝玉的眷恋并不在自己身上，于是退避三舍，不思强求。这是一种自爱，一种自尊。
这话也可以认为是曹氏的心声。曹氏是颇有一些骨气的。虽然过着“满径蓬蒿老不华，举家食粥酒常赊”的日子，却曾拒绝皇家画院的招聘。曹氏的骨气是家道败落以后才生成的。否则，他也是要按部就班地去撞科举考场的门。而一旦做了官，他也就不会借宝玉之口说那样的话了。我们也就没一部不朽的《红楼梦》可读了。
妙玉身上有俄国文学画廊中女性形象的特征。她使我们联想到契诃夫笔下的某些优美又忧郁，做人有原则又有修养的女性。
宝玉说过——男人都是泥捏的，污浊；女人似水，清爽。
妙玉是中国古典文学画廊中，第一个具有西方文学人物色彩的女性形象。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王国大观园里，妙玉却使我感到有几分相似于十九世纪西方文学中的资产阶级知识女性——觉悟着而又无出路的那一类。
宝玉一向被中国文人们说成是“叛逆”的典型，实在是中国文人们的故意的误导。宝玉身上，寄托着仕途失意的中国封建文人的“情结归宿”。说穿了，是以小儿女情代替士大夫心。嘴上赞着宝玉，骨子里还是想当官的。若当不了官，最好宝玉似的，身边有一大群红颜相陪着打发寂寞。宝玉的生活，是封建旧文人们“服官政”以前的向往，也是服不成官政以后的美梦。
晴雯更是一个真性情的丫鬟。她是大观园中从人格上进行真抗议真反叛的典型人物。一部《红楼梦》若无此人物，名著的价值必受影响。与之相呼应的，还有一位刚烈自刎的尤三姐。她们使《红楼梦》多了些艺术张力。否则就未免太“糯”太“软”，太脂粉气十足了……
宝钗颇受指摘的一点无非是——她规劝和鼓励宝玉去求取功名，也就是“服官政”。在封建社会，宝玉那样的贵族之家的公子哥儿，其人生无非三条路——“服官政”，游手好闲地寄生于家族一辈子，出家当和尚。如果说第一种选择就等于“降顺”了封建势力，那么作为一个男人，第二种选择也实在并不光彩到哪儿去。据《红楼梦》所写，他是喜欢第二种活法的。对于一个少年，条件允许，终日扎在丫鬟小姐堆儿里活上几年，倒也是福。但如果岁数大了起来还那样，不过是一个漂亮的薛蟠罢了。在本质上，与贾琏们没什么区别的。
那么，中国之读《红楼梦》的男人，渐变得女里女气，也就不足怪了。
在当代人的眼光里，林黛玉不是女人，是古典少女。少女而古典而美丽而病弱而文学化，即使有多种乖张任性的小缺点，也是不失可爱的。但如果她二十六七岁，甚至更大几岁，那么无论曹氏笔下怎么生花，怎么专情，怎么使出创作的浑身解数，她也不会令人喜爱的。反正我是不会偏爱一个不是少女而是妇女的林黛玉的。与黛玉相比，我倒愿亲和宝钗。她比较有涵养，不小心眼儿，不尖刻，不任性。这样的妇女，在我看来，做人也就有几分难能可贵的大气了。
五、卡耐基说，一个人事业的成功是百分之八十五的人际关系加上百分之十五的专业技术，你同意他的说法吗？年轻人是不是更应该培养自己人际交往的能力？
我恰生活在都市，所以我的视野里没有。
这个卡耐基纯粹是胡说八道。
在都市里，我认为也不可能有了。
公关小姐、交际秘书、庸官、直销雇员等人，才会拿出百分之八十五的时间和精力去搞人际关系。对于此外的人，卡耐基的话反过来才有些正确性。科学、现代技术、医学、艺术，如果从事于这些领域的人们仅仅具有百分之十五的专业能力，而且认为足够了，于是热衷于用百分之八十五的头脑去搞人际关系，则人类现在肯定还处在中世纪。即使写作这么庸常的事情，仅靠百分之十五的能力，也是很难从事终身的。
