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拉丁文，黑暗的大海。
(19)得墨忒耳是mater dolorosa（痛苦的母亲）的典型。但是其他女神—伊什塔尔和阿耳忒弥斯—是残忍的。迦利手中拿着一只盛满鲜血的脑壳。印度的一首诗这样说她：“你刚被杀死的几个儿子的头颅像项链一样挂在你的脖子上……你的外形像雨云一样美，你的脚沾满了鲜血。”—原注
(21)Carl Gustav Jung（1875—1961），瑞士心理学家，提出集体无意识的概念，著有《里比多的变形》、《心理类型》、《心理学与宗教》等。
(18)Parcae，罗马神话中的命运三女神，Moirae，希腊神话中的命运三女神。克洛托掌管命运之线，拉刻西斯掌管命运之线的长短和命运的盛衰，阿特罗波斯掌管切断生命之线。这三个老妇人都有些跛足，以示命运变化之慢。
(22)见《里比多的变形》。—原注
(17)参阅下文我们关于蒙泰朗的研究，他是这种态度的杰出代表。—原注
(23)Friedrich Nietzsche（1844—1900），德国哲学家，提出“强力意志”和“超人”概念，著有《悲剧的诞生》、《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等。
(16)Guillaume Dupuytren（1777—1835），法国外科医生、病理学家，病理解剖学的奠基人之一。
(24)Geoffrey Chaucer（约1342—1400），英国作家、诗人，著有《禽鸟的议会》、《好女人的传说》、《坎特伯雷故事集》等。
(15)“按字面说，女人是伊希斯、丰饶的大自然。她是河流和河床、根和玫瑰、土地和樱桃树、葡萄藤和葡萄。”（米·卡鲁日，出处见上文所引。）—原注
(25)神秘的、神话的信仰与个人的信念之间的区别，在下列事实中是明显的：列维—斯特劳斯指出：“尼姆巴戈的年轻男人，利用女人月经期间被规定所处的孤独状态形成的绝密环境，去看他们的情妇。”—原注
(14)San Francesco d'Assisi（1181或1182—1226），方济各会的创始人。
(26)英文，月经。该词还有“受诅咒物”之意。
(13)Sophocles（前496—前406），古希腊悲剧作家，著有《俄狄浦斯王》、《厄勒克特拉》等。
(27)Anjou，法国西部地区。
(12)英文，泥土主妇。
(28)一个谢尔的医生向我指出，在他居住的地区，在同样的情况下，禁止妇女进入蘑菇房。今天还有人讨论这些偏见有无根据的问题。比奈医生提出有利于他们的唯一事实是辛克的一个观察（维涅举的例）。辛克可能见过鲜花在一个来月经的女仆手里枯萎；由这个女人制造的发酵蛋糕只升高三厘米，而不是平时正常应该达到的五厘米。无论如何，这些事实十分贫乏，缺乏根据，因为要看到，这种信念传播得既深又广，根源无疑是神秘的。—原注
(11)William Blake（1757—1827），英国诗人、画家，著有《诗的素描》、《天真之歌》、《经验之歌》等。
(29)参阅列维—斯特劳斯《亲属的基本结构》。—原注
(10)一首荷马时代的赞歌说：“我要歌唱大地，她是有坚实基础的普天下的母亲，是可尊敬的老祖宗，在她的泥土中供养一切存在物。”埃斯库罗斯也赞颂大地“孕育了所有的人，养育他们，然后重新接受他们繁殖的胚芽”。—原注
(30)Aleut，阿留申群岛和阿拉斯加半岛西部的土著。
(9)Olympia，希腊神话中的圣山，是众神居住的地方。
(31)Alfred de Vigny（1797—1863），法国浪漫派作家，著有《古今诗集》、《命运集》等。
(8)见《论生活道路的各阶段》。—原注
(32)月亮是生育能力的源泉；她作为“女人的主人”出现；人们常常以为，她变做一个男人或者一条蛇与女人交媾。蛇是月亮的显灵；它蜕皮和更新，它是不死的，这是一种分配丰产和学问的力量。是它掌管着神圣的源泉、生命之树、青春之泉，等等。但也是它夺走了人长生不老的能力。据说它与女人交媾。波斯人的传统，还有犹太人的文化传统都认为，月经源于第一个女人同蛇的关系。—原注
(7)SørenKierkegaard（1813—1855），丹麦神学家、思想家，著有《恐惧与颤栗》、《论生活道路的各阶段》、《致死的疾病》等。
(33)Iroquois，在北美生活的操易洛魁语的印第安人。
(6)Athena，希腊神话中的战争、工艺和智慧的女神。
(34)Pythia，希腊神话中特尔菲城阿波罗神庙中的女祭司。Sibyl，指古希腊的女先知。
(5)Dalila，《圣经》中的人物，她引诱大力士参孙，得知他的力量来自头发，于是在他睡熟时剃光他的头发，出卖了他。这是个背信弃义的女人形象。
(35)Antaeus，希腊神话中海神波塞冬和地神该亚之子，只要他同大地接触，他的母亲就不断赋予他新的力量。
(4)见第11页脚注1。
(36)Eleusis，古希腊港口城市，以埃莱夫西斯秘仪的发源地而闻名。
(3)Prometheus，希腊神话中的泰坦神，为人类盗取天火，被钉在高加索山上，有只鹰不断吞吃他的肝脏。Parceval，亚瑟王传奇中的一个英雄人物。
(37)Maenad，Thyiad，Bacchant，分别是酒神的女祭司，女信徒和崇拜者。
(2)Louis Aragon（1897—1982），法国作家，1928年加入法国共产党，著有诗集《断肠集》、《爱尔莎的眼睛》、小说《圣周风雨录》等； Elio Vittorini（1908—1966），意大利作家，1942年加入意大利共产党，著有《红石竹花》、《人与非人》等。
(38)源自古希腊文，一作hubris，僭妄。
(1)米歇尔·卡鲁日写道：“……女人不是男人的无用重复，而是男人和大自然活生生的结合得以完成的迷人所在。一旦她消失，便只剩下男人，在一个冰冷的世界中成为没有护照的外国人。她是大地本身，被推到生活的顶峰，是变得有感觉的和欢乐的大地；没有她，对于男人来说，大地便是无声的、死寂的。”（《女人的能力》，《南方笔记》第292期。）—原注
(39)Georges Bataille（1897—1962），法国作家，著有《拉斯卡，又名艺术的产生》、《文学和恶》等。
这就是为什么女人有双重的、骗人的面孔，她是男人所召唤的一切，又是他达不到的一切。她是慈善的自然和人类之间明智的中介；她是未被制服的自然对付一切智慧的诱惑。她在肉体上体现从善到恶一切精神价值及其反面；她是行动的实质和妨碍行动的东西，是男人对世界的掌握和他的失败；这样，她处于男人对他的存在的一切思索、他能给予这存在的一切表述的源头；然而，她千方百计要他离开自身，让他沉没到静默和死亡中。他期待她不仅是女仆和妻子，也是他的观众和法官，她在她的存在中确定他，但她用无动于衷、嘲弄和讥笑否认他。他在她身上投射他的所愿、所惧、所爱、所恨。如果很难对此说点什么，这是因为男人在她身上寻找整个自我，还因为她是一切。只不过她是非本质事物的世界上的一切，她是整个他者。作为他者，她也不同于自身，不同于对她的期待。作为一切，她从来不是她应该成为的这个；她是永恒的欺骗，是存在的欺骗本身，这存在永远不能完成、也不能与全体生存者和解。
(40)André Masson（1896—1987），法国超现实主义画家。
人们相当清楚地知道性欲、一般说是对女性的性欲在病理行为和正常行为中的重要性。有时，其他的对象女性化了；既然女人大半是男人的创造，他可以通过一个男性身体来创造她，在男性同性恋中，保持着性别的区分。但一般说来，是在女人身上寻找女人。正是通过她，通过在她身上具有的最好和最坏的东西，男人最初尝到幸福、痛苦、恶习、美德、贪婪、舍弃、忠诚、暴虐，他初次认识了自己；她是游戏和冒险，但也是考验；她是胜利奏出的凯歌，更粗俗一点，是战胜失败奏出的凯歌；她是失落后的昏眩，对罚入地狱和死亡的惊诧。有一整个富有含义的世界，这些含义只通过女人而存在；她是男人的行动和感情的实质，期待着她们的自由的一切价值化身。人们明白，哪怕注定要忍受最残忍的沮丧，男人也不希望放弃包容所有梦的这个梦。
(41)拉伯雷把男性性器官称为“大自然的农夫”。前文已分析过将男性生殖器犁、女人犁沟相对照的宗教和历史的根源。—原注
心理学—特别是精神分析—应当揭示个体对千变万化的神话某一方面特别感兴趣的原因；为什么他以这样特殊的形式来体现神话。这神话与一切情结、顽念、偏执有关。特别有很多神经官能症患者，其病根是源于禁忌的头脑混乱，这种情况在禁忌确定在先的情况下才会出现；外界的社会压力不足以解释它的存在；事实上，社会禁忌不仅是成规；它们具有—其中有各种含义—一种本体论的意义，每个个体都要经历这种特殊的体验。比如，审察一下“恋母情结”是很有意思的，人们过多把它看做由于本能的倾向和社会禁忌之间的斗争而产生，但首先这是主体本身内在的冲突。孩子对母亲怀抱的依恋，首先是以直接的形式、在普遍性和内在性中与生命相联；拒绝断奶，就是拒绝这种个体一旦与一切分离，便注定要遭受的遗弃；正是从这时起，而且随着个体化和进一步分离，人们将他对今后脱离的母体保留的兴趣称做“性”；他的肉欲于是间接化了，它变成趋向异体的超越性。孩子越是迅速和越是坚决地成为主体，否认他的自主性的肉体联系便变得越发令他讨厌了。于是他摆脱抚摸，母亲施加于他的权威、她对他拥有的权利、有时是她在场本身，使他感到一种羞耻。尤其他觉得，把她当做肉体是尴尬和淫秽的表现，便避免想到她的身体；在他对父亲或者她的第二个丈夫，或者她的情人所感到的憎恶中，耻辱多于嫉妒，使他想起他的母亲是一个肉身，就等于使他想起他的出生，他全力去摒弃这件事；或者至少他希望给予此事以重大宇宙现象的庄严；他的母亲必须概括了自然，自然产生了所有人，却不属于任何人；他憎恶她成为猎物，并非因为—像人们常常认为的那样—他自己想占有她，而是因为他希望她超越一切占有而存在：她不应该有妻子或者情人的庸俗维度。在青春期他的性欲趋向男性化时，母亲的身体终于使他慌乱了，但她使他想到一般的女性；时常看到一条大腿、一只乳房而唤醒的欲望，在小男孩确定这肉体是母体时便熄灭了。有不少乱伦的情况，因为青少年处于不安的年龄，也是表现反常的年龄，这个年龄段中，厌恶引起亵渎行为，禁忌产生诱惑。但是不应当认为，儿子天真地想同母亲睡觉，来自外界的禁忌介入其中，压迫着他；相反，正由于这种在个体心中形成的禁忌，使欲望产生。这种禁忌是最正常、最普遍的反应。但它不是来自掩盖本能欲望的社会的禁忌。更确切地说，尊重是最初厌恶的升华；年轻人不肯将他的母亲看成肉体；他使她变形，让她等同于社会向他提供的神圣化的女人纯洁的形象之一。由此，他力图强化母亲的理想形象，以利于下一代。但下一代只有受到个体的辩证法的召唤时，才具有强大的力量。既然每个女人体内都有女人的，因而是母亲的一般本质，可以肯定的是，对待母亲的态度在同妻子和情人的关系中重现；不过没有人们通常想象的那么简单。具体地、肉欲地想得到母亲的青少年，可能想在她身上得到一般而言的女人，他的狂热在无论哪个女人身边都会平息下来，他不是注定陷于乱伦的思念中。(132)反过来，一个年轻人如果对他的母亲有过温柔的、不过是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的倾慕，也可能希望无论如何女人具有母亲的纯洁。
(42)Marco Polo（约1254—1324），意大利旅行家，1271—1295年从欧洲到亚洲旅行，其间在中国逗留17年。
女人这种复杂性本身使他着迷，这是使他用很少的花费便能感到目眩神迷的美妙仆人。她是天使还是魔鬼？难以确定这一点，于是她成了一个斯芬克司(123)。巴黎最有名的妓院之一就托庇于它。在女性的兴盛时代，在穿紧身衣的时代，在保罗·布尔热、亨利·巴塔耶(124)、法国康康舞盛行的时代，斯芬克司的题材在戏剧、诗歌和歌曲中长盛不衰：“你是谁，你从哪里来，古怪的斯芬克司？”人们还没有结束对女性神秘的梦想和讨论。正是为了保卫这种神秘，男人长期恳求女人不要放弃长裙、衬裙、面纱、长手套、高帮皮鞋，凡是在他者身上强调区别的东西，都使她更加诱人，因为男人想据为己有的正是这个他者。可以看到阿兰—傅尼埃(125)在信中指责英国女人的shake-hand(126)太过男孩子气，正是法国女人腼腆的保留使他心情紊乱不安。女人必须是神秘的，不为人知的，使人能够像爱一位远方公主那样爱她；傅尼埃看来并不对跟他有过来往的女人特别尊重，但童年、青年时代的一切美好，对失落的天堂的一切思念，他都体现在一个女人身上，这个女人的首要品德便是显得不可接近。他描画出伊沃娜·德·加莱纯白无瑕、金光闪闪的形象。但是，如果女性的错误会产生神秘感，那么男人甚至会喜爱这些错误。一个男人威严地对一个有理智的女人说：“一个女人应该任性。”任性是难以预料的；它赋予女人水波的妩媚；谎言以迷人的闪光装饰她；卖俏、甚至放荡给她醉人香气。靠不住、不可捉摸、难以理解、表里不一，这样她就最好地迎合男人的矛盾欲望；她是有无数变形的玛雅。以少女的面容呈现斯芬克司是一个常见现象，童贞是男人、尤其是他们放荡时感到最撩人的秘密之一；少女的纯洁使人产生放荡的希望，在她的纯洁中不知隐藏着怎样的堕落；她仍然接近动植物，却已经对社会礼仪表示驯服，既不是孩子，又不是成年人；她胆怯的女性身份不引起恐惧，而只是稍微引起不安。人们明白，她是女性奥秘的特殊形象之一。当“真正的少女”消失了的时候，对她的崇拜变成有点过时。相反，在冈蒂荣(127)取得辉煌成功的一出戏里，他赋予玛雅以妓女的形象，保留了她的许多威望。这是最富有造型美的女性典型之一，它最出色地表现了恶习与美德的伟大游戏。对于胆小怕事的清教徒来说，她体现了恶、羞耻、疾病、罚入地狱；她引起了恐惧和厌恶；她不属于任何男人，而是人尽可夫，以这种交易为生；由此，她又找到了原始的淫荡的母亲—女神那种可怕的独立，她代表了未被男性社会神圣化的、仍然拥有不祥能力的女性；在性行为中，男性不能设想占有她，他仅仅出卖给肉体这个魔鬼，盎格鲁—撒克逊人尤其感到这是一种屈辱、一种玷污，在他们看来，肉体多少是受诅咒的。相反，肉体吓不倒的男人，在妓女身上喜欢的是对肉体宽容的、粗俗的肯定；他在妓女身上看到对女性的颂扬，任何道德都没有使之黯然失色；他在她的身体上重新找到这种魔力，以前这种魔力使女人与繁星和大海相连：米勒(128)如果同一个妓女睡过觉，便以为探测到生命、死亡、宇宙的深渊本身，他在舒适的阴道潮湿的黑暗深处与天主会合。因为在虚伪地崇奉道德的世界的边缘，妓女是一种贱民，而“失足的姑娘”也可以被看做否定一切官方品德；她的可耻使她与真正的圣女相似；因为沉沦会受到赞美；基督看好抹大拉的马利亚；罪人更容易打开天堂之门，胜过虚伪的道德。因此，拉斯柯尔尼科夫在索尼娅(129)的脚下，献出引导他犯罪的男性狂妄的骄傲，他由于杀人，将存在于一切人身上的分离意志扩大了，一个忍辱负重、被大家抛弃的卑微的妓女才能真正地认可他的退让。(130)“失足的姑娘”一词引起了令人不安的反响；许多男人梦想堕落；这不是那么容易的，人们不容易以积极的形象达到恶；甚至恶魔式的人物也害怕作恶多端；女人容许不冒太大的风险做黑弥撒，在黑弥撒上，撒旦虽然没有受到邀请，却被提及；女人处在男性世界的边缘，与她有关的行为不会真正引起严重后果；然而她是一个人，因此，人们能够通过她完成对人类法律可怜的反抗。从缪塞到乔治·巴塔耶，形象丑陋而又迷人的放荡，就是经常接触“妓女”。萨德和萨克—马索克(131)在女人身上满足纠缠着他们的欲望；他们的弟子和大多数要满足“恶习”的男人，通常都去找妓女。她们在女人中是最顺从男性的，然而却更能摆脱他们；这就使得她们具有那么多各种各样的含义。然而没有任何一种女性形象：处女、母亲、妻子、姐妹、女仆、情人、大贤大德的女子、笑盈盈的后宫女奴，能够概括男人反复无常的愿望。
(43)由此得出一种力量，在战斗中把这种力量归于处女，比如瓦尔基里女神（译者按，古斯堪的纳维亚神话中，为奥丁神服务并被派赴战场选择有资格进入瓦尔哈拉殿堂的阵亡者的少女）、奥尔良的童贞女（译者按，即贞德）。—原注
