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顺大造屋》除了写几十年政治实验对普通农民生态的影响外，小说还触及农民和干部的复杂关系。从农民的角度，好像是被诱导、哄骗甚至欺负。从干部的角度，则是真诚关心和同舟共济。这种令人哭笑不得的关系，在高晓声另外一篇更加出名的短篇《陈奂生上城》里，有更精彩的发挥。
严格说来，《李顺大造屋》其实也有些概念化和“主题先行”。主题就是各种政治运动对农民生存状态的影响。不过和“十七年文学”的主题先行不同：杨沫、梁斌、柳青、浩然是要用生活细节尽量体现主题概念，高晓声、茹志鹃、古华、周克芹等是要用生活细节尽量隐蔽主题概念。
二《陈奂生上城》：新时期的农民与干部关系
高晓声马上否认：“我不知道什么典型不典型，我就是写村里的一个邻居，真人真事，不信你们可以去调查。”
李顺大造屋30年，陈奂生已活在“新时期”；李顺大历经种种政治风波，陈奂生却只做一件日常小事；李顺大活得垂头丧气，陈奂生却感觉十分幸福。小说一开始，“陈奂生肚里吃得饱，身上穿得新，手里提着一个装满东西的干干净净的旅行包……一路如游春看风光。他到城里去干啥？他到城里去做买卖。稻子收好了，麦垄种完了，公粮余粮卖掉了，口粮柴草分到了，乘这个空当，出门活动活动，赚几个活钱买零碎。自由市场开放了，他又不投机倒把，卖一点农副产品，冠冕堂皇。他去卖什么？卖油绳。……”[3]卖油绳大约能赚三块钱，陈奂生想给自己买顶帽子。这个小说开局既写1979年社会气氛，自由市场开放，农民生活转好，又以歌颂的笔调道出悲凉事实——这个农民几十年来买不起一顶帽子。对比《平凡的世界》和《插队的故事》里不少农民做小生意都被批“走资本主义道路”，人们才能体会陈奂生上城的幸福。
小说获奖，高晓声出名，来上海作协开会。有记者问，您的小说写了一个老实忠厚的农民，辛苦30年仍然盖不了自己的房子，这是否写出了几十年来中国农民生活的典型状态？
卖油绳是在车站附近摆摊，摸准了旅客人流的规律，油绳倒是顺利卖完了，点钱少了三角钱，不知道被哪个人贪污走了，陈奂生叹了一口气，自认晦气。
就在这时，李顺大重遇劳改当中的刘书记，两个人面对面一起流泪。但是李顺大还是想盖屋，还是在努力，他渐渐就知道了，买材料要开后门，开后门要送礼。等到了1977年，他就知道去求重新做官的刘书记了……最后这个房子有没有造成？他最后有没有成功利用和书记的关系？余下来的故事，就要路遥、余华、阎连科他们接着写了。
但真正的麻烦是他累了一天，到了深夜，突然浑身无力，双腿发软，就在车站候车室病倒了。这时正好以前认识的县委吴楚书记经过，关心问候，这个农民怎么半夜病倒在车站，那怎么行，就叫司机送陈奂生到机关门诊室。医生说没大病。百忙之中吴书记又指示：“还有十三分钟了，先送我上车站，再送他上招待所，给他一个单独房间，就说是我的朋友……”
这段话多少有点作家借农民之口发自己牢骚。“他看到那汹汹的气势，和五八年的更不相同，五八年不过是弄坏点东西罢了，这一次倒是要弄坏点人了，动不动就性命交关。”有个公社砖瓦厂的“文革”主任，问李顺大要钱，说要代买一万块砖——很像《骆驼祥子》里的孙侦探。李顺大借出了钱，第二个月就被专政机关请去了——要他交代几件事：一、你是哪里人？老家是什么成分？二、你当过三次反动兵，快把枪交出来。三、交代反动言行（例如他说过“楼房不及平房适用，电话坏了修不起”的话，就是恶毒攻击社会主义）。最后砖瓦厂“文革”主任把李顺大救了出来，当然，作为报答，那200多块砖钱，也就不提了。
病倒，看医生，住招待所，这些经过陈奂生都是次日才回想起来，他“听见自己的心扑扑跳得比打钟还响，合上的眼皮，流出晶莹的泪珠，在眼角膛里停留片刻，便一条线挂下来了。这个吴书记真是大好人，竟看得起他陈奂生，把他当朋友，一旦有难，能挺身而出，拔刀相助，救了他一条性命，实在难得”。
