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妈妈，晓华受到歧视和冷遇。没见晓华回忆妈妈怎么被批斗，怎么被关押，她咬牙切齿的是自己当不了红卫兵。在当年下乡的火车上，16岁的小姑娘认识了容貌清秀的男知青苏小林。之后八年辽宁农村插队，小说写得很简单。这种插队或农场生活后来在史铁生、阿城、陈村、张承志甚至刘慈欣等人笔下，都是极其丰富的“中国故事”，但在卢新华笔下，八年生活基本上就两三件事。一是因为母亲的问题，连续几年王晓华申请入团不成功。二是她和苏小林的纯洁恋爱也有挫折，某天偷看小苏的日记，说县委为了提拔苏小林，要他中断和王晓华的恋爱。三是晓华在小学教书，也一直被人歧视。三件事合起来就是一件事：一旦家庭出身有了问题——就是“地富反坏右”、叛徒、内奸、特务、工贼、反动学术权威、走资派等“黑N类”，子女的政治前途就立刻受影响，跌入“政治鄙视链”之底端。
这段文字标识了“十年”和“十七年”的文本符号关系，也清晰展示了现实与文学的互相渗透。
转眼八年过去了，粉碎“四人帮”后，某日王晓华接到妈妈来信，说冤案已经昭雪，真相已经大白——原来不是“叛徒”。妈妈重新当了领导，但是生病了，这就回到了小说的开端。信是1977年2月来的，南下的火车是1978年春天，中间有一年的耽误，搞不清楚怎么回事。小说中类似破绽不少。晓华回到上海，先说是搬了家，找到新地址，王校长已住院。这八年中间她一次也没回去过？而且“王校长”是谁？母亲跟女儿同姓？爸爸在哪里？这些人都姓王？算了，别问，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赶到医院，母亲当天上午去世了。
《伤痕》情节更简单。小说开始已是1978年春天，女知青王晓华坐火车回上海，“远的近的，红的白的，五彩缤纷的灯火在窗外时隐时现”，[2]晓华回忆九年前，她在学校还未毕业，就报名上山下乡，因为她母亲被打成“叛徒”。她怎么也想象不到，革命多年的妈妈，竟会是一个从敌人的狗洞里爬出来的戴愉式的人物。而戴愉，她看过《青春之歌》——那是一副多么丑恶的嘴脸啊！
她发疯似的奔到2号房间，砰地一下推开门。一屋的人都猛然回过头来。她也不管这是些什么人，便用力拨开人群，挤到病床前，抖着双手揭起了盖在妈妈头上的白巾。
《班主任》发表大半年以后，另外有个短篇，形上更加幼稚，涉及的问题、引起的反响却更大，那就是卢新华（1954—）在1978年8月11日《文汇报》上整版发表的短篇小说《伤痕》。
啊！这就是妈妈——已经分别了九年的妈妈！
二《伤痕》：形式上幼稚，涉及的问题却很大
啊！这就是妈妈——现在永远分别了的妈妈！
《班主任》其实是用文学方式谈论政治问题，仅就文学形式而言，远远还没有回到三四十年代中国小说的水平。刘心武在80年代写过不少小说，有的像《班主任》一样，用教师教育学生的态度讨论青年信仰问题，比方说《醒来吧，弟弟》《爱情的位置》，后者反响极大，主要因为标题。另一类写北京市民的日常生活，如《立体交叉桥》《钟鼓楼》，有传统的京味，比较细致，而且延续了关心底层的文学传统。
她的瘦削、青紫的脸裹在花白的头发里，额上深深的皱纹中隐映着一条条伤疤，而眼睛却还一动不动地安然半睁着，仿佛在等待着什么。
珍惜农民庄稼，是尊重工农；不运动不穿裙，说明生活朴素；批评同学花裙、仇恨《牛虻》“黄书”，有点文化狭隘、政治盲从。三点都是“十年”（甚至“十七年”）青年教育的成果。刘心武欣赏她的工农崇拜，可惜她的生活状态，批判她的思想盲从。今天，我们再回头看，谢惠敏究竟有什么错？以至于这个作家无心插柳的人物，标志了当代文学史的转折？已是新时期，还是老问题：“谢惠敏的错误究竟是错听了‘四人帮’的话呢，还是错在不该只听别人的话？”
“妈妈！妈妈！妈妈……”她用一阵撕裂肺腑的叫喊，呼唤着那久已没有呼唤的称呼，“妈妈！你看看吧，看看吧，我回来了——妈妈……”
这是30多年前写的评论，重抄一遍，好像回到了80年代现场。小说主要写了谢惠敏三件事，一是下乡劳动时不准同学折麦子，当时张老师称赞：这个仅仅只有三个月团龄的支部书记，正用全部纯洁而高尚的感情，在维护“绝不能让贫下中农损失一粒麦子”的信念——她的身上，有着多么可贵的闪光素质啊。二是谢惠敏个子高但不会打球，夏天再热也不穿裙，同学如果穿小碎花短袖衬衫，她觉得是“沾染了资产阶级的作风”。三是她没有看过《牛虻》，“见里头有外国男女讲恋爱的插图，不禁惊叫起来：‘唉呀！真黄！明天得狠批这本黄书！’”这个反应使得张老师皱起了眉头，进而联想到“光有朴素的无产阶级感情就容易陷于轻信和盲从”。