然而，这敌对的面孔也不是女人最后的面孔。更确切地说，善恶二元论渗入到女性的体内。毕达哥拉斯将善的本原比作男人，将恶的原则比作女人。男人在吞并女人的时候，力图战胜恶；他们部分成功了；基督教引进赎罪和得救思想的同时，给罚下地狱这个词以充分的意义，同样，正是面对变得神圣的女人，坏女人更显突出。从中世纪延续至今的这场“女人之争”中，有些男人只想看到他们梦想的受祝福的女人，另外一些男人只想看到否定他们梦想的受诅咒的女人。事实上，如果男人可以在女人身上找到一切，这是因为她同时有两副面孔。她以肉体的和活生生的方式，表现出生命由此获得意义的一切价值和反价值。善与恶泾渭分明，二者在忠诚的母亲和负心的情人的特征下互相对立；在英国的古老谣曲《兰达尔，我的儿子》中，一个年轻的骑士被他的情人下毒，死在他母亲的怀里。黎施潘(122)的《讨厌的人》以更加动人、但品位更差的方式重复同一个题材。天使般的米沙埃拉与邪恶的嘉尔曼相对照。母亲、忠实的未婚妻、耐心的妻子，自告奋勇地包扎以姿色骗取钱财的女人和负心女人在男人心上造成的伤口。在这些清晰地确定的两极之间，还存在一系列模棱两可的形象，她们是可怜的、可恨的、犯罪的、受害的、卖俏的、虚弱的、天使般的、魔鬼般的女人。由此，一系列品行和感情吸引着男人，充实男人。
(44)Bronislaw Kasper Malinowski（1884—1942），波兰籍英国人类学家，研究澳大利亚、新几内亚和特罗布里昂诸岛部落的性和家庭习俗。他否定恋母情结。
对一个爱冒险的男人来说，正是这些危险使女人成为一种迷人的玩物。他放弃丈夫的权利，拒绝依靠社会法律，试图在一对一的单挑中战胜她。他力图占有抗拒的女人；他在她要逃避他的自由中追逐她。可是枉然。不能分享自由，自由的女人往往要用这种自由来反对男人。即便睡美人也可能醒来时很不快，她也可以不承认唤醒她的人就是白马王子，她可以不微笑。这正是公民凯恩的情况，他所保护的女人显得像个受压迫者，他的仁慈暴露出强权和暴虐的意志；英雄的妻子无动于衷地听着他叙述自己的业绩，诗人所梦想的缪斯一面听他朗诵诗歌一面打哈欠。亚马孙可以厌烦地拒绝战斗；她也可以从战斗中胜出。衰落时期的罗马女人，今日的许多美国女人，把她们的任性或者她们的法律强加给男人。灰姑娘在哪里？男人希望赠与，而女人夺取。这不再是游戏，而是在自卫。一旦女人自由了，除了自由地创造，她没有别的命运。两性的关系于是成为斗争关系。对男人来说，她变成了同类，和她被看成是陌生的自然的时代一样可怕。养育孩子的、忠诚的、耐心的雌性，反过来成为一头贪婪的吃人野兽。坏女人也将她的根伸进大地，伸进生活，但大地是壕沟，生命是一场无情的战斗，人们以凶残的昆虫—螳螂、蜘蛛—代替勤劳的蜜蜂、孵蛋的母鸡；女人不再哺育孩子，而是吃掉男人；卵子不再是丰产的谷仓，而是惰性物质的陷阱，精子被去势，淹死在里面；子宫这个温暖的、平静的、稳妥的洞穴，变成吸食的章鱼、肉食植物、抽搐痉挛的黑洞；一条蛇呆在里面，无法餍足地吞没男性力量。同样的辩证逻辑把肉欲对象变成一个邪恶的女魔法师，把女仆变成一个叛徒，把灰姑娘变成一个吃人魔女，把一切女人变成敌人，这是男人带着自欺把自己确立为独一无二的主体而要支付的代价。
(45)Malabar，印度西部地区。
这种野蛮的严厉，随着迷信减弱、恐惧消失而消逝。但在农村里，人们不信任地注视着不信天主、飘泊无定的吉卜赛女人。自由地施展自己魅力的女人：女冒险家、以色相骗取钱财的女人、有无法抵御的诱惑力的女人，仍然是令人不安的类型。在好莱坞电影的坏女人身上，残留着喀耳刻的形象。有些女人像女巫一样被烧死，仅仅因为她们漂亮。在外省对美德假正经的惊叹中，面对生活放荡的女人，有一种古老的恐惧延续下来。
(46)Priapus，希腊神话中的生育之神。
男人成功地奴役女人，但在这种情况下，占有她却失去了吸引力。女人的魔力融合到家庭和社会中，与其说变形，不如说消失了；她下降到女仆的地位，不再是不可制服的猎物，不再象征大自然的所有财宝。自从骑士之爱产生以来，婚姻扼杀爱情已是老生常谈。妻子受到太多的蔑视或者太多的尊敬，变得太过日常，不再是肉欲的对象。婚礼原本是用来保护男人，对抗女人的；女人变成男人的财产，但我们拥有的一切却反过来拥有我们；婚姻对男人来说也是一种奴役；这时，他落在自然设下的陷阱里：为了追求一个艳若桃李的少女，男人一辈子要供养一个臃肿的主妇、一个干枯的老妪；用来美化他的存在的精细首饰，变成可恶的累赘，克桑蒂佩是这类女性典型之一，男人提起她总是谈虎色变。(116)甚至在女人年轻时，婚姻中也有欺骗，因为要将性爱社会化，只有扼杀性爱。性爱要求瞬间，反对时间，要求个体，反对群体；它肯定分离，反对沟通；它反叛一切规章；它包含敌视社会的准则。风俗从来不屈服于制度和法律的严厉，爱情在任何时代都与它们相悖。在希腊和罗马，它以肉欲的形象向年轻人或妓女说话；骑士之爱既是肉欲的又是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总是献给另外一个男人的妻子。特里斯坦的故事是描写通奸的史诗。一九〇〇年左右重新创造女人神话的时代，是通奸变成整个文学的题材的时代。有些作家，例如伯恩斯坦(117)，他们不遗余力地为资产阶级制度辩护，竭力将肉欲和爱情重新融入婚姻中，但波托—里什(118)在《恋女》中指出这两种价值不相容，却更为真实。通奸只能随同婚姻本身一起消失。因为婚姻的目的可以说让男人对他的妻子免疫，但在他看来，其他女人保留令人眼花缭乱的魅力，他转向她们。女人使自己成为同谋。因为她们反抗想要剥夺她们所有武器的秩序。为了让女人脱离自然，为了通过仪式和契约让男人奴役女人，人们赋予她一个人该拥有的尊严，人们赋予她自由。而自由正是摆脱了一切奴役；如果让一个原本身上就有魔力的人有自由，自由就变得很危险。尤其男人采取权宜措施后就止步，自由便变得特别危险；他只有把女人变成一个女仆，剥夺她的超越性，才肯接受女人进入男性世界；人们给予她的自由只有否定用途；女人用它来拒绝；女人只有被囚禁，才变得自由；她放弃这种人类特权是为了找回自然客体的威力。白天，她阴险地扮演顺从女仆的角色，而晚上，她变成牝猫、母羊；她重新扮演塞壬的角色，或者跨上一把扫帚，逃往魔鬼的舞池。有时，她对丈夫施展她的夜间魔力，但更谨慎的是对丈夫掩盖她的变形；她选择外来人作为猎物；他们对她没有权利，对他们来说，她仍然是植物、泉水、星星、女巫。因此她注定不忠实，这是她的自由所能具有的唯一的具体面孔。她甚至越过欲望、思想、意识，变得不忠实；由于人们把她看做一个客体，她被献给选择夺取她的任何一个主体；她被关在闺房，藏在面纱底下，人们还是不能肯定她是否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欲望，让一个外人产生欲望，已经是冒犯她的丈夫和社会。另外，她常常让自己成为这种命运的同谋；仅仅通过谎言和通奸，她才能证明，她不是别人的东西，才能否认男性的意图。因此，男人的嫉妒迅速被唤醒了，可以在传说中看到，女人无缘无故受到怀疑，稍有疑点就受到惩罚，例如热纳维耶芙·德·布拉班特和苔丝狄蒙娜(119)；格丽泽尔达(120)甚至在受怀疑之前，已经忍受过最严酷的考验；如果女人事先不被怀疑，这个故事就会是荒唐的；不必指出她的错误，要由她来证明她的纯洁。因此，嫉妒也是难以满足的；我们已经说过，占有从来不能积极实现；即使禁止别人来汲水，也不能占有解渴的泉水：爱嫉妒的男人很清楚这一点。从本质上说，女人是水性杨花的，就像水是流动的一样，任何人类力量都不能违背一种自然真理。在所有的文学中，如在《一千零一夜》和《十日谈》中，可以看到女人的诡计战胜了男人的谨慎。男人不仅出于个人主义的意愿当了狱卒，社会作为父亲、兄弟、丈夫，让他负责自己妻子的品行。出于经济和宗教原因，命令她守节，每个男公民都应该被证实是自己父亲的儿子。同样重要的是，强迫女人同社会赋予她的角色相一致。男人有这样一种双重要求使得女人口是心非：他希望女人属于自己，又希望她仍然是外人；他梦想她同时是女仆和女巫。他公开表明的仅仅是第一个愿望；另一个愿望是一个狡猾的要求，他隐藏在心底和身上；这个愿望否认道德和社会；它像他者，像反叛的自然，像“坏女人”一样坏。男人没有完全投身于他设立的想强加于人的善；他同恶保持可耻的勾结关系。然而，凡是恶敢于无耻地显露面目的地方，他都去同恶战斗。在夜晚的黑暗中，男人怂恿女人去犯罪。但在大白天，他抛弃罪恶和女罪人。女人作为床笫秘密的罪人，只会以更多的热情公开崇拜德行。同在原始人中一样，男性是世俗的，而女性负责宗教和魔术的功能，在更现代的社会中，男人的错误只是不严重的小过错，人们常常宽容地对待它；即使男人不服从共同体的法律，仍继续属于它，他只是一个闯祸的孩子，并不深深地威胁着集体的秩序。相反，如果女人逃离社会，返回自然和魔鬼那里，她就在集体内部释放不可控制的和邪恶的力量。在放荡的行为引起的责备之中，总是掺杂了恐惧。如果丈夫不能成功地强迫妻子遵守妇道，他就和她一起犯下过错，他的不幸在社会看来是一个耻辱，有的文明非常严厉，他必须杀死犯罪的女人，使自己洗脱她的罪。在其他文明中，人们通过嘲弄来惩罚可怜兮兮的丈夫，或者让他赤裸裸地骑在一头驴上游街。共同体负责代替他惩罚有罪的女人，因为她不仅触犯了他，而且触犯了整个集体。这些习俗在迷信而神秘的、肉欲的却恐惧肉体的西班牙，以特别激烈的方式存在。卡尔德隆·德·拉·巴尔卡、加西亚·洛尔卡、巴列—因克兰(121)将这些习俗变成许多悲剧的题材。在洛尔卡的《贝尔纳达·阿尔瓦的家》中，村里的长舌妇想惩罚受引诱的少女，用炽热的炭火“在她犯罪的地方”烧死她。在巴列—因克兰的《神圣的话》中，通奸的女人像一个同魔鬼跳舞的女巫一样；她的过错被发现之后，全村人聚集起来，要扒掉她的衣服，然后淹死她。有许多传统叙述，人们就是这样剥光女罪人的衣服；然后用石头砸死她，就像《福音书》中所记载的那样，人们活埋她，淹死她，烧死她。这些酷刑的意义是，在剥夺她的社会尊严之后，再把她这样归还自然；她由于自己的罪，释放出邪恶的自然气息，赎罪是在一种神圣的狂欢中完成的，女人们脱光女罪人的衣服，殴打她，杀死她，轮到她们释放神秘的、但有利的气息，因为她们与社会一致。
(47)Samoa，位于太平洋的波利尼西亚群岛。
请只将我的绿洲留在记忆……
(48)法文défloration，源于拉丁文deflorare，即enlever la fleur（采摘花朵）。
谁也没有撩起我的面纱
(49)André Breton（1896—1966），法国超现实主义理论家、诗人，著有《超现实主义宣言》、《娜嘉》、《秘术17》等。
我就是伟大的伊希斯！
(50)John Steinbeck（1902—1968），美国小说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著有《愤怒的葡萄》、《珍珠》等。
我的目的在繁星里消失！
(51)Sidonie-Gabrielle Colette（1873—1954），法国女小说家，著有《流浪女伶》、《茜多》、《牝猫》等。
我是永恒的女性！
(52)巴什拉在《大地和意志的梦想》中所援引的萨米维尔的话是意味深长的：“这些围绕我一圈而睡的大山，我逐渐不再把它们看做要与之战斗的敌人，要用脚踩的雌性或者要获得的战利品，为的是向我自己提供，并且向别人提供一个我自己的价值的证明。”高山—女人的双重含义，通过“要与之战斗的敌人”、“战利品”、强权的“证明”一致的想法而确立起来。例如，可以在桑戈尔（译者按，塞内加尔诗人）的这两首诗中看到这种相互性：
你只消是天真的男子
赤裸的女人，暗黑的女人！
为了让我向你伸出手来
肉质坚实的熟果子，黑色葡萄酒的阴暗的沉醉，使我的嘴变得抒情。
我们的爱情有差异
天际明净的热带草原，在东风热烈的抚摸下战栗的热带草原。
谁也看不清里面，甚至我自己。
以及：
不要再进一步寻觅：
噢！噢！躺在你的森林之床上的刚果，在被征服的非洲的女王
请吮吸我的嘴，而不是我的声音
愿山峰的男性生殖器托高你的楼宇
请将我脸上的花朵一一采摘
因为通过我的头、我的舌头，你是女人，因为通过我的肚子你是女人。
我有适应一切趣味的心灵
—原注
……我掌握所有学校的技艺
(53)Hottentot，非洲南部地区的游牧民族，一作科伊科伊人。
因为她是虚假的无限，无真实性的理想，所以她是有限和平庸，同时是谎言。她就是这样出现在拉福格(114)的作品中，他在自己的全部作品中表达了对欺骗的怨恨，他认为男人同女人一样应受谴责。奥菲莉亚、莎乐美(115)事实上都只是“小女人”。哈姆雷特想：“奥菲莉亚之所以爱我，因为她得到的‘恩惠’，因为我在社会上和精神上都比她的女朋友们优越。掌灯时，她会对舒适安逸发出平庸的议论！”女人使男人遐想，她想的却是舒适、浓汤；人们和她谈论灵魂，而她只是一个身体。情人以为在追逐理想，其实却是自然的玩偶，自然利用所有这些神秘性为生育的目的服务。事实上，她代表日常生活；她是愚蠢、谨慎、平庸、无聊。这是一首题为《我们的小妻子》的诗歌所表达的意思：
(54)“霍屯督女人的臀部不像布什曼女人一样肥大和持恒；霍屯督人把这种构形看成是美的，从童年起就按摩他们的女儿的臀部，使之发达。同样，女人人为的增肥，真正的填喂法（主要的两种方法是不活动和大量吃适当的食物，特别是乳汁）在非洲各地可以看到。在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和摩洛哥，城里富裕的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还在这样做。”（吕凯《心理学日记》，1934年。《岩洞的维纳斯》。）—原注
“女人正是在否定的关系中，使男人在追求理想时充满活力……同女人的否定关系能使我们变成无限……同女人的积极关系使男人从总体来看变得有限。”(113)这就是说，当女人是一个概念时，她是必不可少的；而男人把自己的超越性投射到这概念中；但也是说，女人作为客观的、自为存在的、限于自身的实体是不祥的。克尔恺郭尔认为在拒绝娶他的未婚妻时，同女人建立了唯一有效的关系。他在这个意义上是对的：将女人确立为无限他者的神话，随即带来了它的反面。
(55)Rémy de Gourmont（1858—1915），法国作家、批评家，著有《文学漫步》、《哲学漫步》等。
“通过女人，”克尔恺郭尔写道，“理想性进入生命，没有她，男人会成为什么？许多男人依仗某个少女成为天才……但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因为与之结婚的少女而成为天才……”
(56)Veronica Lake（1922—1973），美国演员，在电影中总是留着波浪长发。
他们已经创造出她。(112)可是没有男人的创造，女人也存在。因此，她既是他们梦想的体现，又是梦想的失败。没有一个女人的形象不马上产生相反的形象：她是生与死，自然与人造，光明与黑夜。在我们观察她的某些方面，由于非本质必然反转为本质，我们总是看到同样的波动。在圣母和贝雅特里齐的形象中，残存着夏娃和喀耳刻。
(57)Jonathan Swift（1667—1745），英裔爱尔兰小说家、讽刺散文家，著有《格列佛游记》等。
因此，“有一个女人”的说法包含双重含义：对象和法官的职能没有分割。从女人被看做人的时候开始，只有在她同意的情况下才能征服她；必须战胜她。是睡美人的微笑使王子感到满足，被囚的公主王妃幸福和感激的眼泪证明了骑士的骁勇。反过来，她的注视没有男人注视抽象的严厉，它让人着迷。因此，英雄主义和诗意是引诱的方式，但女人让人诱惑，赞扬英雄主义和诗意。在强调个体的人看来，她掌握一种更本质的特权：他认为她不是得到普遍承认的价值尺度，而是他的特殊价值和存在的揭示。一个男人是被他的同类根据他所做的事客观地、按一般尺度来评判的。但他的某些品质，特别是他维持生命必需的品质，只会让女人感兴趣；他要让她感到刚强有力、可爱、迷人、温柔、无情，如果他看重这些更隐秘的品质，那他对她有绝对需要；他通过她了解到成为另一个人的奇迹，这另一个人也是最深刻的自我。马尔罗(109)有一篇文字，出色地表达了个人主义者对所爱女人的期待。乔思忖：“人们用耳朵听到别人的声音，用喉咙听到他自己的声音。是的。人们用喉咙也听到他的生命和别人的生命吗？……对别人来说，我是我做过的事……只有对梅来说，他不是他做过的事；只有对他来说，她完全不同于她的生平。爱情通过交欢，将两个人粘连在一起，抵抗孤独，她不是给男人带来帮助；这是给疯子、给无可比拟的胜过一切的魔鬼，凡是人都是为他自己，他在自己心里疼爱人。自从他的母亲去世，梅是唯一的这样一个人，对她而言，他不是乔·吉佐尔，而是最紧密的同谋者……男人不是我的同类，他们是观察我和评判我的人；我的同类是爱我而不注视我的人，他们爱我，胜过一切，爱我而对抗失势、庸俗、叛变，爱我而不是爱我做过的事或要做的事，他们将非常爱我，以致我将爱我自己，一直到包括自杀。”(110)使乔的态度变得人道和令人感动的是，它牵涉到相互性，他要求梅爱真正的他，而不是要奉承的好感。在许多男人身上，这个要求降格了：他们不要求准确的印象，而是在一双活泼的眼睛深处寻找充满赞叹和感激的神圣化形象。女人往往被比做水，主要因为她是如那喀索斯(111)一般的男性自我端详的镜子，他真诚地或者自欺地俯身向着她。无论如何，他要求她的是，在他身外成为他不能在自身把握的一切，因为生存者的内在只是虚无，为了达到自身，他必须投射到一个对象身上。对他来说，女人是最高的补偿，因为女人是在他可能占有其肉体的外在形式下出现的他自己的神化。当他把那个对他而言概括了世界、他强加自己的价值和法则的人紧抱在怀里时，他抱紧的是这个“无可比拟的魔鬼”本身。于是，他同这个他使之变成自身的他者结合时，他希望达到自身。女人作为财富、猎物、游戏、危险、缪斯、向导、法官、中介、镜子，成为他者，主体在其中自我超越，不受限制，他者反对主体，又不加以否定；她是他者，让人合并，但仍然始终是他者。因此，她对男人的快乐和他的胜利是这样必不可少，可以说，如果她不存在，男人也会把她创造出来。
