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乡约田福贤逃走了，一段时间内，农民运动甚至得到了省政府的支持（又和茅盾小说呼应，《白鹿原》后来获得“茅盾文学奖”）。县长轮流换，局势非常乱。连修县志的朱先生也怀疑，史书里说这个地方水深土厚，民风淳朴，但在农民运动前，还能下这个结论吗？朱先生这个问题每隔若干年就可以拿出来问一次。
阿Q和红卫兵，虽然都像农民造反，但还是有区别。后者中的部分人至少在早期比较理想主义。黑娃主要是复仇（祠堂怎么侮辱田小娥），鹿兆鹏更多是出于理想。
《白鹿原》描写农民运动，检讨批判多于歌颂赞扬。证据是小说描写运动的基本盘几乎没有一般老百姓。黑娃是会长，副会长是赌棍烟鬼白兴儿，妇女主任是田小娥。
农民运动的三步骤，一揭色情史，二算经济账，三砸祠堂碑，后来至少在50年代初和60年代中两次重演，大致上也是这个顺序。区别是最后一次冲击范围更加大，并不马上分浮财。
任何运动或者新政出台，要看支持者的基本盘。如果不是普通群众，而是平常在基本秩序之外的奇葩人物，那么这个运动、这个项目大都是有问题的，或者至少是时机不成熟的。不过，有些从政的人特别愿意找一些弱势的奇葩来帮助自己。
小说的第二个贡献，是在作家茅盾之后，再次反省检讨北伐时期的农民运动。鹿兆鹏介绍黑娃去了城里的一个农民运动讲习所，短短数月，回来以后，换成了“新人”。他接下来就在各村组织农会，口号是“一切权力归农协”。农民运动做了几件事情：一是惩罚好色之徒。把好色和尚、碗客捆绑在戏台上，揭露他们的性罪行，群情激奋，与“性”有关的审判总是最引人注目（记得茅盾《动摇》写过重新分妻的“解放妇女保管所”）。二是算经济账。批斗总乡约田福贤的时候，让他的秘书招供，说账面上、台底下贪污了多少钱，这可是大家的血汗钱……于是民情再度激愤。这次因为鹿兆鹏校长掌握政策，所以没有马上用铡刀来杀头，前面的和尚就被当场宰了。三是算文化账，砸祖宗祠堂——砸碎祠堂当中的那些碑石乡约，打破精神枷锁。当然，祠堂里的学堂，也顺带被冲击——封建主义的教书匠，毒害我们乡村子弟的时代，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四在女人身体上的“阶级斗争”
《白鹿原》在当代文学史上的第一个贡献，就是讨论“族权”有没有在乡村秩序下与“政权”“神权”互相制约。其实，也是探讨中国传统社会当中是否存在某种独特的朴素的政教分离模式。
1927年，国民党“清党”剿共。田福贤回乡，在同一个戏台惩罚农协，吊打农运分子，黑娃逃走了。
军阀混战快结束时，就是北伐胜利进军之际。小说用了一个非常特别的细节来渲染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历史气氛：白家独生女白灵和鹿家次子鹿兆海，在保卫西安的时候结下革命友谊，两个人讨论将来前途。结果决定一人入一个党，反正两个党都齐心北伐。少男少女掷铜圆，白灵参加国民党，鹿兆海加入了共产党。两人抱在一起，又以铜圆起誓，友谊变成爱情——这是20世纪中国小说里最富戏剧性的一个国共蜜月瞬间。
这时，之前沉默的族长白嘉轩出面做了两件事情。
下面排长军头虽然胡作非为，但是上面刘军长却很敬重白鹿书院朱先生。这可能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美梦：不管什么样的政治势力，都要尊重一个中立的文人。刘军长请朱先生算命，预测战局发展。朱先生就讲了一些婉转的话，劝走了军阀。拖了几个月，军阀果真放弃围城。前后八个月，白鹿原渡过了一个难关。
第一件事，修复祠堂，重订乡约。朱先生称赞说这才是治本之策，言下之意：农民运动或反动，争来争去，都是治标。祠堂重开的仪式是族长儿子白孝文主持，所以暗示“族权”如果真的取代“政权”，领袖常常世袭。
在这种情况下，田福贤、鹿子霖等乡官没法违抗（“兵权”暂时不归“政权”管），村民只好乖乖交粮。唯一的反抗行动，就是地下党员小学校长鹿兆鹏，找黑娃帮手，还有另一个地下党韩裁缝，三人一起烧了征粮的米仓。
