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所有人类在最近5万年居住的地区，只要古生物学家研究过，就会发现人类抵达与大规模史前灭绝事件，有如斯响应的关系，例如马达加斯加、新西兰、波利尼西亚、澳大利亚、西印度群岛、美洲、地中海各岛屿。前两章我描述过那些发现。自从科学家逐渐察觉到这些生物灭绝浪潮与人类移民有关，他们就在辩论：人类是祸首呢，还是人类抵达时发生的（巧合？）气候变迁？就波利尼西亚各岛而言，波利尼西亚人登陆后直接间接地消灭了土著生物族群，铁案如山，不容置疑。波利尼西亚人登陆后几个世纪，“正巧”鸟类灭绝了，当时气候并没有什么变化，而波利尼西亚人的土灶中遗留了几千只烧烤恐鸟的骨骸。在马达加斯加，时间的巧合一样地令人信服。但是，更早的灭绝事件，特别是发生在澳大利亚与美洲的，目前学者仍在辩论。
当然不是。5万年前，人类只生活在非洲以及欧亚大陆的温暖区域。从那时起，直到公元1600年，人类经历了空前的地理扩张：5万年前，到达新几内亚、澳大利亚；然后，先后进入西伯利亚、大部分北美洲与南美洲：最后，大约公元前2000年，进占大多数大洋中的遥远岛屿。人类的数量扩张也是空前的：5万年前地球上大约只有几百万人，到了公元1600年，已达5亿。5万年来人类的杀戮本领日益增强，加上1万年前出现的磨制石器与农业，以及6000年前出现的金属器，人类毁灭环境与其他生物的能力，水涨船高。
我前一章已经解释过了，美洲冰后期发生的生物灭绝，人类扮演了一个角色，在我看来证据确凿。世界上每个地方，人类一旦进入，生物灭绝的浪潮随之发生；即使当时的气候正在变迁，别的地方却没有同样的灭绝浪潮出现，或者同一个地方，先前发生的气候变迁，并没有引发灭绝浪潮。
评估“大灭绝论战”必须面对的第二个问题是：如何估计1600年以前灭绝的物种数量？——1600年是生物分类科学萌芽的年代。现代史上造成物种灭绝的因素，包括人口增长、人类占据先前无人居住的土地、破坏环境的技术逐渐发明。这些因素是在1600年突然冒出来的吗？人类的演化史至少有500万年，公元1600年之前，人类没有灭绝过生物吗？
因此我怀疑气候是元凶的说法。况且，所有访问过南极洲或加拉帕戈斯群岛的人，都知道那里的动物非常温驯，直到最近仍不习惯人类。摄影家仍然能够容易地接近那些动物，就像第一批见到那些动物的猎人一样。我假定：世上其他地方的第一批猎人，也同样容易接近纯真的长毛象与恐鸟，而与猎人一起到达的老鼠，很容易接近夏威夷与其他海岛上的小鸟。
总之，近代物种的灭绝数目，乍看很容易计算，例如北美洲加上欧洲，有5种或6种鸟类灭绝了。但是仔细想来，已经公布的物种灭绝数字，必然不符实情，而且严重低估，理由有二：第一，公布的数字，反映的只是已经登录过的物种，而事实上地球上大多数生物尚未登录过（鸟类是例外）；第二，北美与欧洲以外地区，鸟类以外的生物，科学界发现的绝种生物，只反映个别学者的私人兴趣，而不是系统调查的结果。热带地区过去登录过的许多生物，由于无人问津，它们现在的境遇，就无人知晓。它们有许多，可能像马来西亚一半以上的淡水鱼一样，不是灭绝了就是濒临绝种。
