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一天一天地过去，我唯一的收获就是服刑隔离期终于结束了。我能够走出牢房，能够去公共大厅，能够使用电话，能够和其他犯人见面，能够去探索怀亚特看守所这个微型社会，去探索这里林林总总的丑恶，还有那偶然一现的人性光辉。有一个叫克里斯的犯人是一名真正的黑帮分子，他的“成绩单”令人震惊：持械抢劫银行20余次，定罪也是20余次。他57岁的人生中，有26年是在铁窗内生活！他有两个孩子：儿子26岁，但和他从来没有见过面；女儿是他老婆来监狱探视他的时候怀上的。他还有3个孙子，但是他不知道他们的长相。他对美国的监狱系统烂熟于心——他已经待过12所联邦监狱了。他还有一个苦恼阴魂不散，那就是律师。
幸运的是，克拉拉终于成功地从新加坡向我在看守所的食堂账户汇入了一笔钱，从此以后，我们就能通过电话讨论问题了。我也能向看守所的小卖部发出第一笔订单：牙刷、牙膏、剃须刀、剃须膏、棉签、几件换洗的衣服和内裤。
“法国佬，”他不停地跟我强调，“永远不要相信你的律师，大部分律师私底下都是为政府卖命的。尤其是永远不要向你的律师认罪，否则他就会强迫你和他做交易，如果你拒绝，他就会向检察官把你兜个底儿掉。还有，要当心其他犯人。犯人里有很多‘告密者’，他们听到一点儿风吹草动就会立马去报告，因为这能够减轻他们的刑罚。”
第二天，赵离开了我们。他被转移到加利福尼亚州的一所监狱，并将在那里服完剩余的刑期，这可不是个好消息。现在住在赵床位上的那个年轻的多米尼加人，几个小时里一直无精打采，躺在床垫上，眼睛睁得大大的，目光呆滞。他时不时大喊大叫地说疯话。很明显，他吸食的是高纯度可卡因，脑子已经坏了。这个11平方米的牢房里，气氛令人窒息。
克里斯随时随地都能看穿阴谋！他确信，斯坦身为前总检察长，不会是一位好律师，因为他善于理解美国司法部的意图，并且与之瓜葛太深。克里斯劝我更换辩护人，去找其他律师，比如他自己的律师。
她是把我当成弱智了吗？她认为我这样一个法国人，一个白领轻罪犯人，置身于一群冷酷无情的重罪犯人中间，还敢打破监狱里的“缄默法则”吗？她是想让我早点儿死吗？这一次，无论如何我都得说，我什么都没看见。然而，我的沉默没有干扰她。她的问题已经问完，任务完成，于是她毫无表情地把我打发走了。下一个目的地：厕所。一名狱警递给我们每人一个小玻璃瓶，我们要向里面排尿，而且是在他的眼皮底下尿。这项测试是为了检查我们是否偷偷服用了毒品。检查结果是阴性！我回到了牢房。咔嚓，门又被关上了，之后一整天门都是这样关着。我们没法用洗手池，也没法用厕所，这实在是太糟糕了。在全面搜查牢房的时候，水源是被切断的，目的是防止犯人把毒品或者其他物品扔进下水道。夜里我们得知，今天例行检查后，有3名犯人被关进了小黑牢。
“你不可能找到比他更好的律师了，他可做过‘地狱天使’的辩护律师！”
“您遭受过暴力对待吗？您目击过毒品或药品交易吗？您听到过什么传言吗？您见到过在押人员之间发生人身侵犯的行为吗？”
最糟糕的是，我被带进了他的思路，一整天都在考虑是否接受克里斯的建议。在最后一瞬间意识清醒的时候，我决定改变主意。至少我是这样感觉的。日后发生的事情会证明，克里斯说的是对的。我怎么这么倒霉，所有事情的发展都急转直下！
我禁不住神经质般地笑了。她是认真的吗？在怀亚特看守所，所有一切在我看来都不正常！现在狱警正在把牢房翻得底朝天，所以我想，此时此刻并不是向辅导员诉苦的时候，我最好还是保持沉默。她又机械地抛出了几个例行问题：
我感到自己被所有人抛弃了，除了我的家人。然而，出乎意料的是，昨天下午我居然接受了一次最为古怪的探视。“皮耶鲁齐！律师探视！”一名狱警喊道。这场和律师的会面，或者说是和集团管理层代表的会面，是在怀亚特看守所的一处单独的房间进行的，这是一种“接触式探视”。与之相反的是“非接触式探视”，那里有一道玻璃幕墙，将对话的双方隔开。穿过13道装甲安全门后，再接受一次全裸搜身，我走进房间，有一位年轻女士等着我：