(58)François Villon（约1431—1463以后），一译维永，法国诗人，著有《小遗言集》、《大遗言集》、《绞刑犯谣曲》等。《美丽的制盔女》描写一个制盔女在晚年对青春娇态的回忆。
男人乐意给女人的还有另外一种职能：她作为男人活动的目的和他们做决定的源泉，同时还是价值的尺度。她是一个有特权的法官。男人梦想有个他者不仅为了占有它，也是为了得到他者的肯定；他必须保持一种持续的紧张，才可能被同类的男人肯定，因此，他希望来自外界的注视给予他的生活、他的事业、他本人一种绝对价值。天主的注视是隐蔽的、陌生的、令人不安的，即使在信仰的时代，也只有几个神秘主义者为此而激动。这个神圣的角色，往往转到女人身上。她接近男人，由男人控制，不会提出与他格格不入的价值，由于她是他者，她仍然外在于男人的世界，因此能够客观地把握他。是她在每一次特殊的情况中揭示出勇气、力量和美的在场或缺乏，同时从外部确认它们的普遍价值。男人过于在意男人之间的合作关系和斗争关系，不能互相成为观察者，他们互不凝视。女人外在于他们的活动，不参与他们的比武和搏斗，她的整个处境使她注定扮演这个注视的角色。骑士是为他的贵妇在比武中搏斗；诗人力求得到的是女人的赞同。当拉斯蒂涅想征服巴黎的时候，他首先想到的是拥有女人，不完全是为了拥有她们的肉体，而更多的是为了享受只有她们才能够给一个男人创造的这种声誉。巴尔扎克把自己青年时期的经历投射到他的年轻主人公身上，他正是在年长的情妇身边开始成长的；女人不仅在《幽谷百合》中扮演教育者的角色；在《情感教育》、司汤达的小说和其他许多教育小说中的女人也被赋予这个角色。我们已经看到，女人既是自然，又是反自然：像体现自然一样，她也体现了社会；在她身上概括了一个时代的文明、它的文化，就像在骑士诗歌中，在《十日谈》中，在《阿丝特蕾》中所看到的一样；她引领时尚，主持沙龙，引导和反映舆论。名声、光荣是女人。马拉美说：“群众是女人。”在女人带领下，年轻男人初次进入“上流社会”和所谓“生活”这复杂的现实。她是英雄、冒险家、个人主义者追求的特殊目标之一。在古代，可以看到珀尔修斯救出安德洛墨达(104)，俄耳甫斯到地狱寻找欧律狄克(105)，特洛伊人战斗，是为了保住美丽的海伦。骑士传奇除了解救被俘的公主，不知道有别的骁勇。如果白马王子不唤醒睡美人，不赠与“驴皮”礼物，他会做什么呢？国王娶牧羊女的神话既取悦男人，也取悦女人。富有的男人需要赠送，否则他无用的财富就是抽象的，他面前必须有一个人可以赠送东西。灰姑娘的神话被菲利普·怀利在《蝮蛇的一代》中渲染了一番，尤其在繁荣的国家里十分流行；它在美国比在其他地方更有魅力，因为那里的男人对他们的财富更加不知道怎么办，他们一辈子致力于挣钱，如果不把钱献给一个女人，怎么来花掉呢？其中，奥尔逊·威尔斯(106)在《公民凯恩》中体现了这种虚假的豪爽的强权行为：正是为了确认自己的力量，凯恩选择用自己的赠与压垮一个默默无闻的歌女，把她作为一个伟大的歌唱家强加给观众。我们还可以举出在法国有许多小型的公民凯恩。在另外一部电影《剃刀边缘》中，当主人公从印度回来时拥有高度智慧，他只用来做一件事，就是扶植一个妓女。显而易见，男人梦想成为赠与者、解放者、救世主，还是希望奴役女人；因为，为了唤醒睡美人，必须让她睡着；必须有吃人妖魔和恶龙，才会有被囚禁的公主。男人越是有兴味从事艰难的事业，他便越是乐于让女人独立。征服比解救和给予更为吸引人。西方一般男人的理想，是女人自由地忍受他的主宰，她不经过争论不会接受他的想法，但向他的理智让步，明智地抗拒他，最后让他说服。他的自尊心越是增强，他越是喜欢冒更大的危险：制服彭忒西勒亚(107)比娶一个俯首听命的灰姑娘更美。“武士喜欢危险和游戏，”尼采说，“因此，他喜欢女人，因为她们是最危险的游戏。”喜欢危险和游戏的男人，如果还想制服女人，会很高兴看到她变成女战士(108)，他心里所要求的是，这场斗争对他是一场游戏，而女人将自己的命运投进去；这是作为解放者或征服者的男人的真正胜利，因为女人自由地承认这是自己的命运。
(59)拉丁文，性交后人这种动物是忧郁的。
既然女人是男人诗歌活动的内容，那么女人就是他的缪斯，缪斯是女人。缪斯是造物主和他从中汲取的自然源泉之间的中介。男人正是通过其精神深深扎入自然中的女人，探测寂静和丰产黑夜的深渊。缪斯自身什么也没有创造，是变得聪明的西比尔驯顺地成为主人的女仆。即使在具体和实用的领域中她的建议也将会是有用的，男人想在不要他的同类援助的情况下达到他设想的目的，他往往讨厌另一个男人的意见；他设想女人以其他价值的名义，以他不想掌握的、超过他本能的、更直接与真实一致的智慧的名义同他说话；这是埃吉里娅(102)给予咨询者的“直觉”；他谦逊地询问她，就像询问繁星那样。这种“直觉”一直介入到事务或者政治中，阿斯帕西娅和德·曼特农夫人今日还从事这种兴旺发达的职业。(103)
(60)Alain，原名Emile-Auguste Chartier（1868—1951），法国哲学家、散文家，著有《闲话》、《论幸福》等。
这个仁慈和温柔的角色，是一切归于女人的最重要的角色之一。女人即使融入社会，也灵活地越出界限，因为她具有生命潜伏着的宽宏。在男人想要实现的计划和自然的偶然性之间存在的距离，在某些情况下似乎是令人不安的；当女人过于驯顺，不会威胁男人的事业，只限于充实这事业和使它过于扎眼的方面变得灵活一些的时候，她就变成有用了。男性的神代表命运；在女神这一边，可以看到抽象的善良、任性的恩惠。基督教的天主有着正义的严厉；圣母有着仁慈的温柔。在人间，男人是法律、理性、必然性的保卫者；女人了解男人和他相信的必然性所固有的偶然性；在她的嘴唇上面绽开的神秘的讽刺和她灵活的宽宏大度由此而来。她在痛苦中生孩子，她照料男人的伤口，她给新生儿喂奶和埋葬死人；她从男人那里了解到一切侮辱他的骄傲和意志的东西。她一边在他面前屈膝，让肉体屈从于精神，一边坚守住精神的肉欲界限；她怀疑男人坚实的建筑的严肃性，她磨平这些建筑的棱角；她加进无偿的奢华和意想不到的妩媚；她对男人的魅力，来自这一事实：她能温柔地使他们虚心意识到他们真正的状况；这是她醒悟的、痛苦的、带讽刺意味的、多情的智慧之秘密所在。甚至轻佻、任性和无知在她身上也是迷人的品质，因为它们在世界之内和之外得到发展，而男人选择在这个世界中生活，但不愿感到被禁闭其中。面对确定的意义、按有用目的制造的工具，她彰显原封不动的事物的神秘；她让诗歌的气息掠过城市街道和耕作过的田野。诗歌要截取日常的散文之外存在的东西，女人是有巨大诗意的实体，因为男人在她身上投射了他决定不愿成为的一切。她象征着梦；对男人来说，梦是最内在又最外在的在场，是他不愿意要、不愿意做却又渴望和不能达到的东西；作为深邃的内在性和遥远的超越性的神秘他者，把自己的特点赋予他。正因此，奥蕾莉亚拜访梦中的奈瓦尔(101)，她以梦的形象赋予他整个世界。“她开始在明亮的阳光下长大，花园逐渐成形，花坛和树木变成她衣服的蔷薇花饰和齿形边饰；而她的脸和手臂把它们的轮廓印在天空紫红的云彩上。我目睹她随着变形而消失，因为她好像消失在自己的巨大形体之中。‘不要离我而去！’我喊道，‘因为大自然随着你而死去。’”
(61)Circe，希腊神话中的女巫，精通魔法。奥德修斯的伙伴喝了她调制的魔酒而变成猪。
在这些祈祷文中，可以看到上文所说的大部分女性特质。圣母是生殖力、露水、生命的源泉；很多形象把她安排在井、泉水、喷泉旁边；“生命之泉”的说法是流行最广的说法之一；她不是造物主，但她使土地肥沃，使埋藏在地底下的东西在阳光下喷发。她是事物外表下封闭着的深邃事实：核心、骨髓。因为她，欲望平息了，她献身给男人以满足他。凡是生命受到威胁的地方，她去拯救这生命，使它复原，她治愈人，使人强壮。因为生命来自天主，作为人和生命之间的中介，她也是人类和天主之间的代言人。德尔图良说“魔鬼之门”，但变形之后，她成了天堂之门；绘画给我们表现的是她向天堂打开一扇门或者一扇窗户，或者，在大地和天空之间竖起一架云梯。更明晰的是，她成了律师，在她的儿子身边，为人类的得救辩护，许多描绘末日审判的油画表现圣母敞开胸怀，以光荣的母性的名义，恳求基督。她把孩子放在大衣的皱褶中保护他们；她仁慈的爱紧随他们到海洋、战场，经历重重危险。她以仁慈的名义打动神的法庭，可以看到“掌管天平的圣母”微笑着使放上灵魂的秤盘向善的一边倾斜。
(62)Tristan，骑士诗中最动人的诗篇《特里斯坦和伊瑟》的主人公，他和王后因误喝魔药，产生永生不渝的爱情，终至酿成悲剧。
你是妙手回春的贵妇，你那么美、那么白、那么长的手指治愈病人的鼻子、嘴巴，造出新的眼睛和新的耳朵。你平息狂热，使瘫痪的人重新活动起来，使懒惰的人振作起来，使死人复活。
(63)比如在普雷维尔编剧的芭蕾舞剧《约会》中，以及在科克托编剧的芭蕾舞剧《年轻人和死神》中，死神是以被爱少女的容貌出现的。—原注
你是牺牲洗涤池、治愈麻风病人的药、灵活的物理学家，在萨莱诺和蒙彼利埃(100)无出其右……
(64)Jean-Richard Bloch（1884—1947），法国作家，著有《莱维》、《公司》、《库尔德之夜》等。
你是不使诡计、爱从不改变的女人……
(65)希腊文，精神。
你是一切善的骨髓、面包心和核心。
(66)直至十二世纪末，神学家们—除了圣安塞姆以外—都根据圣奥古斯丁的理论，认为原罪与生育的法则本身相连。圣奥古斯丁写道：“贪欲是一种恶习……人的肉体通过它而出生，是罪恶的肉体。”托马斯·阿奎那说：“两性的结合自从原罪以来伴随着贪欲，又把原罪传给孩子。”—原注
你是天主给孤儿喂奶的乳房……
(67)拉丁文，建在下水道上的神庙。
……崇高的圣母，你是多产的露水、快乐之泉、仁慈之渠、平息我们的狂热的活水之井。
(68)拉丁文，我们于屎尿之间出生。
既然圣母马利亚是最完美的形象，是再生和献身于善的女人中最普遍受崇敬的一位，研究一下她是怎样通过文学和画集出现的，将会大有裨益。下面是中世纪虔诚的基督徒向圣母默念的连祷文的一段摘录：
(69)指基督教会主教及其他领导人讨论并解决教义、教会管理和其他问题的会议。以弗所会议于431年召开；拉特兰会议举行过多次（1123—1516）。
歌德在《浮士德·悲剧第二部》的结尾这样宣称。
(70)Carl von Linné（1707—1778），瑞典植物学家、探险家，对物种进行分类。
吸引我们向上。
(71)福克纳的《八月之光》发表于1932年。
永恒的女性
(72)Michel Leiris（1901—1990），法国作家、人类学家，著有《基点》、《人的时代》、《杂凑》等。
女人所起的向下的吸引力倒转过来了，她不再把男人引向地心，而是引向天空。
(73)我们在前文已说明雌螳螂的神话并不具有生物学依据。—原注
对你来说，幽暗的夜，我们令你愉快吗？……一种珍贵的香膏从你的手中流出，一注光芒从你的花束中落下。你留住灵魂沉甸甸的翅膀。一股隐晦的、难以名状的激动攫住我们：我看到一个严肃的、又快乐又恐惧的面孔温柔地、沉思默想地迎向我，我在这些束紧的发卷下认出母亲宝贵的青春……黑夜在我们心中张开的无限之眼，在我们看来它们比这些闪烁的星星更加美妙。
(74)Romulus，传说中罗马的创建者和第一位国王。
夜晚的沉醉，美妙的睡眠，你朝我降落下来；景色缓缓地升起，在景色之上翱翔着我解脱的、再生的精神。文字变成一片云彩，透过云彩，我瞥见意中人改变的面容。
(75)Gandharva，印度教的神，司音乐；Lupercus，古罗马的畜牧神。
这个埋没在黑夜中的真相也在天空中发出光芒；灵魂既是完美的内在性，同时是超越性、概念。不仅城市和国家，而且实体、抽象的制度也具有女性特点：教堂、犹太教堂、共和国、人类都是女人，和平、战争、自由、革命、胜利也是女人。(95)男人面对自身作为本质的他者确立的理想，他使之女性化，因为女人是他性的可感知的形象；因此，在寓言和画集中，所有的比喻都是女人。(96)女人作为灵魂和概念，也是两者的中介：她是引导基督徒走向天主的天恩，她是引导但丁游天国的贝雅特里齐，是召唤彼特拉克(97)走向诗歌最高峰的劳拉。在一切把自然与精神等同的理论中，她是以和谐、理性、真理的身份出现的。诺斯替派(98)将智慧变成一个女人：索菲；他们把世人的得救，甚至世界的创造都归功于她。于是，女人不再是肉体，而是光荣的身体；人们不再想要占有她，而是在不可触摸的光辉中尊崇她；爱伦·坡笔下苍白的女尸像水、像风、像回忆一样是流动的；对骑士之爱、对女才子来说，以及在一切风流的传统中，女人不再是一个动物，而是一个飘逸的存在，一股气息，一注光芒。正因此，女性之夜的朦胧变为透明，黑暗变为纯洁，就像在诺瓦利斯(99)的这些篇章中：
(76)例如，她在克洛岱尔作品中的特殊位置由此而来，参阅第三部第二章第三节。—原注
瓦莱里(94)如此招呼她。基督教用不那么肉感的在场代替山林水泽女神和仙女，但不可触摸的女性气质仍然缠绕家庭、风景、城市和个体本身。
(77)英文，妈妈。
神秘的自我……
(78)这里必须援引米歇尔·莱里斯题为《母亲》的整首诗。下文是几段有特点的摘录：
紧随着纯洁的行动！……
黑色的、淡紫色的、紫色的母亲—窃取黑夜的女贼—是拥有隐蔽的职业的女巫生下了你，摇晃你、疼爱你、给你入殓，当她还没有蜷着身体把最后的玩具交到你手里，而你把它温柔地放进棺材中。……
顺从而坚定的女人沉默之后
母亲—眇目的塑像，矗立在完好的殿堂中央的命运女神—这是抚摸你的大自然，熏香你的风，整个儿进入你身体、让你升到天堂（托你到多重圈之上）、使你腐朽的世界。……
和谐的自我不同于一个梦
母亲—不管是年轻还是年老，漂亮还是丑陋，宽宏还是固执—就是讽刺画像、爱嫉妒的女魔、失败的原型—如果观念（栖居在严格的大写字母的三脚支架上憔悴的女预言者）真的只是活泼的、轻巧的、闪烁的思想的戏仿……
母亲—不论她的臀部浑圆还是干瘪，她的乳房抖动还是坚硬—从一开始一切女人注定的衰微，就是月经来潮之下闪光的岩石逐渐变成碎末，就是一长列满载华美货物的沙漠商队缓慢地隐没在年深月久的大漠沙子下面。
普赛克在爱伦·坡(91)的《尤娜路姆》中有着女性的特点：“这里，有一次，经过一条巨大的柏树路，我同我的灵魂一起游荡—和我的灵魂普赛克一起在一条柏树路上……于是，我安抚普赛克，亲吻她……我说：温柔的姐妹，门上写着什么？”
母亲—窥伺的死亡天使，紧抱的宇宙天使，由时间的浪潮抛掷爱的天使—就是有荒诞图案的贝壳（肯定有毒的标志）为被遗忘的水塘产生一圈圈涟漪，它要投向深深的承水盆。