在中国，在现实中，有林黛玉那一种“自我中心”的缺点的女人比比皆是；有林黛玉那一种“淡泊功利”的女人凤毛麟角，我没遇见过。
一个人的人际交往的能力真的需要很大很大吗？其交往半径真的是越大越好吗？
我的确常常分析自己。由分析自己而体会别人。就普遍意义而言，人的共性多于个性。在这个地球上，在许多方面，人是从表到里最为相似的“东西”之一种。我分析自己的弱点、缺点，进而尽量地宽厚待人。
一位教授有必要也跟“追星族”们一样去结交影视明星歌星吗？
四、看了你的《梁晓声自白》，觉得你是一个率真而又常常自省的人，请问在现实生活中，遇到像林黛玉和薛宝钗这样两类不同个性的人，你更偏爱谁，更愿意与谁交往呢？为什么？
一位学者非得去结交官员吗？
对于女人，我最能原谅的缺点是无知和懦弱。
一位作家非得和商人过从甚密吗？
我也不与从没上过当受过骗的男人交往，却不拒绝与洗心革面了的骗子交往。
一名年轻人何必到处发名片索名片？
对于男人，我最能原谅的缺点是轻信。
每个人都应该具有这样的能力——在学校，在单位，在社区，尽量使自己的存在不令别人讨厌。依我看谁都不必刻意去获得别人的喜欢，不令别人讨厌也就足够了。人能做到这一点其实已很不容易。因为中国人的劣性之一便是一向嫌恶自己的同胞，这一种由来已久的嫌恶有一百种以上的理由支持着。所以一个中国人要处理好和自己同胞的关系，的确需要多方面的起码的修养。
我不会主动与任何女人交往。
一个人不可能也没必要天天总在那儿按别人的好恶改变自己，还要做好另外的许多事。所以，达到起码的修养就可以了。因为我们大多数人活着的目的、意义和价值并不是做君子，而是首先避免做小人。
女人而毫无虚荣是女神。女神又是根本没有的。所以我说“过于”。“过于”的女人在中国现在越来越多了。
我让我初三时的儿子替我寄一封挂号信，他问我到了邮局该说什么。
过于追求虚荣而又毫无同情心的女人我不与之交往。
我交代他在我出门后替我给一位朋友回电话，结果他辜负了我的信任——不是因为忘了，而是不敢在电话里跟陌生人说话。
玩世不恭的男作家我不与之交往——我不能容忍男人身上的纨绔习气。玩世不恭加上纨绔放纵，我以为接近着佩戴文人徽章的流氓。
这当然是不行的。
过于自私自利而又毫无正义感可言的男人我不与之交往。
所以有待培养，必须提高——与人交往的起码能力。
人应该这样——第一不娇。你凭什么就不可以被伤害一次？你有什么特殊的？你是文坛王子或公主吗？第二要吸取教训。即使你是一头熊，也只有四只爪子。如果被夹掉了一只又被夹掉了一只，报复和宽容实际上对你都没区别了。第三，对于小人的伤害伎俩也可以轻蔑置之。鲁迅先生又曾说过——最大的轻蔑，是连目光也不瞥过去。而轻蔑比实行报复好。文坛之上，没有杀父之仇，没有谁推谁孩子下井的故事。轻蔑也就足够了。第四，主张宽容的人有几种。倘矛盾原来可以化解，后果对其中一方并不至于身败名裂，可能还有双方意气用事的成分，则主张宽容的人，定比主张报复的人居心良好。倘一方受着严重的伤害，另一方洋洋得意，有第三者暧昧于公理，暧昧于道义，半点儿正直也没有，只对受着严重伤害的一方尽说宽容——这样的“善良”的人，我也是不与之接近的。我不见得会反其道而蓄谋报复，但却会将他们列在不可做朋友的人一类。
提高到什么程度？——达到与人正常交往的程度就行了。
