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乙肝阳转阴”几乎是所有乙肝病人的执念。在彭涛的眼里，更是自己能做回“正常人”的标志。近两年彭涛到医院打听过乙肝阳转阴的办法。
乙肝病毒非常狡猾，它会把自己的DNA连接在肝细胞DNA的尾巴上。这就意味着，一旦病毒进入肝脏，乙肝病毒将和肝细胞共存亡。因此，虽然乙肝可防、可控、可治，却很难被彻底清除。
医生听了彭涛的要求，只是拍了拍他的肩膀，用消毒液消毒了双手之后，转身去看下一位病人。但那一刻，这个常规动作就像一根刺，深深扎进了彭涛的心头。他误以为医生也和那些人一样，开始歧视自己了。
儿子们的到来总算让彭涛和外界有所接触，但一个人的时候，他还是会自己听收音机，期盼着能从那些“大师”的嘴里听到“乙肝阳转阴”的药方。
这让我想起来传染科之前，自己在外面听到的一些流言，比如“传染科周围阴气太重，种不了树”。带教老师和我讲过，住院部原先是想给传染大楼周围种上树的，只是被医生和病人全力抵制了。病人们觉得树荫挡住阳光，楼里阴气会重，兆头不好，也不利于紫外线杀死病菌；医生护士们则认为，整栋楼被隔绝在角落终年不见天日，已经很压抑了，要是连窗外的阳光都不能洒进来，太影响上班的心情。医生和病人一致的态度才让医院放弃了植树的计划。结果在外人口中就变成了传染科阴气太重。
我看得出是外界的眼光误导了彭涛的判断。他不再相信医生的话，反而觉得自己身上有恶性绝症，所以才把自己封闭在病房里。这些误导就像一条条死胡同，把他困在了迷宫里。如果没有人为他澄清这些误导，他可能永远没办法走出这间病房。
当大家心里有疑惑的时候，也就有了倾向性，原本正常的事也被解读得反常。
如今他在医院已经不再问得了病该怎么办了。他脑海里反反复复的只剩自怨自艾：为什么得病的是我？
也因此，彭涛总是胡乱猜测。他开始暗戳戳地观察医生的举动，脑子里像过电影一样，回想病房里的各种防护措施：医护人员频繁地洗手消毒，保洁员一日三遍全副武装地清洁擦拭，每个人身上弥漫着的消毒水气味……所有这些常规行为通通被他想象成了对自己的歧视。
乙肝病毒携带变成了肝硬化，彭涛不得不向工头请长假。工头腰背笔挺地坐在那儿，赏赐一般把工钱甩到桌子的一角，宣告劳动关系永久终结，手边还准备了一沓卫生纸。平时和彭涛勾肩搭背的工友们，此刻都站得远远的。“这不是害人吗？有乙肝还在这里上班？”身后有人大声谴责起来，声音又尖又刺耳。这次经历让彭涛彻底死心了。
他不再相信那些年轻的医生，不再相信那本薄薄的乙肝宣传册。他更愿意去听那些虚假的广播，毕竟里面的“大师”郑重保证自己能治好乙肝，而且装得和患者贼亲热。在他长达十年的病程中得到最多的是白眼和伤害，这也导致了他对医护人员的不信任。
彭涛作为家里的顶梁柱只能隐瞒自己的病情，在不需要体检的“黑工地”做工。为了更像一个“正常人”，彭涛干重体力活，和大家一块抽烟喝酒、熬夜赶工。医生叮嘱的“注意休息，按时复查，戒烟戒酒”统统被他抛诸脑后。只是这样的伪装，代价是自己的身体健康。
我想带他出来。
当时国际上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有一亿乙肝病毒携带者，在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里属于“高感染区”。“十人一乙肝”带来了恐慌：乙肝成了就业的一项硬性规定。甚至有患者得了乙肝，要专门雇人去代体检。
