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发家得益于朝鲜战争，其二弟任美军翻译，推荐哥哥拿下了大批的美军工程。1952年艾森豪威尔访韩，不习惯当地的如厕方式。从未见过抽水马桶的郑周永拍了胸脯，十五天就赶制了出来。当时天寒地冻，美军要求铺设草坪，他用卡车将附近农田的冬小麦拉了过来，看上去倒也是绿油油一大片。一下子，他成了大能人。
出来之后郑周永先在码头做苦力，后来在米店做学徒，老板因重病、其子又游手好闲，就由他接管了米店，郑的商业天才终于有了展示的平台。日本侵华以后，对其国内实行粮食配给制，所有的米店都关了门，郑周永审时度势，改行做了汽车修理业，等到日本投降，他已逐渐做大，挂出了“现代自动车工业社”的招牌。
一般人的生意经是“做熟不做生”，但郑周永、李嘉诚、王永庆这种大高手根本不理这一套，地产、汽车、造船、电器什么赚钱做什么。而且他们的生活方式也都十分相似，好听叫节俭，实际是抠门。郑本人出门的衣服就一套春秋装，登山裤也缝了又缝，一双皮鞋穿了三十多年，青云洞的住宅没有任何装饰品，家具也用了几十年。
郑周永生于1915年，家中八兄妹排行老大。十岁开始，每天凌晨四点起床，赶十五里的夜路，随父亲下地干活。但他不满足这种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生活，四次离家出走，有一次竟然卖了家里的两头牛，父亲拿他没办法，只好让他独自去闯天下。
他认为“只要我活着，而且身体健康，可以有考验，但绝不允许失败！”这是典型的上位者逻辑，但有一次郑却栽得很惨。1992年韩国大选，郑周永像干企业一样搞起了政治，四处游说大拉选票，结果排在金大中之后列第三，等到金泳三上台，他差点被送进监狱。与《商道》的主人公一样，玩到心跳的郑周永后来心有余悸地说：
在经济生活中，韩国人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是1999年经济危机爆发，韩元贬值了一半以上，而这时韩国人排着队将美元换成韩币，承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却让世人体会到了什么叫“韩国精神”。我在那年带领中国团参加了釜山摇滚节，面对满街清一色的现代汽车，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情绪：这帮高丽人，真团结呀！
“现在想起来真无聊，看来政治还是应该由政治家去搞！”
我见过最大的企业家，应该是韩国现代集团的郑周永。那是1996年参加《现代之路》新书发布会，郑周永像岩石一般坐在中央，左手边是他的长子郑忠旭、三子郑梦准等，右手边则是王蒙、丁聪等国内大家，我恰巧坐在他的正对面，那种气场确实非常人可比。席间，百发大叔起来坐下有几十回，与严谨的韩国人形成鲜明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