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上所述，在18世纪之前，在一个技术创新主要来自农民和手工业者经验积累的社会里，拥有庞大人口的中国享有优势。而当技术进步的范式从经验积累转变为以科学为基础的实验之后，中国开始迅速落后。尽管科举制度和儒家思想有助于中国维持社会和政治的稳定与大一统，却阻碍了中国技术创新范式的转变，因此，中国无法自发产生一场工业革命。在经历由此产生的挫败之后，中国比西方国家落后，意味着中国在经济追赶上存在后来者优势。然而，在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前，中国与绝大多数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没有找到利用后来者优势以加速经济发展的方式。只有在1978年之后，中国才走上正确的轨道。但是，传统的资本密集型重工业内存在大量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中国也仅能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方式推动双轨制来进行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这种务实的方式不仅使中国维持了经济社会稳定，也带来了强劲的经济发展。如果中国能继续保持这种开放、务实的做法，我认为中国能在未来继续保持较为快速的经济发展，追赶上发达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
从现在起，到2028年，中国仍有多年年均8%的增长潜力。但是，潜力仅仅是一种可能性。为了将这种可能变为现实，中国需要在内深化改革，把双轨制遗留下来的各种扭曲消除掉，也需要看全球经济的外部环境，后者并非中国自己能掌控。2008年美国的次贷危机爆发之后，全球经济发展缓慢，并有可能长期增长低迷。但是，只要中国继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利用国内的有利条件，致力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有信心，中国会在今后的10年内保持至少6%的增长率。6%的增长率意味着什么？2016年，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的经济规模占世界经济的18.6%，按市场汇率计算也占有14.9%。6%的增长率意味着中国每年都会向世界经济贡献约1%的增长率。现在世界经济的增长率约为3%，中国每年会贡献世界经济增长率的30%左右。在接下来的10年内，中国依旧会是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
我们也能从中国的发展中总结出一些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有用的经验教训。所有发展中国家都有成为高收入国家的抱负。我就职于世界银行时，走访世界各国，发现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普遍有着与中国领导人一样的抱负，他们也试图推动自己国家的现代化、工业化，但却用错了方法。他们总是将高收入国家作为参照系，并步步照搬高收入国家的理论、思路和做法，尽管付出了很多努力，结果却不尽如人意。所以，我提倡新结构经济学，主张发展中国家应该基于自己现在有什么，也就是在每一个时点给定的要素禀赋，根据自己现在能做好什么，也就是比较优势，然后在政府积极有为的因势利导下，帮助企业在市场经济中把能做好的做大做强。低收入国家拥有大量的劳动力和自然资源，但缺乏资本，它们应发展与自身比较优势相适应的产业。这些国家应该在政府的因势利导下，将产业的潜在比较优势转变为国家的竞争优势。在进行经济转型以消除过去不当政策造成的各种扭曲时，政府也要通过务实的方式维持政治和社会的稳定。如果发展中国家能做到这几点，它们就能有效利用后来者优势，维持数十年年均8%甚至10%的高速经济增长，从低收入国家发展成中等收入甚至高收入国家。发展中国家这样的高速增长对高收入国家也有利。不仅能够给发达国家创造巨大的国外市场，而且，发展中国家的人能够在本国找到工作，就不会像当今的欧洲、美洲一样，存在大量来自非洲和其他低收入国家的非法移民，也有利于发达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稳定。
中国是否还有快速增长的潜力？根据前述分析，这取决于中国与高收入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有多大。如何衡量技术差距？我认为最好的方法是观察人均GDP的差距。因为人均GDP代表了一个国家的平均劳动生产率，它反映了技术的平均水平。据安格斯·麦迪森发表的到2008年为止的历史统计数据，以购买力平价为衡量标准，2008年中国的人均GDP是美国的21%。这与1951年的日本、1967年的新加坡、1975年的中国台湾、1977年的韩国相同。这四个东亚经济体都属于前面提到的二战以后13个实现了长达25年或更长、年均7%或更高增长率的经济体。这四个东亚经济体在人均GDP为美国的21%的基础上，利用后来者优势取得了持续20年8%~9%的年均增长率，那就意味着从后来者优势的视角看，中国从2008年开始有20年年均增长8%的潜力。
中国经济增长动力何来[2]
中国是否还有快速增长的潜力
“中国经济动力何来”这个题目被提出是因为自1978年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持续高速增长。40年前，中国是全球第三贫穷的国家。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1978年，中国人均GDP只有156美元，比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国家平均数的三分之一还低。但是从1978年开始，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资本密集型产业违反比较优势，企业缺乏自生能力，对其进行保护补贴属于雪中送炭，对维持经济稳定至关重要，属于实事求是的做法。但是，在维持了将近40年9.6%的年均GDP增长率之后，中国已从低收入国家发展成为中等偏高收入的国家。