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静和张熙没有想到的是，他们的鲁莽行为导致了清朝历史上一桩影响至深的文字狱——吕留良案—— 一群互不相干的人受此牵连而被戮尸、被砍头、被流放，这等惨剧，恐怕是他们做梦都不会想到的。
岳钟琪听后，差点没把隔夜饭给吐出来。他忍着笑，让张熙告知曾静的住址，好派人前去迎接。张熙不知是计，便把所有信息全部供出。等到套到了张熙、曾静等人的详细情况后，戏也就演完了。随后，岳钟琪脸色一变，喝令将张熙押监，并通知兄弟省市的相关部门迅速捉拿曾静等人。
文字狱并非本书的重点，以上也只是开篇的闲扯。但是，曾静策反信中提到的“十大罪状”，即指责雍正“谋父、逼母、弒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诛忠、好谄、任佞”，却是本书的一条重要线索。据说，雍正得知曾静、张熙给自己罗织了“十大罪状”并想策动岳钟琪起来造反推翻暴政时，心里也是牢骚满腹，气愤异常。在批给另一个宠臣鄂尔泰的折子上，雍正不无愤恨地抱怨说：“天下竟有如此可笑之事，如此可恨之人。虽然这是匪类逆言，但听他们这么说，也不是没有原因。看来，这大清国的皇帝是做不得矣！他们究竟还要朕怎样？”
岳钟琪见张熙已经落入圈套，便顺势说自己也早想造反，但苦于身边没有诸葛亮、刘伯温这样的能臣谋士，一时也无从动手。张熙听后，便称自己的老师曾静英明睿智，必定能担此重任。不仅如此，张熙还夸下海口，说他们在湖广、江西、两广、云贵等省都已发动了义兵，“一呼可定”，反清事业定然成功。
皇帝难做，好皇帝更难当。雍正当时大概心想：“十大罪状！这么失败？我都招谁惹谁了？”
二人听后，顿时像泄了气的皮球，很是心灰意冷。张熙的堂叔心里害怕，竟然丢下张熙，一个人跑回了老家。堂叔走后，张熙势单力孤，也想打退堂鼓，但又想自己家产已尽，好不容易来这里一趟，要是不把策反信投出，不但前功尽弃，自己心里也有些不甘。于是，他便鼓起十二分的勇气守候在总督衙门前的路上，这也就有了开篇的第一幕。
这事说来话长。雍正之所以被人扣上黑帽子，恐怕还是因为他这个皇帝当得有点不明不白。而这说不清道不明的原因，又和他的父亲康熙老爷子当时没有安排好接班人有着莫大的关系。
无奈之下，两人只得再次徒步前往西安，一路上晓行暮宿，吃了不少苦头后，终于在九月十三日赶到了西安。正要准备前去投书时，他俩又听当地人说岳钟琪是朝廷重臣，当今皇上对他宠信有加，那些君臣隔阂的传言纯属胡编乱造，什么因追不回岳钟琪而导致京官自杀的事情更是子虚乌有，根本就没影的事。
众所周知，康熙八岁登基，十四岁亲政，总共在位六十一年，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久的皇帝。康熙自幼聪颖好学，身体强健，当年可谓是意气风发，擒鳌拜，平三藩，收台湾，功勋卓著。在他的治理下，大清帝国一时文治武功，国力蒸蒸日上，大有盛世之气象。
据张熙所说，当年五月，曾老师派他与其堂叔张勘一起去送策反信。临走前，因家贫缺乏路费，张熙便把自己仅有的一点家产变卖充作盘缠，然后两人经贵州到四川，一路上风尘仆仆，不辞辛劳，好不容易到了四川，但事与愿违的是，他们前脚刚到，便听当地人说岳钟琪已经调任陕西。
