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医生们来说，这套体系需要一段时间才能适应。起初，每一级的外科医生都想留住自己的病人，他们相信自己能够为病人提供最终治疗，或是不信任接下去的医生能够完成任务。（“不相信任何人”，这是我们每个人接受外科训练时都要学习的一句箴言，在职业生涯中全靠它来警示自己。）根据沃尔特·里德的数据统计，战争刚开始的几个月，那些伤势最为严重、很明显必须延长治疗时间并进行重症监护的伤员，平均要经过八天才能从战地抵达国内的医疗机构。可是随着医生们逐渐接受了新的理念，这个时间减少到不足四天（在越南战争时，要费时45天之久）。这套体系奏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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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华盛顿曾见到一名空军，2004年9月11日，他在巴拉德空军基地外面遭到迫击炮袭击，仅仅36小时后，他就躺到了沃尔特·里德的一张手术台上。当时他双侧大腿受创，腹部受伤，右手被榴霰弹击中，面部也受了伤，从战场上被送往附近位于巴拉德的第31野战医院。在那里，医生为他控制住了失血，开始静脉输液和输血，并实施了环状刀大腿截肢和初步的腹部手术，另外，因为发现了一段结肠破裂，还给他做了结肠造口术。他的腹部没有缝合，开口处缝了一块明显的塑胶覆盖物，衣服上贴了一张便条，详细说明了外科医生曾经做过些什么。接着，他被一支危重伤员运输队护送到兰德斯图尔。到了德国，军队外科医生判定他即使能够康复，也需要30天以上的时间。他们为他迅速实施了一些后续的抢救措施，进一步清洗伤口，随后送往沃尔特·里德。在那里，经过几周的重症监护和多次修复手术，他活了下来。这一系列的救治行动堪称史无前例，结果也空前成功。在之前的战争中，像这样的伤势是不可能救活的。
他们的上级医疗单位是两家野战支援医院，分别处在4个方位。每家医院各有248个床位、6张手术台、一些专业手术设施，以及X光机和化验器材。它们也是流动医院，通过航空、拖车或轮船运输组件，24~48小时以内就能完全投入使用。即使到了这一级，治疗的目的也不一定是最终修复。伤员在这里停留的时间最长，为三天。需要更长时间才能实现救治的美军伤员会被转送到所谓的第四级医院，一家设在科威特，一家在西班牙的罗塔，不过最大的一家在德国的兰德斯图尔。那些预计需要接受30天以上治疗的伤员将被运送回国，主要是沃尔特·里德军事医疗中心或是得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的布鲁克陆军医学中心。伊拉克俘虏和平民则留在野战医院等候康复。
不过，虽然死亡率很低，人员的代价依然巨大。那位空军战士的一条腿从膝盖上面被截去，还失去了另外的整条腿、右手和部分面部。像这样的情况怎么生存和活动还是个尚未解决的问题。由于腹部的伤势，他不能自行下床或坐上轮椅。只剩一只手，他也不能独立完成排泄。帮助伤势如此严重的人康复，是我们从未面临过的难题。要怎样做，才能让他们觉得生活有意义？我们才刚开始学习而已。
皮珀斯给我描述了新体系是如何彻底改变了他们救治伤员的方式。伤员一旦送来，他们就实施标准的进展性创伤生命维持规程，这也是所有非军事创伤治疗需要遵守的操作规范。由于穿透性伤口的比例很高——战场上的伤员中，80%都是枪伤、榴霰弹伤或是爆炸伤，比起普通的创伤，他们需要进行救生手术处理的频率要高得多。由于物资供给有限，他们只能为伤员提供短时间的手术治疗，以及不超过六小时的术后重症特护。所以，小组成员把治疗重点放在控制损害，而不是最终修复上。他们用纱布垫包扎肝脏的伤口以止血，在出血的动脉里放入暂时性的塑胶管避免血液从破口处大量涌出，暂时性钉住穿孔的肠道，清洗伤口的污物，总之，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防止细菌感染和大量出血。他们尽量地把手术时间控制在两小时以内。稳定伤情之后，伤员往往还处在麻醉状态，戴着呼吸机，腹部伤口包扎着纱布、尚未缝合，肠道也没有连接好，血管还需修补，这时候立刻被转送到上一级的医疗单位接受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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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珀斯率领的是第274前线外科手术小组，他们跟随部队一起，在入侵伊拉克期间行进了1 700多公里。