2016年，中国的人均GDP为8100美元，资本在中国已经从相对短缺变为相对丰富，原来的大型资本密集型产业已经成为中国的比较优势，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具备自生能力。这些企业只要管理得当，就应该能获得市场上可以接受的利润率。保护补助的性质就从“雪中送炭”变为“锦上添花”。过去，政府的保护补贴必不可少，而如今这成为一种特权。当然，对企业来说，它们希望得到这种特权。但是，对社会来说，这意味着需要为它们付出政治和社会代价。改革应该与时俱进，需要把双轨制遗留下来的为了保护补贴资本密集型企业而采取的各种对市场的干预扭曲措施取消掉。2013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全面深化改革，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个决定意味着，中国到了取消所有扭曲的时候。只要中国能做到这点，就能以釜底抽薪的方式铲除贪污腐败和收入不平等的根源，并最终建立起运作良好的市场经济体制。
1978年到2017年间，中国GDP年均增长率达到9.5%。一个人口庞大的贫穷国家以如此高的速度，取得持续这么长时间的经济增长，这在人类历史上不曾有过。凭借这样的增长速度，2017年中国的人均GDP超过8800美元。这40年间，超过7亿人口脱离了贫困。
中国实行双轨制渐进式转型的代价就是贪污腐败与收入不平等。由于传统的资本密集型企业需要政府保护补贴，这种保护补贴产生了经济租金，导致了寻租腐败，也导致穷人补贴富人。举个例子，传统部门为资本密集型产业，对它们来说，资本成本最为重要。转型之初，中国是资本匮乏的经济体，政府如何补贴这些产业？其中一种资助的方式是利用大型银行和股市将廉价资金配置给资本密集型企业。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这些企业不仅能够得到大量资本，也能享受被政府人为调低的利率和股市融资成本。一开始，所有企业均为国有，而在双轨制下，很多私营企业在新的部门下快速发展。到如今，很多企业的规模已经很大。而规模大了以后，企业就能从银行获得贷款，也能从股票市场融资。这些大企业为富人所有，得到的资金来自普通农户、家庭和中小型企业的储蓄，而这些资金拥有者无法从大银行或股票市场获得融资。他们将储蓄投入金融体系，得到的银行利息和股市的回报被人为压低，以补贴拥有大企业的富人。让穷人去补贴富人，这当然会加剧收入不平等。与此同时，为了获得这些贷款和上市，这些大企业就会去贿赂有权决定谁能贷款或上市的政府官员，这成为腐败广泛存在的原因。这只是其中一个例子，其他还有资源税费的扭曲，电信、电力、金融部门的垄断和由垄断产生的垄断利润以及由此产生的寻租等。
展望未来，到2025年，中国人均GDP很可能达到12700美元，成为二战以来，继中国台湾和韩国之后，第三个由低收入转型成为高收入的经济体。
中国为经济快速增长付出的代价
究竟是什么驱动了过去40年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
现在我想说的是，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国际上的主流观点认为一个国家如果想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就必须采用“休克疗法”，并且认为双轨制是最糟糕的转型方式。事后看来，原来被认为最好的方式成为最差的方式，最差的方式却成为最佳的方式。
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我对此有如下解释：中国人民为自身生活的改善而进行的不懈努力，企业家为赢利、展现企业家精神抓住各种获利的机遇，以及中国各级政府官员“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在其任期内为繁荣做出的努力，无疑都是动力。不过，这些动力在1978年之前也有，并且在其他国家也同样存在。
那么，中国是如何在转型期维持了稳定并取得了快速增长？中国采用了不同的转型策略：双轨制渐进式转型。中国采取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给传统的资本密集型重点工业中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提供转型期保护补贴，并放开符合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准入。起初，中国的基础建设十分落后，符合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要在国际市场中取得竞争优势，具有完善的基础设施十分重要。可是，要同时在全国把基础设施建设好是不可能的。所以，中国设立经济特区、工业园区，在这些区域内把基础设施建设好。一开始，中国存在大量的扭曲，营商环境十分糟糕，政府就在经济特区、工业园区里推行一站式服务。如果看世界银行的营商指标，中国营商环境在世界上的排名靠后，但是，对在经济特区和工业园区内投资、经营的企业而言，中国的营商环境则在世界排名中位于前列。在这种渐进的双轨制改革下，中国维持了稳定，并有效利用了后来者优势，取得了强劲的经济发展。这就是不同的转型策略带来的不同转型表现。
在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任上，我去过非洲、拉丁美洲、中亚、南亚等许多国家。那里的人民也有着同样的意愿和渴望，企业家和社会精英也有着同样的聪明才智和追求，那里的政府也同样想促进国家的繁荣。所以，我觉得真正有意义的问题，不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何在，而是什么造就了中国40年间的迅猛发展。
