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快就发现，马修·阿伦对我的遭遇只是略有了解，但对阿尔斯通被迫卖给通用电气这件事却知之甚多。然而，媒体对此却表现得讳莫如深，这十分让人惊讶。
后来我发现，就是在这种有点儿于布王式的剧情中，我结识了马修·阿伦，当时他是法国广播电台综合台的记者。他倒没因为这场奇特的开场戏感到不快，反而觉得挺有趣。我们一起在凡尔赛宫的园林中漫步了一个下午。自打我从怀亚特看守所出狱后，我习惯性地走得很有节奏，几乎每天都会长时间散步。这使我感到平静，也让我觉得自己做了些运动。我们边走边说，刚开始的时候只是只言片语，后来就滔滔不绝。在某种意义上，我觉得这是一种自我释放。他只用几个问题就获得了我的信任，接着我就向他吐露了一切：监狱、铁链、屈辱、沮丧、恐惧、我家人的不安、流氓歹徒、呐喊……阿尔斯通。我东一榔头、西一棒槌地向他描述，一些企业如何通过贿赂在国际市场中占得先机，企业的高层如何利用一套程序掩盖这些行为，我是如何被出卖的。我对他讲的重中之重，就是美国人设下圈套，陷害我们。他们操纵了柏珂龙，而柏珂龙为了逃避重刑，决定干脆卖掉阿尔斯通。
2014年7月，《星期日报》的记者布鲁娜·巴希尼撰写过一篇关于我的题为“阿尔斯通被诅咒的高层”的短篇文章，讲述了“战士皮耶鲁齐是如何掉入陷阱的”。除了我和我的亲友，这篇文章并没有引起普罗大众的关注和讨论。
还好，很明显他孤身前来。不过，我依旧将信将疑。因此，我开车靠近他的时候，始终没有离开驾驶座，并且示意他快点上车，甚至没顾得上和他问好就开动了车子，我在中心区转了好几个弯，确定没人尾随后，才全速驶向凡尔赛宫。我计划陪他在安德烈·勒诺特尔设计的凡尔赛宫广阔的园林里散步，以便一旦有监视的人靠近，我就能及时发现。
马修向我透露，阿尔斯通内部曾有人向他示警，某位高层曾经主动提出跟他见面，向他揭露交易中有关司法方面的秘密行为。根据这位高层的说法，柏珂龙确实是在威逼利诱之下才将企业卖给美国人的。阿尔斯通的其他高层对此也深信不疑。马修还就此事和一些政界人士交流，对于柏珂龙把法国工业界的龙头企业偷偷摸摸转卖的做法，所有人都感到极为愤慨。但为什么没有人出来拉响警报呢？他向我解释说，原因既简单又不幸：没有一位参与谈话的人愿意被录音，甚至没有人愿意公开自己的身份。
我指定了这次见面的地点，就在凡尔赛老城中心的集市广场。我熟悉这个地方。所以，我就能确认他是否偷偷带了摄像师。
我对他坦陈，换作是我，我也会这样做。考虑到我的现状，强出头实在过于冒险。我甚至请他把我们的谈话内容藏在心里，不要公之于众。他答应了，并且履行了诺言，因此我们才有了后来的合作。我们随后又见了几次面，双方都试着用各自的方式和渠道，以便证明或者推理出一个结论：美国针对阿尔斯通的做法打响了地下经济战。但路漫漫其修远兮，唯有耐心应对。
这个时候，我还是感到有一些紧张。见记者，我会得到什么呢？这会不会又是一个陷阱？此前有人尝试联系我或克拉拉，但都被我们谢绝了。或许我之后会后悔，但最终，我还是决定于2014年10月9日见一下这位记者。
2014年10月初的一天，我和马修边走边聊了一段时间之后，决定分头行动。马修打算去搜集所有的证人证词，我去寻找相关的隐情及秘密文件。开展这项调查，成为我们共同的事业。
几天前，记者马修·阿伦给我发了条短信。他想了解我的遭遇，并获取一些关于通用电气收购阿尔斯通的消息。当时我戒备心很重。在同意见他之前，我询问了身边的一些人，包括我妹妹朱丽叶特。她对我说，她经常在广播中听到马修·阿伦的声音，也读过他的书，觉得他应该是“认真的”。尽管如此，我还是顾虑重重。我尚在保释期，还未接受审判，因此我仍然随时有可能再次身陷囹圄。我担心，如果美国检察官得知我向媒体吐露案情，他们会让我付出巨大的代价。3周前，我结束在美国的监狱生活，回到了自己家，我理应感到知足和放松，但我的心情却难以平复。我生活得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当我被羁押于怀亚特看守所时，我创造了一套密码以便和亲友沟通。我们共同选择了一本书，给50多个姓名分别编好了数字和字母。我曾经认为，有了这套密码，我们就能交换一些“保密”信息。然而因为它们太难记，所以我们几乎从来没有用过。
在我们见面3周后，我收拾行装准备重返美国。准许我返回法国的逗留许可时间为8周，现已行至尾声。我在临行前9天，收到了斯坦的短信：“您可以在您的国家待到2015年1月26日。”劳伦斯·霍斯金斯一案被推迟了。我因此又多了3个月的喘息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