我也是被屡屡损伤“牙眼”的人，但早已习惯了。我认为中国的文坛，一向便充满了“江湖气”。人在江湖，不可太娇。何况，我的“牙眼”被损伤过的程度，大抵都在可以忘却的范围。我被袭击了，就像兽那样，躲藏起来，用自己的舌舔自己的伤。如果被小人布设的力紧齿锐的夹子夹住了，我想我会像熊或狼一样啃断自己的爪骨。残了也要好好活着，并且尤要好好写作。好好活着并不等于为了报复活着，不为了报复活着又并不就意味着宽容。
我们哈尔滨人，将那种满世界忙忙碌碌地交际的人叫“社会人儿”。而一个人变成了这样也就太不务正业令人讨厌了。
正如“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一句话，只有出自拿破仑之口才有深意。
我可不愿我的儿子将来是一个“社会人儿”。
我基本上同意鲁迅的话。但仅限于相对鲁迅而言。
我不主张年轻人培养什么“交际”能力。年纪轻轻的，时间和精力不用在正地方，“交”的什么“际”？
鲁迅在他所处的时代，是一位受伤颇多的作家，所以才说那样激烈的话。鲁迅还说过——跟死神走那一天，“一个也不宽容”。鲁迅的话常使我发冷。我能理解一个人不得不“横着站”时内心里那种感觉。
但是起码应该做到，在学校、在单位、在社区，因自己的存在，那小小的人际环境多了一份安定，一份亲和，一份善良友爱……
三、鲁迅先生说，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那么什么样的人，你绝不与他交往呢？你最能原谅与最不能原谅的别人的缺点是什么？
六、怎样才算成功的人际交往呢？前人较满足于人生得一知己足矣，而现代人是不是更看重关系网络四通八达？
我希望，一切够朋友的人，都能仁慈地照顾到——我也有享受人生最好时光的需要和权利……
人生得一知己固然少了点。得“一帮”也就不叫知己了，成“弟兄会”了。三五知己可也。这我有——在中学老同学和兵团战友中。我若遭遇什么天灾人祸，他们会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北京。我若中年早逝，他们会悲泪长流。他们是我的“情感财富”。我满足于此。
我极反感的事之一便是社交性聚餐。
关系网络四通八达？——这真可怕。听来可怕，想来更可怕。那样的人还算是一个人吗？不成了一台电脑了吗？
我是个低消费者。我对物质生活的要求比较简单。一整日无人来访，吸着烟，安安静静地看一本好书，或一部录像带，对我来说是最大享受。
电脑网络上能产生什么知己？——只能产生有用的人或互利的人罢了。
独处对我是最好最好最好的时光。
七、你觉得君子之交淡如水，这话有道理吗？
我随团出访马来西亚，几天下来，终因无法独处片刻而不堪忍受，于是坚决请假两日，哪儿也不去，留在住所看看书，记点儿笔记。
我不是君子，也没认识过君子，体会不到两位君子交往的真谛。
另外，从天性上，我喜欢静，喜欢独处。我父亲在世时如此，我高中的儿子亦如此。这是基因所决定的。我一直想弄明白某些人为什么热衷于社交，一直还没太弄明白。
我只知世上有一种友情如陈酿——我珍重这一种友情。我对这一种友情的原则是——绝不利用了来将自己的困难强加于人。
我属于后一类。因为，不但如前所述，时间和精力有限，而且身体也不好。我想毛姆一定精力过剩吧。
八、有人认为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人际关系商品化，六七十年代的人际关系政治化，你同意吗？请您说说这两个年代人际关系的特点是什么？