发展中国家在八九十年代的经济表现比六七十年代更为糟糕，经济的年平均增长率更低，危机的发生频率也变得更高。所以，一些经济学家将20世纪八九十年代称为发展中国家“迷失的二十年”。为什么会造成这种结果？因为新自由主义没有认识到政府对市场的干预扭曲是为了保护资本密集型产业内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如果把所有的保护补贴取消，这些企业无法存活，只能破产。如果政府听任企业破产，就会导致大规模失业和不稳定的社会与政治局面。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发展经济？而且，有些资本密集型的先进产业与军事和国防息息相关，即使在企业私有化以后，为了国防安全，例如当今的俄罗斯，政府也不会允许此类企业破产。所以，私有化之后，政府会继续保护补贴这些企业。当这些企业归国家所有时，企业管理人是政府雇员，他们会对政府说：“没有保护补贴，我们活不了。”有了政府的保护补贴之后，如果把钱放到自己的口袋里，那就成了贪污犯罪，顶多只能小打小闹偷偷摸摸做。在企业私有化之后，他们会更有动机向政府要保护补贴，他们从政府那里拿的补贴越多，把钱放进自己的口袋就越成了合法的、天经地义的事。为了获得补贴，他们会游说政府官员：“你们给我的补贴，并不是你们自己的钱，这是国家的钱，为何不多给我一些，我们二一添作五，我在瑞士给你设个账户，把钱分给你？”这就是发生在俄罗斯和很多东欧国家的情况，寻租腐败的现象比转型前严重，生产效率比转型前低。新自由主义的出发点是好的，但带来的结果却是经济的崩溃、停滞、危机不断。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觉得有必要介绍一下我正在倡导的经济发展理论，那就是新结构经济学。在我看来，经济发展无疑意味着收入的持续增长。为了实现这一点，则需要持续的结构变迁，包括提高劳动生产率水平的技术和产业不断创新和升级，以及降低交易费用的软硬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只有这样，工人和农民的生产力和收入水平才会不断提高，生活才能不断改善。
在八九十年代，中国开始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其他发展中国家也都在向市场经济转型。但是，它们的转型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当时盛行的英国撒切尔主义、美国里根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影响。那时的主流观点认为，发展中国家经济表现差的原因是政府过度干预经济。它们没有高收入国家所具备的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和受保护的产权。所以，为建设完备的市场经济体制，提升经济表现，当时提出的建议是采取激进的“休克疗法”，同时推行私有化、自由化、市场化、财政稳定化来取消政府对市场的各种干预扭曲，以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很多国家遵循这种转型策略，但造成的结果却是经济发展的崩溃、停滞和频繁的危机。
这个结构性变迁需要企业家在市场竞争中发现新的获利增长点，并冒风险来创新新技术、发展新产业。同时，政府的作用也十分必要。政府要给予先行的企业家必要的激励，并完善新产业所需的软硬基础设施以降低交易费用，使新产业得以变为市场中的竞争优势。
但是，这个分析又引出了另一个难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所有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都遵循了斯大林主义资本密集型发展模式。非社会主义阵营，比如拉美、南亚和非洲国家也都在它们的第一代政治领导人的带领下，摆脱殖民地、半殖民地地位，也都有着将本国塑造为现代化、工业化高收入国家的梦想。所以，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不论什么社会性质的国家，都采用政府直接动员资源、配置资源的方式，在农业经济的基础上发展大规模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它们同样没能利用后来者优势，也因为低效的政府干预，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不断拉大。
所以在我看来，经济增长是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有机结合，发挥各自应有作用的结果。这个公式不仅对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适用，对高收入国家也适用，比如美国和欧洲国家。有一点不同的是，高收入国家的技术和产业已经在世界的最前沿，开发新技术，创造新产业，需要自己发明，投入很大，风险也很大。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技术和产业水平低，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可以借鉴先行的发达国家已经成熟的技术和产业，成本和风险较低，从而有可能比发达国家更加快速地发展。二战以后，世界上有13个经济体找到利用这个潜能的秘密，取得年均增速7%以上、持续25年甚至更长时间的经济发展。1978年以后的中国就是其中之一。
为何其他转型中国家出现经济崩溃、停滞、危机不断
所以，中国过去40年改革开放的成就源于多方面的因素，后来者优势是其中十分重要的一个因素。
1978年，中国改变了发展策略，开始发展符合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并在政府的因势利导下形成了竞争优势，占领了国内国际市场，积累了资本，比较优势发生变化，在产业和技术升级中利用了后来者优势，因此，经济才迅速发展起来。
现在中国已经是一个中等偏上收入的国家，未来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在哪里呢？中国有不少产业已经站在世界前沿。这类产业和发达国家的产业一样，发展所需的新技术、新产品来自自主研究和开发。不过，中国2017年的人均GDP超过8800美元，而美国则是约6万美元，代表在许多领域中国的产业和技术与美国等发达国家还有很大的差距，在未来不仅要以自主创新作为发展的驱动力，同时也还可以通过借鉴学习，以及在科技方面的追随来推动经济发展。
