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凡的世界》里有不少故事，违反“故事”常规，却遵循世界常理。
艰辛的体力劳动与艰深的文艺探索同时并存在一个身体，肉体与精神两方面都要超越常人，这很像枕着《资本论》睡觉的劳改犯章永璘，或者是杰克·伦敦笔下的水手作家马丁·伊登。在一群麻木粗鲁苦力之中，咬紧牙齿清醒读书，这正是“乡下人进城”与“城里人下乡”的一个交叉点。《平凡的世界》中，除了少安、少平兄弟的婚恋线索外，还写了同辈同学当中好几对男女的关系演变。田润叶坚决不跟丈夫李向前同居，直到有一天，伤心的老公喝酒出了车祸，断腿残废，这时润叶反而回心转意。在高中甩了少平转爱富家子的郝红梅，因为偷手帕被人揭发，也被男友抛弃。匆忙嫁人后老公又意外身亡。某天，她背着孩子在街边卖小吃谋生，遇上了田福堂的儿子田润生，没想到润生倒是一心一意爱上了这个苦命寡妇。不顾精明父亲反对最后成婚。
少安运砖烧砖，也不是一帆风顺。有一次烧砖出了意外，停工、欠债，陷入绝境。一个“夸富”会上认识的商人胡永合介绍他贷款，真的救了急。后来人家来逼债，又靠县长周文龙帮忙应对。总之，孙少安自己是很努力，但是他做过队长，也积累了一些乡镇基层的社会关系，人情关系都是资源。
小说第一男主角是少安的弟弟少平，据说人物原型是作家的弟弟王天乐。[3]少平高中毕业曾借队长哥哥的光回村教书。承包制后村里初中办不下去，少平不肯种田，便离开家乡进城打工。少了个男劳力，家人也支持。少平并不清楚自己进城的具体目的，只是读了书，好幻想，觉得乡村天地太小，想去见识更多的新世界。从外表和身份看，少平只是一个普通揽工汉，蹲在大城市高速公路底下等待被临时雇用，身无分文，甚至无处睡觉。很长一段时间，少平帮不同的建筑工地做苦工，搬石头。背上皮肤裂开，流血，受伤，结疤，再受伤。一天也就是挣两块钱的工资。在小说第一部，少平是一个好幻想的文青；到第二部，就变成了一个没时间思想的苦力了。这一时期，双水村不少乡亲境遇都在改善，大队、公社、县城、地委各级干部轮流升迁。但小说转一圈回到主角少平处，他还是在做不同工地的苦力，靠打工维持最低的城市生活水平，还要帮助读高中的妹妹兰香，同时还一直维持着与中学同学田晓霞的精神友谊。报社记者晓霞是田福军的女儿，聪明、开朗、有气质、有思想，不知不觉渐渐地爱上了这个睡在建筑工地、点蜡烛读《红与黑》的小伙子。
乡村不搞革命了，大家各过各的，谁能够比较发达？小说描写大队干部田海民养鱼发财，二队队长金俊武种地高产，金俊山卖羊奶，金光亮养“意大利蜂”。有个地主成分的青年，这时也能当兵了。客观总结，拔尖户不是之前的基层干部，就是财主儿孙，或者至少中农等殷实户的后代。
三“乡下人”孙少平进城
作家路遥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政治正确，十分坚定。但同时，小说又通过无数写实细节，写出了“文革”与“文革”后农村干部体系的变与不变。
第四，《平凡的世界》与其他乡土文学的最大不同在于，小说不仅写穷富差异，不仅写原始械斗，不仅写婚恋习俗，不仅写传统残余，而且特别强调农民，尤其是年轻的农民想离开乡村，或者想改变乡村，或者逃离乡村。小说既写费孝通意义上的中国乡村秩序的崩溃，也写这种乡村秩序的变形转移。
改革开放以后，土地被透支，偷窃、诈骗、迷信活动增加。双水村有个“神汉”刘玉升，装神弄鬼，一度很得人心。已经发家了的少安反省双水村的历史，说以前最神气的是地主；之后，最有威望的是教书的金老先生；之后几十年，最有权力的是书记田福堂；再下来，难道现在人们最相信刘玉升？想到这里，孙少安就把本来要投资拍三国的钱，重修双水村的学校。作家在这个人物身上灌输了自己对农村发展的理想。不过少安的妻子，贤惠能干的秀莲在学校落成仪式上吐血，她得了肺癌。
