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三个小时的紧急磋商，他们最终草拟了一个解决方案。穆赫伦设计了一套复杂的期权交易，把城市股票公司股价进一步下跌所造成的任何损失都转移给了斯皮尔・利兹・凯洛格公司，这样一来，布斯基就不用再抛售剩下的股票，从而减少了市场进一步抛售的压力；作为回报，布斯基以后在城市服务公司的股票上获得的任何收益，一半以上归穆赫伦所有。证券交易所的官员认为，这种安排可以避免布斯基被迫抛售股票以变现，并且也符合资金要求。
奥本海姆打开了公文包，取出一把日本的剖腹刀，递给了布斯基。布斯基却笑不出来。
穆赫伦和布斯基对城市服务公司股票的价值一直很有信心，这最终证明是正确的。尽管海湾公司退出了，但是皮肯斯却在“继续玩”。正如华尔街的业内人士常说的，哪个公司一旦被盯上了，除了投降或者寻找救世主外，基本上没有其他出路了。仅仅在两个星期后，西方石油公司（Occidental Petroleum）就宣布插手收购，并开出了每股58美元的价格，引发了股价的猛涨。最终，穆赫伦和斯皮尔・利兹・凯洛格公司在拯救布斯基的计划中获益近1,000万美元，穆赫伦在公司被称为英雄。据估计，这场危机使布斯基损失了2,400万美元，大概为其公司资产的1/3。
奥本海姆继续说：“我倒是有个办法，就在这个包里。”说着，他转向了布斯基。
这场失败似乎使布斯基老实了点儿。当月月底，他和穆赫伦在查看账目时说：“你知道，这样的月份会教你学得谦逊。”他让穆拉迪恩把该项交易的相关记录收集起来，放到一个文件夹里，并贴上标签“查特酒”。他告诉穆拉迪恩不要同其他人说起这个文件夹，但是他从来也没有再提起过这事，到最后，穆拉迪恩把它给扔了。
穆赫伦回答说：“我不知道怎么弄。”
然而，在城市服务公司上的溃败对布斯基确实影响很大。他对穆赫伦深怀感激之情，认为这种帮助才是最真诚的友谊。事后，他给穆赫伦打电话说：“我不敢相信你真能帮我。”不久之后，布斯基就问穆赫伦，是否可以出任他孩子的信托基金的共同受托人。穆赫伦同意了，很显然，这种提议表达了一种敬意。穆赫伦感觉很好，很自豪，正如他所说的，自己是“一个正直的人”。
奥本海姆问穆赫伦：“难道你不能摆平这件事情吗？”
但是布斯基濒临失败的边缘并不是仅此一次。他肯定已经感觉到自己的气数该尽了，甚至他的岳父岳母也不能容忍他再出现这样的崩溃，尤其是拿着他们的钱玩火。使布斯基快要抓狂的是，这并不是他的错，谁也没有预料到海湾石油公司会突然变卦。布斯基的推理自始至终都是正确的，但是他几乎被超出他控制能力之外的东西给摧毁。
大概在下午4点半左右，布斯基、奥本海姆、弗雷丁和穆拉迪恩来到了斯皮尔・利兹・凯洛格公司，随同而来的还有证券交易所的一位官员。
在城市服务公司股票暴跌的那个星期五的晚上（8月6日），布斯基在克斯科山上的家中举行了一次晚宴，这是早就安排好的。来宾包括穆赫伦以及他所在公司的几个合伙人和他们的妻子。大家在喝完鸡尾酒之后，开始纷纷议论市场的危机。穆赫伦说：“我希望这只股票不会崩溃，否则我们都要玩完。”西玛插话说：“我希望这种事情永远都不要再发生。”她还以强调的语气重复了一遍：“永远不再发生。”
穆赫伦同几个合伙人谈了谈，他们都很担忧。布斯基持有大量的股票，如果他垮台了，就可能引发抛售的恐慌，这也可能损害斯皮尔・利兹・凯洛格公司的利益。布斯基是他们最大的客户，他们也不愿意袖手旁观，眼看着他破产。
穆赫伦知道，布斯基公司的大部分资金都是西玛的，因此感觉她可能不会让布斯基继续冒险，把这么多钱全都投入一只股票上。
穆赫伦同意了：“好的，我看看能帮你做些什么。”
但是布斯基有其他的想法。“永远不再发生，”好啊，还是有办法去控制甚至消除风险的。套利与摔跤不同，不会有裁判在他旁边跑来跑去督促他执行规定。他会再次站起来的，并且会永远站起来。
不到一个小时，布斯基又给穆赫伦打来了电话。他说：“我们又遇到大麻烦了。”他要求在闭市后与穆赫伦和他所在的斯皮尔・利兹・凯洛格公司的合伙人见一见。“想想我怎样才能摆脱目前的困境，满足证券交易所的要求，因为他们说我不符合他们的要求。”布斯基的声音听起来有点儿绝望了。
在接下来的一周，甚至在西方石油公司出价收购城市服务公司解救套利人之前，布斯基就给马丁・西格尔打了电话。
布斯基并没有详细说明麻烦的深度，他只是说：“我要抛售股票了。”穆赫伦认为，城市服务公司的股票在现在这个水平看起来很有吸引力，因此，在向公司的相关人员咨询之后，他接手了100万股。布斯基听到穆赫伦要买这么多后，反而有点儿犹豫了，但是后来还是出于需要同意以每股不到30美元的价格卖给了他40万股。
