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转型经验和反思
所以在20世纪80年代，根据当时的新自由主义思潮形成了后来的所谓“华盛顿共识”，这个共识就认为，转型要成功，必须在这些国家推行市场化、私有化、宏观稳定化，而且这三化的改革必须同时到位才会有效果。如果市场放开了，产权不改革，结果会更糟。或者市场放开了，产权改革了，但宏观上不稳定，结果会更糟。
我们从1978年开始的这一次转型，没有按照当时国际上主流的看法。我们是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方式推行了双轨制渐进式改革。在转型时，给原来优先发展的国有企业提供了转型期的保护补贴，放开了一些过去被抑制的劳动力比较密集产业的准入，并积极因势利导其发展。开始的时候，我国基础设施很差，营商环境很不好，就设立了经济特区、加工出口区等，在园区里改善基础设施，实行一站式服务，创造局部有利条件来克服基础设施和营商环境的瓶颈限制。
价格要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还有一个前提，即价格必须稳定，如果出现了高通货膨胀，行为会被扭曲。假如一个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不断上涨，消费者就会去抢购，在价格低的时候就想多买一些，抢购的结果就是需求会大量增加。从生产者的角度来说，看到价格不断上涨，企业就会惜售，等三个月甚至半年以后再来卖，价格会更高。结果是价格上涨时需求大量增加，供给大量减少，价格就会陷入一个不断上涨的恶性循环中，所以，市场要有效配置资源，必须有稳定的价格。怎么样才有稳定价格？前提是政府的预算必须平衡。因为如果政府预算不平衡，有赤字，到最后这些赤字会货币化，也就是会增发货币。一增发货币就会出现通货膨胀，一出现通货膨胀，行为就会被扭曲。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时，国际上除了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必须把市场经济所必需的制度安排以“休克疗法”一次性建立到位转型才能成功的共识，还有一个共识，就是像中国推行的这种双轨制渐进式转型，同时有市场和政府在配置资源，是最糟糕的制度安排，导致的结果是经济效率会比原来的计划经济还低，问题还多。为什么是最糟糕的制度安排？因为同时有计划和市场，政府的计划价格低，市场的价格高，就会产生套利的空间，滋生腐败，并且导致收入差距扩大。这些现象在我国转型后确实出现了，20世纪80年代最时兴的一个行业叫作“倒爷”，1978年以前没有，1978年开始渐进式双轨改革以后，出现了靠倒卖政府计划物资、赚取计划价格和市场价格价差的行业。而且，倒爷为了得到这些低价的计划物资，就要利用各种关系去寻租，就会导致腐败，同时，带来了收入分配的问题。
不仅价格应该由市场决定，当时中国和其他转型中国家、发展中国家存在着大量的国有企业，当时的看法是，即使价格由市场决定，如果企业是国有的，价格也会失掉配置资源的功能，因为国有企业如果亏了本，国家会给补贴，如果赚了钱，要上交给国家。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使各种资源和要素的价格由市场决定，本来在市场经济中一个要素的价格上涨，企业应该节约使用，这样效率才能提高，可是对国有企业来说，要素价格上涨，亏损增加也没关系，反正政府会补贴，所以就不会随着要素价格上涨费心费力去节约。同样的道理，如果生产的产品价格增加，按照市场经济的逻辑，应该努力多生产，多赚利润。但是国有企业赚的利润都要上交给国家，因此，即使产品价格上涨，它们也不见得会努力多生产。所以，当时的看法是，要让市场价格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所有的国有企业都必须私有化，这个逻辑也非常清晰。
80年代时，主流学界反对中国双轨制渐进式改革的主要原因就是这些确实存在的问题，所以，只要我国经济发展的速度一放缓，所谓“中国崩溃论”的声音就会涌现。但是，我国过去40年不仅经济发展快速，而且是同期世界上唯一没有出现经济危机的国家。其他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则根据主流的“华盛顿共识”来转型，结果则是经济崩溃、停滞、危机不断。而且，我国出现的腐败、贫富差距问题，其他国家也有，且普遍比我国严重。世界银行和欧洲开发银行在苏联、东欧国家和拉丁美洲国家有大量的实证研究证明这一点。研究发现，在推行市场化、私有化、宏观稳定化以后，这些国家的平均增长率比转型之前的60年代、70年代慢，危机发生的频率更高，像腐败、收入差距扩大之类的问题，也比中国还严重。
