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后来，薛福成又在欧洲见到了繁盛远超清廷的义务教育，还见到发达的 女子教育和聋哑人福利教育，并获知父母若不让孩子接受义务教育，要受到法 律的惩罚。参观学校时，薛福成又惊讶地发现“有厨房、有书库、有浴室、 有饭厅"。如此种种，让他感慨万千。光绪十八年（ 1892）七月十八日，薛福 成在日记中发出了 “於戏！至矣尽矣，毫发无遗憾矣！吾不意古圣先王慈幼之 道、保赤之经，乃于海外遇之也" 32的赞叹。而在20年前，也就是1872年，陈兰 彬携幼童赴美留学时，薛福成写过一篇《赠陈主事序》相送。在那篇文章里， 幼童们要去的海外，被薛福成定性为“饕利朋淫腥膻之地"。他深深地忧虑这 些孩子"志识未定"，还没有建立起正确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就要"去中国礼
（ 1890）三月十三日，薛福成在日记中写道："此次来游欧洲，由巴黎至伦 教，始信（郭）侍郎之说。”、
仪之乡，远适海外”，离开礼仪之邦去往那蛮荒之地，很可能会被同化为蛮 夷，然后"归而挟其所有以夸耀中国"，带着从海外学到的技术回来，向中国 耀武扬威。所以，他特别提醒陈兰彬，"先生此行，务必究洋人之所长，更善 查洋人之所短可也” "。如此，才能让孩子们免于沦于异族。
“稍讶其言之过当"，觉得郭的话过于夸张。为此还去询问了清廷首任驻美 公使陈兰彬，以及随郭嵩煮一同出使欧洲的黎庶昌等人的意见。尽管陈、黎 二人"皆谓其说不诬”，都说郭嵩煮的言论没错，但薛福成仍持一种保守的 怀疑态度。这种怀疑，在薛福成亲至欧洲数月之后即烟消云散一一光绪十六年
20年前的文章，与20年后的日记，犹如天壤之别。这天壤之别的背后，是 道听途说与亲身见闻。
1890年，薛福成被任命为"出使英法意比四国大臣"，至1894年5月（也 就是甲午中日战争前夕）任满回国。出国之前，薛福成对郭嵩煮是有意见的，
再然后，薛福成在呈递给清廷的六卷17万余言的出使日记里，开始集中呼 吁两件事情：一、经济上摒弃"以农立国"，向“工商立国”转型。薛发出 了 "商为四民之纲"的惊骇之论。他说,大清要想富强，必须走工商立国之 路，虽然这条路"四海之内所未知，六经之内所未讲" "，清朝的知识分子没 听过，儒家的六经也不传授，但他以自己的亲眼所见，证实这条路是对的，是 必须要走的。二、政治上须“在养民教民上用功"，而不能只知道买枪买船建 兵工厂。这种制度建设有"五大端”（也就是五件大事）要做。第一件是“通 民气"。要有制度建设，让民意可以畅通地表达。第二件是"保民生”。要以 制度来保障民众的私产，使它们没有“意外之虞"，要有制度来给民众提供养 老、疾病等保障。第三件是"牖民衷"。要以制度来保障民众的受教育权，让 他们"终身无一废学者"，都可以接受教育。第四件是"养民耻”。法律要文 明化，须废除各种残忍之刑；监狱也要文明化，须讲究卫生，须给服刑者提供 工作学习机会，须有医疗保障，不可有鞭打之事。第五件是"阜民财"。朝廷 要做好各种支持工商业和农业发展的基础建设，要藏富于民。"
曾纪泽继郭嵩煮出任驻英、法两国公使后，多次前往英国上下议院旁听议 事的整个流程，还曾前往拜会法国上下议院的领袖，了解法国政府内部的权力 制衡。他后来在给友人丁日昌的书信中说，“纪泽自履欧洲，目睹远人政教之 有绪，富强之有本，艳羡之极，愤懑随之，然引商刻羽，杂以流徵，属而和者 几人，只能向深山穷谷中一唱三叹焉耳"。3。有了郭嵩煮的前车之鉴，曾纪泽呈 递给朝廷的日记，内容尺度已远小于他的私人信函，他选择将自己的愤懑与艳 羡藏了起来。即便如此，其日记中那些不带主观评价的客观描述，仍使许多人 如坐针毡。