布斯基说：“你好，马蒂。”他的声音听起来很轻松、随意，完全没有显露出他刚刚经历过大风大浪，把公司从崩溃的边缘拯救回来。“你该考虑加入哈佛俱乐部了。我们到那里喝杯酒，行吗？”
穆赫伦回答说：“是吗，什么大麻烦？我知道你损失了一点儿。”虽然布斯基的大部分交易都是通过穆赫伦供职的斯皮尔・利兹・凯洛格公司进行的，布斯基也是该公司最大的客户，但是穆赫伦并不了解布斯基的具体交易情况，这是公司的机密。
1982年6月的一天，西格尔邀请布斯基到他的家中打网球。西格尔的家位于一个名叫绿色庄园的高档社区，这是他和妻子简设计建造的，刚刚完工。房子很有现代感，墙壁用灰色木板装饰，两层楼高的巨大落地窗十分气派，隔着窗户可以看到池塘的风景，还能隔音。最近，西格尔喜欢上了水上摩托，常常在池塘上玩。院子的另一边是西格尔常用的一些娱乐设施以及他的网球场，就在池塘边上，掩映在一些松树之中。
布斯基严肃地说：“我们遇到了大麻烦，你能帮我们一下吗？”
一辆粉红色的劳斯莱斯汽车拐进了车道之中，在停车场停下，布斯基面带微笑地从车上下来，背上还背着网球拍。西格尔奇怪地注意到，布斯基还带着一个皮包，就是欧洲男人常常带的那种，这个皮包与布斯基的气质一点儿也不相符。西格尔对布斯基的新车赞不绝口，布斯基说：“这是西玛送给我的。”
他想，自己只有一个人可以求助了：约翰・穆赫伦。与大多数套利人一样，穆赫伦也购买了城市服务公司的大量股票，但是他有先见之明，把大部分股票都通过期权交易进行了套期保值，因此他的情况没有布斯基这么糟糕。布斯基在周一下午三四点钟给穆赫伦打了个电话。
西格尔同时邀请过来和布斯基打球的还有企业狙击手塞缪尔・海曼和另外一位商人。海曼原来是个检察官，后来转行成了一个成功的房地产开发商，现在正在留意并购方面的业务。海曼也住在绿色庄园，是西格尔的邻居，他家是一座巨大的乔治风格的石材别墅。他还有一架直升机，用院中的草坪作为停机坪，常常搭载着西格尔到曼哈顿去。
他们回到布斯基的办公室里等待。最后，距当天收市只剩30分钟时，城市服务公司的股票开盘了，开盘价为30美元，是海湾公司出价的一半还不到。在这样一个价格上，没有人知道布斯基是否会破产，但是情况肯定是非常严峻的。布斯基必须割肉抛售。和以前的许多次一样，他这次又濒临失败的边缘。
那天下午，他们四个人打了一场单循环比赛，最后海曼赢了。尽管布斯基肯定是最差的一个，但他却是个很有风度的输家。让西格尔吃惊的是，布斯基似乎热切渴望自己的儿子成为网球明星，甚至还专门给他聘请了一个教练。
穆拉迪恩看到布斯基对该官员的专横口气和反复盘问感到很恼怒。穆拉迪恩也被激怒了，生气地说：“如果股票都以0美元开盘，我们就都不用做生意了，华尔街上所有的人也都不用做生意了。”这位官员简短地告诉他们，他们必须符合交易所的资金要求，不会受到任何的特殊照顾。
饭后，其他人先走了，西格尔陪着布斯基走到他的车上，两人还有事情要谈。西格尔非常担心基德尔・皮博迪公司的财务状况，更确切地说，是担心他的兼并业务。华尔街的交易变得越来越大，基德尔・皮博迪公司的客户主要是中等规模的公司，而现在，它们似乎有点落后了。1981年，西格尔听说联合技术公司（United Technologies）打算收购开利公司（Carrier Corporation），但是当他去为开利公司提供应对计划时，该公司却转向了摩根士丹利公司，他们认为摩根士丹利比基德尔・皮博迪公司更有实力。
“30美元呢？”
更糟糕的是，西格尔感觉自己正在被律师马丁・利普顿和约瑟夫・弗洛姆所领导的并购俱乐部边缘化。利普顿仍然在用自己的方式指引客户，他把客户送到自己的律师事务所，但是，这些都不是真正的大交易。西格尔还害怕弗洛姆和例如第一波士顿银行或摩根士丹利这样的公司合作不好而把自己挤出去。西格尔问弗洛姆问题是什么，弗洛姆说：“他们想和他们的传统投资银行家合作。”西格尔把自己的忧虑告诉了布斯基。
穆拉迪恩承认：“有点吃紧。”
布斯基问道：“来给我工作怎么样？可以考虑考虑。”
“40美元呢？”
尽管西格尔不断向布斯基诉苦，但是他仍然是基德尔・皮博迪公司毫无争议的年轻明星，他也成了该公司招募优秀商学院毕业生的标杆。每年暑期，商学院的实习生到基德尔・皮博迪公司工作，都要到西格尔位于康涅狄格州的新房玩一天，这已经成了年度盛会，他们在那里游泳、冲浪、打网球，最后是一顿丰盛的晚宴。
穆拉迪恩迅速计算了一番，然后回复说：“没有问题。”
那年的春天，西格尔的妻子刚刚生下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是个女儿。年仅34岁的西格尔拥着娇妻爱女，住着豪宅大院，这里几乎就是一个独立的乡村俱乐部。因此，这很明显传递了一个信息：“快加入基德尔・皮博迪公司吧，你也能过上马丁・西格尔的生活。”
