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抛出这种阴谋论，是为了把腐败问题一笔勾销吧？”来自卡尔瓦多斯的社会党议员利昂内尔·若斯潘的前顾问克洛蒂尔德·瓦尔特发问，“想得美！首先，我们必须分析法国在这些程序问题上滞后的原因。在您看来，是什么原因导致阿尔斯通的腐败问题反复出现，并且如此容易受到攻击？”
在我看来，这个论点很难站得住脚。确切地说，这根本是滑稽可笑的！美国司法部的调查（于2010年启动）当然是在联系通用电气之前就开始了！正是因为高悬在阿尔斯通和柏珂龙头上的法律利剑，他才找上了通用电气。言归正传，议员们似乎也全然不相信他那蹩脚的解释。
“我再说一次，”柏珂龙坚持道，“美国司法部的案件调查和阿尔斯通出售业务的决定完全没有关系！”
“所有关于美国司法部对这次出售的影响的说法，或多或少都是阴谋论。要知道，即使美国司法部曾对阿尔斯通的腐败行为展开调查，那也是在我们与通用电气谈判之前。有人认为存在暗中勾结，这完全不属实，纯粹是诬陷。”
他有些恼火地提道，通用电气会支付123.5亿欧元，因此“阿尔斯通轨道交通部门可以清偿所有的债务”。最后，在来自全国的议员面前，柏珂龙玩起了“爱国人士”的把戏：
随后，首席执行官再次否认了美国的司法程序与他选择出售公司之间存在联系。他甚至声称这是一个阴谋论：
“我是法国择优选拔人才体制的产物。借此机会，我想说，我的父母都是移民。自从在阿尔斯通任职后，我在法国创造了将近1.5万个就业岗位，对此我感到非常自豪。每个人都必须为法国就业做出一份贡献。我已经努力做出了微薄的贡献。”
“我认为，阿尔斯通和通用电气之间的联合对阿尔斯通有利、对就业有利，也对法国有利。各位可能不赞同这种说法，但有一点必须澄清。所有促使我决定出售公司的因素都是显而易见的。法斯奎尔先生，这次交易绝对不是仓促行事。事实恰好相反，我做的工作是预测未来，很多年来我一直在寻找结构性的解决之道，让阿尔斯通摆脱困境。您以为我一开始没有考虑法国人的计划方案，让法国人保住控制权吗？我压根儿没有找到这样的办法。这就是我主动联系通用电气的原因，是我深思熟虑之后的行动。我没有从一开始就公布消息，那是因为，在我们这个行业中，只要有一点儿针对财务状况的疑虑，就会马上影响我们客户的稳定性。”
随后，他用夸夸其谈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讲话：
随后他开始了一段长长的自我辩护：
“我再说一次，我为这次交易感到骄傲。对此，你可以去问全世界的记者，在任何地方进行一切你们想要的调查，但推动这个项目决策的一切因素皆是出于公共利益的考虑。其他一切说法都是对我的侮辱和诽谤，没有一句是事实。这就是我想告诉各位的，虽然我没有宣誓，但我是看着你们的眼睛说的。”
“我很遗憾不能在此宣誓，”他开口说道，“但这绝不会改变我回答问题的诚恳和透明。”
柏珂龙离开了议会的半圆形会场。
与股东大会召开时一样，柏珂龙当然不会被这一连串指责性的提问吓倒。
我不知道仅凭他的眼神是否足以说服各位议员。但是，在他发言后的一个小时里，“嘘”声一刻不停地传入他耳中，而且不是一星半点儿。时任法国经济部长的马克龙在接受委员会质询时，直接指控柏珂龙犯有叛国罪：
“柏珂龙先生，我们面临一个严峻的事件，这无异于彻底肢解法国工业界的一家明星企业。”安德烈·沙赛涅非常愤慨，“这项交易是美国对法国实行经济统治战略的表现之一，性质极其严重，危及国家的主权。”