薛福成还注意到，一个国家的社会运转是否正常，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 国家有没有“体面人”，和这些"体面人"能不能够有效地介入公共事务。在 光绪十八年（ 1892）五月十三日的日记里，薛福成说，欧洲各国介入公共事 务的“员绅”，大多家道殷实，“群谓之体面人”。薛福成敏锐地觉察到，这 种风气与中国推崇"寒士”的传统大不相同。在光绪十九年四月十六日的日记 里，薛福成将这种区别，总结为"中国用人以富者为嫌，西俗用人以富者为 贤”。他比较了二者的历史成因，然后发出了一句非常古老的感慨："有恒产 即有恒心。”36
郭嵩煮是清廷外派使节的拓荒者，也是晚清士绅中真正的“开眼看世界第一人” 27。他于19世纪70年代出使欧洲，凭着亲眼所见，在日记中赞叹英国“国 政一公之臣民，其君不以为私” 28,国家是民众的国家，非君王私有；政务是百 姓的政务，非君王独裁。结果引来朝野上下的集体攻击，成了 "京师所同指目 为汉奸之人" 29 O
不难发现，李鸿章在1896年对洋务自强改革的反思--"其扼要处，实在
函中的"郭、曾、薛三日记”，分别指郭嵩煮、曾纪泽与薛福成在出使西 方期间，遵从朝廷要求所写的日记。这些日记须上交总理衙门，供中枢重臣们 了解、体察“夷情"。李鸿章虽未进入总理衙门或军机处，但他是清廷倚重以 办理洋务的要员，也有资格阅读到这些日记。在给吴汝纶的信函中，李鸿章说 自己读这三人的日记，颇得西人立国政教的“涯略"（概况），即是指此。李 又说西行亲自观摩后，发现“所见过于所闻"，言下之意自然是高度认同郭、 曾、薛的日记。
上下一心，故能齐力合作，无事不举，积富为强。中国则政杂言庞，而生财之 法又不逮远甚。每于纵观之际，时增内顾之忧。胡文忠云：使我多财，天下事 尚可为。昔尝叹味其言，然犹是第二义也”--与薛福成的认知高度一致。两 人都意识到了经济改革（工商立国以求多财）之外，还需要实施更要紧的政治 改革（上下一心）。这种相似，或许是因为在三部日记里，薛福成的日记最晚 出，距甲午年也最近。对正在反思甲午之败的李鸿章而言，印象也就更为深刻 一些。
这封私人信函，道尽了李鸿章甲午年之前与甲午年之后的思想依归。
李鸿章是个谨小慎微之人。他没有在信函中说要如何做才能实现上下一 心。但在郭、曾、薛三人的日记里，这个问题有一个共同的答案，那就是:将 清廷变成一个"君民共主之国"。
（西人）立国政教，今人纂述中，郭、曾、薛三日记所言，颇得涯略。此行 辙迹所经，视数君为广，而时日则太促。然详咨博考，已觉所见过于所闻。其扼 要处，实在上下一心，故能齐力合作，无事不举，积富为强。中国则政杂言庞， 而生财之法又不逮远甚。每于纵观之际，时增内顾之忧。胡文忠云：使我多财， 天下事尚可为。昔尝叹味其言，然犹是第二义也。26
严复撰文挑战皇权的神圣地位
1896年，李鸿章奉命使俄，并访问欧美诸国。他对清廷30年自强改革的反 思，又有了一番更深刻的领悟。在给友人吴汝纶的书信中，他如此写道：
庙堂之上，奕访、光绪片李鸿章对甲午战事惨败的反思不过是个案，催生 不出改革共识。这一点，从光绪欣赏的胡烟某的改革奏折被许多人痛批、李鸿 章对改革的意见只能存身于私人书信，即不难看出。
李鸿章知道症结在于制度，但他无力推动制度改革。毕竟，对皇权来说， 科举取士是一种非常成功的统治术。朱元璋当年就说过，“柔天下"之法莫过 于科举，“天下才智，无所试，久必愤盈。诸负血气者，遂凭之以起"。科举 的作用，正是以四书五经诗词经义这些无用之物，将"负血气者"困入科场。益
江湖之远也是如此。受甲午年战事惨败震动的主要是士绅群体。这个群体 在1895年的唯一共识，或许只有对李鸿章的批评和对30年洋务自强的否定。批 评与否定之外，比如接下来的改革将往何处去，多数人一片茫然。
