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样板”一词，出自1965年3月16日《解放日报》评论员文章，毛泽东在1964年7月17日观看了京剧《红灯记》，之后该剧在上海连演40场，场场爆满，评论说：“看过这出戏的人，深为他们那种战斗的政治热情和革命的艺术力量所鼓舞，众口一词，连连称道：‘好戏！好戏！’认为这是京剧现代化的一个样板。”其实样板戏都有曲折的改编历史，比如《红灯记》，源自长影故事片《自有后来人》，1963年上海爱华沪剧团改成沪剧《红灯记》，之后才由中国京剧院改编成京剧。又如《沙家浜》，原名《芦荡火种》，取材于崔左夫的回忆录《血染着的姓名》36个伤病员的斗争纪实。50年代末改编成沪剧《碧水红旗》，1966年更名为《芦荡火种》。改成《沙家浜》则有因于1964年毛泽东建议，“芦荡里都是水，革命火种怎么能燎原呢？”[7]基本上，样板戏的内容是革命历史小说的延续，其生产过程则是“当代文学生产机制”向举国体制方向发展，集合全国上下老中青各界精英，有不少京戏名角、音乐家和作家参与。《沙家浜》的台词，汪曾祺参与执笔，精敲细打。每个样板戏，都是政治任务，都是国家工程，所以数量很少。每年5月23日（《讲话》发表的纪念日），人们就盼望有新的样板戏出来。可是，常常上一年八九个英雄人物在海报上是直排的，到了下一年的5月23日，还是这九个英雄头像，只是横过来排列。至于80年代之后人们对样板戏的感受，其实是和“十年”当中的个人具体处境经验有关。上海前宣传部部长王元化，对“文革”后一度各种演唱会总是要以“甘洒热血写春秋”，或者“临行喝妈一碗酒”全场合唱结尾很不满意。他说听到这些音乐，就想起当年被关在劳改营里。我尝试解释，会不会是有些人当初就是在排练阿庆嫂、刁德一和胡传魁的《智斗》唱段悄悄谈恋爱呢？会不会有人在《红色娘子军》《白毛女》的舞姿前，第一次领悟青春的感觉？不少人喜欢样板戏，貌似留恋“十年”，其实是留恋自己的青春。
三留恋样板戏，他们在留恋什么？
四其他学者对“十年”文学的评价
作家身份、发表阵地、文学环境出现了剧变，但“十年”与“十七年”的精神联系仍在，批斗罗广斌、曲波、杨沫的红卫兵们可能之前也受过《红岩》《林海雪原》《青春之歌》的教育。“‘文革’期间被称为‘样板’的作品，许多是对五六十年代或延安时期作品的修改或移植。‘文革’期间创作的小说、诗、戏剧，其艺术经验，也主要来自五六十年代。”[6]“十七年”经典是善恶分明、英雄完美、反派丑恶、改造中间人物、情节紧张、语言通俗、主题鲜明等。到了革命样板戏，那就是善恶决然分明，英雄绝对完美，反派丑恶脸谱，不可以有中间人物，但情节还是要紧张，语言还是要通俗，主题更加鲜明。如果“十七年”文学创作要考虑生活“看上去怎样”“实际怎样”和“应该怎样”，“十年”只需要考虑“应该怎样”。以前是文艺为政治斗争服务，“十年”中文艺就是政治斗争。
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比较注意“十年”当中一般民众的审美需求怎么曲折体现。虽然“革命样板戏”是主流政治意识形态对知识分子和民间文化传统摧毁、压制、改造和利用在文艺领域中的典型体现，但陈思和认为：“真正决定样板戏的艺术价值的，仍然是民间文化中的某种隐性结构。如《沙家浜》的角色原型，直接来自民间文学中非常广泛的‘一女三男’的角色模型。”[8]我们重读20世纪小说，已经为陈思和说法提出更多旁证：《死水微澜》《红旗谱》《青春之歌》等“红色经典”里都有“一女三男”模式的演变。陈思和又注意到《红灯记》和《智取威虎山》则暗含了另一个“隐性结构”——道魔斗法。意思是群众喜欢看鸠山、李玉和、小炉匠、杨子荣之间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这种斗智过程。在《林海雪原》时我们也见过杨子荣的“匪气”暗合民间侠义审美趣味，“民间隐性结构典型地体现了民间文化无孔不入的生命力”。