但是，再厉害的皇帝也会衰老，而盛世表象的下面，往往也隐伏着衰败的阴影。就拿大清帝国的掌舵人康熙来说，他五十岁后，身体每况愈下，特别是废太子之事，更是让他心力憔悴，备受打击。和所有上了年纪的人一样，晚年的康熙也时常觉得疲惫不堪，头晕复作，步履艰难，连批奏折写字时，手都不由自主地颤抖，连笔都握不住。再后来，康熙觉得自己眼睛也不好使了，“目不辨远近”；耳朵也不灵了，“耳不分是非”，越来越老态毕露了。
“蒲潭先生”家里没钱，学生也穷得很，对社会颇有不平之气。正好当时雍正刚刚登上帝位，民间多传言其为篡位，加之雍正初年用法严苛，下面百姓怨声四起，“反清复明”似乎有可乘之机。曾静等人异想天开，以为岳钟琪乃岳飞之后，于是精心鼓捣了这份书信前去策反，想成就一番千古事业，不料岳钟琪对雍正忠心耿耿，张熙反中了他的招。
身体的衰老是生理规律在起作用，即使贵为天子，也没有例外，无法克服。更为糟糕的是，晚年的康熙心态也在逐渐发生变化，他开始变得焦躁不安，有时候又觉得无比的沮丧。“旧日讲筵剩几人，徒伤老朽并君臣”，随着时光的流逝，康熙的双鬓也开始斑白，他越来越感到身边无尽的孤独和寂寞，特别是那些跟随自己多年的老臣一个个的乞休（退休）或辞世，更是让老爷子感到一种无可言状的孤单和凄凉。
原来，这个假称“张倬”的书生真名张熙，他这次是奉老师之命前来投书。他的老师，也就是策反信上那个化名“夏靓”的人，真名叫曾静，本是湖南郴州永兴某地的乡村塾师。曾静原是个秀才，因多年科举不中，后来也就抛弃功名，以授徒为生，当地人称其为“蒲潭先生”。
康熙末年，大清帝国看起来依旧是繁花簇锦，但盛世年华的后边，一些微妙的溃变却也正在悄悄地萌发。这样的气象，就连当时朝鲜的使节，都能感觉到康熙晚年的诏书“辞旨荒杂无归宿”，“所制歌词语甚凄凉，其志气之衰耗可见”。
岳钟琪不惜以总督之身与张倬义结金兰，顿时把张倬仅有的一点疑虑也彻底打消了。作为一个未谙世面的读书人，张倬哪里知道官场上“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各种阴谋诡计，这下很快上了岳钟琪的当，他感动之余，便将整个事情全部和盘托出。
烈士暮年，英雄气短，康熙开创的盛世已经不可挽回地过去了。但是，作为“领导终身制”的受害者，身为一国之君的康熙还不能谢幕，他必须坚守自己的岗位，只要他还有最后一口气在，他就有责任、有义务继续为大清帝国掌舵，容不得他有任何的懈怠——就算他咽下了最后一口气，那也是为他开创的时代拉下幕布。
第二天一大早，张倬的酒醒了不少，正疑惑岳大人是否真心反清时，有人奉命把他接到一个密室。到后，岳钟琪早等在那里，密室内香炉也已摆好，见张倬进来，岳钟琪二话没说，便拉他一起焚香跪拜，两人结为兄弟。不仅如此，岳钟琪还指天画地，发誓此后两人同心同德，患难与共，倘若有二心，一定天打雷劈，不得好死。
对此，康熙也曾不无抱怨地说：“为臣者可仕则仕，可止则止，年老致政归养，抱子弄孙，犹得优游自适。为君者心为天下尽其血，神为四海散其形，忧勤一生，却无偃息之地可退。”他又说，诸臣视君“如驾车之马，纵至背疮足瘸，不能拽载，仍加鞭策，以为尔即踣毙，必有更换者，惟从旁笑观，毫无一人怜恤”。
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张倬毕竟是个书生，一时还真被岳钟琪所感动。两人话多起来后，便谈起反清大计，倒是极为投机。酒至酣处，两人似乎已形同知己，大有相见恨晚之意。岳钟琪当场赌咒发誓，要将清廷赶出中原，复我大明江山。为表明自己的诚意，他还约张倬明日一起盟誓结义，共举反清大旗。
