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统治的是人的身体和外部思维，但正确掌理的却是人的灵魂和思维。
多数很容易制造出一种幻觉，那就是“正确”，包括智性上的正确和道德上的正当，如此的理直气壮，一如英籍小说家格林讲的，教会总认为它对万事万物都是有正确答案的；当然，在近代的民主社会，托科学除魅之福，这个正确幻觉的范畴是缩小了些没错，像太阳和地球究竟谁绕谁转的有专业性、特别是科学性答案的硬问题，它不会再像对付哥白尼那会儿那么鲁莽蛮横，但老实说情况并没改善太多，他们依然在其他人类未做出科学性解答的，以及更多不可能有唯一正确解答的问题上强硬如昔，不幸的是，凡属政治性的、社会性的以及道德性这类和自由关系最直接也最影响深远的问题皆属此类。
不是正确·只是更正确而已
当“权力”得到“多数”的加持会发生什么事？在漫长的历史上人类的这方面经验并不丰富，雅典的城邦式素朴民主制可帮助我们一部分，尤其是苏格拉底的审判这件动人的大事，但对小密尔而言，最生动也最残酷的经验还是基督教会统治欧陆的那段历史。基督教会的统治，并不是建立在多严密多精巧设计的世俗统治工具上头，事实上彼时罗马帝国沦亡之后的黑暗欧洲就实体的政治结构而言是一片荒败，但罗马教会却通过多数人的宗教皈依，成功地摆平整个欧洲千年时光，而且在这段期间对自由的迫害形式，也不是传统君王专制国家那种少数有组织有训练有精良武器的军人对大多数手无寸铁人民的所谓“镇压”，罗马教会真正的特务组织迟自西班牙人罗耀拉创立的耶稣会，那是马丁·路德新教革命后的事了，绝大部分时间它采行的是集体迫害的形式，甚至通过公众审判的形式，由宗教裁判官主持，把孤单的异端者或女巫公开烧死或车裂而死，或像摩西律法时期那样子，开放由民众直接扔石头打死——这是留下最多人类酷刑的时代，有兴趣的人可参看福柯的书。
更重要的，正确和自由彻彻底底是不相容的。哪里有唯一正确的答案，哪里就完全没自由的栖身之所，就像你问光速每秒行进的距离或一加一等于多少并没有自由主张的余地一般——也因此，科学的进展，尤其是急躁的科学主义，认为万事万物都可以而且应该通过科学方法取得坚实可验证的唯一正确解答，便构成了近代自由的新困境。这当然和民主制度不相干，但却经常成为民主时代掌权者抗拒自由的好用利器，轻者用专业性把某个领域封闭起来，让自由不得其门而入；重者则是英籍学者鲍曼所说的近代“园艺国家”的概念，统治者把自己摇身变为园丁般的技术性管理人物，“正确”地判断哪些杂草应该去除，哪些有益的植物花卉该得到浇水施肥细心照料，希特勒式的法西斯政权玩的就是这个，这当然是近代历史最极致最怵目的实例，但我们得说，比较不显眼不刺激但极可能影响更深远的，是像近一二十年来以美国为代表的老牌民主国家的急速保守主义倾斜现象，从里根到小布什、从撒切尔到布莱尔云云。
多数，这个对一般人而言充满了安全催眠力量的概念，对小密尔却始终有着不祥的气息，一般论者很容易把它和小密尔太好的学养和出身联一起想，认为是典型英式知识分子的精英心态，此种暗含民粹贬义的说法既不公平也不好，我个人以为，小密尔的不安来自他对自由正确的认知和永不松懈的捍卫，那就是自由最根本处是以个人为单位的，多数对自由而言永远是扞格的、威胁的，这正是和自由有着诸多亲和关系的民主制和它最不相容之处。自由之所以和多数、团结、共同奋斗联在一起，纯粹是现实历史中一时一地的需要，在那个“一千人听命于一个人”的时代，自在蔚为对抗行动时得“暂时”寻求盟友，这个人类近代历史上对抗君王贵族政体的首次自由大战役的不朽记忆，便是高举自由旗帜的多数人对抗掌权的少数人。但那个多数，指的是自由的集体处境及其共同需求，而不是自由本身。事实上，在那样的特殊时刻中，别忘了人们还是放弃了或说暂时冻结了一大部分的自由主张（如生存、财产和追求幸福等自由），来先换取自由生死存亡的关键战役，是这样我们才称之为“牺牲”不是吗？