其中一位官员问道：“如果这只股票的开盘价是45美元，你打算怎么办？”
在公司的组织结构中，西格尔仍然是公司金融部的职员，但是实际上，他现在直接向德农西奥回报，已经使其他人黯然失色。德农西奥似乎更喜欢这种安排，不过其他人却感觉很不平衡。
然后，他们到了证券交易所，去见那些监管人员。
1981年年底，德农西奥叫西格尔核算奖金。西格尔的薪水只有8万美元，因此，大部分都要靠奖金来弥补。德农西奥问道：“你想要什么？你认为你应该得到什么？”
布斯基和他公司的命运已经到了千钧一发的地步，他开始着手进行“外交斡旋”。陪同他的有他的法律顾问弗雷丁、外聘的会计斯蒂芬・奥本海姆和塞特拉格・穆拉迪恩。他首先拜访了四家银行，力劝或者说是乞求他们不要收回贷款。这是一项微妙的使命，因为他不能表现得过分恐慌，让银行担心他的还款能力而收回贷款使他破产。布斯基的表现非常出色，他镇定自若、巧舌如簧，并且相信城市服务公司的投资最终会获得回报。他在设法争取时间。
西格尔实际上在想，自己应该得到基德尔・皮博迪公司的一部分股份，但是他没有告诉德农西奥他的想法。德农西奥拥有该公司7%的股份，是除阿尔・戈登之外最大的个人股东。德农西奥决定公司的股票买卖，这种对公司所有权结构的控制是他权力的最终来源。但是德农西奥在给西格尔奖励股权方面却很吝啬，宁愿把股权分配给能力较差，但是资历更深、更忠诚的员工。因此，为了计算出自己应得的合理补偿，西格尔看了看公司的业绩和自己的贡献，然后算出了德农西奥的股份收益，自己提出了同样的数量。
周一的早晨，城市服务公司的股票被停止交易，因为出现了“不均衡报盘”，卖主太多，而没有买主。纽约证券交易所不打算让这只股票重新交易，他们要等到其价格达到能够吸引买主时才开始交易。而它的价格在很大程度上又取决于布斯基的做法——他是否会迫于还贷的压力大量抛售，把股价压得更低呢？在布斯基的办公室里，人人都充满焦虑和担忧。除了城市服务公司的股票外，其他的全都被变现了。每个人都在股市行情自动收报机旁走来走去，并不断地注视着各自的电脑屏幕，等着开盘价格。开盘价格指示牌上的价格不断下跌，从50美元到45美元，然后更低。他们知道，一旦跌到30美元以下，一切就全完了。
在1981年，这个数字是52.6万美元，德农西奥全部给了他，连问都没有问。这使西格尔成了公司薪水最高的员工，也是唯一一位拥有“叫车账户”的人——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他想要，车子和司机都可以召之即来。
当布斯基当天晚上离开办公室去和律师与会计召开紧急会议时，他的脸色苍白，不过却表现出罕有的镇静。他的情绪使莱斯曼很担心，当天晚上他给布斯基在克斯科山的家中打了电话。使他吃惊的是，布斯基似乎很镇定，挫折中仍不失高雅。布斯基说：“这就是游戏，它就是这样玩的。”莱斯曼竭力想安慰他，并指出这次投资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海湾石油公司违反托拉斯法的问题不足挂齿，这只是他们改变主意的借口。莱斯曼说：“这就像你决定过马路一样。绿灯亮了，你开始走，但是突然一幢大楼倒塌下来砸到了你。”布斯基似乎很喜欢这个比喻，他让西玛也来接电话，莱斯曼又重复了一遍。
然而，西格尔的焦虑仍然不断增加。除了担心并购业务和基德尔・皮博迪公司业绩的下滑，他的个人开支似乎也在猛增。康涅狄格州的土地和房产几乎花了他75万美元。现在，简又成了全职太太，在家带孩子，而且他们还要在曼哈顿购买一套更大的公寓。西格尔和简要找一套三居室或者四居室的公寓，并且要遵照德农西奥的要求，小区的环境要符合基德尔・皮博迪公司的身份，必须在第五大道、公园大道或者萨顿广场（Sutton Place）。很显然，符合条件的公寓至少要100万美元。突然之间，西格尔觉得一年挣50万美元还是不够花，自己的收支很难保持平衡，虽然他的收入实际上已经堪称丰厚了。
布斯基的公司陷入了严重的危机，即使它将持有的其他股票全部变现，也远远不够支付追加的保证金。更糟糕的是，布斯基还从银行借了2,000万美元的无担保贷款：大通银行500万美元，化学银行500万美元，还有两家欧洲银行共1,000万美元。这些贷款，无论什么原因，只要银行一通知，就必须立即偿还。而且，这些银行几乎肯定会立即获悉布斯基陷入危机的消息。还有纽约证券交易所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它们也会来找麻烦的。尽管最后的一切很大程度上要看周一股市开市时城市服务公司的股价，但是布斯基很有可能会破产，并且会被指控违反了资金使用规定。布斯基的公司可能会被清算。