“国家已对阿尔斯通的未来进行了战略性的反思，并表现出与阿尔斯通公司管理层和股东合作的决心，然而阿尔斯通却背着国家私下开展了一系列对我们的战略利益并无裨益的行动。我再次重申：摆在我们所有人面前的是既成事实。”
丹尼尔·法斯奎尔并不是唯一的提问者。来自左翼政党的议员也进行了同样的质询：
而且，马克龙称，首席执行官的不忠造成了无法挽回的后果，“那时我们已经没有足够的时间了”，因而无法回绝通用电气的报价。而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也不太可能像蒙特伯格提议的那样，寻求与西门子等欧洲大型集团结盟。马克龙再次重申：“当时如果再拖延下去，就会演变成巨大的行业灾难。”总之，厚颜无耻的首席执行官快速说服了法国政府，之后局面再也无法逆转。或许这是真的，但至少我觉得，这种解释太具戏剧性。仅凭一个首席执行官的两面派手法，竟使法国政府束手无策？即使往小处说，这也足够令人不安。马克龙的下一场听证会则更加可悲。国会议员法斯奎尔就阿尔斯通的行贿案件对他进行了询问，我本以为马克龙的发言只会透露一些关键信息，但他却爆料了一条真正的独家消息，对此我万万没有想到：
“如何看待美国司法部对阿尔斯通施加的压力？通用电气以往也收购过其他被美国司法部调查的公司，人们不会不把两者进行对比。这是不是这家美国巨头惯用的手段——伺机掠夺疲于应诉的公司？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这不仅关乎阿尔斯通集团，同样也关系到其他法国公司。”
“在美国司法部的调查过程中，我直接向柏珂龙先生提出过这个问题。事实上，就个人而言，我认为美国的调查和柏珂龙先生的出售决策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但我们没有证据。柏珂龙先生向我保证，美国的司法程序对他没有任何影响。法斯奎尔先生，针对您的某些问询，我不能说我的内心确信和您完全不同，但我必须重申一点，我们没有证据能够证实这种想法。”
丹尼尔·法斯奎尔向柏珂龙提问，要求他对事关腐败的一系列诉讼进行解释：
他的发言令我愕然。也就是说，马克龙“内心确信”的是，那些法律诉讼正是出售阿尔斯通业务的原因。但他根本无法证明这一点。如果连法国经济部长都找不到证据，那么谁还能找到呢？无论如何，2014年底我曾多次拜访他，并向负责经济情报的小组做了“简要报告”。经济情报小组的部际代表克劳德·雷维尔能够直接向总理汇报，他也知道这件事，并且曾经尝试发出警告，但是徒劳无益。如果法国政府知道这次出售的底细，那为什么不禁止它呢？或者至少拖延一些时间，使交易的真相能够早日大白于天下。马克龙为什么彻底抛弃了蒙特伯格？蒙特伯格是唯一反对这次法国工业自杀式交易的人。马修·阿伦曾试图寻找答案，但马克龙的办公室人员不愿意回复他，时任财政部长米歇尔·萨潘则小心翼翼，不置可否。只有蒙特伯格愿意回顾这段不光彩的小插曲。他的解释很简单，也许过于简单：
“柏珂龙先生，为何这次出售如此仓促？根据阿尔斯通的财务状况，订单总额为510亿欧元，相当于两年半的工作量，年营业额达到200亿欧元，能源部门业务的利润率为7%，净利润达到5.56亿欧元。如此匆忙行事并不合理。”
“因为他们害怕美国。他们认为美国太强大。”事后，他在2016年6月接受马修的采访时如此解释。