20世纪80年代，国际上的主流思潮是新自由主义，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不好是因为政府对市场干预太多，造成各种扭曲，经济发展不好是由政府失灵造成的。从经验实证来看，政府主导的经济体系效率不如发达国家那样的市场经济体系。所以，转型的目标是向市场经济体系过渡。当时的主流思潮认为，要向市场经济体系过渡就必须建立起市场经济所必需的制度安排。市场经济体系需要哪些制度安排？市场的好处是能够有效配置资源。怎么样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价格必须由市场决定，在转型前各种价格主要由政府决定，因此，第一个建议就是这些国家必须价格市场化，由市场的供给和需求来决定价格，由价格来引导资源的配置。一个产品的价格升高，代表需求旺盛，资源就多配置到这个产品去增加生产以满足需求。反之，价格降低，就减少资源在这个产品上的配置。这个逻辑非常清晰。
主流经济学理论为何在帮助发展中国家改造上苍白无力
我国1978年年底在社会主义国家当中率先进行从计划经济体系向市场经济体系的转型。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包括苏联、东欧国家则先后在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开始转型，其他非社会主义的拉丁美洲、南亚、非洲发展中国家也在80年代、90年代从政府主导的进口替代经济向开放的市场经济转型。
有一个问题值得我国的经济学界思考。理论是为了帮助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为什么主流经济学理论在认识发展中国家、转型中国家的问题时很有力，但是，发展中国家按照这些理论来制定发展和转型政策时却屡屡失败？我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这些理论来自发达国家，以发达国家为参照系，忽视了发展中国家跟发达国家的差异是条件不同的内生结果。例如，发展中国家的产业通常是劳动密集型或自然资源密集型，生产力水平低，发达国家的产业集中在资本密集、技术先进的产业，生产力水平高。但是，这种产业结构的差异性是内生因素决定的。发达国家发展资本很密集、技术很先进的产业，是因为发达国家从工业革命以后经过两三百年的资本积累，资本相对丰富，因此，在这种资本密集型产业上面有比较优势。发展中国家的共同特性是什么？资本极端短缺，因此，在资本密集型产业上面没有比较优势。
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跟我们的情形一样，如果从工业体系来看都很先进，从生活水平来看都相当滞后。其他非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国家，包括拉丁美洲、南亚、非洲国家，在当时主流理论思潮的影响下，也是工业建设有成绩，但是生活水平没改善，并且经济出现了停滞，各种危机不断涌现。
一个国家若发展那些没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导致的结果必然是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这些产业中的企业没有自生能力，离开了保护补贴就活不了，例如发达国家的劳动密集型加工业和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就是这种情形。可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形成的主流发展理论没有认识到各个国家的产业结构是内生因素决定的，只看到发展中国家传统产业的生产力水平低，在没有改变导致内生结果的外生原因时，就去发展先进的资本密集型产业，这样拔苗助长的结果必然是失败的。
这种发展方式可以让一个发展中国家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迅速建立起一个现代化的工业体系。尤其我国在20世纪60年代的时候就可以试爆原子弹，70年代卫星就可以上天，这当然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绩。不过推行这种发展方式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总体成绩相当不好。从国内的情形来看，人民的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提高，到开始改革开放的1978年，我国的产业结构水平看起来非常高，非常先进，但是人均收入水平却非常低。经过新中国成立以后30年的努力，我国的人均收入水平连世界上最贫穷的非洲国家的三分之一都没有达到。