自从中国在鸦片战争中战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已经成为中国的主旋律。1949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取得政治独立。当时的民族抱负是尽快追赶发达国家。中国政府当时的策略是“超英赶美”。这种发展导向意味着中国想要立即建设英国、美国当时拥有的那种先进的资本密集型大产业。但是，这些先进的产业都有专利保护，想要引进必须得付出高额的专利费。实际上，因为那些产业与国防安全有关，即使想支付专利费，发达国家也不会给。所以中国想要发展这样的产业，就必须自己发明，因而放弃了后来者优势。当时的中国是一个贫穷的、资本极端短缺的农业国家，在资本密集型产业上没有比较优势。资本密集型产业最重要的成本是资本，在资本短缺的中国，投资成本会比资本丰富的发达国家高出很多，这些产业内的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缺乏自生能力，因此在发展中国家无法靠市场的力量自发发展起来，政府需要直接动员资源、配置资源，并且靠对市场的干预和扭曲给予各种保护补贴才能把这样的产业建立起来。然而，政府对市场的干预扭曲必然导致各种资源的错误配置，所以，即使这种发展方式让中国能够在20世纪60年代试爆原子弹、70年代发射人造卫星，中国整体的发展效率依然很低。1949年到1978年，中国经济占世界总量的百分比仅仅从4.2%增长到4.9%。
因此，中国是有潜力比发达国家发展快，迈过中等收入，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这个潜力有多大？我在前一篇文章中分析过，利用国内有利的增长条件，从现在到2030年，中国很有可能取得6%甚至更高的增长率，届时中国就是按市场汇率计算也将会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每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将达30%，甚至更多。
在1978年之前，后来者优势已经存在百年之久。英国工业革命之后，这种差距就一直存在并逐渐增大。在18世纪初，中国的GDP仍占世界GDP总量的三分之一。而到1949年，这个比例跌至4.2%，意味着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增大，到1978年时也只有4.9%。后来者优势应该一直存在，但为什么中国在1978年之前没能从中获利？我的答案也很简单，那是因为中国主动放弃了这种优势。
当中国成为高收入国家，又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时，对世界也将负有更大的责任，中国在发展自身时，也需要助力其他国家的发展。
为何中国在1978年之前发展缓慢
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我认为经济增长的动力，每个国家其实大同小异。人们都想过上更好的生活，企业家都想实现其才能，创造更多财富，政府也都想为其国家带来繁荣。然而，大多数国家都没能摆脱中等收入甚至低收入陷阱。我想这是问题的核心所在。1978年以前，中国有着同样的动力，当时的状况却不尽如人意，到1978年，中国仍是世界第三贫困的国家。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全球共有13个经济体懂得利用与发达国家的技术与产业差距给予的后来者优势，实现了年均增速7%或更高、持续25年或更长时间的经济增长。中国在1978年之后，成为这13个经济体中的一员。所以，基于对工业革命的理解，第二个问题的答案非常简单。发展中国家与高收入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意味着技术和产业的差距。如果一个发展中经济体能够充分利用这个差距给予的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上的后来者优势，就能迅速发展。
根据新结构经济学的分析，要把普通人、企业家、政府的动力用好，以实现经济繁荣，需要市场竞争，为企业家精神的发挥提供土壤，也需要政府的努力，不断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改善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制度环境，让企业发展壮大。过去，经济学的理论和政策实践，不是片面强调政府的作用，就是片面强调市场的作用，而来自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成败经验总结的新结构经济学强调“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有机结合，这样每个国家都可以消除贫困，实现繁荣。思路决定出路，向还深陷低收入或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贡献发展的思路，助力其摆脱贫困，实现繁荣的梦想，这是中国作为世界大国的责任，也是中国对世界和平和发展能做的最大贡献。
对想要提高收入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也需要提升劳动生产率。发展中国家既可以发明新产业、新技术，也可以从高收入国家借鉴比自己现在用的技术好的成熟技术，进入比自己现在的产业附加值高的成熟产业。这种技术和产业借鉴大大降低了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成本与风险。如果发展中国家能充分利用这些优势，它们会比发达国家发展得更快。
回望中国民企发展40年[3]
至于先进的高收入国家，自从工业革命之后，它们的技术与产业已经位于世界前沿。技术创新对发达国家来说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技术发明。产业升级意味着什么？同样也是发明新产业。发明需要大量的资本投入，并面临极大风险。实证经验表明，19世纪中叶之后，包括英国、西欧国家、北美国家在内的高收入国家的年平均GDP增长率约为3%。
改革开放40年我国经济和民营经济发展的奇迹
为何1978年之后中国能快速发展？我的答案非常简单。中国在1978年之后如此迅速的发展得益于后来者优势。经济发展意味着人均GDP与人均收入的持续增长，人均收入的持续增长有赖于劳动生产率的持续提高。如何做到这一点？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来说，需要现有产业内不断的技术创新，以及新的更高附加值的产业不断涌现，将劳动力和各种资源从附加值低的产业重新配置到附加值高的产业。只有在工业革命之后，快速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才成为可能。