这封信约写于1872年前后（因信中提及幼童留美），及至甲午惨败，时间 已过去了20余年。除了有限的几家官办洋务企业之外，中国的工商业几乎没有 什么实质性的发展。朝廷的取才方向与教育制度也完全没有改变，仍然“藏身 于文字之间而卑视工商”。李鸿章不断为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津沽铁路 的专业技术人员向朝廷请赏，但要让一个国家的读书人摆脱文辞与经义，鼓励 他们将才智投入更广阔的知识领域中去，这种个案性质的请赏再多，也是无济 于事的。真正需要的，是一场从上而下的人事制度改革和教育体制改革。
不茫然者也有，比如严复与谭嗣同。
文明，工商业较重于文字。窥东西各国之强盛，无独不然。24
1895年2月4日至5日，严复在天津《直报》上连载发表文章《论世变之 亟》，分析中国所面临的危机。文章说，甲午之败，与“运会”有极深的 关系。
年来国势日非，吾等执政，虽竭力谋强盛，然未见效，深为可叹。国人思 想受毒根深……不谙世事，默守陈法，藏身于文字之间而卑视工商。岂知世界
“运会”这个概念，相当于今人常说的"历史观”。此时的严复已不满足 于仅从器械层面和制度层面去反思甲午战争。在他看来，甲午之败的背后存在 着很深的文化根源，东方与西方之间也有着巨大的文化差异，具体表现是：
揆诸史料-，可知李鸿章此番伤感并非矫情，确属由衷而发。早在19世纪70 年代，李就已意识到，由农耕文明向工商文明转型，才是大清救亡图强的必然 路径。他曾在给儿子的家书中写道：
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胜古；中之人以一治一乱、一盛一衰为 天行人事之自然，西之人以日进无疆、既盛不可复衰、既治不可复乱，为学术
类似的怨念，也见于马关议和期间李鸿章与伊藤博文的一段对话。当时， 伊藤博文与遇刺后略有康复的李鸿章寒暄，恭维李说"此次败在中国，非安徽 也”，又说自己如果处在李的位置，未必能做得比李更好。这些话引发了李的 感慨，遂对伊藤博文说道："贵大臣之所为，皆系本大臣所愿为，然使易地而 处，即知我国之难为，有不可胜言者。"李还说，自己非常羡慕日本的明治天 皇“能听善言”，使得日本诸大臣的志愿都能够得到施展和实现的机会。言 下之意，乃是伤感自己办了30年洋务自强，始终无法按照自己的真实认知去 行事。23
教化之极则。37 •
所谓"十年以来，文娱武嬉，酿成此变”，明显已将问题回溯到了 1884年 的"甲申易枢”。在这里，清廷前30年的改革，被李鸿章划分成有恭亲王和没 恭亲王的两个阶段。后一个阶段的十年完全由慈禧掌控，被李鸿章认定为彻底 失败。这种怨念即便不见于正品;的奏折，想必慈禧也是心知肚明。
用今天的话来转述就是，中国人的历史观迫求复古，崇尚治乱交替，是一 种历史循环论；西方人的历史观追求崇今，坚信由乱到治，不可复逆，是一种 历史进步论。
十年以来，文娱武嬉，酿成此变。平日讲求武备，辄以铺张縻费为疑，至 以购械购船悬为厉禁，一旦有事，明知兵力不敌，而淆于群哄，轻于一掷，遂 至一发不可复收。*
严复说，中国的统治者力图使历史停滞在一个特定阶段，因为他们追求的 不是社会进步，而是社会平衡。也就是“以止足为教，使各安于朴鄙颛蒙”， 让民众不要争，消灭民众的竞逐之心，让他们安于穷困与愚昧。秦始皇销兵焚 书是这种作用，宋代以来的“制科”也是如此。严感叹说，"此真圣人牢笼天 下，平争泯乱之至术，而民智因之以日窥，民力因之以日衰"。只要轮船、铁 路与洋人不来，在一种与外界老死不相往来的状态下，这种统治模式确实可以 做到“富者常享其富，贫者常安其贫”，使众人彼此相安。遗憾的是，泰西的 冲击一波接着一波，“我四千年文物声明，已涣然有不终日之虑"非。甲午年的 惨败，即是这种冲击的结果。