第二件事，白嘉轩当众跪求田福贤不要反攻倒算。也算是卖族长的面子，放过了一些农运分子。不过，白兴儿、田小娥还是被惩罚。
打破暂时平衡局面的，除了黑娃和小娥，还有一帮兵痞。军阀刘军长围攻西安城，派了杨排长带几十个兵到白鹿原强行征粮。怎么个征法？把老百姓一起找来，进行射鸡（击）表演。怎么表演？找来一批鸡，吊在那里，一排士兵举枪打去，打得血肉横飞，一地鸡毛。
到这个时期，非常正气英武的“族权”已经受到三次挑战：先是军阀射鸡表演，然后农会砸祠堂，第三次是族长跪求一个乡官。祠堂威信的建立和被损坏、再建立再毁坏，是《白鹿原》一条非常重要的情节主线。
并不是《白鹿原》里第二代年轻人的婚事都在呼应其他小说，白孝文是一个特例。他被父亲培养成一个极正经的男人，以致初夜懵懂无知，后来是在别人的共同教导下终于开窍。但一旦开窍，势不可当。父亲、祖母只好警告新媳妇，赶快多照顾丈夫的身体，身体要保重。“族权”下的家庭，充满关心，也充满管控，但再怎么关心和管控，龙不生龙，凤不生凤，《白鹿原》里财主的儿女们都会走跟父母不一样的道路。
黑娃逃走后，先给革命军旅长当警卫，军队失败后，就落草做土匪二头目。他虽然安全，田小娥却受难，受迫害时就去求乡约——长辈鹿子霖。不想，鹿乡约见美女起色心，连哄带骗地以保护为名占有了田小娥。问题是，鹿子霖占有田小娥不只是因为好色，他还要女人去色诱白家长子白孝文，白孝文眼看要成为族长接班人，鹿乡约想要打击白家和祠堂。
男人在新婚之夜就逃走的情节，似曾相识，《活动变人形》《玫瑰门》都有。《玫瑰门》里也是一个地下党人，他们忠于爱情，抛弃一夜婚姻，结果女人就付出了一生的代价。
这段情节比较“狗血”，充满巧合，匪夷所思，过分煽情。但从长篇布局看，的确推动了叙事节奏，达到了令祠堂正义蒙羞受挫的叙事效果。鹿子霖和田小娥的奸情被人发现，乡约又嫁祸于狗蛋。在祠堂上，白孝文和鹿子霖亲手鞭打奸夫淫妇。晚上鹿子霖搂着裸体的田小娥说，鞭打在你身上，其实白嘉轩就是在打我的脸。
农民想睡地主小老婆，也是老桥段，同时可强化造反的合理性与荒谬性（反过来“十七年文学”常写地主看中农民女儿，也是强调地主生活荒淫与必然被打倒，殊途同归）。但黑娃带田小娥回白鹿原仅仅是悲剧的开端。族长不准黑娃、田小娥上祠堂，他们只能住在村外破窑。与此同时，鹿兆鹏娶妻，比黑娃更加不幸。新婚次日就不与妻子同房，说是没有爱情。父亲、祖父到学校，求校长回家见妻子。当然，革命者意志坚强，宁死不睡老婆，害得妻子性苦闷，日后熬出病来。
之后，田小娥果然色诱白孝文。白孝文是太压抑、太正经了，见到田小娥居然脱衣就“不行”，穿上又可以，反复循环。但他不像鹿子霖，他真的有点喜欢田小娥。到此为止，田小娥先后和郭举人、农民黑娃、鹿乡约、白孝文四个男人睡过觉了，在地主、土匪、乡官、族长接班人之间，她的身体就成了各派势力的竞技场。
事情暴露，黑娃被郭举人赶走，差点丧命。又追到田小娥家乡，把名誉扫地的美女带回白鹿原。陈忠实的性描写不像王小波那么有间离效果，也不像贾平凹那样细密写实，主要特点就是强调处男感觉，反复强调。
李劼人的长篇《死水微澜》，早有类似“一女多男”的情节模式：女主角先嫁世俗商人，又爱上江湖好汉，最后再跟信洋教的人。女人的功利选择，显示清末民初四川社会文化的戏剧性变化。田小娥的身体先是凝聚着地主和雇农的阶级矛盾，然后又变成土匪和官员的斗争战场，接着又要成为“政权”暗算“族权”的阴险工具。
有两件事突然打破了祠堂里朗诵乡约的美好气氛。一是黑娃出外打工，居然带回来一个来历不明的风骚女人。小说第九章专门描写黑娃娶田小娥的全过程。地主娶二奶主要为了“泡枣”（要知道“泡枣”的意思，或参考《金瓶梅》“潘金莲醉闹葡萄架”）。女人送餐递碗时，和黑娃手指触碰。半夜入房，小伙子初次性体验——《白鹿原》非常喜欢浓墨重彩地描述男人的初次性生活经验，后面还有白孝文新婚、白家三儿子娶媳妇等，都是强调男性生理角度。
而且，好戏还没完。白嘉轩坚守的祠堂文化已经接连被军阀、农会和总乡约破坏，但接下来的两个打击更加惨烈。