他也感到了巨大的工作压力。一场激烈、高风险的恶意收购常常使他高度紧张，他常常要每周工作上百个小时。突然之间，他会突然感觉意志消沉，一到晚上九点、十点钟就想睡觉。他也有点儿轻度过敏，开始吃一种叫奈奎尔（Nyquil）的药物，而且药量还在日益增加。每期交易结束时，他都会变得更加紧张，担心这是否是最后一个。
办公桌上的麦克风全都响了起来，布斯基大喊道：“全都打起精神，开足马力。”交易员们立即行动起来，疯狂地给西海岸的股票做市商打电话，为布斯基手上的大量股票寻找买主，或者进行套期保值。正在此时，股票记录纸上传来了消息，确认了这个可怕的传言：海湾石油公司退出了！没有人愿意购买。布斯基的大量资金被套住了，价值已经开始猛跌。更糟糕的是，追加保证金的通知纷至沓来，要求全额返还借来购买股票的资金。
当布斯基打电话邀请西格尔时，他的感觉正是这样的。
8月6日，星期五，当天晚些时候，莱斯曼看见布斯基匆忙走出办公室，脸上带着惊恐的神色。他告诉莱斯曼，他刚刚听到了一个传言，称海湾石油公司出于对反托拉斯法的考虑，放弃了收购城市服务公司。纽约证券交易所刚刚闭市，但是对城市服务公司的交易是在太平洋证券交易所（东部时间下午4点半才闭市）和所谓秘密的“第三市场”进行交易，出现了不祥的征兆，每股股价已经下跌到了4~8美元。
纽约城的哈佛俱乐部大楼是西44号大街上著名的标志性建筑，由麦金・米德・怀特公司（McKim Mead & White）设计。该俱乐部只接受哈佛大学的毕业生、教职员工或者是受聘人员，但却是一个独立于哈佛大学的组织。布斯基通过最不可思议的方式获得了入会的资格：他向哈佛最不知名的研究生院——公共卫生学院捐赠了大笔钱，被任命为学院的监事会成员，成了受聘人员。
1982年5月，T.布恩・皮肯斯，一个一流的企业狙击手，对另外一家大型石油公司的城市服务公司（Cities Service）发起了恶意收购，它似乎要成为第二个康诺克公司。几周后，海湾石油公司（Gulf Oil）作为城市服务公司的“白衣骑士”出手拯救该公司，报价为每股63美元。都市服务公司接受了海湾石油公司的报价，逃脱了皮肯斯的魔爪。布斯基筹集了相当于自己公司总资产的资金——7,000万美元（其中90%都是贷款），全都投到了城市服务公司的股票上，信心百倍地等待重温康诺克的美梦。正如研究部的主管兰斯・莱斯曼所说的，这是一笔“把老底儿都押上”的交易。
布斯基对能够和哈佛扯上关系感觉非常自豪。哈佛俱乐部的墙上镶嵌着黑色的饰板，悬挂着庄严的肖像，地上铺着东方风情的地毯，窗户上挂着深红色的窗帘，整个都透出一种尊贵之气，这正是布斯基所渴望的。然而，西格尔对此却没有留下任何印象，他推开大门，走进了最受欢迎的烧烤室。
还有一次，穆赫伦的婚姻遇到了严重的问题，他向布斯基透露说想离婚。布斯基说：“不要离婚，为什么不找我的老朋友哈桑・维基利谈谈呢？我从14岁就认识他了，我们一起去上学，关系很好。”穆赫伦约维基利在广场饭店的棕榈厅见面。维基利身材高挑，彬彬有礼，很像欧洲人。他了解了一下穆赫伦的婚姻和个人生活，然后安慰穆赫伦说：“夫妻之间的冲突是难免的，有比离婚更好的办法。”穆赫伦接受了他的建议。
布斯基坐在角落一张昏暗的桌子旁，西格尔几乎没有看到他。坐下后，西格尔要了一杯啤酒，他的酒量并不大。布斯基东拉西扯地聊着，谈论他喜欢的壁球，鼓励西格尔也学学壁球，这样他们就可以在哈佛俱乐部一起打球。接着，布斯基开始谈起西格尔的经济压力。他像以前一样，鼓励西格尔敞开心扉，谈谈自己的焦虑、并购业务、基德尔・皮博迪公司的不足以及自己的巨大开支。布斯基又提出了工作邀请，但是西格尔仍然婉辞了。布斯基接着说：“我可以给你做些投资，也许可以帮帮你的父亲。”
但是布斯基很体贴周到。一个星期五，布斯基的妻子带着孩子们到佛罗里达州去了。穆赫伦给布斯基打电话时，布斯基坚持要派车来接穆赫伦，把他带到自己位于克斯科山的家中吃饭。其他客人有曼哈顿的政界人士安德鲁・斯坦（Andrew Stein）、作曲家朱尔・斯坦（Jule Stein）、喜剧演员艾伦・金（Alan King）以及他们的妻子。穆赫伦是一个汽车迷，因此，布斯基带他到自己的车库去参观自己的新车——一辆劳斯莱斯银云系列的敞篷跑车，这辆车的旁边还停放着一辆老式的劳斯莱斯幻影系列豪华轿车。
