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被告知，恢复室已经开放了，但马格布的手术室被一个急诊科送来的大动脉瘤破裂的病人给占用了。工作人员将会设法给我们腾出另外一间。
“好吧，没问题。”这种事情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发生一次，我们只好等着。然而，到了4点，马格布还没有被送进手术室，于是我打电话给调控室，想问问情况怎么样了。
此时，马格布正躺在术前等候室里，我向她解释目前的状况，并表达了歉意。我告诉她，应该不会再等太久了。她倒是很乐观，跟我说，顺其自然吧。她努力想要睡着，好让时间过得快一点，可总是频繁醒来。每次她醒来的时候，情况都没有什么进展。
“术后恢复室①满了。因此有三个手术室没办法把病人送出来，所有后续手术都暂停，直到恢复室开放。”
6点的时候，我再次打电话过去，被告知已经腾出了一间手术室，不过现在的问题是没有护士。我们医院共有42间手术室，5点过后，值班的护士人数只够分配给17间，而现在，已经有23台手术在进行——他已经强制性地要求6间手术室里的护士加班了，不能再让其他人这么做了。因此绝对不可能再插进来一个病人。
“为什么？”我问道。
“那么，照你估计，马格布要等到什么时候？”
“她的手术被推迟了。”一位负责调控手术室的女士这样告诉我。
“也许她今天做不了手术了。”那边的负责人说。他指出，7点以后，值班的护士就只够9间手术室的了；而11点之后，顶多还剩下5间有护士。马格布不是唯一一个在等待做手术的病人。“她的手术很可能会被取消。”他说。
那天早上，在手术之前，为了在手术时将癌细胞彻底切除，我们在她乳房肿块周围注射了小剂量的放射性指示剂。到了下午两点，在手术室里，前一台手术已经完成，手术室彻底清洁干净，需要的设备也都已经就位。这时，我接到一个电话。
取消？我们怎么能够把手术取消？！
手术并不困难，也没什么危险性，但手术小组仍然小心谨慎地对待每一个步骤。手术当天，进手术室之前，麻醉师反复核对马格布的医疗记录和用药记录，查看她的化验结果和心电图，确定她至少六个小时没有进食，并让她张开嘴，检查有没有可能脱落的牙齿或是忘记取出的假牙；一名护士核对了她的姓名标识，确保她就是手术对象，跟她本人核实药物过敏史，确认她在手术同意书上签过字，并确定她没有佩戴隐形眼镜和珠宝首饰；我用标签笔在肿块的位置作了一个记号，这样在手术时就不会搞错开刀部位。
我亲自下楼赶到调控室。一进门，就看见一位外科医生正站在那里，努力游说当班的麻醉师；另一个医生正冲着调控室主管大吼大叫。每个人都想要一间手术室，可没有足够的手术室供应。一位肺癌患者需要做癌细胞切除手术，另一个病人脖子里长了一个肿块需要检测。“我的手术很快。”一位医生争辩说。“我的病人不能再等了。”另一位说。尽管调控室允诺第二天给我们安排手术室，可我们谁也不愿意。每个人的日程表上都已经安排好了其他病人，如果今天的手术推迟到明天，那么预定明天手术的病人就得取消或被推迟。而且，谁又能保证明天不会继续出现这种混乱情况呢？
最近，我接手了一个乳腺癌患者，名叫弗吉尼娅·马格布，64岁，是一个英语教师。她的乳房里长了一个鹌鹑蛋大小的肿瘤，直径约1.9厘米。她权衡了各种选择，最终决定采取保守疗法，将肿瘤切除，保留乳房。
我想争取为马格布做手术。她长了乳腺恶性肿瘤，那肿瘤必须拿出来。手术宜早不宜迟。8个小时之前注射进她体内的放射性指示剂正在逐渐失去效用，推迟手术意味着她必须再次接受注射，那么她所受的辐射量将会变成两倍，而这一切仅仅是因为找不到一间手术室。“对病人不公平。”我说道。
＊ ＊ ＊ ＊
然而，问题依然存在。
人们常常关注那些伟大的运动员，从他们身上寻找成功的秘诀。对于我们外科医生来说，运动员身上的确有一些长处值得学习，譬如毅力、勤奋地练习和实践、精益求精。不过，医学领域毕竟与运动场不同。当病人面临生命危险时，我们作出任何决断，发生任何疏失，从本质上来说都关乎人的生死存亡。大众对我们的殷切期望，也会让我们压力倍增。我们的任务是对抗疾病，运用科学让每一个人都尽可能活得长久、健康。但具体如何实现往往是不明确的。需要掌握的信息浩瀚无边，我们所知的又总是不够完备。另一方面，我们还必须在工作中体现人性化，态度和蔼，满怀关切。医疗工作之所以让人又爱又恨，就是因为我们的成败不仅关系到病人的生死，而且牵涉到众多复杂的层面。
当你成为一名医生，刚踏入这个行业，也许认为这份工作需要的不过就是谨慎的诊断、高超的技术，以及关怀他人的善心。但你很快会发现，事实并非如此。我们面临着似乎永无休止、花样百出的障碍，但是同时我们必须不断前进、改善和提高。