在转型时，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听起来也是非常有说服力的，只要有政府的干预扭曲，必然有资源的错误配置和寻租腐败等，但是，为什么按照那样的理论指导去进行转型，结果导致经济增长的速度比原来慢，危机发生的频率比原来更高呢？最主要的原因是新自由主义理论忽视了原来在转型之前的各种扭曲也是内生的。那些扭曲、干预、保护补贴为什么存在？因为转型前要优先发展的产业资本太密集，这种产业中的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没有自生能力，不给保护补贴就活不了。按照新自由主义的思想，要建立像发达国家那样有效的市场，必须同时推行市场化、私有化和宏观稳定化，政府财政预算必须平衡，也就是要把各种保护补贴一次性取消。取消的结果是，原来那些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就活不了，因此就会出现大量的企业破产，导致大量的失业，就会有社会不稳定、政治不稳定的问题，经济也就会崩溃。同时，资本密集型产业有不少跟国防安全有关系，如果不给予保护补贴，那些产业活不了，国防安全也就得不到保障。乌克兰就是这样，它原来可以生产核子弹、航空母舰、全世界最大的飞机，在20世纪90年代转型的时候，为了财政平衡，不给予保护补贴，只能把这些产业全都放弃了，结果怎么样？前几年俄罗斯把克里米亚拿回去，乌克兰一点办法也没有，东边和俄罗斯接壤的地方老是闹独立运动，它也一点办法都没有。
第一代发展经济学理论现在称为结构主义，主张发展中国家要民富国强，要赶上发达国家，就应该发展跟发达国家一样先进的现代化大工业。其理由是：要“民富”，希望收入水平跟发达国家一样高，就必须有跟发达国家一样高的劳动生产率，要跟发达国家有一样高的劳动生产率，就必须有跟发达国家一样先进的技术和产业；要“国强”，就必须有先进的军事装备，那些装备也是由先进的技术和产业生产的。然而事实上，发展中国家当时的产业都是传统的农业或依靠自然资源的产业，劳动生产力水平很低，所以收入水平也很低，国家也不强。因此结构主义建议发展中国家应该以发展现代、先进的产业作为发展的目标，这个目标其实跟我国20世纪50—60年代的“超英赶美”一样。但是，那些现代化的产业在发展中国家靠市场发展不起来，于是就被认为是市场失灵，建议发展中国家应该由政府直接动员资源、配置资源，以进口替代的方式发展现代化的产业。
当然，大部分的国家不会天真到把跟国防安全有关的产业都放弃，因此即使把原来的大型国有企业中跟国防安全有关的企业私有化，政府同样要继续给予保护补贴。而且，仔细分析，政府必然会给这些企业补贴，因为这些企业承担着国防安全的需要，我把它称为战略性政策负担。这种政策性负担到底是在产业国有的时候给的保护补贴多，还是在产业私有的时候给的保护补贴多？20世纪90年代我跟国内和国际上的许多经济学家争论，当时学界的主流看法是，之所以给这些企业补贴，是因为它们是国有的。我则认为是这些企业承担着国防安全的战略性负担，只要这个战略性负担还存在，就必须继续给补贴，不管它是国有还是私有。而且，从激励机制来分析，企业国有时厂长经理会说没有补贴企业活不了，厂长经理拿了补贴以后，中饱私囊很难避免，可是直接把钱放在自己口袋里是贪污，被抓到了会被判刑甚至会被枪毙，所以，他们只能偷偷摸摸，小打小闹，不敢明目张胆地做。但是企业变成私有以后，老板不会补贴国家，却会用同样的理由跟国家要保护补贴，国家也不能不给。但是跟国有企业不同的是什么？这些私有企业的老板从国家拿到的补贴越多，放在自己口袋里面的钱就越多。因此，他们会有更大的积极性去寻租，而且寻租的时候会怎么跟政府官员说呢？“反正你给我的钱也不是你自己的，而是国家的钱，为什么不多给一点？我们二一添作五，我在瑞士或者巴拿马设个银行账户，我们两个人共享。”
当时我们所学的苏联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跟那时世界主流的经济学理论有不少不谋而合的地方。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以后，凯恩斯主义成了西方宏观经济学的主流，强调市场失灵和政府对市场的干预，认为任何一个国家，经济要发展好必须靠政府克服市场配置资源的局限性。同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很多发展中国家摆脱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地位，在第一代领导人的带领下开始追求自己国家的现代化。应这个需要，西方主流经济学分出了一个新的子学科——发展经济学。
在20世纪90年代，我这些看法只是理论推论。现在则已经有大量的资料证明这一点，除了世界银行、欧洲开发银行，以及许多苏联及东欧、拉美国家学者的实证研究，两三年前在国际媒体上非常有名的“巴拿马文件”里面有大量记载，苏联、东欧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转型中，企业私有化以后，这种现象非常普遍。
在计划经济时代，我们学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原著和苏联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我们参考的经验主要是苏联的经验，它的目的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起一个完整的重工业体系。