这有点像乡村自己的宪法，也有点像“五讲四美”“八荣八耻”等精神文明准则，不仅书写在祠堂墙上，所有族人还都要背诵：一、德业相劝；二、过失相规；三、礼俗相交……乡约好像也是“顶层设计”，一时间“族权”好像等同“民间政权”。
第一是黑娃派土匪夜袭白、鹿两家，打死了鹿子霖的爹，重伤了白嘉轩的腰。黑娃小时候就嫌他的腰板太硬了。
小说第六章是全书当中最有和平气息的一章，不仅因为出现了辛亥革命，不仅因为白灵认鹿三为干大——阶级调和，也不仅因为朱先生奇迹般地劝退了清军方巡抚，还因为朱先生为白鹿祠堂拟了一份乡约。
第二是孝文小娥事发，两个人在祠堂当众被鞭刑，培养已久的“族权”接班人毁于一旦。奇妙的是，颜面全失、被全村人唾弃的白孝文，反而恢复了性能力。
陈忠实，1942年出生，1965年“文革”前夕就开始发表散文，当过公社革委会副主任、党委副书记。他当然有很高的政治觉悟，所以，驯服长工鹿三就有了一个强悍造反的儿子黑娃。黑娃虽然和地主的儿子们一起在祠堂读书，但是跟他们就不一样，不安心。明明在白家打工，但讨厌白家主人腰板太硬，形象太正。他反而和鹿兆鹏关系良好。阶级身份，和对这种身份的挑战，后来决定了黑娃的悲喜命运。
不少当代小说，“行”与“不行”之间，一般都不只是生理问题，都有象征意义。《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里章永璘因为劳改压抑而“不行”，后来抗洪抢险，回归群众队伍，“行了”。这是个人性能力要和人民身份挂钩。白孝文祠堂重任压身，“不行”，被村民唾弃，“行了”，证明性能力和宗族道德责任是成反比。
鹿三从白嘉轩的父亲秉德老汉开始，就在白家打工。主仆关系和谐，长工觉得找到最好的主人，地主也觉得找到最好的长工。小说常写白嘉轩和鹿三一起下地干活，家里事从不把鹿三当外人，白家甚至让唯一的女儿白灵认鹿三做干爹。《白鹿原》是否有意淡化或者否定阶级斗争？
白孝文卖地、卖楼、抽鸦片，很快就堕落成乞丐，几乎饿死。在绝境时，他跟不少灾民一起去讨舍饭。因鹿子霖、田福贤介绍他到保安团当兵，绝处逢生。
但是到此为止，小说好像回避、淡化了一个农村故事必须处理的重要矛盾，那就是贫富矛盾、阶级关系。
白孝文的前半生，就是在祠堂失败，然后投靠官府，最后成为小说中的实际胜利者。他的命运，是否也意味着整本《白鹿原》，写的就是“族权”对“政权”的不断妥协、抗争与失败呢？
三白鹿原上的农民运动
问题还没有这么简单，白孝文看似反派，其实他的形象，不那么简单。
在小说的第一个历史阶段——辛亥革命前，两个地主，一个医生，一个校长，互相又被子女婚姻关系相连，形成了一个人事人伦关系网，维持着白鹿原的“政权”“族权”“神权”的暂时平衡。
另一边厢，鹿兆海做了军官，鹿家二子入了国民党。他回来碰到白灵，白灵却在大革命失败时参加了共产党。两个人还是两个党，不过位置换了换，政治上谈不拢了，现在有冲突了。白灵骂国民党的语汇读者比较熟悉，鹿兆海批评共产党和农会，也有他自己的批评逻辑。比较麻烦的，是白灵在地下工作当中居然要扮演鹿兆鹏太太。这段情节设计90年代看有点勉强，领导安排太巧了，后来电视剧播出观众也看得尴尬。《边城》里也有两兄弟爱上一个女人——沈从文安排老大、老二轮流唱山歌，像抽签一样，方法朴素可笑，最后还是悲剧。《白鹿原》的两兄弟爱同一女子，还要夹在党派斗争、谍战背影当中，更加残酷。最后哥哥鹿兆鹏与白灵假婚成真，怀孕时还请军官弟弟护送出城。作家在此时插入“多年以后”的预告，当白灵还在革命征途上奋斗，就已经让读者提前知道她将来会死于党内肃反。这种马尔克斯式的手法，在《白鹿原》当中虽然次数不多，但是作用非常关键，使读者对白灵任性的革命爱情选择，更多了一层悲哀感悟。