世上先前没有人占据的地方，史前人类大概消灭了不少物种，可是，这不是人类毁灭物种惟一的机会。过去两万年中，人类长期占据的土地上，也有不少物种灭绝。欧亚大陆上，长毛犀、长毛象与巨型鹿（“爱尔兰麋鹿”）灭绝了；在非洲，巨型水牛、巨型羚羊、巨型马灭绝了。这些巨兽也许一直是人类狩猎的对象，但是人类发明了精良的武器后，它们就遭殃了。欧亚大陆与非洲的大型哺乳类，早已演化出对人类的戒心，但是它们消失了：美国加州的大灰熊，与英国的熊、狼、河狸，也消失了。理由不外两个：人与比较精良的武器。
詹特瑞与汤普森正巧在那些物种灭绝之前，到那两个地方调查——纯属意外——所以我们有那些物种的名字。但是大部分热带地区在开发过程中，并没有先请生物学家调查过。因此，不知已有多少物种无声无息地灭绝了，而科学界一无所知。
在这些史前灭绝事件中，究竟有多少物种灭绝了？或者，我们能估计吗？史前人类破坏栖境，使许多植物、无脊椎动物与蜥蜴灭绝，可是没有人尝试过估计那些物种的数目。但是所有古生物学家研究过的海岛，都发现了最近灭绝的鸟类。从那些岛屿得到的数字，推演到古生物学家还没有研究过的海岛，学者算出大约有2000种海岛鸟种在史前灭绝了。这个数字大约是几千年前世上所有鸟种的1/5。那个数字并不包括在大陆上灭绝的鸟种。以大型哺乳类的“属”来计算，北美洲、南美洲、澳大利亚在人类抵达之际（或之后），分别有73%、80%、86%灭绝了。
当然会。因为以抽样统计的方法，学者估计世上的生物接近3000万种，但是科学界只登录了200万种。我可以举两个例子，证明许多物种在科学界登录之前就灭绝了。植物学家詹特瑞（Alwyn Gentry）到南美厄瓜多尔一个孤绝的山脊调查，他发现当地有48种植物，科学界从未登录过。不久，这个山脊的森林就给砍伐殆尽，那些植物便绝种了。在加勒比海的大开曼岛（Grand Cayman Island），动物学家汤普森（Fred Thompson）在一个石灰岩山脊上的森林中，发现了两种土著陆蜗牛。几年后，那个地方被开发成住宅区，森林全都清理掉了。
评估“大灭绝论战”的第二个步骤是：预测未来。灭绝浪潮的高峰已经过去了，还是方兴未艾？有好几个方法可以估计。
公元1600年以来，多少物种已经灭绝了？回答这个问题，第一个难以克服的障碍就是：许多科学界登录过的物种，目前的境遇并不清楚。但是，另外还有一个障碍。前面我们讨论的，都是“科学界登录过的物种”，可是，会不会还有些物种，在科学界知道以前就灭绝了？
一个简单的方法，是计算现在有多少物种濒于绝种，因为即将绝种的动物，现在必然已经濒临绝种。现有生物种中，有多少数量已经大幅缩减、难以为继？国际鸟类保护委员会估计至少有1666种鸟，不是濒临绝种就是随时会灭绝——几乎是现在世上所有鸟类的1/5。前面我说明过，国际鸟类保护委员会公布的灭绝鸟种数目，是低估了。为了同样的理由，我说“至少”有1666种，因为“1666种”这个数字低估了。两个数字都是以科学界注意到的鸟种为根据，而不是有系统地评估所有已知鸟种的境遇。
马来西亚面临的“人类压力”，在热带地区有代表性。鱼类也可代表鸟类以外的生物——科学界对它们从来就不热心。马来西亚已经丧失了（或几乎丧失）一半淡水鱼种，因此，以这个数字估计热带地区主要生物群——植物、无脊椎动物、鸟类以外的脊椎动物——的灭绝比例，大概八九不离十。
另一个预测方法，是了解我们灭绝物种的机制。人类造成的物种灭绝，也许会继续加速，直到人类人口与技术的成长，进入高原期（不再进步）——可是现在两者都没有“进入高原期”的迹象。我们的人口，从1600年的5000万，已经增长到现在的60亿，并且每年继续增加2%。我们的技术，每一天都在进步，继续改变地球与上面的居民。物种因为我们逐渐增长的人口而毁灭，机制有4个：过度猎杀、引入新种、破坏环境、涟漪效应。让我们看看它们是否已经“进入高原期”。