也正是因为这个不相容，让自由主义者经常陷入另一端的大麻烦，并饱受科学和道德的双重夹击，那就是相对主义的泥淖，而相对主义的末端，则只剩虚无——无答案、无判准、无意义，只有历史的无尽偶然和人毫无依据的任意选择，这的确是荒芜到令人望而生畏的一幅世界图像。
《论自由》一书，我们很容易读出来，小密尔并不回头追打已是权力死老虎的昔日君王贵族政体，而是站在如今已然施行民主制的社会中重新审视自由的处境以及经此变化带来的讯息和启示；也就是说，他所关心并持续追踪的权力如今披上了民主多数的外衣，当“权力”和“多数”结合起来是什么意思？如此所产生对个人自由的新挑战会是什么？人性中那不利于自由的幽微成分因此有没有起变化？什么样性质和程度的变化？哪些老问题还在却容易逃逸出人们的眼睛？哪些新问题正在酝酿但人们尚未警觉出来？——从某个角度来看，《论自由》几乎是一纸自由的现实清单，小密尔审慎地、怀疑地、毫不侥幸到几近可称之为冷酷地逐条逐项检查自由在民主制度底下的新处境和新风险，并且通过这样的轨迹变化，回头反思自由的总体面貌。
但小密尔，一如我们在他书里看到的，完完全全不是个相对主义者，更永不虚无。事实上，他在捍卫自由的同时，也同等认真地在寻求社会往上升级的积极可能，他的自由主义论述，有个广义的现实功利面向（当然不同于他的师长边沁和他的父亲老密尔的功利主义），那就是唯有自由，才能不浪费地、真正地把人类的全部潜力竭尽可能叫出来，长期来看，这是唯一能让人类社会更进步、更文明也“更正确”的道路——后来的以赛亚·柏林放弃了这部分自由主义论述的支撑，与其说是对小密尔自由功利性能耐的否定，不如说不愿节外生枝，柏林倾向于把自由周遭蔓生缠绕的枝枝叶叶给修得更干净，怕的是自由遭冒名为恶的老式戏码一再反复上演，小密尔没亲眼见到法西斯，柏林有，他的忧虑是更现实的。
最重要的，是小密尔人类世界总体图像的构图：这是如马克斯·韦伯所说“诸神冲突”的世界，美善的价值和道德并不总是相容，人类得时时应付这些冲突并认真做出抉择，他可能犯错，并且不可能全然的、百分之百完全的对，不管是一个人诉诸自己孤独良心信念，或一海票人彼此壮胆的共同决定，正是因为这样，自由才如此重要，或说迫切。
小密尔是有坚强价值信念的人，某种普遍意义下理性、进步、自由的价值信念，但他又是个极诚实、务实而且敏锐的人，逼使他不得不成为个怀疑者——小密尔不怀疑这些价值信念本身，他的怀疑集中在这些价值信念在人类现实社会普遍获取并且实践的可能，也就是说，困难是因为他所珍视的这些价值信念得建立在一个松垮垮的真实社会之上。他对人性的基本认知非常幽微而且低调，但并不阴暗，他以为社会的文明进步仍是可能的，而且有除此而外别无可能的味道，因此绝望不起，只是它必定是漫长的、艰苦的、迂回的。
以赛亚·柏林曾指出小密尔某个乍看矛盾的心思，那就是他既是民主制最坚强的守护者，却又根深柢固地对民主制充满着不信任。柏林以为，关键在于小密尔对人性有相当悲观的基本看法，而人性的恒定性及其变化自有其时间表和轨迹，并不会随制度的一夕改变而转，其中某部分会被抑制，某部分会得到鼓励而抬头，但并不保证抑制和抬头恰恰好都有利于自由。
