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孙中山依旧需要借助列强之力，才能达成自己的革命目的。因此，此后的孙中山还是利用一切可能，向日本、法国、美国甚至德国各方寻求经济上，特别是军事上的援助。但读孙中山1917年开始撰写的《实业计划》的小册子即会发现，自辛亥革命前就一直在试图通过向日本许诺出让满蒙权益以换取日本政府援助的孙中山，这个时候对满洲问题的看法发生了明显的转变。
值得注意的是，孙中山得到日本帮助，组织起一支军队来与中央政府作战，并非是一次十分成功的经历。他的成功实际上只持续了几个月时间。当年6月6日，袁世凯突然暴毙，日本当局很快就改变了对华策略，中华革命军东北军再也得不到日本军方的支持了。没有日本军方的默许，失去了来自日本人的经费援助，这支军队也就失去了活动和存在的基础，最后不得不交给北京政府改编了事。
在此前，孙中山总是告诉日本人说：满洲原为满人的土地，对我中国汉人来说并非绝对需要。日本人口年年增多，资源贫乏，满洲地域辽阔，资源丰富，当能满足日本之发展。故中国革命成功，必将满洲交给日本开发和管理。然而孙中山这时却明白写道：“中国十八省之土地，现乃无以养四万万人。”因此非向东三省、蒙古、新疆、青海、西藏移民不可。尤其满洲“为中国最肥沃之地”，“森林、矿产素称最富，金矿之发见于各地者亦称最旺”。该地所产可用以代肉的大豆，足以供给日本和中国并向世界出口；所产小麦，亦足以满足西伯利亚东部所需。故大力发展满洲之铁路、工业和农业建设，对中国极具重要意义。
此东北所以不含彼东北，内中的原因很明显，因为整个“中华革命军”计划，特别是1916年3月开始在青岛组建这支“东北军”的计划，主要是靠日本人出钱、出枪，甚至出人、出地方。像青岛这时就在日本军队占领下，部队军事骨干主要也是留日士官生和日本浪人。孙中山早年结识的日本友人梅屋庄吉负责东北军的“武器输入”，并捐赠了一所“飞行训练学校”；日本黑龙会成员萱野长知则出任东北军的顾问，负责协调与日本各方的关系。日本驻军还一度利用他们控制的胶济铁路和沿线地区的便利，协助东北军打下潍县，挺进济南。不难看出，孙中山把这支部队称为“东北军”，怕也是有意为之。
他并且宣称：“今中国已醒觉，日本即欲实行其侵略政策，中国人亦必出而拒绝之。即不幸中国为日本所占领，不论何时何处，亦断非日本所能统治有利。故以吾之见，日本之财政家当比日本之军阀派较有先见之明，此可以满洲、蒙古范围地之争持证之。以财政家得最后之胜利，如是日本即舍弃其垄断蒙古之政策，而与列强相合成立新银团。若此新银团能实行其现所提倡之主义，吾中国人素欲以和平改造中国者，必当诚意欢迎之。故为万国互助者当能实现，为个人或一民族之私利者自当消灭于无形矣。”
孙中山把“中华革命军”分为了四部分：一设上海，称东南军；一设广州，称西南军；一设陕西三原，称西北军；一设山东青岛，称东北军。实际上，随后真正成军者，只有设在山东青岛的“东北军”。“东北军”的经营范围，亦仅山西、直隶、山东三省而已。之所以叫“东北”，因为按“中国本部”十八省的范围，此三省位于东北而已，与人所共知的东北三省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但是，孙中山从来也没有变成一个反日分子。他所领导的反满革命从一开始就受到众多日本浪人的帮助，包括在几乎是毫无成功希望的历次起义中，往往都有这些日本友人的身影。据日本《东亚先觉志士记传》记载，仅辛亥革命前就有一千三百名日本人死在中国，包括和孙中山及同盟会关系密切的黑龙会的七百余名成员。