人们看到，自从基督教出现以来，女人的形象精神化了；男人希望通过她把握的美丽、热烈、亲密，不再是可感知的品质；她不但没有概括事物美妙的外表，反而变成它们的灵魂；比肉体的神秘更加深邃，她的心中有一种隐秘的、纯粹的在场，世界的真相反映在其中。她是住宅、家庭、家园的灵魂。她也是更广泛的群体的灵魂：城市、省份或国家。荣格指出，由于城邦内部包容着公民，所以总是被比做母亲，因此，库柏勒戴着塔楼的冠冕出现；出于同样的理由，人们说“祖国母亲”；这不仅是抚育人的土地，这也是因为更微妙的实在性在女人身上找到象征。在《旧约》和《启示录》中，耶路撒冷、巴比伦不仅是母亲，它们也是妻子。存在处女城市和像巴比伦和推罗(85)这样的妓女城市。人们也将法国称为教会的“长女”；法国和意大利是拉丁语系的姐妹。女人的职能并没有规定，而仅仅代表法国、罗马、日耳曼，协和广场上代表斯特拉斯堡和里昂的雕像是女性。这种等同不仅是象征性的，实际上许多人深有同感。(86)旅行者常常向女人探询他游览的地方的关键，当他拥抱一个意大利女人、一个西班牙女人时，他仿佛掌握了意大利、西班牙的美妙本质。有个新闻记者说：“来到一个新城市时，我总是先去一个妓院。”如果一块桂皮巧克力能使纪德发现整个西班牙，那么一个异国人的亲吻更加会将一个国家连同它的植物、动物、传统、文化都给予情人。女人既不概括政治机构，也不概括经济财富，但是她同时体现肉体和神力。在拉马丁的《格拉齐耶拉》到洛蒂和莫朗(87)的小说中，外国人正是通过女人，力图将一个地区的灵魂据为己有。迷娘、西尔薇、米蕾依、高龙巴、嘉尔曼，揭示了意大利、瓦莱、普罗旺斯、科西嘉岛和安达卢西亚最内在的真实。歌德被腓特烈时代的阿尔萨斯女子爱上，在德国人看来是阿尔萨斯并入德国的象征；反过来，柯莱特·博多什拒绝嫁给一个德国人，在巴雷斯(88)看来，是阿尔萨斯拒绝了德国。贝蕾尼丝这个小人物象征了艾格莫尔特(89)和整个高雅而谨慎的文明；她也代表作家本人的敏锐。因为在作为自然、城市和宇宙的灵魂的女人身上，男人也看到了自身神秘的分身；男人的灵魂是一个女人普赛克(90)。
母亲—永远为一切、为我们穿丧服的幽暗水坑—就是呈现虹彩、正在消失的、冒气的恶臭，一个接一个气泡，鼓起兽性的大阴影（它羞于自身的肉体和乳汁），一个还在酝酿之中的雷霆要撕碎的绷紧的风帆……
女人不仅取悦男人的社会虚荣心，她也使他感到更隐秘的骄傲；他沉醉于对她的控制；当女人被看成一个人的时候，在犁刀划破田沟的自然界形象之上，重叠着更为精神性的象征；丈夫不仅是在性爱意义上的，而且在精神上和智力上“塑造”他的妻子；他教育她，给她留下标记，给她打下他的烙印。男人喜爱的梦想之一，是用他的意志浸润事物，塑造事物的形式，渗透事物的实质，女人尤其是“软面团”，被动地让人揉捏和塑造，她一面让步，一面抵抗，这就使得男性的行动延续下去。可塑性过高的物质，因其柔顺而自行消亡；女人身上宝贵之处，是有样东西没完没了地逃脱一切约束；因此，男人主宰的是这样一个实体，尤其因为它要越出他的范围，它就更值得控制。她在他身上唤醒一个未知的存在，他骄傲地承认这是自身；在夫妻适度的狂欢中，他发现自己动物性的光彩：他是雄性；女人相应地是雌性，但此时，这个词具有最悦耳的声音：雌性孕育、喂奶、舔幼兽、保护它们、冒着生命危险去救它们，对人类来说这是一个典范，男人动情地要求他的妻子有这种耐心、这种忠诚；家长想关在家里的仍然是自然，但它必须包含一切对社会、对家庭、对家长有利的品德。孩子和男人共有的愿望之一，就是揭露隐藏在事物内部的秘密；从这个观点出发，物质是靠不住的，一个肚子洞穿的布娃娃，它的肚子露在外面，它再没有内在；活生生的内心更加不可洞悉；女人的肚子是内在性和深处的象征；它部分透露自身的秘密，例如，是在女人的面孔显出快感的时候；但它也保留这些秘密；男人把生命隐秘的颤动引入家里，这占有却毁掉其秘密。在人类世界中，女人转换了雌性动物的职能：她维持生命，她控制内在性的区域；她将子宫的热力和亲近转到家庭中；是她保留和激发积淀往昔和预示未来之处；她生下未来的一代，养儿育女；靠了她，男人在工作和行动中所消耗的存在，又汇集起来，同时重新投入她的内在性中：当晚上他回到家里的时候，他便抛锚上岸；通过妻子，日子的延续得到保证；不管他在外面的世界遇到多少意外的事，她总是保证有饭吃，有觉睡；她修补因活动而毁坏或者损耗的一切，她为疲乏的劳动者准备食物，如果他病了，她照顾他，她缝补、洗涮。在她建立和延续的夫妇世界中，她引进整个广阔的世界：她点燃炉火，在家里摆上花，驯服来自太阳、水和大地的气息。倍倍尔引用的一个资产阶级作家，这样严肃地概括这个理想：“男人想要这样一个人，不仅她的心为他而跳动，而且她的手为他的额头擦汗，他希望每天回家时都看到和平、秩序、平静、沉静的权威笼罩在他身上和事物上面；他想要这样一个人，把女人难以名状的香气，也就是家庭生活朝气蓬勃的热力散布到一切事物之上。”
这些无辜的婊子是否想过为了赎补将我们生下来的罪过而赤脚在时间中慢行？
“贤妻”被结婚仪式剥夺了魔法武器，在经济上和社会上从属于她的丈夫，对男人来说，这是最宝贵的财富。她是这样完全属于他，以至同他具有一样的本质：“你盖尤斯在哪儿，我盖亚就在哪儿”；她用他的姓氏，信奉他的神，他为她负责，他把她称为自己的另一半。他为自己的妻子，正像为他的房子、他的土地、他的畜群、他的财产一样感到骄傲，有时更有甚者；正是通过她，在世人眼里，他表现出自己的力量，她是他的尺度，他在人间的份额。在东方人那里，妻子要使自己肥胖，人们看到她吃得好睡得好，使她的主人脸上有光。(82)一个穆斯林拥有的妻子越多，她们看来身体越健康，他就越受到尊敬。在资产阶级社会，女人的作用之一，就是炫耀自己，她的美丽、她的魅力、她的聪明、她的优雅，是丈夫财产的外在标志，同他的小轿车的车身具有同等价值。他要是富有，就让她一身绫罗绸缎、珠光宝气。他要是穷一点，就夸耀她的道德品质和持家才能；哪怕他没有财产，要是有一个伺候他的妻子，便认为在人间拥有某样东西：《驯悍记》(83)的男主人公召集所有的邻居，向他们显示他善于以淫威制服他的妻子。凡是男人多少都重现康道里斯(84)：他炫耀自己的妻子，因为他认为这样是展示自己的价值。
—原注
人们赋予她们有虬结的葡萄藤和清凉的水那样明晰的神秘；她们给伤口包扎和治愈病患；她们的智慧是生命的沉静的智慧，她们不用你开口，善解人意。男人在她们身边忘却了一切骄傲；他体验到沉醉和重新变成孩子的柔情，因为从他到她，不用争夺任何威信，他不会羡慕自然的非人品质；这些在行的聪明人忠心耿耿，照料他，自认为是他的女仆；他折服于她们仁爱的魅力，因为他知道，他虽然顺从，仍然是她们的主人。姐妹们、童年的女友、纯洁的少女们，所有未来的母亲都属于这群受到祝福的人。甚至妻子，当她的肉体魅力消失了的时候，对于许多男人来说，她不像一个情人，而更像他们的孩子的母亲。从母亲受到敬重和奴役之日起，可以毫无恐惧地在妻子身上重新找到她，她也受到敬重和奴役。赎回母亲，就是赎回肉体，因此，是赎回肉体结合和妻子。
(79)belle-mère，法文中岳母和后母为同一词。
有时吻你的额头，像一个孩子。
(80)Madame de Ségur（1799—1874），法国女作家，著有《一头驴子的回忆录》、《索菲的不幸》、《典范的小姑娘》等。
她温柔、爱遐想、褐发、从不惊奇，
(81)Paul Verlaine（1844—1896），法国诗人，象征派先驱，注重诗歌的音乐性，著有《忧郁诗章》、《佳节集》、《美好的歌》、《无言的情歌》、《智慧集》等。
然而，在神圣化的母亲背后，聚集着一群女性白魔法师，她们用草药汁和星星的闪光为男人效劳：祖母、目光慈祥的老妇人、好心肠的女仆、修女、妙手回春的女护士、像魏尔伦(81)所梦想的恋女：
(82)参阅本章第220页注。—原注
母亲被赋予的尊敬的光轮和包围着她的禁忌，压抑住敌对的厌恶，这种厌恶自发地与她激发的肉欲的温柔混合起来。但在潜伏的形式下，对怀孕的恐惧残留下来。特别有趣的是，需要指出在法国，自从中世纪以来，人们创造了一个次要神话，它让这些厌恶自由地表达出来，这就是岳母（后母）(79)的神话。从韵文故事诗到滑稽剧，男人通过嘲弄不受任何禁忌保护的岳母，嘲弄的是普遍意义的生育。他仇恨自己所爱的妻子被生出来：岳母是衰老的明显形象，她生出了女儿，同时让女儿衰老，她的肥胖，她的皱纹，预示了年轻的新嫁娘也要变胖起皱，她的未来就这样不妙地被预示出来了；在自己母亲旁边，她不再是一个个体，而是一个物种的这一刻；她不再是被追逐的猎物、受宠爱的妻子，因为她的特殊存在消解在普遍生命之中。她的特殊性被普遍性嘲弄地否定了，精神的自主因它扎根于过去和肉体之中而被否定了，男人是在一个滑稽人物身上把这种嘲弄具体化的，但在他的嘲笑中有如许的怨恨，这是因为他很清楚，他妻子的命运就是全人类的命运，这是他的命运。在所有国家中，传说和故事也在续弦身上体现母性的残酷一面。是后母竭力要让白雪公主死掉。在恶毒的后母身上—在德·塞居尔夫人(80)的书中，菲希尼太太鞭打索菲—戴着骷髅项链的古代的迦利延续下来了。
(83)The Taming of the Shrew，莎士比亚的剧本。
既然她是作为母亲受到奴役，她首先作为母亲受到敬爱和尊重。在母性的两种古代面孔中，今日的男人只愿意承认含笑的面孔。男人局限在时间和空间中，只有一个身体和一次有限的生命，在外于自身的自然和历史的怀抱里只是一个个体。女人像他一样是有限的，因为精神驻留在她身上而与他是同类，她属于自然，被生命的无限流水穿越而过；因此，她显得像是个体和宇宙的中介，当母亲的形象变得令人放心和圣洁时，男人自然而然怀着爱转向她。他迷失在自然中时竭力要摆脱自然，可是一旦与自然分离，他又希望回到自然。母亲稳固地处在家庭和社会中，与法律和风俗和谐一致，她是善的化身，她参与自然，使之变得美好；她不再是精神的敌人；如果她仍然是神秘的，那么这是一种带着微笑的神秘，就像达·芬奇笔下圣母的神秘微笑。男人不愿成为女人，但是他梦想身上包含一切、因此也包含与他有别的这个女人，在他对自己母亲的崇拜中，他想把外在于他的财富据为己有。承认自己是母亲的儿子，就是在他身上承认母亲，就是将女性与大地、生命、过去相融合并将其归入自身。在维多里尼的《西西里的谈话》中，主人公在他母亲身边寻找的就是故乡的土地、它的气息和果实、他的童年、对他的祖先的回忆、传统、他的个人生活已经脱离的根。这种扎根本身在男人身上激发超越的骄傲；他高兴地赞赏自己挣脱母亲的怀抱，出发去寻找冒险、开拓未来，去打仗；如果没有人企图挽留他，他的出发就不会这样激动人心，它就会显得像一次偶然事件，而不是艰难获得的胜利。他也很高兴地知道母亲的怀抱仍然准备迎接他。在行动的紧张过后，主人公喜爱重新在母亲身边品味内在性的休息：母亲是庇护所，是睡眠；通过她的手，他重新沉浸在自然的怀抱里，他让自己被生命的大河载着走，像在子宫里一样平静，像在坟墓里一样平静。如果传统要求他死时呼唤母亲，这是因为在母亲的目光下，甚至与出生相对称、不可分割地与整个肉体生活相连的死亡也被驯服了。母亲仍然像命运女神帕耳卡的古代神话中那样，与死亡相连；埋葬和哭丧都属于她来管。她的作用正是将死与生命、社会、善融合在一起。因此，对“英雄母亲”的崇拜一贯受到鼓励：如果社会得到母亲们的同意，让儿子去赴难，它就自认为有权利把他们杀死。由于母亲对儿子有影响，拉拢母亲对社会是有利的，因此，母亲受到那么多尊敬的包围，人们赋予她各种美德，为她创造一种宗教，禁止回避它，否则就是渎圣、渎神；人们把她当成道德的守护人；她作为男人的仆人和权力的仆人，慢慢地引导她的孩子们走上规划好的路。一个群体越是坚决地主张乐观，它就越顺从地接受这温柔的权威，母亲就越是变得美好。美国人的“Mom”(77)变成一种偶像，菲利普·怀利在《蝮蛇的一代》中作了描绘，因为美国的官方意识形态是最固执的乐观主义。颂扬母亲，就是接受在动物和社会两种形式下的出生、生命和死亡，就是宣布自然与社会的和谐。正是因为梦想完成这种结合，奥古斯特·孔德把女人变成未来人类的神。但是也正是因此，一切反叛者都激烈地指责母亲的形象：他们嘲笑母亲，拒绝人们通过这一风俗和法律的守护者强加给他们的既定。(78)
(84)Candaules（前735—前708），吕底亚的国王，传说他的虚荣心发展到让宠臣躲起来偷看王后沐浴，赞赏她的美。
女人作为母亲是可怕的；必须在怀孕中使她变形和屈服。马利亚的童贞特别有一种否定的价值：通过她，肉体被赎回，而她是没有肉欲的；她没有被碰触过，也没有被占有过。对于亚洲的大母神，人们也不承认她有丈夫，她孕育了世界，孤独地统治它；她可以出于任性而有贪欲，但在她身上，母亲的伟大没有被强加于妻子的屈从所降低。因此，马利亚没有经历性欲带来的玷污。她同女战士密涅瓦有亲缘关系，是象牙塔、城堡、不可攻克的塔楼。古代的女祭司像大部分基督教圣女一样，也是处女，献身于善的女人，应该在她体力完整无损的光辉中将自身奉献出去；她必须在未被征服的完整中保持女性的本原。人们拒绝马利亚的妻子身份，是因为要更纯粹地在她身上赞美女人—母亲。她仅仅是接受了给她指定的从属作用，才受到赞美。“我是主的使女。”在人类历史上是第一次母亲跪在儿子面前；她坦率地承认自己的低下。这里，男性最崇高的胜利在对马利亚的崇拜中实现了：用失败结局来为女人恢复名誉。伊什塔尔、阿斯塔特、库柏勒是残忍的、任性的、淫荡的；她们是强大的；既是死的源泉，又是生的源泉，她们生下男人，让他们成为自己的奴隶。在基督教中，生与死是只属于天主的事，从母体出生的男人永远摆脱了母体，大地只等待他的尸骨；他的灵魂的命运不在母亲的权力所及范围内；洗礼圣事使烧掉胎盘或者扔到水里的仪式变得可笑了。在人间再也没有魔法的位置，天主是唯一的王。人性本恶，但面对天恩，人性无能为力。怀孕作为自然现象，不赋予女人任何权力。因此，如果女人想克服身上的原罪污点，她只能在天主面前俯首听命，天主的意志要她服从男人。通过这种服从，她可以在男性的神话体系中扮演一个新角色。当她想成为统治者，而且只要她尚未明确让位时，她被打败，让人踩在脚下，却可以作为臣民受到尊重。她没有失去任何原始属性，但这些属性改变了标志，它们从不祥的变成吉祥的；妖术变成神术。作为女仆，女人有权获得最辉煌的荣誉。
(85)Tyr，腓尼基的古城，建立在海岛上，在公元前十六世纪已经繁荣，公元前十二世纪成为东地中海的主要港口。
在父权制家庭中，女人的魔力被深深地驯化。女人让社会把宇宙的力量融入她的体内。杜梅齐尔在他的作品《密多罗—伐楼拿》中指出，在印度和罗马，男性权力有两种方式确立自身：在伐楼拿和罗慕路斯(74)身上，在乾闼婆和卢波库斯(75)身上，它是袭击、劫持、混乱、僭妄，这时女人作为必须被抢走、被施以强暴的人出现，被抢走的萨宾女人如果不生育，人们便用山羊皮带抽打她们，用暴力来补偿过度的暴力。相反，密多罗、努马·庞皮利马斯、婆罗门和古罗马祭司却保证城邦的秩序和理性的平衡，女人通过仪式复杂的婚姻与丈夫联结在一起，她同他合作，为他保证掌握自然中一切雌性力量；在罗马，如果朱庇特的祭司的妻子去世，他就辞去他的职责。在埃及，伊希斯就是这样失去她母亲—女神的最高权力，但仍然是宽宏的、微笑的、仁慈的和明智的，是俄赛里斯出色的妻子。当女人这样作为男人的合作者、他的补充、他的另一半出现时，她就必然拥有一种意识、一个灵魂，否则他不会如此亲密地依附于一个不具备人的本质的人。我们已经看到，《摩奴法典》允许合法妻子与丈夫一样升入天堂。男人越是个体化并且要求他的个体性，他就越在自己的妻子身上认识到这是一个个体，她有自由。对自己命运无忧无虑的东方人，满足于只把女人作为享乐对象，但是，西方人一旦提升至意识到他的存在的特殊性，他的梦想便是被一种外来的、驯顺的自由承认。希腊人在闺房的女俘中，找不到他所要求的同类，因此，他把爱情转移到男性同伴身上，他们的肉体像他的一样，潜藏着一种意识和一种自由，或者他把爱情献给高等妓女，她们的独立、学养和精神几乎与他并驾齐驱。当情况允许的时候，妻子能最好地满足男人的要求。罗马公民在主妇身上看到的是一个人，在科涅利亚、阿里亚身上，他占有的是他的分身。奇特的是，基督教在某个方面要求男女平等。它憎恶她身上的肉体，如果她否定自己的肉体，她就同男性一样是天主的创造物，被救世主赎回，她便排列在男性旁边，位于将会获得天堂快乐的灵魂中间。男女都是天主的仆从，几乎同天使一样没有性别，并得到天恩的帮助，一同推拒尘世的诱惑。如果女人同意否定自身的动物性，由于她曾代表了罪恶，她也是战胜了罪恶的选民获得胜利的光辉化身。(76)当然，为人类赎罪的神圣救世主是男性；人类必须为自身的得救合作，女人正是在最令人羞耻、最邪恶的形象中，受到召唤，表现其顺从的良好意愿。基督是天主，但正是圣母，一个女人，统治着全人类。只有在社会边缘发展起来的教派，才在女人身上复活伟大女神的古代特权。教会表达的是父权制文明，并为之效劳，在这种文明中，女人最好能附属于男人。她让自己成为他恭顺的女仆，也就成为一个受祝福的圣女。因此，在中世纪盛期，耸立着对男人有利的最完美的女人形象：被荣耀围绕的基督母亲的脸。她是女罪人夏娃的相反形象；她把蛇踩死在脚下；她是得救的中介，就像夏娃是下地狱的中介一样。
(86)在克洛岱尔最近所写的一首可耻的诗中，这是讽喻的，他把印度支那称为“这个黄种女人”；在黑人诗人的诗中，相反，这种等同是有感情的：