在某些领域，我们很容易就会失败，想达到精通和出众，到底要具备什么？那天，那位高级住院医生在我面前展示的不仅仅是专业能力——掌握肺炎的一般发展规律，熟知恰当的治疗方法，更重要的是，洞悉具体的细节，在那个特定的时刻、利用特定的资源和可调配的人手，抓住时机并挽救了病人的生命。
这个世界躁动、无序、动荡不安，医学作为其中的一部分，不可能独善其身。更何况，医学界不过是由我们这样一群普通人组成而已。人类易受迷惑、身心脆弱、眼界狭隘的弱点，我们一个都不少。尽管如此，选择医生这个职业，就意味着我们要过负有责任的生活。那么，问题在于，接受这份责任之后，我们该怎样做好这个工作。
第一次去，他发现那个老太太发烧到38.9℃，于是加大了鼻腔插管的输氧量。第二次，他发现她的血压已经下降，有了休克的迹象，形势十分危急。于是，让护士把鼻腔插管换成了氧气面罩，并把她转移到了重症监护室。等我得知发生了什么事的时候，他已经采取了治疗措施，换用新的抗生素，进行静脉输液，利用药物来维持她的血压。由于他的亲自探视，老太太最终得以活命，而且康复进展非常顺利，再也不需要戴呼吸器了。24小时之后，她的热度退了下来，三天后就出院回家了。
弗吉尼娅·马格布躺在那里又等了两个小时，心神不安，饥肠辘辘。等候室里一扇窗户也没有，一片静谧，只有白色的灯光。时钟“滴答滴答”，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有时候，我会感觉自己面对的是一部庞大、复杂得无法想象的机器，它的齿轮从来都只按照自己的节奏运转，根本不理会他人的想法。我素来相信只要治病救人、多做努力，也许就能扭转他们的命运，但是，到了此刻，心中却充满了无能为力的懊恼。
看病人可不是个两秒钟就能完成的事情。老太太住在医院的14楼，而我们早晨的例会、自助餐厅，还有医生的办公室等都在低层，医院的电梯又素来以龟速而臭名昭著。作为高级住院医生，他还要亲自主持一个教学会议。其实，他大可以等着护士发现问题后再来通知他——大多数医生都是这样做的，或者指派一位初级住院医生去探视那个病患。但他没有这么做，他选择亲自上楼去看。
马格布问我当天晚上是否真的能做上手术。我回答说，可能性已经非常小了。但我无法说服自己把她送回病房，我请求她和我一起坚持等待。然后，就在快8点时，我的呼叫器上收到一条消息：“请把病人带到29号手术室。”后来我知道，有两名护士本来可以下班回家了，但是看到手术室里的人手严重不足，便自愿留下来加班。当我询问其中一位护士时，她迟疑了一下，说：“反正我今晚也没有其他重要安排。”看，当你做出努力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并不是唯一一个愿意这么做的人。
就是这个小小的举动，让我以后经常回想起来。这只是很小的一件事，但这细微的举动却体现出他的尽职尽责。早晨巡房的时候，他察觉到病人有些不对劲，就一直挂在心上。
收到呼叫的11分钟之后，马格布躺在了手术台上，一支镇静剂注射进她的体内。肿瘤顺利取出。活检结果证明，癌细胞没有转移到淋巴结。手术成功了。我们收拾器具的时候，她平静地醒来。她凝视着上方的手术灯。
一天早晨7点钟我巡房时，她抱怨说夜里失眠，并且整晚出汗。我们查看了她的各项数据，依然没有发烧，血压也正常，只是心率比以往稍稍快了一些，仅此而已。高级住院医生嘱咐我，要密切留意她的情况。我回答说没问题，暗自盘算着午饭前后再过来看看。然而，就在当天上午，高级住院医生却亲自去了两次。
“那灯看上去好像一颗颗闪亮的贝壳。”她说。
在医学院学习的最后一年，我曾经照料过一个病人。那是好几年前的事了，可直到现在我都无法忘记。当时我正轮岗到内科实习，高级住院医生分配了三个病人让我照管，其中有一个满脸皱纹、七十来岁的葡萄牙裔老太太，入院原因是“感觉不太舒服”。她说自己全身疼痛，总是觉得有气无力，还老咳嗽。她没有发烧，脉搏和血压也都正常，但化验结果显示，她的白细胞数异常地高。胸部X光片表明她可能是患了肺炎——只是可能而已。基于上述原因，内科医生将她收治住院，而后就交给我负责。我按照内科医生的吩咐，针对她患肺炎的可能性，开始为她注射一种抗生素。接下去的几天里，我每天都过去看她两次，检查她的各项生命体征，用听诊器听她的肺部声音，查看化验结果；然而每天都是老样子，咳嗽，没有发烧，就是感觉不舒服。我想，就这样一直给她注射抗生素吧，她会好起来的。
①患者麻醉后苏醒及恢复的场所。——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