164种鸟之中，12种灭绝了，也许听来不值得忧虑。不过，热带地区中，所罗门群岛大概“原貌”保存得最完整，因为那里人口少，鸟种也少，没什么经济发展，森林大体维持自然面貌。热带地区的现况，马来西亚比较有代表性，那里的物种丰富，低地的森林大多砍伐殆尽。根据过去的田野生物学调查，有266种淡水鱼生活在森林河流中。最近，经过4年的追踪调查，只找到其中的122种——一半都不到。其他的144种，或者灭绝了，或者族群急遽萎缩了，或者只生存在人迹罕至的角落中。要不是这次调查，根本没有人注意到它们的命运。
过度狩猎——杀戮的速度超过繁殖的速度——是我们消灭大型动物的主要机制，从长毛象，到美国加州的大灰熊（美国加州州旗上有这种动物的图案）。所有我们可能杀光的大型动物都已经死绝了吗？当然没有。尽管鲸鱼的数目已经少到引起国际社会的注意，共同约定禁止商业猎鲸，日本却宣布“为了科学目的”而提高捕鲸量。我们都见过非洲象与犀牛因为象牙与犀角而遭到滥杀的照片。以目前的猎杀速度而论，不只象与犀牛，非洲与东南亚大部分其他的大型哺乳类，在10年或20年之内就会在野外消失，只有保护公园与动物园还能分别“收藏”几头。
因此，许多热带物种既不能列入“灭绝”，也不能列入“存活”，只能注为“未知”。除非某一物种（不知何故）引起了某位学者的注意，刻意展开搜寻，我们才会得到比较新鲜的资料，甚至可能确定它已经灭绝了。举个例子吧。在热带太平洋上，所罗门群岛是另一个我喜爱的观鸟区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美日老兵，对所罗门群岛应记忆犹新，因为太平洋战役中最惨烈的战争，就发生在所罗门群岛。根据国际鸟类保护委员会的报告，所罗门群岛上有一种鸽子已经灭绝了。我整理过最近所罗门群岛的观鸟记录，算出那里出现过164种鸟，可是我在注意到其中12种自1953年后，再也没有人见过。那12种鸟，其中有些已经灭绝了，毫无疑问。因为先前它们数量很多，引人注目，或者因为岛民告诉我，那些鸟给猫赶尽杀绝了。
第二个机制，是有意或无意地将某地的土著物种引入其他地区。美国人比较熟悉的例子，有褐鼠（家鼠/亚洲土著种）、欧洲椋鸟（European starlings）、棉铃象鼻虫（侵害棉木），与侵袭树木的真菌（例如荷兰榆树与栗树）。欧洲也有外来物种的问题，例如亚洲来的褐鼠。外地来的物种，往往会在客地消灭土著种，或者把土著种当食物，或者疾病。受害者由于从来没有与入侵者“相处”的经验，所以无法及时演化出因应的对策。美洲栗树（American chestnuts）就是因枯萎病灭绝的，致病的真菌来自亚洲，而亚洲栗树就不怕那种真菌。同样地，外来山羊与老鼠在海岛上，消灭了许多植物与鸟类。
至少我们知道到哪里去找布拉斯僧鸟。许多其他物种，我们只有19世纪探险家采集的标本，关于采集地点，通常只有模糊的记载——例如“南美”，一些稀有鸟种要是只有那么宽泛的搜索，想找到它们，无异大海捞针。它们的歌声、行为与栖境偏好，都没有记录。因此我们不知道到哪里去找它们，或者如何辨认出它们——要是我们有机会瞥见或听见它们的话。