第三，“文革”期间，婚姻还是买卖，讨老婆还是要钱。少安后来找到不要彩礼的媳妇，因为他的相貌人品。但是办婚事，钱、粮、窑洞都没有，结果都有人帮忙，还是和他的队长身份有关。
少安家最有出息的竟是小女儿兰香，国家重点大学学天文物理，男朋友是省委副书记的儿子吴仲平。读者在羡慕祝贺贫困主人公一家翻身幸福之际，会不会有个疑问：少安、少平、兰香这一家人，好像是婚恋高攀专业户？都是普通农村青年，怎么都有机缘碰到干部子弟？
第二，生产大队之间为了抢水可以互相破坏。为了集体利益，犯法也符合村民道德。金俊斌在抢水战斗当中被洪水冲走，算是付出代价。俊斌死后他老婆偷人，导致了王姓、金姓、田姓三族农民械斗。20年代许杰小说《惨雾》中的械斗情节，居然在这部小说中依然存在。双水村的家族之争，虽然不如《古船》那么壁垒分明，但还是有迹可循。路遥小说里，中国农村的宗族乡俗，在红彤彤的70年代，仍然没有完全消失。
少安本来可以娶县革会副主任田福军的侄女，是他自己放弃，选择务农致富。少平一直在城里打工，从建筑工地转到了大牙湾的煤矿，但他一直在和省委副书记田福军的亲女儿晓霞谈恋爱。现在，小妹妹兰香，马上又要做另一省委副书记的媳妇。
第一，即使大家都赤贫，穷富仍有差异。田福堂的弟弟田福军在县委做事，哥哥借光。从1953年到1976年，富裕中农各家光景也还是比赤贫农户好。小说突出孙少安一家的贫穷惨况，显示再彻底的“革命”也救不了孙少安一家。
有几种解释的方法：一，孙家儿女自身太出色，所以少安、少平、兰香自然就会吸引到干部子女，甚至高干子女。出身于泥土，却有精英气质，是黄金，到哪里都闪光。二，在“平凡的世界”里，少安、少平与田家女儿们，原有乡亲关系，再加上作家情节安排，于是代表官场与乡土的联系。三，通过这种偶然的社会上升阶梯，读者才有可能观察干群关系，而层层级级的干群关系，正是小说的经纬与肌理。
很少有作品细写“文革”后期的农村生态，《平凡的世界》第一部提醒读者注意以下几种情况：
四怎么评论《平凡的世界》的结尾？
对照看《平凡的世界》与《创业史》的人物分类法，很有意思。相同之处，都是贫苦农民、基层干部和富农中农（及后代）三大类，贫苦农民都是正面主角“时代新人”，还都“偶然”认识上面领导。不同之处，一是梁生宝要搞合作化，孙少安要承包单干；二是柳青笔下富农中农是反派，路遥小说里村干部才是负面角色。阶级斗争悄悄转化为干群矛盾。
少平到煤矿后每天下井，从农民户口转为工人身份，劳动强度一点没有减少，危险度反而增加。少平认识了一个善良的班长，班长和他的老婆、小孩都对他很好。后来班长工伤身亡，少平就和班长老婆、小孩互相照顾，像家人一样。
双水村的第三类农民，大都姓金，有的是地主或中农出身。俊山、俊文、俊武、俊斌等，窑洞好，实力强，为人低调。田福堂把一队队长孙少安、二队队长金俊武都视为竞争对手。
晓霞之前曾到煤矿看望少平，省城美女记者被众多矿工围观，这个情景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少平的虚荣心。当然，也促进了两人关系，发展到可以在山上接吻的地步。
第二类人物是村干部，以大队书记田福堂和副手孙玉亭为代表。孙玉亭是孙少安的叔叔，同样吊儿郎当，姐夫倒卖老鼠药，玉亭忙着革命宣传，整天抓阶级斗争，要大家学《水浒传》。田福堂从50年代合作化起就是双水村的头号实权人物，对村里情况了如指掌。第一部结尾，田福堂想学陈永贵，炸山筑坝造良田，结果炸了不少私人窑洞及学校，一事无成。