回看当代文学生产机制的几个特点，一是作家干部化，二是优渥的稿费制度，三是评论引导和集体创作。在“十年”中，绝大部分作家失去了干部身份，有的甚至连生活、生存的权利都受到影响。稿费待遇也消失了。当时的青年作家发表作品，因为反对资产阶级法权，所以放弃稿费。于是，当代文学生产机制损坏了三分之二，这是“十年”和“十七年”的不同。但是，再仔细观察，当时能参与写作组或样板戏剧组的人，其实等同具有高于一般干部的身份，因此也享有高于一般作家的待遇。上海的样板戏剧组，出入漂亮西式洋房，老人新人不同身份，军大衣一披，人们都要刮目相看。而集体创作，从作家与出版社合作，发展为工农兵写作班子。所以当代文学生产机制，在“十年”中看上去崩溃，核心要素还在，只是缩小了范围。
陈思和主编的教程，还特别讨论“十年”中老作家们的秘密写作——丰子恺写了《缘缘堂续笔》，诗人牛汉写了《半棵树》，穆旦晚年的诗作更引人注目。年轻一代的地下创作，北岛的《波动》是重要的代表作，不过它真正发表，是到1981年。当然，在“前三十年”秘密写作的抽屉文学，于80年代以后才和读者见面，究竟属于文学史的哪个阶段，也值得讨论。
不少省市的文学期刊，在1972年前后陆续复刊，但《诗刊》《人民文学》《文艺报》《上海文学》《文学评论》《收获》等则迟至1976年以后才得以恢复。例外中的例外，是“十年”当中也有一个新的文学期刊，就是1974年1月在上海创刊的《朝霞》[5]。文学存在方式改变，知名写作者减少。后来第四次文代会，宣读过“十年”当中受迫害去世作家的名单——邓拓、叶以群、老舍、傅雷、周作人、司马文森、杨朔、丽尼、李广田、田汉、吴晗、赵树理、萧也牧、闻捷、邵荃麟、侯金镜、王任叔（巴人）、魏金枝、丰子恺、孟超等。这份名单至少还漏掉了陈梦家、罗广斌等。活着的作家，有发表资格的极少，如郭沫若、浩然、胡万春等。1972年以后，可以发表作品的人数有所增加，如李瑛、贺敬之、顾工、草明、张永枚、玛拉沁夫、茹志鹃、臧克家、姚雪垠等。也有一些年轻人在那个阶段开始写作，如莫应丰、张长弓、王小鹰、谌容、刘心武、徐刚、郑万隆、张抗抗等，不过他们在“文革”后出名，比较后悔早期的作品。
陈晓明的《中国当代文学主潮》除了和其他文学史一样概述“文革”的过程并论述“十年”中主要作品以及样板戏之功过外，特别提出一个“红卫兵文学”概念，而且评论了《朝霞》上的一些作品。陈晓明认为“红卫兵文学”的高潮发生在1967年夏到1968年秋，开始是“清华井冈山”等大学学生组织排演各种歌舞晚会，又编辑了《写在火红的战旗上：红卫兵诗选》，还创办了不少红卫兵小报。
从1895年，报纸刊物成为文学主要载体以来，这是中国文学第一次全面失去基本的存在方式。即使从当代文学生产机制的角度看，这也是一种例外或发展。
陈晓明选了几句诗——“‘大旗，你在我们心中飘扬了多久多久！苦涩的汗把旗上每一根纤维浸透’。现在读起来，有人也许会觉得这些诗歌夸张、空洞，热烈得莫名其妙，仇恨也令人难以理解，但在那个时期，这些让红卫兵热泪盈眶的诗句，洋溢着那个时期的英雄主义激情。”[9]
洪子诚对“十年艰辛探索”很少直接评判，主要只是陈列事实：“从1966年7月开始，全国的文学刊物，除《解放军文艺》（1968年11月到1972年4月也曾一度停止出版）外，都被迫停刊，这包括由中国作协和上海作协分会主办的几份最有影响的刊物：《文艺报》《人民文学》《诗刊》《收获》《上海文学》等。”[4]
青年学生热泪盈眶的诗句，英雄主义的激情牺牲，20世纪中国小说里见过多次了，而且还在不断地见证。可惜迄今为止，还没有一部长篇来反省1966年的“青春之歌”。
洪子诚的研究，文字平实，资料严密，少讲观点，多用证据。所以，现在虽然北京学界有一些研究当代文学的新人，企图“超克”80年代文艺思潮，努力发掘“社会主义文学”或“人民文艺”的历史意义甚至艺术价值，某些观点上已经几乎走向洪子诚的对立面，但仍然没有人公开批判《中国当代文学史》。大概一则是师道尊严，二则现在都是用话语理论做个案研究，个别观点可能吸引眼球配合形势，但还是很难挑战洪子诚一代学者对史料的大规模掌控能力。当然也因为这些史料掌控后面，有几代国人的真实生活经验。