在给新疆巡抚陶模的私人信函中，李鸿章也翻查了相似的历史旧账：
严复还说，中国的传统文化里只有专注于待人接物的“恕"和“挈矩”， 却没有关乎人的基本权利的"自由”概念——“夫自由一言，真中国历古圣贤 之所深畏，而从未尝立以为教者也"。"自由”理念的缺失，使得中西文化呈 现出了一种完全不同的面貌：
对李鸿章来说，这种抨击已可谓相当大胆。毕竟，翻查历史旧账，人人皆 知支持北洋舰队成军者，是醇亲王奕谭；对北洋舰队的经费釜底抽薪者，是帝 师翁同嘛；挪用北洋舰队经费者，则是慈禧太后。“中国限于财力，拘于部 议”这种委婉的用词，实际上潜藏着对朝廷极深的怨念。
粗举一二言之：则如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 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责 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州处；中国多忌讳，而西人众讥评。其于财用 也，中国重节流，而西人重开源；中国‘追淳朴，而西人求欢虞。其接物也，中 国美谦屈，而西人务发舒；中国尚节文，而西人乐简易。其于为学也，中国夸 多识，而西人尊新知。其于祸灾也，中国委天数，而西人恃人力。39
行军制胜，海战惟恃船炮，陆战惟恃枪炮……倭人于近十年来……购置船 械，愈出愈精。中国限于财力，拘于部议，未敢撒手举办，遂•觉相形见细。海 军快船快炮太少，仅足守口，实难纵令海战……至陆路交锋……固由众寡之不 敌，亦由器械之相悬，并非战阵之不力也。2]
如此这般一番比较之后，严复说，"吾实未敢遽分其优细"。所谓不敢区 分优劣，自然只是委婉的说法。因为接下来，严复又写了一大段为郭嵩煮鸣不‘ 平的文字，且将"三十年来祸患频仍"的主要责任，归在了那些对郭嵩煮等
之前的改革路径究竟错在哪里？李鸿章并未在给朝廷的奏折中做进一步的 展开。甲午战争期间，他对朝廷最尖锐的批评似乎仅止于器械问题，尤其是清 廷在长达近十年的时间里拒绝拨款给北洋海军，以致舰队的配置始终未能完 整，更遑论让舰队紧跟潮流进行更新换代：
"正眼看世界"之人持敌视、批判立场者的身上，说这些人的所作所为，实可 谓"自灭同种"。4。
李在奏折中说，日本割占了台湾，又得了巨额赔款，如虎添翼，后患无 穷，“臣昏耄，实无能为。深盼皇上振励于上，内外臣工齐心协力，及早变法 求才自强克敌，天下幸甚”。如所谓“及早变法求才自强克敌”，意即之前的改 革路径错了，既不足以自强，也不足以克敌。
1895年3月4日至9日，严复又在《直报》连载发表《原强》一文。
甲午年让李鸿章的一生事业付诸流水。他的反思，见于签订《马关条约》 之后给光绪皇帝的汇报奏折。
《论世变之亟》旨在诊病，《原强》旨在治病。严复说，自己试图提出 的，是一种标本兼治的改革方案。所谓标，指的是"收大权、练军实，如俄国 所为" 4%所谓本，则是要在“民智、民力、民德"这三者上下功夫。战场上的 胜败没那么重要，“夫疆场之事，一彼一此，战败何足以悲” 4、欧洲的强国都 曾在战场上有过惨败，重要的是民德、民智与民力，是否能够保证国家有能力 自战败中迅速恢复过来。假使民德已衰、民气已困，即便上有圣人主持大局， 也将无济于事，只能步印度、波兰的后尘被人瓜分。而要提升民德、民智与民 力，就需要跳出中国历代圣人设置的牢笼，跳出历史循环，转向洋人学习他们 的"法胜”和"无法之胜” O
李鸿章主张变更“立国政教"
什么叫"法胜”？什么叫"无法之胜”？严复有这样一段论述：