我开诚布公地和彭涛好好聊了聊乙肝，试着让彭涛再次踏进他心目中的禁区。我从乙肝的传播途径讲起，再延伸到1988年由于上海甲肝暴发导致人们对乙肝有了连带的误解和歧视，最后坦然地告诉他，乙肝至今为止还是世界上尚未攻克的难题，而不惧怕它的最好方法，就是熟悉它、面对它。
那是个传染病被严重误解的年代。而这当中，乙肝被误解得尤为严重。20世纪80年代末，上海暴发了甲肝，由于当时医学界未能对甲肝、乙肝进行严格区分，乙肝被误认为具有强烈的传染性。
“你也吃了这么多的苦，被这个病折腾得够呛，咱们从今以后有病治病，行不？”我坐在他的床边诚恳地帮他解答这十年来没人坐下来为他解答的疑惑。最后，我剥了一个橘子和他分着一起吃。他看着我说：“上次有人这样做是十年前了。”
村里人的反应让彭涛心里发虚，他开始怀疑医生当时跟他说的话。如果医生没有骗他，为什么大家都要躲着他？
我买了一本日历送给他，在每天的日历背面我会写一条他当天要做到的事：今天主动跟医生护士问好；今天跟儿子一起出门。做到了就帮他打钩。我和彭太太结成了统一战线，接下来的日子合起伙来一点点撬动彭涛。
当时彭涛只是乙肝病毒的携带者，只是携带了病毒而已，只要按时检查，根本不会伤及身体。医生那风轻云淡的样子卸下了彭涛心里沉甸甸的石头。他拿着医生给的乙肝小册子，逮着乡亲就一字一句念上半天，努力向大家解释自己的病。可越念大家越害怕，越念大家离他越远。他本以为医生的诊断是一道护身符，没想到，却成了坐实自己得了传染病的审判书。
第一条就是：“逼迫”他出门。
刚确诊的那几年，在村里待不下去的彭涛第一次忐忑地走进了“传染科”。看了他的化验结果，医生给他发了一本乙肝相关的资料，一片药都没开，并告诉他注意休息、按时复查就可以正常地生活、工作。末了医生还特地拍了拍彭涛的肩膀：“你瞧，这样是不会传染的，别怕。”
传染病区里的患者最不愿意做的事应该就是出门了。因为病症的原因，他们中有些人的样子怪异，怕被人盯着看，更怕被人看到他们是从传染科的楼里出来的，所以近在咫尺的篮球场总是空荡荡的。
那以后，彭涛说出了自己这十年的经历。这么长的时间里，他从来不敢相信自己居然可以触碰两个孩子。
周末的傍晚，彭太太带着孩子们来看彭涛。我觉得时机正好，靠在门口用手扇了扇风，说：“今儿可真热啊，你们要不要出去抱个西瓜回来吃？”
我有点兴奋，话说得差不多了，我起身走人，把时间和空间都留给这一家四口。隔了半小时我又远远地偷窥，发现父子三人正盘腿坐在床上，抓着一把扑克玩得很欢乐。
彭太太一听，立刻推说自己不想动弹，麻利地掏出钱塞进彭涛的手里让他去跑个腿。儿子们听见了蹦下床准备穿鞋，彭涛却头也不抬地拒绝了提议。
我趁热打铁：“你左右走走看看，别的病房里的家属、陪护多了去了，大家都是肝病，就你的传播途径不一样？”彭涛的表情渐渐松懈下来。
两个小朋友立马一人一边抱着彭涛撒娇，不停地说着：“爸爸去嘛，爸爸你去嘛……”
我向彭涛详细解释了乙肝的传染途径，而且说医院也允许探视。彭涛一时语塞，讷讷地说：“真的可以那么近吗？”
这次儿子们的撒娇失灵了。彭涛依旧没松口，连身体都没挪动一下。小儿子一屁股坐在地上哭了起来，大儿子也低下头，眼泪吧嗒吧嗒地掉。两个孩子一直在哭，彭涛只是死死地看着窗外，良久才说了一句：“我从传染科大门走出去，哪个会卖东西给我哟！”