小说开始时还在晚清，冷先生就40多岁了，后来到40年代末，他大概90多岁了，作家也不让他休息，不让他衰老，让他几个女儿也都遭受灾难。在整个《白鹿原》的各种社会经济文化活动中，冷先生始终严守中立，负责文书、手续、契约、信用、担保，凡有重大官司、人事纠纷、红白喜事等，假如有公共卫生事故，当然更加要请他出面。冷先生的中立地位，不仅因为信用，他将两个女儿分别嫁给鹿家长子和白家二子，说明他必须和本地两大士绅——也是“政权”和“族权”的代表——同时保持亲家关系。冷先生不仅是一个神奇尽职的中医，而且在《白鹿原》里代表了一种知识分子的专业精神——不必忧国忧民，纯粹专业精神。
总体来说，《白鹿原》写鹿兆鹏、白灵在白区地下工作，主要还是歌颂基调，和“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以及后来麦家等人的红色谍战格局相似、情节相近。
《白鹿原》要想象虚构这么一个“政权”“族权”“神权”三权分立局面，还要加上一个辅助因素——三者之间要有专业人士沟通——那就是中医冷先生。
五“如果日后你们真的得势……”
既懂魔幻神奇，又通知识书本，朱先生在小说里的功能就是把学校教育与“神权”信仰系统挂钩。这点非常重要，因为在其他革命历史小说里，学校都是祠堂与迷信的对立面。小学老师通常是地下党，宣传革命新思潮，反对祠堂封建文化。《白鹿原》里，鹿兆鹏也是新学校长。但朱先生的白鹿书院，客观上却与“政权”“族权”“分庭抗礼”。
1998年，《白鹿原》在争议声中获“茅盾文学奖”。茅盾在《子夜》里写过白区地下党人在男女问题上的“开放”，或者说“混乱”，《白鹿原》在这方面的描写，远远没有超过茅盾的自然主义。
理智上，读者当然也会怀疑朱先生的形象到底是否真实可信。但是国人既然都相信诸葛孔明，为什么就不能假想（或者至少盼望）孔明在20世纪“中国故事”里也有一个传人？小说里，谁认识朱先生，谁就会在各种争斗中获得一定的优势。因为朱先生的功能太重要，读者甚至作家都不大计较这个角色和情节是否真实可能。小说出版后，还有人找出朱先生的原型。朱先生在《白鹿原》里的功能就是一生兼有认识魔幻（迷信）和具备知识（信仰）的双重能力。前者比如领悟白灵，感知生死，小说里其他人也有梦中显灵、鬼魂附体等描写。后者比如研究县制，综观天下，使得军阀、土匪，包括国民党军队、共产党军队都十分信服。
小说从第十四章到第二十八章，都是在写二三十年代的国共斗争，抗日只有第二十九章。第三十章到第三十四章又写国共内战。所以，国共的政治斗争是《白鹿原》最主要的政治背景。
白嘉轩发现宝地，是因为朱先生解图；方巡抚领清军进攻辛亥革命军张总督，也是被朱先生劝退；后来军阀刘军长围攻西安，亦是朱先生的预言导致他崩溃——至少是预言他崩溃；国共翻脸以后互相追杀，只有朱先生超然，得到双方或明或暗的尊敬。类似的例子，整个长篇，整个白鹿原民国史，都一再证实。
祠堂族长白嘉轩开始对农会和乡官都不支持，象征知识信仰系统的朱先生对国共争斗有更长远的忧虑。小说第十九章很关键，写鹿兆鹏被捕，岳父冷先生拿出全部家当贿赂总乡约田福贤，鹿子霖也在一旁求情。田福贤把所有送来的钱都埋在一棵树下，然后向上级要求把共产党分子鹿兆鹏押回白鹿原镇反。结果他另外找了个罪犯顶替，放走了鹿兆鹏。被放走的鹿兆鹏想不通，问朱先生：田福贤怎么会放过我？朱先生劝这位地下党人赶快离开西安，不然救你的人全不得活。朱先生转告：田福贤让冷先生问你一句话，如果你们日后真的得势，你还能容得下他吗？
《白鹿原》中各色人物称得上主角的也不下十来个：白嘉轩、鹿子霖、鹿兆鹏、白灵、白孝文、黑娃、鹿三、田福贤、冷先生等。但其中思维最清醒，地位最独特，看透所有政治人伦关系，甚至能感悟阴阳世界问题的，几乎最不犯错误的就是“神权”代表、白鹿书院的朱先生。
这个问题太尖锐了。田福贤之所以承担风险放人，一方面是贪财，另一方面也是人情——冷先生的面子，还有鹿子霖是同党。日后你们真的得势……当然读者知道，鹿兆鹏同志党性强，哪敢受贿救敌人？党性强、战斗性强，所以就能胜利。
白鹿祠堂重修以后的第一件大事，是在祠堂里办学堂。学堂和三个权力系统都有关系。现代学校可以由政府办，《白鹿原》后来也出现了官办的新式学校。但小说里学堂最初就在祠堂里，这是族权（香港至今还有不少民办学校有地方宗亲组织或宗教团体背景）。第三个权力“神权”不只是土地庙、玉皇大帝，而且可以广义理解为信仰系统，而信仰又依托于道德和知识，所以学校又和“神权”有关。这也是为什么小说里一贯英明的朱先生特别称赞办学堂比修祠堂更重要。