这些恐惧的根源来自于这一点：他性越过一切合并，存在于他者中。在父权制社会里，女人保留了许多在原始社会中拥有的令人不安的品质。因此，人们从不把她交给自然，用禁忌围绕她，给她行洁身礼，把她置于祭司的控制下；人们教导男人绝对不要在她处于原始的裸体状态时接近她，而是要通过使她摆脱大地、摆脱肉体、变成人这种造物的仪式和圣事来接近她，这时，她拥有的魔力就被疏导了，正如在发明了避雷针和电站以后，雷电被消解一样。甚至可以利用她来为集体利益服务，这里可以看到这种标志男女关系特征的钟摆运动的另一个阶段。他爱她是以她属于他为前提的，他对她感到恐惧是因为她仍然是他者，但正由于她是可怕的他者，他竭力让她更进一步属于他，这一点导致他把她提高到一个人的尊严地位，承认她是他的同类。
祖先沉睡其中的黑色国家的灵魂
根据男人强调肉欲这出戏剧的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他有许多可以采取的态度。如果一个男人没有想到生命只有一次，如果他并不担忧他的特殊命运，如果他不怕死，他就会愉快地接受他的动物性。在穆斯林那里，由于社会的封建结构不允许求助于国家以反对家庭，由于宗教表达了这种文明的武士理想，直接将男人从属于死神，剥夺了女人的魔力，女人便被降到屈辱的状态，那个分分秒秒准备沉浸在穆罕默德的天堂飨宴中的男人，在人间有什么可恐惧的呢？于是男人可以安心地享用女人，用不着反对自身，也用不着反对女人。《一千零一夜》的故事把女人看做跟水果、果酱、华美的蛋糕、香油一样的甜蜜欢乐的源泉。今天，在许多地中海沿岸的民族中，还可以找到这种追求感官享乐的态度：满足于一时，不追求不朽，南欧的男人透过天空和海洋的光辉，把握大自然奢华的一面，喜欢女人不厌其多；在传统上，他蔑视女人，不把她们当做人，在喜欢女人身体与喜欢沙和水之间不做大的区别；在她们身上和在他自己身上，他都感受不到对肉体的恐惧。在《西西里的谈话》中，维多里尼带着平静的赞赏态度说是在七岁时发现了女人的裸体。希腊和罗马的理性思维证实了这种本能的态度。希腊的乐观主义哲学超越了毕达哥拉斯的善恶二元论，低等服从于高级，这样的观念对他是有用的，这种和谐的意识形态对肉体不表示任何敌意。个体转向概念的天空，或者转向城邦或国家，像No ν ς(65)一样思索，或者作为公民以为克服了自身的动物状态，不管他沉湎于肉欲，还是奉行禁欲主义，女人即使稳固地融入男性社会也只有次要的地位。当然，理性主义从来都没有取得完全胜利，肉欲体验在这些文明中保留双重性，礼仪、神话、文学即是明证。但女性的吸引力和危险却只以弱化的形式表现在其中。正是基督教使女人重新具有令人畏惧的威信：对另一性别的恐惧，在男人看来，是痛苦的意识被撕裂的表现。基督徒同自身分裂开来；肉体和灵魂、生命和精神彼此分离，原罪使身体变成灵魂的敌人；凡是肉体的爱慕都显得邪恶(66)。人通过基督的赎罪，转向天堂，才能得救；但从本原来说，人却是腐朽的；他的出生使他不仅注定死亡，而且注定罚入地狱；正是因为神的恩宠，天堂才会向他开放，可是，在他的自然存在的各种变化中，有着一种诅咒。恶是绝对的现实；肉体是罪恶。当然，既然女人一直是他者，人们就不会认为男性和女性彼此互为肉体，对于基督徒来说，肉体是怀有敌意的他者，就是女人。尘世、性和魔鬼的诱惑就体现在她身上。所有的教父都强调她引导亚当犯罪的事实。必须重新举出德尔图良的话：“女人！你是魔鬼之门。你说服连魔鬼都不敢正面攻击的那个人。正是由于你，天主之子不得不死。你应该永远穿上丧服和破衣烂衫，然后滚开。”整个基督教文学都竭力夸大男人对女人感到的厌恶。德尔图良把女人定义为Templum aedificatum super cloacam(67)。圣奥古斯丁厌恶地强调性器官和排泄器官的混合：Inter foeces et urinam nascimur(68)。基督教对女人身体的厌恶发展到同意给天主屈辱性的死，而让他免去出生的玷污：东仪天主教会的以弗所会议，西方的拉特兰会议(69)都断定基督是处女怀孕孕育的。最初的几位教父—奥利金、德尔图良、哲罗姆—都认为马利亚像其他女人一样，是在血与污秽中分娩的，不过，是圣安布罗斯和圣奥古斯丁的见解占了上风。圣母的怀抱仍然是封闭的。自中世纪以来，拥有一个身体的事实，在女人身上被看做一个耻辱。甚至科学也长期被这种厌恶搞得止步不前。林奈(70)在他对自然的论述中，将研究女人的生殖器官看做“可恶的”而搁置一边。法国医生德洛朗愤慨地寻思：“这种被称为男人的充满理性和判断的神圣动物，怎么会被女人的这些淫邪部位所吸引，这些部位被体液弄得污秽不堪，可耻地位于躯干的最下方。”今日，许多其他说法与基督教的说法相互影响，甚至基督教的说法也不止一个方面。例如，在清教徒的世界里，对肉体的仇视延续下来；例如反映在福克纳的《八月之光》(71)中，主人公最初的性经验，在他身上引起可怕的精神震动。在所有文学作品中，经常可见表现一个年轻人在第一次性交后心理紊乱，直至呕吐；即使事实上这样的反应很罕见，反复描写这种情况却不是偶然的。特别是在清教主义所渗透的盎格鲁—撒克逊国家中，女人在大多数青少年和许多男人身上引起多少被承认的恐惧。这种恐惧在法国相当根深蒂固地存在着。米歇尔·莱里斯(72)在《人的时代》中写道：“我经常倾向于把女性器官看做肮脏的东西，或者一个伤口，因此更吸引人，但本身具有危险，就像一切血淋淋的、分泌黏液的、传染疾病的东西。”关于花柳病的观念表达了这种恐惧；并非疾病使女人变得可怕；疾病显得可怕，因为它们来自女人；有人给我举出一些年轻人的例子，他们设想过度发生性关系足以产生淋病。人们也乐意相信，通过性交，男人失去体力、脑子的明晰，身体中的磷会耗尽，他的感觉会变迟钝。的确，手淫会产生同样的危险，甚至出于道德的理由，社会把手淫看做比正常的性行为更为有害。合法婚姻和生育的愿望防止肉欲带来的危害。但是我已经说过，他者被牵连到一切性行为中；他者最通常以女人的面貌出现。正是面对女人，男人最明显地感到自身肉体的被动性。女人是吸血鬼、食尸鬼、吃人妖、酒鬼；她的性器官贪婪地从男性性器官中吸取营养。有些精神分析学家企图给这些设想以科学根据：女人从性交中获得的全部乐趣，来自她象征性地给男人去势，将他的性器官据为己有。似乎这些理论本身就需要进行精神分析，杜撰这些理论的医生在其中投射了祖先的恐惧。(73)
生活和说话
女人的欲望并没有得到满足，她把她的情人夹在大腿间，他不由自主地感到欲望再生，于是，他觉得她像一种敌对的力量夺走他的男性生殖力，他一面重新占有她，一面深深地咬她的喉咙，把她杀死。这样，从母亲到情妇，到死亡，通过复杂的迂回曲折的周期循环又回到了原点。
今天晚上
……琴弓的每一次来回，都在他掌握的宝贵乐器中唤醒越来越尖厉的颤栗。突然，最后一次痉挛使萨德脱离天穹，把他扔向地面和烂泥。
在不安的力量中沿着你凹下去的腰部。—原注
……他，孤立的人，被割裂的人，被分离的人，被肢解的人，即将从自己的本质中喷射而出，摆脱他肉体的牢狱，终于连同物质和灵魂，滚到宇宙的物质之中。至今还没有被人感受过的最高幸福属于他，这是超越创造物的界限，将主体和客体、问题和答案融化在同一赞颂中，将一切非存在物合并到存在之中，通过最后的痉挛达到不可达到的王国的幸福。
(87)Alfonse de Lamartine（1790—1869），法国浪漫派诗人，著有《沉思集》等，《格拉齐耶拉》是他后期的小说；Pierre Loti（1850—1923），法国小说家、海军军官，多以异国风情为题材，著有《冰岛渔夫》、《菊子夫人》等；Paul Morand（1888—1976），法国作家、外交家，著有《被压迫的人》、《塞尔的索菲·多罗泰长眠于此》等。
这时，想戳破这美妙的外表，到它的美之源泉本身去的狂热抓住了他。一阵同时袭来的震荡使两人交缠在一起。女人只为了像土地一样裂开，为了向他露出她的内脏，为了充满意中人的情绪而存在。欢乐变成杀手。他们联合起来，像要向人捅一刀。
(88)Maurice Barrès（1862—1923），法国作家，著有“自我崇拜”三部曲和《民族毅力小说》、《柯莱特·博多什》、《受神灵启示的山冈》等。
黑夜抹去了事物和感受的轮廓。他不再抱紧女人，将她靠在自己身上。他终于到达从世界肇始以来无尽的旅行的目的地。他逐渐消失在无限中，这无限在他周围不停地、无形地摇摆着。所有女人融合在一个巨大的、自我封闭的、像欲望一样阴沉沉的、像夏天一样灼热的国度……他带着惶恐，赞赏地认出封闭在女人身上的力量、像缎子一样伸展的长腿、像两座象牙山冈的膝盖。当他溯背脊光滑的轴心而上，经过腰，直到肩膀时，他觉得跑遍了支撑着世界的穹顶本身。而肚子使他不断想起一切生命产生和返回的有弹性和柔滑的海洋，它有着潮汐、天际、无边无际的表面，是隐居地中的隐居地。
(89)Aigues-Mortes，法国南方近海村镇。
有一篇含义丰富的文字，我们从中找到几乎所有神话的综合，这就是让—里夏尔·布洛克(64)在《库尔德之夜》中描绘年轻的萨德同比他年长许多、但风韵犹存的一个女人在一座城市遭洗劫时的交欢：
(90)Psyche，希腊神话中人类灵魂的化身，以长着翅膀的少女形象出现。
因此，男人在作为情人或母亲的女人身上首先热爱和憎恨的东西，是她动物性的命运的凝固形象，是她的存在必不可少、却又注定她有限的和死亡的生命。从他出生那一日起，男人便开始迈向死亡，这是母亲体现的真理。在繁衍时，他便相对于物种确立自身，这是他在妻子的怀里学到的东西；在骚动和快感中，甚至在繁殖之前，他忘却了特殊的自我。虽然他想加以分辨，但他在这一个女人和另一个女人身上只找到一个显著的事实：她的肉体。他一面希望尊敬他的母亲，渴望他的情妇，一面在厌恶和恐惧中反抗她们。
(91)Edgar Allan Poe（1809—1849），美国诗人、小说家，著有《黑猫》、《红色死亡的假面舞会》、《金甲虫》等。
正是在这时，他将最为明显地体会到他的肉体处境的两重性。只有在他的性行为成为将他者据为己有的方式，他才能骄傲地承担它，而这个占有的梦想只会导致失败。在真正占有时，他者作为他者消失了，被消耗和被毁灭了，只有《一千零一夜》中的苏丹才有权在黎明把他的妃子从他的床上拉走，砍下她们的头颅；女人在与男人的交欢以后活下来，甚至由此而摆脱他；一旦他松开双臂，他的猎物便又与他格格不入；她变得崭新、原封不动、随时准备让一个新情人以同样短暂的方式占有。男性的梦想之一是给女人“打上烙印”，使她永远属于自己，但最狂妄的人也知道，最后只剩回忆，最热烈的意象同感受相比也显得冷冰冰。全部文学都揭示了这一失败。人们将这失败归因于女人，称她朝三暮四、水性杨花，因为她的身体使她注定属于一般意义上的男人，而不是属于一个特定的男人。她的背叛格外忘恩负义，是她把情人变成一个猎物。只有一个身体能够接触另一个身体；男人只有在自身变为肉体时，才能控制被觊觎的肉体；夏娃被献给亚当，是为了让他在她身上完成他的超越性，她却把他带到内在性的黑夜里；母亲为儿子创造了这黑暗的子宫，他却想逃避，情妇又在快感的昏眩中，在他周围重新封闭子宫不透明的黏壁。他想占有，却被占有。气味、潮湿、疲惫、无聊，全部文学描绘了成为肉体的意识的这种沮丧的激情。往往包含着厌恶的欲望，得到满足时，便又返回厌恶。“Post coïtum homo animal triste.”(59)“肉体是忧郁的。”然而，甚至在情人的怀里，男人也没有找到最终的平静。不久，欲望又在他身上产生了，往往这不是对一般女人的欲望，而是对这个特定女人的欲望。她于是具有特别令人不安的力量。因为在他自己的体内，男人感到性欲需要，就像一种与饥饿或者干渴类似、并无特定对象的一般需要，把他依附于这个特定女人的身体的联系，是由他者铸造的。这是一种神秘的联系，就像他的根基就在其中的、不纯洁的、生殖力强的腹部，这是一种被动的力量，它是有魔力的。在连载小说中，女人被描绘成巫婆、魔法师，她迷惑男人，用魔法蛊惑男人，这类小说的陈词滥调，反映了最古老的和最有普遍性的神话。女人注定懂魔法。阿兰(60)说，魔法就是事物中拖曳着的精神；当一个行动不是来自原动力，而是来自被动性时，它就是有魔力的；准确地说，男人总是把女人看做既定的内在性；她收获庄稼和生育孩子，并不是通过她的意志产生的行为；她不是主体、超越性、创造力，而是载满流体的客体。在男人崇拜这种神秘性的社会里，女人由于这些品质，与崇拜相连，被尊为女祭司；当男人为了让社会战胜自然，让理智战胜生命，让意志战胜惰性既定而斗争时，女人于是被看做女巫。大家知道区分祭司和巫师的不同：前者以所有成员的名义，为共同体的利益，与神灵和法律取得一致，控制和引导他所驾驭的力量；巫师在社会之外活动，按照自己的情感，违背神和法律。然而，女人没有完全融入男人的世界；作为他者，她与男人是对立的；很自然，她运用自身掌握的力量，不是为了让超越性的影响贯穿人类共同体而扩展到未来，而是由于被分开，被对立，要把男人带往分离的孤独和内在性的黑暗中。她是海妖，她的歌声引诱水手撞上暗礁；她是把自己的情人们变成牲畜的喀耳刻(61)，是吸引钓鱼者沉到池塘底部的水精。被她的魅力俘虏的男人再也没有意志，再也没有计划，再也没有未来；他不再是公民，而是受自己欲望奴役的肉体，他从共同体中被勾销了，关在一刹那中，被动地被快感的折磨束缚住；邪恶的女巫师以情欲对抗责任，以现时对抗时间的总体，她把旅行者留在远离家园的地方，她倾泻遗忘。在千方百计将他者据为己有的同时，男人必须仍然是他自己；在无法占有的失败中，他力图变成这个他无法与之结合的他者；于是他异化了，迷失了，喝下春药，变成异于自身的人，他沉没到致人死亡的水流之底。母亲在给儿子生命的同时，又注定他死亡；恋女使情郎舍弃生命，投身于长眠。这种将爱情与死亡相结合的联系，在特里斯坦(62)的传说中得到动人的表现，但它具有更原始的真理。男人从肉体中生出，作为肉体在爱情中自我完成，而肉体是许诺给坟墓的。由此，证实了女人与死亡的联盟；巨大的收割机的形象与使麦穗生长的繁殖力的形象截然相反。可是它也显得像可怕的新嫁娘，她的骨架在骗人的柔软肉体中显现。(63)
(92)Stéphane Mallarmé（1842—1898），法国诗人，诗歌象征派运动领袖，著有《海风》、《牧神午后》等。
妻子本身是一个危险的猎物。在从水波中出现、像水沫般鲜活、像收获的庄稼般金黄的维纳斯身上，得墨忒耳得以继续存在；男人通过从女人身上得到的享受，将她占为己有，也在她身上唤醒还混沌不清的生育能力；他插入的和生育孩子的是同一器官。因此，在一切社会中，男人受到那么多的禁忌保护，对付女性的威胁。反过来则不同，女人没有什么要害怕男人，男人的性器官被看做是世俗的。男性生殖器可以提高到神的尊严地位，但在对它的崇拜中，没有加入任何恐惧因素，而在日常生活中，女人用不着从神秘主义角度上防备它；它对她来说仅仅是有利的。另外，值得指出的是，在许多母权制社会中，性关系十分自由，但这仅仅是在女人的童年时期、青春初期，这时性交还没有与生育的概念相连。马林诺夫斯基有点惊讶地叙述，一起自由地睡在“单身者之家”的年轻人，主动表达他们的爱情，这是因为未婚姑娘被看做不能生孩子，而性行为只是一种平静的世俗的乐趣。相反，她一旦结婚，丈夫就不应该再给她任何公开的爱的表示，他不应该碰触她，一切对他们亲密关系的暗示都是渎神的，这是因为这时她已经具有母亲的可怕本质，性交变成了神圣的行为。此后，性交被禁忌包围，行动要格外小心。耕地、播种和种植时，禁止性交，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不愿意让生殖力浪费在性交中，生殖力对庄稼丰收，因而对共同体的财产是必不可少的；正是出于对与生育有关的能力的尊重，人们下令要节欲。而在大多数情况下，禁欲保护着丈夫的生殖力；当男人出发去捕鱼、打猎，尤其准备去打仗时，实行禁欲；在同女人结合时，男性本原被削弱了，因此，每当他需要使用全部体力时，他必须避免与女人结合。人们寻思，男人对女人感到的恐惧是否来自一般而言性带来的恐惧，或者相反。人们看到，特别在《利未记》中，遗精被看做一种耻辱，虽然女人没有参与。在我们现代社会，手淫被看做一种危险和罪过，许多沉浸其中的孩子和年轻人，这样做时会感到可怕的焦虑。社会的干预，特别是父母的干预，使这种孤独的乐趣成为一种恶习，可是，不止一个年轻小伙子本能地受到开头几次射精的惊吓，流血或者射出精液，凡是他自身的物质的排泄都令他不安，是他的生命、他的“神力”离他而去。然而，即使主观上一个男人可以在女人不在场的情况下经历肉欲的体验，客观上，女人还是牵连到他的性欲中，正如柏拉图在两性人的神话中所说的，男性的机体也预示了女人的机体。他在发现自己的性器官的同时，也发现了女人，即令她没有在肉体上，也没有在想象中委身于他；反过来，女人在作为性的象征时是可怕的。