我拿来一包糖，直接将两个小孩拉进了病房，剥开糖块，一人嘴里喂了一颗。彭涛瞪着眼看我，那样子是在谴责我把他儿子带进了病房。看得出来，他还想一脚把我踹出去。但他没有，因为他不敢靠近自己的小孩。
彭涛和其他传染病房的人内心一样：担心走出病房就会受到伤害。有病友之前自己带碗出去买饭，但因为有黄疸被人看出是肝病病人，对方不卖给他。彭涛也很害怕，他总觉得自己身上也贴满了“传染病”的标签。所以他把这个病房当成自己的保护伞，好像只要不迈出门，就不会被人防备，被人伤害。
我在病房里就纳闷了，乙肝的传播途径只有三种：血液、体液、母婴传播。既不会通过消化道也不会通过呼吸道，很多家属最忌讳的握手、拥抱、吃饭、打喷嚏，甚至接吻，只要口腔里没有伤口，都不会传染。
我知道“别怕”这个词说出来很苍白，我指了指外面暗下来的天色，安慰彭涛：“晚上没人看得清你是从哪个门走出来的，你没有黄疸，也没有腹水，一点‘辨识度’都没有。买个西瓜又用不着体检！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就行了。”
为了不连累妻儿，他躲起来不跟家里人接触，坚决不和老婆孩子用一个水龙头，上厕所都会跑去离家几百米外的公厕。可这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乡亲们依旧躲得远远的，仿佛朝他家多看一眼都会被感染。最过分的时候，连他家的菜地旁都被邻居挖出一条深深的沟壑。一家四口生活在村子里，就像被人为地关了“禁闭”。所以到现在彭涛都不敢接触自己的家人，他担心万一真的传染给妻儿，整个家在村里就完蛋了。
彭太太也在一旁帮忙：“医院这么大，又不是村里，连你是谁都不知道，还能知道你有什么病？”
彭涛一家人的生活发生巨变是从他收到那张写着“乙肝病毒携带”的体检报告单开始的。他不晓得这个词的意思，却从旁人的眼光中明白：只要自己带着这个病，就没有人再敢接近他，甚至是他的亲友。他不仅被马上辞退，更可怕的是，村里已经容不下这户人家。他的一举一动被村里人牢牢地盯着、防着，“别人家的小孩都不愿意跟我的孩子玩，女人们一块去赶集，唯独不喊我老婆”。
见彭涛还是犹豫不决，我使出撒手锏“恐吓”彭涛：“你不出门，下周就不让儿子们来看你，不给你交住院费，到时候连手纸都没得用！”
他说自己真的很害怕，因为这个传染病，已经给妻子和孩子招惹了不少麻烦。听了他的讲述我才明白，这家人差点就要垮了。
大儿子也在一旁表忠心：“爸爸，村里人说你我都会骂他的，在这里我也可以保护你！”而他的小儿子突然止住了哭泣，从地上站起来，拿着一根痒痒挠跑到彭涛跟前，护着彭涛说：“爸爸，我保护你，谁也不可以欺负你，谁也不可以嫌你！”
我目睹了彭涛那充满父爱却不得当的防范措施，上前纠正他：“你又不是接触性传染病，我们天天给你打针发药的，也没见谁躲着你啊！你把两个孩子丢在走廊干什么？”彭涛被我说得一时语塞，讷讷地说：“可是也没人告诉我，可以近距离接触啊……”
孩子们的话像是戳醒了彭涛，他哆嗦了一下，定定地看着病房的门。忽然，彭涛回过头看我，对我说：“你要不要吃冰棍？我给你带一根。”
可高度戒备的反而是彭涛，他手疾眼快，将两个儿子死死拦在病房外面。他像个哨兵一样直勾勾地盯着孩子们，只要孩子们的脚一踏进门口那条线，他就着急地用方言说着什么，边说边比画。两个小朋友像门神似的站在病房门口，看着不让自己靠近的爸爸，渐渐瘪了嘴，小的那个眼圈红了起来。