小组先是辗转纳西里耶、纳杰夫和卡尔巴拉，接着一路进入南部沙漠，然后到北部的摩苏尔，最后抵达巴格达。根据医疗日志记载，在最初几个星期内，该小组共救治了132名美国伤员和74名伊拉克伤员（其中士兵22人，平民52人）。有些天过得很安宁，但其余时间都忙得喘不过气。有一天，在纳西里耶，他们收治了10名重伤员，其中一人右下肢被榴霰弹炸伤，一人的小肠和肝脏都中了枪， 一人胆囊、肝脏和横结肠中枪，一人颈部、胸口和后背都被榴霰弹击伤，一人直肠被枪打穿，还有两人四肢受枪伤。第二天，又有15名伤员送到。
2004年4月4日，在四名私人军事承包商在巴格达西面的法鲁加被杀害并戮尸示众之后，美军三个海军营发动了一轮猛烈进攻，要从盘踞在那里的1.5~2万名叛乱分子手中夺取该城市。经过五天的激烈交战，在伊拉克当局的抗议下，白宫命令部队撤退。七个月之后，11月9日，海军又展开了第二轮进攻。四个海军营和两个陆军机械化步兵营，共计约1.2万士兵，与藏匿在城里200座清真寺和5万幢建筑物内的狙击手和叛乱分子展开巷战。虽然收复该城实际上只用了大约一周，但后来战斗持续了好几个星期。在这两轮进攻法鲁加的战役中，美军伤亡人数超过1 100人，叛乱分子的情况尚不明确。这么多伤员急需救治，而邻近地区只有不足20名外科医生，被派驻到伊拉克的神经外科医生总共也就两名。海军和陆军前线的外科手术小组收治了部分伤员，可是很快就不堪重负。剩下的伤员被时速200英里的黑鹰救援直升机直接送到各野战医院，其中一半都到了巴格达的第31野战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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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迈克尔·墨菲正以一名后备役军人的身份在那里服役。他是一名血管病外科医生，来自北卡罗来纳州，曾和我一起在波士顿训练，2004年6月，与陆军后备队签约加入后备役。10月，他接到了从中央司令部打来的电话。“我离开达勒姆是在一个周日。一周后，我已经加入一支护卫队，佩戴M9手枪在伊拉克爱尔兰公路上行军，却止不住对自己身处的境况感到惶恐。”后来他这么告诉我。
于是，军队转而采取一种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个别应用过的方法：前线外科手术小组。这些小组的规模很小，仅由20名成员组成：三名外科医生、一名整形外科医生、两个护理麻醉师、三个护士，再加上军医和其他协助人手。在伊拉克和阿富汗，他们乘坐六辆“悍马”军车尾随部队，直接上到战场。他们携带三顶可快速组装的轻型帐篷，将其相连可组成一间约0.58平方米大小的医疗室。对伤者实施即时抢救和手术的用品分别装在五个背囊里——重症监护背囊，外科手术背囊、麻醉背囊、普通外科背囊和整形外科背囊，里面有消毒器具、麻醉设备、药品、消毒铺单、白大褂、导管和一部可以用一滴血测量出血常规和血压的手持式设备。小组还带有一台小型超声波仪器、便携式监控器、转送专用呼吸机、可提供50%纯度氧气的氧气浓缩机、20袋输血袋，以及六台折叠担架。所有这些都是普通医疗设备。还有很多正常情况下很有帮助的仪器，诸如血管造影设备、X光设备等等，小组都不得不舍弃。（因此，整形外科医生不得不通过触摸来寻找骨折的位置。）但行军过程中，他们能够在一小时之内搭建出一个功能齐全的医院，里面设有两张手术台和四张配有呼吸机的术后恢复床位。
一抵达第31野战医院，手里的包还没来得及放下，他就被送进手术室抢救一名腹部被榴霰弹炸伤、失去双腿、一只手臂血流如注的士兵。墨菲以前从未见过如此严重的伤势。那些医生、护士和军医把他弄进来的时候好像是在搬动一只浑身湿漉漉的小狗崽。在那里，他体验到了从未有过的团队合作。他说：“刚开始，因为要不要切除伤员的某个器官，我会踌躇犹豫好久，短短两个星期过去，我居然觉得这是我做外科医生以来感觉最畅快的时候。”