1978年，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国家人均GDP是490美元，我国人均GDP不及其三分之一。当时，我国81%的人口生活在农村，84%的人口每天的生活费达不到1.25美元的国际贫困线标准，出口和进口分别仅占GDP的4.1%和5.6%，两项加起来仅占9.7%，意味着当时我国90%以上的国民经济与世界经济不相关，发展起点之低今日难以想象。从1978年到2017年，我国GDP年均增长率高达9.5%，这在人类经济史上前所未有，超出所有人的预期。
由于高速的增长，2009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0年，中国超过德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出口国家，获得了“世界工厂”的称号。在工业革命之后，英国成为世界工厂。随后轮到美国、德国和日本，现在中国获得了这个称号。2013年，中国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2014年，以购买力平价为衡量标准，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为什么过去的40年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如果李约瑟现在重新思考中国未来前景的相关问题，可能会有新的“李约瑟之谜”。
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在推动改革开放之初，提出的目标是20年“翻两番”。这意味着，中国每年的平均经济增长率必须达到7.2%。根据当时国际经济学界流行的“自然增长率”理论，任何一个国家，除了在战争或大的自然灾害之后的恢复期，可以取得两三年7%或稍高点的经济增长外，正常状况下，很难实现7%的增长。我国现在不是20年平均每年增长7.2%，而是39年平均每年增长9.5%。如按照39年年均增长7.2%计算，我国现在的经济规模是1978年的15倍。事实是，我国以年均增长率9.5%的速度增长了39年，现在的经济规模是1978年的34倍。
如何复兴中国？这是近代中国知识精英孜孜以求的一个问题。自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知识分子尝试各种方法包括洋务运动引进技术来增强军事实力，通过革命推翻帝制，开启民主科学的新文化运动和社会主义建国。但是，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中国还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为什么从1978年起，中国能如此迅速地发展？在改革开放后的连续38年间，中国保持9.6%的年均GDP增长率，贸易增长率更是达到14.8%。这么高的速度、这么长持续时间的增长，堪称人类经济史上未曾有过的奇迹。
改革开放40年以来，我国贸易增长也非常迅速。统计显示，过去39年间，我国进出口贸易年均增长率高达14.5%。1978年，我国贸易总额占GDP的比重仅为9.7%，现在已超过30%。一个国家的开放程度，通常可以用贸易占GDP的比重来衡量，经济学上称为“贸易依存度”。从贸易依存度看，在人口超过1亿的大国中，我国的贸易依存度最高。
为什么中国在1978年之后蓬勃发展
在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条件下，2009年我国经济规模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0年，我国出口数量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而且出口的产品有很大变化。1978年，我国75%以上的出口产品都是农产品或农产品加工品。现在97%以上的出口产品都是工业制造品，所以中国在国际上被称为世界工厂，是世界制造业的基地。2013年，我国贸易总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按购买力平价计算，2014年我国GDP总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2017年，我国人均GDP已达8800美元，成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一般认为，在2025年之前，我国就能跨过人均GDP12700美元这个门槛，成为高收入国家。从统计数字看，二战后至今，全球200多个发展中经济体中仅有2个经济体成功地从低收入迈入高收入阶段，一个是我国的台湾，另一个是韩国。到2025年之前，我国很可能成为第三个。目前全世界生活在高收入经济体的人口只占世界总人口比重的15%，如中国变成高收入经济体，这一比重将从15%增加至34%。
以儒家思想为主要内容的科举制度可以说是一种制度创新。在信息控制技术落后的过去，这是件好事。但是，这种制度安排并不鼓励人们学习数学和可控实验，后者恰巧是科学革命的关键。在西方国家产生了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之后，中国迅速从最先进的国家跌至低谷。有关中西经济社会的比较，我最喜欢的一句引语来自奇坡拉（Cipolla）先生的《工业革命前的欧洲社会与经济（1000—1700）》（Before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European Society and Economy1000-1700）。书的最后一句话讲道：在公元1000年到1700年，西方世界基本是农业社会且处于黑暗时代。与同时期的中国相比，西方更为贫穷与落后。但是，在18世纪之后，一切都被逆转。随着西方国家在经济、军事、政治力量上的迅速崛起，中国就像世界上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被英国及其他西方势力打败，并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就是中国没有发生工业革命带来的后果。
在此过程中，我国有7亿多人口超过每人每日1.25美元生活费的国际贫困线标准，为世界减贫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二战后，所有的发展中经济体都致力于发展经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国际机构都在努力帮助发展中国家和发展中经济体发展经济，减少贫困，我国对世界减贫的贡献率超过70%。