西格尔回答说：“我一直以来几乎都是你的顾问，客户要为这种服务支付很多钱的。”他觉得他可以在为基德尔・皮博迪公司工作的同时，做布斯基某种形式的编外顾问，赚点儿外快贴补家庭开支。这很简单。实际上，他以前也为布斯基提供过各种各样关于并购交易很有见地的战略，他自己的和其他人的都有。布斯基同意了，西格尔的见地很有价值，布斯基愿意向西格尔支付酬金。接着，布斯基把谈话引向了最为致命的一步。
然而，他们的谈话很少涉及私事。布斯基认为每个人都是受到一个东西的激励：金钱。偶尔，布斯基也会提起自己的孩子——他最小的儿子，是一对双胞胎，同穆赫伦收养的孩子一样，也有学习障碍，但是他从来不讨论他真正关心生活中的什么。
他说：“如果你提前给出某项交易的有关信息，使我有大量时间主动应对，我也付钱。”
布斯基是个例外，他是穆赫伦经常交流信息的几个业内人士之一。他们几乎天天通话，穆赫伦也常常给布斯基打电话。几乎从他们第一次见面起，穆赫伦就想让布斯基对他产生好感。尽管穆赫伦外表给人叛逆的感觉，但是他实际上总想获得大家的喜爱。给布斯基提供信息使他感觉很好。随着时间的流逝，穆赫伦成了大宗股票交易人，因此他常常能够识别出大买主和大卖主。这对套利人是珍贵的信息，因为买主的身份常常可以透露出这是恶意的兼并还是一般的收购。例如，如果买主是某个州的养老基金，那就不可能是恶意收购。此外，布斯基还要依靠穆赫伦在股权方面的技能进行交易。作为回报，布斯基把自己的大部分交易都交给穆赫伦供职的公司，让他的公司赚取交易佣金。布斯基也成了穆赫伦所在公司最大的客户。
在某种程度上，西格尔知道这个建议可不太妥当。以他的经验和专业技能，他能识别出可能的收购目标，他知道哪种公司容易受到袭击。另外，毫无疑问，他们在越线操作。坦率地说，布斯基就是在要求得到内幕消息。他们甚至讨论布斯基按照西格尔提前透露的内幕消息进行交易，同实际报价太接近的话，可能会引起怀疑。西格尔说：“我想，年底再讨论报酬问题。”布斯基点了点头。
穆赫伦恪守一个原则：从来不同投资银行家交往。他认为这些人都傲慢自大、自命不凡，对他毫无用处。他们只会对他撒谎，而谎言毫无价值；或者给他内幕消息，但这又是违法的。有一次，他看到一个留言，说西格尔给他打电话了，但是他没有理会。此外，他也避免同媒体接触。
事情到此为止，他们没有再谈钱或者布斯基给西格尔的支付方式，而是将谈话转向了其他的方面。他们喝完杯中的酒，然后在44街外面握手告别。
当市场疲软的时候，穆赫伦喜欢大量抛售股票，他知道这样会进一步拉低股价，让其他持有大量股票的套利人备受折磨。其他的套利人会纷纷给他打电话，刺探消息。一般情况下，他都置之不理。然后，他就等其他人在恐慌中纷纷减仓时，立即杀回来，以更低的价格重新买进。
西格尔越想布斯基的安排，就越觉得这很有意义。他的建议真的值许多钱，而布斯基的信息和帮助对他的客户也很重要。他常常需要布斯基摆摆姿态，对某只股票制造一些购买的压力，引起价格变动，甚至锁定某个公司，软化其立场，从而为西格尔的某个客户发动突袭制造时机。如果他打算同摩根士丹利和第一波士顿银行这样的巨头竞争，就需要一个优势。
布斯基就会大叫道，“你这个疯子”，然后挂断电话。这时，穆赫伦就会哈哈大笑起来。
而且这种冒险似乎也毫无风险。西格尔不做任何交易，也没有交易记录可以查到他。布斯基也不会被抓住，他是城里最大、最成功的套利人。他什么交易都做，无论西格尔给他什么消息，他都能把它掺杂到其他消息中。政府永远也不能证明一个专业的套利人在用内幕消息进行交易，当然也难以证实布斯基是这样做的。布斯基是一个非常精明的人，不会冒任何风险。
穆赫伦则平静地回答道：“什么也没有，我只是和大家玩玩猫捉老鼠的游戏。”
西格尔没有立即接受布斯基的邀请。1982年8月26日，就是他们在哈佛俱乐部见面之后几天，本迪克斯公司在狡猾奸诈的威廉・艾吉的率领下，对最大的国防项目承包商马丁・玛丽埃塔公司发起了恶意收购，出价为15亿美元。
穆赫伦也对自己在套利和交易行业的标新立异、独树一帜感到十分高兴。他喜欢与套利人斗争，认为多数套利人都很胖，并且很懒惰，他还常常夸口说，“可以把他们当午餐来吃掉”。他最喜欢的小把戏，就是在大的市场决定即将宣布之前半个小时大量买进或者卖出，比如反托拉斯法庭判决同意或者撤销合并案之前。实际上，穆赫伦也不知道结果是什么，但是这种突然结果常常和他的判断一致，因此许多人都认为他事先获得了消息。许多套利人对此都很佩服，尤其是布斯基，他会在电话中屏住呼吸问道：“你发现了什么？你知道了什么？”
西格尔受到马丁・玛丽埃塔公司的聘请，组织应对措施。