中国传统的权力移交，有一个天生的弊端就是皇帝终身制，这必然导致了一个问题，就是“老人政治”，而“老人政治”与专制体制是相始终的。因为专制社会下的最高权力不可分割、不可侵犯，皇帝必须做到至死方休，就像后来的乾隆，年纪太大只得退位作太上皇，可他还是照样上朝，照样理政，作为“实习皇帝”的儿子嘉庆只能搬个小凳子在旁听政——乾隆笑，嘉庆亦笑；乾隆愠，嘉庆亦不悦，形同傀儡！
岳钟琪一顿恭维，但张倬也不完全是傻瓜，他心想岳钟琪转变如此之快，未免有些蹊跷，一时不知道他哪句是真、哪句是假。见张倬不为所动，岳钟琪命手下送上酒菜，招呼他坐下来边喝边谈。席间，岳钟琪连连向张倬敬酒，同时施展三寸不烂之舌，大骂清廷，亡国之痛溢于言表。接着，岳钟琪又诉说自己乃忠良之后，目前的状况，实在是愧对先人。说到慷慨激昂处，岳钟琪睚眦俱裂，涕泪交加，大有“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之气概。
人人都说皇帝好，但却不知道皇帝如此劳累并有如此多的桎梏，难怪康熙的父亲顺治帝说：“十八年来不自由，江山坐到几时休！”但是，既然是皇帝，就必须是终身制的，这种可憎又无奈的制度，不但把皇帝害苦了，也把天下老百姓害苦了——皇帝年老昏聩，是谁也无法改变的自然规律，而其导致的结果必然是政事荒芜，腐败滋生，如此以往，天下黎民又何其罪焉？
而在当晚，张倬被人从监牢中悄悄提出，岳钟琪一改白天凶神恶煞的模样，他屏退左右，疾步上前，亲自为张倬松开捆索并握着张倬的手，让他莫要惊慌。接着，岳钟琪既惭愧又抱歉地说：“壮士，果然是条汉子，受苦了！我岳某其实早有反清大志，奈何时机未尽成熟，只能暂时隐忍不发。这次对壮士用刑，主要为掩人耳目，不得已而为之。再者，之前也实在不知壮士的真实身份，不得不有所防备。如今看来，壮士确是真心反清的大丈夫、有骨气的好男儿，岳某十分佩服，佩服！如有得罪之处，还望壮士海涵一二！”
暮年的康熙身体不行了，但脑子还算清楚，他也担心手下的官员们见自己“血气精神渐不如前”，便乘机为奸，导致自己几十年勤苦奋斗而来的盛世最终付诸东流。但问题是，康熙毕竟已然衰老，精力也远不如前，正如他自己所说：“今天下太平无事，以不生事为贵。兴一利，即生一弊。古人云多事不如少事，职此意也。”
屏风后，陕西巡抚西琳则躲在里面听审，看张倬有何表现。上次已被打得半死的张倬，这次仍立在堂上，冷眼默对，愣是一言不发。岳钟琪大怒，喝令速速用刑。众衙役听后一拥而上，又是一顿狠揍。好在总督大人之前早有交代，这些人明显手下留情，虽然张倬再次被打得皮开肉绽，却未伤及筋骨。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所有的老年人都是这么想的。可问题是，康熙想维持现状，又哪能这么容易呢？扫帚不到，灰尘不会自己跑掉，各种社会矛盾不但不会因为老爷子不愿多事而销声匿迹，反而呈现愈演愈烈之势。康熙也意识到，如果“承平日久，人心懈怠”，到时必然会“福尽祸至，泰去否来，天灾人害，杂然并至”。尽管有此认识，但很不幸的是，康熙末年的各种问题是越积越多，愈往后愈糜烂，他的这些担心和忧虑，在其死前都成了事实。