陈晓明解读《朝霞》小说，认为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表现了以“红卫兵文化”为主体的中国青年革命文学；第二，在文学史上首次集中肯定性、理想性地表现了工人阶级形象。[10]这些小说包括《初试锋芒》《红卫兵战旗》《一篇揭矛盾的报告》《布告》《长江后浪推前浪》《十年树人》等。“红卫兵文化”、工人阶级形象，都是极有意思的题目，但是单靠《朝霞》上的文本来做，材料显然是不够的，期望有更多这方面的学术研究，不仅为了难以忘却的过去，也是准备迎接正在到来的明天。
到了关键的1966年，林彪委托江青召开发表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纪要》），给“三红一创”等作品下了判词：“十几年来，真正歌颂工农兵的英雄人物，为工农兵服务的好的或者基本上好的作品也有，但是不多；不少是中间状态的作品；还有一批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3]从罗广斌自尽，柳青、曲波、吴强、杨沫都被批斗的形势看，这些红色经典很可能也属于“反党”“反社会主义”，或者最多是中间状态。《纪要》明确标示了一个文艺新时代，当时最通俗的说法就是“从《国际歌》到革命样板戏，这中间一百多年是一个空白”。（我们已经读了几十部20世纪中国小说，除了鲁迅小说以外，其他都在空白期，我们一直在读空白）
直到今天（2020年）为止，还没有看到全面肯定“十年”期间文学的学术研究，也还没有见到完全赞扬“十年”的长篇小说（即使当时，这样的作品也不多）。日后会不会有，难说。
学界比较流行的几本当代文学史，都没有忽略、躲避这“十年”中国小说的“艰辛探索”，不过探讨的角度和重点有所不同。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影响最大，其特点是比较注意“十年”与“十七年”的连续性——这个文学史书写策略，当时揭示了文化灾难与当代文学机制的因果关系，后来又符合将“前三十年”视为整体的意识形态话语。《走向“文革文学”》这一章，从1958年的文学运动讲起，先是毛泽东提出“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之后郭沫若、周扬又提出共产主义的文学艺术，主张文艺也要“大跃进”，等等。几年后，“大跃进”受挫。60年代初，国家实施一系列调整政策，包括文艺界，所以服务对象上，以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代替工农兵，中间人物论、真实性都得到了强调。不过调整时间不久，1962年秋又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形势迅速变化，毛泽东批评说：“……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60年代初，已有一批小说、电影受到批判，电影有《北国江南》《林家铺子》《兵临城下》《早春二月》，小说有《保卫延安》《刘志丹》《三家巷》等。
最后概括，要在“十年”当中找一篇或一部能够列入《重读20世纪中国小说》艺术水准的作品，实在很难，但也不能说这就是空白的“十年”。虽然作品少，但是故事多，后来几十年，甚至更久的历史时期，中国文学都在不断书写这“十年”。
二学术界对“十年”中国小说的探讨
[1]上海县“虹南作战史”写作组：《虹南作战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2年。
“十年”中还有一些地下写作，手抄本，当时不能发表，之后才见天日。比方说赵振开（北岛）的中篇《波动》，用不同人物的视角讲高干子弟恋爱。还有通俗文学性质的《少女之心》《第二次握手》等。较有艺术价值的是早期的朦胧诗人——郭路生（食指）、北岛等。还有一些小说如《公开的情书》《晚霞消失的时候》，我们会放在下一个阶段阅读。虽然“十年”里好作品不多，但是故事很多，这是上世纪“中国故事”最丰富最复杂的一个时期，所以后来描写这“十年”的好作品，非常之多。
