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七年文学”最光辉的人物形象——江姐
第三段，甫志高带着特务抓许云峰，后来又抓江姐。甫志高之所以变成一个著名的叛徒典型，就是因为省略了他的第二段。要是广大读者、观众看到甫志高也坐老虎凳、钉竹签，是不是会损害作品的革命教育的总体效果呢？
当然《红岩》中最成功的艺术形象，甚至可以说整个“十七年文学”中最光辉的人物形象就是江姐。
第二段，甫志高怎么受审、受刑，据徐远举说，任达哉（甫志高的原型）是不堪毒刑拷打，所以就招供了。[4]毒刑拷打这一段，小说完全不写，被捕之后再出场，就看到他带着特务去抓许云峰了。
江姐一共有三场戏，一场都不能少。
第一段，沙坪坝谍战，甫志高有野心，想在解放前夕积累一些工作成绩，所以轻信了装作进步青年的军统人员，导致地下联络站暴露。许云峰发现后，指令甫志高即刻离城下乡。但甫志高不舍得和妻子不告而别，家庭人情超过了组织纪律，结果就在回家时被捕，被捕时还在努力维护他的妻子。
第一场是在县城门上看到丈夫首级被悬挂，接下来描写她控制情绪，双枪老太婆三番两次撒谎，想暂时隐瞒和安慰江姐，这段文字极富人情味。当然，丈夫牺牲，更坚定了江姐的意志，“节烈”这两个字，在革命的意义上，和在传统女性道德意义上，基本重合。
《红岩》中另一个全国有名的人物就是甫志高。《青春之歌》里也有一个叛徒——戴愉（“金鱼眼睛”），他叛变以后还继续活动，冒充地下党书记，骗取林道静闺蜜王晓燕的爱情。甫志高比戴愉更加有名，因为他出卖了更加有名的许云峰和江姐。甫志高的故事其实是由三个阶段组成，但是小说只写第一、第三段，完全略去第二段。
和小说浓墨重彩渲染的男主角许云峰受审的场面相比，江姐受审的一场戏更加真实也更加经典。原因之一是对白，许云峰长篇大论讲马克思、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讲国际共运的光明前景，江姐的回答却极简单，经过那个年代的国人却都记得——“上级的姓名、住址，我知道。下级的姓名、住址，我也知道……这些都是我们党的秘密，你们休想从我口里得到任何材料！”原因之二是江姐被钉竹签，这是一个普通人都可以感受想象的但又极其特别的痛苦。为了坚持信仰而承受肉体痛苦，普通人很难做到，因而令人钦佩感动。还有原因之三：受害者、牺牲者是个女人。在革命历史故事中，不少最经典的舞台场面核心唱段，都是一个丑恶的老男人在审问年轻美丽的女共产党人，都是南霸天、彭霸天、徐鹏飞、严醉等在诱骗欺负吴琼花、韩英或者江姐……在作家编剧和读者观众的无意识中，红色经典也隐含性别斗争。
二最著名的叛徒——甫志高
江姐的第三场戏，就是狱中绣红旗。知道军队要打过来了，新中国已经要成立了，国旗也有了，但是江姐她们不知道国旗是什么样子，她们知道自己很可能看不到。歌剧《江姐》除了《红梅赞》以外，还有一首牺牲之前的咏叹调（《五洲人民齐欢笑》），“不要用哭声告别，不要把眼泪轻抛”，后面有三段重复的“到明天”：第一段是“到明天山城解放红日高照，请代我向党来汇报，就说我永远是党的女儿”；第二段，“到明天家乡解放红日高照，请代我向同志们来问好，就说在建设祖国的大道上，我的心永远和战友在一道，我祝同志们身体永康健，为革命多多立功劳”；但是最感人的是第三段，唱腔从激昂变得温柔，“到明天全国解放红日高照，请代我把孩子来照料，告诉他胜利得来不容易，别把这战斗的岁月轻忘掉。告诉他当好革命的接班人，莫辜负人民的期望党的教导”。
《红岩》后半段，许云峰淡出，转到白公馆，被单独关在一个地洞里。他极艰难地为难友们开通地道，自己却来不及逃走。现实当中，许云峰有不少原型，包括罗世文、许晓轩，比较更接近的是许建业，重庆市委委员，负责工运工作。不过史实中的许建业，在监狱当中曾经被一个送信人骗了，无意中暴露了一些地下工作的机密。当然，像这样的缺点，在小说里就不会再描写了。
所以，江姐最后最放心不下、最牵肠挂肚的，是她的小孩。江姐的原型江竹筠和彭咏梧的儿子叫彭云，80年代首批出国，后来在马里兰大学教书，即使身在异乡，相信他也会记得母亲的遗愿。
整段对白，前面“粗短的手臂”“粗短的脖子”以及斯大林等都是铺垫，讲到毛泽东才是目的。北大教授李杨说：“在人们的意识深处，说《红岩》是一部以历史叙事为目标的‘小说’，反倒不如说《红岩》是一部关于人的信仰的启示录更为准确。”[3]这是精辟之论。作为历史细节看，受审者在这种场合还要一字不差背诵文件或社论，好像有点夸张乃至失真。但作为一种生死关头的信念表达，确实可能令读者热泪盈眶。忠贞信徒宁可被火焚烧，也不放弃自己信仰——即使后人并不一定同样理解和相信这位信徒为之献身的理论，却也可能被他的牺牲精神所感动。信仰的力量有时甚至超越信仰的对象。后人如果继承了许云峰他们的革命成果，却将私利或者小集团利益置于民族、国家、人民利益之上，那真是愧对《红岩》先烈的鲜血和初心。