李鸿章的反思便是如此。
彼西洋者，无法与法并用而皆有以胜我者也。自其自由平等观之，则捐忌 讳、去烦苛、决壅敝，人人得以行其意，申其言，上下之势不相悬，君不甚 尊，民不甚贱，而联若体者，是无法之胜也。自其官工商贾章程明备观之，则 人知其职，不督而办，事至纤悉，莫不备举，进退作息，未或失节，无间远 迩，朝令夕改，而人不以为烦，则是以有法胜也。心
至于慈禧太后，没有确切的材料可供阐述她对甲午年惨剧的反省。作为 前30年改革的主持者和掌舵者（尤其是甲申易枢以来这十年），慈禧必然清 楚，不论朝臣们在遣词造句时如何谨小慎微，他们对前30年自强改革的反思， 最终一定会涉及自己--即便纸面上没有涉及，他们的内心必不会对慈禧毫无 意见。
“法"指的是"官工商贾章程"。那么，用今天的话来说，"法胜"大体 等同于法规制度建设比清廷好。"无法”指的是“自由平等"的理念和"捐忌 讳、去烦苛、决壅敝"的社会风气。那么，用今天的话来说，“无法之胜”大 体等同于文化风俗比清廷好。
废驿递改邮政、废漕运改海轮、废绿营练新军等主张，也遭遇到大体相似 的阻力。其中一个重要缘故，是驿递、漕运、绿营这些旧制度上面，长期依附 着巨量的食利群体。改革等于动了他们的蛋糕。于是乎，年轻皇帝的改革热 情，在地方上虽能收到一些抽象而公开的赞成，但更多的反馈却是具象而隐蔽 的抵制。
学习"法胜”与"无法之胜”，相当于为改革提供一个大方向。落到具体 的改革措施上，严复又显出了谨慎与保守的另一面。他先是批评那些迷信祖宗 之"法"者，这派人认为中国的问题并不是"法”不完善，而是执行不力， 只要将祖宗之“法"落到实处，强盛指日可待。严复说，按这派人士的做法去 搞，十年以后，“中国之贫与弱犹自若也”公，中国积贫积弱的状况绝不会有什
转交胡捕蔡呈进者也，使返而问之，则胡嫡萦之疏阔，将茫然而不晓也。19
么改善。然后，他又批评了另一种相反的意见，这派人主张赶紧借鉴西洋富强 之政，“其于朝也，则建民主开议院；其于野也，则合公司用公举；练通国之 兵以御侮，加什二之赋以足用"心。严复说，这样做，同样改变不了中国的积贫 积弱，还会让事情变得更糟。理由是清廷现在的状况是“上作而下不应”皿，上 面倡导而下面无人响应；下面无人响应，那上面的倡导者最终也会失去支持， 丧失驱动改革的能力。
折内所陈铁路勘明道里，由直隶而湖北而湖南而江南，举其河山平野，言 之详尽，历历如绘，不但胡炳茶不能悉其原委，即中国长于测算之,士，亦不能 如此周详，非习于游历之洋人，莫能道也。此折必由洋人授意于奸细,由奸细
据此，严复提供给清廷的建议是：不必急于“建民主开议院"，也不必急 于“合公司用公举”J当下首先应该做的，是废除科举，改革清帝国陈旧的教 育体制，以开启民智、培育民德、增长民力。
河南布政使额勒精额也反对变革科举制度。他在回奏中，以毫无可信度的 耳闻为证据，鼓吹清廷的纲纪伦常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昔有德国人游历中 国，返其国而谓其众曰：中国之纲纪伦常，非泰西诸国所能企及，将来人心齐 一，器械精良，我泰西诸国莫敢犯之”。他还施展出阴谋论的手段，说自己与胡 墉菜曾在天津共事过一段时间，深知此人平日里“常存容容两可之见，易为他人 摇撼”。这次立场鲜明地跳出来主张“仿行西法”，还将许多情况说得相当详 细，背后一定有人在指使：
但时代经历了 1895年的惨败，严复已不愁没有知音。谭嗣同在《时务报》 上读到《辟韩》一文后，产生了强烈共鸣。在给好友汪康年的信中，谭猜到了 “观我生室主人"便是严复，并以"好极好极”四字评价此文：