与之类似，通过更加细致地研究运作系统，这些医生们还得出了另一个关键性的发现。军方伯顿研究所的外科医生罗纳德·贝拉米上校对越南战争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利用直升机撤离可以节约运输伤兵到医院的时间，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这个过程平均费时超过11个小时，而使用直升机可以将时间减少到一小时以内。如果伤兵能及时接受手术治疗，死亡率会降到3%，然而越南战争中，士兵的总体死亡率为24%，这是因为一小时以内把伤兵运送到手术地点还是不够快。民用医疗中有所谓的“黄金一小时”，即如果在一小时内开始治疗，绝大多数外伤患者都能被抢救过来。但是战场上的伤势、尤其是失血情况要严重得多，贝拉米提出，受伤的士兵只有“黄金五分钟”而已。有了防弹衣，可以稍稍延长一下救治时间。不过，近年来军队强调轻装、快速行进，他们的移动速度要比补给线和医疗队快得多，这样一来，把伤员撤离到医疗救治点就更加困难，也更加费时，直接导致他们面临伤势恶化甚至死亡的危险。
法鲁加的11月战役被军方命名为“鬼怪暴怒行动”，由于伤员众多，野战医院的工作人员承受了极大的压力，几近崩溃。墨菲说：“每隔两小时，就有一批伤员送来，5个，10个，有时甚至是15个。”野战医院的急诊室有25张床位，另有5张手术台，1个重症监护组，看起来似乎远远不足以应对当时的情况。可他们成功做到了。最重的伤员从一进来就由外科医生和急诊医生负责，轻伤员则交给家庭医生、儿科医生，甚至是眼科医生来稳定伤势，这时候不管什么专业，只要是医生都得上。
举例来说，其中一项改进方法跟防弹衣有关。防弹衣自20世纪70年代末就已经为人们所熟知，不是什么新发明。80年代初，城镇警察机关开始配备防弹衣，美国军队则是在海湾战争期间。一件约7.26公斤重的防弹衣可以保护一个人的身体核心部位，如心脏、肺和腹部器官免受爆炸和刺伤。但是战地医生们发现，受伤的士兵被送到医疗机构时身上都没有防弹衣。他们根本没穿！因此，上级下达命令，要求所有士兵始终穿着防弹衣，无论他们怎么抱怨防弹衣很热、很重或是很不舒服。当士兵们开始养成穿防弹衣的习惯，战场上的死亡率立刻就降了下来。
手术室里的外科手术小组只为伤员实施损伤控制手术，然后就让他们离开手术台。美军伤员的情况一旦稳定，就会被撤离到兰德斯图尔。伊拉克人占伤员总数的三分之一，如果是平民或安全部队的士兵，就要留在野战医院，直到伊拉克当地医院有床位为止。倘若是叛乱分子，等他们的伤势恢复到一定程度，就会被送往监狱。墨菲说，最繁忙的时候，他和同事们曾连续工作48个小时，不定期会有几次不超过半小时的休息时间，他们会抓紧时间睡一会儿，然后接着再工作48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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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怪暴怒行动”的头六天里，就有609名美国士兵受伤。尽管如此，医疗团队还是把总体的死亡率控制在10%以内。在两次战役中受伤的1 100名士兵里，只有104人不治身亡。这是令人震惊的成就。唯有凭借难以想象的毅力和勤奋才有可能做到。就比如说，没有那份毅力和勤奋，外界根本无法得知有关法鲁加伤员的统计数据。医疗小组不顾混乱的环境和自身的疲惫，一丝不苟地填写描述伤员伤势和预后的日志。在第31野战医院，有三位高级医生负责收集数据，针对每一位伤员，都要录入超过75条信息，这样做是为了便于稍后对士兵受伤的规律以及治疗措施的有效性进行分析。墨菲回忆：“我们有一间小小的医生办公室，里面配备了两台电脑，我记得夜深人静的时候，有时甚至是清晨，还看到这些伙计在输入数据。”
“怎么可能做到的？”我问他，也问他的同事，每次见到曾在战地医疗小组工作过的人我都会这么问。根据他们的描述，我发现，他们一直在默默地努力做一些事情：从实践中总结方法，研究如何将已掌握的知识和技术更好地应用于实践。而我们这些民用医疗工作者在这方面做得并不怎么样，顶多称得上时好时坏。这些医生跟我谈到的其实都是一些简单的、几乎算是平庸的改进方法，却在战场上产生了巨大的作用。
我们这些在国内工作的医生却很少做这样的跟踪监测工作。要是问一家典型的美国医院的外科医生，最近六个月外科手术的死亡率和并发症率是多少，恐怕对方根本回答不上来。没有哪家机构要求旗下的医生收集这些信息。我很想辩解说，医生们根本也没这个时间。可后来我想到了巴格达的医生们深夜里坐在电脑前的场景，他们知道分析的结果十分重要，所以他们废寝忘食地收集那些数据。他们深刻地了解，唯有像这样关注工作中的每一个细节，才能有机会做到更好。当然，如此关注细节的不是只有他们，还有为了在全世界消灭脊髓灰质炎而奋斗的世界卫生组织的医生们，以及努力杜绝医院内感染的匹兹堡退伍军人医院的工作者们。
