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比战难。严复说这是宋代以来中国人的一个最大教训。中日冲突还是发 生了，然而如同两次鸦片战争一样，甲午战争并没有演化为全面战争，清帝国 在不太失面子的前提下“止损”，与日本签署了 ”讲和条约" 。 ‘
历史无法假设，但可以复盘，可以讨论另一种可能。假如甲午战争不爆 发，中国继续潜心于自己的建设，继续与世界诸大国保持经济合作、“政治亲 善”，继续和平外交，成为世界尤其是远东政治格局的建设者与维护者。这种 情形再走30年，中国内部的精神建设也会不一样，中国的经济基础也更扎实。 到那时，不是强大的中国与外部冲突，而是中国不需要冲突，反而成了制止冲 突、维护和平的力量。这样推演当然有点天方衣谭的感觉，只是如果我们复盘 19世纪晚期中国政治走势时认为这并不是完全不可能。李鸿章主导的政治派别 其实就是这样想的，中日两国拖至最后时刻开打，其实也有这方面的考量。
这场战争带给中国巨大的伤害，精神上的伤害长期一直都没有完全消解。
实事求是地说，洋务新政也带给中国巨大变化。中国的工业化毕竟从零开 始，有了 一个很不错的起步，重工业、制造业、造船、航运、电报等基础性设 施在那30年获得了巨大进步，沿江沿海的城市群也相继出现。我们后人一方面 要看到洋务新政的本质局限，另一方面也不要低估这30年在50年晚清改革进程 中的意义。
至于属国、土地、赔款更是让中国人痛心疾首，革命由此发生，主要就因为不
没有普遍性的发展，没有民众普遍性的富裕，人民游离于洋务新政之外， 那么政府主导的“点线增长"便不具有多少实质性意义。如果重返19世纪下半 叶，中国发展所面临的最迫切问题是社会再造、国家再造，需要重建中国社会 体制、国家体制。这一点，洋务时期的思想家就已有人看到了，冯桂芬、薛福 成、郭嵩春、郑观应等都有不少讨论；1885年，伊藤博文来华时，也与李鸿章 就此交换过意见，明确表达过中国应该有一总体改革思路的看法。
能接受这样的失败。
运动过于畸形，政府垄断了资源市场，至于增长的结果也基本上与民众无涉。 民众没有从发展中获得好处，更不要说发展的普遍性。政府没有经过适度的 改造，洋务新政其实就是让政府公司化，许多完全可以凭借市场可以解决的问 题，清廷主政者出于维护统治利益的需要，宁愿不发展，也不会交给市场，更 不允许民间私有资本的成长。
战争打断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但战争也让中国人开始惊醒，开始反思已 经走过的路，中国历史由此翻开了新的一页。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巨变"，所 谓“历史三峡”，都只能从这个意义上去理解。
过往百年，讨论洋务新政的，不论基于什么样的立场，都承认这场现代化
中日甲午战争之前，中国精英很少有人认为中国需要根本改变，他们中的 大部分认为中国需要向西方学习，但这些学习只限于坚船利炮、声光电化，至 于体制、社会、伦理，中国不仅不必学，而且必须谨防这些东西影响中国。所 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当时中国政治精英、知识精英的普遍意识。
可惜的是，我们从史料中不难看出，清廷开放的进程迟缓、低效，极不情 愿。清廷主政者似乎根本不明白开放的意义，总觉得市场是自己的，不能轻易 让渡给别人。至于别人的市场，那时的中国当然没有足够的想象力，不知道这 也是可以共享的。于是西方人很快意识到中国如果不能像西方一样开放市场， 那么中国的市场价值实际意义并不是很大。由此理解19世纪80年代中外关系日 趋紧张，1894年的甲午战争后签订的《马关条约》更是激化了这一关系。 '
甲午战争后，中国人的观感很不一样了，孙中山、严复、康有为、梁启超 这一大批激进主义者不必说了，即便统治阶层内部，也逐渐承认西方文化知识 ‘的有用性。本书第三十五章描写的朝野各界对甲午战争的反思很值得细读，光 绪帝、恭亲王、李鸿章似乎都有幡然醒悟的感觉，这也为中国翻开新的历史篇 章提供了契机。
然而不管怎么说，中国的工业化终于在蹉跑了一个世纪之后开始了。此时 的日本即将开始维新改革，西方资本主义仍然是英、法、美等几个大国。假如 当时的中国像英:法、美所期待的那样打开国门，让外国商品自由进出中国， 让中国成为自由贸易的区域，重回汉、唐、宋、元，或许，中国的市场能得到 充分开放，经济实力也会迅速成长，成为世界经济中一支不可小觑的力量。
我认为，《马关条约》给中国带来的最大影响，并不是割地、赔款，而是 允许日本臣民在中国通商口岸自由办厂。这个规定一举打破中国长期以来的经 济管制，中国经济通过各个通商口岸与世界经济连为一体。既然外国人可以 在通商口岸办厂，那么中国的先富阶级自然可以褪掉红顶商人、买办商人的掩 饰，直截了当变为中国的资产阶级。所谓"历史之巨变"，其实就是社会重 构、阶级重组，一个全新的阶级出现，“士农工商”的四民社会被打破了，中 国终于进入近代资本主义发展轨道。此后十几年，政治上的变革、倒退，其实 就是资本主义发生初期资产阶级与政治权力之间的博弈，分权运动、权利运 动，中国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逻辑向前推进，新政、预备立宪、咨议局1、资政 院、责任内阁制等，都应该在这个历史脉络中进行理解。