主流的转型理论由于忽视了这种扭曲的内生性，虽然理论模型的逻辑很严谨，根据理论给出的建议很清楚，可是，按这些建议来转型的结果却比原来更糟。我国推行的双轨制渐进式转型，确实如主流理论所预测的那样出现了“倒爷”、寻租腐败和收入分配恶化的问题。但是，由于对原来违反比较优势、缺乏自身能力的企业继续给予转型期的保护补贴，所以维持了稳定，对于符合劳动密集型的产业放开准入，并且政府还积极因势利导，所以经济取得快速发展。这个快速发展带来了资本的快速积累，逐渐地，原来违反比较优势的产业变得符合比较优势，保护补贴的性质就从原来的雪中送炭变成锦上添花。锦上添花对维持稳定没帮助，却会导致寻租腐败和收入分配不均等社会政治问题，所以，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上起决定性作用，它的前提条件就是必须把双轨制时期遗留下来的保护措施都取消掉。
过去这70年，我国经济发展从大的方面来讲，可分成两个阶段：一是从1949年到1978年，当时我们推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二是从1978年年底实行改革开放到现在，建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
未来理论创新的必要性和方向
中国过去70年的经济发展和国际主流思路
现在的主流经济学理论来自发达国家，一般总结于发达国家的现象和经验，为了理论模型的简化和易于处理，经常采用单部门模型，整个经济只有一个部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这种理论模型中只有量的差异，没有质的区别，或者没有结构内生性的概念。于是，这些理论以发达国家的产业、技术、制度等结构作为最优的结构，任何和发达国家结构的差异都被认为是扭曲。由于没有结构内生性的概念，也就不会有扭曲内生性的想法。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我想从过去70年来我国经济的发展反思现代经济学理论，并且对现代经济学理论自主创新的必要性和方向谈几点粗浅的看法。
这种只看一个部门以及忽视结构差异内生性的主流经济学理论除了在上述发展和转型问题的讨论上，也在经济运行上经常会误导发展中国家，例如2018年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罗默提出的内生增长理论。发达国家的技术在世界最前沿，因此它的技术创新就必须自主发明。自主发明导致的结果是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因为全要素生产率衡量的是自己发明的技术所带来的生产力的改进。自己要发明技术，通常有两个要素投入，一个是资本，一个是人力资本。发达国家的资本是相对丰富的，没有瓶颈限制，因此，内生增长理论模型通常不仅是某一个部门的模型，而且，部门中只有一个生产要素，即人力资本。按照内生增长理论，一个国家经济增长最重要、最根本的决定因素就是人力资本的不断提高，并且是全要素生产率越高越好。
从70年发展看经济学理论创新[2]
这种理论在发达国家也许适用，但是如果拿到发展中国家来，并不适用。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跟世界前沿的技术还有很大的差距，技术创新可以有两个来源，一个是自己发明技术，一个是引进技术，消化吸收再创新。到底哪种技术创新的方式比较好，就要看哪种方式成本较低，风险较小。从实证经验知道可以引进技术时，引进技术的成本比较低，风险也比较小，技术一般是内化在设备上，引进技术一般需要购买新设备，会计入资本投入，在增长核算时技术进步就不会在剩余项出现，但是，它的成本比较低，经济增长可以更快。到底是经济增长快好，还是剩余项大好？当然是经济增长快好。引进技术也需要人力资本，却跟自己发明技术时所需要的人力资本不完全一样，因此，教育的内容和水平也不应该完全一样，但是在单部门的增长模型里面就很难讨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促进经济的机制和条件有什么不同，因为这样很容易让发展中国家的学者和政府决策者去追求和发达国家同样的全要素生产率，以及在物质资本有限的条件下单方面追求人力资本的提高。
总体来讲，进入十九大提出的新时代，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为了让中国强大起来，并且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必须进行各种方式的创新。在创新过程当中，必须根据不同类型产业的特性来采取不同方式。金融要服务于实体经济，也必须根据不同产业的发展跟创新的方式，以合适的金融安排来支持。在创新的过程中，还要关注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若能如此，相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以及让中国强起来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
