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可能会想方设法不让您合法地返回美国。他们如果没有解决这个行政问题，就会没收您的保释金，而且在美国司法部眼中，您就是个逃犯。”
“什么风险？”
“他们简直疯了！那我应该怎么做呢？”
“这事没有那么简单，”斯坦向我解释说，“它给您回国增添了风险。”
“如果您想按照计划9月16日动身，那您就得签个全责协议。如果他们没有找到办法，那么责任在您，而不在他们。”
可是，我尚未动身，美国政府又给我制造了一些惊吓。在我返美参加审判时给我签发何种类型签证这件事上，美国司法部和国土安全部无法达成一致。但这和我有什么关系？
我的处境愈发卡夫卡式了。因为琳达和迈克尔面临保释金被没收的风险，所以在做决定之前，我必须征求他们的同意。当我向他们描述我再次遭遇的错综复杂的境况时，他们并没有反悔。我也征求了法国驻波士顿副领事杰罗姆·亨利的意见，他表示极为惊讶。但所有人都鼓励我，让我还是动身回国。“我们可以让大使馆介入。”亨利向我承诺道。
我大约在9月16日动身，走前还须履行一个承诺。我的前狱友亚历克斯的听证会将于本月初在波士顿举行。我想没什么人会到场支援他，他见到我会高兴的。的确，现场就3个人：希腊驻美领事、他从雅典赶来的表兄，还有我。他进来时手被铐着，但给了我一个灿烂的笑容。听证会并不顺利，只持续了30分钟。检察官满脸怒容，因为我的朋友居然敢在法庭上藐视他。像所有被告一样，我的朋友朗读了一份事先准备好的认罪书，请求整个世界的宽恕。然而，判决已经尘埃落定：他被判处102个月的监禁，也就是八年半。比与他一同被起诉的组织里的头目杰克还多1年。亚历克斯心情沉重。如果他在狱中表现良好，则每年可减刑54天，因此2019年他就可以出狱。他冲我投来最后一个眼神，做出最后一个手势，便被带走了。再过1周，我就要动身回法国，而亚历克斯仍身处狱中。
事情就这样决定了，我终于要回法国了。我一想到上飞机前要再经过一系列检查，就感到十分紧张。我害怕他们又在最后关头把我抓起来。直到飞机起飞，我悬着的心才落了下来。
金钱帮我实现了这个愿望，美国检察官们松口了。与其他谈判一样，“美元能使鬼推磨”。最终，他们以提高保释金为条件允许我重回法国。我父亲的朋友迈克尔已经慷慨地用其私人房产为我做担保，这次又为我支付了20万美元的保释金。但是，我不能踏出欧洲一步（除非有法官许可），而且回到巴黎后，我还得每周给美国缓刑监督官发一封邮件。当然，我全盘接受了这些条件。我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
2014年9月17日，我抵达巴黎。距离我被逮捕已经过去493天。父亲来机场接我，我们归心似箭，飞奔回家。我刚好赶上两个小女儿放学的时间。她们在学校门口看到我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脑海里一直保存着这个画面。过了一段时间，我才逐渐习惯了正常生活的节奏，或者说找到了以往生活的节奏。但这再也不是我从前那种自然、简单、真实的生活了，再也不是。我需要重新规划，重新适应家庭生活的各种习惯，重新当好一名父亲与丈夫。这显然比预想的难得多。监狱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从此，我就是一名失业的父亲与丈夫。
我无法接受无限期滞留美国且无权工作、没有家人陪伴的事实。不，我不可能接受！不管霍斯金斯的案子进展到哪一步，我都要回家！这一次，我不想再听律师的絮叨，直接催促他们，尽快让我的保释期得以延长。
2014年10月2日，我在法国就业中心注册，这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