计策已定，张倬随后被五花大绑地押到公堂之上，岳钟琪脸一黑，惊堂木一拍，厉声喝道：“大胆狂徒，竟敢口出狂言，诬蔑我大清盛世！看在你是读书人的份上，暂不用刑，你莫要不识抬举！还不速速将指使人从实招来，免受皮肉之苦！”
康熙老了，他已经无法像从前那样对朝政从容掌控，收发自如。当时的朝廷中，大臣们拉帮结派，结党营私，相互倾轧；地方上，各级官府在正额钱粮之外的火耗加派（由乱摊派演变而成的附加税）愈征愈重，譬如山东、河南两省的火耗率，竟然占到正额钱粮的百分之八十。赋税关乎吏治与民生，老百姓怨声载道，康熙不是不想管这些事情，而是实在力不从心，下不了重手去整顿。
岳钟琪不敢怠慢，他绞尽脑汁，终于想出个顺水推舟、以假乱真的妙计。他心想，既然这些“愚民”非要让他当什么英雄，那姑且冒充一次吧！为避免落下把柄，岳钟琪特请陕西巡抚西琳（旗人）临时搭档，两人一明一暗，一起来审这个案子。
另外，在康熙晚年“政宽事省”、“无为宽仁”政策的纵容下，官吏的贪污舞弊之风也是愈演愈烈。在适当的温度下，腐败在大清帝国疯狂蔓延，就像难以控制的社会瘟疫一样不断腐蚀着整个官僚阶层。康熙末年，“各省钱粮亏空甚多”，“府帑亏绌，目不暇给”，当时户部库里只有八百万两银子，而另外一面，大清帝国的财富正日益流入贪官污吏的私人腰包。历朝历代的痼疾，在盛世的表象下，又开始重新发作起来。
所幸的是，密旨很快就到了。在谕旨中，雍正不无恼怒地说，“遇此种怪物，不得不有一番出奇料理”的手段，以挖出其中的主谋。雍正特别指示说，对此人不要采用先前那种简单粗暴的刑讯逼供，而要想个引蛇出洞的法子进行诱供，一定要把这事查它个水落石出。
就连秀才们也起来造反了。康熙五十年（1711年）辛卯科江南乡试发榜时，秀才们发现一些不学无术的官僚子弟和盐商子弟居然也赫然榜上，而那些灯下苦读的读书人却名落孙山，众人一时间惊诧莫名。之后，秀才们被激怒了，他们聚集了上千人，将财神像抬进府学的明伦堂内代替了万古宗师孔夫子，又用“卖完”二字糊住了贡院正匾，两边还贴上一副对联“左丘明双眼无珠，赵子龙浑身是胆”，以声讨乡试中两位主考官的贿卖舞弊行为（暗指主考副都御史左必蕃和副主考翰林院编修赵晋）。
书生也是个硬骨头，他见势不妙，却咬紧牙关，只说自己名叫张倬，这信乃是他的老师夏靓所写，其他一概推说不知。岳钟琪投鼠忌器，不敢猛下狠手，他怕万一把人给打死了，雍正怪罪下来，弄不好会说自己杀人灭口，届时百口难辩，就算跳到黄河也洗不清了！
农民的方式更加直接。火耗加派、官员腐败等都加剧了官府与农民的矛盾，康熙末年农民暴动的事件日益增多，如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就发生了河南兰宜县亢铤起义，五十七年（1718年）又在湖广地区发生了起义未遂的事件。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山东盐贩王美公啸聚农民洗劫盐店富户，同年朱一贵在台湾发动起义，击杀清军总兵欧阳凯并自立为帝，率有数万之众。除此之外，还有更多心怀不满的秘密会社也都在蠢蠢欲动之中。
由于事情重大，加上自己又脱不了干系，岳钟琪只得忐忑不安地派人将此信以最快的速度密报给雍正，请求查办。在等待朝廷旨意的同时，岳钟琪命人先对这个名叫张倬的投书人严加审讯。得令后，衙役们对张倬大刑伺候，在将之打昏在地后，又用冷水浇醒，一再逼问他究竟是受何人指使，用意何在。