人们永远不能把生命经验的内在一面同超越的一面分开：我所害怕或者期待的，总是我自己的存在的一个化身，但是任何东西只有通过不是我的东西才能到达我身上。非我与遗精相连，与阴茎勃起相连，如果不是以女人的准确形象，至少作为自然和生命出现，个体感到被外来的魔力控制。因此，他对女人的感情的双重性也出现在他对自己的性器官的态度上：他为此而骄傲，他嘲笑它，他感到羞耻。小男孩挑战似的将他的阴茎与他的伙伴们的阴茎相比；它的第一次勃起令他骄傲，同时又使他害怕。男人让人把他的性器官看做超越性和力量的象征；他同时从横纹肌中和从一种魔力中引以为荣，这是一种自由，充满了自由向往的既定的全部偶然性；他正是受到这种矛盾的外表迷惑；不过他怀疑是圈套；他以为通过这个器官自我确立，这个器官却不服从他；它由于欲望得不到满足而难受，意想不到地勃起，有时是在梦中卸除负担，表现出一种可疑的、任性的生命力。男人以为使精神战胜生命，使主动战胜被动；他的意识让自然保持距离，他的意志则改变自然，但是在性器官的形象中，他重新找到生命、自然和被动。叔本华写道：“性器官是意志的真正中心，其相反的一极是大脑。”他所称为意志的东西，是对生命的依恋，是痛苦和死亡，而大脑是思想，它在呈现生命的同时也摆脱生命，性羞耻，据他看来，就是我们在对肉欲愚蠢的迷恋面前感到的羞耻。即使人们拒绝他的理论固有的悲观主义，他在性器官—大脑的对立中看到人的二元性表现是对的。人作为主体，确定世界，他待在自己确定的世界之外，让自己成为世界的主宰；如果他把自己把握为肉体，把握为性器官，他就不再是自主的意识，透明的自由，他介入世界，就是一个有限的、要消亡的客体。无疑生育行为超越了身体的界限，但在同一时刻，它又设立这些界限。作为生殖之父的阴茎，与母体的子宫是对称的；男人来自女人肚子里受到供养的胚胎，本身又是胚胎的承载者，通过这一给予生命的种子，他自己的生命否认自身。黑格尔说：“孩子的出生，是父母的死亡。”射精是死亡的许诺，它确定了物种，与个体对立；性器官的存在及其主动性否定了主体引以为荣的特殊性。这样用生命否定精神，使性器官成为耻辱的对象。男人在把男性生殖器看做超越性和主动性，看做将他者变为己有的方式的情况下，颂扬男性生殖器；而当他在其中只看到一个被动的肉体，因为这肉体，他成为生命看不见的力量的玩偶时，他又对生殖器感到羞耻。这种羞耻会隐藏在讽刺中。他人的性器官很容易引起笑声；由于阴茎勃起模仿一种自然的动作，却并非自愿，所以常常显得可笑；生殖器官一旦显露，一旦提及，就引起快乐。马林诺夫斯基叙述，在和他一起生活的野蛮人中，只要一说出这些“可耻部分”的名字，就会引起抑制不住的笑声；许多粗俗的玩笑，都仅仅是些基本的文字游戏。在有些原始人中，在给园子锄草的日子里，女人有权残暴地侵害任何一个冒冒失失闯进村子的外来人；她们往往群起而攻之，把他打得半死，部落的男人嘲笑这种业绩；经过这种侵害，受害者成为被动的依附性的肉体；他被女人占有了，而且通过她们，被她们的丈夫占有了；而在正常的性交中，男人却想确立自己为占有者。
(93)见《剧院草图》。—原注
然而，这正是第一个谎言，女人的第一次叛变，这是生命本身的叛变，哪怕生命具有最吸引人的形式，其中也存在老年和死亡的酵母。男人对她的享用本身，毁掉了她最宝贵的性质：多次怀孕使她变胖，她丧失了性感的魅力；即使不生育，岁月的流逝也足以改变她的魅力。女人变得衰弱、丑陋、衰老，令人憎恶。俗话说，她憔悴了，凋谢了，仿佛在指一棵植物。当然，在男人身上也是如此，衰老令人害怕，可是，正常的男人不会在其他男人身上体验肉体，他和这些自主的别人的身体只有抽象的联系。正是在属于他的这个女人的身体上，男人才明显感到肉体的衰败。正是以男人敌视的目光，维庸(58)笔下的“美丽的制盔女”审视自己身体的衰老。老女人、丑女人不仅是没有吸引力的对象，她们还会引起混杂着恐惧的厌恶。在她们身上，可以重新看到母亲令人不安的形象，妻子的魅力已然消失。
(94)Paul Valéry（1871—1945），法国象征派诗人，著有《年轻的命运女神》、《海滨墓园》、《幻美集》等。
但是，并非随便哪个女人都能在男人和世界之间充当中介；男人并不满足于在他的女伴身上找到他自己的性器官的补充器官。她必须体现生命神奇的快乐，同时遮盖生活混沌的神秘。因此，男人首先要求她年轻和健康，因为男人将一个活生生的东西抱在怀里，只有当他忘记死亡寓于一切生命中，他才能对此感到入迷。他还要进一步期望：意中人是美丽的。女性美的理想是多变的，但是某些要求是持续不变的，既然女人的命运是被占有，就必须让她的身体具有物品那种惰性的、被动的性质。男性美是身体对活动职能的适应，是力量、敏捷、灵活，表现出一种超越性，它激励肉体永远不应沉沦。只有在像斯巴达、法西斯时期的意大利、纳粹时期的德国这样的社会中，女性理想才是与男性理想对称的，这些社会将女人隶属于国家，而不是个人，只将女人看做母亲，决不给肉欲任何位置。但是，当女人被当做财产交给男人时，男人所要求的是，在她身上，肉体呈现出纯粹的人为性。她的身体不是作为主体性的发散，而是作为充满内在性的东西来看待的；这个身体不应该返回到世界的其余部分，它不应该给有别于自身的另一事物提供希望，它应当遏止欲望。这种要求最幼稚的形式，就是霍屯督人(53)欣慕的臀部过肥的维纳斯的那种理想的模样，臀部是身体上神经分布最少的部分，那部分肉体就像没有用途的既定。东方人对肥胖女人的爱好属于同一类型；他们喜欢这种荒诞的过分的脂肪增多，这决不是由任何计划引起的，除存在于此没有其他意义。(54)即使在感觉更敏锐的文明中（形式与和谐的概念已经渗入那里），乳房和臀部由于发育的无偿性和偶然性，仍然是有特殊意义的东西。习俗和时尚往往致力于将女人的身体同她的超越性隔绝开来：裹脚的中国女人几乎不能走路，好莱坞女明星精心护理的指甲使她失去她的手，高跟鞋、女用紧身褡、裙环、裙撑、有衬架支撑的女裙，与其说是用来强调女性身体的曲线，不如说是用来增加肢体的不灵便。因肥胖而变得笨重，或者相反，瘦得面色苍白，寸步难行，因不合适的衣服和礼仪而难以行动，正是这时，在男人看来，这身体就像属于他的东西。涂脂抹粉、首饰也使身体和脸僵化。首饰的作用十分复杂，在有些原始人看来，它有一种神圣的性质，但它最通常的作用是把女人变成偶像。这是具有两重性的偶像：男人希望她肉感，她的美属于花朵和果实的美；而她也应该像宝石一样是平滑的、坚硬的、永恒的。首饰的作用是同时让她更密切地属于自然和使她摆脱自然，这是将人为的凝固的必要性赋予活生生的生命。女人使自己变成植物、豹子、钻石、珍珠，将花朵、皮裘、宝石、贝壳、羽毛和她的身体混合起来；她使自己变得香气扑鼻，像玫瑰和百合一样散发出芬芳，但羽毛、丝绸、珍珠和香水也用来掩盖她的肉体和气味的动物似的粗俗特点。她涂口红，搽胭脂，给予它们面具似的一动不动的牢固；她的目光，她使之约束在厚厚的眼线和睫毛膏中，只剩下眼睛的闪烁装饰；她的头发扎成辫子，烫成小卷，像雕塑般优美，失去了令人不安的植物性的神秘。在打扮过的女人身上，自然虽然在场，但是被一种人的意愿俘虏了，按照男人的欲望被重新塑造了。一个女人，自然在她身上越充分地展现魅力、受到越严格的控制，她就越发秀色可餐，“精心修饰的”女人总是理想的肉欲对象。对更自然的美的爱好，往往只是精心打扮的一种似是而非的形式。雷米·德·古尔蒙(55)希望女人头发飘拂，像溪水和牧场的草一样自由自在，但要在维罗尼卡·莱克(56)的发型上，而不是在真正任其处于自然状态的蓬乱头发上，才能有抚摸水波和麦浪之感。一个女人越年轻健康，她的有光泽的处女身看来越是具有永恒的清新，矫揉造作对她越是没有用，但必须对男人隐瞒他拥抱的这个猎物的肉体弱点以及威胁着它的衰退。这也是因为男人惧怕女人的偶然命运，因为他梦想她是不变的，必然的，所以他在她脸上、躯体和腿上寻找某种概念的正确。在原始民族中，这一概念仅仅是大众典型的完美呈现：厚嘴唇、扁鼻子的种族塑造出厚嘴唇、扁鼻子的维纳斯；后来，人们将更复杂的审美标准用于女人。无论如何，一个女人的脸型和比例越是和谐，她就越是获得男人的欢心，因为她好像摆脱了自然事物的变形。这样就导致古怪的悖论：男人期待在女人身上把握自然，不过是改变了的自然，便将女人推到矫揉造作中。女人不仅是自然的，而且同样是反自然的，这不仅是在用电烫发、用蜡脱毛、用乳胶紧身带的文明中，而且也是在头顶托盘的女黑人的国度中，在中国和地球上的所有地方。斯威夫特(57)在有名的《西莉亚颂》中揭露过这种弄虚作假；他带着厌恶描绘卖俏女人的用具，又带着厌恶请人注意她的身体动物般的顺从；他表示愤慨是错上加错，因为男人既希望女人是动物和植物，又希望她隐藏在人造的盔甲后面；他喜欢她从水波中和从一间时装店中出来，赤身裸体又穿着衣服，在衣服下面光着身子，正像他在人类世界中遇到的她那样。城市人在女人身上寻找动物性，但对服兵役的年轻农民来说，妓院体现了城市的全部魅力。女人是田野和牧场，但她也是巴比伦。
(95)这些名词在法文中都是阴性。
在女人身上，男人重新发现闪烁的繁星和梦幻般的月亮，阳光，岩洞的幽暗；反过来，灌木中的野花、花园里骄傲的玫瑰是女人。山林水泽的女仙、美人鱼、水精、仙女，常常出没于田野、树林、湖泊、海洋、荒原。在男人的心中，没有什么比这种万物有灵论更根深蒂固的了。在水手看来，大海是一个危险的、忘恩负义的、难以征服的女人，但是他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温存她，以便制服她。对登山者来说，大山是女人，骄傲、桀骜不驯、贞洁而又凶恶，他要冒着生命危险去占有她。人们经常认为，这些比喻表现了性的升华；确切地说，它们表达了女人与各种元素之间有一种像性欲本身那样本来就存在的亲缘关系。男人对占有女人的期待，有别于征服本能；她是一个特殊对象，通过这个对象，他征服自然。别的对象也可能起到这种作用。有时，男人在年轻的男孩子身上寻找海滩的沙子、黑夜的柔美、金银花的清香。但是性的插入不是实现对土地的肉体占有的唯一方式。在斯坦贝克(50)的小说《致未知之神》中，描写一个人在自己和大自然之间选择了一块长满苔藓的岩石作为中介；在《牝猫》中，柯莱特(51)描绘了一个年轻丈夫，他把自己的爱集中在他喜爱的牝猫身上，因为通过这只温柔而野性的动物，他可以掌握肉欲世界，这是他妻子的肉体不能给他的。在大海中，在高山上，他者可以像在女人身上一样完美地体现出来；它们以同样被动和意料不到的反抗对付男人，使他能够自我实现；它们是一种要克服的拒绝行为，一个要占有的猎物。如果大海和高山是女人，这是因为女人对情人来说，也是大海和高山。(52)
(96)语文学在这个问题上不如说是神秘的；所有的语言学家一致认为，各个具体词语的阴阳性分类纯粹是偶然的。但在法文中，大多数实体都是阴性：美、忠诚，等等。在德文中，大多数外来词、他者是阴性：酒吧，等等。—原注
在《秘术17》中，安德烈·布勒东(49)重复这永恒的赞歌：“梅吕齐娜听到第二下叫声，她从不成球状的髋部喷射出来，她的肚子是八月的整个收获，她的身躯从弯成弓形的腰肢发出烟火，腰里长出两只燕子的翅膀，她的乳房是在叫声中被逮住的白鼬，由于被燃烧的嘴中炽热的煤闪闪发光而目眩神迷。她的手臂是在吟唱和发出芬芳的小溪的灵魂……”
(97)Francesco Petrarch（1304—1374），意大利诗人，以十四行诗闻名，著有《阿非利加》、《歌集》等。劳拉是他诗歌中思慕的意中人。
你的舌下有蜜，有奶……
(98)Gnosticism，公元二世纪盛行于希腊—罗马世界的一种哲学和宗教运动，促使基督教制订正典、信经和主教制。
你的双乳好像一对小鹿……
(99)Novalis（1772—1801），德国浪漫派诗人，因未婚妻早逝著有《夜歌》等，夜在他笔下是神圣一体的象征。
你的面颊如同一块石榴……
(100)Salerno，意大利南部城市；Montpellier，法国南部城市，濒临地中海。
你的牙齿如新剪毛的一群母羊……
(101)Gérard de Nerval（1808—1855），法国诗人，擅长写梦，著有《奥蕾莉亚》、《幻想集》等。
你的头发如同山羊……
(102)Egeria，古罗马宗教中的精灵，传说她是努马·庞皮利乌斯国王的妻子和顾问。
你的眼好像鸽子眼……
(103)毫无疑问，她们确实表现了与男人完全一样的智力。—原注
新嫁娘通过破坏童贞的仪式被驱魔，或者相反，因她的童贞获得净化，可以被看做令人垂青的猎物。情人抱吻她，是期望占有生活的所有财富。她是整个动物界，整个人间的植物界：瞪羚、母鹿、百合和玫瑰、毛茸茸的桃子、香喷喷的覆盆子；她是宝石、贝壳、玛瑙、珍珠、丝绸、天蓝色、泉水的清洌、空气、火焰、大地和水。东方和西方所有的诗人都把女人的身体变成鲜花、果实、鸟儿。这里，仍然必须援引古代、中世纪和现代整部厚厚的选集。大家相当熟悉《圣经·雅歌》，意中人对他的心上人说：
(104)Perseus，希腊神话中的英雄，宙斯之子，他杀死海怪，救出埃塞俄比亚的国王之女安德洛墨达（Andromeda）。
但是，只有童贞和青春联系起来，才具有这种性的吸引力，否则，神秘就会重新变得令人不安了。今日，许多男人面对时间拖得过长的处女感到厌恶；将“老姑娘”看成尖酸刻薄的恶女人，不仅仅是出于心理原因。诅咒是在她们的肉体本身，这个肉体不对任何主体构成客体，任何欲望也没有对它发生兴趣，在男人的世界里找不到一席之地就开放和憔悴了；它脱离了自身命运，变成一个古怪的东西，就像一个无法与人交流思想的疯子那样令人不安。有一个四十岁的女人，风韵犹存，但被推定为处女，我听到过一个男人粗野地说她：“里面布满了蜘蛛网……”确实，无人问津、毫无用处的地窖和阁楼，充满了不干净的神秘；幽灵乐意光顾那里；被人抛弃的房子，变成精灵的住地。除非女子的童贞献给一位天神，否则人们会认为她要同魔鬼成亲。男人控制不了的处女，摆脱了男人力量的老女人，比其他女人更容易被看做女巫；因为女人的命运注定属于另一个人，如果她没有被男人的枷锁套住，她就准备接受魔鬼的枷锁。
(105)Orpheus，希腊神话中的歌手，欧律狄克（Eurydice）是他的妻子，被毒蛇咬死；他到地狱去，用音乐迷住冥王，冥王准欧律狄克复生，但要求他在引她返回阳间的路上不得回头看她，他未能做到，结果她仍被抓回阴间。
神圣与否的分别常出现一百八十度的转变，处女血在不那么原始的社会中变成一种吉利的象征。在法国，还有些村庄，婚礼后的早晨，要在亲朋好友面前展示带血的床单。这是因为在父权制中男人变成了妻子的主人；在动物中使人害怕的特点，或者未被驯服的因素，对懂得驯养的主人来说，则变成宝贵的特点。男人把野马的暴烈、雷霆和瀑布的万钧之力变成使他兴旺的工具。因此，他希望把妻子整个原封未动归为己有。在强加给少女的关于德行的禁令中，理性的动因无疑起着作用，就像妻子的贞洁一样，未婚妻的纯洁是必要的，为的是不让父亲有任何危险将自己的财产遗留给外人的孩子。可是，当男人把妻子看做自己的个人财产时，就更直接地要求女人保持童贞。首先，积极地实现占有这一概念总是不可能的；事实上，人永远也拥有不了什么，也拥有不了任何人；因此便企图以否定的方式来实现；确定财产属于自己的最稳妥方式，就是阻止别人享用它。其次，对人来说，没有什么比从来不属于任何人的东西更加令人渴望了。于是，征服就显现为独一无二的、绝对的事。处女地总是吸引着探险者；每年登山运动员为了想闯入无人踏足过的一座山，甚至仅仅想在山坡上开辟一条新路，都会付出生命代价；好奇的人冒生命危险，下到从来没有探测过的岩洞底部。人们已经驯服的东西，变成一个工具；从根底被切断，就失去最深邃的品质，而未被征服的湍流比公共喷泉的水包含更多的希望。一个处女的身体有着暗泉的清新，有着清晨含苞欲放的花冠的毛绒绒，就像阳光还没有抚摸过的珍珠般的东方。岩洞、神庙、殿堂、秘密的花园，犹如孩子那样，男人被任何意识都从没有触动过的、暗影幢幢和封闭的地方所迷惑，这个地方正期待着被赋予灵魂，如果他是唯一一个去抓住和深入这些东西的人，他觉得事实上是他创造了它。再说，一切欲望所追逐的目的之一，就是享用激起他欲望的、招引他去毁灭的东西。比起插入时让处女膜完好无损，男人破坏处女膜对女性身体的占有方式更为亲密；在这种不可逆转的行动中，他毫不含糊地把女人身体变成一个被动的东西，他确定了对它的占有。这意义非常准确地表现在骑士的传说里：他在荆棘丛生的灌木中艰难地开辟一条道路，为的是采摘一朵没有人闻过的玫瑰；他不仅发现了它，而且折断了花茎，于是他征服了它。形象是如此清晰，在民间语言中，用“摘花”来比喻占有一个女人，就意味着毁掉她的童贞，“破坏童贞”(48)这个词即来源于此。
