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是错觉还是真的有什么不可言说的磁场，杨天乐总觉得不用看日历，从外面的声音和气氛中就能判断出这一天是周末还是工作日。周六总有一种难以言传的慵懒气氛，但又说不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受。他叼着烟狠狠抽了最后一口，走到厕所，把烟头扔进马桶。他给钱潇发了条微信：“中午吃什么？”“随便。”钱潇回。
杨天乐坐在一个箱子上，点了一根烟。这一天阳光不错，从朝南的窗子射进来，摊在光秃秃的床垫上。楼下摇摇椅的音乐轻声传来。不知道哪栋楼里有孩子在学习古筝，弦声不断。扫弦、止音，音符连贯起来，瞬间又都乱掉，周而复始。每隔半小时，就会听到发泄式地敲砸琴弦的声响，静谧几秒钟之后，又无奈地重复起了之前的段落。
杨天乐锁门，下楼，去旧居找钱潇。他往隔壁楼的方向溜达，一扭头，看见那几个搬家师傅正坐在一片树荫下大口吞着炒饼，每个人旁边都放着一瓶啤酒。中午，太阳正足，啤酒瓶外面均匀裹着的一层白霜一点点化作水珠，慢慢洇湿了瓶底周围的地面，他们吃得欢快，一副满足的表情。杨天乐冲他们点了点头，去隔壁饭馆买了些吃的，拎着上了楼。
很快就到了中午，东西搬了一多半。杨天乐犹豫着要不要客气一下，请三个人吃顿饭。他还没说话，年纪最大的工人说：“您看，是不是能给我们加点？东西太多了。”杨天乐没反应过来。“您给加两百吧，要不真没法干了，我们也辛苦，您看呢？”三个人都坐下，掏出烟，还递给杨天乐一根。杨天乐觉得自己真傻×，刚才还想着要不要请人家吃饭，人家才不跟你客气呢。他实在不想再为这些事掰扯，就答应了。工人们站起来拍拍屁股，说：“我们去吃个饭，吃完马上干活。”陆续出门走了。
钱潇正在扫地。上午搬家掀起了很多灰尘，地板上到处都是脚印和拖痕。钱潇小心翼翼地在几个纸箱子之间腾挪转身，拿着一把粉色的铝杆笤帚，把地面上的灰尘认真地收进一个翠绿色的塑料簸箕里。簸箕不知道是从哪儿翻找出来的，中间裂了个口子，每次拿起来，总会有一小撮灰尘顽强地挣扎回地面，钱潇就努力地再打扫一遍。
工人们和杨天乐念叨，他们前两年也离开了北京一段时间，有的去了河北，有的去了天津，还回过老家，在省会待了一段时间，但是半年多又都回来了。“那些地方住得是便宜点，其实也差不多。挣得还少呢。在北京不怕没活干，那些地方就不好说了。”一个搬家师傅摇着头说。杨天乐觉得自己和他们没有任何差别。
“你还收拾什么呢？这都搬家了。”杨天乐一边说着，一边把饭菜放到一个摞起来的纸箱上，低头看了看有没有油渗出塑料袋。钱潇愣了一下，好像突然意识到什么一样，然后下意识地挥舞了两下扫帚：“嗐，那也收拾一下呗。”钱潇没扭头，似乎是在和自己做解释。
那些地下室是曾经的防空洞、防核地堡，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冷战的产物。当年，人们费尽心思在很多城市的地下挖建了众多不见天日的备战坑道。数十年之后，用原子弹威胁彼此的国家握手言和做起了生意，那些残留下来的地堡也顺势被改头换面出各式各样的商业功能。重庆的变成了火锅店，西安的改成了夏天纳凉的棋牌室，北京的变成了“房子”。人太多，地太少，人们只能摞起来住。向天空延展的越来越贵，就开始调头往下，向地心一头扎下去。在北京，有超过一百万人居住在那些地堡里，收废品的、卖苦力的、拖家带口长年驻扎北京看病就医的、餐厅服务员，还有工作没着落的大学生……最初，人们悄无声息地居住在地下。慢慢地，他们还是被记者发现了。电视台的人扛着摄像机去拍摄，新闻和纪录片都多了起来。记者做出悲天悯人的姿态，尝试诉说这些人的苦难和坚忍。那些画面满足了居住在地面上的人们的猎奇心，同时也让居住在地下的人们暴露了行踪。渐渐地，地堡收缩，被腾清、被关闭，不再允许住人。北京是一座国际化大都市，怎么能允许有人不见天日？所以那些人只能爬出地堡，搬运起行李，迁徙到更远的地方，或者，就此离开。
他们俩坐在沙发上，把箱子当桌子开始吃饭。一大早就起床收拾，一直忙到现在却一点都不觉得饿，他们只是在努力咀嚼，像完成一项任务。电话响了，杨天乐接起来。“梁姐。”他说。
三个工人中两个来自河南，一个来自安徽。杨天乐听他们抱怨赚钱太少，物价太高，孩子在老家上学，一年就得八千多。然后问了问这房子的房租，撇撇嘴没说话。杨天乐问工人：“你们住哪儿啊？”年纪最大的那个说：“就往前三四站地，李家沟那边，有一片地下室。”杨天乐点点头。他路过那里几次。一片更老的小区，周围和中央空地上生长出一个个通往地下的入口，入口上端挂一块“某某公寓”的破旧招牌。