当科举成为国家选取人才的制度时，数学也是其中的一项考试内容。但是，皇帝随后发现，数学好的人没有用处，对皇帝的忠诚才更重要。儒家思想更有助于培养忠君爱国的人才。根据儒家哲学，要想成为一名君子，就应该仁民爱物并尽忠于皇帝。即使天高皇帝远，也要严于律己并对天子尽忠。所以即使近现代之前的信息和控制技术落后，儒家教诲与科举制度仍能帮助中国维持大一统和政治稳定。
改革开放40年以来，我国也是世界上唯一没有出现金融危机的国家。不仅如此，当国际上爆发金融危机时，我国经济发展还为世界经济复苏做出了重要贡献。1997年东亚发生金融危机，当时国际上认为东亚经济可能从此一蹶不振。但实际上，2000年东亚经济体恢复到过去的快速发展水平，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人民币没有贬值，为东亚经济提供了安定的锚，而且中国在东亚金融危机时依然维持8%的强劲增长，有效拉动了周边经济体的复苏。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来势汹汹，如同1929年纽约股市崩盘，世界经济陷入长达10多年的大萧条。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迅速推出“一揽子”计划这个积极财政政策。2009年第一季度就开始恢复增长，拉动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在2009年第二季度恢复增长，并帮助其他发达国家也在第三季度停止了负增长。对于上述贡献，我们都引以为豪。
与中国相比，西方不实行科举制度，不存在抑制杰出人才学习数学和可控实验的社会原因。对自然现象好奇的天才通过数学和可控实验来满足自己对自然现象的好奇心，从而催生了科学革命。没有本土的科学革命，就不会有本土的工业革命。
改革开放40年以来，我国民营经济发展成绩也十分喜人。从1978年至今，民营经济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统计显示，1978年，我国国民经济组成中，全民所有制占80.8%，集体所有制占19.2%，城乡个体经济、私营企业、合资企业、外商企业都是零。1992年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时，全民所有制经济占我国GDP的51.4%，集体所有制经济占35%，城乡个体经济占7.8%，私营企业、合资企业、外商企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是5.8%，后两项加起来不足14%。根据全国工商联的统计数据，截至2017年底，我国民营企业数量有2726.3万家，个体工商户6579.3万户，注册资本超过165万亿元，对国家的税收贡献超过50%，国内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以及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占比均超过60%，技术创新和新产品占比超过70%，城镇就业占比超过80%，对新增就业贡献率超过90%。现在民营经济已经是推动我国增长、促进创新、增加就业、改善民生等方面的主力军。如果说中国改革开放40年取得的经济发展成绩是人类经济史上不曾有过的奇迹，那么，民营经济的发展当属奇迹中的奇迹。
我的解释指向了中国的社会政治制度。中国有其独特的科举制度让平民百姓可以通过科举晋升为统治阶级。在传统社会中，成为官员是光宗耀祖且收益最高的工作。所以，考取功名、成为官员对大众来说极具吸引力。宋朝以后，科举制度要求考生熟记儒家的四书五经，这就导致有才华的年轻人都投身于儒家经典的学习以准备科举考试。他们没有学习数学和可控实验的动力。因此，中国缺乏拥有这两样人力资本同时又充满好奇心的人才，科学革命也就未能应运而生。
双轨制是民营经济快速发展和面临障碍的重要原因
科学革命的精髓是通过运用数学模型来归纳宇宙与自然运行的规律，并且运用可控实验来验证数学模型中产生的假说。为什么中国没有发现这种理解世界运行的新方式？发生科学革命首先必须有对自然现象充满好奇心和很有悟性的人。对自然现象充满好奇心与悟性是一种与生俱来的能力，在人口众多的中国，应该会有更多具有这种天赋的人。那为什么这些天之骄子没有找到这种更好的研究自然现象的新方式？
然而民营经济在改革开放以后的发展并非一马平川，面临着限制民营经济发展的“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问题。这些问题和我国改革开放以后的稳定和快速发展可以说是一体的两面，既限制了民营经济的发展，但同时也为民营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稳定有利的环境。
但是，技术创新革命是另一场革命的结果：15—16世纪的科学革命。科学革命使人能通过实验获得知识。当通过实验来发明新技术时，过一段时间很有可能会遇到瓶颈。科学革命的一项贡献是可以通过科学研究来获取更多关于自然界的知识，帮助人们克服在技术创新上的瓶颈，使新技术的发明可以再度源源不断地涌现。这种以科学为基础，进行技术创新实验的新方式正是科学革命的结果。所以，如果想回答为什么工业革命没有起源于中国这个问题，首先应该解答为什么科学革命没有发生于中国。
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也允许民营企业发展，但转型为其带来的结果是经济的停滞、崩溃、危机不断。20世纪八九十年代，国际主流理论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在计划经济时代发展不好，是因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扭曲太多，造成资源错误配置，滋生寻租腐败，导致效率低下。“华盛顿共识”倡导这些转型国家以“休克疗法”推行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一次性消除各种干预和扭曲，以建立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但这种转型方式忽略了一个问题，就是原来的干预扭曲存在的目的是保护补贴那些资本非常密集、技术先进、规模巨大的重工业。这些“先进”产业，违反比较优势，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缺乏自生能力，取消保护补贴后，必然崩溃，造成大量失业，社会政治不稳定，经济也难以发展。在这种状况下，即使实行了全面的私有化，也只有少数在私有化过程中攫取大量自然资源或电信、电力等自然垄断行业的企业成为寡头，其他的民营企业在经济发展总体状况差、危机不断的情况下，也就难以做大做强。