(106)Orson Welles（1915—1985），美国电影导演，作品有《公民凯恩》、《从上海来的女人》等。
男性在恐惧和欲望之间、在担心被不可控制的力量占有和攫取这些力量的意愿之间的犹豫不决，鲜明地表现在童贞的神话中。男性时而惧怕它，时而期待或者甚至苛求它，它好像女性神秘最完美的形式；于是，它同时成了女性神秘最令人不安和最迷惑人的表现。根据男人感到自己被包围的力量压倒，或者根据他骄傲地自认为能够吞并这些力量，他拒绝或者要求他的妻子嫁给他时是处女。在最原始的社会中，女人的能力受到颂扬，恐惧占了上风；女人在新婚之夜最好不是处女。马可·波罗(42)关于西藏人是这样断言的：“他们之中谁也不愿意娶一个可能是处女的姑娘做妻子。”人们有时以理性的方式解释这种拒绝：男人不愿意要一个没有挑起过男人性欲的妻子。阿拉伯地理学家贝克里谈到斯拉夫人时说：“如果一个男人结婚时发现他的妻子是处女，他便对她说：‘如果你有点价值，男人就会爱上你，就会有一个人夺走你的童贞。’”然后他把她赶走和休掉。有人甚至认为，有些原始人只接受同一个已经是母亲、表现出她有生育能力的女人结婚。但是，不要处女为妻的习俗流传如此广泛的真正原因是神秘的。有些民族设想，在阴道里有一条蛇，在处女膜破裂时会咬丈夫；人们赋予童贞的血以可怕的功能，认为它与经血相似，也能够毁灭男性的活力。这些意象表明了如下观点，即女性本原如果原封不动的话，就更有力量，包含更大的威胁。(43)有时候，不会出现非处女的问题，例如，在马林诺夫斯基(44)描绘的土著人中，由于性行为从童年起就被允许，因此姑娘绝对不是处女。有时，母亲、姐姐或者某个收生婆有步骤地破坏小姑娘的童贞，在她的整个童年时期，扩大阴道口。也有时破坏童贞是在青春期由女人们用一根棍子、一块骨头、一块石头进行的，仅仅被当做外科手术看待。在其他部落，小姑娘到了青春期，要屈从于一次野蛮的秘密祭礼：男人们把她拖出村外，用工具破坏她的童贞，或者奸污她。最常见的仪式之一是把处女提供给过路的异乡人，要么认为他们对于“神力”没有反应，这种“神力”只对部落的男性有危险；要么不在乎不幸会落在他们身上。更常见的是，祭司、医生、酋长，或者部落首领，在举行婚礼的前一夜破坏未婚妻的童贞；在马拉巴尔(45)海岸，婆罗门负责做这种事，看起来他们并无乐趣，却要求巨额报酬。众所周知，凡是神圣的东西对不信教的人都是危险的，而祝圣的人却能运用而没有危险，因此可以理解，祭司和首领能够驯服邪恶的力量，而丈夫应该对这种力量加以防范。在罗马，这类习俗只留下一种象征性的仪式，人们让未婚妻坐在一个普里阿普斯(46)石像的生殖器上，这有双重目的：提高生殖力，并且消耗她身上过于强有力、因而甚至有害的流体。丈夫还用其他方法来自卫：他亲自破坏处女的童贞，但这必须与保护他不受侵害的仪式同时进行，比如，他当着全村人的面，用一根棍子或一块骨头来做。在萨摩亚(47)，他事先用白布裹在手指上，再把沾上血迹的碎布片分发给与会者。有时，男人也被允许以正常方式破坏妻子的童贞，但是三天内不能在她身上射精，避免受精的胚胎被处女膜的血玷污。
(107)Penthesilea，希腊神话中亚马孙人的女王，美丽而勇敢，受到阿喀琉斯的赞美，一说被他杀死。
发泄性欲时，男人拥抱着情人，竭力迷失在肉体的无限神秘中。但我们看到，相反，正常的性欲将母亲与妻子区分开来。男人对神秘的生命炼金术感到厌恶，而他自己的生命却从大地的甜美果实中得到养料和满足；他希望将果实据为己有；他觊觎芙蓉出水的维纳斯。女人首先是作为妻子出现在父权制中，因为最高的创造者是男性。夏娃在成为人类的母亲之前，是亚当的女伴；她被献给男人，是为了让他占有她，让她怀孕，就像他占有土地和使土地丰收；通过她，他把整个大自然变成他的王国。男人在性行为中寻找的不仅是一种主观的短暂乐趣。他想征服、攫取、占有；拥有一个女人，就是战胜她；他深入到她体内，就像犁刀插入犁沟中；他把她变成自己的东西，就像他把耕作的田地变成自己的那样；他耕耘、种植、播种，这些意象如同文字一样古老；从古至今，人们可以举出上千个这种例子：《摩奴法典》说：“女人像农田，而男人像种子。”在安德烈·马松(40)的一幅画中，可以看到一个男人手里拿着一把铲子，在挖掘一个女性生殖器形状的园子(41)。女人是她丈夫的猎物、他的财产。
(108)美国侦探小说—或者美式侦探小说—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子。比如，彼得·切尼的主人公总是与一个极其危险、除了他们别人都不能制服的女人交手，整部小说是一场决斗，她最后被康皮荣或者卡拉汉战胜，落入他的怀抱。—原注
然而，也正是在这种形象中，她使得与宇宙和天神分离的社会继续同它们保持联系。今日，她仍然在贝都因人、易洛魁人(33)中保证田野的丰收；在古希腊，她倾听地底的声音；她截取风和树的语言，她是皮提亚、西比尔(34)、女先知；死人和天神借她的嘴说话。今日她保留着这些神化的权力，她是通灵人、手相家、用纸牌算命的女人、预言家、受神灵启示的人；她听到各种声音，看到异象。当男人感到需要重新投入动植物生命的怀抱中时—就像安泰俄斯(35)接触大地能恢复力量一样—他们便求助于女人。对土地的崇拜，经过希腊和罗马的理性文明还残存下来。这些崇拜通常是脱离正式宗教生活展开的；最后甚至像在埃莱夫西斯(36)那样，采取秘密仪式的形式，它们的含义与太阳崇拜的含义相反，在太阳崇拜中，男人肯定自己的分离意志和精神意志；它们是这种意志的补充；男人竭力通过迷醉摆脱自身的孤独，这就是秘密仪式、酒神节的目的。在男性重新征服的世界中，是一个男性的神狄俄尼索斯剥夺了伊什塔尔、阿斯塔特的魔力和蛮力，但仍然是女人在他的形象周围肆虐：梅纳德、梯伊阿得、巴尚特(37)呼吁男人来到宗教的迷醉和神圣的疯狂中。神圣的卖淫的作用也是相同的，这同时是发泄和疏导生育的力量。今日，民间节日仍然以纵欲为特点；女人在其中不仅仅是一种享乐对象，而且是一种达到个体在其中自我超越的hybris(38)的方法。乔治·巴塔耶(39)写道：“一个人在自己内心深处具有的失落感、悲剧感，即‘盲目的神奇’，只能在一张床上遇到。”
(109)André Malraux（1901—1976），法国作家、政治家，曾任法国文化部长，著有《征服者》、《王家大道》、《人的状况》、《希望》、《反回忆录》等。
在关于处在不洁状态的女人的禁忌中，没有一个像禁止这时同她进行性交那样严厉。《利未记》判定违反规定的男人七天不洁。《摩奴法典》更加严厉：“一个接近被月经排泄物玷污的女人的男人，要彻底失去智慧、能量、力量、活力。”苦修修士命令与月经期女人发生性关系的男人苦修五十天。因为在那时女性本原被认为达到它的力量的顶点，人们担心在亲密的接触中，它会战胜男性本原。男人更加朦胧地厌恶在他占有的女人身上，重新找到他所恐惧的母亲的本质；他竭力分开女性的这两种面貌，因此，禁止乱伦以异族通婚的形式，或者以更现代的形式，成为普遍的法则；因此，在女人更为专注于她的生育角色时，即在月经期、怀孕期、哺乳期，男人远离女人，不与之性交。恋母情结—必须修正这个概念—并不与这种态度相悖，而是相反，与此相连。男人把女人当做世界混沌的源泉和有机体的混乱变化来加以防范。
(110)见《人的状况》。—原注
把这种厌恶归结于一般对血的厌恶，说服力是非常不够的。当然，血本身是一种比任何别的“神力”更神圣、更深邃的元素，它同时是生与死。经血的不祥能力更为奇特。它体现了女性的本质。因此，流血使女人本身处于危险之中，她的“神力”就这样被物质化了。在沙戈民族的秘密祭礼中，怂恿女孩子小心隐瞒经血。“不要给你的母亲看见，她会死去的。不要给你的女伴看见，因为可能有一个坏女孩把你用来擦拭的布搞到手，你结婚后就会不生育。不要给一个恶妇看见，她会把这块布放在她的草房上面……那样的话，你就不会有孩子。不要把布扔在小径上或者扔在灌木丛里，一个恶人会拿来干坏事。把它埋在土里。不要让你的父亲、你的兄弟们和姐妹们看见这血。如果你让人看见，这是一个罪过。”(29)在阿留申人(30)那里，如果女儿刚来月经时被父亲看见，她就有变成瞎子或聋子的危险。他们认为，这时女人被精灵附身，具有危险的能力。有些原始人相信，月经是由于被蛇咬引起的，女人与蛇和蜥蜴有可疑的亲缘关系，月经会有爬行动物的毒素。《利未记》将月经与漏症相提并论；流血的女性不仅有一个伤口，而且有一个可疑的伤口。维尼(31)把玷污的概念和生病的概念结合在一起，他写道：“女人是生病的孩子，十二倍的不纯。”作为复杂的体内炼金术的结果，这种女人要忍受的周期性出血，奇特地与月亮的周期一致，而月亮也是危险地反复无常的(32)。女人参与这种可怕的齿轮传动，它控制着行星和太阳运行，女人是制约星辰、潮汐命运的宇宙力量的猎物，男人要忍受她令人不安的辐射。尤其令人惊讶的是，月经的出血与变质的奶油、不凝结的蛋黄酱、发酵、解体的概念相连；还有人认为，这血很可能引起易碎物质破裂；它可能使小提琴和竖琴的琴弦断裂；但它尤其对有机物质有影响，介于物质和生命中间；这并非由于它是血，而是因为它是从生殖器官中流出来的；人们甚至并不了解它准确的作用，就知道它与生命的孕育相连，古人不知道卵巢的存在，竟然在月经中看到精液的补充物。事实上，并非这血使女人变成不洁，更确切地说，它彰显出不洁；它出现在女人可能受孕的时候；等到它消失了，女人一般来说再次变得不孕；它从胎儿成形的肚子中喷射而出。通过它，表达了男人对女性生育所感到的恐惧。
(111)Narcissus，希腊神话中的美少年，只爱水中自己的倒影。
这些信念强有力地延续到今日。一八七八年，英国医学协会的一个成员在《英国医学杂志》上刊登了一篇学术报告，文章中宣称：“肉一旦被来月经的妇女碰过以后就要腐烂，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他说自己经历过两个火腿在这样的情况下变质的案例。本世纪初，在法国北部的制糖厂里，有条规定禁止被盎格鲁—撒克逊人称做“curse”(26)、“灾祸”的东西触及的妇女进入工厂，因为糖会变黑。在西贡，鸦片工厂里不用女工，由于月经的关系，鸦片会变苦。这些信念在法国的许多农村地区还残存着。所有的厨娘都知道，如果她来月经，或者只不过面对一个来月经的女人，就不可能做成蛋黄酱。最近在安茹(27)，有一个老园丁把当年收获的苹果酒存放在食物贮藏室里，写信告诉主人说：“必须要求家中的年轻太太和女宾在每月的某几天不要穿过食物贮藏室，她们会妨碍苹果酒发酵。”厨娘了解到这封信的内容后，耸耸肩说：“这从来没有妨碍过苹果酒发酵，这仅仅对肥肉不好，不能在一个来月经的女人面前腌肉，肉会腐烂。”(28)
(112)“男人创造了女人，用的究竟是什么？用他的神、他的理想的一根肋骨。”（尼采《偶像的黄昏》）—原注
必须保护整个自然不受损害。
(113)见《酒的真理》。—原注
噢！女人，你的月经是灾害
(114)Jules Laforgue（1860—1887），法国诗人，著有《悲歌集》、《月亮圣母的模仿》等。
一个英国古代的诗人表达了同样的情感，他写道：
(115)Salome（？—约72），犹太人公主，希罗底的女儿，她为国王跳舞，代价是要将施洗约翰的头盛在银盘里。
在一切文明中，直到今日，女人仍然让男人恐惧，这是对他投射在她身上的、自己肉体的偶然性的恐惧。未到青春期的小姑娘不包含威胁，她不是任何禁忌的对象，不具有任何神圣性。在许多原始社会中，她的性别本身显得是无邪的，从童年开始，允许男孩子和姑娘玩色情游戏。从女人能生育之日起，她变得不纯洁。人们经常描绘原始社会中，小姑娘初潮之日围绕着她的严厉禁忌，甚至在女人受到特别重视的埃及，她在来月经期间要受到禁闭。(25)往往让她待在屋顶上，把她打发到村子范围之外的小屋中，既不能去看她，也不得触摸她，更有甚者，她不能用自己的手触摸自己；在捉蚤子成为家常便饭的民族中，人们交给她一根小棍子，她可以用来给自己搔痒；她不应该用手指去碰食物；有时，她被完全禁止吃东西；还有的时候，母亲和姐妹可以用一个工具喂她进食；但是，凡是在这期间同她接触过的东西都应该烧掉。通过这第一次考验，月经禁忌就不那么严厉了，不过，禁忌还是严格的。在《利未记》中尤其可以看到：“女人行经，必污秽七天，凡摸她的，必不洁净到晚上。凡摸她床的……在女人的床上，或在她坐的物上，若有别的物件，人一摸了，必不洁净到晚上。”这篇文字与谈到漏症在男人身上产生的不洁恰好是对应的。净化的祭品在两种情况下是相同的。必须要有七天时间来排出月经，而且要带着两只斑鸠或者两只雏鸽到祭司那里，他会把它们献给神。需要指出的是，在母权制社会，与月经相连的效力是模糊不清的。一方面，月经使社会活动瘫痪，摧毁生命活力，使花朵憔悴，使果实掉落下来；可是它也有好效果：月经用在春药和治疗中，特别用来医治割破的伤口和瘀血。直到今日，有些印第安人出发去攻打常常光顾河边的怪兽时，在船头放上沾满月经血污的纤维团，因为流出的血对他们超自然的敌人是不祥的。某些希腊城邦的少女把沾上她们初潮鲜血的布送到阿斯塔特的神庙去敬奉。但是，自从父权制产生以来，就只认为女性身上流出的可疑液体是不祥的。普林尼在《博物史》中说：“来月经的女人会糟蹋庄稼，使园子凋零，扼杀胚芽，使果实落地，杀死蜜蜂；如果她碰到酒，酒就变成醋；奶会变酸……”
(116)可以看到，在希腊和中世纪，这是许多诉苦的题材。—原注
男人希望确定个体的存在，骄傲地依靠“本质差异”，但他也希望粉碎自我的樊篱，与水、大地、黑夜混合，与虚无混合，与一切混合。把男人置于有限中的女人，也允许他超越自己的局限，她拥有的模棱两可的魔力由此而来。
(117)Henri Bernstein（1876—1953），法国剧作家，著有《雅克兄弟》、《以色列人》等。
我说：亲爱的母亲啊，让我进去吧。
(118)Georges de Porto-Riche（1849—1930），法国剧作家，著有《恋女》、《老人》等。
敲打我母亲的大门——土地，
(119)Geneviève de Brabant，据中世纪的民间传说，她是布拉班特公爵的女儿，婚后，丈夫去打仗，但她已怀孕。管家无法引诱她，便诬陷她通奸。她在仆人的帮助下带着孩子逃到森林。后来真相大白。她被看做受到迫害但最后胜利的美德的化身。Desdemona，《奥赛罗》的女主人公，受到奥赛罗的怀疑而被杀死。
我用棍子日日夜夜
(120)Griselda，《十日谈》的女主人公，顺从和忠诚的象征。
但这里，双重性重新起作用：如果生育总是与死亡相连，那么死亡也与生育相连。受到憎恨的死亡显得像新生一样，于是它也受到祝福。死去的英雄像俄赛里斯一样每到春天复活，通过新的分娩再生。荣格(21)说，人的最高希望“就是死亡幽暗的水变成生命之水，死亡和它冰冷的拥抱是母亲的怀抱，一切就像大海一样，尽管太阳没入它的深处，却在其中再生”(22)。太阳神沉入大海的怀抱及其光辉的再现，是许多神话学的共同题材。人同时想活，又渴望休憩、睡眠和虚无。人不希望不朽，由此，人可以学会热爱死亡。“无机物质是母亲的怀抱，”尼采(23)写道，“摆脱了生命，重新变成真实，才是尽善尽美。懂得这一点的人会把重新回到无感觉的尘土中看成一个节日。”乔叟(24)让这篇祈祷从一个长生不死的老人的嘴里念出：
(121)Pedro Calderón de la Barca（1600—1681），西班牙剧作家，著有《人生是梦》等。Federico García Lorca（1898—1936），西班牙诗人、剧作家，著有《吉卜赛谣曲集》、《贝尔纳达·阿尔瓦的家》等。Ramón María del Valle Inclán（1866—1936），西班牙作家，著有《四季奏鸣曲》、《波希米亚之光》、《暴君班德拉斯》等。
因此，女人—母亲有一副黑暗的脸，因为她是混沌，一切从那里产生，有朝一日一切又回到那里；她是虚无。在黑夜中，日光显示的世界的各种面貌互相混同，封闭在物质的一般性和不透明中的精神之夜、睡眠和虚无之夜中。在大海的中心笼罩着黑夜，女人是古代航行者恐惧的Mare tenebrarum(20)；在大地的深处是黑夜。人受到沉入这黑夜的威胁，它是生殖力的反面，使人恐惧。人渴望天空、亮光、阳光灿烂的峰顶、蓝天纯粹而晶莹的寒冷；在人的脚下，有一个潮湿的、热烘烘的、幽暗的、时刻准备逮住人的深渊；许多传说告诉我们，英雄重新陷入母性的黑暗中：岩洞、深渊、地狱，万劫不复。
(122)Jean Richepin（1849—1926），法国作家，著有《乞丐之歌》、《讨厌的人》等。