她猛烈地摇撼着妈妈的肩膀，可是，再也没有任何回答。[3]
《班主任》中对张老师的赞颂对石红的表扬对宋宝琦的教训，均属常识范围且均未跳出“十七年”模式，唯独花在谢惠敏形象上的甚至多少有点漫不经心的笔墨，却终于第一次划出了（但远未划清）“伤痕文学”与“文革”文学及“十七年文学”之间的界限。什么是“谢惠敏性格”的实质呢？仅仅是“思想僵化”，“中了四人帮的毒害而不自觉”吗？为了保护农民的庄稼，因而不准别的同学带走一束麦子；对黄色书籍警惕性很高以致把《牛虻》也“错划”进去；艰苦朴素到了天热也不肯穿裙子的地步……所有这些谢惠敏式的行为，如果放在50年代“青春万岁”的背景下或60年代中学生齐抄《雷锋日记》的时候，又会得到怎样的评价呢？——虽然对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挑战性刘心武当时还没有足够重视（插在小说里的议论还只是将谢的性格扭曲视为“四人帮”时期的特定产物），但形象本身的血肉感及细节把握的分寸感，事实上却已经为无数热情追求政治进步的五六十年代的青年树了一面反思的镜子，照出了他们成长道路上的某一侧面：谢惠敏的错误究竟是错听了“四人帮”的话呢，还是错在不该只听别人的话而自己不思考？谢惠敏的悲剧究竟是工作不踏实革命不坚决为人不朴实呢，还是缺乏独立的人生意识，把自己思想乃至革命的权利都“上缴”了进而一切听从别人的安排？[1]
王晓华或者卢新华，《青春之歌》读多了，文风非常相似。王晓华在病房眼泪哭干时，突然看见苏小林。小说结尾，两人走到外滩，小林给晓华看妈妈临终写的日记——“虽然孩子的身上没有像我挨过那么多‘四人帮’的皮鞭，但我知道，孩子心上的伤痕也许比我还深得多。因此，我更盼望孩子能早点回来。我知道，我已经撑不了几天了，但我还想努力再多撑几天，一定等到孩子回来……”
1987年，我在《文艺理论研究》上发表过一篇关于刘心武小说的论文，转抄其中一段：
这不仅是点题，而且后来“伤痕”成了一个文学运动的代号。小说最早贴在复旦大学一年级墙报上，后来《人民文学》退稿，再后来《文汇报》全文刊出。当时《文汇报》一天才4—8版，《伤痕》占了其中一个整版，十分引人注目。发表以后，报社收到了1000多封来信。那不是网络时代，这么多读者来信不容易。其中不知有没有编辑制造的。之后，报纸又发表了大量评论。陈荒煤说：“从作品总的倾向来看，它能够激起广大群众对林彪、‘四人帮’仇恨的原因。这应该说是一个好的作品。”[4]但是，当时批判林彪、“四人帮”的作品已经不少，为什么《伤痕》能够特别切中时代的泪点？
但是，恐怕刘心武也没想到，作品发表以后，人们发现要救的远不是“小流氓”宋宝琦，而是小说中的团支书谢惠敏。
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血统论”。当代中国文学，“血统论”以正反不同形态一直存在。正面人物如贾湘农、沈振新、许云峰、卢嘉川、江华，大部分英雄都是工人出身，农民出身的都少，更不要说剥削阶级了。反面人物如冯老兰父子，《青春之歌》中的地主一家三代（包括小孩）等，也是血统遗传。林道静要切断和地主父亲的关系（有农民母亲的阶级基因），刘思扬必须造家庭的反，王晓华因母亲是叛徒，不能入团，不能恋爱。“十七年文学”和“十年文学”，都在无形当中或正或反地强调阶级斗争与家族血统的关系。问题的严重性是当时的人们没有足够意识到的，“老子革命儿接班，老子反动儿造反”，或者还是阶级斗争，“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必须代代相传的世袭的阶级斗争，在某种意义上已接近变相的种族斗争——社会成员不是因为自己的立场行为表现，而是因为自己不能选择的生理条件即家族血脉而被斗争。
最后这段话当时被认为是呼应了《狂人日记》的“救救孩子”。其实有两点很不一样：第一，先讲明祖国“健壮躯体”，眼前是局部小毛病；第二，毛病主要是“小流氓”宋宝琦。