结果有些可退赔的建材，李顺大也放弃了。从1962年到1965年，几年苦干奋斗，李顺大又积累了一些造房的钱，这次他打定主意不买材料，先存钱。但是接下来，就是十年“艰辛探索”了。也不是李顺大要“探索”，他一直是“跟跟派”：“可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他就跟不上了。要想跟也不知道去跟谁，东南西北都有人在喊：‘唯我正确！’究竟谁对谁错，谁好谁坏，谁真谁假，谁红谁黑，他头脑里轰轰响，乱了套，只得蹲下来，赖着不跟了。”
“陈奂生想，他和吴楚之间，其实也谈不上交情，不过认识罢了。要说有什么私人交往，平生只有一次。记得秋天吴楚在大队蹲点，有一天突然闯到他家来吃了一顿便饭……还带来了一斤块块糖，给孩子们吃。细算起来，等于两顿半饭钱。那还算什么交情呢！说来说去，是吴书记做了官不曾忘记老百姓。”
……李顺大的感情是容易激动的，得到刘清同志的教导和具体的帮助，他的眼泪，早就扑落扑落流了出来，二话没说，呜咽着满口答应了。
接下来一段，是小说真正的高潮——既不是动作，也不是对话，而是描写一个房间。
区委书记刘清同志，一个作风正派、威信很高的领导人，特地跑来探望他，同他促膝谈心，说明他的东西，并不是哪个贪污掉的，也不是谁同他有仇故意搞光的。党和政府的出发点都是很好的，纯粹是为了加快实现社会主义建设，让大家早点过幸福生活。为了这个目的，国家和集体投入的财物比他李顺大投入的大了不知多少倍，因此，受到的损失也无法估计。现在，党和政府不管本身损失多大，还是决定对私人的损失进行退赔。除了共产党，谁会这样做？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只有共产党，才对我们农民这样关心。
原来这房里的一切，都新堂堂、亮澄澄，平顶（天花板）白得耀眼，四周的墙，用青漆漆了一人高，再往上就刷刷白，地板暗红闪光，照出人影子来；紫檀色五斗橱，嫩黄色写字台，更有两张出奇的矮凳，比太师椅还大，里外包着皮，也叫不出它的名字来。再看床上，垫的是花床单，盖的是新被子，雪白的被底，崭新的绸面，呱呱叫三层新。陈奂生不由自主地立刻在被窝里缩成一团，他知道自己身上（特别是脚）不大干净，生怕弄脏了被子……随即悄悄起身，悄悄穿好了衣服，不敢弄出一点声音来，好像做了偷儿，被人发现就会抓住似的。他下了床，把鞋子拎在手里，光着脚跑出去；又眷顾着那两张大皮椅，走近去摸一摸，轻轻捺了捺，知道里边有弹簧，却不敢坐，怕压瘪了弹不饱。然后才真的悄悄开门，走出去了。
“大跃进”失败后，党有退赔政策，但公社也穷，十赔九不足，这时小说里出现了一个干部形象（基层官员）：
这段文字，“怕压瘪了弹不饱”，当时成为作家议论的话题。
错误和教训，看你站在什么立场上说。比方说自己家、国有问题，自己人说可以，别人骂就不行，高晓声在写小说时非常清楚国情和国人心态。当然这也是80年代。在这之前，可能别人骂不怪（反正是敌人），自家人却不能批评。你看《创业史》《艳阳天》，怎么书写同一时期的农民生活？
房间是好，但肯定贵，陈奂生马上想离开。他走到柜台处，朝里面正在看报的大姑娘说：“同志，算账。”“几号房间？”那大姑娘恋着报纸说，并未看他。“几号不知道。我住在最东那一间。”那姑娘连忙丢了报纸，朝他看看，甜甜地笑着说：“是吴书记汽车送来的？你身体好了吗？”“不要紧，我要回去了。”“何必急，你和吴书记是老战友吗？你现在在哪里工作？……”大姑娘一面软款款地寻话说，一面就把开好的发票交给他。笑得甜极了。陈奂生看看她，真是绝色！