“皮耶鲁齐先生，”她以十分低沉的语调问我，“我知道您被关在这里的时间不长，但是，您是否察觉到哪里不正常？”
“我是被法国驻美国波士顿领事馆派来的。原本法国领事想亲自前来与您会面，但是他在最后一刻被其他行程耽搁了。”
几秒钟后，十几个佩戴头盔、携带武器，就像我们在电视连续剧中看到的特种兵一样的黑衣人冲进了牢房。陪同他们检查的是看守所所长，以及簇拥着所长的两位助手。所有物品都要检查一遍：床垫、毯子、床单、枕套。所有地方都要检查，就连最隐蔽的角落也要被搜查，所有东西都被翻了个底朝天。随后，我们一个接一个地被赶进淋浴室，赤身裸体地接受搜身，之后才能返回牢房。紧接着，所有人都被逐一传唤，去和一位“辅导员”（相当于社工）单独谈话：
这位L女士身材纤细，年龄在40岁左右，举止优雅。但作为探监者，她看上去非常不自在。很明显，她被这里的环境吓着了，不过换作别人也会这样，或许她天性多愁善感，她居然忘记了谈话的重点。她没有询问我的状况，也没有问能给我提供什么帮助，而是讲起她自己的人生：她最后一次旅居印度尼西亚、在哪里邂逅伟大的爱情、儿子的不幸，甚至还讲到她在一家时尚餐厅点的最后一道菜！我听着她讲故事，听得头昏脑涨，不知道自己是应该勃然大怒，还是一言不发，任凭她在这样的场合下不合时宜地喋喋不休。可是为什么她会来见我？在会面结束前的那一刻，我才清楚了她的来意。她转身准备离开的时候，突然恢复了她的职业面孔：
刚说完这句话，就传来了狱警拍打房门的声音，仿佛特意为了证明刚才他们说的话是错的——不，我没有适应看守所的生活，尤其是适应不了怀亚特看守所。狱警命令我们迅速离开牢房，站到走廊里去。看守所要进行例行检查。
“皮耶鲁齐先生，最后一件事，请您不要再想着申请将您转送到法国监狱的事情了。在美国司法部宣布审判结束之前，他们是不会放您走的。事实上，美国司法部认为，法国在针对腐败行为的起诉上，实在过于宽松。”
“法国佬，你瞧，”他俩开心地说，“我们早就跟你说过，一个人最终什么都能适应，就算看守所也是一样！”
这就是她此次探视的目的。我完全听懂了她的意思。看来我只能独自一人摆脱困境，法国不会采取任何行动。几周后，探视人换成了杰罗姆·亨利——法国驻美国波士顿的副领事。和他的同事L女士相反，他看上去无拘无束。这位外交官办事脚踏实地，为人和蔼可亲。在我被拘留的日子里，他曾多次前来看望我，并确保我和家人之间能够保持联系。在我服刑的整个时期，他是少有的几个有能力的声援者之一，尽管他能周旋的余地极为有限。
被关押后，这是我第一次早起时不像以往那样疲惫——因为我终于能成功入睡了。我的两位狱友，信用卡造假犯赵和毒品贩梅森，都能证明我一整晚都在打呼噜！
回到眼下，与L女士这段“超现实”的会面结束后，我又回到了牢房。穿过那扇唯一的、狭窄的、枪眼形状的“窗户”，映入眼帘的首先是一道铁栅栏，几米开外是一排铁丝网，再远处又是一道铁栅栏，更远处便是一座山丘，有一只旱獭像雕塑一样卧在山顶上。我静静地观察着它。不知是因为这只旱獭的出现，还是因为那天清晨监狱笼罩在蓝天下，狱警特别准许我走出牢房，开始第一次在庭院里散步。气温15摄氏度，天气凉爽，天空一望无际。这是美国东海岸的春日清晨，是我的最爱。我独自一人在院子里漫步，还做了几次投篮动作，差点儿以为自己已经重获自由了。然而，我的脑海中依然充斥着无数个问题：我的父亲现在在做什么？我的小女儿拉斐拉找到阻止她掉头发的良药了吗？我的母亲在新加坡做些什么？克拉拉和4个孩子的日子过得怎么样？克拉拉能填好那堆申报表吗？还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