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出台这些政策的时候，政府的用意也许是好的，但一个往往没有被足够重视的事情是：这些政策是在大范围地重新分配利益，不去讨论不同的群体如何会受到影响，而只是简单地关注房价，这在笔者看来是完全错过了最应该辩论的地方。说得极端一点，想让北京的房价下跌很容易，你出台一个禁令禁止所有人买卖房屋，然后你可以看着北京的房价做自由落体运动。当然，这样疯狂的政策不可能出台，因为这样的房价下跌是没有意义的，相反会损害几乎所有人的利益。
这些政策的用意是遏制房价。但直接的结果其实更简单，比如说北京的限购政策，就是要把北京户口变成一个新的住房“特供证”，把北京的住房市场变成一个特供市场。有户口的可以在北京买房，没有户口的缴5年税才能买。
从最简单的说起，有北京户口尚未买房且准备买房的人群，会是北京限购令的受益者。他们就是特供商店要特供的对象，特供的商品就是十分紧俏的北京住房。同样，没有北京户口但想要在北京买房的人群，则会是这项政策的受害者。你可能会觉得，一个没有北京户口但要在北京买房的人，买房的目的一定是投资炒作。请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北京的常住人口已经有2000多万，而北京的户籍人口才不足1400万，这中间至少有600万至700万人口的差距。而且真实的差距只会大，不会小。因为户籍人口是可以精确统计的，有户口就算，没户口就不算，而常住人口则很可能存在统计上无法覆盖的人群。除此之外，北京还有大量的流动人口。流动人口的概念可不是社会盲流，笔者就有很多朋友常年奔波于北京、上海和深圳之间，他们或许完全不会进入统计数字，即便进入了，恐怕也只能算“流动人口”。总而言之，中国早就不是一个静态的社会了。除去想要投机炒作之外，因为各种原因想在北京买房但又没有北京户口的人群，数量恐怕早已不可忽略。
在2011年，各地出台了不少限购令，既有限制购车的，也有限制购房的。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北京对于住房的限购令——这个限购令主要区别了本地人和外地人，一套房和二套房。别的很多城市也出台了类似的限购令。
再复杂一点地说，限购令对要卖房的人是坏消息，对要租房住的人也是坏消息，但对有房出租的人则是好消息。北京的房地产商很明显地对限购令不太高兴，他们是卖房子的，限购令等于是限制他们潜在的客户，利益攸关，不高兴是自然的。但卖房子的可不都是房地产商，要不然哪里会有二手房市场？卖房的原因有很多，可以纯粹是投资获利的，也可以是要换房子的，或者是工作地点变动的，或者干脆就是急着要钱的，不可以假设卖房的都是炒房的，但这些人都会受到限购令的影响。而且，如果不让外地人买房，他们就只能租房，如果可供租赁的房屋在短期内无法增加的话，所有租房的人都会看着租金上涨，这可不管你有没有北京户口。当然，如果你碰巧有房出租，那自然则是获利的一方。
王二没法解释清楚的原因之一是，那些价格啊、工资啊、钱啊，其实都没有太多意义，符号而已，都是人为定的。各种票据、本子、证件，其实才是真正分配物资的东西。而正是那些本子、证件和票据，把人分成了三、六、九等，从而起到了利益分配的作用。高干看起来工资也没高到哪里去，但就像王小二观察到的，王二的5毛钱和李四的5毛钱，购买力是完全不同的。
更复杂一点地说，我们过去利用户籍制度限制人口流动，把人拴在户籍所在地。历史上，北京、上海的户口金贵得很，二三线城市的户口就差很多，但也比农业户口强。为什么户口还有好户口和差户口之分？因为户口背后的东西是机会的不均等、福利的不均等和环境的不均等。户口本身就是一个特供证。不说别的，有北京户口的学生上北大清华的概率就要比没有北京户口的高得多，我上大学那会儿如此，现在已经过了十几年了还是如此。现在各地的限购令，把买房子的权利也和户口挂钩了，这看起来优惠了“本地人”，但在更大的背景下则是在加剧中国户籍制度背后巨大的不公平。这种不公平，本来因为这些年户口作用的逐步淡化已经消除了不少，但现在又被人为地加强了。
说理由不清楚，是因为王二就没法跟他的孩子王小二解释清楚：为什么部长楼里李小四他爸李四就能去特供店里花5毛钱给李小四买巧克力，而王二却不能花5毛钱给他也买块巧克力？大家都在一个大院里，挣的都是人民币，为什么李小四家的5毛钱就比咱家的5毛钱更值钱？
有人认为，限购就好像是资本管制，如果温州的资本流入北京的房市，造成了房价的大起大落，进行适当的管制是十分自然的。首先，我不太理解为什么全中国的房价都是温州人和山西人炒上去的。北京人都是好人，一家只买一套房；温州人钱多得没处花，炒高了全国的房价；山西人卖煤发了财，所以每天都有人扛着一麻袋一麻袋的钱在北京买楼。这种以地域来区别资金来源的做法，本身就是有问题的。资金可以用各种方式进入北京的楼市，全国的资金市场早就是一个市场了，市场里的流动性是没有户口的。更重要的是，完全存在不用通过区别本地人外地人的方式来遏制投资性的购房需求：加息、提高房贷首付比例、征收物业税、增加土地和住房供应、提高住房贷款的风险计提、增加房屋短期买卖的交易费用。这些政策，都可以增加炒房的成本，降低炒房的回报，且不具有任何地域上的歧视性。
王二就生活在那个年代。他有一份令人羡慕的工作：一个特供店的负责人。特供店里什么都有，从茅台酒到中华香烟到波斯地毯到比利时巧克力，不仅价格不算高，而且很多东西都是市面上看不到的。当然，这店要是向所有人开放，那店里的东西半天估计就要给卖空了。所以，能进店里买东西的人，都要有“特供证”。有特供证的人多数都是高干，至于为什么高干就能享受特供，不是高干就不能享受特供，理由并不是很清楚。这里说理由不清楚，并不是说没有理由。事实上，理由是显而易见的。东西少，好东西更少，你如果希望保证一部分人能够享受高质量的生活，这部分人不出意料的就是位高权重的高干，你能做的就是画个圈子，给这些人不成比例地提供好东西，名曰“特供”。“特供”的结果是，有些东西本来就少的，市面上更少了。更多的情况甚至是，市面上根本就没有。最后“特供”本身变成了一种身份的象征：能抽上内部烟，喝上内部酒，成了一件很有面子的事情。
有点悖论的是，北京的房子所以对很多人那么有吸引力，一部分的原因怕就是因为北京的“特供”比外地多。人家买的不只是房子，还有地段，只不过是在一个全国的尺度上而已。而任何把北京变得更特殊的政策，包括限购令，在短期也许能缓解一点房价上涨的压力，但在长期，怕是反而会让房价的上涨压力更大。
那是一个商品紧俏的年代。商品紧俏其实是一个人造现象，如果允许价格反映商品的供需差距，紧俏的情况很难会出现，取而代之的会是有些东西贵，有些东西便宜。紧俏，是因为人为地扭曲价格造成的。米、面、油，在那个年代都不贵，问题是你得凭票去买。一个人一个月30斤粮、半斤油外加半打豆腐票，没有粮票、粮本、豆腐票，有钱在粮店也买不到粮。要不然你可以去“自由市场”，也就是黑市，那里的粮油价格就不是那么便宜了，但好处是，你只要有钱，想买多少随便。紧俏的东西一碰到自由市场，就不紧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