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苏轼的父亲苏洵在早年为儿子取名时早有预言：“轮、辐、盖、轸，皆有职乎车。而轼独若无所为者。虽然，去轼，则吾未见其为完车也。轼乎，吾惧汝之不外饰也！”这个“不外饰”的说法，提炼了苏轼一生不肯趋炎附势，固执己见的性格，到最后，他也只能为自己锋芒毕露的性格而买单了。
但是悲剧不止于此。从元祐年间到绍圣年间，苏轼不断地遭到弹劾。比如元祐八年（公元1093年）五月，监察御史董敦逸、黄庆基和赵挺之上书弹劾门下侍郎苏辙和礼部尚书苏轼兄弟俩任人唯亲，将自己的心腹张耒任著作佑郎，晁补之任著作佐郎，甚至认为朝廷上下十分之六、七的官僚士大夫都是苏轼、苏辙兄弟的党羽；又提出苏轼在先帝（宋神宗）时就被一贬再贬，是个早该诛杀之徒。绍圣元年（公元1094年），宋哲宗亲政，苏轼更不见容于时局。御史虞策、来之邵二人先后发难，上书弹劾苏轼在贬吕惠卿时所写诰词“首建青苗，次行助役、均输之政，自同商贾，手实之祸，下及鸡豚，苟有蠹国而害民，率皆攘臂而称首”以及为司马光神道碑中所作的文字有诽谤朝廷之嫌，请求对苏轼严加处理。随后，苏轼被贬官英州（今广东省英德市）。但还没到贬所，宰相章惇加大处罚力度，追贬苏轼为琼州（今海南省海口南）别驾，安置昌化军（今海南省儋县西北）。绍圣四年（公元1097年）四月，六十二岁的苏轼被再贬儋州（今海南省），起因是他写了一首《纵笔》诗，内容曰：“白头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立更钟。”据说这首诗被章惇看到后，给出的评价是”苏某尚尔快乐耶。”意思是苏轼你现在过得还很快活啊。由此再被贬。苏轼一贬再贬的速度堪比其先前一升再升的速度。世事轮回，残酷至此。而当时的时局也确实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绍圣年间司马光也下台了，先是贬为清远军节度副使，后又追贬为朱崖军司户参军，他的追随者吕大防、刘挚、苏辙、梁焘和范纯仁等人被流放岭南，另外，韩维等三十多名元祐年间发达的官员也被贬官。在此大背景下，不懂政治人事学的苏轼所受的创伤当然更大。一月三贬，生活情状可以说“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泉”。命运似乎已到谷底，再无咸鱼翻身的可能。但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正月，哲宗去世，徽宗继位。五月，全国实行大赦，苏轼的命运似乎迎来了一次转机。但最终这是一次无力的转机，一切为时已晚。虽然建中靖国元年（公元1101年）他被许可内迁廉州（今广西省合浦县）；同年八月改舒州（今安徽省安庆市）团练副使，永州（今湖南省永州市）安置；行至英州时甚至复官朝奉郎，提举成都玉局观（相当于七品官职）。但苏轼至此对仕途再无半点天真的想象或者说想法。公元1101年，其实是他作为一个老人的叶落归根之旅的开始。他在与时间赛跑，为自己寻觅一个好的归宿地。正所谓时局千变万化，笔端祸福难料，命运实在不是他可以把握的。建中靖国元年（公元1101年）六月，在金陵（今江苏省南京市）往常州的船上，苏轼病倒，一个月后就病逝于孙氏宅院，终年六十五岁。临终前苏轼遗诗一首：“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是感叹自己的一生。
毕竟是一介书生。
苏轼在杭州工作四年后，于元祐八年（公元1091年）三月离任，回京师开封报到。这个时候他差不多得了仕途恐惧症。作为例证，是苏轼在回京师开封的路上得知洛党分子贾易升任侍御使之后，避免其打击报复，竟然七次上书太皇太后请求让自己留在地方工作，以避祸于党争。但党争还是不请自来了。同年八月初二，贾易和御使中丞赵君锡联名写举报信，举报苏轼题写在扬州上方竹西寺的一首诗存在严重的政治问题，诗曰：“此生已觉都无事，今岁仍逢大有年，山寺归来闻好语，野花啼鸟亦欣然。”贾易认为苏轼写此诗时恰逢宋神宗去世之时，举国同悲之际你苏轼却“闻好语，亦欣然”，是为“大不敬”。另外，贾易还指出苏轼在差役法问题上态度反复无常，政治面目可疑；在中央工作时提拔秦观任秘书省正宗，有拉帮结派之嫌……结果翰林学士苏轼被太皇太后赶出朝廷，后知颍州（今安徽省阜阳市）。这是个比杭州还要落后的地方，苏轼等于是被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