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底的资料显示，目前仅在美国就大约有2000多个各种背景的基金会，每年提供超过20亿美元的经费用于各种文化交流、研究和推广活动。一些知名大公司，如微软、惠普、思科、英特尔等都设立了自己的基金会。“在这个国家，任何规模的重要文化项目，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基金会的影响。”一般而言，基金会在美国的工作项目大致分为三大类：防止市场价值侵入不当领域；为也许是立意良善的政策产生的不良后果进行善后；以及处理源于市场基本教义的财富分配不均问题。
那么企业家在思想传播方面是否便是一个完全漠然的局外人？《理念人》的作者刘易斯·科塞认为绝非如此，相反他们将用自己的方式来产生影响，而其中最为普遍运用的方式就是基金会。
据科塞的观察，美国基金托管人的组成情况是：他们中间来自东海岸的高等学府的人占了非常高的比例，而且他们从事着有声望的职业，其中又以企业管理和法律居多。一项对20个大型基金会组织的托管人的研究表明，这些人多数来自总人口中极小的一部分，他们几乎半数具有哈佛、耶鲁、普林斯顿大学的学士学位，另外三分之一在其他私立学院受过教育。从职业背景看，37％的人来自企业界，19％来自法律界，只有14％来自教育和研究部门。
在今日中国，在一个亟需用财富和变革来改变整个国家命运的转型时期，企业家在未来所要承担的责任并不比当年的亨利·福特们逊色。
科塞进一步分析说，基金托管人是一个代表着某种“成就”价值和传统的精英集团。他们对什么样的拨款应支付，什么样的拨款要停止，具有最终的决策权，他们的一般倾向成为基金政策极其在文化视野上的影响的最主要决定因素。通过金钱的威力，他们处于一种可以促进某种思想或研究方向，同时忽视或消除其他思想或研究方向的地位。因此，仅仅从基金会控制着知识分子从事工作所需要的资金这一个理由，也可以说它是一个对知识分子行使着极重要权力的机构。
索罗斯会不会再次像当年在东欧、俄罗斯和亚洲所遭遇过的那样，最后落下一个里外不是人的境地？答案似乎越来越接近肯定。
科塞说，这些提供了金钱的人们，已成为当代思想观念的重要守门人。
然而这头老狮子到底又能从这样的愤怒中获得什么？共和党人对他的厌恶是不出意料的，“乔治·索罗斯用1000万美元收买了民主党”这样的传言到处都是。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索罗斯捐资越多，受惠的民主党却越来越收敛向他示好的举动。民主党筹款人埃伦·马尔科姆在回答有关索罗斯的政治观点问题时顾左右而言他，他轻描淡写地说：“他是一个非常有思想、有才智的人，他对民主问题极为关切。”
在华人企业家中，最为知名的是由香港李嘉诚先生设立的李嘉诚基金会。成立于1980年的李嘉诚基金会，主要投入于对教育、医疗、文化、公益事业等做有系统的资助，历年来，捐款累计逾港币50亿元。80年代初，李嘉诚出资在家乡兴建了汕头大学，90年代，又出资创办了长江商学院，他还投资延聘张艺谋拍摄了一套“知识改变命运”的电视公益广告片并投放巨资播出。该基金会是中国教育部青少年科研计划、国际儒学联合会、中国外交教育及科研、清华大学未来互联网研究、中国敦煌研究等众多人文项目的主要赞助方。
《财富》在报道中用一种十分复杂而耐人寻味的口吻说，简而言之，他已经成了世界上最愤怒的亿万富翁。
2002年，李嘉诚基金会出资99万元与国内最有影响力的纯学术月刊《读书》设立长江读书奖，用于奖励当年度最有价值的学术文章及书籍。结果在这次评选中，由于评委之间的相互角力，竟爆发出一场有关评奖规则和程序的大风波。各方学者自占山头，一时间火力四射，甚而到了人身攻击的地步。而在这一过程中，李嘉诚及其基金会并无一言发表，秉持了出资方的超然立场。