1998年，他被分配到沃尔特·里德军事医疗中心，他很快成为那里的外科肿瘤主治医生。皮珀斯以三件事闻名：镇定、聪明（在学习结束前，他就已经发表了17篇论文，都是关于乳腺癌疫苗方面的研究工作）以及在医生实习期间和妻子养育了五个孩子。外伤手术并不是他的特长，在被调配到战场之前，他从未见过枪伤，甚至从未见过任何跟伊拉克战场上相似的外伤。在沃尔特·里德中心，他的工作也是以乳腺手术为主。然而，在伊拉克，他和他的医疗小组却成功地拯救了那么多伤者，把死亡率降到了历史新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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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曾就读于美国西点军校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在波士顿布莱汉姆女子医院外科住院部实习，后来又到休斯敦的安德森癌症中心做癌症外科研究员。当他最终完成职业训练以后，需要在军队服役18年。我本人和认识他的任何人都不曾听到他对此义务有过怨言。
随着战争的继续，医疗小组不得不面对无数难以预料的困境。战争持续的时间远远超出预期，伤员的数量与日俱增，而且，伤情的特征也不断发生着变化。事实证明，那些熬夜输入的数据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例如，有外科医生分析外伤日志后，发现眼睛受伤的发生率很高。早前，上级已经下令让士兵们佩戴护目境，但他们显然是不愿意照做，因为发放的护目镜样式过于土气。一个士兵这么形容说：“戴上那玩意儿，看上去就像个佛罗里达的老农民。”于是，军事部门不得不追随时尚的潮流，给士兵们更换了外形更酷的威利牌防爆太阳镜。自此，眼伤的比率显著下降。
如果说问题的答案不在于新的技术，那似乎跟军队医生们的专业技能也没什么关系。42岁的乔治·皮珀斯是一位外科肿瘤专家，我在医院做外科实习生的时候，他是总住院医生。2001年10月，他率领他的外科小组进驻阿富汗，服役一段时间之后返回，随即又于2003年3月被派往伊拉克，跟随地面部队从科威特穿越沙漠进入巴格达。
军队医生还发现被自杀式炸弹、地雷和其他简易爆炸装置炸伤的伤员数量逐渐增加，而且这种伤势特别难治疗。简易爆炸装置往往会同时造成穿透伤、钝器伤和烧伤。榴霰弹里不但含有钉子、螺栓之类的金属物，还会有尘土、衣料，甚至袭击者的骨头。而遭到简易爆炸装置袭击以后，受害人身上的伤口虽然看似不起眼，但因为数量巨大，可能会使人流血过多而死。根据这些情况，军队更新了士兵急救箱里的物品，补充了应急绷带——一旦受伤，可以当做止血带缠在伤口上，并且用单只手就可以把它扯下来；还给士兵们发放了一种新型的绷带，内含一种能让血更快凝结的药物。接收到爆炸受害者后，外科手术小组会先用纱布包扎好所有的出血点，然后再开始实施腹部手术或其他治疗措施。而且，他们还开始把冲洗伤口作为固定程序，以确保彻底去除可能导致感染的残余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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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军队的医生们也不是每次都能找出解决办法。日志记录显示，还有很多问题至今都没获得满意的解答。譬如，在伊拉克战争早期，防弹衣对防止躯干受伤效果显著。可到了后期，外科医生们发现，简易爆炸装置给人造成的爆炸伤面积很大，向上可延伸入头盔、向内可穿透腋下的防弹衣。爆炸伤还造成数量空前的肢体损毁伤，也就是四肢的软组织、骨骼，往往还包括血管的损伤。这些伤害都极具破坏性，还有可能致命，对整形外科医生来说，要不要给伤员截肢是最困难的决定。军队外科医生过去总是参照普通外伤标准来作出选择。可是对手术结果的分析显示，那些标准并不适用于当下的战争环境。原因可能是这里的肢体损伤程度更高，还经常与其他器官的伤势一并发生，因此，虽然医生们的初衷是想尽力保住伤者的肢体，但结果往往会导致失血、坏疽和败血症，反而使他们的生命受到威胁。