二、作家是以探究人性为己任的，对人性的洞察与敏感是作家的特长，缘此有的作家善交朋友，如毛姆的朋友圈颇为壮观，有的作家却落落寡合，如卡夫卡喜欢独步遐思，只与最亲近的朋友来往。你呢，属于哪一类？为什么？
基本如此。
而我认为其实不算的……
商品化的人际关系，人还能保留有一部分“自主权”。你不愿对人那样，你可以不那样。你不愿别人那样滋扰你，你可以远避那样的人。
如果这也算“交往”，那就算吧！
商业时代并不能将它的功利目的强加在任何人身上。
我给读者回信，常常是在读者通过信向我求援，而我判断写信的人不是骗子，我又能够给予帮助的情况下。
定睛细看，所谓人际关系的商品化，无不是人与人自愿的。
我起码是为“一百个”读者而写作的，当然同时也为自己。
而在政治时代人没有丝毫的“自主权”。政治对人的强加带有不可抗拒性，每一个人都无法置身其外。你不愿对人那样，你已触犯了政治。别人对你那样，也有政治要求作为正当的理由。
我写任何一篇作品时，头脑中从不曾有任何一位评论家的影子晃来晃去。
在商业时代，人起码拥有这样一种自由——自我隔绝的自由。自己将自己像猴子似的关在笼中，冷眼观看外面的世界或精彩或无奈。
最主要的，那是“干干净净”的“评论”，不掺任何杂质。有的信写得很长。香港的周安达源先生是一位经商者，曾用毛笔给我写来十余页的信谈我作品的得失。他当年毕业于美国某大学，而且是文学硕士。评论和创作一样，在我看首先是职业。职业者，“啖饭之道”。
在政治时代，所有人都无一例外地同是被政治关在笼中的猴子。笼中只有政治一种关系，政治又在笼外进行着最严厉的监管。
他们的“评论”真来真去，毫无暧昧之词违心之词。
自行地关在笼中（如果谁真的对商业时代不堪忍受的话）总比被关在笼中强些。
我当然要极其认真地读他们的信，极其认真地思考他们对我的某部书某篇作品的“评论”。
相互的利用似乎也总比相互的危害更符合正面人性……
试问在中国，在目前，卓绝的评论家大名为谁？差不多可称作评论家的，我几乎都读过他们的文章，当场听过他们的发言。他们中有我极尊敬的人，但是我不觉得谁卓越。正如我看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当代作家，没谁担得起“卓越”二字一样。而给我来信的读者们中，有中学生、大学生、硕士、博士以及他们的老师、导师；有机关干部甚至“高干”；有工人、农民以及他们的儿女；有科技工作者、医务工作者；还包括商人，以及身份各异的国外华侨……
九、您一定知道这样一个流行观点，中国人，一个人是条龙，日本人，一群人才是一条龙，您同意这种看法吗？
我脸上也呈现出了讥笑。
实际上这几乎是人类的一种普遍现象——鲁滨孙不是中国人，孑然一身流落荒岛后，很像一条龙。这叫“置之死地而后生”。一个中国人陷入绝境，其自救能力一点儿也不比世界上任何一个种族的人强。现在看来，几乎可以肯定地说是更弱了。在同样艰苦的情况下，一个中国的青少年，肯定不像一条龙，而像一条虫。日本人也不只有在集群的情况下才像龙。单个的日本人也有很“强大”的。
对方脸上呈现出了讥笑。
以上那句话，据我所知，是专指中国人在国外的作为而言的。尤其专对近十几年去国外试人生运气的中国人而言的。好机会有限，一个中国人为了强调自己是“最棒”的中国人，往往不惜贬低自己的同胞。他们大多数初到异域，又往往无依无靠，如鲁滨孙之流落荒岛。这时他们的种种人生能力就被逼出来了，所以有点儿像龙了。
我毫不犹豫地回答：当然是一百个读者。