山东巡抚李秉衡对废除八股改授现代学科极为抵制。他在回奏中说，朝廷 已设立了同文馆，也设立了武备学堂，"行军制器参用西法未为不可”，这就 够了。至于科举之道，那是万万不能改的，胡燔菜所谓"立国之道舍仿行西法 更无富强之术等语”离经叛道，"若如胡燔茶之言，势将驱天下之才力聪明， 并心一志以专攻泰西之书而加诸圣经贤传之上，即令富强埒于泰西，而人心之 陷溺已不可救。臣恐天下之患不在夷狄而在奸民，不在贫弱而在乱臣贼子，其 稿有不可胜言者矣"。"这蕃论调，与翁同稣的"西法不可不讲，圣贤义理之 学尤不可忘"，可谓完全一致。上一年，李秉衡刚刚在山东被日军打得满地找 牙，甲午之败反成了他攻击改革的依据：“近年诸臣中熟悉洋务者莫如大学士 李鸿章。李鸿章之崇效西法亦专且久矣，所谓富强者安在哉！ " is
《时务报》二十三疑《辟韩》一首，好极好极。究系何人所作，自署观我 生室主人，意者其为严又陵乎？望示悉。右
光绪的“宜专讲西学"在1898年遭到了帝师翁同解的阻击。胡燃菜的“舍 仿行西法一途，更无致富强之术"，在1895年也遭遇到了地方督抚将军们的严 厉批判。
谭嗣同愿做“陈涉杨玄感”
诏书中“明白宣示”自今以后"宜专讲西学"。"皇帝的这一指示，与翁同稣 "西法不可不讲，圣贤义理之学尤不可忘"的思想发生了激烈冲突，最终导致 了两个结果：一是翁同稣擅自按自己的意见拟定《明定国是诏》，仍坚持“以 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二是光绪盛怒之下将翁同就逐出了朝堂。16
"好极好极”的背后，潜藏着谭嗣同对清廷的极度失望。
胡燃栗的这句"舍仿行西法一途，更无致富强之术"，与奕诉的反思“全 由不西化之故”，可谓殊途同归。这种见解，显然得到了光绪皇帝的共鸣。 1898年，百日维新启动前夕，光绪命翁同稣起草《明定国是诏》，即要求翁在
谭嗣同是一位“官二代"。其父谭继洵在甲午年前后的官职是湖北巡抚。 1895年，当光绪皇帝下发以胡端恭为首的九道关于改革建议的奏折，让地方督 抚们讨论时，谭继洵的回复是：
今日即孔孟复生，舍富强外，亦无立国之道，而舍仿行西法一途，更无致 富强之术。14
人者本也，法者末也。变法者末之末也，用人者本之本也。得其本，如 挈纲而理，中法固善，西法亦善；逐其末，如治丝而梦，中法固弊，西法 尤弊。必
这十条主张，有些属于技术引入（修筑铁路、改行邮政），有些属于器械 引入（重整海军须全面购入西方军舰），有些属于经济体制转型（工商立国支 持民营企业、建立中央银行发行统一货币），有些属于教育体制改革（弃八 股改授现代学科）。唯一缺席了政治制度方面的主张。这或许是胡端蔡见不及 此，也可能是刻意避而不谈% 毕竟，这十项改革建议全部是在呼吁朝廷向洋人 学习，已经冒了极大的风险。胡婿恭在奏折里说得明白：
显然，谭继洵的观念，仍停留在古老的传统治术之中。不重视以专业人才 去解决专业问题，而是处处强调所用之人的德行；虽然认可引入洋枪洋炮洋
这九件奏折当中，光绪最欣赏的，是胡端菜的《因时变法力图自强条陈善 后事宜折》-故军机处《随手档》将这批奏折统称为"胡燔菜等条陈折片九 件” \翁同赫日记中也有与光绪在书房“看胡端蔡条陈""的记载。胡燔菜 是安徽人，甲午年在天津办理东征粮台，对洋务颇为了解。胡的奏折能得到光 绪的青睐，在于他抓住了光绪此时最焦虑的两个问题一筹饷与练兵，并就此 给出了一些较为具体的解决方案•~~筹饷需要朝廷改走工商立国之路；练兵需 要朝廷广设学堂教授实用知识，抛弃传统的八股试帖诗赋经义等无用之学。具 体措施包括：大力修筑铁路；改革币制创设中央银行；允许民营企业进入军工 领域；允许民间资本进入采矿领域；裁汰无用的漕运机构；全面裁减无用的绿 营；创办邮政废除驿递；改革军制创办新式陆军；仿效西洋重整海军；广设学 堂抛弃八股力行西法。I?
