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他接近的进步学生，也不仅限于燕大的，也有北大、清华的。比如北大有哲学系的学生大卫·俞（即后来的天津市长黄敬），清华有经济系的学生姚克广（即后来的副总理姚依林），燕大的则有王汝梅（即后来的外交部长黄华）、陈翰伯、龚普生和龚澎姊妹。其中当时有些已是共产党员了。因此究竟是斯诺影响到这些进步学生，还是这些进步学生在影响斯诺夫妇，把他们争取到同情和支援中国人民这方面来，这就很难说了。
斯诺夫妇当时寄寓北京内城东南隅苏州胡同里，靠近城墙根一个叫盔甲厂的小胡同。他们是一九三三年离开上海到北京的。斯诺在燕京大学新闻系教“特写”课，到一九三五年夏因为专任纽约《太阳报》和伦敦《每日论坛报》自由投稿记者，辞去了燕大的教席，从海淀搬到了城里。但是由于他和燕大的某些其他美国教授不一样，没有洋大人的架子，又关心中国人民的疾苦，因此深得同学的爱戴，即使离开了大学，许多进步学生，不论听过没有听过他的课，常常出入他的客厅，同他谈论天下大势、中国时局。他们发现他同他们一样“忧国忧民”。他是外国记者，对于形势比较了解，又同情中国人民，因此很自然地在他的周围形成了一个中国进步学生的圈子，一方面从他那里了解时局的发展，比如当时闹华北“特殊化”，宋哲元态度暧昧，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活动频繁，甚至红军到达陕北的消息，在他的客厅里也能听到。在当时灰色的北京城，他的小客厅成了一个小小的“世外桃源”，不，应该说是个自由天地。
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斯诺为他们做了不少事情。把自己的客厅自觉地或不自觉地让出来作他们碰头聚会的地方是一桩；在他们为今后“怎么办”感到苦闷的时候，介绍他们写信给宋庆龄女士向她请教又是一桩。宋庆龄女士通过斯诺，亲笔写信对他们发出“你们要有所表示”的期望。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斯诺夫人激动地对他们说：“你们要游行，用稻草扎一个假人，写上华北两字，抬棺游行，表示华北即将灭亡。”
根据斯诺自己的说法（见其自传体著作《复始之旅》）——关于这本书的书名，不免又要插上一两句话。原书名直译是《走向起点的旅行》，取意于庄子：“道无终始。消息盈虚。终则有始。”有人把这本书译为《方生之旅》，显然没有找到这个出处，但这是闲话，不提也罢——一二·九学生运动就是在他北京寓所的客厅里酝酿的。甚至游行之议，也是他的夫人海伦·福斯特（笔名尼姆·韦尔斯，《续西行漫记》作者）首先提出来的。
这个办法在西方是屡见不鲜的，但在中国，而且在国家存亡这样一个危急关头，毕竟有点不够严肃。他们当然没有采纳这个建议，但是却连续用“平津十校”和“北平各校”名义联合发了两个通电，要求抗日。当时北京的报纸当然没有登，但是斯诺夫妇立即译成英语，发到国外。接下来的就是一二·九和一二·一六两次游行，斯诺夫妇不但参加了采访（他登上前门箭楼，拍了游行的照片），帮助学生在燕京临湖轩开外国记者招待会，并且向纽约《太阳报》发了电报。当时在北京的外国记者，只有他一人发了独家新闻。
重译斯诺的《西行漫记》，翻阅了一些有关材料，发现斯诺与一二·九学生运动的一段因缘，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件饶有趣味的事。
不管一二·九学生运动的背景如何，斯诺夫妇起了什么作用，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他们的功劳不能抹杀吧。
董乐山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