对小密尔而言，更正确是可能的，但除了某一小部分物理学、数学可料理的问题而外，正确并非以某种唯一的、排他的答案形式出现，毋宁更接近一个从蒙昧到文明的缓缓启蒙过程，是我们往往用日出来譬喻它那样光度渗透地、持续地明亮起来的过程。于此，小密尔引证历历，人类社会是极可能集体犯错的，一如一个孤独的个人可能犯错一般，一千个人和一个人意见不同，并无法据此判定谁是谁非谁善谁恶，事实上真要追究的话，历史的证据还一再告诉我们，人类思维的突破、观念的创新及进展，总是从少数人甚至是单一一个独特的心灵开始并启动的，光是为着这个、为着不窒息人类社会进步的可能，我们就得保持耐心和柔软度，为所有的可能性留点余地不是吗？
前一段话讲的是某种他称之为“多数专制”的可能，小密尔以为这极可能是一种更坏、更彻底、更让人无所遁逃到侵入灵魂的暴虐形式；后一段则揭穿了民主制的相当可能假面，从人民自我统治的幻觉，到日后被充分利用多数统治其表、极少数有组织有意志力之人专权其实的民主漏洞云云。很难想象这样今天我们在台湾才开始深有感觉起来的话，小密尔是在近一百年前民主制度犹方兴未艾、并未充分暴露其弱点的时日讲出来的，日后人类的历史果然一再不幸地证实他的忧虑。
是非善恶不易在第一时间急躁地定谳，需要的不是静态的时间，而是某种公开的主张、谈论甚至是语言交锋辩论的过程，是社会思索和吸收学习的过程。小密尔是最要求社会谈论必要的人，在他另一部经典名著《代议制政府》书中，他以为公民权利表达和护卫最重要的武器就是公开谈论，并以此为民意代表的唯一职责。然而，同样会被以赛亚·柏林笑称为矛盾的是，小密尔仍对公开谈论争辩的限度有着种种的不放心和不放过，他没敢像弥尔顿般豪气干云地宣称：“把所有学说都释放出来吧……在自由公开的遭遇中，谁说真理会敌不过邪恶？”更不敢断言真理会战胜迫害，小密尔深知，这是现实之事，浪漫不起，即使是公开的论辩，判准仍得取决于社会当下的知识准备和道德准备，一千个人的集体偏见是比一个人的偏见透明稳定，也少一些明白而立即的惩罚风险没错，但相对也更不可能高明而且有所谓慧眼独具的可能，毕竟个人的偏见可能更好也可能更坏，但集体的偏见却只能是当下知识和道德的最大公约数，是统计学钟形曲线的中心那一点。在民主制的时代，这集体性的偏见还得加上去等级化的平均主义要求，也就是小密尔所称“一致性”的要求，因此，它总是平庸的、淡漠的，或直接说是沉睡的，小密尔所言“既定意见的沉睡”。
“现在有人发觉像‘自治’与‘人民管理自己的权力’这类用语，并不能表现真实的情形。那些行使权力的‘人民’，通常并不是权力所加的人民；而我们所说的‘自治’，也不是每人管理自己，而是每人由所有其余的人来管理。不但如此，人民的意愿实际上是指最多数，或最活跃的一部分人的意愿；所谓最多数，就是多数或能使自己被认为多数的那些人；结果人民也会希望压迫他们中间的一部分人；而预防这一点，就与防止其他权力的滥用有了同等的需要。”
总此，小密尔告诉了我们一段我以为极精彩的话，小心翼翼但坚强，其实值得我们牢记起来：“但是这一真理终将战胜迫害的格言，却是人们津津乐道，直等它变为老生常谈的美丽谎言之一，然而已为一切经验所推翻。历史上充满了真理为迫害镇压的事例，如果不是永远被压制，就可能被退后若干世纪……迫害通常总是成功的，除非异教徒结成一个坚强的党，不能有效施以迫害相加。没有一个有理性的人，会怀疑基督教曾可能为罗马帝国所消灭……真理在这方面所占的真正便宜是：如果一种言论是真实的，尽管它会一次、两次或很多次被消减，在若干时代过程中仍会被人再发现，一直等到它的再现落在一个具有有利环境的时期，使它能够逃避迫害，逐渐占有优势，力能抵挡其后一切压制它的企图。”
“要一千个人听命于一个人是专制，而要一个人听命于一千个人也同样是专制。”
说得真是好，不是吗？尤其是后半截。
这里，我们来看两段小密尔的话：