船，却对制度层面的变革不屑一顾，不但视为末端的末端，甚至觉得这类变革 有可能给清廷带来不测之祸。据说，光绪皇帝对谭的回奏，颇不以为然。
在这种举国皆谈改革的氛围下，1895年7月19日，光绪颁布了一道改革谕 旨。皇帝说，"当此创巨痛深之日，正我君臣卧薪尝胆之时"，正需要各省将 军督抚悉心筹划推进改革。现从诸多谈改革的奏折中选出九件，下发给各省参 考。限各省将军督抚接到谕旨后，在一个月之内就改革办法做出回复，不可 "畏难苟安，空言塞责” 8。
甲午年的惨败没有撼动谭继洵的知识结构，却让他的儿子谭嗣同从传统治 术的拥是，陡然转变成了清帝国的逆子。
和议既成，举国争言洋务，请开铁路者有之，请练洋操者有之，请设陆军 学堂、水师学堂者亦有之。其兴利之法，则或言银行，或言邮政;♦ 或请设商 局，或请设商务大臣……中国人心，至是纷纷欲旧邦新命矣。7
1889年，25岁的谭嗣同写过《治言》一文。那时的谭，虽忧心清廷敌不过 欧美列强，却仍坚信"中国圣人之道"不可变，且认定“西人格致之学”虽然 看起来不可思议，实际上也"皆中国所固有"，是中国以前就有过，只不过后 来或失传或没有再深度发展。当时的他，给清廷开的药方是“立中国之道，得 夷狄之情，而驾驭柔服之"，即所有的理念与制度都不必变，要学的只是一些 夷狄的器械工艺。独
这道朱谕的阅读者，被限定为京官中的大学士、六部九卿和翰詹科道，且 "不得抄录携出” 外但谕旨的内容很快就在北京城里传开了。随后便是官员士 子群起上奏言事，对前30年的洋务自强进行反思，对此后的改革将往何处去提 出建议。文廷式目喑了此番上书盛况，如此形容道：
甲午年的惨败，让谭嗣同猛然惊醒。谭的说法是：自己平日里虽然也对 "外事"有一些关心，但“终不能得其要领"，直到甲午年，“经此创巨痛 深，乃始摒弃一切，专精致思。当馈而忘食，既寝而累兴，绕屋彷徨，未知所 出”。深受刺激的他开始有意识地读书访友，探求自强之道，结果发现局势早 已"非守文因旧所能挽回"，唯一的办法便是“尽变西法"。8
我君臣上下，惟当坚苦一心，痛除积弊，于练兵、筹饷两大端，尽力研 求，详筹兴革，勿存懈志，勿鹫虚名，勿忽远图，勿沿故习，务期事事核实, 以收自强之效。朕于中外臣工有厚望焉！ 5
忧心国运不振的同时，30岁的谭还愤慨于清廷的专制、腐朽与无能，乃至 于说出了这样一番“大逆不道"之言：
《马关条约》互换生效后的第三天，1895年5月11.日，光绪皇帝发布亲笔 朱谕，向群臣解释朝廷为何选择议和。共计提到四项原因：一、陆战、海战全 部溃败；二、东北与京师同遭威胁；三、"慈闱颐养"不可受惊；四、海啸成 灾，天意示警。光绪说，自m在做割地赔款议和的决定时，一度“宵肝彷徨， 临朝痛哭”，他希望众人此后痛定思痛，重启改革：
幸而中国之兵不强也，向使海军如英、法，陆军如俄、德，恃以逞其残 贼，岂直君主之祸愈不可思议，而彼白人焉，红人焉，黑人焉，棕色人焉…… 欲尚存瞧类焉得乎？ 51
君臣间的这番对话，意味着他们有一个共识：30余年的洋务自强改革失败 了，败在改革程度太浅，改革力度太小，改革速度太慢。
由这些颇为极端的言辞，可以见出甲午之败，给谭嗣同这种怀有经世之志 的青年，究竟造成了多大的刺激。
负国之罪，在不自强。4
自甲午之败开始，谭嗣同再也没有信心继续阐述中国之"道"比西方更为 优越。他转而承认"而有所谓民主者，尤为大公至正” 52,主张"尽变西法"。 在《仁学》中，谭重新界定了 “君民关系”，对维系中国传统帝制主朝统治的 "圣人之道"发出了尖锐挑战：
次日，李鸿章单独觐见光绪皇帝，接受奉旨议和的全权敕书。觐见中， 李向光绪皇帝转述了美国驻华大使给中国的建议："修铁路、开矿、经营企 业、办银行”，请求皇帝下定决心改革自强。光绪认同李鸿章的这些意见，对 他说：
君也者，为民办事者也；臣也者，助办民事者也。赋税之取于民，所以为 办民事之资也。如此而事犹不办，事不办而易其人，亦天下之通义也。53
"西化"则往往是指接受一整套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在内的生活方式。
谭还说，既然君与臣都是为民办事之人，如果出现君王以天下为其私产，视 民众为犬马粪土草芥的情况，则民众必然不会再爱这被君主变为私产之国：