无可奈何花落去，帝国深陷危机中。短短十几年间，康熙几十年辛苦开创的盛世竟是如此的脆弱与岌岌可危，而这些事情，还不是让康熙最烦心的。官员腐败，农民造反，大不了抓几个人来杀鸡儆猴。即使宽仁一点，也大可以眼不见心不烦，躲进皇宫成一统，不理不管，但有一块心病，却是挥不去也逃不脱的，那就是关乎大清王朝未来国运的皇位传承问题。
这下，岳钟琪着实被吓得不轻。在看完这个署名为“江南无主游民夏靓遣徒张倬”的上书后，他抹了抹额上的冷汗，心想这封信幸好落在自己手里，倘若落到朝中哪个冤家对头的手里，那岂不要惹下无尽的麻烦、掀起滔天的巨浪！
所谓“皇位传承”，说白了就是国家最高权力的交接问题，这不仅仅是康熙的家务事，而是关系到大清王朝稳定和发展的大问题。但是，在众多的儿子中间，究竟应该立谁来做自己的皇位继承人呢？晚年的康熙为此左思右想，苦闷不堪。
弄了半天，这书生不是来喊冤，而是来策反的！
康熙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也是生育儿女最多的皇帝，在其一生中，总共有四位皇后、五十一位妃嫔，而巧合的是，他的子女也有五十五个——子三十五，女二十。在康熙的三十五个儿子中间，排上序的有二十四个，其他十一个都很小就夭折了。在排上序的二十四个阿哥里面，长大成年的只有二十人；二十个女儿中间（养女一名除外），只有八个女儿长大成人（也就是说，康熙的五十五个子女中，只有二十八人长大成人，成活率刚到一半，而女儿的成活率明显低于儿子）。
回府后，岳钟琪屏退左右，独自进了一间密室，他小心翼翼地把信封拆开，然后哆哆嗦嗦地将信纸抽出，匆匆浏览了一遍。正所谓，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读完信后，岳钟琪顿时脸色煞白，冷汗直流。原来，信中对当今皇上进行了极为恶毒的攻击，其中列举了“谋父、逼母、弒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诛忠、好谄、任佞”十大罪状，说雍正即位后连年灾害，民不聊生，并对其继位提出了严重质疑。信中又说，作为大英雄岳飞的后人，岳大人何不继承祖上之志，利用手握重兵的机会，振臂一呼，成就反清复明之大事业，青史留名，流芳千古，何乐而不为呢？
古人的观念，向来认为多子多福，枝繁叶茂才能开枝散叶，但作为帝王之家，儿子太多未必是件好事。如果儿子个个精明能干的话，就更加麻烦了——偏偏这两样康熙都挨上了。历朝历代，皇位的继承从来就是个大麻烦，为争夺皇位而导致父子反目甚至骨肉相残的宫廷惨剧屡见不鲜，康熙熟读经史，对此当然十分清楚。
正因为如此，岳钟琪一看书封便脸色大变。原来，书信封面赫然写着“天吏元帅岳钟琪大人亲启”，这几个字让岳钟琪的神经瞬间绷紧：去年卢汉民那个疯子的事件尚且余波未平，今天又来个直呼自己是“天吏元帅”的！这不成心添乱，把本大人往火坑里推吗？！
儿子太多了。为避免前几次权力交接时的混乱和防止骨肉相残的悲剧发生，康熙一改八旗亲贵公推储君的制度，他早早地将皇次子胤礽立为太子，以期稳定朝政。从理论上来说，立皇次子胤礽为太子，实际上就是中国历代王朝一直实施的嫡长子继承制。
