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末，胤禵寻访到青海塔尔寺青年喇嘛格桑嘉措作为七世达赖，康熙随后册封了金印和金册（分别重达一百三十两和一百五十两）。随后，胤禵坐镇西宁，派兵护送格桑嘉措前往拉萨，并于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九月在布达拉宫行坐床礼，西藏的局势这才稳定下来，胤禵也圆满完成了平定西藏的任务。后来，康熙还在西藏立碑纪念，颂扬此次功绩。可惜雍正上台后，硬说碑文“并不颂扬皇考，惟称赞大将军胤禵”，下令将碑毁掉，改撰新文。
胤禵出征后，雷厉风行，手段强硬，很快便将数名办事不力的官员参奏罢职，军心为之一振。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胤禵的西征大军兵分三路，围逼侵入西藏的策妄阿喇布坦。策妄阿喇布坦见势不妙，便慌忙率领部众逃回了原准噶尔领地。结果胤禵有征无战，很不过瘾。不过，后面的事情也颇为棘手，虽然策妄阿喇布坦跑了，但西藏仍旧是一片混乱，当务之急是赶紧册立新的达赖喇嘛，以安定当地的局势。
再说胤禵，西藏平定后的任务就是厉兵秣马，筹备粮饷，准备来年进剿准噶尔，彻底消灭策妄阿喇布坦势力。康熙六十年（1721年）十月，康熙将胤禵召回京师，面授用兵方略。胤禵到京城时，康熙特命三阿哥胤祉和四阿哥胤禛率领京内大臣前往城外迎接，仪式颇为隆重。由于担心康熙不再让胤禵回军中立功了，九阿哥胤禟还私下抱怨说：“皇父明是不让十四阿哥成功，恐怕成功之后，难于安顿他。”然而，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四月，康熙仍让胤禵回到军中。
随后，康熙又亲谕前往助战的青海厄鲁特蒙古各部说：“大将军是朕皇子，确系良将。朕深知大将军有带兵才能，故令掌生杀重任，尔等或军务，或巨细事项均应谨遵大将军王指示。如能诚意奋勉，即与朕当面训示无异。”
早在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以前，胤禵已经表现出对储位的兴趣了。他曾经接见李光地的门人翰林院编修陈万策，“待以高坐，呼以先生”，和当年八阿哥胤禩“礼贤下士”颇有几分相像。胤禵第一次离京时，曾特意叮嘱胤禟说：“皇父年高，好好歹歹，你须时常给我信息。”怕胤禟听不懂，胤禵又特意补充道：“若圣祖皇帝但有欠安，就早早带一个信。”
胤禵受印之后，上马出午门，随后由天安门至德胜门，诸王、贝勒、贝子、公和二品以上官员俱送至德胜门列兵处。随着胤禵的一声令下，出发的号角齐鸣，旗帜迎风飘扬，十万大军在漫天风尘中，踏上了西征的路程。
醉翁之意不在酒，胤禵关心的不仅仅是老爸的健康，着重点其实是落在“皇父年高”这句话上，其中含义昭然若揭。胤禵在西北时，继续招贤纳士，很关心自己的前途。当时有个叫张恺的算命人，故意奉承他说：“大将军的命是元（玄）武当权，贵不可言，将来定有九五之尊，运气到三十九岁就大贵了。”胤禵听了十分开心，称他“说得很是”，这人也由此骗得大把银子。
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十月，胤禵被破格任命为抚远大将军，用正黄旗纛，授予亲王待遇，行文称“大将军王”。十二月十二日，在胤禵率兵启程的日子，康熙亲自在太和殿主持了颁敕印仪式。当时的出师礼极为隆重，凡是出征的王、贝勒、贝子、公等全部戎装齐集于太和殿前，随同出征的还有弘曙、弘治和弘僖，时称“内廷三阿哥”，都是康熙的孙子辈，另还有郡王、亲王数人。其他不出征的王、贝勒、贝子、公和二品以上官员，也全都集合于午门之外，为胤禵送行。