我就这么看着连拖鞋都没顾上换的彭涛，被两个雀跃的孩子拽出了病房。孩子们在彭涛身前跑着，拉着爸爸的手紧紧的，就像拽着一个不能放手的风筝。彭涛嘴里叮嘱着“慢点，慢点”，脚步却飞快，拖鞋“啪嗒啪嗒”忙不迭地打在地砖上，走廊里传来一路说笑的声音。
彭涛太太带着两个孩子来看他的时候，我一度燃起了希望。因为多数传染科病人最大的心理支撑就是家人。孩子们倚在门口，带着许久没见爸爸的喜悦，像两只麻雀一样叽叽喳喳，问爸爸什么时候回家，说高兴了就要扑进彭涛怀里撒娇。
不知怎的，那一刻，我竟然有点想哭。
我看过彭涛的病历，他患乙肝十年，病情已经从乙肝进展到肝硬化了，情况不容乐观。如果被错误的治疗手段误导，很快会耽误成肝癌。他的病已经不允许他继续躲在自己的小房间里一声不吭，以为熬一熬就能过去了。我不想让彭涛成为“下一个”。
那个“出走”的夜晚过后，彭涛的胆子越来越大了。他发现自己出去并不会引起别人的特别关注。
更让人着急的是因为病房比较封闭，这些错误的治疗手段会在患者中“传染”。每天18点，彭涛会和大家一起收听一档兜售药品的“养生”节目。他坚信，自己能和大家一起找到“自愈”的方法。而就在他身边，常有病人会当着医生护士的面拨打热线电话寻医问药。
那阵子彭涛突然就闲不住了。他会在其他病房里来回溜达，还“忽悠”其他病友组团一起出去：“我今儿看见外面的西瓜挺好的，就是一个太大了，买回来吃不完，咱们一起去买吧，让他给我们切好，我们几个分分。”
那些年，传染病人被错误的治疗手段误导，发生的怪事多了。“这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今天对面超市洗洁精搞活动，买一瓶大的送一瓶小的，要不要跟我一起去看看？”
站在传染科的大楼门口，带教老师告诉我：“你看，等下家里人还要上大仙的车呢，回了家继续跳，一直跳到人没了。”原来这个肝昏迷的病人已经救治无望，要回家等死，家属就请了个跳大神的队伍给病人驱驱邪，别把“不干净的东西”带进家里。
最离谱的一次我听见他说：“街上有人吵架了，这会儿估计还没吵完，我们去看看吧！”
当时我被这阵仗吓得够呛，后来保卫科赶到，把病房里挤得满满当当的家属和“大仙”一并请了出来。大仙也没怎么反抗，有说有笑地等在门口，等家属办完出院手续，就跟着垂死的病人一起走了。
起初彭涛的邀请会被人拒绝。他会用一种“你没去，你亏了”的表情自顾自地出去，再用一种登上月球表面的骄傲带着他买的东西回来。
我想起之前在传染科看到过的一次错误示范：单人病房里乌烟瘴气，烟雾报警器疯狂闪烁着。一个披头散发的妇女扮成萨满法师，在病房正中围着火盆子念念有词，手舞足蹈。病人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被扒掉了病号服，光溜溜的身体上擦满了不明液体，看上去凶多吉少。家属在旁边跪了一地。
时间一长，彭涛开始有组队的小伙伴了。他们从外面带来更多有趣的消息，连那些辨识度很高的黄疸病人和腹水病人也蠢蠢欲动，在身体允许的情况下都想出去转转：“管他黄的、绿的！”
彭涛这人很怪，在治疗上格外多疑，全然不顾这些行为可能会害死自己。其实我能理解，这家伙是惜命才这么干，但不由得在心里替他捏把汗。
这些蜗居在感染科大楼里不轻易出门的病人将活动范围不断向外扩展。总有那么几个，喜欢在傍晚时分扛着桌椅板凳占据空旷的篮球场，围坐在一起吃西瓜、下象棋，或打着扑克高声说笑。这当中绝对少不了彭涛。好几次，我看见彭涛甩着牌，咧着嘴笑，脸上糊满了纸片，被夜风吹得扑簌簌飞舞。