虽然雍正对岳钟琪信任有加，但民间却依旧传播着岳大人和朝廷不和的流言，说什么岳大人尽忠爱民，曾对皇帝说了些不知忌讳的话，朝廷屡次召他进京，要削夺他的兵权云云。当时还有传闻说，岳钟琪系大学士朱轼保荐的人，后来岳钟琪进京后，皇上仍派他回陕西继续任职，但朱轼当时不愿再保，其他大臣也不敢保，结果岳钟琪刚出京城四天，皇上又派了一个叫吴荆山的官员去把岳钟琪追回来，但岳钟琪不肯从命，吴荆山无奈之下，只好自己割脖子自刎了。总而言之，民间都认为岳钟琪一定会在某个恰当的时机起兵造反，把统治中原的清政府赶出关外。
所谓“嫡长子继承制”，用《春秋·公羊传》里的话来说，就是“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也就是说，皇位应该由正皇后所生的嫡长子继承，如嫡长子早死，则由嫡长子的嫡长子继承，即嫡长孙继承，如明太祖朱元璋的皇太子病故，即由嫡长孙建文帝继位。只有在正皇后无子的情况下，才考虑其他庶生的儿子。以此推论，即使皇子中有比正皇后所生的嫡长子年纪大的，但因为是庶出，也不具备继承大统的资格，如康熙帝皇长子胤禔比皇太子胤礽大两岁，但因为其母亲地位不够高，所以不能立为皇太子。
“卢汉民事件”后，岳钟琪慌忙向朝廷引咎辞职，以明心迹。所幸的是，雍正对此不以为然，他非但没有责怪岳钟琪，反而对其大加抚慰，让他继续“鼓励精神，协赞朕躬，造无穷之福，以遗子孙”！
在君主多妻制的情况下，嫡长子继承制的基本精神就是要按其母亲的贵贱尊卑将皇子们区分出嫡子和庶出，然后依照先嫡后庶、先长后幼的顺序，把皇位继承人最后限定到一个人的身上，以保证最高权力能够和平交接。纵观整个中国历史，嫡长子继承制的顺利实施确实有助于减少政治继承中的冲突和动荡，这对维护国家稳定和发展的可持续性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从汉以后，嫡长子继承制便成为最高权力继承、过渡的最理想方式，并为之后的历朝历代所实行。
这些猜疑和诽谤，也不完全是空穴来风。就在前一年（雍正五年，1727年），一位名叫卢汉民的人突然在成都街上大喊大叫：“岳公爷带川陕兵造反了，西城门外开有黑店，要杀人！”此言一出，弄得当地谣言四起，一时人心惶惶。当然，这个卢汉民后来很快被抓住，经有关部门的严格鉴定，此人乃精神病患者，最后将之从速处死了事。
但是，嫡长子继承制虽然能保证最高权力稳定交接，但往往以牺牲储君的品德考察和贤能甄别为代价。嫡长子继承制首要条件是“立嫡立长”，而不是“立贤”，这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中国历史上众多小皇帝、昏庸皇帝甚至白痴皇帝的屡屡出现。事实上，古人并非不知道嫡长子继承制的这个重大缺陷，但以“选贤”为标准的话，实际操作的难度往往更大，因为“贤与不贤”的标准本身就是极为主观的东西，而且其中往往掺杂了各种利益与私心，把握不住也就无章可循，最后难免演变为各方势力你争我斗并引发难以控制的动荡。
但是，川陕总督的位置一向为朝中权贵子弟所垄断，岳钟琪虽说汉军八旗出身，但依旧被人嫉妒中伤，一些躲在暗处的人不怀好意地给雍正打小报告，据雍正自己所说，足足有一箩筐之多。至于那些“倒岳”的言论，说起来有几分好笑甚至几近幼稚：岳钟琪是岳飞后人，而岳飞又是百姓传诵的英雄——这样的人，岂能对清廷真正忠心，搞不好他要推翻朝廷为明室报仇，也未为可知。