但是，万一要杀的人是“错划”，是“冤案”？今天看是要杀，明后天再看是个英雄？比如说小说中被肃反的白灵？20世纪中国小说早有伏笔，刘鹗《老残游记》曾预言自以为是的清官比贪官更可怕，而田福贤就是一个贪官。
重读《白鹿原》，不难发现小说不仅颠覆“十七年文学”的“族长——地主”联盟，而且比现代文学中任何一部作品都更加正面歌颂“族权”的代表，即第一主角白嘉轩。整个长篇贯穿了“族权”与“政权”的分离，当然“政权”还是在争夺之中。
鹿乡约、田福贤、岳维山代表“政权”，白嘉轩、白孝文、白孝武修补“族权”，小说中只有一个朱先生在维系象征信仰系统的“神权”吗？其实，朱先生的工作有两个女人在帮手。一个是象征白鹿的白灵。白灵之死，几个主要人物都有梦中感应，这是现实主义小说中的魔幻成分。另一个是田小娥。她被愤怒的鹿三杀掉以后，鹿三就被鬼附体，生不如死了，这也是魔幻之笔。正好白鹿原瘟疫，白嘉轩的老婆仙草、他母亲白赵氏都被鬼影所扰。村民们纷纷不安，跑去祭拜被埋掉的窑洞。最后朱先生建议，给田小娥的亡灵建一个塔，把她压住——其实是化怪力乱神为信仰图腾——再一次证明了“神权”既是“土地庙和灶王爷”又不只是“土地庙和灶王爷”。之前人人唾骂的田小娥，现在化蝶让大家跪拜，“神权”是朴素的乡村宗教，是迷信、知识和信仰共同组合而成。
在中国现代文学里，“族权”的形象有一个从“可疑”到“可憎”的变化过程。鲁迅《祝福》里坚持礼教的鲁四老爷，对祥林嫂的悲剧多少有点责任。沈从文《萧萧》里的长辈，因为没有多读四书五经，没有把犯了通奸罪的童养媳马上卖掉。在巴金的《家》里，长辈高老太爷当然是旧秩序的基石，不过黄子平也讨论过，“高老太爷临终时与觉慧的对话是最动人的一幕”，真正败坏礼教传统的是克安、克定一帮人。[3]路翎《财主底儿女们》笔下的财主蒋捷三，比他的儿女们更坚持人伦底线，也更富有抗日热情。但是到了梁斌《红旗谱》，地主冯老兰同时是祠堂的主人，他儿子是国民党驻军司令的同学，所以封建“族权”和反动“政权”狼狈为奸，族长的负面形象渐渐成为模式，甚至变成集体积淀。如张艺谋将刘恒小说《伏羲伏羲》改编成电影《菊豆》，故事背景也从“文革”搬到了无争议（必然坏）的民国早年，电影中要惩罚和婶婶偷情的侄儿，法庭就是阴森森的宗族祠堂。
“十七年文学”描写国共斗争，主要是四种故事模式：一、农民运动；二、白区谍战；三、武装斗争；四、改造土匪。《白鹿原》居然四个模式全部都有。对农民运动，有批评检讨；写白区谍战，有真假夫妻；武装斗争和土匪改造，都是用旧情节写出新故事。战场戏是红色三十六师进攻西安，叛徒出卖，红军战败，退居山里。改造土匪，是鹿兆鹏到山上找黑娃和匪首大拇指。黑娃身在匪阵心在共，但结果这股土匪却投了国民党保安团，最后又在白孝文、黑娃带领下起义。
某天，白嘉轩在雪地偶然发现奇物异草，姐夫朱先生把异草解释成当地传说中的神话吉祥物白鹿。于是，白嘉轩就通过冷医生做中介，和鹿子霖做买卖，获得了这块不起眼的宝地。买卖当中，白嘉轩用了一点欺骗手法，先说没钱要卖地，后来又说换地，连正直忠厚的冷医生也被蒙在鼓里。自从把父亲的坟迁到宝地以后，白嘉轩果然诸事一帆风顺：先娶了最后一任妻子仙草，接连生了三个儿子，一个女儿；又在岳父的指点下种鸦片发财；然后主持祠堂重修，并办学堂。姐夫也称赞白嘉轩，说：“你们翻修祠堂是善事，可那仅仅是个小小的善事；你们兴办学堂才是大善事，无量功德的大善事。”这时，“白嘉轩确切地验证了自己在白鹿村作为族长的权威和号召力，从此更加自信。”