耽搁了 100年，又是在两次鸦片战争后开始自己的自强新政、洋务运动。 于是中国这场工业化运动从一开始就带有很大的问题，缺少整体规划，也不知 道变革的终极目标是什么。而且由于帝制时代一味施行愚民教育，这对于维护 既成统治固然有效，但对于任何变革都设置了一个多元社会根本不会出现的障 碍。旭彬说，愚民教育虽然有助于维持统治，但在变革时代，终究会搬起石头 砸自己的脚。诚哉斯言！据此就可以解释50年改革所遇到的麻烦，很多是历史 留下的许多意识形态屏障。自己很难逾越。
彳艮多年来，研究者基于时人的批评，大致都强调晚清最后十年的政治变革 如儿戏。我个人不认同这样的分析。国家体制变革是根本性变革，清帝国在之 前漫长的时间里确实耽搁了、延误了，但我们不能据此以为1906年开始的预备 立宪不可信，是拿国家前途开玩笑。如果我们回到历史现场，•必须承认1904年 的日俄战争，当时的外交困境迫使清政府安排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如果没有 吴槌临门一脚，也不会让慈禧太后、满洲贵族看到宪政的力量。只是历史的吊
20年后，英国人来了，他们很自豪地带来了工业革命的新产品和新成就， 希望中国注意这些新趋势，开放市场，让英国这些新颖的工业品进入。假如那 时的清朝统治者打开一扇紧闭着的国门，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都会被改写。 然而历史无法重来，清帝国竟然在英国工业革命100年之后才不得不开始自己的 工业革命。旭彬的这部大书就从这儿开始。
诡在这关键时刻，光绪帝、慈禧太后相继辞世，中国步入"后威权体制"，摄 政王、隆裕太后、宣统帝"三人组”应该是清帝国200多年历史上最弱的班底。 而中国资产阶级正在迅速成长，体制化的诺议局、资政院，以及那些非体制化 的国会请愿同志会、各省造议局联合会等，其活动力、影响力，远胜于清帝国 的既成架构，清廷统治集团的决策逐渐变为被动反应，无法引领政治进程。终 于，武昌首义，掀翻了清帝国270年的统治。
农业文明走出。这在今天一般人的感觉中可能并不是多大的问题，但从历史上 看，这一点格外重要。我们知道，大航海时代到来后，全球产业就酝酿着突 破，经过几百年的积累发酵，至18世纪中叶英国工业革命爆发，一个全新的时 代由此发生。而此时的中国正沉溺于盛世想象中，对于英伦三岛的工业革命， 以及欧洲大陆正在发生的变化，竟然毫无察觉。
清帝国因改革而隐入历史，对于满洲贵族来说，固然有亡国之痛。但是正 如顾炎武早就揭示的那样，有亡国有亡天下，一家一姓之消失固然可惜，但对 大中国而言，清帝国没有了，中国还在。何况，晚清50年改革也为中国积攒了 一些家底，留下了一些制度性思考。
毫无疑问，实实在在的遗产就是中国终于踏上了工业化的路，中国终于从
至于民国是不是不如大清，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这一段历史虽然过去了 100多年，研究者也先后做出了许多有意义的研究， 但是如何理解这段历史，如何将这段历史放在一个更宏大的历史背景中进行叙 述，这依然是学术界必将持续探究的问题。旭彬给出了自己的理解，许多说法 极具新意，我也大致赞同。我想接续讨论的是，放在中国3000年历史长河看， 这段历史究竟给我们留下什么实实在在的遗产，留下什么值得汲取的教训。
是为序。
旭彬的新书《大变局：晚清改革五十年》，主要研究描述1861—1911年这 50年间中国的改革进程。从大历史角度看，这50年虽然为时不长，但确为殷周 以来3000年最为关键的历史节点。集中精力研究这段历史，弄清这段历史的起 承转合与前因后果，无疑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学术工作。旭彬的这部巨著，将 编年与纪事本末诸多体裁综合运用，50个年份中的重大事件几乎都有着落，或 者单独叙述，或者放在某一主题下述及，纵横结合，详略得当，引证翔实，叙 事张弛有度，相信一定会受到读者的欢迎。
马勇
旭彬多年来主持腾讯历史频道，主编的“短史记"系列选题视野开阔，行 文轻松，喻义无穷，曾是我追踪阅读的栏目。旭彬个人著述量大质高，几乎出 一本热一本，毫不夸张地说，早已成为新一代历史类写作台柱子之一。以这 几年出版的《秦制两千年：封建帝王的权力规则》《活在洪武时代：朱元璋治 下小人物的命运》为例，史料丰沛新鲜，思想深刻，行文老练，一时间洛阳纸 贵，成为各界具有共同阅读兴致的历史类读物，实属难得。
2023年1月4日
历史不能假设，但可以复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