18世纪以前，技术创新以经验为基础，中国具有优势。中国肥沃的土地和适宜的气候都对农业生产十分有利，因此，中国能供养庞大的人口。庞大的人口也意味着比起其他国家，中国有更多的农民和手工艺者来积累经验，促进中国社会的技术创新和经济发展。不仅仅是中国，古埃及和古印度等古文明国家都出现在大河流域土壤肥沃的地区。我想这是中国在过去能如此先进的原因。但是，当技术创新普遍采用实验的方法得到后，庞大人口失去其优势。因为在实验室里，一个科学家能在一年中做成百上千次试验，而这原本可能需要农民或手工艺者穷其一生去完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实现了稳定、快速增长，民营经济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改革走的是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和地区相似，都是国有制为主体、集体所有制为补充的公有制经济。当时之所以要建立这种经济体制，是为了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迅速建立起资本密集、技术先进的重工业体系。对一穷二白、资本短缺、以农业经济为主的国家而言，违反比较优势的资本密集型重工业要发展，需要政府直接动员资源、配置资源，提供大量的保护和补贴，并给予国有企业市场垄断地位，不允许其他所有制企业与其竞争。与苏联、东欧地区采取的休克疗法不同，中国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采取了双轨制渐进式改革道路：一方面继续给予计划经济时代建立的资本密集型大型重工业国有企业必要的保护补贴，另一方面放开传统上受到抑制的、符合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准入，大量非国有企业，包括乡镇企业、民营企业甚至外资公司由此得以参与到中国的经济建设中来，并成为中国经济最富生机的力量。这种转型方式的好处是，维持稳定的同时，给予了广大民营企业家发挥聪明才智、追求个人价值的机会，民营经济占比从1978年的零，逐步达到1992年初的13.6%，现在已是半壁江山。
为什么西方的经济增长突然加速了？我认为是技术创新范式的改变。工业革命之前，所有社会或文明中的技术创新来自农民或手工艺者的经验。自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之后，技术创新主要来自实验室里的研究和实验。19世纪之后，技术创新来自实验，更来自科学理论指导下的实验。这种范式的转变对中国及世界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
但在此过程中，资本密集、违反比较优势的大型国有企业缺乏自生能力，没有保护补贴就难以生存，政府除了给予银行和股市资金的支持外，还给予了市场垄断地位，不允许其他所有制企业，包括民营和外资企业与其竞争，也就出现了限制民营行业准入的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
我们知道，在18世纪之前，西方国家平均每年国民收入的增长率仅为0.05%。这意味着要用1400年，才能使人均收入翻倍。当然，世界其他地区情况相似，18世纪之后，国民年收入增长率提高了近20倍，从0.05%提高到1%，人均国民收入增长一倍所花费的时间也从1400年减少到70年。在西方，从19世纪中叶至今，国民平均收入增长率再度翻倍至2%。收入翻倍的时间也从70年减少至35年。这种加速的经济增长并不是因为那三样新技术的运用，而是因为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带来的经济增长一日千里。为什么突然之间，科技创新率提高，产业升级速度加快？我认为，技术创新的速度和产业升级速度的提高才是工业革命的本质和更重要的内涵。
民营经济发展将迎来新的春天
我们先要了解“工业革命”的含义。对很多人来说，工业革命意味着蒸汽机的应用、纺织工业的机械化与钢铁使用的普遍化。但是，我认为这不是一个好的定义。因为如果一个经济体只有这三样创新，它只会经历一次大幅度的生产率提高，却不会有持续的经济发展。
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2017年我国人均GDP达到8800美元，已不再是一个贫穷落后、资本短缺的国家，绝大多数制造业包括大型装备制造业，都已经符合比较优势，继续给予这些大型国有企业保护补贴，其性质已由雪中送炭变成锦上添花。改革需要与时俱进，2013年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意味着要取消双轨制遗留下来的各种保护补贴，让各种所有制企业在市场中公平竞争。因此，民营企业行业准入的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也将随着改革的深化而逐一消失。
为什么工业革命没有发生在中国
2017年，世界500强企业中，中国民营企业占16家。这让我回想起2003年在北京召开的世界华商大会，请我去做主旨演讲，谈中国经济和华商的发展。当时我查到的数据是，2002年《财富》世界500强企业中，中国有11家，美国有198家。在演讲中我做了一个预测，到2030年，世界500强企业中，中国将可能有120家，美国大约也只有120家，中国与美国旗鼓相当。那时国际上“中国崩溃论”盛行，很多人认为我太乐观。实际发生的比我当时的预测还快，2017年，在世界500强企业中，美国企业有124家，而中国已有115家，其中民营企业有16家。