但很奇怪的是，胤禵虽然表面风光，但在出征已近四年的情况下，他始终没有得到封王，依旧是贝子的身份。虽然他行文时都用“大将军王”的字样，但毕竟还不是正式的封王。很多人认为康熙之所以要让胤禵出征，目的就是要让他立功，然后顺理成章地接替皇位。
胤禵当时三十一岁，正好是血气方刚的年龄。八阿哥胤禩等人见胤禵受宠，都认为这是老皇帝看中了胤禵，要他历练，以积累资历和威望好继承皇位。为维护自己集团的利益，胤禩暂且打消自己夺储的念头，转而支持胤禵夺取储位。九阿哥胤禟和胤禵从来就是一条心，自然不甘落于人后，他不但对胤禵提供经济上的协助，并热心为胤禵试制军备。据说，胤禟还特意帮助胤禵设计了一种战车，命人依样画好图纸，带往西宁，可谓是不遗余力。胤禟还说，胤禵“聪明绝世”，“才德双全，我弟兄们皆不如”，“现今出兵，皇上看得也很重，将来之皇太子一定是他”。
后来，雍正（即四阿哥胤禛）对这种说法嗤之以鼻。在他钦定的《大义觉迷录》中，他说过这样一段话：“逆党乃云圣意欲传大位于胤禵，独不思皇考春秋已高，岂有将欲传大位之人，令其在边远数千里外之理？虽天下至愚之人，亦必知无是事矣。只因西陲用兵，圣祖皇考之意，欲以皇子虚名坐镇，知胤禵在京毫无用处，况秉性愚悍，素不安静，实借此驱远之意也。”
清军战败的消息传到北京后，康熙叹息道，我老了，血气渐衰，若是我少壮时，早已成功了。但光叹息也没有用，康熙于是决定派皇子亲自出征，当时就选定了十四阿哥胤禵。
这段话，前面说得还颇有道理，毕竟康熙已经是快七十岁的人了，身体每况愈下，随时都可能倒下。按理说，要真是想传位胤禵，象征性的立点功回来就可以了，为何要在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又将之派遣出去呢？这说明胤禵在康熙的眼中，似乎只是一个武将的定位。
桑结嘉措败亡后，他的余部逃到了策妄阿喇布坦那里去求援。策妄阿喇布坦便在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乘机攻入西藏，拉藏汗被杀。对此，康熙当然不能坐视不管，于是在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令西安将军额伦特领兵前往西藏平叛。但由于西藏的地形复杂，在进军途中，额伦特战败身亡，所率军队也几乎全军覆没。
当然，也不排除第二种可能性，那就是康熙在五十七年（1718年）时确实有意培养、锻炼胤禵并准备让他接班，但经过后来几年的观察，发现胤禵也不是合适的人选，最终还是将他放弃，否则就不会再派他出征了。
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桑结嘉措和拉藏汗（和硕特蒙古部，当时控制西藏）发生冲突，结果桑结嘉措败亡，其所立的六世达赖仓央嘉措也被拉藏汗指为伪六世达赖，请予“废立”。康熙帝准奏，命将仓央嘉措解送至京师。但很奇怪的是，仓央嘉措在解送途中，突然在青海地界“绝然遁去”，不知所终。
除此之外，还有第三种可能，康熙也许认为胤禵的功劳还不够，想让他彻底平定准噶尔部，一旦建此奇功，让他接班，大家也就无话可说了。当然，前提得是康熙认为自己的身体撑几年完全没有问题。如果真是这样，问题就大了。也就是说，后面关于雍正“谋杀父皇、篡改遗诏”的传闻，也就具备了相当的可能性。
一直到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康熙亲征准噶尔丹时，从俘虏的口中才得知五世达赖早已去世，于是降旨向桑结嘉措问罪。桑结嘉措十分惶恐，这才将实情禀告朝廷并选定仓央嘉措为六世达赖的“灵童”，并将之迎至布达拉宫，举行了坐床典礼。