四“十七年文学”的基本特点
“开口阶级斗争，闭口武装暴动！”毛人凤突然逼上前去，粗短的手臂全力挥动着：“你们那一套马列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早已陈腐不堪。马克思死了多少年了？列宁死了多少年了……”“可是斯大林还活着。”许云峰突然打断毛人凤的话，“斯大林继承了马克思列宁的事业，在全世界建成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你们听了他的名字，都浑身发抖！”“许先生，你说得真好。”毛人凤粗短的脖子晃了晃，意味深长地问道，“可是现在，我问你：除了马、恩、列、斯，你们还有谁呀？”“毛泽东！”许云峰举起手来，指着突然后退一步的毛人凤大声说道，“正是毛泽东，他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极大地丰富了马列主义，使无产阶级的革命学说更加光辉灿烂，光照全球！马列主义永远不会过时！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所向无敌，必然消灭一切反动派，包括你们这群美帝国主义豢养的特务！”[2]
《红岩》中还有很多人物，着墨不多，形象鲜明，比如小萝卜头、疯子华子良。整个长篇的叙事角度，偏向青年革命者的视线，开始是余新江、陈松林、成岗，后来是成瑶、孙明霞、刘思扬。小说作者罗广斌1924年生于重庆，他的哥哥是国民党军第十六兵团司令官罗广文。罗广斌曾是杨振宁的学生，1948年被囚禁在渣滓洞、白公馆，他也是出身地主，家庭家境优越，这些都非常像小说中的刘思扬。关于罗广斌的被捕，有材料说是重庆市委副书记冉益智出卖，又有说是市委书记刘国定招出来的，[5]可见当时背叛、招供的情况不少，级别也很高，并不像小说里这样，只有一个中下级的甫志高。罗广斌的入党介绍人是江竹筠。罗广斌被捕后，因为兄长打招呼，徐远举也并不伤害他性命。1949年11月27日，发生了大屠杀，罗广斌幸免于难。1949年12月25日，罗广斌就向组织上交了几万字的《重庆党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简称“狱中八条”），这个就是小说《红岩》的史实基础。
在小说里，许云峰的形象突然高大起来，是与市委领导在茶馆接头，发现甫志高带人进来搜捕，他主动打招呼，自投罗网以帮助上级脱身。这既是政治家的职业道德，也是为了信仰的自我牺牲（否则两个人至少可以争取共同撤退）。许云峰被审讯的两场戏，都是《红岩》中的剧情高潮。第一幕，军统的头目徐鹏飞不对许云峰用刑，却让他眼睁睁看着他的下级成岗、刘思扬夫妇受重刑，甚至假枪毙。徐鹏飞的原型叫徐远举，是黄埔七期学员，当时担任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他对许云峰说：“太残酷了吧？看着自己人身受毒刑，你能无动于衷？”“在这种情况下，就是不考虑自己，也要及早救救你的同志的生命！”这的确是一种比较严酷的考验，很多人或者可以忍受自己身上的痛苦，但是忍受不了亲人同志为自己受苦。但许云峰高调回答：“人民革命的胜利，是要千百万人的牺牲去换取的！为了胜利而承担这种牺牲，是我们共产党人最大的骄傲和愉快！”另一幕，是军统毛人凤局长设宴，假装与许云峰拍照言欢，因为1949年解放军逼近长江，李宗仁当“总统”，要营造和谈气氛。为了拍照，毛人凤也使用一个非常厉害的劝降的理由：“根据共产党的规定，从被捕那天起，你已经脱党了。你现在不是共产党员，共产党也不需要你去维护它的利益！你和我们的关系，不是两个政党之间的关系，而是你个人和政府之间的关系。个人服从政府，丝毫也不违反你们崇拜的所谓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被捕不仅等于脱党，而且有不少人出狱以后，狱中这一段有没有悔过，怎么表现，都要成为被审查的历史。可是在宴会上，许云峰又有一段充满了时代特色的经典台词——