他沉湎于金钱游戏的快乐中。他慷慨解囊，捐钱给他的母校罗诺克大学、当地的慈善机构和其他向他提出请求的慈善机构。他制定了一条原则：如果有人要他捐助，他就捐助，不会问任何问题。穆赫伦和妻子收养了5个孩子，其中3个有学习障碍。他买下了一个海边的度假别墅，并在弗吉尼亚州的山区购买了6,000英亩的农场，放养了一大群北美野牛。他还在劳德戴尔堡购买了一座冬季住的房屋。有时，他会乘坐豪华的私人游艇到华尔街上下班，把船停在南街码头。他打猎、收藏古董、滑雪、玩水上摩托。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他已经赚到了无数的钱，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是多少，这些钱全由会计师和律师打理。他只是告诉他们，如果发现他花钱太快的话，就阻止他，但是他们从来没有这么做过。
本迪克斯公司的出击吸引了媒体的广泛关注，这是因为艾吉是个家喻户晓的人物，他和玛丽・坎宁安的办公室恋情和婚姻被公开，并引发了媒体的高度关注。但是，更重要的是，这场斗争迅速变成了最不受约束、最为艰苦的兼并与反兼并战，主要是因为西格尔对马丁・玛丽埃塔公司的拯救战略非常大胆。在这场战斗中，西格尔被媒体和兼并圈内人士奉为天才。他的地位在并购俱乐部中不再下跌，反而开始回升。基德尔・皮博迪公司突然之间上升到利普顿・弗洛姆收购事务推荐名单的首位。
穆赫伦转到了斯皮尔・利兹・凯洛格公司（Spear, Leads & Kellogg），这是纽约证券交易所最大的专业公司，在股票交易和套利业务上也很活跃。该公司在曼哈顿下城百老汇一个律师俱乐部的旧址办公。穆赫伦把自己的交易桌直接摆放在了一个巨大的哥特式彩色玻璃窗户下面。
西格尔采用了一种创新的应对技巧，现在被称为最大胆的应对战略——“帕克曼式防御”（PacMan Defense），因一种曾经非常流行的游戏（PacMan，吃豆人）而得名。在“帕克曼式防御”中，被收购目标以守为攻，试图把袭击者吞掉。这种方法实际上并不是西格尔发明的，但是在此之前，华尔街上很少有人听说过，也从来没有人在这么大规模的交易中使用过。
她惊叫道：“这房子要40万美元啊，太多了！”
西格尔警告艾吉，除非本迪克斯公司放弃收购，否则马丁・玛丽埃塔公司将以牙还牙，反过来收购本迪克斯公司。
在美林公司，穆赫伦不到30岁就成了百万富翁。1980年，他在新泽西州拉姆森的高档社区买了一座维多利亚式的水边豪宅。穆赫伦的母亲说自己的儿子买房子花钱太多了。穆赫伦说：“如果你不知道我有多少钱，你怎么知道我花钱太多了呢？”
西格尔知道，为了让这个计谋发挥效用，他必须向艾吉和整个业界展示这种威胁绝不是虚张声势。
穆赫伦在新环境中也是得心应手，他总是梦想着赚大钱，并希望别人说他是靠“诚实致富”的。他的梦想似乎已经实现了，甚至在从康诺克获得暴利之前就已经实现了。
一天下午，西格尔正在准备反击策略，突然想起了和布斯基在哈佛俱乐部的谈话。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他现在比以前更需要布斯基的帮助。一般来说，在收购交易中，因为预期的成本增加和收益流失，收购方的股价会下跌，而被收购方的股价会上升。因此，本迪克斯公司的股价只要一出现上升迹象，就会发出一个明确的信息：有异常情况发生。西格尔希望出现一些购买行动，将本迪克斯公司的股价和成交量推高。要使艾吉确实感到威胁，最好的办法就是利用套利者，尤其是像布斯基这样的，去恶意地大量囤积本迪克斯公司的股票。同时，西格尔还可以为布斯基做一些事情。
对一个套利人来说，这样的交易几乎万无一失，不会损失一分钱，而布斯基的表现更是惊人。他让自己的法律顾问，法朗克律师事务所的斯蒂芬・弗雷丁率领手下的律师，组成一个团队专门研究这一收购交易中的法律问题，包括与美孚公司有关的复杂的反托拉斯问题。他不断地同穆赫伦和其他套利人通电话，密切关注着该公司股票的交易量和交易模式，发现接下来可能出现更高的报价。经过仔细分析，他充分地利用每一条信息，把刚刚成立不久的布斯基公司的全部资金投入康诺克公司的股票上，将财务杠杆率用到了极致。如果他这次算计失误，公司就可能会倒闭。不过最终结果显示，仅仅通过这项交易，布斯基的资金就翻了一倍，赚到了近4,000万美元的利润。这对布斯基和他的同事来说，都是一次激动人心的经历。
西格尔给布斯基打电话。他清了一下嗓子，然后用神秘的口气说：“我的意见是，我们要玩次‘吃豆人’”。他们要买进本迪克斯公司的股票。打完电话，他也担心了片刻，他不应该冒险在电话中透露这种敏感信息，如果布斯基的电话被窃听了怎么办？但是，他很快就沉浸在激动人心的战斗之中。当他看行情记录单时，本迪克斯公司的股票出现了瞬时大量购买的迹象，股价也正如他所期望的开始上涨。很快，华尔街和媒体就开始纷纷猜测，马丁・玛丽埃塔公司即将发动反击。