是不是所有可能引起危害的生物，全部都释放到世界各地了？当然不是，还有许多海岛羊与褐鼠没光顾过，许多国家以隔离检疫措施防堵许多昆虫与疾病入境。美国农业部花费了大量资源，企图防止巴西杀人蜂与地中海果蝇进入美国，可是失败了。事实上，最近引入东非维多利亚湖的尖吻鲈鱼，可能会酿成现代史上最大规模的灭绝事件，因为维多利亚湖有200种以上的丽体鱼，非常奇特，世间无双。尖吻鲈鱼是体型很大的猎食者（体长可达2米），当初将它们引入维多利亚湖，是为了增加当地人的蛋白质摄取量，哪里知道它们是土著丽体鱼的扫把星，不仅鱼群大量减少，搞不好至少一半鱼种要灭绝。
所以，“自1600年以来，北美洲与欧洲有多少鸟种灭绝？”这个问题我们有精确的、毫不含糊的答案。要是其他的生物群，我们也有这种品质的信息，那么评估“大灭绝”论战的第一步就完成了。不幸得很，关于植物与其他动物，情况可不像北美的鸟儿那样明确，至于世上其他地区，更别提了——最不清楚的就是热带的生物，因为热带生态系，是地球最主要的生命系统，绝大多数生物生活在其中。大多数热带国家，赏鸟人士很少，甚至没有，所以别提什么鸟类年度监视信息了。许多热带地区，自从许多年前有人做过田野生物学调查，就再也没有侦察过。许多热带物种的命运，并不清楚，因为自从世人知道它们存在之后，再也没有人见过它们，或者特意搜寻过。举个例子吧。世人知道的布拉斯僧鸟（Brass’s friarbird），只有18只标本代表，是1939年3月22日到4月29日射杀的。没有科学家再度访问过采集到那些标本的地方，所以那种鸟现在的情况，我们一无所知。
破坏栖境是我们灭绝其他生物的第三个手段。大多数物种生活在特定栖境中：沼泽鸣鸟（warblers）栖息在沼泽中，松鸣鸟栖息在松林中，要是将沼泽的水抽干，地填平，或将松林吹掉，等于将依赖那些栖境的物种置于死地，用猎枪一只一只将鸟儿打下，也不过是那个下场。举个例子好了。菲律宾宿务岛有10种土著鸟种，可是将森林砍伐殆尽后，9种灭绝了。
因此，那个亚种灭绝了，证据确凿。许多其他亚种，以及那108种鸟灭绝了，也毫无疑问。自欧洲人定居以来已经消失的物种，以及每一种类最后一个个体死亡的年份如下：大海雀（1844），戴眼镜的鸬鹚（1852），拉布拉多鸭（1875），信鸽（1914），卡罗来纳长尾鹦鹉（1918）。大海雀先前在欧洲也出现过，但自1600年以来欧洲生活的其他鸟类没有被记录为已灭绝，尽管有些种类在欧洲境内已灭绝而在其他大陆上存活着。不过，国际鸟类保护委员会的判准，实在太严格了，不符合那些判断标准的鸟儿，就一定存活着吗？对于北美洲与欧洲大多数鸟种而言，答案是：“是的。”这两块大陆上的鸟迷，成千上万，密切地监控所有鸟儿的动向。越是稀有鸟种，他们搜寻得越起劲。因此，北美洲与欧洲的鸟儿，若有哪一种灭绝了，绝不可能没人注意到。目前，北美洲只有一种黑胸虫森莺（Bachman’s warbler），还存亡未卜。这种鸣鸟最后一次观察到的记录，是在1977年，可是国际鸟类保护委员会因为接获未经证实的记录——还没放弃希望。因此，北美洲自1600年以来，灭绝的鸟类至少5种，至多6种。同样地，欧洲自1600年以来，灭绝的鸟类只有1种。不错，只有1种，你没看错。