恭亲王口中的"西化”与今人所谓“西化”，含义或许存在着一些微妙的 区别。陈旭麓认为，奕诉口中的这个"化”字，"在意思上同’彻底’是相近 的” 3,也就是承认晚清自强改革向西方学习的程度太有限，还不够。今人讲
吾不知除民之外，国果何有？……民既撰斥于国外，又安得小有爱国之 忱。何也？于我无与也:"
中国之败，全由不西化之故，非鸿章之过，请给鸿章以商让土地之权。2
谭的政治立场，也自此由清廷的拥护者，转变成了反对者。在《仁学》 中，他追溯往事，激烈抨击清王朝的建立纯粹依赖血腥与暴力：
"庙堂之高"的反思，从承认战败，决定派李鸿章前往日本求和的那一 刻，就已正式开始。1895年3月7日，担任军机大臣并执掌总理衙门的恭亲王奕 诉，率军机处公奏：
天下为君主囊橐中之私产，不始今日，固数千年以来矣。然而有如辽、 金、元之罪浮于前此之君主者乎？其土则秽壤也，其人则藉种也，其心则禽心 也，其俗则蠹俗也，一旦逞其凶残淫杀之威，以攫取中原之子女玉帛……马足 蹴中原，中原墟矣，锋刃拟华人，华人靡矣……锢其耳目，桎其手足，压制其 心思；绝其利源，窘其生计，塞蔽其智术。繁拜跪之仪，以挫其气节，而士大 夫之才窘矣；立著书之禁，以缄其口说，而文字之祸烈矣……成吉思汗之乱 也，西国犹能言之，忽必烈之虐也，郑所南《心史》纪之。有茹痛数百年不敢 言不敢纪者，不愈益悲乎！《明季稗史》中之《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纪 略》，不过略举一二事。当时既纵焚掠之军，又严^发之令，所至屠杀掳掠， 莫不如是……十八省之华人，宛转于刀砧之下，瑟缩于贩贾之手。方命之日： 此食毛践土者之分然也。夫果谁食谁之毛？谁践谁之土？……吾愿华人，勿复 梦梦谬引以为同类也。"
为示负责与变革，清廷中枢在甲午之战后进行了大换血。原军机大臣兼总 理衙门大臣、兵部尚书孙毓汶称病告退，吏部左侍郎徐用仪也被逐出军机处与 总理衙门。启用了恭亲王奕诉，以及翁同解、李鸿藻、奕勘、荣禄、刚毅、张 荫桓等人。
《仁学》写于1896—1897年，正是谭嗣同于甲午之败后“绕屋彷徨"痛定 思痛的产物。康熙、乾隆这些从前的“圣主"，在如今的谭嗣同眼里已成了 “客帝”和"贱类"，是凭着"蛮野凶杀之性气以窃中国”的大盗。s6具体到甲， 午之败，谭的感受是清廷宁愿承受前所未有的城下之盟，也绝不愿放手让民众
光绪认同改革唯有"仿行西法"
拥有"战守之权”：
这场惨败，逼着"庙堂之高"与"江湖之远"各自反思。
东事亟时，（清廷）决不肯假民以为战守之权，且日"宁为怀、愍、徽、 钦，而决不令汉人得志"……故华人慎毋言华盛顿、拿破仑矣。志士仁人，求 为陈涉、杨玄感，以供圣人之驱除，死无憾焉。立
法国驻华公使施阿兰（AGerard）说：甲午战前的中国仍在坚持用并不存 在的、幻想出来的强大欺骗自己，"事实上，它剩下的只是为数众多的人口， 辽阔的疆土，沉重的负担，以及一个虚无缥缈的假设一假设它仍然是中心帝 国，是世界的中心”。然后，甲午年惨败于日本之后，"它就不得不从傲慢的 梦中惊醒” o 1
谭的这种观感并非无的放矢。前文曾言及，山东巡抚李秉衡在就光绪下发 的改革奏折回复意见时，即明白说出过"臣恐天下之患不在夷狄而在奸民，不 在贫弱而在乱臣贼子"这样剖析利害极为赤裸的言语。谭希望“志士仁人”少 谈点华盛顿和拿破仑，要有去做陈涉、杨玄感的觉悟，其实就已隐隐伏下了他 在戊戌年毅然牺牲的命运脉络--陈涉首揭义旗讨伐暴秦，杨玄感率先起事反 抗暴隋，他们拉开了时代变革的序幕，然后死于变革完成之前。
1895年是个前所未有的反思之年。
希望“志士仁人"努力去做陈涉与杨玄感的谭嗣同，自己也正是这样一位 "志士仁人"。1896年，当愿做时代变革垫脚石的他，遇上了正在宣扬“保中 国不保大清""理念的康有为，立即便怀着“以供圣人之驱除"的心态，对康执 弟子之礼。1897年，谭嗣同又动用自己和好友唐才常的关系，帮助康党集体进 入湖南，秘密筹划"湖南腹地自立"。这意味着，在针对甲午之败的反思里， 已有部分知识分子，将清廷视作了革命对象。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