从《红高粱》起，土匪在革命战争文学里扮演着重要角色，深层原因是侠义传统在读者民间有深厚基础。《白鹿原》里黑娃既代表底层农民造反，又带领农会砸祠堂，再作为土匪游离国共之间。小说第二十七章细写保安团军官白孝文回乡向祖宗下跪；第三十章黑娃被招安，娶妻，也回白鹿原祭祖，还成为朱先生的关门弟子，而且得到白嘉轩出乎意料的原谅。这是两个意义不太相同的“浪子回头”。一方面，显示直到40年代，“族权”在“政权”争夺、“神权”动摇之时，至少在形式上仍维持自己的道德尊严（至于小说结束以后，白鹿祠堂的前景如何，就留给各位读者自己想象了）。另一方面，也证明碑石上的乡约和白嘉轩的腰板合成的乡村宗族文化，终究也无可奈何、无可回避地要和世俗权力，尤其是军事权力妥协合作。假如白孝文、黑娃不是骑马的军官，而是乞丐、土匪，他们还有资格重回祠堂吗？
白嘉轩前六个女人都在婚后不久死去，貌似抱怨命运不济，也像夸耀男主角阳具威武。阳具崇拜是寻根派在“多年以后……”之外的另一个写作特征（又如刘恒《伏羲伏羲》等）。
50年代以后，《红旗谱》中的中国农村社会结构模式影响深远。贫农、教师和共产党，对抗地主、祠堂和国民政府，这么一个斗争格局被不少作品重复、演变。莫言的《红高粱》加上了第七个因素——土匪，故事结构有所改变。《白鹿原》是更大规模地调整重组。虽然还是这六个因素，还是穷人、共产党对抗地主、国民政府，但是学堂和祠堂站在了一起——他们本来是对立的。学堂和祠堂站在一起以后，就和前面两者分离制约，形成了一个三角状态，土匪是在这个三角状态之外的一个游离的、相对次要的因素。
在艺术上，陈忠实有一大堆乡土政治故事，但写法技巧受到1985年寻根文学、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所以某种意义上，《白鹿原》是以《红高粱》笔法写出来的《红旗谱》。在思想上，这种“文革”以后出现的对中国乡村伦理秩序的再思考，和80年代海外新儒学理论的输入间有意无意的关系，还要仔细观察。
穷人—共产党，地主—国民党，学堂—祠堂，这个三角关系到底是作家一厢情愿的历史想象，还是比《红旗谱》模式更加真实的历史回顾？下结论的权力属于读者。不管怎么样，到了90年代，总算有作家对这个世纪的大是大非有了一些世纪末角度的回顾。陈忠实基本上就写了这一部小说，但已经够了。20世纪中国小说史永远都不会缺少他的名字。
这里的关键词既不是“七房女人”，也不是“豪壮”，重点是“后来”。这是加西亚·马尔克斯“多年以后……”的写法。
从晚清到“五四”到延安再到当代文学，农民、知识分子和官员/干部形象一直贯穿在大部分中国小说里，而且三者之间的复杂关系有很多变化。最基本的关系模式是知识分子或愤慨或无奈或冷漠地看着官府如何欺负民众。愤慨如《老残游记》中江湖医生目睹并抗议官员（包括清官）胡乱判案伤害民众；无奈如“我”眼见祥林嫂被政权、族权、神权、夫权束缚至死而无力援救于是自责歉疚；冷漠如阿Q最后被审判时，旁边有“长衫人物”虽然鄙夷阿Q下跪是“奴隶性”，事实上他们也是审判阿Q的有文化的帮凶……到了《红旗谱》时代，更简捷的关系模式是“士助民反官”：小学教师地下党帮助贫苦农民与地主及国府斗争……直到80年代余华的《活着》，福贵一家在厄运、环境和官员（县长夫人等）压迫下“八死一生”，很苦很善良，但也还有一个文青视角来转述老农民（其实也是地主儿子）的故事。在《白鹿原》中，当然也贯穿有“士—民—官”三种人物形象，但具体到个人，却又常常超越典型的阶级共性（作品引来非议、获得激赏皆因于此）。比如男主角白嘉轩，在祠堂教训体罚族人时他是白鹿原的“统治阶级”，抗议或哀求军阀和国民党官员时他又代表了乡亲民众。黑娃和他爸鹿三都是农民，一个忠于主人保卫礼教（还杀害不幸的田小娥），一个打坏主人腰骨，上山为匪，最后作为国军起义却反被新社会县长枪毙。谁才能真正代表农民形象？中国革命里的阶级斗争，在《白鹿原》中显得特别复杂。小说里的“士”又至少可分成三类：一是小学校长鹿兆鹏及白灵等年轻人，由学生成为革命党（由“士”而“仕”，新的官员/干部其实大都是从知识分子发展而来）；二是以冷先生代表的“专业人士”，不问政治只办文书债务法律，是农村里的“工具理性”；三是最重要的“神权”代表，就是朱先生和他的学堂，始终站在“政权”与“族权”之外，始终旁观晚清、军阀及国共各种政治斗争。所以《白鹿原》的基本模式也还是“士见官欺民”，不过是“士”不只一类，“官”又有几种，“民”也不是一个整体概念。如何用“文学是人学”的原则来书写复杂的民国阶级斗争历史，《白鹿原》做了颇有文学史意义的尝试。