谈到破坏栖境，最糟糕的事还没有发生，因为我们刚开始认真地破坏热带雨林——世上物种最丰富的栖境。雨林中丰富的生命，简直就像神话。例如，在巴拿马，在一个雨林树种上生活的甲虫，就超过1500种。雨林面积只占地表的6%，却蕴藏着地球生物圈一半物种，每一块雨林都有大量的土著种。一些生物资源特别丰富的雨林，已经给毁了，例如巴西大西洋岸的森林、马来西亚的低地森林，几乎全完了：婆罗洲与菲律宾的雨林，20年内大部分会被砍尽。到了21世纪中叶，可能幸存的大片雨林，只能在中非的扎伊尔（Zaire）与亚马孙盆地找到了。
在我们接受那个数字之前，我们得先了解它是怎么算出来的。国际鸟类保护委员会判定一种鸟儿灭绝，有两项要件：一、这种鸟先前在某一地区出现过或可能出现，所以在该地区搜寻这种鸟；二、经过许多年仍然搜寻不到。有许多例子，观鸟人士目睹了整个族群萎缩的过程，并对最后的几只，有完整的追踪。举例来说，美国佛罗里达州最近有一种雀鸟的亚种海滨灰雀（dusky seaside sparrow）灭绝了。这种雀鸟栖息在一片沼泽地里，可是由于沼泽地遭到人为破坏，族群逐渐缩小。保护单位在仅剩的几只身上系上了识别标志，便于追踪。最后只有6只还活着，由保护人员抚养，期望存亡续绝。不幸它们一只一只都死了，1987年6月16日，最后一只死亡。
每一物种都依赖别的物种，或是食物，或是栖境。因此物种与物种联系在一起，就像不断分枝出去的骨牌行。一行骨牌只要推倒一片，就会使其他的一些也倒下。同样地，灭绝一个物种可能使其他一些物种遭殃，那些物种灭绝后又会导致其他一些物种灭绝。这第四个灭绝机制，可以描述为涟漪效应。自然界的物种太多，彼此间又形成复杂的关联，因此无法预见涟漪效应怎样发生。
现在世上大约有9000种鸟类。每一年只发现一两个新种，过去没有登录过，所以我们可以说：所有现生鸟类都由学者命名过。国际鸟类保护委员会（ICBP），是最关心世上鸟儿现况的机构，发表过两个数字：108——自1600年以来，已经有108种鸟儿灭绝了，包括它们的亚种。这些鸟儿灭绝都是人类造成的——一会儿我还要谈这个问题。108种大约是所有鸟种（9000种）的1%。我先前提过“1%”那个数字，就是这么来的。
举例来说，巴拿马的巴罗科罗拉多岛以前有大型猎食动物，例如美洲豹、美洲狮，还有南美洲最凶猛、体型最大的猎鹰。50年以前，没有人预见那些大型动物灭绝后，会导致小食蚁鸟灭绝，以及岛上森林物种组成的巨大变化。可是事实如此，因为大型猎食动物过去捕食中型猎食动物（例如西猯、猴子、长鼻浣熊）；与中型素食动物（例如几种以种子维生的老鼠）。大型猎食动物灭绝后，中型猎食兽的数量爆炸了，就把小食蚁鸟与鸟卵都吃光了。那些中型素食动物，数量也爆炸了，把掉落地面的大种子都吃光了，因此种子大的植物，就无法繁衍，而竞争对手——种子小的植物——便把握机会扩张地盘。森林的树种组成变化了之后，又使依赖小种子维生的鼠类族群暴增，以捕食小型鼠维生的动物，如鹰、猫头鹰、豹猫等，也急速大增。所以，三种不常见的大型猎食动物灭绝后，在整个植物与动物社群中，激起了一系列的“涟漪”，包括许多其他物种灭绝。
就让我们开始吧。近代（自1600年起）灭绝的物种有多少？这个问题似乎容易回答。只要选一群植物或动物，翻开它的目录（名册），计算全部物种的数目，再将1600年之后灭绝的物种划掉，然后把灭绝物种加起来。最适合尝试这个做法的生物群是鸟类，因为鸟类既容易观察又容易辨识，况且赏鸟人士很多。结果，所有动物中，我们对鸟类知道得最多。