2004年秋天，我受邀参加“战时巡诊”，来到位于华盛顿的沃尔特·里德军事医疗中心，这才对战争伤亡的规模有了一些认识。每周四，那里的外科医生都要跟巴格达的战地医生召开电话会议，讨论华盛顿收到的美军伤亡报告。我到的那天，大家讨论的病例包括：一例枪伤、一例反坦克地雷炸伤、一例手榴弹炸伤、三例火箭推进榴弹炸伤、四例迫击炮炸伤、八例简易爆炸装置炸伤，以及七例无明显原因受伤。受伤的士兵全都不超过25岁。其中伤势最轻的士兵19岁，一颗地雷完全爆炸，炸穿他的面部和颈部。一个士兵失去了部分手臂，还有一个被大规模爆炸炸掉了整条右腿和膝盖以下的左腿，骨盆处还有一个开放性伤口。一个受到枪击的士兵伤在左肾和结肠，另一个伤在腋下，需要实施腋下动静脉再造手术。还有一个脾脏破损、头皮撕裂和彻底舌撕裂。这全都是十分严重可怕的伤势，然而，他们的性命都被救了回来。
后期并发症也是一个巨大的难题。举个例子，外科医生们逐渐发现肺栓塞和下肢血栓的发生率高得惊人，这可能是因为肢体损伤非常严重，而且伤员此前经过长途运输造成的。数据显示，送到沃尔特·里德军事医疗中心的伤员中，有5%出现肺栓塞，其中两人因此死亡。对此，尚无明确可行的解决措施。伤员刚受伤不久，需要多方面的治疗，这时为了解决栓塞问题使用抗凝血剂恐怕是不明智的。
军队医疗团队是如何取得这样的成绩的？这很值得思考。海湾战争以来，并没有重要的新技术或疗法诞生。此外，医疗人才的供给也相当不足。2005年，这支在全世界范围内展开军事行动的美国军队中只有大约120名现役、200名后备役的普外科医生。能够派遣到战场上的最多只有30~50名普外科医生以及10~15名整形外科医生，他们要负责支援在伊拉克作战的13 000~15 000名美国士兵。而且，这些医生和他们的医疗小组自身也可能命丧战场。
另外，还有一个令人难以理解的现象。在伊拉克受伤的士兵中还传播着一种具有多重抗药性的鲍氏不动杆菌，而从阿富汗战场送回来的士兵当中似乎不存在这种情况。这种病菌的抗药性究竟是抗生素的使用造成的，还是已然存在于驻伊部队的群体之中，还是个未知数。不管是何种原因，2004年，沃尔特·里德接收到的442名伤员当中，有37人（即8.4%）感染了鲍氏不动杆菌，该比例较之前高出很多。细菌会感染士兵身上的伤口、假体①，而且至少还能再传染其他三名医院病患。后来，来自伊拉克的撤退伤员一到达，就会被隔离并监测是否携带病菌。沃尔特·里德也不得不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保证卫生工作人员更好地清洁双手。
不过，这些研究几乎都尚未成功，也没有在当下的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中发挥什么作用，可是伤员的死亡率的确出现了显著的、历史性的下降。虽然在现在的一些战争中，受伤士兵的人数比过去的美国独立战争、1812年美英战争和美西战争加起来还要多，比越南战争前四年的参战人数还要多，可死亡人数却实质性地减少了。受伤美国士兵的死亡率仅有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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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迫切希望找到更有效的降低死亡率的方法。集中精力发明新的治疗方法和技术应该就是最具前景的途径了。20世纪的进步就是这样得来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发明了新的麻醉剂和血管外科手术技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研究出了更好的烧伤治疗办法、输血方法和盘尼西林；朝鲜战争期间，抗生素得以大规模应用。美国政府为各种各样的新研究投入了数亿美元，研究范围包括血浆代用品和冻干血浆（没有新鲜血液时可用来输血）、外伤伤口的基因治疗法、中止肺损伤的药物疗法以及监测传输战场上士兵生命指征的微型设备。
上述这些都还只是属于医学上的困难而已，战争形式的变化同样会带来其他一些亟待解决的困难。随着战争从最初的闪电性、高机动化的军事行动转化为更为持久的驻守行动，野战医院必须作出调整，将设施固定化。比如，在巴格达，医疗工作人员迁入了绿区的伊本·西那医院。调整之后，越来越多的伊拉克平民前来就诊，但是关于是否应当为他们提供医疗服务，上级并没有给出具体的指导方针。有些医院拒绝诊治平民，因为害怕有自杀式炸弹袭击者混迹其中；其他医院同意接诊伊拉克病人，但很快就发现人数太多，医院的资源根本无法承受，特别是小儿科，相关人手和医疗供给实在有限。