“小杨，不是催你们啊，真不是催你们。我就问问，搬得怎么样了？”
搬家那天是个周六，早晨九点，三个师傅来了。他们陆陆续续开始干活，还挺像样子。杨天乐去新家等着，钱潇留在旧居。搬了几趟，工人们累了，坐在一个箱子上，掏出一盒烟，问杨天乐：“在您这儿抽烟行吗？”杨天乐赶紧说：没问题，我也抽。说着从口袋里翻出自己的烟，给师傅们递过去。
“没事。正在搬，周末这两天就搬完了。”杨天乐把粘在大拇指上的一个饭粒吸进嘴里，靠在沙发上说，“我催您一下吧。您看看是不是抓紧过来一趟，把押金、水电费什么的结一下？”
由于新家和现在的住处只隔着一栋楼，杨天乐和钱潇觉得没有必要找搬家公司折腾。小区旁边常年停着几辆面包车，车厢里的座椅被拆除了大半，挡风玻璃上插着一块纸板，上面写着“搬家送货”，几个工人钻在车里打扑克。杨天乐去问了一次价格，他们没有家具要搬，只是楼层比较高，工头看都没看他，一边恶狠狠地甩着扑克一边说：“六百五啊！”杨天乐答应了。
“你说什么时候？”
那几天，他们就坐在越来越多的箱子上吃饭。在箱子的缝隙中穿梭着去厨房、卧室、洗手间。
“明天下午吧。正好周末大家都休息。四五点钟。”
搬家打包如今对于杨天乐和钱潇来说已经驾轻就熟，早就没了最初的不知所措。他们不用说话就能配合默契，一个人抬起箱子，另一个人迅速缠绕胶带。过程中，两人通常一语不发，像流水线上的资深工人。
“行！”语气里有一种盼望已久终于得偿所愿的欢快。
搬家的次数多了，再逛街或者旅行想买点什么东西时，他们都会本能地想到，搬家的时候是不是会添很多麻烦？每次闪过这样的念头，都会觉得特别扫兴。这个时候就会恨恨地想，还是得买个房子。生活不就是被这些有趣的小细节支撑着走下去的吗？不然还有什么意思。
傍晚时分，所有大纸箱都搬到了新家，还剩下一些零零碎碎的东西，他们的一堆证书和证件，一点细软和首饰，杨天乐和钱潇准备第二天自己抱过去。新家需要收拾，晚上还得住在旧居。钱潇慢慢掀起铺在床上遮挡灰尘的塑料膜，整理了一下枕头，杨天乐看了看，扭头去冲澡。他们都只想快点睡觉，这一天只做了搬家这一件事，却显得如此漫长。整整一天，两人的对话没超过十句，谁都没什么心情。
有几张CD是大学时买的。为了买那几张正版唱片，他存了几个月的生活费。现在人们都用手机随便听听歌，连下载都懒得下载，但拿起那些CD，就能想起大学懒散的时光，手中的物件也随之变得柔软起来。还有那张小小的铜版画，是他和钱潇在杭州一家小店里淘到的。如果这些可以扔掉，那生活其实可以更加利落地断舍离。可真的把一切都断舍离之后，生活就会变成光秃的骨骼，而我们愿意拥抱的，是生活的肉身。
躺在床上，杨天乐和钱潇各自朝着不同的方向，像一对闹翻了的括号。“明天下午，梁姐要来结押金啊。”杨天乐说。
每次搬家，杨天乐都会对着一堆东西发呆。他不知道那些东西到底该扔掉还是该搬走。如果一股脑打包，下一次搬家还是个麻烦。很多东西看起来没什么用了：再也不会去读的书，一幅装饰画，多年前旅行、出差带回来的两个石头做的小人纪念品。它们以合适的角度躺在书架上、悬挂在墙壁上，但搬家的时候瞬间从生活情趣变成了累赘。他有时候也想彻底扔掉了事，但拿起来每一件，都会本能地想到当初购买时的情境。说到底，那些东西并不只是一个物件，而是生活痕迹和回忆的承载物。
“嗯。”钱潇应了一声。
在旁人看来，搬家不过是给搬家公司打个电话，搬到新住处，用两三天收拾一下罢了。但实际上远非如此。
杨天乐还想说点什么，却什么都没说出口，只努力闭上眼睛。楼下不远处的烤串摊子还热热闹闹。有两个男人在争吵，愈发激烈，谩骂、撕扯，有拳头打到身体上的声音，过了一会儿，声音被拉远，只剩下一个女孩的哭泣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也都在偷窥旁人的故事。
杨天乐记得一部美剧里有过这样的剧情：有个女孩一直心神不宁，总担心有什么事要发生，但好像又什么都不会发生，焦虑得不行。心理医生询问了她的近况之后说，这种焦虑症基本上是因为她刚刚搬完家引起的。“搬家其实属于很重大的生活变动，排在亲人去世之后。”心理医生笃定地说道。杨天乐当时觉得这话太有道理了。只有他们这些每一两年就要搬一次家的人才能明白其中的深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