1950年，从事共青团工作的罗广斌与杨益言、刘德彬合作创作了一个报告文学，叫《圣洁的血花》。1958年，三人又在《红旗飘飘》第六集上合作发表革命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1961年，41万字的《红岩》出版，整个成书过程，前后十年以上，是一个典型的集体创作的过程，由重庆市委宣传部领导，由中国青年出版社主持多次大改，这本书后来果然成了该社的镇社之宝，再版51次，发行近千万册。这本书的作者还调到北京学习，甚至还可以查看国家机密档案，包括当初国民党要犯的招供。在复杂的集体创作过程当中，出版社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们根据意识形态的形势，调整文学创作的规范，实际上也铸就了“三红”共同享有的“十七年文学”的基本特点：第一，就是在历史上的农村阶级斗争、写监狱的文学、战争故事中，贯穿50年代后期的意识形态。第二，人物必须红黑分明，英雄不可有错误，反派不能被原谅，尽量少或者没有中间人物，基本上没有人物性格转化。第三，英雄也可有感情戏，敌人也不必脸谱化，爱情一般不应是主线，情节紧张，语言通俗。
和其他红色经典中的党员贾湘农、卢嘉川、江华一样，许云峰也必须是工人出身。小说写他曾在长江兵工总厂当过钳工，几乎认识全厂的工人，这是强调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刻印《挺进报》的成岗也是厂长，以前是许云峰的交通员。军统的黎纪纲、郑克昌能够侦查到沙坪坝书店，当然是因为书店负责人甫志高贪图成绩，年轻店员余新江缺乏经验，但作为直接上司——重庆市委的工运书记许云峰其实也有疏忽的责任。
所以集体创作机制的成果，具有很强的宣传功能，“三红”在那时不仅是美学欣赏，而且是广大青年的思想教材和历史课本。从文学上看，作品大于作家。真人真事、个人经历虽然非常新鲜，但经过出版机器加工以后，就会形成比较统一的规范、品格。在文学史上，梁斌、杨沫、罗广斌、吴强等，基本上每个人都只有一部作品出名。总体上，50年代，著名作品有，伟大作家少。
一第一男主角——许云峰
罗广斌在“11·27”中美合作所大屠杀前逃脱，后来也变成一个历史疑点。1967年2月，坠楼身亡，年仅43岁。
20世纪中国小说中，很少有写监狱的文学。这类文学也是一种类型文学，《红岩》也可以从监狱方面的文类角度重新阅读。
[1]参见周晓风：《三九严寒何所惧，一片丹心向阳开》，《光明日报》2019年7月12日第14版。
《红岩》开始部分像是谍战文学，军统人员渗透到一个地下党备用联络站，破获部分线索，甫志高、许云峰等人被捕。第二部分写山区华蓥山游击队，关联人物是江姐与甫志高。但小说最主要的篇幅，是写被捕的地下党员受审、受刑，以及在狱中怎么继续革命斗争。
[2]罗广斌、杨益言：《红岩》，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61年初版。以下小说引文同。
《红旗谱》《红日》和《创业史》，每种印数在200万以上，但罗广斌（1924—1967）、杨益言（1925—2017）的《红岩》的累积印数2019年已经达到1000万册。[1]无论在当时还是今天，《红岩》的知名度都高于同时代的其他作品。论题材，农民革命和解放战争都很重要，为什么新中国的读者们特别记得监狱里的烈士？关键还是在《红岩》有几个比较知名的人物形象，比情节、历史更重要。文学的目的不仅在于写时代，更在于写人。当然，也因为《红岩》至今还是中宣部、教育部和团中央推荐的100种优秀图书之一，被列入中小学生必读书目。
[3]李杨：《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162页。
发行上千万册的“信念文学”
[4]曹德权：《红岩大揭密》，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77—78页。
罗广斌、杨益言《红岩》
[5]厉华主编：《红岩档案解密》，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8年，222—224页；曹德权：《红岩大揭密》，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87—9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