在这里，我想分析以下几个问题。第一，为什么工业革命没有起源于中国？这是中国在与西方竞争中败北的起点。第二，为什么中国在1978年之后能如此蓬勃地发展？第三，为何中国在1978年之前不能有同等程度的经济表现？第四，在这段时间，其他社会主义和非社会主义国家也都尝试从政府主导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它们的经济却出现了崩溃、停滞、危机不断，中国则保持了稳定和强劲的增长。为什么同样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不同国家的经济表现会有如此大的差异？第五，就像每枚硬币都有两面，每件事情也都有两面性。中国为快速的经济增长付出的代价是什么？第六，中国在未来是否还有可能维持快速增长，实现中国知识分子和李约瑟共同关心的中国的复兴？最后这个问题对世界经济也至关重要，在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之后，中国每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三分之一。目前世界经济尚未从2008年的危机中完全恢复，如果中国经济能保持有力的增长，这对世界来说是件好事。如果中国经济增长放慢，世界经济将会失去增长的动力引擎，这将不仅仅对中国，对全世界来说，也都是个挑战。
2003年我做出上述预测的依据是，世界500强企业的数目与一个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总体规模是正相关的。2002年，中国经济规模占全世界的4.2%，美国占32.9%，世界500强企业中国有11家，美国有198家，两者高度相关。当时我认为，只要我们走中国的道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推动改革开放，到2030年，即使按照市场汇率计算，我国经济规模也将超过美国。2003年以后的发展比上述预期还快，到2017年时我国经济规模已占全世界的16%，美国的经济规模占全世界的23.4%。现在国际上已经普遍接受我在1994年出的《中国的奇迹》一书中所做的预测，到2030年时，我国经济规模将超过美国，占全世界经济规模的比重应该在20%以上。
这个问题是李约瑟在20世纪50年代首先提出来的，那时他不能预想到在70年代末以后的40年，中国会焕发出一派全新的气象。自1978年向市场经济转型之后，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经济发展最为迅速的国家。到2016年为止，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的经济规模从占世界GDP的4.9%恢复到18.6%。以这么高的速度持续这么长时间的增长，是人类经济史上不曾有过的奇迹。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说，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届时，世界500强企业中，中国企业至少有125家。到2050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时，我国经济规模很可能是美国的1.5倍以上，占全世界经济规模的比重将超过25%；在《财富》世界500强企业中，中国企业很可能达到150家。2017年，世界500强企业中，中国有115家，其中民营企业16家，超过十分之一。民营企业的内在增长动力强于其他所有制企业。到2030年，世界500强企业中，中国企业若达到我预测的125家，我相信，民营企业可以占到40家。到2050年，世界500强企业中，如中国企业达到150家，民营企业有可能达到75家之多。
据马克斯·韦伯的研究，在13—14世纪时中国已处在工业革命爆发的边缘。有些学者研究发现，宋朝的科技和纺织业发展水平与英国在18世纪爆发工业革命前夕的水平不相上下。但是，中国并没有发生工业革命，并在近代竞争中兵败如山倒。对此，李约瑟提出了一个极具挑战的问题：为什么中国在近现代之前能大幅领先其他文明，却无法在近现代维持它的领先地位？这个问题的答案关系到我们对中国未来发展前景的判断。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民营企业走过的历程，我对民营企业家充满了敬意。民营企业家抓住改革开放的机遇，积极奋起，快速发展，积累了资本，我国的比较优势才得以迅速变化，对资本密集型大型国有企业的保护补贴才会从“雪中送炭”变为“锦上添花”，为取消保护补贴和2013年全面深化改革，以及消除限制民营企业发展的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时机的到来创造了条件。
经济基础是衡量国家实力的重要指标。根据经济史学家麦迪森的研究，在19世纪20年代，中国的经济总量仍然占当时世界经济总量的三分之一，但是，在那之后急遽下降。在1949年成立了社会主义国家时，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的比重只剩4.2%。到1978年，当中国开始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其经济规模只回升到4.9%。
十九大报告再次重申“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我相信，只要有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广大民营企业家一定能更好地发挥企业家精神，实现个人价值和企业发展，同时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贡献。
根据李约瑟翔实的文献研究，中国在近现代之前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之一。但是在18世纪下半叶英国爆发工业革命之后，中国迅速落后于西方国家。
[1] 本文根据作者2017年10月27日在英国剑桥李约瑟研究院第二届李约瑟年度纪念讲座上的演讲整理，王飘怡初译，首发于财新网。
李约瑟是我敬佩的学者，“李约瑟之谜：为何在前现代社会，中国科学、技术、经济发展的成就领先于世界，在现代社会却如此落后”由他提出，也是他一生的研究重点。他提出这个谜题的主要目的是想探讨中国是否有复兴的可能。这个谜题自我年轻时就一直萦绕于我的内心，我将从2009年在世界银行担任首席经济学家时开始倡导的发展经济学的第三版——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和视角来分析和解答这一个谜题。
[2] 本文根据作者2018年1月25日在由腾讯新闻、北京大学在达沃斯联合举办的“增长的责任·中国助力世界的未来”午餐会上的主题演讲整理。
李约瑟之谜和中国的复兴[1]
[3] 本文根据作者2018年4月28日在“德胜门大讲堂”的主题发言整理。