小说并没有进一步写，假如叛徒是真的？假如王晓华母亲真是地主、资本家、刑事犯等，那么她女儿的命运会怎么样？
小说一共四个人物，情节颇简单——光明中学初三三班班主任张俊石老师，要接收一个刚从公安局拘留所放出来的“小流氓”学生宋宝琦，犯什么罪不清楚。面对专政威力与政策感召，他浑身冒汗，嘴唇哆嗦，坦白交代，并且揭发检举了首犯的关键罪行。因为情节较轻且坦白揭发，加上还不足16岁，公安局便将他教育释放了。小说主人公和叙述角度应该是班主任张俊石，30多岁，中等身材，衣着朴实，嘴唇厚，却言语热情，基本上有点像刘心武的自画像——作家也是中学老师，“文革”后期就已经开始发表小说。接收“小流氓”后，同事尹老师感觉不安，班上团支书谢惠敏倒是不怕。她晃晃小短辫说：“我怕什么？这是阶级斗争，他敢犯狂，我们就跟他斗。”班上另一团员石红，因为看小说《牛虻》和谢惠敏有了争论。之后张老师做家访，知道宋宝琦的工人父亲沉迷于扑克，母亲放任独生子，家里虽然谈不上整洁干净，但毛主席、周恩来画像挂得端端正正。张老师困惑：“宋宝琦的确有严重的资产阶级思想，但究竟是哪一些资产阶级思想呢？”小说就在这思考中结束，最后说：“请抱着解决实际问题、治疗我们祖国健壮躯体上的局部痈疽的态度，同我们的张老师一起，来考虑考虑如何教育、转变宋宝琦这类青少年。”
几十年过去了，“某二代”之类符号仍然在中国的现实及文学中到处存在，说明家庭背景（家族血统）始终还在社会上升阶梯或人才选拔机制中具有一定的影响。“假如王晓华的母亲真有历史问题……”《伤痕》当时不会马上进入这一步的反思。“伤痕文学”最重要的特征是击中时代泪点，一连串的呼喊就是泪点。“伤痕”作为文学现象，也是作者、评论者和读者无意间共同创造的。
就在这时，读到1977年第11期《人民文学》上发表的刘心武（1942—）的《班主任》。40年后重新阅读，很难想象这么粗糙、冗长、充满说教的一篇概念化的小说，怎么会成为公认的文学史的转折点……
在政治伦理、职业伦理和家庭伦理三者关系之中，从30年代的《家》，到50年代的《青春之歌》《红岩》等，政治伦理常常会战胜家庭伦理，职业伦理则被忽略。《伤痕》无意中是一个转折点，小说哭诉家庭伦理被政治伦理扼杀，实际上预示了家庭伦理会在后来几十年的中国（至少在文学中）超越政治伦理。当然，在这过程当中，职业伦理依然不受重视。
从1976年秋天起，差不多整整一年，国家政治发生了巨大变化，期刊小说却换汤不换药。换汤，就是反派身份不同了。《朝霞》作品写工人阶级主人公与“复辟还乡团”做斗争。到了1977年，小说里还是工人阶级主角，正在和江青、张春桥“四人帮”做斗争。不换药，就是写作模式不换。还是善恶分明，还是阶级斗争，没有中间人物，没有男女感情。除了反派身份以外，什么都没有变。
回头看伤痕文学的两篇代表作，艺术成就并未超越“十七年”，之所以能够“划时代”，关键还是无意中触及了当代中国文化发展中的关键问题。
一《班主任》：文学史上的转折点
[1]许子东：《刘心武论：〈新时期小说主流〉之一章》，《文艺理论研究》，1987年4月，60页。“新时期小说主流”研究计划当时获国家教委资助，后来没有完成。
知道这是作家溢美，还是当作鼓励和目标。因为事实上，沿河而下，看过了上游的风光，穿越了中间的艰辛，实在有助于重新理解最近几十年的当代文学的江河气势。
[2]原稿这句是除夕的夜里窗外“墨一般漆黑”，发表时修改。
阎连科为《重读20世纪中国小说》写过一段言过其实的推荐：“终于有人以其天赋的才华和力量，去推开长河的浪浊，劈剥出一条新的、更清晰的河道，让百年作品、百年史文，从那河道上部部流来，重新为读者建立起一个无尽帆船的风光。”
[3]卢新华：《伤痕》，《文汇报》1978年8月11日。后收入《伤痕》，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1993年。以下小说引文同。
伤痕文学的泪点
[4]卢新华、刘心武、张洁等：《〈伤痕〉及其他：短篇小说和评论选》，北京：北京出版社，1978年，260—265页。
刘心武《班主任》、卢新华《伤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