不过，朝鲜战争后的半个世纪里，这个数字一直没有取得什么进展。越南战争中伤亡人数为153 303人，其中47 424人死亡，到1990—1991年的海湾战争，伤亡467人，其中147人死亡，伤员的死亡率始终保持在24%。拯救伤者的技术似乎还赶不上制造伤者的技术。
医院要求额外增派人手，并补充各种物资。然而，由于军队的医疗需求提高，后方人手供应更加紧张。同时，医疗人员对签约服兵役的兴趣急转直下。根据军方的统计，2004年，除了墨菲以外，只有14名外科医生加入预备役，人手严重不足。当时，军队里的泌尿科医生、整形医生和心胸外科医生都被叫来承担部分普外科医生的工作。国防部宣称只要加强经济报酬方面的激励，就能吸引更多的医学专业人士。可惜这个策略没能成功。那份酬劳从来就没什么竞争力，再加上极有可能要离开家人到海外服役，以及工作本身的危险性质，根本不足以激起人们入伍的热情。到2005年，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持续的时间比美国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间还长。不仅如此，历史上任何一场未经过征兵的战争都不曾如此持久。缺乏新生力量的补充，国家军事外科手术团队要想保持出色的成绩是极度困难的。
战场上也经历着相似的变化。虽然武器的火力增强了，不过致命性却降低了。美国独立战争期间，美国军人面对的是敌人的刺刀和单发步枪，伤兵的死亡率是42%；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敌军用手榴弹、炸弹、炮弹和机关枪攻击我们，伤兵的死亡率反而只有30%。而到了朝鲜战争，武器的杀伤力肯定更大，伤兵死亡率却降到了25%。
然而，他们做到了。到2006年末，医疗团队依然能够挽救90%的前线伤员的生命，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数字。军队医生们仍在不断改进治疗伤员的策略。他们专心致志地从实践中总结科学，而不是坐等新发明的出现；他们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表现出了英雄主义的个人牺牲精神。这就是他们成功的秘诀。
很少有人认识到，决定士兵生死的不光是敌人的武器是否先进，医疗体系也是极其重要的影响因素。举例来说，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的凶杀案死亡率已经降低到接近于零的程度。然而恶性伤人案件，特别是持枪伤人案在这期间上升到原来的三倍还多。死亡人数减少的关键原因之一就是医院提供了更好的外伤治疗——或许被枪射中的人比从前增多了，不过医生能够救活的人也更多。枪械伤人案的死亡率从1964年的16%降到了现在的5%。
这里特别有必要提到一位名叫马克·泰勒的外科医生。他本人曾获得军事装备人才奖学金，并进入乔治·华盛顿大学医学院学习。几年之后，为了履行奖学金规定的义务，他于2001年开始服役，在北卡罗来纳州的福特·布拉格·沃麦克陆军医疗中心担任普外科医生。和很多医生一样，他两次被派往伊拉克，第一次是从2003年2月到5月，第二次是从2003年8月到次年初，隶属第782前线外科手术小组。2004年3月20日，距离他返乡还有四天，在法鲁加城外，这位年仅41岁的外科医生走出营房想要给家人打一通电话，却不幸被一发榴弹击中。尽管队友竭尽全力抢救，还是没能挽救他的生命。这是在伊拉克战场上，第一次有医生付出如此沉痛的代价。
2005年9月，美国在伊拉克的战死人数达到了2 000人的分界点，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战死人数是衡量战争规模和危险性的一个标准，这就好比可以通过凶杀案犯案率评估一个社区暴力犯罪的规模和危险性一样，只不过两者都不能算是充分的指标。
①一种替代人体某个肢体、器官或组织的医疗器械和导管。——译者注
每周二，美国国防部都会在网上更新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中的美军伤亡情况。根据2006年12月8日公布的数据，在战斗中受伤的美军总数是26 586人。其中，2 662人死亡；10 839人重伤，虽然得以保全性命，但无法继续服役；13 085人轻伤，在72小时内返回战场。这些数字充分表明，眼下军队医疗人员要承担的救死扶伤的责任是自越南战争以来最繁重的，其压力也是最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