到了21世纪中叶，这10年来出生的婴儿已经60岁了，现生物种大概会有一半灭绝，或者濒临绝种，都是这4个机制——过度猎杀、引入新种、破坏栖境、涟漪效应——的杰作。我与今天的许多父母一样，经常在想：怎样将我成长、生活的世界描述给我的孩子听，因为他们见不到那个世界了。到他们长大，可以跟我一起到新几内亚——世界的生物宝藏——调查了，那里东部高地的森林却已经砍光了。
“大灭绝”论战中涉及的数字，如果我们要得到比较接近实情的估计，必须经过3个步骤。第一，近代（自1600年起）灭绝的物种有多少？我们必须先算出来。第二，我们必须估计1600年以前灭绝的物种数目。第三，我们必须预测：多少物种会在我们有生之年灭绝？我们子女的世代呢？我们孙辈的世代呢？最后，我们得问：生物大灭绝究竟有什么大不了的？
要是将我们已经灭绝的物种数量，加上即将灭绝的物种数量，可以看出：目前的灭绝浪潮，已超过那次毁灭恐龙的“彗星撞地球”。哺乳类、植物与许多其他类型的生物，逃过了那一劫，几乎毫发无伤，可是目前的灭绝浪潮，正冲击着所有生物，蚂蟥、百合、狮子都在劫难逃。因此，一些人高唱的灭绝危机，绝非危言耸听，也不是未来才必须面对的严重风险。事实上，这是过去5万年中不断发展的事件，速度越来越快，在我们的子女有生之年，就会开始进入尾声。
人类已经造成多少物种灭绝了？在我们子女那一代中，还会有多少物种可能灭绝？要是更多物种灭绝了，会怎样？鹪鹩对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GNP）有多少贡献？所有的物种迟早会灭绝的，不是吗？生物大灭绝造成的危机，是歇斯底里的妄想？对未来的真正危机？或是已经证实的事实，目前正在进行？
最后，我们要考虑两个论证，它们同意灭绝危机是真实的，但是不认为那有什么意义。第一，生物灭绝不是个自然过程吗？果真如此的话，现在发生的灭绝事件有什么了不得的？
核毁灭的风险与环境毁灭的风险，是两个十分迫切的问题，今天人类必须面对和筹划解决方案。与这两朵乌云比较起来，我们平时对癌症、艾滋病与减肥着魔似的关切，就未免太小儿科了，因为那些问题不会威胁全人类的生存。要是核危机与环境危机不发生，我们会有许多时间去解决癌症之类的琐事。要是我们不能防止那两个危机，癌症有没有治疗的办法，也就不重要了。
答案是：目前人类导致的生物灭绝率，比自然灭绝率高得太多了。我们估计过，世上3000万种生物，一半会在下个世纪灭绝，果真如此的话，现在的物种灭绝率，就是每年15万种，或1小时17种。世上的9000种鸟类，现在每年至少灭绝2种。但是在自然状态中，一个世纪灭绝不到1种，也就是说，目前的速率比自然速率至少高200倍。“生物自然会灭绝”，因此不承认灭绝危机，等于以“人皆有死”为借口，拒绝谴责灭族行为。
另一朵乌云是环境毁灭的风险。世界上大部分物种逐渐灭绝，是常讨论的潜在肇因。不过，大家对环境毁灭，危机意识不如核毁灭，大灭绝的风险是不是真的？果真发生了，会影响我们吗？我们对这两个问题全无共识。举例来说，人类在最近几个世纪，使世界上的鸟类灭绝了1%，这个数字经常有人引用。一方面，许多深思熟虑的人士——特别是经济学者与工业领袖，但也有一些生物学家与许多外行人认为：1%的损失，即使发生了，也不算什么。事实上，有些人相信1%这个数字，其实高估了，况且大多数物种对我们没什么用，即使丧失了10倍多的物种，也不会伤害我们。另一方面，其他的深思熟虑人士——特别是保育生物学家与日渐增多的环保人士认为，1%这个数字，其实低估了，而且生物大灭绝会摧毁人类生活的品质或基础。这两个极端观点哪一个比较接近实情呢？很明显，我们现在的信念对子女的未来，会有很大的影响。