但是小说结尾出人意料。首先是晓霞在采访洪水灾难时牺牲。田福军书记就把矿工孙少平叫去，交给他三本女儿的日记，记载她们之间的爱情。之后，少平自己也出工伤，眼睛、脸部严重受损，送到省城急救。人救回来了，但脸上破相。妹妹和未来的妹夫说可以由省委副书记下调令，把少平调回省城，可少平拒绝了。又有医学院女生金秀，朋友金波的妹妹，此时向少平表达爱情。少平也婉拒了。最后，脸部严重创伤破相的孙少平回到了他热爱的煤矿。
第一类人物是贫穷农民，如孙少安、孙少平一家，父亲孙玉厚老实巴交，辛苦耕作，艰难生活。祖母病在炕上，全家挤一个破窑洞，小妹妹兰香借宿他人家里。少平在县里读中学，只能吃最差的黑面馍，很为自己的穷困而羞愧，却爱上了漂亮的地主女儿郝红梅。姐姐嫁了一个不务正业的王满银，因为倒买几块钱的老鼠药被批为走资本主义道路，要到建筑工地劳改。少安只好求儿时朋友田润叶，润叶的叔叔是县革委副主任田福军，随即批条放了他姐夫。男主角孙少安，相貌英俊，心胸开阔，为人正直，近年有评论认为孙少安和梁生宝一样，属于“社会主义文学”的“新人”。[2]但“新人”拯救姐夫的方法，也还是走同学关系（干部子女）的后门。非常现实主义。总之，孙少安一家代表了勤劳、刻苦、老实的农民，在小说第一部里，他们生活艰辛、悲惨。
应该怎么理解、怎么评论这个结尾？
“平凡的世界”，一半在写黄土高原上的一个双水村。和《创业史》一样，村里的人也可分成三类：贫穷农民，想发财的村干部，还有地主和中农的后代们。
百万字的《平凡的世界》，文学语言并无特别之处，基本上是当代白话。偶尔夹一些当地方言，“烂包”“言传”等，根据上下文也读得懂。小说里文艺抒情的段落，有点渲染过度。叙事特点，是虚拟叙述者与读者之间有对话。一个人物出现什么事情，小说就写：我们认识的这个人他以前是怎么样的，你们怎么看他，等等，好像作者跟读者在议论小说里的人物。总体上，人们不会特别注意这部小说的技巧，艺术成就主要在主题结构、大量细节，以及小说结尾。
二《平凡的世界》里的三类农民
从艺术上看，这个结尾一是打破了读者们的阅读期待，二是使少平成为一个性格有发展有变化的人物。其他人物命运、场景变化，性格特征不变。只有少平在第一部里是文青学生，第二部是委屈身处底层，发展到第三部境界升华，最后拒绝向上，坚守底层。不管读者是不是理解、相信或认同主人公最后的选择，小说的确想刻画主人公的性格转化，同时也理想化了“乡下人进城”的主题意义。
除了文学人口的变化以外，第二个原因是80年代文学，首先强调“新时期”否定“文革”。但是《平凡的世界》却突出70年代中后期中国政治生态的微妙延续性。中间当然有断裂——从革命到改革，但断裂之中又有体制、人事和政治文化的延伸。偏偏这两个历史时期的复杂关系，近年来是中国文学界——恐怕也不止文学界——的一个热门话题，所以人们突然发现，《平凡的世界》描写的正是“革命”与“改革”的交接部位。这个交接期，在其他作品里是一个相对的空档，比较难以诉说。《晚霞消失的时候》《芙蓉镇》《古船》都从“十年”直接跳到80年代。路遥小说，却非常写实非常平静地叙述“革命”后期普通农民的生态、心态，然后一步一步、一天一天描写他们从集体生产体制走向承包制单干的详细过程。所以，《平凡的世界》记录了20世纪“中国故事”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反过来讲，如果觉得这样的理想主义结尾有点虚幻甚至做作，作家还能有什么别的选择？
当然路遥和余华还是不同，余华是策略调整，路遥是别无选择。