[2]南哨：《牛田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2年。
当然，在文学史上看，这样的写作是教训多于成绩，所以也不能说是“十年”文学的精华。
[3]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182—183页。
“十年”期间，风起云涌，也有一些全新的小说，例如《虹南作战史》[1]《牛田洋》[2]等，真正的写作组创作。“十七年”的集体创作，是一个作家根据自己亲身经历写成初稿，出版社安排编辑或别的作家一起修改或者重写。“十年文革”中的集体创作，从一开始就是成立写作组，组员成分有比例规定，必须有工农兵代表，也有作家和领导。所以，作品从主题到人物、情节、语言，大家一起商量讨论，并听取领导包括最高领导的指示。不仅创作，连文学研究也必须集体进行。唯一的鲁迅研究，作者“石一歌”，其实是“十一个”人。
[4]同上，185—186页。
最能代表“十年”文学成就的，当然是八部革命样板戏：京剧《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海港》《奇袭白虎团》，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交响音乐《沙家浜》。但样板戏是京剧或舞剧，不是小说。其中《智取威虎山》是从小说改编而来，我们已经读了《林海雪原》。
[5]《朝霞》是1973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的四种“上海文艺丛刊”中的一种，之后又陆续出版八种（也有收藏者称应该为九种），开本为32开。1974年起丛刊名改为《朝霞》丛刊。同年1月又以“朝霞”为名推出《朝霞》月刊，开本为16开，每月20日出。内容以短篇小说为主，兼及散文、诗歌、报告文学、文艺评论等。《朝霞》月刊共出刊33期，起讫时间为1974年1月至1976年9月。参见谢泳：《〈朝霞〉杂志研究》，《南方文坛》2006年第4期。
“文革”初金敬迈长篇《欧阳海之歌》风行一时，作品歌颂一位像雷锋、王杰一样的战士，紧要关头推开铁路上的一匹马，拯救了列车，牺牲了自己。英雄在火车头前推马的瞬间，小说写了很多页，一直不推，反反复复，古今中外，抚今追昔。不久《欧阳海之歌》和作者也被批判了，所以也无法算那个时代的代表。
[6]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188页。
“十年”期间最著名的作家是浩然，《艳阳天》最多人阅读，但小说写在“文革”之前。新作《金光大道》倒是“文革”产品，为了体现当时的创作方针，男主角索性改名高大泉。可惜《金光大道》在浩然来说，也是大失水准，所以不宜作为这个时代的代表。
[7]参见杨鼎川：《狂乱的文学年代》，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39—40页。
老作家姚雪垠的《李自成》，本来是重要文学现象，“五四”以来，直到“十七年”，中国历来很发达的“历史演义”，一直相对空白。但“十年文革”当中，几乎所有知名作家都无法写作，唯姚雪垠获特许可以写长篇，小说里的李自成越来越“高大全”。先不说艺术方面的缺陷，别人都停笔，只有一个作家能写，好像高速上只有一辆车能走，这样概括这条路的风景，不大合适。
[8]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168页。
重读20世纪中国小说，回顾100年的“中国故事”，任何一个阶段都不能忽略。但是在为1966—1976年这“十年”选择代表作时，却碰到了困难。
[9]陈晓明：《中国当代文学主潮》，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231页。
一有哪一部作品可以代表“十年”中国文学？
[10]同上，233页。
“十年”代表作是哪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