上述情形在现有的主流理论里比比皆是，例如金融对现代经济运行至关重要，教科书里讨论的金融制度安排一般都是发达国家适用的制度安排，如股票市场、大银行、风险资本、公司债。这种制度安排适合于发达国家资本很密集、技术很先进的产业，生产活动和技术创新需要大量资本投入，风险非常大。可是，发展中国家70%~80%的生产活动集中在小型的农户和微型、小型、中型的制造业和服务业。生产用的技术一般是相对成熟的技术，生产的产品也是相对成熟的产品，需要的资本规模非常小，风险主要集中在经营者的能力和信用问题，如果按照主流金融经济学的教科书引进所谓现代的股市、风险资本、大银行、公司债务等，就会使实体经济的特性跟金融安排的特性不配套，金融没有办法服务于实体经济。
至于国防安全跟战略型新兴产业，由于还不具备比较优势，研发需要政府的资金支持，支持的方式主要是财政直接补贴，国家可以设立基金以补贴研发或者通过财政进行采购。
总之，现在的主流经济学一般把发达国家的结构作为外生的、给定的最优结构，导致的结果就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结构主义，把发达国家的产业作为要发展的目标。八九十年代转型的时候，许多发展中国家把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制度结构当作最优结构，忽视了扭曲的内生性，直接把转型的目标作为转型的手段，导致的结果就是前面讲的，出发点非常好，效果非常差。以主流的现代经济学理论作为经济运行方方面面的指导原则，也同样会忽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结构特性的差异而不适用。现代经济学的理论要在发展中国家发挥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作用，就要在理论中反映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结构性差异和扭曲的内生性，并了解这些内生性对经济发展、转型和运行的影响。
对必须以自主研发为主要创新方式的领先型、弯道超车型产业创新来说，资金的来源也不一样。领先型产业里的企业通常相当成熟，资金需求主要靠股票市场的融资方式。对转进型企业来说，开发新产品或者渠道管理、质量管理，资金需求主要是以银行支持为主。弯道超车型产业需要自主创新，此类产业会更多依靠天使资本、风险资本等能够分散风险的金融方式。
新理论需立足于认清内生现象
创新需要资本的投入，因此创新需与金融结合。追赶型产业的创新方式是以引进为主，它所需要的金融支持以银行贷款或者发债方式为主，银行还分大小银行，取决于产业里企业规模和资金需求的大小。如果是大企业，追赶的时候首先由银行来支持，包括并购等手段。如果是小企业，一些中小银行即可满足。
新的理论来自新的现象，中国过去70年的发展是理论创新的金矿。比较而言，前30年中国跟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或其他发展中国家没有多大的差异，走的道路也是当时的主流道路，但是过去这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走了自己的道路，创造了人类经济史上不曾有过的奇迹。奇迹就是不能用现有的理论解释的现象，如果用现有的理论来看中国，到处是问题，因此只要中国经济增长稍微慢一点，在国际学界、舆论界就会出现“中国崩溃论”，但是实际上中国不仅没有崩溃，还一直维持着稳定、快速发展。
创新和金融
以中国的改革与发展经验作为理论创新的来源，最重要的是必须了解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跟发达国家的结构性差异是什么因素造成的。我们作为一个转型中国家，有很多扭曲，这些扭曲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也就是说，这些差异和扭曲都是有原因的，都是内生的。经济学家知道，要成功改变一个内生现象，就必须先改变这些内生现象背后的决定因素，所以，只有把握住一个现象内生性的理论才能帮助人们达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两个目标的统一。这也是为什么这些年我在北大推动新结构经济学研究，倡导以现代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一个经济体的结构及结构变迁的决定因素和影响，推动我国的自主理论创新。在总结中国的发展和转型经验以进行理论创新上，我国的经济学家有“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优势，我非常期盼大家一起抓住这个机遇，把结构和其内生性引进现代经济学，对理论的发展做出创新性的贡献，让我们的理论不仅能够帮助我们认识世界，而且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改造世界。
在创新的过程当中，还要考虑到一些新的平台技术，例如智能的生产方式以及互联网提供的机会，绿色的技术必须贯穿整个过程。这样才能实现五大发展理念所要求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目标。
中国经济学家要有更大的格局[3]