但是，男人身上对肉体状态的反叛更为常见；他将自己看成一个失势的神；他的不幸是，从光辉的、秩序井然的天上，掉到母腹的混沌黑暗中。他期待从中认出自己的这团火、这股主动而纯粹的气息，被女人禁闭在烂泥里。他期望自己像纯粹的概念，像一、一切、绝对精神一样必然；他感到自己被关在一个狭小的身体里，关在一个不是他所选择的时空里，他没有被召唤到那里，一无用处，笨重，荒诞。肉体的偶然性，这就是他的存在本身的偶然性，他要在孤单中，在无法证明其合理的无偿性中忍受这种偶然性。这也必然置他于死地。在子宫（就像坟墓一样神秘和封闭的子宫）里成形的这种颤动的胶质，太容易令人想起腐尸柔软的黏滞性，以致他不会不带着战栗转过头去。但凡生命正在形成的地方，萌芽、发酵，都会引起厌恶，因为它是在分崩离析中成形的；黏性的胚胎开始了一个周期，这个周期要在死亡的腐烂中结束。因为人厌恶无偿性和死亡，所以厌恶被生出来；人想否认自己的动物性关系；残忍的大自然凭借出生这一事实控制着人类。在原始人身上，分娩受到最严格的禁忌包围，特别是，应该仔细地烧掉胎盘，或者把胎盘扔到海里去，因为任何获得胎盘的人，都会把新生儿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形成胎儿的这种物质，是胎儿附属性的标志；消灭了胎盘，就让个体摆脱活的黏稠物质，实现自主。生孩子的污物溅到母亲身上。《利未记》和所有的古代法典将洁身礼强加给产妇；在许多农村地区，安产感谢礼的仪式维持着这种传统。人们知道，面对一个怀孕女人的肚子和奶妈鼓胀的乳房，孩子、少女和男人感到多么局促不安，这种本能的局促不安往往在嘲笑中掩饰过去。在迪皮特伦(16)博物馆里，好奇的人带着病态的兴味，观看蜡做的胚胎和保存下来的胎儿，他们会带着同样的兴味去掘开一个坟墓。尽管社会对生育投以尊敬，生育职能却使人产生本能的反感。如果小男孩在幼年时耽于肉欲，依恋母亲的肉体，等到他长大，踏上社会，意识到自己的个体存在时，这肉体就令他恐惧；他不想知晓这肉体，在他的母亲身上只想看到一个精神上的人；如果他坚持认为她是纯洁的、圣洁的，这更多是因为不想承认她有身体，而不是出于爱的嫉妒。一个青年和他的同学们一起散步时，遇到他的母亲、姐妹们、他家的某个女人，便感到窘迫，脸涨得通红，这是因为她们的在场使他想起他力图逃离的内在性区域；这暴露了他力图摆脱的根底。当母亲抱吻小男孩，爱抚他时，他的恼怒具有同样的意义，他否认家庭、母亲、母亲的怀抱。他想像雅典娜一样从头到脚武装起来，刀枪不入，出现在成人的世界上。(17)被怀上，被生出来，这是压在他的命运之上的诅咒，不洁玷污他的存在。这是他的死亡的预告。崇拜生育总是与崇拜死人联结在一起。大地—母亲把她的孩子们的骸骨埋葬在她的怀抱里。是女人—帕耳开和摩伊赖(18)—在纺织人的命运，但也是她们切断这些线。在大多数民间故事中，死神是女人，为死者哭泣也属于女人的事，因为死亡是她们的作品。(19)
(123)Sphinx，希腊神话中女首狮身长有翅膀的怪物。
人将自己植根于自然中；人像动物和植物一样产生；他很清楚，只有活着才能存在。但自从父权制出现以来，生命在人的眼里具有双重面貌：它是意识、意志、超越性，它是精神；它又是物质、被动性、内在性，它是肉体。埃斯库罗斯、亚里士多德、希波克拉底宣称，在人间和奥林匹斯山(9)，男性本原是有真正的创造力的，由此产生形式、数量、运动；有了得墨忒耳，麦穗才会增加，但麦穗的根源和它的实体是在宙斯身上；女人的繁殖力只被看做一种被动的品质。她是土地，男人是种子，她是水，而他是火。创造往往被想象成火与水的结合；是温热的潮湿产生了活生生的存在；太阳是海洋的丈夫；太阳、火是男性的神；而海洋是找得到的最普遍的母性象征之一。不活动的水受火热阳光的作用，阳光使水受精。同样，农夫犁开的土地一动不动地在犁沟里接受种子。但她的作用是必不可少的，是她供养胚芽，给胚芽以庇护，并提供养料。因此，即使大母神被废黜，人类还是继续崇拜生育女神(10)；人类靠了库柏勒，获得丰收、畜群和兴旺。人类自身的生命得之于她。人赞美水同赞美火一样。歌德在《浮士德·悲剧第二部》中写道：“光荣属于大海！光荣属于她环绕着圣火的波涛！光荣属于波浪！光荣属于火！光荣属于奇特的冒险！”人颂扬大地，就像布莱克(11)称之为“The matron Clay”(12)那样。一个印度的先知建议他的弟子们不要锄地，因为“这是以农业劳动伤害或者切割、撕裂我们共同的母亲……我会拿一把刀戳入我母亲的怀里吗？……我会切开她的肉体，一直切到她的骨头吗？……我怎么敢割掉我母亲的长发呢？”在印度中部的“拜加人”也认为“用犁撕开大地母亲的胸怀”是罪过。反过来，埃斯库罗斯提到俄狄浦斯时说，他“敢于在将他形成的神圣犁沟里播种”。索福克勒斯(13)谈到“父性的犁沟”和“农夫，他是播种时节只拜访一次的远方田野的主人”。在埃及的一首歌曲中，被爱的人宣称：“我是大地！”在伊斯兰的典籍中，女人被称做“田野……葡萄园”。阿西西的圣方济各(14)在他的一首赞歌中提到“我们的姐妹，大地，我们的母亲，保存我们，给我们照料，开出五颜六色的花，长出青草，结出各种各样的果实”。在阿基洗泥浴的米什莱感叹道：“我们亲爱的共同母亲！我们是一体的。我来自你，又回到你那里！……”甚至有些时代盛行一种活力论的浪漫主义，期望生命战胜精神：大地、女人的神奇生殖力显得比男性共同协力进行的活动更美妙；男人梦想重新与母性的黑暗融合，为的是重新找到他的存在的真正源泉。母亲是伸到宇宙深处的根，汲取其中的汁液，她是喷射出活水的泉源，这活水也是有营养的奶汁、一股温热的泉水、土和水混合而成并富有再生力的泥。(15)
(124)Paul Bourget（1852—1935），法国小说家、批评家，著有《弟子》、《离婚》等。Henri Bataille (1872—1922)，法国诗人、剧作家，著有《白色房间》、《旅行》等。
男人在女人身上寻找他者，看成自然，看成他的同类。但是我们知道，男人对于自然有着何种矛盾的情感。人开垦自然，但自然压垮他，人产生于自然，又死于自然中；自然是他存在的源泉，又是他使之顺从自己意志的王国；这是一种灵魂受困其中的物质，这是最高的实体；它是偶然性和概念，有限和全部；它是与精神相对的东西和精神本身。它时而是同盟者，时而是敌人，像生命从中涌现的黑暗混沌，像生命本身，又像生命趋向的彼世；女人作为母亲、妻子和概念概括了自然；这些形象时而相混，时而相互对立，每一种形象都有双重面貌。
(125)Alain-Fournier（1886—1914），法国小说家，著有《大个子莫尔纳》等。
克尔恺郭尔(7)说：“成为女人是某种非常古怪、非常混杂、非常复杂的东西，以致任何谓语都表达不出来，人们想运用的多个谓语自相矛盾到了这般田地，以至于只有一个女人才受得了。”(8)这是由于女人没有受到积极看待，就像她是自为的存在那样，而是被否定地看待，就像她在男人看来那样。因为即使有其他不同于女人的他者，女人仍然总是被定名为他者。她的含糊不清，是他者概念本身含糊不清，是人类状况在它与他者的关系中确立时含糊不清。有人已经说过，他者就是恶，但对善必不可少，反过来又回到善；我正是通过它达到一切，但正是它把我和整体分离；它是无限之门和我的有限之尺度。因此，女人不体现任何凝固的概念，通过她，不断地完成从希望到失败，从仇恨到爱，从善到恶，从恶到善。不管通过什么角度看待她，正是这种矛盾的双重性首先引人注目。
(126)英文，握手。
要描绘一种神话总是很难的；它不让人把握，也不让人勾勒轮廓，它纠缠着意识，却不让自身作为凝固的东西摆在意识面前。它如此变化无常和矛盾，以致人们一开始无法觉察它是统一的：大利拉(5)和犹滴，阿斯帕西娅和卢克雷蒂娅，潘朵拉和雅典娜(6)，女人同时是夏娃和圣母马利亚。她是一个偶像、一个女仆、生命的源泉、黑暗的势力；她是沉默真理，她是诡计、多嘴多舌、谎言；她是医者，又是女巫；她是男人的猎物，她是他的不幸，她是他没有和想拥有的一切，是他的否定和存在理由。
(127)Charles Gantillon (1909—1967)，法国戏剧导演，将乔治·费多、让·科克托的作品搬上舞台。
一切神话都牵涉到一个主体，它把自己的希望和恐惧投向超越的天空。女人由于不是作为主体确立的，没有创造反映她们计划的男性神话；女人没有属于自己的宗教和诗歌，她们仍然是通过男人的梦想去梦想。她们崇拜的是男人创造的天神。男人创造出伟大的男性形象来自我歌颂：赫拉克勒斯、普罗米修斯、帕尔齐法尔(3)；在这些英雄的命运中，女人只起次要作用。无疑存在一些在男人与女人的关系中抓住的粗线条的男性形象：父亲、诱惑者、丈夫、嫉妒者、好儿子、坏儿子，但这也是男人确定的，它们达不到神话的崇高，它们只不过是一些老生常谈。而女人特别是在她与男人的关系中被确定的。男女两个类别的不对称，表现在有关性的神话的单向构成中。人们有时用“le sexe”(4)来指女人；因为她是肉体及其快乐和危险，对女人来说，男人是有性特征的，有肉欲的，这是一个真理，却从来没有被宣布过，因为没有人宣布。将世界呈现为世界，是男人的活动；他们以自己的观点描绘世界，把自己的观点和绝对真理混淆起来。
(128)Henry Miller（1891—1980），美国小说家，著有《北回归线》、《南回归线》、《在玫瑰色的十字架上受刑》等。
然而，对他来说，她并不代表他者的唯一化身，她在历史的进程中并不总是保持同样的重要性。有时，她被其他偶像遮没了。当城邦、国家吞没了公民时，便再也没有可能考虑到个人命运。斯巴达女人忠于国家，地位高于其他希腊女人。但她也没有被任何男性梦想所美化。对领袖的崇拜，不管是拿破仑、墨索里尼还是希特勒，排除了其他一切崇拜。在军事专政和极权制度下，女人不再是一个有特权的客体。大家明白，在公民不太清楚生活意义的富裕国家里，女人会被神化，美国的情况就是这样。相反，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要求人人平等，从现在直至未来都拒绝任何一类人成为客体或偶像，在马克思宣布的真正民主的社会里，没有他者的位置。然而，很少男人完全符合自己选择做的士兵、战斗者的形象；在他们作为个体的情况下，他们认为女人保留着特殊的价值。我读过德国士兵写给法国妓女的信，信中不顾纳粹主义，多愁善感的习俗显得天真活泼。共产党作家，例如法国的阿拉贡、意大利的维多里尼(2)，在他们的作品中都给予女人—情人或母亲—头等重要的位置。也许女人神话有朝一日会消失，因为女人越是作为人而确立，他者的美好品质就越要在她们身上消失。但是今日他者仍然存在于所有男人的心中。
(129)Raskolnikov，Sonia，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罪与罚》中的男女主人公。拉斯柯尔尼科夫杀死了一个放高利贷的老太婆，受尽内心斗争的折磨，在无边苦难的化身索尼娅的感化下投案自首。
我们已经看到，最初不存在获得解放的妇女，也没有男性去奴役她们，性别的区分也绝不会构成阶级之分。把女人比做奴隶是一个错误；有些女人是奴隶，但总是存在自由的女人，就是说，她们具有宗教和社会的尊严，她们接受男人的至高无上，男人并不感到会使他们沦为客体的反抗的威胁。这样，女人表现为非本质，永远不会变为本质，就像不需互换的绝对他者。关于创世的所有神话都表达了这种重视男性的信念，其中就有《创世记》的传说，它通过基督教，在西方文明中延续下去。夏娃没有同男人一起创造出来；她既不是用不同的物质创造的，也不是用塑造亚当的泥巴创造的，她是从第一个男性的肋骨抽取出来的。她的出生本身就不是自主的；天主没有自发地选择为了她本身去创造她，为的是反过来让她直接受到宠爱，天主把她指定给男人；正是为了不让亚当孤独，天主把她给了他，她的因果都在丈夫身上；她是按照非本质的方式创造的他的补充。因此，她像是一种有特权的猎物。她是升至意识的半透明状态的自然，她是自然而然顺从的一种意识。这正是男人往往在女人身上寄托的美好希望：他期望在肉体上占有一个存在，通过用驯顺的自由使自己在自身的自由中获得确认，作为存在达到自我完善。任何男人都不会同意成为女人，而所有男人都希望有女人。“我们感谢天主创造了女人。”“大自然是仁慈的，因为它把女人赐予男人。”在这些句子和其他类似的句子中，男人再一次以狂妄而幼稚的口吻断言，他在这世界上的在场是不可避免的事实和权利，而女人的存在是一个普通的偶然事件，不过这是一个美妙的偶然事件。女人作为他者，与男人在自身感到虚无的存在相比，显得是一种存在的充实；他者在主体看来是客体，是自在，因而被确立为存在。生存者心中的那种缺失，积极地体现在女人身上，男人正是通过她与之汇合，期待自我实现。
(130)马塞尔·施沃布在《莫内尔卷》中诗意地阐述这个神话：“我要对你谈到那些小个子妓女，你会了解开始的情况……你看，她们对你发出怜悯的喊声，用她们瘦骨嶙峋的手抚摸你的手。她们只有在你十分不幸时才理解你；她们同你一起哭泣，安慰你……你看，她们当中没有一个人能同你待在一起。她们会过于忧伤，当你不再哭泣时，她们待下去会感到羞耻，不敢看你。她们告诉你要让你知道的教训，然后才走开。她们不顾寒冷和下雨，前来吻你的额角，擦拭你的眼睛，而可怕的黑暗重新夺走她们……用不着去想她们在黑暗中能干些什么。”—原注
但是男人不喜欢困难；他害怕危险。男人矛盾地渴望生活和休憩、生存和存在；他很清楚，“精神不安”是其发展的代价，男人与客体的距离是面对自身在场的代价；然而，男人梦想在不安中得到宁静，梦想意识所存身的晦暗不明的充实。这个梦想的化身，正是女人；她是外在于男人的自然和与之过于相像的同类之间理想的媒介(1)。她既不以大自然敌对的沉默去对抗他，也不以互相承认的严厉要求去对抗他；她通过独一无二的特权，成为一种意识，似乎可以在她的肉体中占有这个意识。靠了她，便有了一种逃避主奴之间无情的辩证关系的方法，这种关系的根源就在自由的相互性中。
(131)Marquis de Sade（1740—1814），法国作家，著有《闺房中的哲学》、《索多玛一百二十天》等；Leopold von Sacher-Masoch（1836—1895），奥地利作家，著有《穿裘皮的维纳斯》等。
历史向我们表明，男人总是掌握所有的具体权力；从父权制开始，男人就认为将女人保持在从属的地位是有用的；他们的法典是为了对付女人而设立的；女人就是这样具体构成他者。这种状况服务于男性的经济利益，但是它也适合他们的本体论的和伦理的要求。一旦主体力图确立，限制主体和否定它的他者仍然必不可少，主体只有通过这种不是它本身的实体才能到达自身。因此，男人的生活从来不是充实和休憩，它是缺失和活动，它是斗争。男人面对自己，与大自然相遇；他有办法控制它，力图使它驯服。但是它无法满足他。要么它只作为纯粹抽象的对立面而存在，它是障碍，与他格格不入；要么它被动地忍受男人的愿望，让他掌握；他只在消耗它，也就是说在摧毁它的时候才掌握它。在这两种情况下，他是单独的人，他触到一块石头的时候是单独的，他消化一颗果实时是单独的。只有当他者面对自身在场时，才有他者的在场，就是说，真正的他性是与自我意识分离、又与之同一的意识的他性。是其他人的存在使每个男人摆脱他的内在性，使他能够完成自身存在的实在性，能够作为超越、作为向客体的逃逸、作为计划，达到自我完善。但是这种外在的自由既确认我的自由，也与之发生冲突，这是不幸意识的悲剧，每个意识都企图作为至高无上的主体单独出现。每一个意识都力图把另一个意识压制到奴役状态来达到自我完善。可是，在劳动和恐惧中的奴隶也感到自身是本质，根据辩证法，主人变成非本质。这出戏剧可以通过每个人在他者中的自由确认，通过每个人同时将自身和他者当做客体、又反过来当做主体来完成。不过，具体实现这种确认自由的友谊和宽容，却不是很容易具有的品德；它们无疑是人的最高完善，人正是由此处于真实之中，但这种真实是不断形成又不断消失的斗争的真实；它要求人在每一时刻自我克服。我们也可以换另一种说法，当男人放弃为了承担他的生存而存在时，便接触到一种本真的道德态度；通过这种转变，男人就放弃一切占有，因为占有是一种寻找存在的方式；可是他由此达到真正明智的转变却永远完成不了，但必须不断去完成，这转变要求持续不断的紧张。以致男人如果不能在孤独中达到自我完善时，在与他人的关系中便不断处于危险状态，他的生活是一项艰难的事业，永远不能保证一定成功。
(132)司汤达的例子引人注目。—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