我给他输上液，彭涛长出了一口气，露出得救的表情。我趁机逗他：“从今儿起，你得配几个保镖，吃饭喝水得人家先试，没毒才可以吃。啥时候登基，好让主任当你的御医，24小时陪着你。”彭涛正皱着眉躺着，听我调侃他，扑哧一声笑了，又疼得嘶了一声，紧紧抿起嘴。
关于自己的这十年，彭涛已经有了答案。现在，他正努力把自己的答案告诉更多人。他会毫不避讳地调侃自己，用自己曾经交过的智商税告诫那些听虚假广告的病友。每当这时，那个铜中毒的病人就会站出来挺他，用自己还没有完全好转的绿色模样现身说法，告诉其他人：“不要乱吃偏方！”
没一会儿，得知消息的主任骂骂咧咧地走进来，一边给他检查一边嚷嚷：“你到底想不想治？我给你下个出院医嘱，你有本事出院好吧？”彭涛老老实实地躺在病床上挨训，一句也不敢反驳。
彭涛的收音机里现在播放的是评书。好几次为了方便我这个评书迷一起听，他大中午把收音机放在靠近护士站走廊的窗台上。他的扰民行为不仅没有被其他病人投诉，旁边病房的病友也弄来一只收音机追起了评书。那段时间谁再听乙肝阳转阴的广告是要被其他病友嘲笑的。
我上前摸了摸他的腹部，整个腹肌紧绷绷的，手压下去、松开他都说疼，这架势一看就是腹膜炎的症状。要知道腹膜炎疼起来真的能“要命”，极容易引起感染性休克。彭涛却生生扛了一宿。我多问了一句怎么不早说，没想到他居然说因为昨晚的值班医生太年轻，他信不过。
平时护士们人手一管护手霜，查房的时候看到哪个病人手太干燥了，就会随手给病人挤一点抹上。病区里的医生们虽然工作起来依然表情严肃，却愿意在新病人入院时将科室特殊的构造，以及烦琐的消毒过程细细地讲解一遍，以打消病人的疑虑。还会劝病人多出去走走。我甚至听见过同事把病人当跑腿：“五块钱一包的糖，我给你十块，回来咱俩一人一包。”
某一天，晨间护理的时候，彭涛蜷着身体，五官都拧在一块了，跟我嚎：“护士，我肚子痛一晚上了，这会儿主任应该在上班，你去告诉他。”
大楼中间的走廊依旧禁止病人行走，两边病房的门也从外面锁住，走廊上有无处不在的水龙头和消毒液，臭氧机早晚按时工作。只是，之前这些在病人眼中将他们和正常世界隔绝开的东西，每一样都成了为他们的健康保驾护航的安心所在。
传染病按“破坏程度”，分甲、乙、丙三类。甲类里只有两种：鼠疫和霍乱。乙肝属于乙类，平时我们会得的流感属于丙类。彭涛所在的一楼是传染科大楼里最凶险的病区：重症肝炎科。随时可能死亡的患者，才会被安排在这一层。病区需要对这里的传染病患者进行严格管理。
彭涛不再质疑年轻医生，而是夸他们年轻有为。当他第一次笑着对医生说谢谢时，曾经被他冷脸相待的医生们都快感动哭了。
当时我刚进医院，很多前辈都乐于传授经验，比如各个科室的情况，如何帮助棘手的患者，让他们接受治疗等。只是聊到传染科这种特殊情况，多数前辈都是束手无策，他们觉得传染科就是这种氛围。彭涛这种病人，大家都认为难以改变。前辈们已经干了十几年，经验都是准确无比。只是这一次，他们错了。
彭涛像一股暖流，把冷冰冰的科室解了冻。
除此以外，他不会主动踏出这里一步。这间十多平米的病房好像有强大的磁场，牢牢地吸附着他。明明四周没有铁栏杆，却像一座监牢，将他关在了里面。妻子每次过来送日用品，他也是隔着一道窗户，久久看着对方。
转眼时间到了9月，我实习期满，可以出科了。我向还没有出院的彭涛告别，和以往总是白吃白喝他的东西不同，我花了当时够我两顿午饭的钱给他买了一块蛋糕，衷心希望他能早日从二人间搬进四人间。病房人越多，通常说明病情越稳定。