把中国现有的产业分成这五类，创新的方式各有特色。追赶型的创新主要是以引进、消化、吸收为主。领先型、弯道超车型跟国防安全及战略新兴产业的创新主要靠自主研发。转进型产业的创新方式，可以是进入附加价值高的微笑曲线两端，包括经营品牌、产品设计、营销渠道管理等，需要产品研发或管理方式的创新；也可以是把失掉比较优势的生产部分转移到国内或者海外工资水平比较低的地方去，这则需要根据产地的情况进行管理创新。不同的产业应该用不同的创新方式，这样才能够得到最高的效率。
1978年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按照世界银行的指标，我国的人均GDP是156美元，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20年前，我国的人均GDP只有850美元，还是低收入国家。2017年我国的人均GDP约8836美元，成为中等偏上收入的国家。之所以能够取得这样亮眼的成绩，主要是靠党中央、国务院的英明决策，推动改革开放，靠全国人民努力奋斗。但在此过程中，经济学家也贡献了智慧。
对于有些战略型新兴产业，虽然不见得跟国防安全有关，研发的时间也相当长，金融物质资本的投入也相当多，照理说中国还不具备比较优势，但是如果一个新的产业方向已经非常明确，中国因不具备比较优势而放弃这方面的研发，会导致战略制高点被发达国家占领，中国未来想进入这个产业，很多技术都无法引进或需要很高的成本来引进。所以，这些产业即使现在不具有比较优势，从长期来看，现在不投入，未来再进入的成本跟风险也会太大。
过去40年的成绩很亮眼，不过当前经济运行当中也存在不少问题，包括收入分配的问题、腐败的问题、环境的问题等等。在把中国建设成社会主义强国的过程中，怎样克服体制性问题，抓住时代提供的机遇，继续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这还需要经济学家深入研究问题，出谋划策。
最后一个类型是国防安全和战略型新兴产业，这类产业的创新方式跟弯道超车型产业的方式正好相反，它虽然也需要高的人力资本，但研发周期特别长，需要10年甚至20年，也需要大量的金融跟物质资本投入。如果单纯从当前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看，中国在这方面还不具有比较优势，但是有些国防安全产品无法从国外购入，没有它就没有国防安全。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也要支持它的发展。
中国经济学家要做政策研究，也要进行理论创新
第四种是弯道超车型产业。这类产业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发主要以人力资本投入为主，产品和技术的研发周期短。中国作为中等偏上收入的国家，人力资本目前跟发达国家比差距并不大。中国跟发达国家的差距主要在于金融、物质资本的积累，发达国家已经进行了两三百年，中国是改革开放以后才快速积累，存在差距。如果一个产业新产品、新技术的发明创造主要是以人力资本投入为主，从要素禀赋的结构来看的话，中国跟发达国家并没有明显的比较劣势。对这类短周期、以人力资本投入为主、金融投入相对少的产业来说，中国可以跟发达国家直接竞争，进行弯道超车，而且中国在这方面还有相当大的优势。中国人多，人才多，并且拥有巨大的国内市场，新发明、新创造出来的产品或技术在国内可以马上获得很大的市场。如果这个产品有硬件的需要，中国又是各种部件配套最齐全的国家，所以中国在弯道超车型产业上的创新也具备比较优势。
在我们的改革过程当中，经常出现这种情况，即有些出发点非常好的改革措施，从理论上讲也非常清楚，但推行的结果却常常跟原来的愿望相左，甚至把问题搞得更复杂。
第三种为转进型产业，是指过去中国领先，但由于中国比较优势的变化而领先地位不复存在的产业。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形呢？不可否认，在改革开放的过程当中，我们总是以发达国家现有的理论和经验来看问题，希望用那些理论和经验作为本国改革发展的参照。
第二种为领先型产业，是指中国在该产业的技术已经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包括家电产业（如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及高铁等。中国已经处于世界最先进的水平。
但是我们知道，理论的适用性是有前提条件的，经验的适用性也是有前提条件的。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的前提条件当然跟发达国家不一样，跟完善的、完整的理论模型不一样。以那样的理论作为参照，就可能会出现“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问题。
第一种为追赶型产业，不仅中国自己有，比中国发达的国家也有，比如装备制造业。中国是世界装备制造业大国，德国也是世界装备制造业大国。同样功能的装备，中国制造的价值100万美元，但由德国来生产的话，可能达500万美元。所以，中国还处于追赶阶段。