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高晓声显然认为，60年代初农村政策调整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二是作家采取“自家人”的理解态度，是惋惜、痛心，而不是“伤口上撒盐”。这是小说能够在1979年《人民文学》杂志发头条，而且获得全国短篇小说奖的关键原因。
但是，接到发票，低头一看，陈奂生便像给火钳烫着了手。他认识那几个字，却不肯相信。“多少？”他忍不住问，浑身燥热起来。“五元。”“一夜天？”他冒汗了。“是一夜五元。”
这段文字，貌似是李顺大的角度，也可以读出一点叙事者的调侃和嘲讽。但紧接着一句很重要，完全跳出主人公的口吻，像是作家的议论：“后来是没有本钱再玩下去了，才回过头来重新搞社会主义。自家人拆烂污，说多了也没意思。”
回到40多年前，五块大概相当于今天的100块，或者500块，要看什么情况。反正对一个农民来说，忙了一整天，卖这么多东西，走几十里地，才赚三块钱，所以五块这个数字是太大了。
这种理论，毫无疑问出自公心。李顺大看看想想，顿觉七窍齐开，一身轻快。虽然自己的砖头被拿去造炼铁炉，自己的木料被拿去制推土车，最后，剩下的瓦片也上了集体猪舍的屋顶，他也曾肉痛得簌簌流泪。但想到将来的幸福又感到异常的快慰。……不管集体要什么，他都乐意拿出来。……
陈奂生的心，忐忑大跳。“我的天！”他想，“我还怕困掉一顶帽子，谁知竟要两顶！”
有一夜李顺大一觉醒来，忽然听说天下已经大同，再不分你的我的了。解放八年来，群众手里确实是有点东西了。例如李顺大不是就有三间屋的建筑材料吗？那么，何妨把大家的东西都归拢来加快我们的建设呢？我们的建设完全是为了大家，大家自必全力支持这个建设。任何个人的打算都没有必要，将来大家的生活都会一样美满。那点少得可怜的私有财产算得了什么，把它投入伟大的事业才是光荣的行为。不要有什么顾虑，统统归公使用，这是大家大事，谁也不欺。
“你的病还没有好，还正在出汗呢！”大姑娘惊怪地说。
为造房子，他家用最原始的方法积累每一分钱。农活中一有空闲，李顺大就去卖糖，回收废品再卖钱。他的儿子长到七岁，不知道糖是甜的还是咸的，偶尔偷尝一次，还被他娘打屁股，被说败家精，三家屋都要被吃光了。李顺大的妹妹又勤劳又漂亮，也有心晚点出嫁，为了帮哥哥挣钱造屋。这样一直忙到1957年底，他们真的买回来了三间青砖瓦房的全部建筑材料。但1958年，公社化了。
千不该，万不该，陈奂生竟说了一句这样的外行语：“我是半夜里来的呀！”
有乡亲嘲笑李顺大好高骛远，“在众多的议论面前，李顺大总是笑笑说：‘总不比愚公移山难。’他说话的时候，厚嘴唇牵动着笨重的大鼻子，显得很吃力。因此，那说出的简单的话，给人的印象，倒是很有分量的。”
大姑娘立刻看出他不是一个人物（“人物”比“人”重要，“人物”就是“人”加上“物”吗）。她不笑了，话也不甜了。陈奂生只好付钱，卖油绳的钱几乎都要付出去了，再回房间时，往弹簧太师椅上一坐，管它，坐瘪了也不关我事，出了五元钱呢！
这很像《骆驼祥子》的开局：贫苦人，有正当人生目标，相信劳动创造幸福。李顺大想盖屋还有特别的原因，他爹妈当年穷得只能住在船上，大雪把船压沉，他们进村求助，村民以为是强盗，都不开门，所以活活冻死。以前抗日、内战，在旧社会造不起房，现在翻身了。李顺大认为靠了共产党，靠了人民政府，才有可能使雄心壮志变成现实。在他看来，搞社会主义就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主要也就是造房子。
当年我们参加笔会，作家们在酒店里都跳到沙发上，重复陈奂生的话。后来凡住高级酒店，总想起陈奂生。由此想到文学，要写阶级，也会穿越阶级。