这位议员对他的好话很是受用，随后又对柏珂龙提出了一系列尖锐的问题。前任首席执行官在他忠诚的卫士布-纪尧姆的陪伴下来到了众位议员面前。2013年夏天，正是布-纪尧姆负责与通用电气联络。
现在轮到工会向经济事务委员会说明此次出售的情况了。在这次发言前，他们似乎从未表现出不满。因此，柏珂龙有理由认为，工会是站在他这一边的。但是2015年3月10日，阿尔斯通的另一个“传说”破灭了。
“这是当然的，”丹尼尔·法斯奎尔回应道，“但最终是您出面为我们组织了这一系列听证会。这让我想到一句谚语：偏听则暗，兼听则明。”
“我认为这个项目谈不上什么结盟，纯粹是一次收购。”法国劳工民主联盟副协调员洛朗·德乔治如此谴责道，他担心这次出售的社会后果。当然，通用电气致力于创造1 000个新的就业岗位，但这肯定不足以抵消之后6年里所有裁员的影响。
“每个党派都有要求设立调查委员会的权利。人民运动联盟党如果愿意，自然也可以行使这种权利。”
来自法国总工会的代表克里斯蒂安·加尼耶的说法和他相差无几：
随即，委员会主席，来自社会党的弗朗索瓦·布罗特斯反驳道，这表明了他所在政治阵营的立场：
“把能源部门出售给通用电气的交易，准确地说应该是廉价大甩卖。其中根本没有什么行业战略可言。这就是一次博弈之后的金融交易。这是我斟酌措辞之后的结论。”
“我们的调查请求没有被批准。对此我深表遗憾，因为每个接受调查委员会调查的人都必须宣誓，但在我们这个委员会并非如此。”
最后轮到樊尚·尤伊维亚克发言，他是阿尔斯通集团瓦朗谢讷交通部门的员工，作为工会的代表。他说：“显然，美国的法律诉讼对于阿尔斯通某些领导出售公司的决定起了作用。有一个高度保密的小圈子，正是他们决定把我们的能源业务出售给通用电气。”
首先，丹尼尔·法斯奎尔宣布这里是他的领地：
面对雪崩般的批评之声，议员们一致决定再举行一次针对柏珂龙的听证会，对委员会来说，这一决定实属罕见。然而，2015年4月1日举行的听证会并没有任何新鲜话题，除了一件事：董事会授予柏珂龙的奖金创了历史纪录。这一次，法斯奎尔议员继续打头阵，出言抨击：
说实话，我很怀疑这种事先安排好的辩论：提前设计好问题，注定没有结果的论战……我对这种处理问题的方式从来没有真正的信心。这回，我错了。事实证明，听证会相当激动人心，虽然它不可能完全摆脱政治的干预。
“在之前的听证会上，您曾提到，董事会认为与通用电气达成协议理应授予您一笔奖金，并且决定向您额外发放400万欧元奖金。我对董事会的这一决策并不赞同。经济部长马克龙先生也认为这笔奖金‘违背了大公司理应具备的道德原则，应当采取其他措施’。您会像其他商业界领袖一样，放弃这笔被部长认定为不合理的奖金吗？”
法国经济事务委员会（权力比议会委员会小一些）同意就阿尔斯通事件举行一系列听证会。第一轮辩论定于2015年3月10日举行。
我绝不会忘记，柏珂龙的回答竟如此厚颜无耻，令人难以置信：
幸运的是，某些政治家的头脑很清醒，他们谴责这种“瞒天过海的行业交易”，但人数不多。以右翼分子为主的40多位议员在2014年6月和12月两次联合起来，要求法国国民议会设立一个调查委员会，调查出售阿尔斯通的交易。支持这一倡议的议员包括亨利·古伊诺、雅克·米亚尔，以及菲利普·乌永。最活跃的无疑是丹尼尔·法斯奎尔，他是来自加来海峡省的人民运动联盟党议员，是该党的财务主管，也是一名法学教授，曾经担任卡于扎克一案调查委员会的成员。他们的这种做法无异于以卵击石：政府反对他们，社会党不置可否，人民运动联盟党选择弃权。但是，这40多名奋起抗议的议员还是得到了一些安慰。