经济学家需要深入了解中国的经济现实，从中国的经济现象中了解问题存在的原因、解决问题可以动员的资源、推动改革前进的动力何在等，提出新的理论。这样的理论能够更好地让我们了解，过去40年的转型为什么在取得这些成绩的同时还存在这么多问题，怎么才能真正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使我们的理论能够在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上得到统一。
新结构经济学把目前处于中等偏上收入的中国的产业分成五种类型。
现在经济学的理论在发展中国家运用普遍出现的现象是，在认识世界方面好像很有力量，但在改造世界方面苍白无力。作为中国的经济学家，我们所经历的这场改革开放是人类经济史上一个难得的社会实验，从这场实验当中，我们要自己来总结经验，提出新的理论。这也是习近平在2016年5月17日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会议上讲的：“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我们不能辜负了这个时代。”中国经济学家不能辜负这个时代，在政策研究的过程中，也要进行理论创新。
从经济学家的视角来看，创新包括在未来生产中所用的技术比现在的技术好，或者是进入的产业的附加价值比现在的高，即产业升级。前者有两种方式可以实现：如果现有的技术已经在世界最前沿，技术创新等于技术发明；如果现有技术跟世界技术前沿有差距，创新除了自己发明之外，还可以通过引进、消化、吸收来实现。就后者而言，如果现有的产业已经处在世界最前沿，产业升级必须通过发明新产品、新产业来实现。但如果现有的产业附加价值跟世界前沿的产业附加价值还有差距，在产业升级的时候，也可以通过引进、消化、吸收的方式来实现。
中国经济学家不仅要关心中国的事，也要关心世界的事
五大类型的产业和创新
中国的崛起、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到底能不能被世界接受，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的发展是不是给其他国家带来共同发展的机遇。这方面我们不仅要做，也要会说，要讲好中国故事。
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当中，解决不平衡问题的主要方式是进行深化改革，补短板则需要进一步发展。发展的过程应该按照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所讲的五大发展理念，即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个方面来推进。这五个方面，又可分成手段跟目标。从手段来讲是创新，以提高生产力水平。从目标来讲，创新之后要生产，供给和需求之间要协调，以避免过高的产能和库存，同时，必须符合绿色标准才能够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希望，也必须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种市场和两种资源在开放经济下来实现，最后，发展的成果需要让所有的国民共享。
中国现在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国，到2025年左右将成为高收入国家，那时，我们对世界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就应该负起更大的责任。
我们从新的“五大发展理念”来分析在十九大以后中国的发展。首先，发展要以人为本，最主要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如何才能够满足这个需要？总体来讲，要发展生产力，在发展生产力的过程中则必须克服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克服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主要举措。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包含五个方面：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主要解决不平衡的问题，产能不平衡表现在各产业的供给能力跟需求水平之间的不平衡，必须根据需求的水平来调整供给侧的生产能力，这是去产能方面。去库存方面，主要表现在生产出来的产品跟市场的需求之间不平衡，产品生产过多，市场需求不足，就产生了库存，会造成浪费，所以要去库存。去杠杆主要表现在金融跟实体经济之间的不平衡，造成了杠杆率太高，积累了金融风险，所以要去杠杆。降成本主要是企业经营跟行政管理之间的不平衡，造成了企业的经营费用太高，所以要降低行政管理造成的高成本。补短板，要解决的则是发展不充分的问题，把短板补齐，以满足需求并提高生产力水平。