“如今的危机，也就是我所预言的一场政治和军事危机，它是全球资本主义危机的最新表现形式，”索罗斯激动地对《财富》杂志的记者说，“布什政府假借反恐之名，利用9·11事件来推行其称霸全球的政策，从而引发了这场危机。我们在一个暴力活动不断升级的恶性循环中越陷越深，并且我已经发现，如果要想让我关心的问题有所改善的话，改变政府要远比推动问题的解决有用得多。”
在李嘉诚基金会的网站主页上有李先生的一段文字：“人生在世，能够在自己能力所逮的时候，对社会有所贡献，同时为无助的人寻求及建立较好的生活，我会感到很有意义，并视此为终生不渝的职志。”在李嘉诚心目中，这大抵是他自以为最有价值的生存和工作目标了。他没有把自己当成或包装成一个知识分子，我们也确乎无法将他视为一个知识分子，然而没有人会否认他对社会的贡献，否认他所秉承的奋斗理想的崇高性。
为了给民主党在几个关键州的竞选活动助威，索罗斯自行出资为民主党捐献了1000万美元，此举使他一跃成为为总统大选捐款最多的个人之一。据量子基金的发言人称，2005年他还将出版一本起名为《美国霸权的幻想》(The Bubble of American Supremacy)的新书。这本书将对那些被索罗斯看做是美国政策的狂妄自大之处进行毫无保留的抨击。
美国第33任总统哈里·杜鲁门曾经在他的白宫办公桌上写下过一行字。今天，几乎很少有人记得他在任内曾经出台过哪些政策和法令，可是他的这行字却不经意地流传了下来：“责任在这里”。
然而，潜伏在索罗斯内心的那股政治冲动是那么难以遏止。从2004年开始，随着新一届美国总统大选的临近，索罗斯再次像狮子一样地暴跳起来。已经73岁的他找到了新的追求目标：他把自己重塑为一个斗志昂扬、愤怒已极的党派批评家，而他攻击的对象则是布什政府和美国的政策。从1月份开始，索罗斯演讲的足迹遍及世界各地，从西雅图的市政厅、巴尔的摩的国际关系学院，到在雅典召开的世界经济论坛，席间索罗斯大声疾呼：美国如今正身陷一场危机之中。他认为，无论是在美国本土还是其以外的地方，美国政府都在以牺牲开放和民主为代价，搜寻着一些“看不见的敌人”。
对不同社会角色的人来说，责任都在眼前，无非内涵各有不同。政治家的责任是治理好这个国家，企业家的责任是创造更多的财富和就业机会，传媒人的责任是让不同的声音都能无障碍传播，而知识分子的责任则是永远地站在世俗的对面——有时甚至是为了捍卫反对的权利，为反对而反对。
2003年底的《商业周刊》公布1999年至2003年全球慈善捐款最多的50位企业家名单，索罗斯以24.31亿美元排在微软的比尔·盖茨夫妇及英特尔公司创始人戈登·穆尔之后，名位第三。据该刊称，索罗斯所捐占了其个人资产的68%。《商业周刊》评论说：索罗斯似乎回到了“金融家的轨道”，尽管他是如此不屑于“用乐善好施的方式来体现企业家对社会的责任心”。
此刻，让我们把话题回到中国，这个充溢着济世情结的正在转型中的东方国家。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一直困扰于企业家与知识分子的角色甄别，如今已经到了紊乱的地步。
1998年以后，索罗斯似乎收敛了很多。他开始热衷于“比较传统的美国慈善工作利益的领域”——弱势群体的福利、未成年怀孕、支持安乐死、反对毒品以及教育的不公平。
我们似乎从来没有对知识分子与企业家的社会角色和各自的责任进行过界定，相反，很多人将之混为一谈。而“儒商”一词则是将两者混淆起来的“经典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