“我无意放弃这400万欧元的奖金。如果放弃，这对法国纳税人来说会是个坏消息，毕竟这笔钱中相当一部分最终都会回到纳税人身上。作为纳税人共同利益的代表，您应当为此感到开心。”
在等待的过程中，我最好还是暗中行动，这样更谨慎些。2015年初，我参加了许多次遵循“查塔姆宫守则”（与会者的姓名严格保密）的晚宴，其中一次是由法国情报研究中心的负责人埃里克·德内塞组织的，我是他们的贵宾。桌上有20多个人，包括两位议员、几位政府机构的高层人员、法国巴黎银行的一位领导、一位从事情报工作的前警员、一位曾在多家跨国公司担任高管的工业领袖人物，还有两名调查记者。我还见了纳入法国CAC40指数的大型上市公司的几位总部高管。我不知疲倦地讲述我的经历，向其他人发出警告，并希望我的话被听进去。
柏珂龙（2015年底离开阿尔斯通）的入账其实远远不止400万欧元。在他为公司工作的最后一年里（2015—2016财年），董事会实际上为他发放了226万欧元的薪水（包括固定工资和浮动工资）。这笔收入本身就已相当可观，再加上奖金（445万欧元）和退休补贴——阿尔斯通已经向安盛保险集团支付了540万欧元，以便每年向柏珂龙发放28.5万欧元的年金。因此，根据估算，首席执行官离开公司时可以带走超过1 200万欧元。[1]这种行为卑鄙无耻。考虑到柏珂龙采取的策略（两年多的时间内始终拒绝与美国司法部谈判），他其实正是导致阿尔斯通解体的罪魁祸首。更不用说，他还将一些高层管理人员置于危险之中，首当其冲的就是我。
最后，我发现，还是闭嘴为好。如果我把我的故事公之于众，那就会使自己处于不必要的危险之中，尤其是我在美国的案子仍处于停滞状态。我被卡在一个死胡同里，无法做出任何预测或进行任何计划。有时候，我觉得自己永远活在中转时刻：像一位等待着一架永远不会到来的飞机的乘客。
比起柏珂龙，某些其他公司的领导更懂得保护自己的员工。我们在塔拉罕项目中的日本合作伙伴丸红株式会社同样遭到了起诉，同样达成了认罪协议（丸红株式会社被处以8 800万美元罚款），但其没有雇员遭到逮捕，更不用提被羁押了。针对丸红株式会社和阿尔斯通的指控完全相同，因为我们当时成立了一个50∶50联营企业，对半出资共同聘请了两位中间人。但事发后，日本人选择马上认罪，并立即签署认罪协议。他们的策略可以概括为：“啊！我们被抓了个正着。好吧，我们愿意认错，也会乖乖出钱，但不会开门让你们的人来调查我们在全球的各项业务，避免在其他项目上也被定罪。”通过这一策略，他们很快就减少了财务和人力方面的损失。柏珂龙采取的灾难性战略则恰好相反。但是同样应当看到，美国司法部对丸红株式会社采取的宽大处理方式并不寻常，或许它是不想让调查太过深入。对于许多在非洲、亚洲等腐败情况严重的地区经营的美国公司而言，丸红株式会社是重要的战略合作伙伴。此外，丸红株式会社经常与通用电气并肩作战，在发电厂及医疗设备市场上与其他对手竞争。
这个消息就像石沉大海一般，没有掀起一丝涟漪。我本以为，2014年12月末，美国检察官披露的事实可以在法国媒体中产生爆炸般的影响，但我简直错得离谱。只有几篇文章谈到了这个话题，而且仅限于其结果：阿尔斯通依靠美国公司的钱付清了欠款。媒体就这样刊发，难道这件事没有继续挖掘的可能吗？
[1] 2016年7月，阿尔斯通股东大会曾对柏珂龙的薪酬提出异议。超过60%的股东表示反对，董事会随即宣布将重新考虑柏珂龙的薪酬问题。但是，2016年11月，董事会宣布发放奖金的决定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