走廊尽头的病房里，彭涛总是静静地坐在床边，面朝有阳光的那扇窗，只留给医护们一个抗拒的背影。如果没有医生护士进去检查，彭涛可以就这样坐一整天。只有一个活动能让他动起来：每天18点整，全病区的患者都会整齐划一地准时听收音机——“老军医研发出肝病克星，祖传秘方，专治乙肝！”这些极有诱惑力的字句在病区里回荡。
后来我又去到不同的科室实习，彭涛总能找到我。有时他淡定地告诉我没钱了，回去攒一段时间再来治病。他信誓旦旦地说：“我一定会保重自己，陪老婆、孩子五十年。”有时他眉飞色舞地向我报喜，自己又学了一门手艺，赚了不少钱，可以继续治疗，医生说他现在的情况控制得很好。那些异样的眼光依然存在，但他已经可以无视周围人的误解，安安心心地在家里住下来，陪陪家人，干点累不着的活，“像个正常人一样”。
当时，医疗水平提高了，传染病容易被确诊，却很难被人理解，人们总是谈“传染”色变。这些外表怪异的人走在街上，不仅会引来侧目和嫌弃，那个铜绿色的病人说不定还会被人围观。所以他们多数都躺在病房里，哪里都不去。偶尔和我对上眼神，眼睛里都是防备和警觉。就是在这群人中，我认识了彭涛，全权负责他的护理工作。
这个曾经只肯把自己关在病房里的男人，已经学会了珍惜身边的一切。彭涛说他活一天就珍惜一天，好日子总会出现，他等着。
“你来这里实习怕吗？”带教老师问我，“我也知道外面是怎么说传染科的。”
彭涛的话真的很灵验。
我从护士站靠近走廊的窗户挨个病房看过去，终于明白了外界对这里的恐惧——有个病人因为肝功能受损严重，从皮肤到眼结膜都是橘子皮一般明晃晃的黄色；有个男患者的身体瘦成了杆，肚皮却高高隆起，像怀孕七八个月的样子，这是腹水的症状；甚至还有因为吃了江湖郎中的假冒伪劣草药导致铜中毒，从头到脚都泛出青铜色的病人……
三年后，第一例乙肝歧视案上了法庭，又过了两年，国家人事部也消除了对乙肝携带者的限制，让大家正常工作。到了2006年，我们每个人都在电视上看到了刘德华出任乙肝防治宣传大使，当众宣布自己是乙肝病毒携带者。从那以后的很多年，乙肝依然存在，但是人们已经不再恐慌。不管是患病的人，还是那些患者身边的人。
每个擦身而过的医生护士身上都散发着快速消毒凝胶特有的味道。每间病房门口都有消毒洗手液。每走几步就有一处水龙头。消毒水的味道强势地在空气里弥漫。一切似乎都在清楚地提醒着进来的人：小心点，把自己保护好了。
活得像个正常人，彭涛曾经的愿望已经实现。
刚来第一天，我跟在带教老师身后巡视病房，走的是大楼正中的医护专用通道。那天我从大门入口处的四人间走到毗邻护士站的单人间，整整30米的通道两边，全是站着的乙肝患者。“越往里走，病情越重。”
每个新年，我都会接到彭涛的电话，他总是用爽朗的笑声告诉我：“嘿，是我啊，我还活着，活得好着呢！”背景音里很多人在说着、笑着、庆祝着，招呼他快点过去。
2000年，我来到医院最角落的三层小楼。这里独门独栋，大门常年紧闭，周围连一棵树都没有，几近荒芜。唯一相邻的是个设施崭新的篮球场，但外面的人不愿意靠近这里，即使是盛夏的夜晚，球场也空荡荡的。当时我还是实习护士，分配过来之前就做好了心理准备。这里是传染科的所在地“传染大楼”，里面的大多数病人都是“携带者”。
我感到无比安心，因为那些声音离得很近，就在他身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