假如晓霞不死，最终少平受伤或者有成就了回城结婚？人们难免会怀疑少平的“于连气质”（现在叫“凤凰男”）——他与高干子女的恋爱是否早有功利布局？是否有意无意给他带来了利益和退路？
孙少平说：“最叫人痛苦的事，你出身于一个农民家庭，但又想挣脱这样的家庭，挣脱不了，又想挣脱……”这话差不多可以概括这部小说，以及整个“中国故事”的主题。80年代中后期，当代小说的读者群，主要是城市里中学以上的文化人口；到了21世纪，大量乡镇青年也已中学毕业，也已进入城市，成为新时代文学人口的主流。在这种情况下，“乡下人进城”就比“城里人下乡”能够获得更多读者的共鸣。这是《平凡的世界》，还有余华的《活着》等作品近年持续热销并影响青年人三观的一个可能的解释。
如果晓霞还是牺牲，少平在煤矿有特别贡献，发明创造之类，再顺理成章回城，与妹妹、妹夫团聚，或者要回到双水村，委以重任，某某村官之类。那么这时候，少平不也像章永璘一样吗？最后也要到铺着红地毯的会堂，向黄土高原表示感谢？这不就又在重复“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士大夫主题？
《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写到主人公孙少平要离开县城回乡时，他说：“老实说，你（指县城）也没有能拍打净我身上的黄土；但我身上也的确烙下了你的印记。可以这样说，我还没有能变成一个纯粹的城里人，但也不完全是一个乡巴佬了。”[1]路遥的这段话可以形容他的人物与读者。在过去几十年，中国社会的最大变化，中国在世界上崛起的关键，就是几亿农村人口急速向城市转移，就是“乡下人”（中性概念）或主动或被动地“进城”。《插队的故事》写过黄土高原农民生态，一家人很多小孩睡在一个破窑洞里，男女婚嫁有不少买卖的习俗，在贫困的土地上唱着浪漫的山歌，做点小生意要被当作资本主义批斗等等。路遥小说也有同样的细节，但史铁生是“知青看农民”，同情的是农民的“生态”。可是路遥却是“农民做知青”，理解的是农民的“心态”。
如果既不想让少平成为马丁·伊登或者于连般的理直气壮的个人奋斗者，又不想少平有意无意重复读书人落难而后承担重任的传统，那还能怎么办呢？
我认为至少有两个原因：第一是中国文学读者人口的变化。1985年前后，程德培讲过一句非常精辟的话：当代小说不是城里人下乡，就是乡下人进城。“城里人下乡”即知青小说，韩少功、王安忆、阿城、张承志、史铁生等，作品中的乡村，其实是知识分子考验、历练自己灵魂感情的一个背景。其中只有极少数人，比如史铁生，会关注农民的生态，但关注的主体还是知青的心态。所谓“乡下人进城”，指的是莫言、贾平凹、路遥等人的作品。莫言像沈从文一样美化乡村批判城市，贾平凹是努力发掘乡土传统当中的善恶，其中大概只有路遥，真正从字面上来描写“乡下人进城”。
路遥整体小说十分写实，结尾却相当浪漫：拒绝城市，回到煤矿，放弃高层，回到人民。一种令人悲欣交集的理想。
为什么《平凡的世界》在80年代中后期并未引起文坛足够关注，却在二三十年后，越来越引起了青年读者（也包括专业评论家）的关注？
青年读者不妨续写《平凡的世界》，想象一下在现实生活当中，假如你是少平，接下来会怎么选择，怎么生活？然后你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平凡的世界》需要一个不平凡的结尾。