1981年，杜邦公司收购了美国第9大石油公司康诺克（Conoco），收购价高达78亿美元，从此以后，公司并购的狂潮真正到来。这一交易是当时最大的并购案，参与竞争的公司多达四家——顶点石油公司（Dome Petroleum）、美孚石油公司、西格拉姆公司（Seagram Co.）和杜邦公司。这一收购需要大量的律师和投资银行家，几乎华尔街的每一家大公司都参与了进来。这对套利人来说真像做梦一样：当5月恶意收购开始时，康诺克公司的股价每股不到50美元，顶点公司的出价为65美元，随后一直猛涨。到了8月，杜邦公司最终脱颖而出时，其出价已经达到了每股98美元。
每个人都已经相信时，艾吉仍然不为所动，他拒绝退却，并且迫使马丁・玛丽埃塔公司用它15亿美元的出价对发出的威胁进行弥补，这也迫使本迪克斯公司的股价涨得更高。这次竞争使得双方都元气大伤，本迪克斯公司更是千疮百孔，诱发了联合公司（Allied Corporation）和联合技术公司的收购大战，最后，联合公司胜出。如果说有胜利者的话，那就是马丁・玛丽埃塔公司，它虽然在财务上被严重削弱，但是最终摆脱了被收购的威胁，维护了独立性，成为胜利者。因此，西格尔得到了公司的感谢和公众的赞扬。
真正激发收购狂潮的是赚钱，通过买卖公司赚大钱。前财政部长威廉・西蒙（William Simon，1974~1977年的美国财政部长）在1982年购买了吉布森礼品公司（Gibson Greetings），在16个月后出售，一下子获利7,000万美元（收益为当初投资的100倍）。这一收购案成了华尔街的热点话题。突然之间，“现金流”取代了奇怪的、过时的“收益”概念，成了估价的代名词。企业狙击手开始出现，他们买下一个公司，大幅削减成本，并无情地拆分，然后将资产出售，获取暴利。除买卖公司之外，最好的职业就是投资银行家、律师或者套利人，他们在资金换手的过程中收取中介费，但是风险却要低很多。
在本迪克斯公司的股票上，布斯基赚到了12万美元。以他的交易规模来说，这只是微不足道的一笔收益。但是，这有更重要的象征意义——这种交易已经证明是毫无风险的。
与低价资产相对的，是政府税法在债务利息支付方面非常慷慨——公司的股息不减免，但是债务利息支付却全部免除。这样，用贷款购买资产就意味着可以把许多成本转移给联邦政府。1980年，罗纳德・里根当选总统后，向金融市场传达了一个强有力的信息：“什么都可以。”里根政府推出了许多举措，其中之一就是司法部撤销了对IBM近10年的垄断指控。在这个无拘无束的资本主义新时期，“做大”显然不再是个问题了。因此，在像石油这样已经形成寡头垄断的行业，突然可以实现规模经济了，而在卡特政府时期，这种事连想都不要想。
当西格尔在年底给布斯基打电话，要求支付15万美元的“分红”时，布斯基立即同意了。西格尔计算了一下，他每年的生活开支，包括孩子的保姆费、管家费等，大概为8.5万美元。在本迪克斯公司一案之后，西格尔没有再给布斯基任何内幕消息，他也不知道布斯基在本迪克斯公司的股票上赚了多少钱。但是，他认为他当年的贡献，包括他给布斯基的合法建议，大概价值15万美元。他感觉这好像是在同德农西奥商量自己的奖金一样。
在这次狂潮中，人们疯狂购买现有的公司，而不是创建新公司。对此，许多人从经济的角度进行了解释，但是还有可能是金融和心理的原因。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投资者都在关注公司的收益和相应的价格与收益比（市盈率），并把它作为衡量公司价值的尺度。由于越战和欧佩克（OPEC）的原因，通货膨胀率很高，经济受到很大的破坏，税率居高不下，利率也不断增加，公司的利润越来越少。因此，股价一直很低，而通货膨胀却把公司收益性资产的价值推到了很高的水平。
布斯基问道：“你想以什么方式给你？”
然而，不久之后，25万美元对布斯基和穆赫伦似乎都微不足道了。美国有史以来最大的一股收购狂潮即将来临，这股狂潮将给他们带来做梦都想不到的财富。
西格尔回答说：“现金。”
穆赫伦回答说：“别跟我抱怨，钱就是你的原则。”
布斯基说：“这可有点儿麻烦，用别的方法行吗？我给你投资吧，比如投资房地产。”
布斯基想了一会儿，然后说：“不行，这不是钱的问题，这是原则问题。”
西格尔坚持要现金，他不想再麻烦了，也不希望被追查到。
在这次饭后不久，路易斯就开始同布斯基合作——但是，不到一年的时间，两人就闹翻了，布斯基命令路易斯从他的办公室出去。他们争吵的原因是一笔25万美元的盈利。布斯基给穆赫伦打电话，问他该怎么办。穆赫伦说：“伊万，把钱给他，又能怎么着呢？”