根据我的统计，二战以来，发达国家给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援助超过了3万亿美元，但是这些被援助的国家真正能从低收入水平进入中等收入水平的非常少，能够从中等收入水平进入高收入水平的就更少。我认为，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中国人讲的“思路决定出路”。因为发达国家在给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的时候，通常是根据发达国家自己的理论、思路、经验来做的，尽管出发点可能非常好，但效果却不尽如人意。
五大发展理念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中国成为世界上的发达国家后，就要对世界上的其他国家承担更大的责任，我认为应该提出自己的理论。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经济发展是一个结构不断变迁的过程，从农业到制造业到服务业，从低收入水平到高收入水平。在这个转变过程中，从二战以来的经验看，少数几个发展成功的经济体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抓住了劳动密集型产业国际转移的窗口机遇期，从农业社会变成现代工业社会。
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十九大报告把中国从现在到2050年的发展分成几个阶段：现在到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从2020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2035年到2050年，把中国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为了实现这一宏伟蓝图，十九大确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包含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各个方面，主要体现在十八大以来，习近平论述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以及“五大发展理念”。
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以及过去多年来的中非合作发展，强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强调产能合作，确实可以给世界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繁荣带来一个历史上难得的机遇期。但是，它们要怎么抓住这个机遇期，我们的经济学家可以提供一些理论指导，改变它们的发展思路。
按照我的理解，新时代有两个方面的含义：第一，中国的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落后生产力的矛盾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的矛盾；第二，中国从过去的站起来、富起来进入现在强起来的时代，并且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接近、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作为中国经济学家，应开展“本土化、规范化、国际化”研究。一方面，我们要继续贡献自己的智慧，推动中国改革开放持续深化，让我国经济能够继续乘风破浪往前进；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提出新的理论，让改革发展更顺利地进行，并且以我们的理论、我们的思路以及我们的发展来帮助世界上其他发展中国家发展，而其他发展中国家发展起来后，也同样能为发达国家创造机会，实现百花齐放春满园。
新时代的内涵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1] 本文根据作者2017年11月17日在广州国际金融论坛年会“十九大后中国新发展理论解读”全体会上的发言整理，经作者审订。
中共十九大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会议，明确指出中国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2] 本文为作者2019年3月23日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新）成立大会暨中国经济学70年演进与发展学术研讨会上的主旨演讲，原标题为“从我国70年发展谈现代经济学理论自主创新的必要和方向”，经整理与审订。
十九大后中国新发展理念解读[1]
[3] 本文原载于2018年10月29日《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