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古人想来想去，最后还是觉得以“嫡、长”这些先天的生理条件为标准，才能在皇位继承中找到确定无疑的答案。因为按“嫡、长”的生理标准，皇位继承人最后被限定为某个特定的人选，这样既杜绝了其他皇子的非分之想，同时也避免了兄弟相争、骨肉相残的悲剧发生。
岳钟琪出身于武将世家，祖父岳镇邦曾任左都督、绍兴总兵。岳钟琪本人也曾在康熙末年平定西藏之乱时立下赫赫战功而升为四川提督；雍正二年（1724年），他又随同年羹尧大将军入青海平定罗卜藏丹津的叛乱，因为其战功卓著，加上居功自傲、飞扬跋扈的年大将军被雍正整肃，岳钟琪由此接任了年羹尧的川陕总督位置，一时间可谓春风得意，圣眷正浓。
可惜的是，世上之事，不如意者十之八九。康熙虽然很早就立了皇太子，但后来还是在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发生了“废太子”的事件，而让康熙没有料想到的是，废太子引发的结果比不废太子还要糟糕，因为这导致其他皇子们一个个蠢蠢欲动，纷纷觊觎大位，令康熙头疼不已。
要说起来，那书生来的还真不是时候，岳钟琪此刻正烦着呢。岳大人的烦恼，并非因为其他，而正是因为他的这个“岳”姓所引发的——他不但和当年的抗金英雄岳飞是一个姓，而且还真就是岳飞的二十一世孙。
在康熙的严格教导下，其皇子们大都出类拔萃，文武双全，一个个都是海里蛟龙，人中精英，如果不是生在帝王之家，也许他们都会有很好的发展与成就。但是，皇位只有一个，它不可分割也不能平均分配，在太子被废后，其他儿子都是平等的，谁都有权利来继承皇位。权力的诱惑实在太大了，事实上，谁又肯屈居人下呢？
所幸的是，那位书生手里拿的不是炸弹（那时尚未发明出来），也不是砍刀、匕首之类的违禁物品——他手里紧紧攥着的，仅是一封书信而已。只是一场虚惊。众人心想，莫非这书生为喊冤而来？为投书而来？不得而知。正当大家把提起的心放下去时，却见岳大人接过书信，微微扫了一眼便脸色大变，当场喝令将此人抓住送监，而他却迅速将书信揣入怀中，忙不迭地迈进了总督府。
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康熙废太子。从这一年到康熙驾崩（1722年，康熙六十一年），总共经历了十五年的时间，在这漫长的夺位战争中，雍正成了最后的胜利者。但是，雍正的继位，有太多的谜团：有人说他谋父，有人说他改诏，有人说他篡位，有人说他屠弟，还有人说他欺母……不一而足。
话说雍正六年（1728年）九月二十六日的上午，古城西安刚下了一场小雨，除路上灰尘比原来稍少一些外，一切看来和往常没什么两样。突然，总督衙门外的大街上传来一阵喧哗，衙役们高呼着“肃静”、“回避”，路上行人听后纷纷避让，原来是川陕总督岳钟琪刚从外面访客归来。这等场面，城里人见怪不怪，他们让开大道后依旧各走各路，一阵秋风刮起，街上的人走得比往日似乎更快些。当岳大人的专轿快要到总督府门口时，一个书生模样的年轻人突然从人群中攘臂奋出，霎时间便突破了衙役们组成的警戒线并直奔总督大人的轿前，令众人一片惊呼！
雍正六年，当对手们基本被收拾干净、继位疑云也已慢慢平息之时，两个小人物丢下的石头，却在雍正的心里溅起了万丈波澜，多年前的往事依旧历历在目，仿佛就发生在昨天……
小人物踩到了历史的痛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