布斯基勉强同意了：“给我一些时间，我来想办法。”
但是这次饭后，布斯基和穆赫伦却建立起了一种亲密的业务和朋友关系。一年后，穆赫伦和南希在他们家乡新泽西州的拉姆森补办婚礼，受到邀请的嘉宾有500人，布斯基也参加了。穆赫伦夫妇也参加了布斯基大儿子和女儿的成人仪式。
几周后，圣诞假期已经过了。西格尔跳上一辆出租车，赶到了广场饭店。下车后，他通过东边的旋转门进入饭店。这是1983年的一个下午，按照布斯基的指示，西格尔在酒店装饰华丽的休息厅中等着，他们没有敢到隔壁的棕榈厅见面，过一会儿，弦乐四重奏乐队要在那里演奏乐曲，为女士们喝茶助兴。西格尔四处张望一下，发现了那个“送钱的人”，这时西格尔突然打了个冷战。
布斯基只吃了一点点，穆赫伦很庆幸这次不是他付账。
那个人就像间谍小说中的人物一样，皮肤黝黑，身强体壮。布斯基说他在伊朗见识过特工，还说他自己就是中央情报局的特工。西格尔能相信他吗？
上菜时，服务员推着一个小车来到了他们身边。上面放着当天的八种特色菜。布斯基仔细地看了看，把小车转了一圈，每种都品尝了一口。他选择了一种，然后把其他的都放了回去。
大厅里没有太多的人，送钱的人很容易就认出了西格尔，然后小心翼翼地走了过来。
穆赫伦看了看布斯基的妻子，轻轻抬了抬眉毛。西玛还在继续聊天，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穆赫伦心中暗想，难道富人们都是这样吃饭的吗？
当他靠近西格尔时，压低声音说：“红灯。”
穆赫伦对布斯基也很感兴趣。他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不墨守成规、有点离经叛道的人。当餐厅的服务员过来请他们点菜时，布斯基说他还没有想好，让其他人先点。等轮到布斯基时，他说：“每道主菜都来一份。”服务员听得惊呆了，手中的笔也悬在了半空中。布斯基又重复了一遍：“把每一道主菜都来一份。”
西格尔按照布斯基的指示回答：“绿灯。”然后，那个人就把手提箱交给了西格尔。
穆赫伦是位股权交易和分析的奇才。他毕业于罗诺克学院（Roanoke College），这是弗吉尼亚州一所小规模的文科学校。大学期间，他主修政治科学，学业平平。毕业后，他就到了华尔街工作，因为他的妻子给华尔街一家公司（现在已经不存在了）的高管照看小孩。他一参加工作，就开发出了一套股权分析程序，受到了同事们的交口称赞。把他招进美林公司的是路易斯和该公司的董事长唐纳德・里甘（Donald Regan）。唐纳德・里甘后来出任里根总统的白宫办公室主任和财务部长。
西格尔直接回到他位于东72街的公寓，关上门，放下手提箱，匆忙打开。里面是码放得整整齐齐的百元美钞，用恺撒宫酒店赌场的彩带捆着。
穆赫伦来了，他身穿一件浅色的针织马球衫和一条卡其布裤子。他身材高大，浅黄色的头发有点儿蓬松，脸上透出爱尔兰人和蔼可亲的神态。他27岁，看起来像是一个发育太快的大学生。他在美林公司面试时也是这身随意的打扮，这已经成了他的标志。现在他在美林公司协助创建一个套利部门。招聘他到美林公司的人，也就是他现在的上司萨利姆・B.“桑迪”・路易斯。路易斯曾经试图迫使穆赫伦今天晚上穿上西装来见自己口中所谓的天才人物布斯基，但是穆赫伦对此置若罔闻，仍然我行我素。穆赫伦和妻子南希走进宾客盈门的餐厅，来到路易斯和他妻子以及布斯基和西玛的身边，然后坐下。布斯基之所以对穆赫伦感兴趣，是因为他在套利行业所采用的新技巧。在短短几年时间内，穆赫伦就成了华尔街最聪明的股票期权交易员之一，而布斯基对这一领域基本上一无所知。股票期权交易比利用价差购买股票能产生更大的“贷杠”效应（leverage）。布斯基就像只馋猫追鱼一样追寻着“贷杠”，他对穆赫伦战略中所蕴含的巨大潜力十分着迷。
西格尔盯着这些钞票。一切顺利，没有出现任何麻烦。这些钱现在都是他的了，全是他挣的。他应该感到很棒啊！但是，他却很难受，坐了下来，双手支头，等着这种感觉过去。
中央公园和哥伦比亚大道之间的西67街是曼哈顿最漂亮的街区，两边是修剪整齐的树木和草坪。这条街上有一家纽约的老字号餐馆，名叫艺人餐馆（Café des Artistes）。1976年的一天，伊万・布斯基来到这家餐厅见一位年轻的华尔街交易员，此人名叫约翰・穆赫伦（John Mulheren），这是他们第一次见面。考虑到餐厅的上流品位和传统特色，到这里的男顾客几乎都是西装革履，系着领带，当然，布斯基也不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