1913年，孙中山揭旗反袁，但旋即失败，便躲去日本，另组中华革命党，并筹建“中华革命军”。1915年夏，袁世凯酝酿复辟帝制，日本政府因对袁亲近英美不满，故明确表示反对。因此，孙中山得以乘机在日本军方的默许和支持下开始组建“中华革命军”了。
孙中山并非不了解日本军阀有侵略中国的野心，他自然也清楚，他那些最坚定地支持中国革命的好友，诸如黑龙会首领内田良平，顾问头山满，以及成员宫崎寅藏、平山周、萱野长知、池亨吉等，都强烈希望开发中国的满蒙地区，因为黑龙会的宗旨就明确主张要“把满洲、蒙古、西伯利亚连成一片，以建设经营大陆的基础”。然而，这多少有点像缅甸的德钦昂山（即昂山将军）一样，两害相权，总有轻重和缓急之分。
对于康有为的观点，革命党人自然不认同。章太炎就写文章公开声言：“吾以为今日革命，不能不与外国委蛇。”如此虽仍有引发外国干涉之可能，但革命党运用得当，“利用外人而不为外人所干涉者，亦未尝无其地也”。随后的事实也证明，外国未必不会援助革命党。
昂山等人当年的主要斗争目标是推翻英国的殖民统治，因此，当他发现可以利用日本人来赶走英国人的时候，毫不犹豫地走上和日本人合作的道路。昂山后来也讲，1941年不得不决定要不要与日本人合作时，他也犹豫过。因为此前从报刊上也看到过关于侵华日军暴行的报道。但日本人能够把他从一介青年学生变成一个能打仗的军人，并且能援助他组织缅甸自己的军队和英军作战，这样一种前景还是让昂山兴奋不已，因而下决心接受了日本人的训练和武装。
相信日本与中国同文同种，基于传统的“春秋大义”和“尊王攘夷”观念，明末清初早就有过中国的士大夫纷纷去日本乞师复仇的先例。因此，晚清康、梁，乃至孙中山等人这时的行为并非不可理解。但是，随着革命党人纷纷主张借助外人武力，甚或请外国出兵推翻清廷，康有为的态度已有所改变。身居北美，对国际政治多少开始有所了解的他并没有直接反对“托外人运械”、“请外人练军”，甚至也没有批评“请外国借兵”或“与外国立约”的做法，但他相信：“各国皆堂堂大国，可取之则取之，谁肯与乱党结盟哉？何必待与乱党结盟哉？”他并以波兰、埃及独立运动得不到列强援助和洪秀全推翻清廷的革命反遭英国洋枪队镇压为例，说明革命党乞求外力援助毫无前途，一旦造成义和团那样的内乱，反而会引来外国干涉。
昂山开始对日本人不满，是跟随日军一起赶走了英国殖民主义者之后，日本占领军实际上取代了英国殖民主义者的地位，缅甸人并没有就此获得真正的独立。因此，当盟军在欧洲战场上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日本战败的命运已经确定无疑时，以追求独立为目标的昂山，最后还是指挥手下的军队发动了抗日的武装起义。也正因为如此，建国后的缅甸人并没有因为昂山曾经与日本人合作过，就视之为缅奸。恰恰相反，人们多半高度肯定他的成绩与贡献，因为，他毕竟两度成功领导了反殖民主义统治的斗争，值得被尊为缅甸开国的“国父”。
同样的情况也曾发生在改良派康有为、梁启超身上。因维新变法失败，二人也曾先后多次游说日本浪人宗方小太郎等，希望能向日本“借兵并兼请声援”，或“在日本雇兵五百名”并将官，以攻打广东省。
孙中山没有活到日本大举入侵中国的时候。但是，1917年以后他在与日本人谈到满洲问题的时候，口吻上还是有了一些变化。他仍旧需要日本人的援助，因此，私下里仍旧承诺革命成功后可以将满洲委托给日本人来管理，但是他同时也不止一次地在强调：东三省是中国的领土，我们要把主权保持在自己的手里。
据有史可考的记述可知，最早寻求外国援助的是孙中山。1894年中日爆发甲午战争，清政府在战争中遭到惨败，次年3月被迫要求停战并开始与日方谈判。这时，孙则计划在南方的广州发动起义，准备与日本南北夹击，乘机夺取广东地区。他为此亲赴日本驻香港领事馆求见日本领事中川恒次郎，请求日本政府提供武器，帮助他领导的革命党推翻清政府。