也因此，在非要在当下论辩出是非善恶、又对当下社会判决极度怀疑的两难情况底下，小密尔的最重要自由主张便被逼出来了——划一道最后底线，保证这些异端意见的存留，不容任何善意也好恶意也好的侵入。小密尔当然知道，这些异端意见可能沙中存金地更正确，也可能比多数想法错得更离谱，但社会非得保护它们不可，“除非这样，真理是没有机会的”。
当权力遇上了多数
在我个人有限的知识中，可能想到人类社会中对公开论辩失败却予以最完整保留并揭示的实例，最漂亮的莫过于美国大法官制度完成判决后的所谓“异议意见”——讨论表决获胜的多数方大法官推派一人写判决文，失利但觉得有话要说的少数大法官则有权书写他的异议看法，两文并陈。大法官的历史证明，主判决文通常平静庄重，倒是异议意见经常有最精彩锐利的洞见，且往往就是未来司法重要新见解的先驱。
这就是自由的永恒困境，使得自由的护卫成为一桩不懈的工作。它永远处于权力的反侧，因此它的盟友总是“在野”的、穷困卑微的；更糟糕的是，一旦抗争成功，它的某个盟友取得权力，便立即回过头来成为它新的威胁和障碍。自由于是没有成功，只有进展，并得时时保持清醒，好认出那个千面人一般、时时更换面貌却永不消灭的权力敌人。
对异议者意见的保护，除了具体法令，一般我们还得加上所谓“宽容”的道德呼吁，这恰恰说明了威胁不只政治，还来自社会。但怀疑审慎的小密尔不以为诉诸道德劝诱是足够的，他从不相信人性有够大的宽容空间，包括历史上一个个以道德为名的宗教智者。小密尔尤其注意到，人愈是聚成多数形成群体、宽容的额度也相对地愈缩减，比方说习俗便是具体而生动的如此呈现。这个黏着于人性、不随民主制而松弛、反倒因民主制得到更大音量的东西，总是扮演着异议者、异质声音和事物最敏感、最巨细靡遗的监视者以及惩罚者（“习惯的专制，到处都是人类进步的永久障碍，因为它不断反对那种随着情形不同，有时称为自由精神，有时称为改进精神，希望某些比习见更好的事物的倾向”），在这里，道德的意义很难是温暖的宽容，反倒是用以惩罚的严厉武器。
对自由而言，如此的权力重新安排当然深具意义，称之为重大进展亦不算过甚其词，毕竟权力的分散和缩减（这可视为同一件事）当然会降低对自由的威胁和障碍，也因此我们很容易察觉到民主制度和自由的亲和关系，甚至直接把两者等同起来。然而，追根究柢来说，权力仍是完好存在的，它只是换一个形式、换一个新的寄生宿主而已；而且，权力自身又如磁铁般有相互吸引、重新集中的趋向，民主制度防范了它过去上千年的集结方式，但在它熟悉了民主制度的游戏规则之后，它总是有办法找到适应新环境的新集结方式。
因此，对小密尔而言，这最终自由底线的划定和再再确认，不是请求，而是得以命令式的语句大声讲出来，它不是“应该”，而是“必须”——不只是法律保护的必须，更是道德维护的必须，唯有如此，自由才差堪有机会抵御住它的两个最巨大敌人，带着狞猛国家暴力而来的当权者侵害，以及悲悯道德善意而来的更无所不至社会性侵害。
如此，小密尔首先便击破了一个奇怪到今天依然遍存的天真幻想，那就是把民主和自由完全等同起来，以为人类社会一旦跨入了民主时代，自由的威胁和障碍便完全解除了或至少会随时间自然消失如日落一般。当我们如小密尔，把目光由特定统治者移到权力这玩意儿并盯紧它，真相便昭然若揭了：不管何种体制的社会，权力是永远去除不了的，权力不是体制创造出来的，它直接源生于人与人相遇相处的关系之中，它是人与人关系必然落差的表现及其应用（而落差又是必然的，只因为每个人的差异无法抹平，一如没有任两片雪花长同一个样子），体制能做的，只是换一种权力的安排方式而已。也就是说，民主和它所奋力击倒的君王贵族体制真正的不同之处，在于权力系通过不一样的授予和获取方式，希冀权力的安排可以更人性更公平或者更安全，意思是说努力缩减个体间的落差，并让权力分散以有效控制它云云。