同在异域，其他国家的人，一般表现出靠拢倾向和凝聚本能。这一点尤以日本人、韩国人为突出。所以说日本人一群像一条龙。而中国人体现出独闯性，怕在好机会面前自己的同胞捷足先登，或怕同胞成了自己的累赘。
但是由此话题可引出另一话题——有次在某种文学场合，一名记者问我：一百个读者和一位卓越的评论家，你更看重哪一方对你的书的评价？
如果将一些韩国、日本人和大陆、台湾、香港中国人“归纳”在同一个竞争平面，那么韩国人最不能容忍的是自己弱于日本人。倘那日本人居然还在他面前趾高气扬，他也许会辞职。日本人却会这样想：我弱于我的同胞不算什么特别耻辱的事，但我无论如何可不能弱于中国人！而大陆人往往会这么立志：我弱于谁都无所谓，就是别弱于我的那些同胞呀！我一定要向外国人证明我比我的那些同胞强多了。台湾人是不那么甘于居香港人之后的，而香港人的想法是，我起码要证明自己比大陆人强一些吧！
所以我对“社交”二字无好感，想必也是可以理解的吧？
日本人和韩国人在国外的立足意识是——怎么看待我的同胞便等于怎么看待我，所以我的荣辱和我同胞的荣辱有时是连在一起的，所以我们必须相互靠拢……
我目前“争取”时间的方式是——尽量推托掉几乎一切的活动，包括文学与影视活动。再从睡眠和吃饭时间内挤出一些“补贴”给写作。
香港人和台湾人的立足意识是——我们一向是“另一类”中国人，我们要与大陆中国人保持一定的距离，不要被与大陆中国人混为一谈……
我早就不是一个拥有充分的写作时间的作家了。所以我对“社交”二字是最不以为然的，如同一个常处在发烧感冒情况下的人对冬泳不以为然。我每个月的时间往往是这样“瓜分”的——三分之一划归在单位的本职工作和难以推托的活动。三分之一划归“哥们儿”。他们既非作家、编辑、记者，亦非文学的或我自己的读者，仅仅是些与我有着脐带般的“古老”友情的人。时代剧变，他们的境况都不怎么好。从前他们希望从我这儿求得具体的帮助，从前他们想当然地将一个作家的社会“能量”高估了。现在他们明白了这是一个错误，所以也仅仅满足于从我这儿获得友情的安慰以及咨询。这三分之一的时间在我这儿是必须优先确保，来者不拒的，否则我对我自己做人的感觉不好。最后的三分之一归于写作、家事、应酬来访的形形色色的不速之客。
而大陆中国人的立足意识也许是——怎么看待我的大陆同胞与我何干？他们越被视为弱者，不争者，则越显出我是强者，优者，这样属于我的机会不是越多了吗？……
我觉得，事实上，一个作家是很难与他或她的读者们交往的。纵然作家极想，也不可能。对于天南地北的许多读者，作家若受“交往”之心左右，他就什么都不用干了。那也肯定还是“交往”不过来。所以，只有极少数的读者，非要和某作家交往不可。更多的读者，是比作家本人还明白这一点的。其明白，证明大多数读者对作家这一种职业是体恤的。我相信大多数的作家皆和我一样，内心里最真实的愿望恰恰是拥有充分的独处的时间。究竟能拥有多少这样的时间，对作家是至关重要的。如果这种时间被情愿地或不情愿地压缩到了最少的程度，在我看来是值得同情的。
近年出国的大陆中国人，几乎皆有学识和专长，个体素质相当高。所以抛却了集群生存的意识，追求实现个人目标的机会。从正面说，个体的中国人在国外的竞争能力普遍强了，显示出一种个体中国人的龙虎之气；从反面说，同胞间的相互排斥、掣肘、倾轧，又总还是民族遗传性的猴气十足的表现……
一、文学是你的艺术生命，文学也是你与世界交往和沟通的方式，对吗？读者是你陌生而熟悉的朋友，你如何与他们交往呢？
The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