白嘉轩后来引以豪壮的是一生里娶过七房女人。
六史诗般的篇幅，简单而有力的结尾
据说长篇小说第一句很重要，奠定基调。《白鹿原》的第一句是这样的：
小说最后几章，乡约制改成了保甲制。田福贤、岳维山仍然奉命剿共，抽壮丁。黑娃被招安，又去祭祖，人人称赞，只有去延安的鹿兆鹏反对。岳书记请朱先生发表反共宣言，朱先生婉拒。
二白鹿原上的“政权”“族权”“神权”的暂时平衡
黑娃受鹿兆鹏之托送毛泽东的书给朱先生，说：“听说延安那边清正廉洁，民众爱戴。”朱先生的回答留有余地，说：“得了天下以后会怎样，还得看。”
《白鹿原》之所以重要，正因为这是一部试图从“族权”和“政权”的矛盾关系来解析20世纪中国农村社会结构的小说。这种“族权”和“政权”的矛盾统一关系，直接体现在白嘉轩、鹿子霖两个财主家三代人几十年错综复杂的明争暗斗历史。《白鹿原》，就剧情来讲，完全可以改编一下路翎小说的书名，叫“两个财主底儿女们”。
白鹿两家争斗几十年。白嘉轩看上去为人比较正直，强调做事要坦白，光明正大，不过最初买地，后来帮三媳妇借种，也不是什么事都能够公开。鹿子霖好色、贪财，但偶尔也有善心，比方救白孝文，最后是机关算尽，人财两空。冷先生把女儿分别嫁给两家，保险投资。两个财主的儿女在国共纷争中也交叉站队，白家长子和鹿家次子都是国民党军官，鹿家长子和白家女儿是共产党员，这种情节设计既增加了作品戏剧性，也使历史回顾有了复杂性，同时至少也打破了简单“血统论”。
这些人物几十年围绕着白鹿原战斗，就是为了争夺“政权”。读者其实不大在意这些细节破绽，因为小说的重点从来不是写岳维山、田福贤或鹿兆鹏的仕途，甚至关键也不在他们几十年里的恩怨，小说的真正主题是“政权”“族权”“神权”三者之间的关系。
《白鹿原》史诗般的篇幅，几十年大事，结尾却异常简单而极其有力。1949年，解放军十七师联络科科长鹿兆鹏，找保安团营长黑娃谈论过起义。之后兵临城下，黑娃的部队和一营的白孝文共同举事。
从情节上讲，田福贤、岳维山这些乡县的干部一做二三十年，也没有调走，也没有升官，不大可信。小说大概是为了稳定这些人物的符号意义，强调滋水县（原型是蓝田县）国共长期斗争的政治格局，所以这几位国民党干部也别想升官了。处在对立地位的共产党员鹿兆鹏，北伐时已是中共省委委员、县委领导，30年代是红三十六军副政委了，可是十几年以后，到1949年，他还只是解放军十七师的联络科长，也是为了白鹿原上的阶级斗争需要而没怎么升官。
但是半年之后，副县长鹿兆谦——就是黑娃——在办公室被逮捕，罪名是土匪头目，围剿红军三十六师和杀害共产党员（他在起义前处决过一个叛徒）。这时鹿兆鹏随军打去新疆，后来便无消息，所以没人帮黑娃说话。
作家对于地方行政概念交代得非常清楚。白鹿仓的总乡约是田福贤，第一保障所乡约是鹿子霖。小说里，田福贤上面的县长换了好多个，但是国民党县部书记从北伐到1949年都是岳维山。
白嘉轩找到县长白孝文求情，回答说是新政府不讲人情面子，该判就判，不该判的一个也不冤枉。最后枪毙大会还是在白鹿原的戏台广场，在曾经见证过农民运动、反攻倒算、抗日功绩等历史场面的乡土戏台广场，黑娃和岳维山、田福贤一起被执行死刑。
毛泽东所说的“政权”，具体出现是在小说第七章。“皇帝在位时的行政机构齐茬儿废除了，县令改为县长：县下设仓，仓下设保障所，仓里的官员称总乡约，保障所的官员叫乡约。白鹿仓原是清廷设在白鹿原上的一个仓库，在镇子西边三里的旷野里，丰年储备粮食，灾年赈济百姓，只设一个仓正的官员，负责丰年征粮和灾年发放赈济，再不管任何事情。”[2]现在白鹿仓变成了行使革命权力的行政机构，不可与过去的白鹿仓同日而语。保障所更是新添的最低一级行政机构，辖管十个左右的大小村庄。
白嘉轩目睹宣判大会时晕了过去，冷先生这时候90多岁了，还要帮他看病。同时，鹿子霖却真的疯了。