第二个论证很简单：“你想怎样？”我们关心自己的子女，而不是甲虫、以蜗牛维生的鱼；要是1000万种甲虫灭绝了，谁会关心？这个论证答案也很简单。与所有生物一样，在许多方面，我们依赖其他物种才能生存。例如其他物种生产我们呼吸的氧气，吸收我们呼出的二氧化碳，分解我们的污水，供应我们食物，维持我们土地的肥沃，以及供应我们木材与纸张。
这些忧虑是因为我们头上的两朵乌云而产生的——这两朵乌云会造成同样的结果。但是我们却以完全不同的观点看待它们。一是核弹毁灭的风险，我们在广岛上空已经见识过那朵毁灭之云。每个人都同意这个风险是真实的，因为我们已经累积了许多核武器，而且历史上政客偶尔会愚蠢地错估形势。人人都同意：核战争一旦爆发，对所有人都不好，甚至可能毁灭整个人类。这个风险左右了现代国际政治和外交。我们惟一没有共识的地方，是处理这个风险的最佳方式。
那么，我们干脆只保存那些我们需要的物种，其他的，就任其自生自灭算了，可好？当然不好，因为我们需要的物种，也依赖其他的物种。巴拿马的食蚁鸟无法预料它们需要美洲豹，同样地，生态骨牌太复杂了，我们无法辨认哪些骨牌我们可以抛弃。举例来说，谁能回答下列3个问题：世界上大部分纸浆，是以哪10种树木供应的？那10种树木，每一种有哪10种鸟为它清理害虫，哪10种昆虫为它传粉，哪10种动物为它散播种子？这10种鸟、昆虫、动物依赖哪些其他的物种？如果你是一个木材公司的总裁，想知道哪一个树种就算灭绝了也不会造成公司的损失，你就必须能够回答那3个不可能的问题。
一直到我们这一代，没有人有理由为下一代担忧。我们真的担忧：他们活得下去吗？他们能有一个值得生活的行星居住吗？这些问题涉及我们子女的前途，我们是第一个必须面对这些问题的世代。我们花费了许多精力教育子女，教他们自立之道，教他们相处之道。逐渐地，我们开始自问：我们那些努力会不会到头来一场空？
如果你想评估一个开发计划，那个计划要是顺利进行，可以赚进100万，可是可能会使几个物种灭绝，确定的收益与不确定的风险，相比之下，不难选择。然后我们考虑下面的比喻。假定有人给你100万，要你让他在你身上切下60克肉来，保证不痛。你想：60克不过是体重的1/1000，切下后，身体还有99.99%，够多了。要是切下的60克，是多余的身体脂肪，而且操刀的是一位技术优良的外科医师，你大概不会抱怨。但是，万一那位外科医师在你身上，随便从他方便的部位切下60克组织，或者他不知道你的身体哪些部位是重要的，怎么办？也许他切下的是你的尿道。如果你想出售身体的大部分，就像我们现在计划出售大部分地球的自然栖境，你最后一定会丧失你的尿道。本章一开始，我提到两朵笼罩在我们前途之上的乌云，现在我要整体地比较那两朵乌云，让读者对它们的异同，产生完整的印象，作为本章的结论。核毁灭必然带来大灾难，但是现在尚未发生，将来可能发生，也可能不会发生。环境毁灭同样会带来大灾难，不过它与核毁灭不同，因为它是现在进行式——已经上路了。它几万年前开始，现在造成的损害比过去大，事实上有加速的趋势，不能制约的话，在下个世纪就会到达高峰。惟一不确定的是：最终的大灾难，会打击我们的子女，还是孙辈？我们现在该做什么，能做什么？显而易见，明白可知，问题是我们会去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