孙中山与日本关系的微妙改变，特别是他在满蒙权益问题上态度的变化，清楚地说明他最终注定是会让那些始终梦想着占据满蒙地区的日本人失望的。特别是当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在中国掀起一波强烈的反日高潮之后，孙中山甚至不能不转而迎合国人当时的情感，公开表示：“余主张，二十一条应作废，日本并应于租借期满后，退出满洲各地。……日本绝无可以占据胶州、青岛之理由。”
20世纪上半期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革命与战争此起彼伏，传统中国的正统倾覆后，道统、法统随之而去，丛林法则大行其道，主义之争、权力之争、利益之争愈益加剧了国内各派寻求外部力量来解决内争问题的趋向。
当然，孙中山毕竟是一个革命党人，不论国内出现了怎样有利的政治形势，只要自身不具备推翻政府的足够实力，革命党仍旧要想方设法取得有力的外部援助。为此，任何外交的妥协或交易，仍旧是不可避免的。再凑巧不过的是，这个时候中国的毗邻突然间诞生了一个革命的苏联，它同样需要革命的盟友，而且还格外热心想要通过向周边国家输出革命来巩固自身的胜利，进而壮大自己的力量。
1912年成立中华民国，宣告了“五族共和”的国体，依旧没有解决中国的疆域范围和民族归属问题。不过，清帝逊位诏书提出“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的大中国主张后，孙中山亦不能不接受“五族共和”了。因此，面对外蒙古和西藏相继宣布“独立”，满洲早就落入俄、日势力范围的情况，他也曾有所表示。他公开承诺：待多年之后，我兵力充足时，一切当可恢复。否则，我“华人无保存国家之资格”。
于是，始终没有能成功地建立起自己的武装，取得一片巩固的根据地的孙中山，很快便转向苏联要求援助了。第一次，他几乎是毫不掩饰地要求苏联出兵中国，经新疆、甘肃，深入四川，直接帮助他在那里的革命党同志发动起义。第二次，他降低了要求，请苏联提供军事援助，但仍旧要求红军进兵新疆，以便帮助国民党在新疆的乌鲁木齐和外蒙古的乌兰巴托建立两个军事基地，就地招募和组建两支上万人的革命军队，然后协攻北京。
19世纪末20世纪初，面对优胜劣汰、弱肉强食的国际政治环境和中国可能遭受瓜分的严酷现实，国人在救亡或建国问题上，很少会像今人那样血气方刚，亢奋张扬，坚持“自古以来”，寸土不让。那个时候，主张灵活求变以保种自强的意见比比皆是。像张之洞提议与俄国密约共同对付日本、酌量划分新疆之地以酬之，像谭嗣同主张出卖蒙古、新疆、西藏、青海边缘寒瘠之地，以偿赔款并供变法之用，免受种种拖累等，都是很典型的例子。就算辛亥前顶顶激进的民族主义者章太炎，也绝不像今人那样把边疆民族地区看得那么重要。在他看来：各民族最好“以一民族组织一国家，平等自由，相与为乐”。如果不是列强环伺可能威胁汉人土地，对于西藏、回部、蒙古，最好“任其去来也”。
孙中山这回算是找对了地方。苏联人虽然没有答应孙中山出兵和在新疆、蒙古建立军事基地的提议，却帮助孙中山及其国民党把广州建成了一个革命的政治军事中心。五四运动之后的孙中山显然也颇感满意，因为他拿来和苏联政府做交换的代价远比过去向日本求援时小多了，他只是允许苏联红军暂时在蒙古驻军和同意中东铁路之管理应维持现状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