坚毅辛苦的自由之路
不是名字，而是这些名字背后曾拥有的巨大权力，这才是自由的威胁和障碍。而权力是会转移的，像会附体的宗教恶灵或外星怪物一般，我们要追踪的是权力的脚迹，而不是持续去摧毁权力的废墟。事实上，基于某种必要的同情心或历史意识，有些废墟还应该予以保护才是，就像我们对待特洛伊古城或玛雅文明荒寂且神秘的空中之城一般。
这就是小密尔再不肯退让半步的人的最后一块自由之地，君王贵族政体也好，民主政体也好，他日人类又搞出什么奇奇怪怪的政体都好，人都得拥有一个自己存在、选择、决定的最后小小空间，不侵犯别人，亦不被别人侵犯。在此界线之外，他的自由可商量可妥协、可因当下现实更迫切的价值或利益选择而减损或暂时冻结；而在此界线之内，他却是百分之百的自由，当然，也得百分之百自己承受自由的一切结果。
人类的真实历史经验是极珍贵的，但也会有一种唯名式的黏着性危机存在。在近代人类争取自由的经验中，大体上总是面向着某个特定的、尤其是狭义政治性的统治者，国王、贵族、教会僧侣或国民党云云，然而，他们之所以成为自由的障碍其实并不因为他们叫这名字。国王可以变成如今只负责制造绯闻以娱臣民的英国皇室，贵族可以是打台球封了爵位的史蒂夫·戴维斯和善老球王，僧侣你今天常在夜市十字路口碰到，向你化缘要钱或发传单提醒你神很爱你并且很快会给你一个世界末日，至于国民党，它现在要担心的反而是自身有没有自由，它的党员会不会被打压查税或司法起诉，电话会不会被更广泛地监听云云。
日后的柏林继续在这块最后的自由之地展开他更专注、更深入的论述，称此为“消极自由”——“消极”此一字眼选择带来某些不舒适的语言联想，但我想，柏林一来要凸显它的防御性本质，再者，通过这个卑微的命名，柏林正是想借此抵抗一切奉伟大为名的诱惑（这种骗局在二十世纪发生太多次了），向我们揭示，自由有一个最后的核心，它不可以是筹码，不可以是祭品，什么样的神来要都不可以交出给祂。
向着民主制的自由困境而来
小密尔这么缜密的人，当然不会不知道所谓“不侵犯”，在社会交错纵横的关系中有多难准确划定出来，尤其在今天人们聚集得愈发稠密、也对彼此交互影响有愈神经质的警觉和愈精密的检测技术和仪器时。你在自己最后的自由空间点支烟镇定心神并摧残自己肺叶，某一小部分的尼古丁和烟焦油仍化作空气中的微小分子逸出去；你在自己最后的自由空间忘情地听瓦格纳的《诸神的黄昏》，也难保音波不传送到邻居的犹太人家，让他悲愤忆起六百万族人无言死去的奥斯维辛不堪回首悲剧云云。事实上，小密尔就连毋需物理性中介传递的更幽微影响都想到了也予以讨论了，他指的是所谓的“榜样”，一种更渗透、更拦它不住但充满着道德指控可能的影响。
小密尔所在的老英国有一句还算安慰人的谚语：“真相是时间的女儿。”这话有可能是对的，最起码对小密尔来说有对的成分。今天，小密尔被普遍看成自由主义的承先启后大师，是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谈自由这个话题最重要的一个名字，这部当时只是一篇论文或一份小册子的薄薄《论自由》成为人类历史自由论述一定得引述的经典，意思是，人们终究看出来了，真正对自由最有价值、最具历史续航力的守护者，并不是那些把自由喊得最大声、不容自由有一分减色一丝限制的殉道式自由信徒，更需要毋宁是耐心、知识学养以及柔软但不懈的意志，这一点，我想先就对我们当下台湾误把急躁当成坚决、把无知当勇气、把缺乏信念当成聪明权变的普遍现象充满了启示。