按照《白鹿原》的描写，晚清时期，至少在乡村的基层，“政权”影响力有限。白嘉轩设计买卖鹿子霖的宝地，请中医冷医生做中介，签约就行了，不需要官员批准。农民贪财，种鸦片，县令说要禁，却也禁不了，没有人来贯彻。白鹿两家为了换地打架，甚至要打官司，结果白鹿书院的朱先生写一幅字给两边，就讲和了。更重要的事件，比如说第五章，白嘉轩主持重修祠堂，在祠堂内办学，而且有谁如果犯了赌、毒等违反乡规的事情，也在祠堂里执法、体罚。这些事情关乎乡村基本社会秩序，没有看到有清廷的官员来参与。
为什么说这个结尾十分有力？
中国的男子，普通要受三种有系统的权力的支配，即：（一）由一国、一省、一县以至一乡的国家系统（政权）；（二）由宗祠、支祠以至家长的家族系统（族权）；（三）由阎罗天子、城隍庙王以至土地菩萨的阴间系统以及由玉皇上帝以至各种神怪的神仙系统——总称之为鬼神系统（神权）。至于女子，除受上述三种权力的支配以外，还受男子的支配（夫权）。[1]
第一，回答了田福贤之前的提问：“如果你们日后真的得势……”
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有一段著名的论述：
第二，谁让岳维山几十年不升官，一直待在这个地方，然后被枪毙？
陈忠实（1942—2016）一辈子主要就写这一部作品，作品前引用了巴尔扎克的话：“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白鹿原》也写了六个历史时期：晚清，军阀混战，国共斗争，抗日，国共内战，解放与镇反。小说基本格局在前两个时期，即晚清和军阀混战时期已经基本成形。第一到第五章写的是1910年之前，第六到第十二章大概写1911年到1927年。
第三，黑娃和鹿兆鹏单线联系，单线联系很危险。
《活着》与《白鹿原》是上世纪90年代文学的两个高峰。自1993年问世以来，持久受读者欢迎，获得专业权威奖项，影视改编也备受关注（甚至太受关注）。两部小说都可以读成上世纪近百部优秀的中国小说的一个提纲、目录和缩写本。但是相比之下，从字数看，从格局看，《活着》是把“前三十年”戏剧性简化，《白鹿原》是努力将民国历史复杂化。前者更感人，催人泪下，后者更有挑战性，令人深思。
第四，为什么只剩下白孝文继续执政？是因为他吃得苦中苦，最能忍辱负重？还是因为毕竟他是白嘉轩的儿子？
《活着》是写一个人、一个家庭历经苦难厄运，道德清洁，心灵高尚，九死一生，坚强活着；《白鹿原》写两个家族三代人，贫富矛盾，国共冲突，礼崩乐坏，也是世事难料。
第五，白孝文县长将来的命运又会如何呢？
《活着》写40年代后期到70年代末，大概接近于文学版的共和国“前三十年”史；《白鹿原》写10年代到50年代初，时间上完全覆盖了“前五十年”中的民国史。
第六，白鹿祠堂还会存在下去吗？还会重修吗？
一20世纪“中国故事”的前半生
第七，20世纪的故事还有后半段……
重读20世纪中国小说，接近世纪末，本来在想怎么写一个世纪末回顾，但突然发现大可不必，因为到了90年代，已经有作家作品有意无意地在回顾过去的百年。如果说余华《活着》是20世纪“中国故事”的后半生，那么陈忠实《白鹿原》就是20世纪“中国故事”的前半生。
[1]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51年，33—34页。
“政权”“族权”“神权”
[2]陈忠实：《白鹿原》，《当代》1992年第6期（上半部），1993年第1期（下半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以下小说引文同。
陈忠实《白鹿原》
[3]黄子平：《命运三重奏：〈家〉与“家”与“家中人”》，巴金《激流三部曲》（家·春·秋），参见《巴金小说全集》第4卷，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3年，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