雍正说父亲命胤禵远征西北，是因为胤禵在京毫无用处，而且“秉性愚悍，素不安静”，所以要把他赶得远远的。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当时西北的军情不容乐观，胜败未可逆料，不可能会派这样一个“愚悍”之人去做大将军，毕竟打仗不是儿戏。若真要将胤禵驱远，又怎能让他带兵呢？雍正的说法显然是胡乱猜测。
本来在顺治九年（1652年）时，西藏的五世达赖罗桑嘉措曾率领班禅和藏官随从三千余人前往京师，受到了顺治的隆重接待和册封，西藏也被纳入了清朝的统治范围。五世达赖圆寂后，他培养的亲信弟子桑结嘉措为独掌西藏的政治权力，伪称“达赖入定，居高阁不见人，凡事传达赖之命以行”，密不发丧达十五年之久。
也许是雍正自己也觉得说不过去，之后他又引用了康熙对乌雅氏（雍正和胤禵的生母）说的一段闲话：“汝之小儿子，即与汝之大儿子当护卫使令，彼亦不要。”雍正说，这话宫里人都知道，以此来证明康熙素来鄙贱胤禵，殊为可笑。康熙和乌雅氏本是夫妻，夫妻间的闲谈，焉能当真？《大义觉迷录》将这种琐屑的话也刊印进去，实在是有点猥琐荒唐。
机会说来就来。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噶尔丹的侄子策妄阿喇布坦所部突然攻入西藏，杀死拉藏汗，不但使得西藏陷入一片混乱，而且还严重威胁到四川、云南和青海等地的安全。策妄阿喇布坦在噶尔丹被消灭后，表面上对清朝很是恭顺，但却暗地里收拢噶尔丹的余部，试图恢复准噶尔部原先的威势。此人不除，西北难安。
也有人说，康熙把胤禵派在外面，是为保护胤禵免受储位斗争的伤害，就像春秋时期“申生在内而危，重耳在外而安”。{1}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在外也未必安全，譬如当年秦始皇的长子扶苏，即使握有兵权也同样被杀。
等到康熙五十一年（1711年）“二废太子”后，胤禵开始对政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特别是在八阿哥屡被打击的情况下，胤禵逐渐脱离胤禩的影响而独立门户，并成为康熙末年一颗冉冉上升的政治明星。从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到五十二年（1713年）的随驾记录来看，胤禵几乎参与了康熙所有的出巡。由此可见，康熙晚年对他是很看重的。
不管怎么说，当时的胤禵正处于上升期，还是有机会继承皇位的，至少在当时有很多人这么认为。也许，怪只能怪胤禵生晚了点，没来得及在老头子生前建功立业，又不曾料到后来会奇变突生，自己出征在外，内部的情况到底怎么样，已不是他所能够了解和掌控的了。
胤禵另有一名叫胤祯，其生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生母是德妃乌雅氏，和四阿哥胤禛系同母所生，但比胤禛小十岁。“一废太子”那年，胤禵只有二十一岁，当时还年轻不懂事，经常和八阿哥胤禩、九阿哥胤禟混在一起，那次因为帮胤禩说话，差点被康熙拿刀砍了。不过，他也是走了狗屎运，那次事件过后，康熙反而对他另眼相看，在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封爵时，胤禵不但被封为贝子，还得到了大阿哥胤禔被削夺的一切。
由此，也就又引出了后来到底是传位于四阿哥还是十四阿哥的一段公案，后叙。
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太子二度被废后，八阿哥胤禩也屡次遭到康熙的责骂，几乎落到诚惶诚恐、名誉扫地的地步。这时，本属于“八王党”的某皇子却突然受到康熙的重视，这就是十四阿哥胤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