是的，影响总是有的，影响要扩大解释为侵犯也并非什么难事，但自由终究不是如此轻佻的语言边际之事，也不该受困于这样狡狯的语言伎俩骚扰和挑衅。一如美国霍姆斯大法官对言论自由所庄重提出“明白而立即危险”的基本判定原则，一个以自由大事耿耿为念的人，也当再再打心底确认这道界线的坚实存在，因此，小密尔堂堂皇皇地说：“一个人可因处世态度或个人尊严方面的缺点，失去别人的尊重，也可能因为侵犯别人的权利而受谴责，这两者之间的差别，并不单是表面上的差别。”“如一个人的行为既未违反任何对大众的特定义务，除自己外又未对任何人有显著的伤害，却对社会发生偶然的或可称为推断的损害时，社会为了人类自由的更大利益，也尽可忍受这种不便。”
小密尔这本《论自由》的自由基本面貌及其询问便是如此，他一开始就宣称自己要讨论的是所谓的“公民自由”或说“社会自由”这最困难部分的自由核心问题，直接处理“社会对个人可以合法行使权力的性质和限度”，再再清楚不过了，小密尔是直接把永远不合群的、永远以个人为单位的自由，丢进到集体性、秩序化的世界之中，而且不像写《利维坦》的霍布斯那样早早绝望投降，为了安全无奈地任由个人自由消亡在集体性的秩序结构中，相反的，小密尔自始至终紧紧握着个人的基本自由不放，像护卫着某个宝物深入最险恶敌阵的骑士，既要炽烈地战斗，还要聪明地谈判说服，乍看小密尔是为无羁无限的个人自由加了种种限制和但书，实际上他是在权势无所不在的真实世界中寻求自由的可能最大限度，并保卫它绝不失落。
由此，当我们把对自由的视野拉大到整体社会乃至于历史时，小密尔告诉我们：“单是拒绝向习惯屈膝，它本身就是一种贡献。正因为言论的专制已使怪异成为一种谴责的口实，为要突破这种专制，也更需要人们有怪异的主张。凡在性格力量充沛的时候和地方，怪异的行为和主张也充沛；而社会上怪异行为和主张的多寡，也和它所包含的天才、智力和精神勇气的多寡成正比。现在极少人敢有怪异的行为和主张，正是标明这个时代的主要危机。”
今天，“生而自由”这个意念仍普遍深植人心，一般的自由论述者也并不费心去驳斥它，想说不管它成不成立，至少对自由而言不失为某种有益的执念或幻觉。但我个人以为，这样愉快的自由图像还是更换一下的好，只因为它理所当然到太容易把自由视之为某种带着应许的社会只进不退演化过程了，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大自然的生命构成并没附带着这样的保证（万一我们的自由其实更接近蜜蜂蚂蚁怎么办？看眼前人类社会层层叠叠的这般光景不是这样子吗？），人类历史也从不给予我们这样的应允。自由，不是个单纯的哲学命题，事实上它滑溜溜地渗透在每一个领域、每一门学科、每一处人的实际生活层面之中，它抗拒权威、抗拒一切固态秩序，甚至和所有明白正确答案不共容的流体本质，使它保有永远的冲撞性和颠覆性，包括对它自身。因此，说自由“完成”就只能是个悖论，自由是永恒的不确定不完成，它要询问的不是答案，而是关系，和一切成形事物的适当关系，也因此，自由的核心难题总是权力的，在权力的讨价还价中消长进退的关系。
最后那两句话尤其是对民主制趋于平凡且一致的社会讲的——所以说事情不会完的，自由的困境和威胁也还在，总的计算我们可以讲有所进展，但对漫长历史自由之路而言，如小密尔的用语，这只是人对自身自由“长期请柬”的一个阶段成果而已，该做的事、要打起精神抵抗的东西仍很多。
如斯真实历史处境之下，即便浪漫如卢梭，仍得在他“人生而自由”这句话底下，加上“却处处发现自己在桎梏之中”——当然，那些投身自由战场上的务实之士并没因此就放过他，赫尔岑便没好气地嘲笑他，这好像是说“鱼生来是要飞的，却处处发现自己总是在游”。