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资料很全，论述80年代后期小说时，列举了先锋派的莫言、马原、格非、孙甘露、苏童、余华、残雪等，同时也讨论池莉、方方、刘恒、刘震云的“新写实主义”，另有一个章节“其他重要作家”，包括阿城、史铁生、韩少功、张炜、张承志等作家。近年有研究者注意到，洪子诚似乎没有特别论述《平凡的世界》。努力“超克”80年代文学批评的一些年轻学者，可能觉得“忽略”《平凡的世界》是文学史的疏漏。其实任何文学史也难面面俱到，夏志清后来也承认他没有讨论萧红、端木蕻良是一个缺憾。而且在80年代中后期，《平凡的世界》的确并非文坛关注的焦点。在各种当代文学的会议上，当时比较活跃的评论家，很少特别讨论路遥的作品。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同样也没有专门评论《平凡的世界》。
“十年”中，政权渗透乡村角落，是否代表乡土社会秩序的崩溃？“十年”后，农民经商进城，是否乡土经济价值系统在瓦解？但最后，进城的农民又要回到底层，《平凡的世界》可能想告诉人们，乡土理想即使进入城市却依然存在。
一《平凡的世界》近年热销的两个原因
《平凡的世界》写“官”，有的“欺民”有的“助民”，不仅层层有“忠奸对立”而且正邪还有转变。写“民”也超越麻木受苦与被欺欺人等“五四”分类，更强调底层自强奋斗。“官”“民”之外，“士”基本不出现。或者说孙少平的打工、读书和恋爱中出现了“民”与“士”与“官”的（一厢情愿的）虚拟结合。《平凡的世界》对中国小说主要人物形象关系模式有所修正和突破，因此作品受到非专业读者欢迎，也使文学史家一度感到陌生。
路遥（1949—1992），本名王卫国，陕北榆林清涧县人，出生于贫困农民家庭。当代作家真出身农民家庭的，为数不多。七岁时路遥过继给伯父，也是农民。他读过县立中学，之后回乡务农。1973年进入延安大学中文系（工农兵学员）。1982年发表了一部中篇小说《人生》，后来被改编成电影。《人生》男主角高加林在农村姑娘刘巧珍和城市姑娘黄亚萍之间的艰难的感情选择——该不该为了进城抛弃痴情的乡下姑娘，一度引起社会争议。在“寻根文学”和“先锋小说”形成热潮的1985年前后，路遥埋头写《平凡的世界》，他的写实主义当时并没有受到文坛的特别关注，而且英年早逝。不过近年来，《平凡的世界》持续热销，成为最受评论家关注的几部当代小说之一。这里有哪些偶然的人事因素，有哪些是文学史意义上的必然性，值得讨论。
[1]路遥：《平凡的世界》第一部，《花城》1986年第6期；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年。以下小说引文同。
三部《平凡的世界》，从1985年写到1988年，大约每年写一部。最初发表在1986年12月《花城》。1991年《平凡的世界》获得第三届“茅盾文学奖”。如果从文艺社会学角度特别关心“小说里的中国”，《平凡的世界》应该是20世纪“中国故事”里非常重要的一章。
[2]参见杨辉：《总体性与社会主义文学传统》，《2019年度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论文集》，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20年，301—337页。
改变青年三观的“中国故事”
[3]程光炜有专文讨论王天乐对《平凡的世界》创作过程的影响，以及路遥兄弟失和的原因。参见《路遥兄弟失和原因初探》，《南方文坛》2021年第1期。
路遥《平凡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