老实巴交的农民李顺大，理想是自己有房。他28岁，“土改”分到六亩地，立志要造三间屋。小说写他，“粗黑的短发，黑红的脸膛，中长身材，背阔胸宽，俨然一座铁塔。一家四口（自己、妻子、妹妹、儿子）倒有三个劳动力……”[2]
陈奂生再回房间也睡不着了，把各种设备享用一番，被子也不怕弄脏了。最后，陈奂生想起了吴书记——这个好人，大概只想到关心他，不曾想到他这个人经不起这样高级的关心。不过人家忙着赶火车，哪能想得周全！千怪万怪，只怪自己伤了风，才走不动，才碰着吴书记，才住招待所，才把油绳的利润用光，连本钱也蚀掉一块多……那么，帽子还买不买呢？他一狠心：买，不买还要倒霉的！所以离城时用尽全力，买了帽子，回来路上也不难过，因为终于有件事可以跟乡亲们吹吹了！你们坐过有弹簧的太师椅吗？
高晓声（1928—1999）是“五七作家群”中的佼佼者。他是江苏武进人，童年在农村长大，家境清贫，中学曾付不起学费，后来读了两年上海的法学院。1957年参加“探求者”文学社团，后被错划成右派。从1958年起，在农村生活20多年。时间比柳青更长，而且不像柳青那样有一个县委常委身份。
这个短篇又获全国短篇小说大奖，读完令人感觉十分复杂，五味杂陈——农民是这个社会的主人公，生活欲望竟如此卑微；干部真心实意为人民服务，却好心办坏事，害了弱势群体；羞辱、损失又可以重新演变为光荣和幸运；而且在艺术上，我们看到了怎样用歌颂、欢快的笔调写出沉重、凄凉的内容。
“五四”作家里，夏志清说，留日的比较激进，留英美的比较温和。[1]50年代则有延安作家和国统区作家之分，后者的艺术修养高，前者的创作成果多。到了80年代，作家基本可分为“五七作家群”（1957年被错划右派，“文革”后重新写作的王蒙、李国文、张贤亮、高晓声、韦君宜、宗璞、陆文夫等）和“知青作家群”（韩少功、阿城、贾平凹、王安忆、张承志、史铁生、陈村、叶辛等）。激进与保守倾向是思想不同，延安和国统是背景差异，但“文革”后的两类作家，虽有年龄距离，却都是先下乡，再回城。特殊时代给了这些不同的作家以相同的机会（你别无选择），必须从社会底层（具体的衣食住行，怎么“活着”）来观察讲述“中国故事”。“五四”文学的两条主线，农民和知识分子，在六七十年代的社会与80年代的文学中自然重合。
20世纪中国小说除了一直以农民和知识分子为主要人物外，官员形象也从晚清延续到当代。如果说在晚清小说里的官员形象大都负面（是社会腐败的主因），“五四”小说则有意无意“忽视”官员形象，那么在1942年以后官员（干部）形象重回小说舞台则承担双重叙事功能，负面角色继续负责社会腐败，正面人物努力解救社会灾难。50年代以后，当代文学中官员（干部）形象又有两个重要发展：一是好干部或偶然或必然地逐步演变为讲究权术世故的官僚主义者（如刘世吾等），二是一些干部常常好心办坏事，既关心农民又伤害农民——《陈奂生上城》就是第二类当代官员故事的一个早期样本，后来余华、阎连科等都延续高晓声这一书写策略，而且把这类“好心办坏事”的干部传统写得更具体更复杂。也因为官员（干部）形象在当代“中国故事”里的重要性，干部与农民，干部与知识分子，也就和知识分子与农民的关系一样，成为20世纪中国小说的三大主题线索。梁生宝和书记们的激动握手，陈奂生上城跳“太师椅”等，都可以从这条“农民——干部”关系的文学线索上重新阅读。
一《李顺大造屋》：这个农民典型吗？
[1]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6年，17页。
卑微的农民和好心的干部
[2]高晓声：《李顺大造屋》，《雨花》1979年第7期。以下小说引文同。
高晓声《李顺大造屋》《陈奂生上城》
[3]高晓声：《陈奂生上城》，《人民文学》1980年第2期。以下小说引文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