从个人角度来说，我个人是非常非常喜欢“长期请柬”的说法，它让我们不惑于当下现实的某些幻象，尤其是某种程度成功制成的幻象，保持住一己的目光明亮，找出并持续盯住那个善于腾挪转移、精于伪装欺人的权力怪物；更重要的，它帮我们去除过多过大的ego，不寻求快速的正确和完成，尤其不急于在自己有生之年就想得到正确和完成，这个并非不正常的心理，最容易把自由的人引诱到它的反侧位置。
另一则是历史的、人类当下生活实况的。也就是说，在人类争取自身自由的真实景况，不管是语言论述或直接行动以生命相搏，人都是在对抗某一个比自己更大的力量和权势，在争取一个起码此时此刻自己并不拥有的东西。这样一种自由的面貌，便完全没有前者那种愉悦的田园牧歌气息，少了那些生命哲学的明亮色泽，在这里，自由成了一样极辛苦的工作，它本质是对抗性的，不仅一不小心就伤痕累累血迹斑斑，而且对抗意味着有赢有输，昨天赢来的还可能在今天就又输回去，因此对抗便不只是“一番胜负”，而是永远得伴随着警戒、护卫和没完没了的谈判妥协，更糟糕的是，它还可能一下子赢太多了，就像法国大革命有段时间那样，自由转头反倒成为自身的障碍和敌人，或者就如同人们讲的，“狼的自由，便是羊的末日”。
然而，从一般人性的角度来说，这恰恰也是自由最深的危机——的确，做个自由的人，是太辛苦了些，即便你只自我实践并不像小密尔般同时扮演自由的论述者保护者，你仍有不结束的抵御工作得做，仍得终其一生悬浮在不确定和不完成之中，仍得自己做成决定，并承受所有的结果及其道德责任云云。这样的真相，才在人类历史上自由初步获胜的十九、二十世纪之交黎明时刻便告暴露无遗，人们在乍乍得到第一份自由，便急着甩开它逃离它，这样的证据和论述反省日后多矣，我们这里只举用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书中著名的大宗教审判官寓言为例——上帝赐给人自由，但人们要的却是信仰、神迹和面包。
但有幸生为猎豹可能是如此没错，但万一不幸生而为蜜蜂或蚂蚁呢？我们能说蜜蜂蚂蚁就不是生命吗？
今天，台湾的民主成果不也这样子吗？
一是原则性的、本质性的。通常我们在未有任何理论或证据支持之前，很容易先经由某种直观察觉到，它似乎在我们人的生命成立那一刻就同时存在，是生命的最根本属性之一，就像一只飞鸟、一条游鱼、一头非洲草原上觅食游荡的猎豹，你说它们隶属谁？它们当然是自由的。事实上不自由那还能怎样？不必通过人类学、历史学云云的细究，甚至不必仰赖什么考古证据，这我们称之为自明的，是生命最素朴意义之下的生而自由。卢梭便是直通通把它当一切前提讲出来的人，不只卢梭，事实上在近代自由主义的早期论述中，它都成为最重要也最有效（因为每一名听者都可分享这个直观）的论证，让自由成为人堂堂皇皇的天赋权利，超越了每一种世俗的权势，不论他是国王、是教士僧侣，甚至是美国这样第一个现代民主共和国家。自由，直接来自高于这一切的上帝，或早于这一切的原初生命。
坚毅无比的小密尔会怎么说呢？我猜，他会讲正正因为这样，才更该给予人们最后底线的那个自由空间，让一般人不受侵害，更让少数的、异议的、不怕辛苦的个人有机会存活并说服社会，他一定相信，这样的人不至于从人类的历史绝迹，一如他说真理的唯一优势在于它总是会潮水般重来一般。
有关自由，这个人类最必要但也可能最麻烦滑溜的话题，我想，我们先来看它两个不大一样的面貌：
以赛亚·柏林说小密尔是个对人性极度悲观的人，有趣的是，在这最森严的关键之处，他终究是比柏林、比起今天我们对人性更赋予希望的人——在此自由茫茫依然的历史时刻，我们衷心希望这个自由而坚毅的人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